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蓀，號次沂、晚年自號止叟，出生於江蘇常州府武進縣龍溪，清末政治家，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和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創始人，同時也是一位實業家和福利事業家。代表作品有《愚齋存稿》《常州先哲遺書》等。盛宣懷創造了11項“中國第一”：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創辦了中國紅十字會等。

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撒手人寰，家業由其遺孀莊德華夫人接管。莊夫人出生於常州大戶人家，並善於理財治家，精明過人。當時她的賬房叫“太記賬房”，所管理經營的盛家產業，從上海、蘇州、常州，直到南京、九江、武漢，極為雄厚。 1927年秋天，莊夫人突然患病去世。臺柱子一倒，盛家子孫頓時慌做一團。而最敏感的問題，莫過於老太爺的遺產分配。 盛宣懷到底留下了多少遺產，一直是眾說紛紜。他在去世之前，曾有遺囑，將其遺產的一半拿出來建立“愚齋義莊”，救濟盛氏家族貧苦人家，並從事社會慈善事業。盛宣懷指定的遺囑執行監督人，是他的恩師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經過兩年半的清理，最終統計出盛氏財產至1920年1月止，總額為銀元1349萬餘兩，除去償款等，實際應分財產為1160餘萬兩。其中五成分給五房盛氏子孫，每房各得遺產116萬兩。另五成捐入“愚齋義莊”。 1927年11月，老四盛恩頤無視父親遺囑，突然向法院提出，要將早已歸入“愚齋義莊”用於慈善基金的遺產，由盛氏五房分掉。這一下，在家族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盛宣懷的女兒甚至為此告上了法庭。江蘇省政府趁此機會，趕緊插上一手。1928年10月，省政府委員會主席鈕永建下令，限時將義莊的資金股票一律凍結，派員來接收。白撿了一個大皮夾子。這個結果是盛恩頤始料不及的，但對此也無可奈何。

喬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人，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祁縣喬家第三代人，是喬家第四位當家人，也是喬家門中最長壽的人。喬致庸於同治初年（1862年）修建了著名的喬家大院，被譽為“清代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喬致庸出身商賈世家，自幼父母雙亡，由兄長撫育。本欲走入仕途，剛考中秀才，兄長故去，只得棄文從商。喬致庸享年89歲，一生娶有6妻，因喬門中有不許納妾的家規，所以都是續絃。

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年天遭大旱，喬致庸開糧倉賑濟災民。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張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號嗇庵，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省海門市長樂鎮（今常樂鎮），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上海海洋大學創始人。 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被稱為“狀元實業家”。創辦中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業的發展壯大、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以及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出殯之日，南通萬人空巷，近乎全城民眾都趕來為張謇送行。

伍秉鑑（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於康熙初年定居廣東，開始經商。到伍秉鑑的父親伍國瑩時，伍家開始參與對外貿易。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華人入選，伍秉鑑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個從江西來到廣東廣州的小家庭經營成全球首富的大家族，最顯赫的家族。

作為 封建王朝沒落時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鑑所積累的財富註定不會長久。就在他的跨國財團達到鼎盛時，一股暗流正悄然湧動。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儘管伍秉鑑曾向朝廷捐鉅款換得了三品頂戴，但這絲毫不能拯救他的事業。由於伍秉鑑包庇外商走私鴉片，他曾遭到林則徐多次訓 斥和懲戒，還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鉅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 《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償還300萬銀元的外商債務，而伍秉鑑一人就承擔了100萬銀元。也就是在這一年，伍秉鑑病逝於廣州。 伍秉鑑死後，曾經富甲天下的廣東十三行開始逐漸沒落。許多行商在 清政府的榨取下紛紛破產。更致命的是，隨著五口通商的實行，廣東喪失了在外貿方面的優勢，廣東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權也隨之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降臨到十三行街，終於使這些具有100多年曆史的商館徹底化為灰燼。

胡光墉（1823～1885），幼名順官，字雪巖，湖裡村人。墉幼時家貧，幫人放牛為生，稍長，由人薦往杭州于姓錢肆當學徒，得肆主賞識，擢為跑街。咸豐十年（1860），因肆主無後，臨終前，以錢莊贈之，乃自開阜康錢莊，並與官場中人往來，成為杭城一大商紳。 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軍攻杭州，光墉從上海、寧波購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委光墉為總管，主持全省錢糧、軍餉，因此阜康錢莊獲利頗豐。京內外諸公無不以阜康為外庫，寄存無算。他還協助左宗棠開辦企業，主持上海採運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從中獲得大量回傭。他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餘兩，田地萬畝。由於輔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補道，賜穿黃馬褂，是一個典型的官商。

