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是個怎樣性情的人？】
（上篇）
伏爾泰是很奇特的一個人。
其貌不揚；年輕之時，尤為輕浮浪蕩、肆無忌憚，還有點點劣跡，卻會使得18世紀的法國，成為他的世紀；正如雨果所說:
“只要提到伏爾泰，就等於概括了整個18世紀的特點。”
路易十六被囚禁在神殿監牢中時，指著伏爾泰和盧梭的著作說，“這兩個人打垮了法國”，他是說推翻了他的封建王朝。
義大利有文藝復興，德國有宗教改革，18世紀是法華人的世紀，有啟蒙運動與大革命；伏爾泰既是法國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更是啟蒙運動的旗手，還是半個法國大革命——另外的半個是盧梭。
伏爾泰參與過的事也太多了，似乎當時法國發生的什麼事，都有他的份。
我只聊聊他的性情及其生活上的那點事；凡是涉牽到歷史大事件，就省略掉，因為頭緒繁雜，說來又會覺得乏味的。
1694年11月21日，伏爾泰出生於法國巴黎一個有產業的家庭，父親是夏德萊區法院的公證人；雖然有產業，屬於資產階級，但在當時的封建等級社會里，社會地位屬於第三等級。
他剛生下時又瘦小又虛弱，護士說他最多能活半天；豈知這個預言的誤差也未免太大了，他偏偏活了差不多八十四年。
伏爾泰十二歲時，就能寫出好詩。
夏託納夫神甫把他寫的一首詩，拿去給八十五歲的妮儂·德·朗克洛看；這個老婦人，曾是巴黎的名妓，卻是一代才女，她看後十分讚賞。
老婦人於當年去世(1705年)，死前留下遺囑，給了伏爾泰一筆為數2000利弗爾的贈款，供作購書費用；由此事也可見，伏爾泰少年時的文學才華就很突出。
1711年，伏爾泰從大路易中學畢業。
當時，擺在非貴族出身的青年面前，只有兩條路比較有前景，一條是學神學，做教士，走教會的路；另一條是學法律，當法官，走政界的路。
伏爾泰的志向是搞文學，老爸卻希望兒子成為律師；高壓之下，伏爾泰進了一所法科學校，讀了兩年後，他毫無興趣，就鄭重地向老爸表示:
“我的前途只能做文人，別無他路。”
老爸則竭力勸阻兒子，千萬不可舞文弄墨。
他直言不諱地對兒子說:
“文學毫無用處，只會把人引向飢餓和死亡。”
他還舉出了歷史上許多文人的不幸遭遇。
據說當時爭吵得很激烈，有很多天，把桌子都嚇得四隻腳直抖直跳。
老爸如此阻止，還有一個原因，伏爾泰從小性情放蕩不羈；除了會用改詩的辦法哄誘女孩子之外，在校讀書也沒少闖禍。
他現在還參與了一個叫“聖殿集團”的社團，常與一班不得志的文人一起飲酒賦詩，指桑罵槐，評議朝政。
老爸的耽心沒有錯，固然在不久後，他就弄出了天大的禍事來了。
1715年，伏爾泰21歲，恰逢法王路易十四駕崩；年僅五歲的路易十五當然不可能治理朝政，法國進入了攝政時期，攝政王奧爾良公爵大權獨攬，難免引出些閒言散語。
此後，巴黎的街頭巷尾不斷有一些笑話流傳出來，都是一些揭露宮庭以及諷刺攝政王治國無能的，起碼有一半被說成是伏爾泰的創作。
更不幸的，還有兩首詩是指責攝政王企圖篡位的；人們不顧伏爾泰的一再否認，把著作權歸之於他，還要在沙龍集會上請求他朗誦。
1717年5月16日的早晨，伏爾泰還在夢鄉之中，就被巴黎的警察局長揪了出來，投入了巴士底監獄；他後來還有一次也是關在這裡。
豈料伏爾泰對於本次坐牢，顯得若無其事，甚至出於虛榮心理而喜形於色，認為如此一來，就等於為他揚名立萬了；他還不慌不忙在獄中寫起劇本來。
老父親恨恨的咬著牙齒，為這個逆子到處花錢活動，終於取得了攝政王的諒解；伏爾泰坐牢不滿11個月，就獲准釋放了。
1718年11月18日，他在獄中寫的悲劇《俄狄浦斯王》搬上了巴黎的舞臺，竟然連續上演了45場；他一下子就紅得發紫了。
據說他的老爸也趕了過來，坐到了包廂裡；每次看到劇中精彩的地方，他都要罵幾聲，“這個壞蛋！這個壞蛋！”以此來掩飾心中的喜悅。
這個戲劇的成功，與迎合了市民當時對教會的某種微妙情緒有關；比如劇中第四幕、第一場中，有這樣的臺詞:
“咱們的神父並不如常人想的那麼聰明，
他們有學問僅僅是因為我們無知。”
第二幕、第五場，還透過劇中人阿斯普的口，發出了對教會的公然挑戰:
“願我們只相信自己，看萬物用自己的眼，
願眼睛成為我們的聖經、上帝和祭壇。”
寫出這個劇本，讓伏爾泰淨賺了4000法郎，他又用這筆錢做了投資。
伏爾泰早就知道，文人如果沒有獨立的經濟實力，就會受人輕視與擺佈，就會失去精神的自由；因此，只有放下架子，靠自己的能力去發財才有出路。
伏爾泰後來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一些遺產，又從國王那裡弄到了一筆2000法郎的年金；在銀行家巴利斯兄弟的幫助下，所有的錢全部投資於生意。
1729年，政府發行了一次計劃不周的彩票，他趨機都買下了來，賺了50萬法郎，惹得政府很惱火。
他還在普隆比爾礦裡投資，擁有一家造紙廠和一家包裝廠的大量股份；同時，還由巴利斯兄弟出面合夥走私軍火。
美華人威爾·杜蘭特在評價他的能力之時說，“幸虧他的法華人的文學才華中摻有猶太人理財的精明”。
的確如此；象他這樣的被警察經常拘留，或者在巴士底監獄裡關來關去，還多次跑到外國去避難的人，如果沒有理財的精明，沒有經濟作保障，真不知道他這一生會如何個了局。
他卓越的理財能力是天生的，想學是學不來的。
我也理過財啊。
2007年下半年，股票的走勢竟然是這樣的好，我的手裡只要有了點錢，哪肯不投入？起初也賺個百分之十還多，報紙和電視上都在說滬指要衝上10000點呢。
怎麼到了第二年，我卻會虧得那麼慘呢？
一個人愈是窮，就愈會想一元硬幣掰作兩半用，偏偏就是掰不開；真個羨慕伏爾泰在錢多的時候，性情上卻也變得越來越慷慨大方，這樣一來，他卻偏偏越來越有錢了。
1758年，伏爾泰在靠近日內瓦的法國邊境，買下了費爾內莊園以後，他的周圍聚集了一大群門徒和食客。
他自嘲說，他都變成全歐洲的旅店大老闆了。
