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在我們的認識中，那就是一批來自日本本土的，在中國沿海各地充當海盜的日本人。不過，當我們仔細分析明朝的整個歷史，我們會發現，其實，不同時期的倭寇，他的組成人員是有不同的。倭寇最早在中國沿海地方肆虐要追溯到宋朝和元朝時期。那時的倭寇基本上都是日本人。

但當時的倭寇的規模不大，且那時的日本古代的航海能力還比較弱小，所以對沿海的破壞甚至比不上其他的海盜集團。由於倭寇不夠強大，他們中的一些人就只能在離他們更近的北韓沿海打劫，當時的北韓進行了唯一的一次跨海遠征，大敗倭寇。

明初時，明朝也積極剿滅倭寇，遼東總兵劉江殲滅倭寇的望海堝大捷，讓此後百年間遼東一帶都無倭寇之患。

所以說，這一時期的倭寇戰鬥力並不高，不足為患。

明朝實施的海禁政策，使得很多沿海靠海為生的中國居民加入了海盜當中，地方官員誣陷他們，將他們和原有的日本海盜統稱為倭寇。

明朝建立時，朱元璋為了打擊沿海的反對勢力，開始實施嚴厲的海禁政策。導致沿海的很多地方荒廢和極其貧困，很多的沿海島嶼也變成為無人的地方。

可是，中國沿海的經濟隨著時代的進步，已經進入了一個逐步上升的發展階段。沿海居民一方面依靠海洋為生，另一方面，與海外諸國的貿易也日趨緊密。

明朝中央政府這種一刀切的政策，雖然導致沿海的經濟受到極大的打擊，但卻無法阻止歷史潮流向前。於是，沿海地區，特別是浙江、廣東、福建等地的各種走私集團開始興盛。

隨著明代中期中央政府對沿海的控制力減退，地方財政對沿海經濟的依賴逐漸加大，走私集團的生意其實已處於一種半公開的地步。沿海的局勢逐漸緩和，所謂的倭寇並不太多。主要組成包括日本人、為海盜的沿海華人和早期的西方來華殖民者。

但在嘉靖皇帝時期，再次對沿海地區採取了禁海的高壓政策，沿海的封疆大吏們對走私集團下重手打擊。這些打擊包括和葡萄牙的屯門-西草灣兩次戰鬥，對舟山雙嶼島的突襲，以及後來的走馬溪之戰。

這些高壓政策，使得已經緩和的沿海地區局勢開始變得激烈起來。更多地受打擊的勢力加入了海盜集團，在海上橫行，對沿海地區發動襲擊， 這些海盜集團與原有的海盜就組成了新的倭寇集團。而當時負責剿滅他們的明朝軍隊，則由於種種原因，剿匪不力，所以導致沿海的倭寇更加肆虐。

而日本人在這一時期倭寇集團中，總數並沒有太大的增加，在集團中的地位也並沒有太重要，但他們在對中國沿海的劫掠中表現得更為殘忍。

那明朝軍隊為什麼剿滅倭寇不力呢？

第一，明朝實行的是特有的衛所兵制度。也就是衛所內的以屯田為主大部分士兵（稱為），供養少部分士兵（稱為戰兵）去前線作戰。

在衛所中的戰兵和輔兵的多少，是據前方與後方的不同來區別對待的。由於當時來自海上的敵國入侵較少，沒有多少國防壓力，所以，傳統上位於南方沿海地區的衛所，屯田的輔兵就多些，戰兵就少些，自然戰鬥力也就低下了。

其次，這些沿海的軍隊，其實和海盜集團中很多人是同鄉，其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衛所與海盜之間甚至還有非法的貿易往來。換句話說，剿匪的軍隊，很多時候還得著海盜集團的好處，自然就對這些所謂的倭寇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也正因為如此，倭寇大爆發的嘉靖時期，那些一心想要剿滅掉倭寇的將領，比如戚繼光等，大多會多內陸地區招收兵員，以防止剿匪軍隊與倭寇相通氣的現象。

明王朝最終平息倭寇風波，是在嘉靖皇帝去世後繼位的隆慶皇帝時期。他放鬆了海禁，實行開關政策，允許沿海的福建商人有限的對外進行貿易。同時，允許葡萄牙人租借澳門這個地方。沿海的居民有了活路，自然就不做海盜了。於是倭寇風波才逐漸平息。

總結一下，明朝的倭寇，是以肆虐沿海地區的日本浪人為主，但其中也包含了成為海盜的中國沿海居民以及早期來華的其他西方殖民者。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顯然倭寇中大多數不是日本人。