同治十三年，籌設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光緒二年（1876）於杭州湧金門外購地10餘畝建成膠廠。胡慶餘堂雪記藥號，以一個熟藥局為基礎，重金聘請浙江名醫，收集古方，總結經驗，選配出丸散膏丹及膠露油酒的驗方400餘個，精製成藥，便於攜帶和服用。其時，戰爭頻仍，疫癘流行，“胡氏闢瘟丹”、“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備受歡迎。此後，胡光墉親書“戒欺”字匾，教誡職工“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採辦務真，修制務精”。其所用藥材，直接向產地選購，並自設養鹿園。胡慶餘堂成為國內規模較大的全面配製中成藥的國藥號，飲譽中外，對中國醫藥事業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光緒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開辦蠶絲廠，耗銀2000萬兩，高價盡收國內新絲數百萬擔，企圖壟斷絲業貿易，惹怒外商，聯合拒購華絲。又因海關海運操於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運。次年夏，被迫賤賣，虧耗1000萬兩，家資去半，週轉不靈，風聲四播。各地官僚競提存款，群起敲詐勒索。十一月，各地商號倒閉，家產變賣，胡慶餘堂易主，宣告破產。接著，清廷下令革職查抄，嚴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僕從，於光緒十一年十一月鬱鬱而終

要說晚清有那些著名商人，不得不說晚清一大特色紅頂商人，在晚清有三大紅頂商人分別為胡雪巖、伍秉鑑和盛宣懷，他們的結局也是大不相同。

所謂的紅頂商人說白了就是官商一體，指政府內的官員在以商人的身份去經商，擁有官人和商人的兩個角色。

隨著時間的推移紅頂商人的泛指越來越廣，比如一個商人在官場同樣混的開也可以稱之為紅頂商人。

不具備官員的身份，與政府高層關係好其自身商業實力可以影響政府政策的都被統稱為紅頂商人。

胡雪巖小時候也跟大多數人一樣生活在底層階層，在晚清那個時期這樣的階層上學的機會渺茫，好在胡雪巖還讀過一些書。

雖然沒上過多少學可這胡雪巖頭腦靈活聰明，在當時的雜貨鋪做雜工，發奮圖強學習了不少字與經商之道。胡雪巖的性格也註定了胡雪巖能夠成為一個大商人，他不但聰明又踏實能幹，還不輕易的抱怨社會的不公，整天十分樂觀的工作。

雜貨鋪畢竟學習的東西有限，胡雪巖後來選擇了去錢莊做小夥計，一支沿用自己一貫作風，踏實能幹的胡雪巖深受掌櫃的重用。掌櫃的在臨終前居然把錢莊交給了胡雪巖，此時的胡雪巖已經搖身一變成了錢莊掌櫃。

幸運的事又降在了胡雪巖身上，人只要有實力關係圈也就慢慢在上升層次。胡雪巖作為錢莊掌櫃其層次直線上升，而後遇到了王有齡。王有齡是官場之人，加上胡雪巖的錢莊，官商合作。

官商合作了之後，那財富不得蹭蹭蹭的上漲，王有齡為胡雪巖牽線搭橋，當時浙江一般的錢財都存在胡雪巖的錢莊裡面，官商一體不發都對不起老天。

作為商人買賣大了不能只靠在一個樹上乘涼不是，後來胡雪巖又與曾國潘和左宗棠合作，不僅開錢莊還販賣軍火，與朝廷合作那可是當時的第一大買賣。

此時的胡雪巖可以說是晚清時期的第一紅頂商人了，人的慾望是無止無境的。胡雪巖在富甲天下的時候其野心也隨之增長，因為壟斷生絲生意導致資金斷裂，朝廷的制止後下令抄其家產。加上自己所依仗的官員相繼去世，晚年的胡雪巖身上幾乎沒有半分錢財，時也命也，胡雪巖也不枉此生起碼榮華富貴享受過，晚年悽慘去世又如何。

伍秉鑑的生意主要是在廣州的十三行，跟外華人進行貿易，並跟外華人的關係密切。由於外華人的關係伍秉鑑也得到了官場的很大的照顧，也算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紅頂商人。

由於後來的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又是割地又是賠款還要給洋人開放通商口岸。在這樣的情況下廣州十三行的貿易地位就面臨挑戰，衰敗是在所難免，十三行的衰敗自然伍秉鑑的實力也相對的損失不少。

