中國古代的土人階層:

我們知道“士農工商”組成了我們所說的古代四民社會。古代人認為社會地位最高的是當官的，就是“士”，下來是種地的農民，就是“農”，接下來是作坊的工人，就是“工”，地位最低的就是商人,也就是“商”。而作為古代知識分子的“士”的地位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最早的中國知識分子要追溯到殷商的巫,祝,史,宗。那時的知識階層完全依附於統治者，是政治文化的傳播者。到了春秋時代，士階層逐漸形成，因為社會的流動性逐漸增大，士的來源人士比較龐雜，包括貴族，也包括庶人，是上下流動的匯合階層，也促進了社會的流動混合。到了戰國時期，公室和私門爭相養士，力圖為自己吸引人才。為了兼併戰爭的形式需要，吸引人才為自己效力，所以形成了養士之風。

士，是作為封建社會中最基礎的貴族，也是最高階的百姓。歐洲有騎士，日本有武士,而中國的以知識份子為代表計程車族階級。中 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後演變為對知識分子的泛稱。原來可能指原始社會末期與氏族部落首領和顯貴同族的武士，進入階級社會後，他們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因古代學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貴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識，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識和技能之人的稱呼。

春秋時代，各國之間征戰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車戰及武士的作用減小士的地位也出現了上升或下降的變化。有些卿大夫為擴大影響，鞏固地位，設法招徠士眾以張聲勢，很多士便投靠到他們那裡。還有部分士為解決經濟困難去為人辦喪事，當贊禮，或經營工商業;也有人從事私人講學，傳授文化知識，從此中國歷史上又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文化活動的土。他們遊學各國，思想活躍，為中國古代學術領域百

戰國時代，爭霸和兼併戰爭更為劇烈，於是朝秦暮楚的遊說之士應運而生。他們穿梭於各國間，充當說客，縱橫家便是其代表。這時各國封君權貴的養士之風也很盛行。秦漢時期，士的內涵發生了進一一步的變化。

士，稱為士大夫時，可以指軍隊中的將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權和州郡縣供職的官吏的泛稱;稱為士人時，則一般特指具有較高封建文化素養、從事精神文化活動的知識分子。漢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風骨氣節及學識才能)，一旦成為名士，功利官位會接踵而至，故士人或著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恪守封建綱常名教;或浮華交遊，廣結朋黨，相互吹噓，以沽名釣譽。東漢後期，在士人中間清議品題人物之風極盛。這種人物品題屬於民間範圍。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確立，品評士人之權收歸政府。凡由中正品評者，皆據其德行才能、家族閥閱而給予不同品第(鄉品)，然後授予各種官職。未經中正品評者，不得仕為品官。於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種特定階層的含義。士庶對立，漸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為士，否則為庶。士人中，又出現憑藉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顯並累世居官的家族，是為士族。士族在東晉時達到極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後，士族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士作為一特定階層的觀念仍然保留。宋以後，士或士人一詞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不再特指品官。

士分為四類:

一為學士，指的是儒墨道法等各派學士;

三為方士或術土，-等是研究天文等專門領域,在文化上的影響巨大，一等是陰陽占卜家;四類為食客，是比較雜亂計程車階層,包含了社會了各類人等。此時計程車不囿於身份高低貴賤。士階層的特徵很明顯，他們胸懷天下，以弘道為己任,有強烈的政治參與願望，能夠嚴以律己。我想戰國時期計程車的特徵應當對我們現代的知識分子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能是什麼?不僅僅只是研習學問，沉溺於書本。關切社會與民生，是知識分子內在品質。

中國古代士風與名節

“士風”最初只是一個褒義詞,如《晉書》卷七十一《熊遠傳》:“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 有士風。”《舊五代史》卷五十八《趙光胤傳》說李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卷九十六《鄭受益傳》:“家襲清儉,深有土風。 ”大致到了宋代,“士風”就轉變為-一箇中性名詞。宋仁宗初,晏殊認為,“舉人作訟，以覬覆考,頗虧士風”。《朱子語類》卷六十二:“今H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宋理宗寶祐時,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士風日薄，文場多弊”。

中國古代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很強調名節、氣節之類。“名節”一詞見於《漢書.龔勝、龔實傳》:“二人相友，並著名節。”《三國志陳琳傳》載魏文帝書:“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斡)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唐代, 張九齡說:“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李德裕說:“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

關於氣節， 亦有很多記述。如《史記汲黯列傳》載，汲黯“好學,遊俠，任氣節，內行惰絮, 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後漢書馬援傳》載,王磐“擁富貲,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北齊書万俟洛傳》載，万俟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等等。