但是，我特別要說一下，因為倭寇中大多數人不是日本人就下結論為這是中國階級矛盾，什麼海商與海貿海禁的後果，持這種說法的人，不客氣的說，不是蠢就是壞。

抗日戰爭，偽軍也是多過日軍的…所以抗日戰爭是華人內部階級矛盾嘍？

直接引用2004年出版的《明代倭寇史略》這本書吧，這也是我推薦大家閱讀的文獻。

在這本書的前言部分總結了幾十年來的各位觀點，並指出國內過去受到了日本學者影響

關於所謂的階級鬥爭觀點…

判斷實物性質要看實質，這段話我非常贊同。見下，不能因為倭寇中華人多，就顛倒黑白

關於倭寇與海禁如下

最終結論如下

在我們的印象中，明朝的倭寇就是日本的武士、浪人。當時為了掠奪財產、侵略大明，不斷的騷擾中國的東南沿海。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所謂的倭寇是指指十四至十六世紀侵擾劫掠中國和北韓沿海地區的海盜，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從事中日走私貿易。說白了當時的倭寇就是一群海盜，而這群海盜裡面有日本的武士、浪人，但是更多的還是以華人為主。日本倭寇的興起

最初倭寇的主要組成人員確實是以日本的武士、浪人為主。元末明初，當時的日本正處於所謂的南北朝時期，當時日本政局混亂，諸侯林立，相互之間爭鬥不斷。在這場爭鬥中失利的南朝封建主為了恢復實力，派出了大量的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搶劫燒殺的海盜活動。

後來日本北朝封建主為了加強與明朝的經濟貿易，派出了大軍在日本境內絞殺倭寇，大明的沿海地區獲得了短暫的和平。但是在這之後，日本政府因為修改了與大明的貿易政策，倭寇又死灰復燃。到了明朝中期，國力衰退，倭寇勢力越發猖獗。此時的倭寇在人員結構上也發生重大的改變。

中國海盜的加入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倭寇實際上就是海盜。我們都知道鄭和下西洋過後，明朝的對外貿易政策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政府在沿海地區大力推行海禁政策。禁海，讓原本依靠對外貿易的沿海商人失去了財富來源。為了避免自己經濟上的損失，這樣沿海鉅商加入了倭寇的行列。

他們聯合日本武士、浪人走私了大量的商品，從中牟取暴利。其中比較出名的中國海盜商人就是王直、徐海等。明朝中期參與剿倭的將領王忬曾向當時的皇帝報告：據他調查，“倭寇”頭領約有百餘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國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等。此外剿倭名將胡宗憲也曾編寫了一本《籌海圖編》，在這本書裡面列出十四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其頭目同樣全部是華人。

官倭勾結的倭寇集團

這些倭寇為了牟取更大的利益，不惜花下重金收買了大量的朝廷命官，讓這些朝廷命官為他們通風報信，規避風險。其中最出名的當屬朱紈被逼死之事了，明嘉靖二十七年，朝廷派出朱紈巡撫浙江，兼提督福建軍務。朱紈上任之後，為了治理倭患，下令封鎖海面，追殺了暗通倭寇的李光頭等96人。李光頭等人的死自然不會激怒倭寇，可是朱紈的禁海卻是觸犯了暗通倭寇的官僚、富商的利益。他們收買了朝中官員，指責朱紈擅自殺害百姓，最終朱紈只得自殺身亡。

後來在戚繼光等抗倭將領的帶領之下，經過了近十年的平叛終於解決了騷擾多年的倭寇之患。但是歸根結底地說，這些所謂的倭寇實際上更多的還是華人。

明代真的沒有好兵器？幾十個倭寇就敢攻打城池？日本由於長期戰爭規模很小，多為數百人到兩三千人規模的戰鬥，甚至許多時候士兵根本不起主要作用，而是雙方將領武士之間的械鬥決定勝負，一方武士被砍死，臨時徵募的農民士兵往往一鬨而散，故而兵器的精良程度對戰鬥勝負影響很大，而日本工匠也在唐刀的基礎上，不斷改進工藝，終於使得倭刀成為一種利器。