晚年的伍秉鑑想要去外國移民，還沒等到移民就去世了。伍秉鑑跟胡雪巖相比，雖然沒有晚年悽慘，一個巨大的商人在晚年財產稀釋對於商人而言也是一種失敗。

盛宣懷跟胡雪巖伍秉鑑相比則要幸運的多，盛宣懷其人是一個辦理洋務的能手，連李鴻章都十分依賴於他，一個商人可以讓政府高官依賴我想是所有商人的夢想吧。

晚清時期的鐵路電報等都是從盛宣懷的手裡辦理的，為以後的中國也留下了不少實在的東西。

同樣盛宣懷看到自己實力之後也膨脹過，但是他有膨脹的資本，畢竟有很多為民為國的實業做後盾，曾經盛宣懷與袁世凱也是爭鬥的不行。

盛宣懷晚年生活還是比較幸福的，在其臨終之前還把自己一般的家業捐獻出來。

三大紅頂商人我認為盛宣懷才是最好的一位，他的產業和晚年作為也預示其晚年能夠善終。

商人在實力變大的同時，變大的不應該是野心而是善心，雖然這句話有點道德綁架，但是人心生善念總比惡念要好，你說對嗎？

伍秉鑑：商名伍浩官。清代廣東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憑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走私鴉片迅成鉅富。1834年已宣稱有資產2600萬元（一說為2600萬兩），西方學者稱其為"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財，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償還《南京條約》規定的300萬元外商債務，他獨自承擔100萬。同年在廣州病逝。

胡雪巖：本名光墉，著名的“紅頂商人”，近代“徽商”的傑出代表。因與左宗棠結交，借協辦福建船政局、蘭州製造局之機，靠包辦湘軍軍需物資業務致鉅富。資金最高曾達兩千萬以上，後受洋商排擠破產。胡慶餘堂即為其創辦知名企業。

王熾：字興齋，雲南彌勒人，另一個‘紅頂商人”的代表，晚清赫赫有名的鉅商之一，創設“同慶豐”，並改組“天順祥”，富可敵國。

盛宣懷：清末官商代表人物，總辦全國電報業務，承辦漢陽鐵廠、江南製造局等實業，箇中中飽私囊，累為鉅富。

張謇：近代著名的“狀元商人”，創辦大生紗廠與墾牧公司致富，興辦教育，鼓吹立憲。

喬致庸(1818-1907) 字仲登，號曉池，喬家第四代人，人稱亮財主，為著名晉商。十數年後，其祖業包頭商號獲利倍增，於「復盛公」之外又增設「復盛全」、「復盛西」等多處，左右著包頭整個市場，因此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除商業外，兼營錢莊、當鋪，相輔相成，資本愈見盈厚。光緒三年(1877)縣遭饑饉，出鉅資助販。因販災義舉，受到清廷“舉悌弟加五級”，並賞戴花翎的嘉獎。

葉澄衷(1840-1899） 寧波莊市人，是著名的寧波商團的先驅和領袖。他做生意很有天賦，頭腦清醒，樂觀時變，為人處事既誠且信，寬厚待人，被稱為“首善之人”。在葉澄衷傳奇性的創業歷程中，誠信寬厚的性格幫助他在窮途時得到難得的機緣，有人資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匯路口開設了上海灘第一家由華人獨自開業的五金店——順記洋雜貨店。並據此發展出覆蓋五金、機械、鋼鐵直至軍需器械和軍服的龐大生意，開設了38個分支機構，贏得了“五金大王”的美稱。並繼投資金融業，在上海、杭州、鎮海、蕪湖、湖州等地開設票號、錢莊，鼎盛時竟達108家。在寧波商幫中，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做人當如葉澄衷”。

個人最喜歡胡雪巖，他從一個平民小百姓透過他母親的教育，做事透過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然後做到紅頂商人，他的一生的經歷可以大家去了解學習。最近我也在聽那個臺灣教授曾仕強對胡雪巖的人生經歷的一個講解吧！並非廣告啊！

雖然封建社會大多重農輕商，商人的社會地位普遍較低，然而歷朝歷代仍然總會出現一些極富傳奇色彩的行商富賈，有的甚至富可敵國。晚清時期，隨著外來思想的不斷衝擊，商業也開始進入蓬勃發展時期，或為發財致富，或為實業救國，也曾誕生了大量的著名商人。

胡雪巖本名胡光墉，出生於安徽徽州績溪，13歲起移居浙江杭州。乃是中國近代的著名紅頂商人，徽商代表人物，因在杭州創立“胡慶餘堂”中藥店，制“避瘟丹”、“行軍散”、“八寶丹”供軍民之需，藥店傳承至今，固有“江南藥王”之美譽。