一次，一個當地的朋友要到他的府邸裡住上六週，伏爾泰不禁脫口而出:
“您和堂吉訶德有什麼兩樣？他把客棧當成了城堡，您卻把城堡當成了客棧。”
他無奈地喊道:
“請上帝來管管我的朋友們吧，我的敵人則由我自己來對付。”
晚年，他把時間、錢財和精力，大多用在了社會正義和福利事業上。
他為一些窮人修建起標準住宅。
他為失業者建立了牛奶場和鐘錶廠。
他到處去營救受到教會迫害的人。
一個巴黎市民這樣說:
18世紀的法國的每一個人，無論親疏，都需要伏爾泰；可以向他求教、傾訴，或者懇求他的幫助，他不會讓每一個人失望的。
他的才華與富有，早就吸引了不少的貴婦人；史載，年輕的女性一見到他就致禮膜拜，這在當時竟然成為一種時尚。
所以，他雖然是一個老光棍，身邊卻沒有缺過情人；他也一直沉醉於情婦們給他的樂趣中。
但是，你能相信嗎？
他如此才華，如此富有與慷慨，卻在當時法國的封建等級社會里，依然因為出身於平民，經常遭受到貴族的歧視、侮辱與迫害，尤其是在他的青年與中年的時期。
平民的身份給伏爾泰帶來了重大影響；他的一生中許多事件的發生，可以說都與這個身份有關。
話說1725年12月，也就是1718年上演了《俄狄浦斯王》一舉走紅以後；這時，他在各種社交場所裡，頭尾已經悠哉地混了約8年。
一天，伏爾泰與他的情人、喜劇名演員勒庫弗勒小姐，坐在歌劇院的包廂裡好好的，卻無端受到了羅昂爵士的侮辱。
羅昂是法國最有權勢的一個貴族家庭的成員；他早就對沒有地位頭銜的伏爾泰、在社會上受到尊敬忿忿不平，他早就想羞辱伏爾泰一番。
羅昂問:
“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他知道自己的姓氏嗎？”
伏爾泰答道:
“閣下，他是一個沒有煊赫姓氏的人，但他的名字受人尊敬；而爵士先生，正在結束他的姓氏。”
第二天，伏爾泰正在蘇里公爵家裡吃飯，一個男僕跑來說，有人在門口等他。
伏爾泰見不到人，走到了街上張望。
只見街囗停放著兩輛馬車；伏爾泰剛一走近，頭上就捱了一悶棍，接著幾個打手一哄而上，一頓臭揍。
羅昂譏笑說:
“不要打他的腦袋，那裡面還會弄出一些好東西。”
伏爾泰被毆打的事，就發生在蘇里公爵的家門口；公爵自然也會蒙羞的，可是公爵不願意幫助他申冤，對他說:
“你要明白，你只是一個詩人。”
伏爾泰纏著繃帶奔走了幾天，卻上告無門，只得收羅了一幫地痞，準備報復羅昂；未曾想事未實行，國王卻已下了命令，以聚眾鬧事的罪名，把他再次投入了巴士底監獄。
“這件事故很重要，因為伏爾泰的永遠反對政府是由這件事情決定的。”
本來，伏爾泰在青年之時，也寫些小詩或者說點俏皮話，諷刺政府及其當權者；這樣的行為，只不過是文人的一種習性而已。
就象時下的許多小百姓，見到了一些執法不公的事體，吹個口哨、來點鬨笑一樣，未必就是真有對抗政府的企圖；卻有一些抱著私心的官員，偏要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結果真個弄出了大的衝突來。
伏爾泰寫點俏皮話、發點牢騷，起初並沒有對抗政府的意思；他原本就是一個動機與思想很複雜的人，我們來看幾件事。
1717年，伏爾泰因譏諷攝政王第一次坐了巴士底監獄、出來以後，深知攝政王冒犯不得，曾經“不計前嫌”前往攝政王的府邸，對他的“寬宏大量”表示感謝；臨走時，還不忘丟下一句俏皮話:
“陛下，您真是助人為樂，為我解決了這麼長時間的食宿問題，我衷心地再次感謝您；不過今後，您就不必再為這件事替我操心啦。”
《俄狄浦斯王》一劇大獲成功之後，就連攝政王也過來捧場，併發給他政府年俸；伏爾泰一時得意忘形，把原來的屈辱羞恥全拋到腦後，一時間竟會成了個攀附權貴、吹須拍馬的文人。
他先是寫了《巴士底獄》一詩對攝政王大加讚美，繼而又以劇本贏得波旁公爵一個情婦的青睞，由此得以被邀參加了路易十五的婚禮；伏爾泰更是受寵若驚，打算此後就專為皇后寫劇，他還得到了皇后賞賜的1500裡弗爾的年俸。
到了第二次又入巴士底監獄之時，他才認清了專制政體官官相護、扶強凌弱的醜惡面目，也使他明白了自己依附權貴的可笑。
為了出獄，伏爾泰向當局提議，以自願流放英國為條件請求釋放；法國政府準其所求，於5月10日解送出境。
他在英國，一住三年。
在這裡，伏爾泰通讀了洛克、培根、牛頓和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啟蒙主義的世界觀。
給他印象最深的，還是英國的政治制度和個人自由；這與他在法國所知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英國，沒有哪個貴族能用一個命令就把誰匆匆投入獄中；若以非正當理由將他拘留，一張人身保護令就可立即獲釋。
於是，他要向自己的法國同胞，宣傳英國的自由原則；他很快就寫成了一書，1733年在倫敦以《英國通訊》為書名出版了英文版。
次年，法文版改名為《哲學通訊》在里昂秘密出版；出版商偷運到巴黎的1500本，幾天內便被搶購一空。
他在該書裡對英國的兩黨制，借用一個英華人之口作了介紹:
“這是真的:在我們這兒，老是有兩黨用筆或陰謀鬥爭著；然而，到了武裝保護國家和自由的緊要關頭，這兩黨又團結起來了。這兩黨互相監督著；他們互相阻止侵犯法律的神聖的寄託；他們互相憎恨，但是他們都愛國家:這是兩個醋氣熏天的情夫在那兒爭獻殷勤地侍奉同一個情婦。”
該書被法國政府判為禁書，當眾燒燬；然而它的問世，標誌著法國啟蒙運動的真正開始。
這是投向舊制度的第一顆炸彈。
伏爾泰說:
“太棒了，我的書就象栗子一樣，越燒賣得越快！”
“勇猛的超人必將狂笑而來。可不是嗎，伏爾泰來了，他的笑聲摧枯拉朽。他和盧梭是從封建貴族制過渡到中產階級統治這一偉大的經濟、社會過程的代言人。”
伏爾泰終於成為18世紀名震歐洲的一個偉人。
（中篇）
伏爾泰在感情生活上，從來是放蕩不羈的，加上他的巨大聲譽和富有，他雖終生未婚，卻有眾多的情人；其中一個，名叫愛米莉，她是夏特萊侯爵的夫人。
