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是歷史上選拔人才的一次重要變革，一直延續到了清末。

科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察舉制，人物品評這類被宦官士族壟斷的政治生態，實現了一條平民讀書魚躍龍門的通路。不然，以前讀書都沒有平民的事。

十年寒窗 一朝成名，表述了科舉制度下平民的願望，卻不是客觀事實。科舉制度錄取的人數是非常少的，不想現在考大學那麼簡單，可能比考博士還難。所以，十年寒窗，二十年寒窗的大有人在，成名的卻寥寥無幾。

科舉制度的實際是看似給了一條向上的通路，實際上是真正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我認為本質是，統治者對讀書人的思想控制，讓他們只讀聖賢書，不生其他異端。

一個帝國建立之後，如何選擇下屬來統治，自古以來都是一個難題。

1，選擇宗室――分封

漢朝、晉朝、明朝的開國都是大封宗室，其後果我們都很清楚――七國之亂、八王之亂、靖難之役。

宗室是最親近的人，但也是距離爭奪皇位最近的人，極易導致政權混亂。

2，任用外戚和宦官

任用外戚除了會導致後宮干政外，又極易造成外戚專權，皇帝被架空，比如漢朝的外戚霍光、竇氏等便長期掌控朝政。

宦官沒有後代，但太監並非什麼職務都能做，且架空皇帝一點不亞於外戚，比如漢末、唐末無不如此。

3，軍功集團和世家大族

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世家大族的全盛時期，朝政被幾個大族所把控，最終全國的階層固化：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4，科舉取士解決了這一問題

科舉始於隋唐，勝於宋明清。

從宋朝開始，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官政治，而這些官吏便來自於科舉取士。

理論上來說，科舉打通了社會底層和上層社會，使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通過出身改變出身。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

5，科舉作為一項制度是中國對世界的一大貢獻。

縱觀世界古代史，透過考試選拔官吏只有中國做到了，其它文明依然處在透過親屬和軍功集團來維持統治的階段。

今日所有的考試，究其淵源全部來自於科舉。

科舉考試的內容僵化，不是科舉制本身的問題，這一制度的偉大毋庸置疑。

制度具體我就不多說，我來談談意義。

首先，科舉制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他最大程度上實現了社會公平，當然是有限的條件下的最大程度，讓除了皇家之外的大部分職位無法世襲，給了普通人機會。而相比之下西方的只政治是被教會和貴族壟斷的，普通人別說參政，連字都無法去識。另一方面，則出現了一定的弊端，人才都往體制內聚集，不利於工商業發展，不利於思想啟蒙。

其次，任何制度都要考慮到當時的社會條件和背景，並且，沒有一項制度可以一成不變的，制度必須適應人事。科舉制度一直在變，但是，對於科舉來說，最難協調的是公平和效率之間到關係，到底是把條條框框限制的嚴，以防止作弊，還是稍微放鬆一點，以選真才為第一要義，這些都是很難去處理的。科舉制度到後期發展成了八股文，一方面是為了愚民，一方面也是為了保證改卷的客觀性，儘可能的實現公平。

科舉制和現在公務員考試其實既像又不像。像是因為這是普通人進入體制內的唯一渠道，但是不像則是因為，科舉考試時可以做官的，搞決策的，而公務員考試則是搞執行的，也可以說科舉是考官，公務員考試是考吏的。這個從本質來說是有差距的，在者說科舉考試從鄉試到殿試，從解元到狀元，是層層遞進，公務員考試則不然。如果把科舉制度適應成現在公務員制度，則應該是這樣，每年鄉鎮統一招人，然後，再縣，再市，再省，再中央。每三年考一次，並且鄉鎮進去為科員，縣為副科，市副處科，省正處，中央復司。然後再同級裡面慢慢晉升。

所以說中國自古以來沒有啥大政治理論家，只有政治實踐家。

縱觀華夏曆史，中國被稱為孔孟之道，禮儀之邦，歷史文化，淵源流長，中國對讀書人的尊崇自古猶存。春秋戰國的孟嘗君門客三千，廣招賢士能人，似乎就與日後的皇朝開科納賢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孟嘗君門客多為雞鳴狗盜江湖俠客之流，故有‘戰國風雲千萬變，門客三千若等閒’之稱。