胡雪巖一生可以說有三個貴人，其一為阜康錢莊的於掌櫃，胡雪巖本在杭州阜康錢莊做學徒，因掌櫃沒有後人，因而將辦事靈活的胡雪巖當做親生兒子，彌留之際將錢莊全數託付胡雪巖，這成為了胡雪巖在商海中的第一桶金。

其二則是晚清官員王有齡，兩人關係極為密切，在王有齡署理湖州知府時，胡雪巖便開始代理湖州公庫，王有齡升任浙江巡撫後，又鼎立相助胡氏的“阜康錢莊”。隨著王有齡的不斷高升，胡雪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而在庚申之變中，胡雪巖不僅與軍界搭上了鉤，且被王有齡委以辦糧械、綜理漕運等重任，幾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戰時財經。

其三則是左宗棠，太平軍攻陷杭州後，王有齡自縊身亡，左宗棠率軍進剿浙江，胡雪巖很快便透過關係和左宗棠搭上了關係。此後，雙方你來我往、各取所需，憑藉這種亦官亦商的身份，胡雪巖生意也越做越大。

後因資助收復新疆有功，經左宗棠推薦，胡雪巖被賞穿黃馬褂、賜紅頂戴，於是胡雪巖便成為了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不過，左宗棠的死對頭李鴻章對胡雪巖很不喜歡，而得到李鴻章支援的另一位大官商盛宣懷便對胡雪巖大肆傾軋，設計擠兌搞垮胡雪巖的錢莊，又使他的生絲生意破產。破產後的胡雪巖被查抄革職，失去了紅頂，很快憂憤而死。

王熾，彌勒縣虹溪人，也是晚清著名的紅頂商人，民間稱為“錢王”。幼年喪夫的他因家境貧寒而被迫輟學，依靠母親紡織為生，成年後因在鬥毆中失手打死表兄姜庚而逃至四川重慶，用母親賣掉陪嫁玉鐲的10兩銀子做本錢，從趕馬幫販運開始步入商途。

王熾經歷艱險，苦鑽商道，以過人的膽識與誠信打破當地商賈設定的重重阻礙和官府的地方保護，開設並發展了著名的“天順祥”商號，促進了川、黔、滇三地的商務往來和商品流通。後巡視川東的唐桐勸說王熾開匯號並代辦鹽運，王熾於是和席茂之分夥獨營，在全國西南、東南各大要埠設分號，專營存放匯兌業務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王熾在昆明主持“同慶豐”商號，並設“興文公當”兼營房地產，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彌勒、宜良等地廣置田產，年收租息千餘石。經20年經營“天順祥”、“同慶豐”商號，資金雄厚，號稱“南邦之雄”，馳名省內外。

後因在雲南巡撫岑毓英抗法事提供軍費資助，經其保奏賜與四品道員職稱，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封典三代一品。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王熾病逝，歸葬虹溪煙子寨。

盛宣懷，祖籍江蘇江陰，出生於江蘇常州。秀才出身的他，先後幫助李鴻章、張之洞“佐理”洋務，因而成為洋務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業家和慈善家，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中國高等教育之父”。

因深受李鴻章等人的信任，盛宣懷獲實授商務大臣、郵傳部尚書等高階官銜，幾乎總攬了關係中國經濟命脈的多家洋務企業，被喻為“一隻手撈十六顆明珠”。其可圈可點的業績有： 有感於“中國官商久不聯絡，在官莫顧商情，在商莫籌國計。夫籌國計必先顧商情”，建立了官督商辦的招商局；1879年成立中國第一個電報局；1896年接辦漢陽鐵廠；1897年策劃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商業銀行──通商銀行；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1911年，策劃“鐵路收歸國有”，引發保路風潮，終致辛亥革命爆發。

光緒十二年（1886年）底， 盛宣懷在給李鴻章所上的稟帖中，向李鴻章明確表示，要“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如此，“百年之 後，或可以姓名附列於中堂傳策之後，吾願足矣。”他認為，“職道每念及督撫姓名得傳後世者有幾人哉？遑論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從這些話裡，我們可以看出盛宣懷是有志於當一個商人的，他認為即使官做到督撫，姓名得以流傳後世者也沒有幾人，因而“做官不及做事”。

盛宣懷先遭清廷“著即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後遭新成立的國民政府抄沒家產，一生寫盡中國近世商人與政治力量相結合的無奈。中華民國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病逝，他留下遺囑，將其家產的一半，捐贈為慈善基金。

