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鞏固統治，所謂上行下效，身居上位者都是老百姓的表率。

君主愛護百姓，那麼百姓也會擁戴君主。上下相親，百姓就會聽從政令，措施也容易推行，民眾會感懷君主的德政，老百姓心悅誠服，遠方的諸侯就會來歸附，這真是政治所達到的最高境界。

　　清朝入主中原後，在絕大部分制度設計方面都效仿明朝的那一套，其中就包括了徵稅制度。清初的土地稅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根據每戶成丁人口所徵收的丁銀，二是根據每戶持有土地預估收成徵收的田賦。從理論上來說，這樣的徵收方式可以做到全面覆蓋，有效防止了偷稅漏稅情況的發生。

　　然而，凡事有好處就自然也有壞處。朝廷一方面徵丁銀，一方面徵田賦，從兩方面入手，儘量不讓稅源流逝，可是這裡面卻存在著很大的操作空間。官紳階層利用特權隱漏人丁，奸猾之徒又藉口自家是客籍進行規避，結果丁銀的重擔反倒都壓在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農民身上。時任山西布政使的高成齡就在奏摺中寫道：“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一語道破這種極為不公的現象。

　　1712年，清朝完成了唯一一次的全國性地籍清丈工作，之後康熙皇帝下旨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數作為徵收丁銀的固定數，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廢除了新生人口的人頭稅，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百姓的生存壓力。

　　1723年，剛繼位不久的雍正皇帝推行了一項在清朝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稅制改革，即著名的“攤丁入畝”。“攤丁入畝”的核心是將丁銀攤入田賦徵收，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如此一來，稅收負擔就轉移到土地持有者身上，土地多者多繳稅，土地少者少繳稅，無地者不繳稅，底層農民受益於此政策，生活負擔大為減輕。因此在地主階層眼中，雍正帝是暴君;而在普通百姓眼中，雍正帝是聖主，是一位真正心繫天下的萬歲。

　　“攤丁入畝”的實施不僅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生產發展，而且使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清朝人口開始出現爆發式增長，直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前夕，清朝人口達到了創紀錄的4.36億。不過，讓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過多人口卻又對清朝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在農耕社會中，人口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源。大量人口能帶動巨大的消費能力，從而促進經濟高速發展。然而這種增長有個大前提，那就是社會生產力必須要能跟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一旦兩者脫節，那麼人多就不是力量大，而是成為嚴重的社會隱患。

　　到了清朝後期，人口激增導致沒有土地的貧民越來越多，大量失地農民背井離鄉外出謀生成為流民，流民的擴散又給其他地方治安帶來了嚴重影響，從而導致情況進一步惡化。後來的清朝統治者已意識到人口激增帶來的危險性，但由於歷朝歷代帝王都將人口增長視為是德政的表現，因此並沒有採取什麼手段來緩解這個問題。

　　最終，大量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的貧民選擇了揭竿而起，清朝後期相繼爆發了“川楚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一直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自居的大清王朝終究還是被物產不足這根“稻草”給壓垮了。

　　從“攤丁入畝”的深遠影響可以看出，即便一項明顯受益的好事，往往也附帶著一些始料未及的後果。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如果為人處世不能積極擁抱變化，那麼原先的好事也有可能最終變成壞事。

中國古代一直提倡“以德治國”。但實際上，如果某個封建政權真的採用“以德治國”，或者說採用單一的“以德治國”的話，這個政權是絕對會失敗的。

比如春秋戰國時期的燕王噲，他要講究德行，把自己的王位傳給宰相子之，結果因為兒子不滿，大臣不滿，造成了燕國的動亂。在這種情況下，外國勢力趁機進入，差點就把燕國給滅亡了。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漢宣帝劉病已當皇帝的時候，有大臣就向他提議，希望他能夠“以德治國”，用君王良好的德行來化育天下。但是漢宣帝就公開對他說，咱們漢家天下，就不能只講這個，而是要恩威並施，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國家的穩定。