愛米莉在伏爾泰的一生中，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女人；所以，伏爾泰與她的一段情緣，也應當寫一寫的。
1733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伏爾泰的情婦、聖皮埃爾公爵夫人，陪伴一個女子來到他的住所；當這個女子見到了伏爾泰之後，竟然不顧公爵夫人也在旁邊，就大膽地摟住他的脖子，一陣熱吻。
這個女子就是愛米莉。
在當時的上流社會交際圈裡，愛米莉被公認為才女；據說，她的拉丁文說得像西塞那樣流利，數學演算可與歐幾里德媲美，幾何學造詣能令阿基米德困惑。
她懂拉丁文、英文和義大利文，譯過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紀》，也譯過牛頓的《原理》，還撰寫過關於萊布尼茲哲學和牛頓微積分的論文。
她比伏爾泰少12歲，1725年與夏特萊侯爵結婚，生有一兒一女；可她雖已做了母親，依然是風流灑脫，她把保持貞操名節，看成是一種不屑理喻的偏見。
她喜愛打扮，喜歡唱歌、跳舞，還有賭博的嗜好；那麼，她是否還是一個大美女呢？克雷基夫人這樣描述她的容貌:
“我的表姊愛米莉是一個樣樣都大得可觀的巨人，精強力壯異乎尋常，不成體統至矣盡矣；她的面板之粗劣有如豆蒄刨床一般。”
愛米莉在婚前，也曾幾次見過伏爾泰的，兩人也有過不多的書信來往；後來，隨著伏爾泰的名聲日盛，她再也無法抑制愛慕之情，於是便央求聖埃公爵夫人帶她去見。
當她一見面、就投入到伏爾泰的懷抱之時，伏爾泰也接受了她的熱吻；第二天，他還透過公爵夫人轉交了給愛米莉的求愛信。
進展如此迅速，從伏爾泰這邊來看，主要也是出於一種思想上的共鳴、精神上的需求。
伏爾泰當時剛從英國回來，他深受牛頓的科學發現和洛克的哲學原理的影響，一天到晚嘴上掛著這兩個英華人的名字。
但伏爾泰認為，在巴黎很少有人能夠與他談論這些問題；比如，法蘭西學院的科學家們，多屬笛卡爾派，他們對英國的新思想深表懷疑。
伏爾泰深信，只有愛米爾可以例外；她能夠理解自己所談論的一切，而且會接受他的觀點。
一個意外事件的發生，也促進了伏爾泰與她開始了長久的同居；《哲學通訊》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他作為此書的作者，在巴黎無處藏身，便去投奔愛米莉。
夏特萊侯爵，也即愛米莉的丈夫，在法國東北部、布萊茲河畔的西雷鎮，擁有一座13世紀的宅第；這個地方距比利時很近，一有風吹草動，就可以溜至國外。
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可以利用夏特萊的身份保護自己；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在伏爾泰遭受迫害、多次處於危險之時，侯爵固真四處去活動與調停。
侯爵先生的胸懷很博大，一直認可這一對情人的同居；這在咱華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其實也與法國的時代風氣有點關係的——當時的道德、風氣，准許一個已婚女人在家裡添一個情人，只是不允許有人在外頭宣揚而已。
“當侯爵夫人不僅選擇了一個情人，而且是選擇了一個天才之後，全法國都原諒了她。”
同居期間，伏爾泰在愛米莉的影響下，對自然哲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寫成了《牛頓哲學原理》；他在該書的題辭裡，把此書獻給愛米莉，因為正是依靠她的幫助，伏爾泰才走出了牛頓科學思想的迷宮。
在這裡，伏爾泰還出資建造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實驗室。1737年6月，法國科學院進行一項有關火的性質的有獎徵文，他與愛米莉各以論文參賽，也都獲了獎。
在這裡，伏爾泰對於戲劇的愛好絲毫未減。
他不僅自己寫戲劇，寫出了悲劇《梅洛普》、《穆罕默德》，喜劇《放蕩的兒子》、《納尼娜》；還讓人把一個閣樓改造成小劇場，組織業餘劇團來演出，並對當地居民開放。
然而，伏爾泰與愛米莉的矛盾，也當然是會發生的。
愛米莉是這麼一個人，她對於嚴肅的事與輕浮的事，都懷有同樣的熱情；他很愛伏爾泰，卻又不滿足於他的近乎柏拉圖式的愛情。
在同居了十五年以後，愛米莉又墮入了時年33歲的聖·郎伯的情網；這個小夥子很飄亮而又富於機智，還擅長於詩文。
當這兩個人請求伏爾泰的原諒之時，他想到了已在暮年，不可能再去與這個年輕人爭奪愛情了；就向他們表示了祝福。
他這樣自嘲說，“這就是事物的秩序，一顆釘子擠出了另一顆釘子，世界就這樣執行”；他還給這“一顆釘子”寫了一節風趣的小詩:
“聖·朗伯，全是因為你，
玫瑰才開花；
剌兒全歸我，
花兒留給你。”
但，伏爾泰雖是豁達大度，而這兩人造成的後果，卻是不可挽回的；年近44歲的愛米莉懷了身孕，並於1749年9月3日，在產後一週之時，由產褥熱而猝然去世。
愛米莉的突然離世，使得伏爾泰處於半瘋狂狀態；據記載，他跑到了郊外，跌到在路上，由他人抬了回來。
伏爾泰在給德尼夫人的信中，這樣寫道:
“這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我只希望不久便到她那裡去。我失去的不是一個情人，我失去了半個自己，失去了構成我的靈魂的那個靈魂，失去了20年的朋友。”
（下篇）
1758年年底，伏爾泰以德尼夫人的名義買下了費爾內莊園，居住了近二十年。
他作為歐洲偉人的形象，就是在這個時期定型的；他寫出了大量的小冊子和論著，以不同的署名散佈到歐洲各國，他實際上領導了聲勢浩大的法國啟蒙運動。
1774年，路易十五一命嗚呼。
接任的路易十六處於內亂外困之中，他再也無力阻擋伏爾泰的步伐了。
1778年2月10日，84歲的伏爾泰終於回來了。