喬致庸，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清朝末年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出身商賈世家的他自幼父母雙亡，由兄長撫育長大，本欲步入仕途，卻在剛考中秀才之時兄長去世，只得棄文從商，開始掌管喬氏家族生意。

在他執掌家務時期，喬氏家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遍佈中國各地商埠、碼頭，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亮財主”。

19世紀末，由於連年戰亂，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大量白銀外流。晚年的喬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傳統，於同治初年（1862年）開始在家院附近購置地皮，大興土木，修建了規模龐大的宅院，即著名的“喬家大院”，至今儲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築。

喬致庸曾先後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育有六個兒子，十一個孫子，其中三兒子喬景儼在喬致庸晚年時當家。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伍秉鑑，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生於廣州。清代廣州十三行商人，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華人入選，伍秉鑑就是其中之一。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鑑的私人資產已達2600萬銀元。

伍秉鑑也算商賈世家，其先祖早在康熙年間便已經開始經商，而到其父伍國瑩時，伍家開始參與對外貿易。嘉慶六年（1801年），32歲的伍秉鑑接手了怡和行的業務，伍家的事業也開始快速崛起，伍秉鑑成為了廣州行商的領頭人——總商。

在經營方面，伍秉鑑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聯絡，並依靠超前的經營理念在對外貿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鑑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而且他還大膽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進行鐵路投資、證券交易並涉足保險業務等領域，同時他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東印度公司有時資金週轉不靈，常向伍家借貸。正因為如此，伍秉鑑在當時西方商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學者稱之為“天下第一大富翁”。

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儘管伍秉鑑曾向朝廷捐鉅款換得了三品頂戴，但這絲毫不能拯救他的事業，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鉅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伍秉鑑在病逝於廣州，享年74歲。

張謇，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通州海門長樂鎮。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南通大學、上海海洋大學、河海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復旦大學、東華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的創始人。因曾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中狀元，因而又被稱為“狀元實業家”。

張謇一生創辦了20多家企業，370多所學校，大多是與民生相關的各類工廠，逐漸形成工業區，還建了碼頭、發電廠、公路，成為中國早期民族資本主義的基地之一。而在他的一生當中，更是創造了很多項第一。例如第一家股份制紡織企業—大生紗廠（1899年），第一家農業股份制企業—通海墾牧公司（1901年），最早的民辦師範—通州民立師範學校（1903年），第一座現代化的長江碼頭—天生港碼頭（1904年），最早的公路—港閘公路（1905年），最早的新式託兒所—南通新育嬰堂（1906年），第一所設完全科的女子師範—通州女子師範學校（1906年），第一所紡織專科大學—南通紡織專門學校（1913年），第一所水利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14年），第一所刺繡職業學校—南通縣立女紅傳習所（1914年），第一所盲啞學校—南通盲啞學校（1916年），第一家氣象臺—軍山氣象臺（1917年），第一所新型戲曲學校—伶工學社（1919年），第一家海外公司—南通繡品公司美國分公司（1920年），第一條鐵路—大生三廠至青龍港鐵路（1921年）等等。

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鉅富，但政治和社會聲望極高，所以被稱為“紳商”。毛主席曾給與其極高的評價，“輕工業不能忘記海門的張謇”。

除了以上六位之外，近代的著名企業家還有很多，例如“五金大王”葉澄衷，伍秉鑑之子伍崇曜，“棉紗大王、麵粉大王”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化學工業之父範旭東等等。

晉商喬致庸

喬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電視劇《喬家大院》的主人公。喬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少年時期棄文從商，開始掌管家族生意。在他執掌家務時期，喬氏家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遍佈中國各地商埠、碼頭。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年天遭大旱，喬致庸開糧倉賑濟災民。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浙商經元善

經元善(1840年-1903年)，字蓮珊山(後也作蓮山)，號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號剡溪聾叟，筆名滬濱呆子、汨羅江後學等，浙江上虞五驛鄉(今紹興市上虞區驛亭鎮)驛亭人。父經緯是上海富商，因接濟軍餉功，清廷授主事加員外郎銜。經元善自幼好學，17歲就到上海學商，其後繼承父業經營錢莊。經元善首創協賑公所，受清廷嘉獎十餘次。後涉足洋務企業，成為成功的洋務企業家。熱心教育，創辦經正女學，開中國女學先河。晚年參與改良維新活動，尤其是1900年1月，在己亥立儲中，領銜發起有一千多人簽名的保皇通電，懇請光緒親政，反對另立皇儲，結果觸怒了以慈禧為首的後黨，因遭通緝而亡命澳門。1902年恢復自由，被允許返回上海，閉門家居，時有社會活動。1903年秋，在上海病故，享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