歷朝中最強調名節或氣節者是東漢和宋。東漢士人強調“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儘管東漢士人崇尚名節, 卻絕非鐵板一塊。漢靈帝時,宦官“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晉人傅玄評論說:“靈帝時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潁、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人錢

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潁數征伐有大功,烈有JI;"N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崔烈問兒子崔鈞:“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崔鈞說:“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 天下失望。”崔烈又問:“何為然也?"崔鈞說:“論者嫌其銅臭。”崔烈“怒,舉杖擊之”。

此事還是反映了清議的影響，但清議到頭來敵不過銅臭，故不能將東漢計程車風估計過高。

東漢的好士風不僅對當時,即使對後世也產生了影響。唐代,柳冕說:“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李絳說:“後漢末，名節骨鯁忠正儒雅之臣, 盡心匡國,盡節

關於宋朝的土風和大多數士大夫的表現，前述筆者已:發表的文章，特別對南宋前期成千上萬計程車人在宋高宗和秦檜的威逼利誘下,程度不等地捲入附會紹興和議的情況,已作介紹。故南宋劉宰感慨於當時的士風與文風，評論說:文以氣為主。年來土大夫苟於榮進, 冒乾貨賄, 否則喔咿嚅倪，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 此處另可作一些補充說明。《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九說,“至範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至範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 ;“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范仲淹對天水一朝士大夫名節觀的發展和振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有兩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們熟知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是“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政治上不怕受罪，而個人操守則務求清白。

另一個在倡導名節觀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人是歐陽修，他在所著的《五代史記》卷三十二《死節傳》、卷三十三《死事傳》卷三十四《一行傳》等中批判了五代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縉紳之士安其祿 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在卷五十四中, 他又批判了馮道，“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 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事九君，未嘗諫諍”。將這個會“取稱於世”的人置於在古代儒家節義觀的審判臺上,“長樂老”確是輸了理。此後,宋朝已無人再為“長樂老”公開辯護。但是,從史實出發，也不可能將宋朝計程車風和名節、氣節觀估計太高。

“以儒立國”的宋朝當然與遼朝不同，然而據金人的評論:“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若水水)一人。看來遼亡之初, 如要真修撰《忠義傳》，人數也不一定少於北宋,只是因史料殘缺，不可能有更多的記錄傳世,元人修《遼史》,已不可能另設《忠義傳》,如此而已。

眾所周知,北宋末，爆發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太學生的伏闕上書愛國群眾運動, 陳東“率士數百,伏闕上書”，即有太學生數百生。此外，在開封城破之後，又有太學生楊誨、:丁特起、徐揆、黃時偁、朱夢說等人都表現了愛國氣節。但另- -方面的記載介紹,當時“金人索太學生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太學生皆求生附勢,投狀願歸金國者百餘人。元募八十人,而投狀者一百人,皆過元數。其鄉貫多系四川、兩浙、福建，今在京師者。比至軍前，金人脅而誘之曰:‘金國不要汝等作大義策論,各要汝等陳鄉土方略利害。’諸生有Jfl 人、閩、浙人者，各爭持紙筆,陳山川險易,古今攻戰據取之由以獻。又妄指娼女為妻, 要取詣軍前。後金人覺其無能苟賤，復退者六十餘人。”金人將他們“髡之”，待到金軍撤退,也有“至中路,裸體逃歸”者。簡直就成了-一幅百醜圖。在這百名太學生身上,又何曾見到歐陽修所倡導的名節觀的影蹤。據宋神宗元豐時規定，太學“通計二千四百人’。宋徽宗崇寧時規定，太學和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後廢辟雍，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看來太學生應有所減少。由此可見，無論是參加伏闕上書者，或無恥降金者，都應占太學生中的小部分。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太學生的多數因各種原因、情況或顧慮,在宋朝危難的關鍵時刻,不能像陳東等人那樣挺身而出。

再就南宋末的死難者作一統計。《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傳》,卷四百四十九至四百五十二，卷四百五十四《忠義傳》、《昭忠錄》, 以及《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詩》、卷十九《文丞相督府忠義傳》等所記錄南宋末殉難人物頗多。今以襄樊之戰始，作如下統計。當時殉難的文臣計有文天祥、李庭芝等八十六人,殉難的武臣有江彥清、張順等四十二人，另有和尚莫謙之和道士徐道明。上引的統計當然也不見得完全，共計為一百三十人。