他回巴黎之時，乘坐的是可躺式馬車。
途中，一個驛站主人認出了他，給了他最好的馬；還吩咐馬伕:
“好好地為伏爾泰先生趕路，鞭死我的馬也不妨。”
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送給他的裘皮大衣，也被人們撕得稀爛，因為誰都想扯下一塊留作紀念。
“任何國君也不能有與此類似的威望來控制輿論。”
當時，他已在實際上成為法國思想輿論界的主宰，他贊同什麼，什麼就會有權利存在；他的每一句新的言論，都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
伏爾泰憎恨世界上的暴君和作惡的貴族，他哀嘆每朝每代的歷史學家把這些人捧為令後人敬慕的物件，認為這是愚不可及；他這樣寫道:
“人類可卑的愚蠢，就在於崇拜那些亂世奸雄。”
他痛斥君主掠奪臣民的財產，大罵貴族們除了自己的意志外不知有法律，他的詩歌充滿戰鬥的激情:
“你們曾經利用過無知、迷信、瘋狂的時代，來剝奪我們的財產，把我們踐踏在你們的腳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養得肥頭大耳，現在你們發抖吧，理性的日子來到了。”
他用99卷的鉅著，揭露了掩蓋在面紗之下的社會現實。
在哲理小說《老實人》中，他借用了筆下的老實人之口喊出:
“地球上滿目瘡痍，到處是災難啊。”
在《老實人》中，伏爾泰還寫了一個人物邦葛羅斯；他是“省裡的聖人”，他教導學生說:
“萬物皆有歸宿，此歸宿自必為最美滿的歸宿。豈不見鼻子是長來戴眼鏡的嗎？所以我們有眼鏡；身上安放兩條腿是為穿長褲的，所以我們有長褲；石頭是要人開鑿、造宮堡的，所以男爵大人有一座美輪美奐的宮堡；本省最有地位的男爵不是住得最好的嗎？豬是生來給人吃的，所以我們終年吃豬肉。誰要說一切皆善簡直是胡扯，應當說是盡善盡美才是。”
小說寫邦葛羅斯，其實是對萊布尼茲用“先天和諧論”來粉飾現實、為等級制度唱讚歌的論調進行諷刺的，而文筆又是那樣的幽默。
伏爾泰曾將“自己笑，也讓他人笑”作為寫作的座右銘；他說:
“那些不會用大笑抹平額頭皺紋的哲學家，是會大禍臨頭的。我一直將嚴肅視為一種疾病。”
“正因為我們能夠輕狂一下，所以大多數人沒有上吊自殺。”
然而，伏爾泰的一生，在許多方面也充滿著矛盾。
他譏諷追逐財富的不值，自己卻獲取大量財產；
他取笑國王、貴族，又與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俄皇葉卡特琳娜二世、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巴杜夫人等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還試圖以他們作為靠山；
他懷疑上帝，揭露教會的罪惡，又去尋求教皇的庇護。
他在解釋為何會把劇本《穆罕默德》題獻給羅馬教皇、申請並得到兩枚獎章這一件事之時，這樣說道:
“對善良的人進行迫害的那些人將會認識到，我披著聖衣保護著自己。”
事實上也確是如此，因為他有大量的反對教會的言論。
比如，著名的解釋宗教起源的“傻子遇上騙子”說，就是他發明的。
這個解釋，對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是十八世紀以來比較流行的一種學說；法國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也都持這個觀點。
伏爾泰還指出，基督教的歷史是一部殘暴的血腥史；據他的統計，人類因基督教損失了一千七百餘萬生靈，平均每一個世紀，就有一百萬人被處死。
還在1722年，他偕同情人德·呂貝勒蒙德夫人、前往歐洲各國遊歷之時，就曾於路途中，寫了一首詩贈給她。
詩裡，諷刺了上帝的無能和荒唐:
“他胡里胡塗地施恩，他胡里胡塗地逞兇。
他費盡全力創造人，他又馬上給他們送終。”
但於另一邊，他又耗盡畢生精力去證明上帝的存在，並且認為上帝是世界的最初原因和創造主，“不存在自然的東西，萬物都是宇宙中的藝術，而藝術證明創造主的存在。”
在他看來，上帝除了一次創造活動、創造了現實世界之外，就不再幹預此間的事了，猶如一位建築師完成了宇宙大廈的建築之後，就不再過問這所大廈的使用——人的禍福，從此就不再與他有相干了。
他又認為，上帝的存在對維持人世間的秩序和道德，意義重大，“如果上帝不存在，必須把它創造出來”。在《甲乙丙丁對話錄》中，他借人物之口說道:
“我要我的律師、我的裁縫、我的僕人、甚至我的妻子相信上帝；我認為，這樣做我就可能少被搶劫或少戴綠帽子。”
從他臨死前的表現看，他內心裡是不信仰的。
伏爾泰重回巴黎這一年，也即1778年的5月30日，他由忽然的病倒，而終於奄奄一息，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
神甫來到他的病榻前，問道:
“我的孩子，您承認耶穌基督的神性嗎？”
伏爾泰默然不答。
神甫反覆追問。
處於彌留之際的伏爾泰，突然發了怒，他喊道:
“讓我安靜地死去吧！”
言罷溘然長辭，享年84歲。
巴黎不準為他舉行基督教葬禮。
朋友們讓他端坐在一輛馬車裡，裝作他還活著，這才得以出城。
在塞利埃，終於找到了一塊土地將他埋下。
伏爾泰雖然沒有看到在他身後11年發生的法國大革命，但他被公認為是思想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18世紀歐洲思想的泰斗”。
在大革命熱潮的1791年，法華人民隆重地將他的遺骸運回巴黎，葬入國家公墓。
十萬人自行列隊伴送，街道兩側有多達六十多萬人目送。
靈車上寫著:
“他是人類心靈的推動力，他是我們自由的指路燈。”
伏爾泰的心臟被裝在一隻精緻的小盒子裡，儲存在國家圖書館，上面寫著他生前的一句話:
“這裡是我的心臟，但到處是我的精神。”