公元605年，隋文帝創立科舉制度到1905年廢除，歷經1300年，這期間，歷朝名臣賢相多為科考中來，為安邦定國帝業穩固做出不朽功績。但讀書人的迂腐死板也留下許多荒唐笑料，事物的存在似乎都是一分為二的。

唐朝時期，基本將科舉制度明確，普通子弟若想為官，只有科舉這一獨路。而宋朝時則至鼎盛時期，神童汪洙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更是激勵布衣子弟寒窗苦讀的懾人心魄的座佑銘，然而就是這位9歲成名的汪洙長大後在政治上鮮有作為，單純依賴科舉人治國似乎弊端暗藏。

依律治國，頒佈法典是治國根基，需文人所為，但狂熱的科舉制度，逐漸演變為追逐功名的一個途徑，多少讀書子弟博取功名並非安邦治國，而是耀祖發財，這與皇朝開科取仕的目的大相徑庭。

而且考試的範圍逐漸狹窄，以四書五經為典，不允許自由發揮，到了明清朝代，更是形成了‘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的枯燥古板的八股文模式，讓學術才能陷入格式化。若吳敬梓筆下的巜范進中舉》中的老考生范進在現實中很多存在的話，那又怎能治國治郡呢，自古文人相輕，每個人的成功不易，一朝辛勞取功名，必設門檻攔後人，成功人士總給後來人設多重門檻，古今頗為壯觀矣。

迂腐古板的文風必產生固步終日的政治風氣，直至狹窄的治國理論，一旦外國先進勢力集團侵入，必將土崩瓦解，號稱大清帝國的沒落無不是固步自封，迂腐狹隘的結果。

中國一向有武能定國，文能安邦的儒家思想，每個新生事物的誕生都將催生歷史的前進，中國的科舉制度曾誕生過許多名臣賢相，也逐步被格式古板的氣息所淘汰，以史為鑑吐舊納新，才是歷史向前發展的動力。

希望‘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對立面在新時代被融和，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腐朽的我們拋棄，新生的積極向上的，我們接受，與時代同步，與時代前行。

歷史對於科舉制度的評價，其實已經很明確了，功過並存。科舉制度對中國歷史程序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我這裡不否認它的功績，主要針對它在明清時期的弊端來談，主要結合兩個部分《儒林外史》和《孔乙己》談科舉制度對於讀書人的殘害。

剛剛學習過《儒林外史》這本書，裡面有幾個片段記憶猶新：一是在小說中，作者塑造了一個叫做嚴監生的儒生形象，寫他生病不捨得吃藥掙孔著到處查點，每夜算賬到三更，甚至臨死還掛念著燃兩根燈草太費油。書中透過誇張寫出其吝嗇的本質，產生了非凡的諷刺效果。二是范進因“先母見背,尊制丁憂”,在酒席上只肯用“白顏色竹子的筷子”,表面看起來十分盡禮。但面對滿桌酒菜時,他卻毫無孝子情狀,這前後矛盾，刻畫了一個虛情假意的“學居”形象。這兩個形象都是科舉制度下，被扭曲了靈魂的讀書人。其實我認為，一個人身體受到的傷害遠遠小於靈魂的扭曲。

這樣的例子在魯迅作品《孔乙己》裡也出現了。孔乙己這一生是悲慘的一生，只是天天口中唸叨著“之乎者也”，他也是封建科舉制度的受害者和封建文化教育的犧牲品，科舉制度，摧殘了他的肉體，使得他走向滅亡。同時還在精神上毒害了他，讓他成為了一個迂腐、懶惰，造就了時代的悲劇。

可以想象在那樣的社會，像他們這樣的不知所謂的讀書人還有很多。它影響了很多了很多的讀書人，也延遲了中國幾百年的發展程序。

不過看到它的問題，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從中汲取經驗，做到避免歷史悲劇的再發生。這也是我們後人的幸福。