南宋的官員數，據宋理宗寶祐四年( 1256年),監察御史朱熠說:“今FI 以百餘郡之事力, 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估計二十年後宋朝亡國時的官員數也相差不多。可知即使以南宋末年而論, 卿士大夫投降者仍佔絕大多數,只是史

料.上不詳細記錄而已，今留存有汪元量的一句詩:“滿朝朱紫盡降臣。”在南宋亡國時,真正像文天祥、陸秀夫那樣的死節之士,無疑只是鳳毛麟角。連與文天祥一起登第的弟弟文璧，不是也“將惠州城子歸附”元朝, 故元世祖說:“是孝順我底。”故文天祥後來寫詩說:“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

史實證明,無論是北宋末、南宋初,還是南宋末,大多數士大夫並沒有響應范仲淹和歐陽修的號召，做守節者或死節者。這就足以證明，儘管在-個強調名節的時代,儒家節義觀的教育對宋儒所起的作用也不宜高估。

明朝的專制淫威大大勝於宋朝的優禮士大夫，皇帝對臣僚卻異常苛酷,很多諍臣都死於廷杖。儘管如此,但一批又一批的諍臣，還是前仆後繼，一不怕罰,二不怕死，而彪炳於史冊, 這反映明朝計程車風確有值得稱道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明朝士風之糟,也同樣令讀史者觸目驚心。《明史》評論說:“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橫,黨與未盛。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於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閣上。迨神宗末年，訛言朋興,群相敵仇，門戶之爭固結而不可解。凶豎乘其沸潰,盜弄太阿，黠桀渠儉，竄身婦寺。淫刑痛毒,快其惡正醜直之私。衣冠填於狴犴,善類殞於刀鋸。迄乎惡貫滿盈,亟伸憲典,刑書所麗,跡穢簡編，而遺孽餘燼,終以覆國。莊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學士韓纊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賢不過一入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特別是天啟時，宦官魏忠賢得勢，大批經無恥士人爭相趨附,“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豎自王體乾等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樑棟等三十餘人,為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繆,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 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逼置死黨”。這正是明代士風的真實寫照。

梁庚堯依據南宋的豐富史料撰寫了《豪橫與長者:南宋官戶與士人居鄉的兩種形象》。但他沒有說明豪橫是主流，還是長者是主流。何以在今存史料中, 似乎精英們的比例較大呢?我想至少應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史料上的有善方錄;二是史料上的隱惡揚善。

傳世計程車大夫輩手筆,出於表彰鄉賢，宣傳儒道等各種原因，記錄了- -些士大夫的善舉。至於更多平常的、普通的事，則往往認為沒有記錄的必要。其實，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是需要重視更多的帶有普遍性的事物。今以《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十七及《朱文公別集》卷九、十所載，宋孝宗淳熙時,朱熹在南康軍和浙東施行的荒政為例加以說明。朱熹在南康軍城郭與星子等三縣共“勸諭到上戶”二。六戶“共認賑糶米”,其中有進士(舉人)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文官從九品)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 功郎”。但“其間有上戶卻將溼惡粗糙米赴場出糶，有誤民間食用”。他又“切慮各縣逐場監糶濟官，容縱合乾等人,減克升斗,及容上戶將砂土、碎截、溼惡、空殼米穀赴場中糶濟,及巡察官不即前去”。浙東荒政,反映的弊端就更多,如“紹興府都監賈祜之不抄札饑民”，“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這是與吏胥合夥犯罪為惡。“衢州守臣李

密克勤偷盜官米”,這是與吏胥合夥犯罪為惡。“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官員張大聲和孫孜“檢放旱傷不實”,“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等，朱熹奏明推賞者則有四人:“婺州金華縣進士(舉人)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處州縉霎縣進士詹玢獻米二千五百石”,分別授官迪功郎和上州文學。以上記載多少反映了在荒政中之舉,決不是鄉士大夫輩人人樂意捐助。

南宋晚期,黃震在撫州(治今江西臨川西)舉辦荒政，也發生類似的情況。

其實,在階級社會中,剝削和統治階級的多數是為富不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若僅僅摘取為富者仁、樂善好施的記錄, 則不能不以偏概全。論析豪橫是主流,還是長者是主流,其實根本離不開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指導, 唯以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為指導，方能有科學的論析。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例如,在目前的媒體報道中,孔繁森、任長霞等的先進事蹟固然層出不窮,令人感動,但他們到底在為“官”(應是公僕)者中佔了多少比例，社會主人們一般是胸中有數的。如若後人依據目前的媒體報道，認為現在的為“官”者，多數就是孔繁森、任長霞之列,或者同時有公僕和貪官兩種:形象，不分什麼主次，今人又當以為如何?