【伏爾泰是個怎樣性情的人？】
（上篇）
伏爾泰是很奇特的一個人。
其貌不揚；年輕之時，尤為輕浮浪蕩、肆無忌憚，還有點點劣跡，卻會使得18世紀的法國，成為他的世紀；正如雨果所說:
“只要提到伏爾泰，就等於概括了整個18世紀的特點。”
路易十六被囚禁在神殿監牢中時，指著伏爾泰和盧梭的著作說，“這兩個人打垮了法國”，他是說推翻了他的封建王朝。
義大利有文藝復興，德國有宗教改革，18世紀是法華人的世紀，有啟蒙運動與大革命；伏爾泰既是法國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更是啟蒙運動的旗手，還是半個法國大革命——另外的半個是盧梭。
伏爾泰參與過的事也太多了，似乎當時法國發生的什麼事，都有他的份。
我只聊聊他的性情及其生活上的那點事；凡是涉牽到歷史大事件，就省略掉，因為頭緒繁雜，說來又會覺得乏味的。
1694年11月21日，伏爾泰出生於法國巴黎一個有產業的家庭，父親是夏德萊區法院的公證人；雖然有產業，屬於資產階級，但在當時的封建等級社會里，社會地位屬於第三等級。
他剛生下時又瘦小又虛弱，護士說他最多能活半天；豈知這個預言的誤差也未免太大了，他偏偏活了差不多八十四年。
伏爾泰十二歲時，就能寫出好詩。
夏託納夫神甫把他寫的一首詩，拿去給八十五歲的妮儂·德·朗克洛看；這個老婦人，曾是巴黎的名妓，卻是一代才女，她看後十分讚賞。
老婦人於當年去世(1705年)，死前留下遺囑，給了伏爾泰一筆為數2000利弗爾的贈款，供作購書費用；由此事也可見，伏爾泰少年時的文學才華就很突出。
1711年，伏爾泰從大路易中學畢業。
當時，擺在非貴族出身的青年面前，只有兩條路比較有前景，一條是學神學，做教士，走教會的路；另一條是學法律，當法官，走政界的路。
伏爾泰的志向是搞文學，老爸卻希望兒子成為律師；高壓之下，伏爾泰進了一所法科學校，讀了兩年後，他毫無興趣，就鄭重地向老爸表示:
“我的前途只能做文人，別無他路。”
老爸則竭力勸阻兒子，千萬不可舞文弄墨。
他直言不諱地對兒子說:
“文學毫無用處，只會把人引向飢餓和死亡。”
他還舉出了歷史上許多文人的不幸遭遇。
據說當時爭吵得很激烈，有很多天，把桌子都嚇得四隻腳直抖直跳。
老爸如此阻止，還有一個原因，伏爾泰從小性情放蕩不羈；除了會用改詩的辦法哄誘女孩子之外，在校讀書也沒少闖禍。
他現在還參與了一個叫“聖殿集團”的社團，常與一班不得志的文人一起飲酒賦詩，指桑罵槐，評議朝政。
老爸的耽心沒有錯，固然在不久後，他就弄出了天大的禍事來了。
1715年，伏爾泰21歲，恰逢法王路易十四駕崩；年僅五歲的路易十五當然不可能治理朝政，法國進入了攝政時期，攝政王奧爾良公爵大權獨攬，難免引出些閒言散語。
此後，巴黎的街頭巷尾不斷有一些笑話流傳出來，都是一些揭露宮庭以及諷刺攝政王治國無能的，起碼有一半被說成是伏爾泰的創作。
更不幸的，還有兩首詩是指責攝政王企圖篡位的；人們不顧伏爾泰的一再否認，把著作權歸之於他，還要在沙龍集會上請求他朗誦。
1717年5月16日的早晨，伏爾泰還在夢鄉之中，就被巴黎的警察局長揪了出來，投入了巴士底監獄；他後來還有一次也是關在這裡。
豈料伏爾泰對於本次坐牢，顯得若無其事，甚至出於虛榮心理而喜形於色，認為如此一來，就等於為他揚名立萬了；他還不慌不忙在獄中寫起劇本來。
老父親恨恨的咬著牙齒，為這個逆子到處花錢活動，終於取得了攝政王的諒解；伏爾泰坐牢不滿11個月，就獲准釋放了。
1718年11月18日，他在獄中寫的悲劇《俄狄浦斯王》搬上了巴黎的舞臺，竟然連續上演了45場；他一下子就紅得發紫了。
據說他的老爸也趕了過來，坐到了包廂裡；每次看到劇中精彩的地方，他都要罵幾聲，“這個壞蛋！這個壞蛋！”以此來掩飾心中的喜悅。
這個戲劇的成功，與迎合了市民當時對教會的某種微妙情緒有關；比如劇中第四幕、第一場中，有這樣的臺詞:
“咱們的神父並不如常人想的那麼聰明，
他們有學問僅僅是因為我們無知。”
第二幕、第五場，還透過劇中人阿斯普的口，發出了對教會的公然挑戰:
“願我們只相信自己，看萬物用自己的眼，
願眼睛成為我們的聖經、上帝和祭壇。”
寫出這個劇本，讓伏爾泰淨賺了4000法郎，他又用這筆錢做了投資。
伏爾泰早就知道，文人如果沒有獨立的經濟實力，就會受人輕視與擺佈，就會失去精神的自由；因此，只有放下架子，靠自己的能力去發財才有出路。
伏爾泰後來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一些遺產，又從國王那裡弄到了一筆2000法郎的年金；在銀行家巴利斯兄弟的幫助下，所有的錢全部投資於生意。
1729年，政府發行了一次計劃不周的彩票，他趨機都買下了來，賺了50萬法郎，惹得政府很惱火。
他還在普隆比爾礦裡投資，擁有一家造紙廠和一家包裝廠的大量股份；同時，還由巴利斯兄弟出面合夥走私軍火。
美華人威爾·杜蘭特在評價他的能力之時說，“幸虧他的法華人的文學才華中摻有猶太人理財的精明”。
的確如此；象他這樣的被警察經常拘留，或者在巴士底監獄裡關來關去，還多次跑到外國去避難的人，如果沒有理財的精明，沒有經濟作保障，真不知道他這一生會如何個了局。
他卓越的理財能力是天生的，想學是學不來的。
我也理過財啊。
2007年下半年，股票的走勢竟然是這樣的好，我的手裡只要有了點錢，哪肯不投入？起初也賺個百分之十還多，報紙和電視上都在說滬指要衝上10000點呢。
怎麼到了第二年，我卻會虧得那麼慘呢？
一個人愈是窮，就愈會想一元硬幣掰作兩半用，偏偏就是掰不開；真個羨慕伏爾泰在錢多的時候，性情上卻也變得越來越慷慨大方，這樣一來，他卻偏偏越來越有錢了。
1758年，伏爾泰在靠近日內瓦的法國邊境，買下了費爾內莊園以後，他的周圍聚集了一大群門徒和食客。
他自嘲說，他都變成全歐洲的旅店大老闆了。
一次，一個當地的朋友要到他的府邸裡住上六週，伏爾泰不禁脫口而出:
“您和堂吉訶德有什麼兩樣？他把客棧當成了城堡，您卻把城堡當成了客棧。”