科舉制度起源子隋朝由楊廣建立，武則天進行了完善，打破了當時仕族階層的世襲制，對國家選撥人才，鼓勵學習文化有極大的推動作用！但任何制度都有缺陷，隨著時代的發展缺陷更加明顯，不適應的制度被改革，完善甚至推翻，淘汰都是正常的，客觀分析問題才是智者！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透過考試選拔官員小吏的制度。士子應舉，原則上是允許士子自願報名參加，不必特別由大臣推薦，這一點也是科舉制與其他選官制度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科舉制與漢代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所在。

科舉制自隋唐時期產生以來，就一直被歷朝歷代統治者所貫徹改革，甚至可以說是今天中國高考制度在中國古代的雛形。

中國古代在夏商西周時期，尚未形成完善的國家機器，在那時官員任免主要以血緣關係為依據，春秋戰國時期分封制瓦解周王室衰微，各諸侯國之間爭伐不斷互相爭霸，此時各國之間為了增強自己的國力，以便在爭霸戰爭中取得勝利，紛紛進行變法。

其中以秦國商鞅變法最具代表性，商鞅變法不僅增強了秦國的軍事實力，使秦國在諸侯爭霸戰爭中取得勝利，而且商鞅變法開創的軍功爵制也打破了以前以血緣關係為依據的世卿世祿制併為官僚政治的形成和以後各朝代以才幹選拔官員的制度奠定了基礎。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採納李斯的建議，在地方推行郡縣制取代西周的分封制，郡縣長官直接由皇帝任免並直接聽命於皇帝，此時的郡縣長官任免就是皇帝依據個人才幹選拔官員，而不再依靠血緣關係。

漢朝時期，漢高祖劉邦聽取蕭何的建議，承襲秦朝的政治制度，因此秦朝依靠才幹選拔官員的制度也被漢朝所繼承。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聽取董仲舒的建議尊崇儒教，選官制度也因此發生了變化，在地方推行的察舉制，地方官員選拔官員以孝順父母、廉潔奉公為選拔標準。

魏晉南北朝時期選官制度發生變化，各個政權主要推行九品中正制選拔官員，但是九品中正制的選拔官一般都是由高門大戶擔任，因此選拔的官員也主要是世家子弟，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

漢朝推行的察舉制與魏晉南北朝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雖然都是依據才幹選拔官員，但是此時的選官權主要是在官員手中，皇帝並未掌握完全的選官權利，這與中國歷史上中央皇權逐漸加強的趨勢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在隋朝時隋煬帝為了加強皇權，便提出了科舉制，以考試為標準選拔官員，將選官權全部收歸中央。

其實早在南朝時，就有了對秀才進行策試的明確規定，這也是科舉制的雛形。

科舉萌發於南北朝時期，在隋朝時被正式提出，作為國家選官制度被推行，但在那時還不完善，科舉真正成型是在唐朝。

唐代科舉制正式形成之後，科舉制便有了明確規定，不僅有規定每年要定期考試的制度，而且也保留臨時下詔選拔人才的方法，這就是所謂的“制科”。“制”這個字的意義與“詔”字相同，就是皇帝的命令，與此相對，每年按時舉行的科舉考試則稱之為“常科”。

唐朝滅亡後，五代十國時期，百姓的思想十分混亂，佛教與道教盛行，儒學的正統地位受到了威脅。到了南宋時期，三教並行之說越演越烈，不少儒學大家紛紛採取措施復興儒學，其中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程朱理學強化了三綱五常思想，迎合了統治者的需求，因此程朱理學被官方推崇，成為官方正統思想。儒學的再次復興也對選官制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時的科舉選官考試試題主要以儒家經典為主。

到了明清時期中央集權不斷加強，儒學的正統地位仍然穩固，統治者為了籠絡民心，依然選擇貫徹儒家思想，因此明清兩代科舉選官考試也仍舊以儒家經典為主，期盼透過科舉制度進入仕途的學子也就主要修習儒家經典。

以清朝的八股文為例，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種特定文體，又稱制義，八股文章命題主要以四書五經為主，並且內容也必須用古人的語氣，不允許學子自由發揮，科舉制度在清朝末年隨著清廷的衰微也迎來了它的覆滅。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受儒家思想以及歷史侷限性影響，社會中的等級觀念十分濃厚，雖然後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但這種等級觀念仍然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佔據主流。