很多歷史人物可說是亦好亦壞,但若依據片面的、隱惡揚善的文字,就有可能作出至少是不全面的評價。例如,《宋史》中將趙鼎稱為“中興賢相”，並將他與峭直孤忠、鞠躬盡瘁的宗澤並列。然而依據今存史料,特別是朱熹的評論，趙鼎並非沒有做過好事, 但最終卻淪為主和派。“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北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數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元鎮亦只欲和,但秦檜既擔當了,元鎮卻

落得美名。”南宋初年,將行在設於建康府(治今南京)還是臨安府(治今杭州)事實上體現了戰與和的政策分歧。李綱

上奏，並專門修書給趙鼎,強調“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車駕不宜輕動”。時任宰相趙鼎卻力主並主持遷至臨安。《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七、卷一百三十一-說，“其(按:指趙鼎)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張浚)極費調護，已自定疊了。只因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虞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為大臣謀國一至於此”，“為大可恨"!陸游詩也批判說:“廟謀尚出王導下,顧用金陵為北門。”東晉以建康為國都，建康亦名金陵，而趙鼎力主將“行在”從建康後撤臨安，其實就是無復北顧中原的象徵。

宋孝宗的老師史浩頗有聰明才智，表現在極善圓滿地排解專制政體和官場的各種糾紛，也作了 若干好事，但處置軍國大事，卻又是十足的庸劣。《宋史史浩傳》無疑是承襲宋代史官的曲筆，特別是隻字不提史浩出餿主意，招致了德順之戰的最終大敗,川陝宋軍的主力被殲。宋孝宗最終才明白:“此史浩誤朕!”史浩對金朝早就提出“欲以弟侄之禮事之”，無非仍是稍稍爭取點體面, 而忍辱苟安。他“既參知政事,(張)浚所規畫, 浩必阻撓，如不賞海州之功，沮死驍將張子蓋，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為也”。這當然也是誤國失策的行為。

如果不是參對其他史料,也難以較為全面而公正地評價史浩。

胡舜陟與前兩人相比,當然不算重要歷史人物。但胡舜 陟文武兼資，也有 政績。綜觀史料所載,也不無汙點。據《朱文公文集.乞褒錄高登狀》和《宋史高登傳》載，時任廣西經略安撫使的“胡舜陟謂登日:‘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於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為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為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這兩份記載又使我們見到了胡舜陟的另一種形象。他企圖以“創檜祠,而自為記”來討好秦檜。當然不承認如趙鼎、史浩、胡舜陟等人算得上精英,這與某些學者所稱精英的範圍，是大不相同的。

陸游無疑是南宋頭號大詩人,以其愛國詩而在中國古文學史上享有應得的盛譽。他的詩中有“君不見昔時開封宗大尹，義感百萬虎與狼。疾危尚念起擊賊，大呼過河身已僵”;“劇盜會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堂堂韓嶽兩驍將，駕馭可使復中原”;“西酹吳玢墓，南招宗澤魂”等句。熱烈歌頌了宗澤、岳飛、吳珍、韓世忠等抗金名臣和名將,卻從未歌頌過庸將兼大貪官也是殺害岳飛兇手之一的張俊。然而因與張俊會孫張鏃的過從甚密，陸游卻在《渭南文集》中對張俊大加頌揚: “建炎以來,功臣則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誰?故國家所以褒表崇異，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平心而論,此文只能反映陸游的缺點，若以此作為肯定張俊的依據,豈非完全失實。

葉逋是宋代有名的思想家，人們一般都予以正面評價。但其卻為秦檜獨相期間的兩個短命執政，其實是為虎作倀的狗腿子楊願和汪勃權碑立傳。如果僅據這兩個墓誌銘，人們也會對楊願和汪勃產生誤解。

狗腿子楊願和汪勃權碑立傳。如果僅據這兩個墓誌銘,人們也會對楊願和汪勃產生誤解。

根據多年來的經驗,我以為評判任何歷史人物,一條重要的原則是須經受反面事實的揭發。自古迄今,虛美的記錄不可勝數。然雖為虛美, 但若是外行，或是不知情,就完全難以辨別。因此,這就需要我們格外警醒。

古代士人的意義

中國古代計程車已經是一種文化符號，代表著-種精神的標杆，具有純正且純粹的理想主義性質。“士”的精神, 其核心是一種操守。不管社會如何變化,我都有自己的一定之規，毫不妥協,堅守自己的理念與立場，堅持用自己的眼光和趣味來衡量-切。而這種“理念、立場、眼光、趣味”在“士”這個