唐刀

而實際在戰爭中，大多數農民組成計程車兵其實是不配刀的，刀是武士的象徵，農民組成計程車兵主要以竹槍為武器，而倭寇裡使用刀比較多，蓋因為倭寇本主要為在日本戰國裡被滅國的領主所豢養的武士，失去領主頭目後成為浪人，繼而結夥為寇，流亡海外，滋擾大陸，所以許多人都以倭刀為兵刃，而大肆劫掠後，有了錢財，一些貧民出身的倭寇也開始僱傭工匠鍛造倭刀。

另外明代倭寇為患，但真正的倭寇只佔一部分，即真倭，而佔據主力部分的反而是華人，多是沿海的豪族流氓海盜以及因為海禁失去生計的水手漁民，這些人和倭寇為伍，共同劫掠，是以造成倭寇一時間聲勢浩大，整個海疆震動。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朱元璋設計的衛所制度，朱元璋給各行各業畫地為牢，世代傳承，軍隊也是如此，父親當兵，老了兒子繼承軍籍繼續當兵，看起來似乎穩定，實際上幾代以後，大多數衛所武備廢弛，尤其南方遠離北線前方，更是軍紀鬆弛，士兵毫無戰鬥力，加上軍官兼併土地（朱元璋的設計中每個士兵都有一份對應的土地供養），許多失去土地的軍戶失去生計，想方設法逃亡，許多衛所實際上嚴重不滿員，武器缺乏保養或粗製濫造。

這樣的軍隊自然根本無法和倭寇作戰，那些粗造充數的武器和精良的倭刀交戰，被倭刀一擊而斷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了。這樣的軍隊，任何名將也沒有辦法指揮，所以戚繼光選擇重新募兵，徵募彪悍有朝氣的山民，嚴格鍛造合乎標準的武器裝備，實際上也就是相當於再訓練出一支標準的正規軍，這樣的軍隊來對付實際上烏合之眾的倭寇，取勝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實際上，如果當時明軍不以南方衛所兵而是抽調北線精銳的邊軍來對付倭寇，倭寇也根本不會是對手，但面對韃靼、瓦剌等蒙古殘餘遊牧政權的威脅，數十萬邊軍自然不能動，於是各種數千衛所兵被百十個倭寇殺得大敗，幾十個倭寇就敢攻打城池，數百倭寇在江南橫行幾百裡追殺明軍攻城掠地的荒誕事情也就出現了！

百萬大軍擋不住五十倭寇，明朝軍隊有多弱？

明朝曾經擁有一支東亞規模最大的軍隊，據隆慶三年（1569）兵部侍郎譚綸的報告，明朝全國軍隊定額為313.8萬人。且其武器裝備比起前朝軍隊來說也有改進，成立神機營，逐步開始使用火器。

但明朝軍隊又是戰鬥力很差的軍隊，舉個栗子，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支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隊伍，居然橫掃浙、皖、蘇三省，攻掠杭、嚴、徽、寧、太平等州縣二十餘處，直逼留都南京城下。這些倭寇暴走數千裡，殺死殺傷四五千官兵，歷時八十餘日，才被圍殲。

戰鬥力弱爆到這個程度，人多勢眾的大明軍隊這是怎麼了？

明軍的神機營可能還不如弓箭手

在宋代以前，中國軍隊都是使用冷兵器。到了元代，金屬管形火器銅火銃出現，成為火器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但是總的來說，這些火器威力小、射程低，使用頗為有限。到了明朝，火銃手已佔到明衛所兵的十分之一。永樂時，京軍中還組建了專門的火器部隊——神機營，比歐洲最早成建制的西班牙火槍兵要早一個世紀。

但明代在火炮和火槍在技術上存在很多缺陷，實戰效果甚至不及弓弩。

戚繼光說：

“夫今強敵（按：指蒙古人）之技，遠惟弓矢，近惟腰刀。……弓矢射不能及遠，近可五十步，使我兵敢於趨前擁鬥，敵矢不過三發，則短兵相接，弓矢無用矣，此無足畏也。……（然而）銃盡發則難以更番，分發則數少而不足以卻聚隊。手槍打造腹口欠圓，鉛子失制，發之百無一中，則火器不足以與彼矢敵矣。”

● 明朝神機營

火器本身的缺陷對明軍的戰鬥能力有很大的負面影響，而明朝火器製造業存在的問題更大大加劇了這些負面影響。

明代的火器生產主要由軍器局負責。在軍器局轄下的各部門中，盔甲廠和王恭廠又是主要的軍器製造機構。到了萬曆末年，二廠製造了相當數量的火器，年產量為各種鉛彈四十萬枚、各種火藥三十六萬斤、藥線三十萬條、各種火槍（夾靶槍、快槍）七千杆、各種火炮（湧珠炮、連珠炮）一千四百門。