這一觀念也影響到了中國古代官員的選舉，高門大戶與世家大族的子弟往往當官要更容易一些，並且也更受人尊敬，相反寒門子弟即使憑藉自己的能力走上仕途，也往往被人輕視。

科舉制度作為封建時代的選官制度，其實已經它所採取的人才選拔形式可以說是最公平的了，科舉制度擴充套件了封建國家引進人才的社會層面，從世家大族到普通百姓都可入朝為官，因此朝廷也吸收了大量雖然出身低微但能力出眾的人士進入統治階級。

尤其是在唐宋時期，科舉制度出現發展成熟之時，這一制度與前代選官制度相比顯示出無比的進步性，這一時期也因此成為了中國古代文化政治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

科舉制度與前代選官制度不同，它以考試為選舉方式，因此普通百姓也可以透過努力進入朝廷，這些出身低微的官員與世家大族的子弟不同，與他們相比，這些官員由於從小便生存在社會低下層，因此有能看到更多民生疾苦，也更加了解怎樣才能與民休息、讓百姓過上平安富足的生活。

這樣的官員進入官場，在未被官場腐朽風氣影響之前，他們以自身的能力為百姓謀福利，不僅有利於社會安定、有利於普通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於統治者來說這也是非常有益的，這些官員進入官場成為統治階級，成為他們的一部分，這些官員的措施自然不會過度傷害統治階級的利益。因此統治階級便可以達到既不損害自己利益又能穩固統治的效果，這是統治者非常喜而樂見的。

科舉制度將選官權力全部收歸中央，準確的說是收歸皇權，這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世家大族的權力，同時也促進了社會各階層的流動，穩固了統治，促進了文化與經濟的發展，對統治者培養自己的勢力是非常有利的。

科舉制度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與其他制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以經濟制度為例，中國古代的經濟制度是重農抑商，統治者為了推行這一政策打壓商人，也在選官制度上做了具體規定，比如商人的後代是不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的。

這一規定對選官及經濟發展來說都是極為不利的，這樣的規定會使一些人才不能進入朝廷為社會服務，同時也不利於經濟的發展，打壓了人們經商的積極性。

科舉制度的不利方面還有另外一點，科舉制度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走向僵化，以清代八股文為例，一味地強調格式、強調儒家經典，這一規定與當時的世界脫節，不利於人才的選拔，許多人才也因此流失，政治也逐漸腐化。

同時，人們對於功名的渴望也促使許多人依靠金錢買取秀才功名，這就大大降低了科舉制度的作用。

自秦漢以來，中國的選官制度雖是千變萬化，但較為完備的，卻只有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這三種。察舉制、九品中正制主要以舉薦為主，考試為輔，或由地方官在轄地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然後朝廷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或由中央專派官員前往各地去考察、選取人才，然後上報中央，之後朝廷根據其確定的品級來任命官職。

簡單的說，在隋唐之前，要想做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必須得由朝中官員的舉薦，還得有較為顯赫的家世（“九品中正制”的品評內容中就有“家世”一說，即家庭出身和背景，他們會考察其父祖輩的資歷仕宦情況和爵位高低等情況），只有這樣才能參加選官考試，考核通過後，方可做官。

科舉制，則有別於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它不需要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的特別推薦，也不看家世，無論貧富，無論身份、地位高低，只要認為自己有做官的資質或運氣，他就能自行報名參加選官考試，考核通過後，即可為官。 可以說，科舉制是中國封建時代最為公平的一種選官制度。而隨著科舉制的誕生，“學而優則仕”就成為了天下讀書人共同的目標。為了做官，他們甘願服從當朝的統治，甘願為當朝統治者搖旗吶喊。

也正是因為科舉制十分有利於當朝者的統治，所以，自隋唐之後，科舉就被歷代統治者所青睞，成為了之後一千二百餘年最為主要的一項選拔官員的方式。

客觀的說，科舉制能延續千年的時間，它肯定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但它最後又被廢除，這肯定也有它會被廢除的理由的。總之，科舉制對於中國封建時代來說，它肯定是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

那，科舉制對於中國封建時代的積極影響在哪裡呢？消極影響又在哪裡呢？

首先是積極影響。“好學者則庶民之子為公卿，不好學者則公卿之子為庶民”，這恐怕就是科舉給當時的社會所帶來的最為積極的影響。如上文所說，隋唐之前，要想做官，你就需要有一個好爹，你爹若是官，那不出意外，你肯定也是官，正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當時寒門雖有做官的機會，但相對於士族，他們的機會實在是很渺茫。