群體裡，幾乎是一致的。

以天下為己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士”的人格在政治上的體現,即“士”的政治人格。他們對自己的這種政治人格感到驕傲甚至自負,對應這種政治人格的政治行為,就是“諫”“諫”是具有“士”的特徵的古代官員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政治追

求,生命可以置之度外。對於這種政治追求, 帝王君侯也會肅然起敬。帝王可能會一-時興起,把他們貶掉,甚至殺掉，但從宏觀整體來看, 則是禮遇有加、褒獎鼓勵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是“士”的政治情懷。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不能治理國家,則退而醫治人們的心靈。在經歷仕途的無奈之後,他們往往退而結廬,充當教師或者著述者, 從靈魂上塑造社會。

士族，一個兩晉南北朝時期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佔據了特殊地位的階層。

要是你是士族出身就算你又呆又傻，自小就綾羅綢緞山珍海味享用不說，長大了肯定有個官做，於是就沿承了家族的血脈，世世相襲。

它們憑靠自身實力以及種種特權，士族人往往高高在上的看人，無論是朝廷重臣還是皇親國戚甚至皇帝都不怎麼放在眼裡。

那麼，士族是怎麼產生的？

追其起源的東漢說起，由於漢光武帝是經過幾大世家的扶持登上帝位，其上位後頒行各項法令，從制度上維護士族地主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權，曹魏實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夠憑藉家世出身參與政權。

西晉建立後，司馬氏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援，對他們繼續實行放縱和籠絡的政策，從而形成了典型的門閥（士族）政治。

由於士族按照門第和血統確定官位，就不得不在文化和婚姻上都保持了高度的排他性，不與庶族通婚，甚至把跟庶族坐在一起看作是很有失門面的事情，可見士族和庶族之間在交往時有嚴格的區分，其嚴酷程度，較之種族隔離不遑多讓。

庶族如果不安分守己，妄自尊大要和士族平等交往，那會遭到嚴厲打擊。

《南史·王僧達傳》：“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

路瓊之貴為皇親國戚了，就因為是庶族出身，想跟士族拉關係，套近乎，結果得到的都是一場羞辱。

更有甚者把寒門、役門出身的人，都看做是“小人”。東晉的劉惔和王濛都出身高門。一次他們倆結伴外出，到了中午也沒吃上飯。這時候有一個與他們認識的“小人”特意準備了酒席，菜餚非常豐盛。劉惔卻拒絕了。王濛的階級覺悟沒有他高，又熬不住餓，就對劉惔說：“聊以充飢嘛。為什麼要拒絕呢？” 劉惔大義凜然地說：“孔子曰：唯君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我們不要跟小人打任何交道。”這些“小人”想巴解都巴解不上。

這種情況，隨著隋唐科舉制的實施使門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透過考試參加到政權中來，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礎“九品中正制”；禁止無限佔田和隨意買賣土地的規定，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經濟基礎，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士族終敗與皇權而結束。存續了六七百年計程車族制度最終在歷史舞臺上消失。

古代計程車族階層是很複雜的，它們是由各種古老的王室成員和有一定知識和社會地位的人，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慢慢的就形成了各自相對固定的家族，或者說社會階層，與士族相反的階層則為庶族。

古代計程車族的權利是隱性的，士族的身份是由所在的家族地位決定，不能由後來任何人(包括皇帝)來授予，當時社會首先看的是你先天的門第、出身，而不是後天的財富、地位。士族成員隱身在家族之中，並不一定能直接兌換成錢或官職，即使這樣，沒有什麼顯性的特權，但是在當時士族的身份還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帶給人一種上層社會的准入資格。例如，北魏的時候，著名的孝文帝遷都洛陽，高官韓顯宗上書建議，在洛陽制定一條制度＂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就是讓士族和庶族的居住區隔離開，不要彼此混雜，注意，是士庶分居，不是官民分居，也不是貧富分居，士族和官員、富人有很大的交集，但並不完全等同，如果你是士族成員，就可以住在專屬的高檔地域，而非士族的官員或是富人，即便是比你更有錢，有勢，也只能被視為跟庶族是一個檔次的。

士族是一個社會地位上的精英階層，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貴族，而所謂的寡頭政治，就是指寡頭階層壟斷的政治資源，並且成為一種常態，但這並不是制度化，士族也要納稅和服徭役，沒有免稅權。古代計程車族世家的理念，以家族為重，皇帝的政令難以通達天下，成為了歷朝歷代產生尖銳矛盾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