這些火器看起來數量不小，但實際上連供京營操練所需數量都遠遠不夠。不僅如此，質量還低下，難以適應實戰需要。

● 鳥銃又名鳥槍，明代中期出現的一種管狀射擊火器

萬曆四十七年（1618），兵部尚書薛三才奏說：

“京營額設戰車、火器，所以備緩急，預不虞之用也。查得軍營十枝額該戰車一千四百輛，自三十六年間已多破壞，移文工部先修二百五十輛，至今止修完二十輛耳，續又破損三百五十九輛。……火器槍炮，原額七萬九百九十二具，內查堪用者止四萬六千餘。又，內庫所貯銅鑄火器如滅虜炮、佛郎機之類，略一試用便即炸碎，此皆須逐一試驗，另行補造者也。”

稍後徐光啟在練兵時，發現工部提供給部隊的火器如湧諸炮、漁鼓炮、銅佛郎機、合縫子炮等，因“每放炸損”，故他都繳還工部，而請工部代之以戊字型檔存貯鳥銃二千門，但這些鳥銃也“止是機床，不堪諮取”。由於火器質量差，一些部隊即使裝備了火器，往往棄而不用。

中央軍器製造業生產的軍器，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遠遠不能滿足國防所需，因此到了晚明時期，只能主要依靠地方軍器製造業提供軍器。到了明末，廣東以及福建已成為先進火器的主要產地。

然而，廣東等地製造的火器，千里迢迢運到北京和遼東，不僅需時很久，運費高昂，而且存在著途中損毀、失竊等風險。一旦戰事緊迫，難以為力。

既要上陣殺敵，也要種田搬磚

明朝士兵心裡苦哇

明朝的軍隊體制頗為複雜，最基本的是衛所制。

衛所制下的軍人平時在各自衛所屯田操練，戰時出征，戰後散歸原衛所。在這種“亦兵亦農”體制下，士兵並非真正的職業軍人。同時衛所也不是戰鬥編制，軍人很少接受正規的訓練，特別是複雜而大規模的實戰訓練。即使是日常訓練，也只是農閒時進行。

● 明朝衛所之一的大寧都司。衛所制度下，大抵5600名軍人為一衛，1120人為一所，一般每衛設左、右、中、前、後5個

之後甚至連太祖制定的訓練制度也廢弛了，衛所士兵“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後來逐漸被軍官佔役，成為事實上的佃戶或者長工，這樣計程車兵，嚴格來說已經不是軍人。

明代另外一個主要的軍隊體制是營兵制。永樂時，以京衛和中都、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大寧各都司及江南、江北諸衛所番上兵組成京軍三大營，營制開始成為京軍的操練編制。與此同時，為運送漕糧而組成的漕軍，為邊境防務所需而設定的戍兵，以及為地方治安而增置的總兵、巡撫所屬軍，都從衛所抽調並以營為建置。

但營兵制並不是一種成熟的兵制，一直處於不斷調整的過程之中。營兵制本是衛所制的補充，目的是克服衛所兵“亦兵亦農、訓練不足”的弊端。但可惜營兵制並未能擺脫這些弊端。

明代中期王廷相說：

“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疏，雖有團營，聽徵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

● 《平番得勝圖》區域性，反映萬曆年間明政府平定西北少數民族叛亂的歷史記錄

“倭賊梳子，天兵篦子”，是兵也是匪

明代士兵的福利待遇和社會地位都非常低下，當兵是一個讓人瞧不起的職業。

徐光啟說：

“今京營之軍月米一二石……營軍操日不多，且質明而散，正須各尋生業以糊其口。若食餉一二石，又須日日肄習，必皆化為餓殍矣。營軍所以不振而易譁者，病根在此。”

這樣的待遇，自然難以招到合格計程車兵。

我知的老朋友利瑪竇也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這個國家中大概沒有別的階層的人民比士兵墮落和更懶惰的了。軍隊的每個人必定過的是一種悲慘的生活，因為他們應召入伍並非出自愛國心，又不是出自對皇上的忠誠，也不是出自任何想獲得聲名榮譽的願望，僅僅是作為臣民不得不為僱主勞作而已。

當他們不從事軍事活動時，他們就被派去幹最低賤的活計，例如抬轎，飼養馱畜以及其他這類的奴婢行業。無論是官是兵，也不論官階和地位，都像小學生一樣受到大臣鞭打，這實在荒唐可笑。”

● 千年不變的利瑪竇像...