正如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言：“（科舉）歷代踵行，時加修正，以迄於明清，防閒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所舉中原與邊域之人才益均，既受擁護於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獨立發展，蔚為盛典，蓋吾國政治中之最可稱頌者也”，相對於要問家世，要問關係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不問家世閥閱、憑才取人的做法，顯然更有利於社會。

自隋唐後，隨著中央以考試來作為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後，庶民終於能夠與士族進行相對公平的競爭（雖然封建時代的科舉也存在著“以權謀私”的情況，歷朝歷代都有科場舞弊的案件出現，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歷代統治者都希望科舉能實現“科甲面前人人平等”的目標，為此是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如主考官實行”鎖院”制度；考官子弟及親屬實行“迴避”制度；官民子弟實行分卷錄取；官員及其親屬實行“別頭試”；考生試卷實行“糊名”制度，這些政策無一例外都是為了確保科舉的公平與公正）。

此時，若你有真才實學，即使你是庶民，只要透過科舉，你也能做官，也能做到公卿的位置，但是若是你沒有才學，即使你貴為公卿之子，若你通不過科舉，你就很有可能淪落為庶民。可以說，這就是科舉對於封建時代最大的貢獻，透過公平、公開的考試，及擇優錄取的考試形式，越來越多的寒門子弟得以戴上烏紗帽，為民造福，為國效力。

同時，科舉制的誕生，對於當朝統治者來說亦有數不清的好處。首先，科舉可以有效制約豪門士族對於朝政事務的掌控，其實隋之所以會開科舉，其目的就是為了削弱門閥世家對於朝廷的掌控力，隋帝希望藉助科舉，讓更多的庶民子弟進入朝廷，以此來抗衡門閥的存在，並趁機佔據原屬門閥的重要位置。

隋唐之後，門閥世家雖已衰落，皇權開始一家獨大，但是同樣也會時不時的受到那些在朝廷上勢力盤根錯節的豪門士族的威脅，因此他們仍需藉助著科舉，讓越來越多庶民子弟進入官員，來幫助他們對付這些士族。

再是，科舉能為當朝政權注入更多更新鮮的血液，有效提高朝廷對於天下的管理效率。眾所周知，每次科舉，朝廷都能獲得近百位的進士，這些進士可都是千挑萬選選出來的，可謂是萬里挑一。這些人才的加入，肯定是能提高朝廷對於天下的管理效率的，畢竟這些新科進士多數都正值三四十歲的壯年時期，正是體力、見識等多方面都達到鼎盛的時期，他們的加入就能替換那些六七十歲的老年官員，如此隨著老年官員的退休，壯年官員的加入，當政者對於天下的管理自然也就越發牢固。

與此同時，隨著年老體衰的老年官員被精力旺盛的壯年官員所替換，朝廷所下達到地方的有利政策也就能被更有效率的執行，而隨著這些有利政策的有效執行，整個社會的發展必定就能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社會經濟勢必也就能穩步提升，百姓的生活也就能越過越好。因此，隨著百姓的安居樂業，朝廷對於天下的掌控也就能越發的穩固。

此外，科舉的出現，還大大促進了封建時代教育事業的發展。自科舉誕生後，因透過科舉就能做官，如此是越來越多的百姓加入到了科舉的行列當中，成為那寒窗苦讀的莘莘學子中的一員。以明清為例，明代，光光南京國子監的學生，鼎盛時期就有高達9000餘人在此就讀。而到了清代，其府、州、縣學的教官就達4000餘人，而學生更是達百萬人。

因此，為了滿足這些數量龐大的應考學生的需求，朝廷、民間開始大辦官學、私學（學院和私塾），同時科舉所必考的經、史、子、集等書籍也得以被大量印刷和廣泛流傳。而隨著學校的大規模建立，及書籍的大量印刷，其教育事業自然也就得到了穩步的發展。