他無奈地喊道:
“請上帝來管管我的朋友們吧，我的敵人則由我自己來對付。”
晚年，他把時間、錢財和精力，大多用在了社會正義和福利事業上。
他為一些窮人修建起標準住宅。
他為失業者建立了牛奶場和鐘錶廠。
他到處去營救受到教會迫害的人。
一個巴黎市民這樣說:
18世紀的法國的每一個人，無論親疏，都需要伏爾泰；可以向他求教、傾訴，或者懇求他的幫助，他不會讓每一個人失望的。
他的才華與富有，早就吸引了不少的貴婦人；史載，年輕的女性一見到他就致禮膜拜，這在當時竟然成為一種時尚。
所以，他雖然是一個老光棍，身邊卻沒有缺過情人；他也一直沉醉於情婦們給他的樂趣中。
但是，你能相信嗎？
他如此才華，如此富有與慷慨，卻在當時法國的封建等級社會里，依然因為出身於平民，經常遭受到貴族的歧視、侮辱與迫害，尤其是在他的青年與中年的時期。
平民的身份給伏爾泰帶來了重大影響；他的一生中許多事件的發生，可以說都與這個身份有關。
話說1725年12月，也就是1718年上演了《俄狄浦斯王》一舉走紅以後；這時，他在各種社交場所裡，頭尾已經悠哉地混了約8年。
一天，伏爾泰與他的情人、喜劇名演員勒庫弗勒小姐，坐在歌劇院的包廂裡好好的，卻無端受到了羅昂爵士的侮辱。
羅昂是法國最有權勢的一個貴族家庭的成員；他早就對沒有地位頭銜的伏爾泰、在社會上受到尊敬忿忿不平，他早就想羞辱伏爾泰一番。
羅昂問:
“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他知道自己的姓氏嗎？”
伏爾泰答道:
“閣下，他是一個沒有煊赫姓氏的人，但他的名字受人尊敬；而爵士先生，正在結束他的姓氏。”
第二天，伏爾泰正在蘇里公爵家裡吃飯，一個男僕跑來說，有人在門口等他。
伏爾泰見不到人，走到了街上張望。
只見街囗停放著兩輛馬車；伏爾泰剛一走近，頭上就捱了一悶棍，接著幾個打手一哄而上，一頓臭揍。
羅昂譏笑說:
“不要打他的腦袋，那裡面還會弄出一些好東西。”
伏爾泰被毆打的事，就發生在蘇里公爵的家門口；公爵自然也會蒙羞的，可是公爵不願意幫助他申冤，對他說:
“你要明白，你只是一個詩人。”
伏爾泰纏著繃帶奔走了幾天，卻上告無門，只得收羅了一幫地痞，準備報復羅昂；未曾想事未實行，國王卻已下了命令，以聚眾鬧事的罪名，把他再次投入了巴士底監獄。
“這件事故很重要，因為伏爾泰的永遠反對政府是由這件事情決定的。”
本來，伏爾泰在青年之時，也寫些小詩或者說點俏皮話，諷刺政府及其當權者；這樣的行為，只不過是文人的一種習性而已。
就象時下的許多小百姓，見到了一些執法不公的事體，吹個口哨、來點鬨笑一樣，未必就是真有對抗政府的企圖；卻有一些抱著私心的官員，偏要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結果真個弄出了大的衝突來。
伏爾泰寫點俏皮話、發點牢騷，起初並沒有對抗政府的意思；他原本就是一個動機與思想很複雜的人，我們來看幾件事。
1717年，伏爾泰因譏諷攝政王第一次坐了巴士底監獄、出來以後，深知攝政王冒犯不得，曾經“不計前嫌”前往攝政王的府邸，對他的“寬宏大量”表示感謝；臨走時，還不忘丟下一句俏皮話:
“陛下，您真是助人為樂，為我解決了這麼長時間的食宿問題，我衷心地再次感謝您；不過今後，您就不必再為這件事替我操心啦。”
《俄狄浦斯王》一劇大獲成功之後，就連攝政王也過來捧場，併發給他政府年俸；伏爾泰一時得意忘形，把原來的屈辱羞恥全拋到腦後，一時間竟會成了個攀附權貴、吹須拍馬的文人。
他先是寫了《巴士底獄》一詩對攝政王大加讚美，繼而又以劇本贏得波旁公爵一個情婦的青睞，由此得以被邀參加了路易十五的婚禮；伏爾泰更是受寵若驚，打算此後就專為皇后寫劇，他還得到了皇后賞賜的1500裡弗爾的年俸。
到了第二次又入巴士底監獄之時，他才認清了專制政體官官相護、扶強凌弱的醜惡面目，也使他明白了自己依附權貴的可笑。
為了出獄，伏爾泰向當局提議，以自願流放英國為條件請求釋放；法國政府準其所求，於5月10日解送出境。
他在英國，一住三年。
在這裡，伏爾泰通讀了洛克、培根、牛頓和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啟蒙主義的世界觀。
給他印象最深的，還是英國的政治制度和個人自由；這與他在法國所知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英國，沒有哪個貴族能用一個命令就把誰匆匆投入獄中；若以非正當理由將他拘留，一張人身保護令就可立即獲釋。
於是，他要向自己的法國同胞，宣傳英國的自由原則；他很快就寫成了一書，1733年在倫敦以《英國通訊》為書名出版了英文版。
次年，法文版改名為《哲學通訊》在里昂秘密出版；出版商偷運到巴黎的1500本，幾天內便被搶購一空。
他在該書裡對英國的兩黨制，借用一個英華人之口作了介紹:
“這是真的:在我們這兒，老是有兩黨用筆或陰謀鬥爭著；然而，到了武裝保護國家和自由的緊要關頭，這兩黨又團結起來了。這兩黨互相監督著；他們互相阻止侵犯法律的神聖的寄託；他們互相憎恨，但是他們都愛國家:這是兩個醋氣熏天的情夫在那兒爭獻殷勤地侍奉同一個情婦。”
該書被法國政府判為禁書，當眾燒燬；然而它的問世，標誌著法國啟蒙運動的真正開始。
這是投向舊制度的第一顆炸彈。
伏爾泰說:
“太棒了，我的書就象栗子一樣，越燒賣得越快！”
“勇猛的超人必將狂笑而來。可不是嗎，伏爾泰來了，他的笑聲摧枯拉朽。他和盧梭是從封建貴族制過渡到中產階級統治這一偉大的經濟、社會過程的代言人。”
伏爾泰終於成為18世紀名震歐洲的一個偉人。
（中篇）
伏爾泰在感情生活上，從來是放蕩不羈的，加上他的巨大聲譽和富有，他雖終生未婚，卻有眾多的情人；其中一個，名叫愛米莉，她是夏特萊侯爵的夫人。
愛米莉在伏爾泰的一生中，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女人；所以，伏爾泰與她的一段情緣，也應當寫一寫的。