漢宣帝講的這個話，實際上從劉邦開始就是這樣了。當年劉邦在打天下的時候，當時很多人才都來投奔劉邦，背離了項羽。他們為什麼會投奔劉邦呢？他們說得最多的一個理由，是劉邦會和大家共享天下，會對大家進行分封，而項羽捨不得分封。韓信第一次見劉邦的時候，和劉邦講話的時候，認為劉邦能成功的理由，就是劉邦願意對功臣進行分封。後來劉邦當了皇帝，問朝臣自己為什麼能得天下，項羽為什麼不能得天下？當時大臣們也都說，劉邦願意封賞，項羽不願意。而劉邦卻不同意，他說，他之所以能得天下，是因為他能用人。他用了三個人：張良、蕭何、韓信。自己能留住人才，而項羽不能，連一個范增都留不住，他怎麼可能得到天下呢？

劉邦為什麼說這樣的話呢？實際上這是劉邦耍了一個滑頭。因為那時候，他本來是想削藩的。也就是把給諸侯的分封拿回來。既然想削藩，當然不會順著功臣們的想法說話了。而劉邦正是如此，因此才獲得了天下，並坐穩了天下。項羽最終實現了分封，因此反而失去了天下。

清朝政府入關以後，積極地加強漢化，皇帝也積極地學習漢人皇帝的做法。當多爾袞去世，順治皇帝終於掌權的時候，他向大臣們徵求意見，應該學習歷史上哪一個皇帝？大臣們都向他建議，應該學習李世民。但是順治皇帝卻說，他不學李世民，他要學朱元璋。李世民和朱元璋的區別在哪裡？李世民凡事不是自己做主，要採納大家的意見，實施“德政”。朱元璋則是都要自己做主，宰相都必須聽自己的，實施“威政”。

古代君王所說的“德”，有很多解釋，比如“仁德”“恩德”等等。這些解釋，其核心內容，其實就是一個“讓”字。把自己的利益讓一些出去給大臣，給其他王室成員，給百姓。

但是，恰恰是“讓”，在古代社會是讓不得的。為什麼這麼說呢？

古代是集權社會，要想維護皇權統治，就必須集權，把所有的權力集中在皇帝的手裡。如果皇帝比較荏弱，某個大臣掌控朝政，那麼，權力又將集中在這個大臣的手裡。

比如漢朝的時候，漢武帝當了皇帝以後，就大力實施集權，把朝中的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裡。漢武帝時期的宰相，沒有一個得到了善終。這些宰相為什麼沒有得到善終，就是漢武帝覺得這些宰相威脅到他的權力。漢武帝去世的時候，選了幾個輔政大臣，包括霍光、桑弘羊、上官桀、金日等。但是霍光先後都把這些大臣打敗了，自己獨掌朝政。

而漢宣帝劉病已正是看到了這一切，因此他當了皇帝以後，別人給他講，要他實施“仁政”，實施“德政”的時候，他才說，不能這樣做，君王必須要“恩威並施”。說的“恩威並施”，實際上主要還是講究“威”，而不是“恩”。

既然君王實際上並沒有“以德治國”，為什麼他們卻不斷地提倡“以德治國”呢？

道理很簡單，只有這樣提倡，才能維護君王的統治。也就是說，君王實施獨裁，但是要讓老百姓覺得君王不是獨裁，而是德政。比如，明明在古代社會，皇帝都是被老百姓養起來的，沒有老百姓生產糧食製造布匹，皇帝就會缺衣少食。但是，皇帝卻要宣揚，是他給了老百姓恩惠，是他在實施德政。而當老百姓信以為真，確實感到是他在實施德政的時候，他就成功了。

再比如劉邦在打江山的時候，確實進行了不斷的分封。劉邦是願意分封的嗎？顯然不是。當韓信想當齊地的“假王”的時候，劉邦差點罵娘。是張良和陳平提醒了他，他才這麼幹。但等他打下江山以後，對不起，所有分封出去的土地和爵位，都被他收回來了。

這就是古代“以德治國”的秘密。

不過，並不能因為古代是假的“以德治國”，我們就否定“以德治國”。當我們離開了集權社會的時候，“以德治國”才真正發揮了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