當然凡事都有利害兩面，科舉也不例外。當然，坦白的說，科舉制在封建時代是無懈可擊的，它是沒有消極影響的。現在說科舉的消極影響，其實只是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去看的，實質上我們總結的這些消極影響，在封建時代這根本就不是啥壞影響。

因此，需提前說明的是，以下的消極影響僅僅只是當代人以當代的眼光總結出來，對於封建時代，它並沒有造成啥多大的影響。

首先，科舉雖讓天下讀書人都有了做官的機會，但同時也禁錮了天下讀書人的思想。時，當政者以科名榮譽，令天下讀書人對“功名”二字開始趨之若鶩，他們讀書不再以“修身養性，救國救民”為目的，而是以“安富尊榮，效忠君上”為己任。

此時，他們懷著的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為了這個夢想，他們是整日埋頭苦讀，在“功名”二字的利誘下，他們不再關心國家的盛衰、百姓的疾苦，只知道“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因為只要透過科舉，他們就能功名利祿四者全收。

其次，隨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明清時期達到頂峰，科舉也從曾經為君主為天下效力，徹底淪落為君主一人效力。明清時期，明清皇帝為了徹底的控制住百官，達到君主專制的目的，他們對科舉進行了大量禁錮式的改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八股文”。此時，科舉考試內容限制在“四書五經”範圍內，而這些書籍只講如何忠君，卻不講如何治國，因此對於皇帝來說，雖是有利的，但對於天下而言，確是貽害無窮的。

在這些迂腐的“四書五經”的教導下，明清的學子都真正變成了一個個百無一用的書生（當然，也有很多是理政有方的能臣，如張居正、海瑞、左宗棠、李鴻章等等），他們只知道之乎者也，卻不知道黎民的疾苦，他們只知道忠君，卻不關注國家的盛衰。如范進和孔乙己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范進中舉後頓時變瘋，而孔乙己更是空有其表，偷竊別人的東西，被人發現後，不是想著道歉，認罪，而是理直氣壯地說道：“讀書人的事，怎麼能叫偷呢？”這樣荒唐的解釋。

此外，明清的科舉，除了八股文，與之前的科舉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只設“進士科”，而如唐朝，除了進士科，還有明經（經義）、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學）等科，這些科目無一例外都是實學，都是與社會民生有著緊密聯絡的實用科目。而從這點，我們亦可看出唐代的科舉是著重選拔治國的人才，而明清卻是著重選拔忠於君主的書生。

因明清對於科舉著重於忠君的教育，而不注重實學的教育，致使天下讀書人在“四書五經”中耗費心力，而不再去注重實學。如此，這就導致曾經創造出“四大發明”的文明古國，自明之後，再無新科技的誕生，中國逐漸落後於西方。

總的說，正如顧炎武所說：“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明清的科舉，對於中國，實在是百害而無一利。

但是，正如前文所說，誠然，當我們以現在的眼光去審視科舉這項選官制度時，因其歷史的侷限性，它的確是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但是，我們又不可否認的是，直到現在，我們都依舊採用著如同科舉那般以考試來選拔人才的方式。同時之前科舉所採用的部分制度，到現在我們也依然在採用著，如糊名制、鎖院制等，而從這點我們亦可看出，科舉雖有短處，但也有他的長處。

此外，封建時代，中國的文化昌盛，這也是與科舉分不開的，正因讀書能做官，當時才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讀書的行列中，而隨著讀書人的增多，中國湧現出了大批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思想家、學者、教育家與科學家以及詩人，如李白、白居易、徐霞客、歐陽修、范仲淹、徐光啟、孫嘉淦等等。由此，中國其文化之昌盛可想而知。與此同時，隨著中國文化的昌盛，促使周邊及西方國家的讀書人不遠萬里的來到中國求學，而這也間接帶動了中國外貿交易的發展。

總得說，科舉制對於當代而言，客觀的說，這是功過相當，它雖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但同時也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向美國政府提議要借鑑科舉制來選拔人才時所說：“可以斷言，如果我們採用中國測試候選者能力的辦法來選拔最優秀的人充任政府公職，那必將對我們的文官政府產生積極作用，其益處將大於那些技術方面的發明”，對於封建時代的中國，乃至當代的中國來說，科舉制這種以考試來選拔人才的方法，還是最為合適的選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