1733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伏爾泰的情婦、聖皮埃爾公爵夫人，陪伴一個女子來到他的住所；當這個女子見到了伏爾泰之後，竟然不顧公爵夫人也在旁邊，就大膽地摟住他的脖子，一陣熱吻。
這個女子就是愛米莉。
在當時的上流社會交際圈裡，愛米莉被公認為才女；據說，她的拉丁文說得像西塞那樣流利，數學演算可與歐幾里德媲美，幾何學造詣能令阿基米德困惑。
她懂拉丁文、英文和義大利文，譯過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紀》，也譯過牛頓的《原理》，還撰寫過關於萊布尼茲哲學和牛頓微積分的論文。
她比伏爾泰少12歲，1725年與夏特萊侯爵結婚，生有一兒一女；可她雖已做了母親，依然是風流灑脫，她把保持貞操名節，看成是一種不屑理喻的偏見。
她喜愛打扮，喜歡唱歌、跳舞，還有賭博的嗜好；那麼，她是否還是一個大美女呢？克雷基夫人這樣描述她的容貌:
“我的表姊愛米莉是一個樣樣都大得可觀的巨人，精強力壯異乎尋常，不成體統至矣盡矣；她的面板之粗劣有如豆蒄刨床一般。”
愛米莉在婚前，也曾幾次見過伏爾泰的，兩人也有過不多的書信來往；後來，隨著伏爾泰的名聲日盛，她再也無法抑制愛慕之情，於是便央求聖埃公爵夫人帶她去見。
當她一見面、就投入到伏爾泰的懷抱之時，伏爾泰也接受了她的熱吻；第二天，他還透過公爵夫人轉交了給愛米莉的求愛信。
進展如此迅速，從伏爾泰這邊來看，主要也是出於一種思想上的共鳴、精神上的需求。
伏爾泰當時剛從英國回來，他深受牛頓的科學發現和洛克的哲學原理的影響，一天到晚嘴上掛著這兩個英華人的名字。
但伏爾泰認為，在巴黎很少有人能夠與他談論這些問題；比如，法蘭西學院的科學家們，多屬笛卡爾派，他們對英國的新思想深表懷疑。
伏爾泰深信，只有愛米爾可以例外；她能夠理解自己所談論的一切，而且會接受他的觀點。
一個意外事件的發生，也促進了伏爾泰與她開始了長久的同居；《哲學通訊》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他作為此書的作者，在巴黎無處藏身，便去投奔愛米莉。
夏特萊侯爵，也即愛米莉的丈夫，在法國東北部、布萊茲河畔的西雷鎮，擁有一座13世紀的宅第；這個地方距比利時很近，一有風吹草動，就可以溜至國外。
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可以利用夏特萊的身份保護自己；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在伏爾泰遭受迫害、多次處於危險之時，侯爵固真四處去活動與調停。
侯爵先生的胸懷很博大，一直認可這一對情人的同居；這在咱華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其實也與法國的時代風氣有點關係的——當時的道德、風氣，准許一個已婚女人在家裡添一個情人，只是不允許有人在外頭宣揚而已。
“當侯爵夫人不僅選擇了一個情人，而且是選擇了一個天才之後，全法國都原諒了她。”
同居期間，伏爾泰在愛米莉的影響下，對自然哲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寫成了《牛頓哲學原理》；他在該書的題辭裡，把此書獻給愛米莉，因為正是依靠她的幫助，伏爾泰才走出了牛頓科學思想的迷宮。
在這裡，伏爾泰還出資建造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實驗室。1737年6月，法國科學院進行一項有關火的性質的有獎徵文，他與愛米莉各以論文參賽，也都獲了獎。
在這裡，伏爾泰對於戲劇的愛好絲毫未減。
他不僅自己寫戲劇，寫出了悲劇《梅洛普》、《穆罕默德》，喜劇《放蕩的兒子》、《納尼娜》；還讓人把一個閣樓改造成小劇場，組織業餘劇團來演出，並對當地居民開放。
然而，伏爾泰與愛米莉的矛盾，也當然是會發生的。
愛米莉是這麼一個人，她對於嚴肅的事與輕浮的事，都懷有同樣的熱情；他很愛伏爾泰，卻又不滿足於他的近乎柏拉圖式的愛情。
在同居了十五年以後，愛米莉又墮入了時年33歲的聖·郎伯的情網；這個小夥子很飄亮而又富於機智，還擅長於詩文。
當這兩個人請求伏爾泰的原諒之時，他想到了已在暮年，不可能再去與這個年輕人爭奪愛情了；就向他們表示了祝福。
他這樣自嘲說，“這就是事物的秩序，一顆釘子擠出了另一顆釘子，世界就這樣執行”；他還給這“一顆釘子”寫了一節風趣的小詩:
“聖·朗伯，全是因為你，
玫瑰才開花；
剌兒全歸我，
花兒留給你。”
但，伏爾泰雖是豁達大度，而這兩人造成的後果，卻是不可挽回的；年近44歲的愛米莉懷了身孕，並於1749年9月3日，在產後一週之時，由產褥熱而猝然去世。
愛米莉的突然離世，使得伏爾泰處於半瘋狂狀態；據記載，他跑到了郊外，跌到在路上，由他人抬了回來。
伏爾泰在給德尼夫人的信中，這樣寫道:
“這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我只希望不久便到她那裡去。我失去的不是一個情人，我失去了半個自己，失去了構成我的靈魂的那個靈魂，失去了20年的朋友。”
（下篇）
1758年年底，伏爾泰以德尼夫人的名義買下了費爾內莊園，居住了近二十年。
他作為歐洲偉人的形象，就是在這個時期定型的；他寫出了大量的小冊子和論著，以不同的署名散佈到歐洲各國，他實際上領導了聲勢浩大的法國啟蒙運動。
1774年，路易十五一命嗚呼。
接任的路易十六處於內亂外困之中，他再也無力阻擋伏爾泰的步伐了。
1778年2月10日，84歲的伏爾泰終於回來了。
他回巴黎之時，乘坐的是可躺式馬車。
途中，一個驛站主人認出了他，給了他最好的馬；還吩咐馬伕:
“好好地為伏爾泰先生趕路，鞭死我的馬也不妨。”
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送給他的裘皮大衣，也被人們撕得稀爛，因為誰都想扯下一塊留作紀念。
“任何國君也不能有與此類似的威望來控制輿論。”
當時，他已在實際上成為法國思想輿論界的主宰，他贊同什麼，什麼就會有權利存在；他的每一句新的言論，都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
伏爾泰憎恨世界上的暴君和作惡的貴族，他哀嘆每朝每代的歷史學家把這些人捧為令後人敬慕的物件，認為這是愚不可及；他這樣寫道:
“人類可卑的愚蠢，就在於崇拜那些亂世奸雄。”
他痛斥君主掠奪臣民的財產，大罵貴族們除了自己的意志外不知有法律，他的詩歌充滿戰鬥的激情:
“你們曾經利用過無知、迷信、瘋狂的時代，來剝奪我們的財產，把我們踐踏在你們的腳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養得肥頭大耳，現在你們發抖吧，理性的日子來到了。”
他用99卷的鉅著，揭露了掩蓋在面紗之下的社會現實。
在哲理小說《老實人》中，他借用了筆下的老實人之口喊出:
“地球上滿目瘡痍，到處是災難啊。”
在《老實人》中，伏爾泰還寫了一個人物邦葛羅斯；他是“省裡的聖人”，他教導學生說:
“萬物皆有歸宿，此歸宿自必為最美滿的歸宿。豈不見鼻子是長來戴眼鏡的嗎？所以我們有眼鏡；身上安放兩條腿是為穿長褲的，所以我們有長褲；石頭是要人開鑿、造宮堡的，所以男爵大人有一座美輪美奐的宮堡；本省最有地位的男爵不是住得最好的嗎？豬是生來給人吃的，所以我們終年吃豬肉。誰要說一切皆善簡直是胡扯，應當說是盡善盡美才是。”
小說寫邦葛羅斯，其實是對萊布尼茲用“先天和諧論”來粉飾現實、為等級制度唱讚歌的論調進行諷刺的，而文筆又是那樣的幽默。
伏爾泰曾將“自己笑，也讓他人笑”作為寫作的座右銘；他說:
“那些不會用大笑抹平額頭皺紋的哲學家，是會大禍臨頭的。我一直將嚴肅視為一種疾病。”
“正因為我們能夠輕狂一下，所以大多數人沒有上吊自殺。”
然而，伏爾泰的一生，在許多方面也充滿著矛盾。
他譏諷追逐財富的不值，自己卻獲取大量財產；
他取笑國王、貴族，又與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俄皇葉卡特琳娜二世、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巴杜夫人等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還試圖以他們作為靠山；
他懷疑上帝，揭露教會的罪惡，又去尋求教皇的庇護。
他在解釋為何會把劇本《穆罕默德》題獻給羅馬教皇、申請並得到兩枚獎章這一件事之時，這樣說道:
“對善良的人進行迫害的那些人將會認識到，我披著聖衣保護著自己。”
事實上也確是如此，因為他有大量的反對教會的言論。
比如，著名的解釋宗教起源的“傻子遇上騙子”說，就是他發明的。
這個解釋，對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是十八世紀以來比較流行的一種學說；法國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也都持這個觀點。
伏爾泰還指出，基督教的歷史是一部殘暴的血腥史；據他的統計，人類因基督教損失了一千七百餘萬生靈，平均每一個世紀，就有一百萬人被處死。
還在1722年，他偕同情人德·呂貝勒蒙德夫人、前往歐洲各國遊歷之時，就曾於路途中，寫了一首詩贈給她。
詩裡，諷刺了上帝的無能和荒唐:
“他胡里胡塗地施恩，他胡里胡塗地逞兇。
他費盡全力創造人，他又馬上給他們送終。”
但於另一邊，他又耗盡畢生精力去證明上帝的存在，並且認為上帝是世界的最初原因和創造主，“不存在自然的東西，萬物都是宇宙中的藝術，而藝術證明創造主的存在。”
在他看來，上帝除了一次創造活動、創造了現實世界之外，就不再幹預此間的事了，猶如一位建築師完成了宇宙大廈的建築之後，就不再過問這所大廈的使用——人的禍福，從此就不再與他有相干了。
他又認為，上帝的存在對維持人世間的秩序和道德，意義重大，“如果上帝不存在，必須把它創造出來”。在《甲乙丙丁對話錄》中，他借人物之口說道:
“我要我的律師、我的裁縫、我的僕人、甚至我的妻子相信上帝；我認為，這樣做我就可能少被搶劫或少戴綠帽子。”
從他臨死前的表現看，他內心裡是不信仰的。
伏爾泰重回巴黎這一年，也即1778年的5月30日，他由忽然的病倒，而終於奄奄一息，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
神甫來到他的病榻前，問道:
“我的孩子，您承認耶穌基督的神性嗎？”
伏爾泰默然不答。
神甫反覆追問。
處於彌留之際的伏爾泰，突然發了怒，他喊道:
“讓我安靜地死去吧！”
言罷溘然長辭，享年84歲。
巴黎不準為他舉行基督教葬禮。
朋友們讓他端坐在一輛馬車裡，裝作他還活著，這才得以出城。
在塞利埃，終於找到了一塊土地將他埋下。
伏爾泰雖然沒有看到在他身後11年發生的法國大革命，但他被公認為是思想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18世紀歐洲思想的泰斗”。
在大革命熱潮的1791年，法華人民隆重地將他的遺骸運回巴黎，葬入國家公墓。
十萬人自行列隊伴送，街道兩側有多達六十多萬人目送。
靈車上寫著:
“他是人類心靈的推動力，他是我們自由的指路燈。”
伏爾泰的心臟被裝在一隻精緻的小盒子裡，儲存在國家圖書館，上面寫著他生前的一句話:
“這裡是我的心臟，但到處是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