軍餉微薄，地位低下，士兵生活困難，也沒有榮譽感，因此所到之處，往往搶奪民財，成為民眾的禍害。

在抗倭戰鬥中表現良好的廣西“狼兵”，“所至騷擾，雞犬不寧。聞瓦氏兵至，皆閉門逃出，殆與倭寇之過無異焉”，以致民間諺語說：“寧遇倭賊，毋遇客兵；遇倭猶可避，遇兵不得生。”萬曆北韓戰爭中，入朝明軍也有騷擾本地居民之事，以致有北韓人說“倭賊梳子，天兵篦子”。

● 明代倭寇侵擾地區範圍圖

不僅士兵素質低下，軍官問題也很嚴重。明代軍職，自衛指揮使以下至試百戶都是世襲，結果是軍官多為紈絝子弟，一如於謙所言：“皆出自膏粱，素享富貴，惟務安逸，不習勞苦，賢智者少，荒怠者多。當有事之際，輒欲委以機務，莫不張惶失措，一籌莫展。”

為了培訓軍官，明代建立了武學（即軍校）。學生入學也需要考試，但考試內容陳舊，流於形式。中選者進入武學學習，學習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連學校體制也仿照普通儒學。不僅如此，即使是這種武學也往往形同虛設。

因為缺乏嚴格和有效的選拔制度，只要有關係和門路，人人都可獲得軍官之職，所以軍官人數與日俱增，大批不符條件之人混進軍官隊伍。

從洪武二十五年（1392）至成化五年（1469）的七十多年中，京軍軍官數由兩千七百餘人暴增至八萬餘人。其後雖然經過兩次裁汰，可是仍持續增加，尤其在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政，武職更加氾濫。這些軍官不是真正的軍人，他們在軍隊中只是為了牟取私利。

由這些士兵和軍官所組成的軍隊，情況當然可想而知。《明史》說：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率軍來犯，

“兵部尚書丁汝夔核營伍不及五六萬人。驅出城門，皆流涕不敢前，諸將亦相顧變色”。崇禎末年王章巡視京營，軍人居然“聞炮聲掩耳，馬未馳而墜”。

這樣的軍隊，其作戰能力也可想而知。

這也可以說是明朝大部分軍隊的寫照。

論述明代的倭寇之患從洪武至正德，倭寇對明朝沿海的騷擾時斷時續。

永樂十七年（1419），明朝將領劉江在遼東望海堝殲滅來犯倭寇數千人，一時倭患稍稍斂跡。正統以下，隨著明朝海防逐漸廢弛，倭寇又有活躍趨勢，不過總的來說其騷擾範圍仍限於個別地區，勢力未至大盛。

到嘉靖年間，倭寇活動進入了空前猖獗的時期。

其中一個標誌性事件是嘉靖二年（1523）的“爭貢之役”。是年日本諸侯大內氏、細川氏均遣使至寧波通貢，細川氏使團後至，但其中的華人宋素卿買通市舶司太監，得先行貿易。大內氏使者宗設怒而與細川使團發起仇殺，追逐直至紹興，復折回寧波大掠，奪船而走，沿途殺死明朝軍官及居民多人。此事充分暴露了明朝沿海軍備的虛弱。

明廷由此認為“倭患起於市舶”，罷市舶司，厲行海禁，絕日本貢使。中日朝貢貿易規模有限，不能滿足日本各諸侯的物資需求，這本來就是倭患持續不斷的一個重要原因，現朝貢完全中止，遂使倭患更為嚴重。另外當時南方商品經濟已有很大發展，很多人靠商業為生，沿海地主、富民往往從海外貿易中獲利。厲行海禁同樣損害了這些人的利益，中國的海上走私集團因而發展起來。他們亦商亦盜，多以日本為根據地，在日本支援下襲用倭人的服飾旗號從事劫掠，大大加劇了倭患的聲勢。見於史載的嘉靖倭寇重要首領，也是以華人為主，如徽州人許棟、王直、徐海，福建人李光頭，廣東人張璉等。嘉靖倭寇“雖曰倭，然中國之人居三之二”，這是其有別於嘉靖以前倭寇的重要特點。

嘉靖中葉，倭患已蔓延東南數省，燒殺搶掠，造成巨大損失。

明廷先後派出朱紈、張經、胡宗憲等高階官員前往主持平倭。朱紈在閩、浙強化海禁措施，力圖切斷內地與倭寇的聯絡，捕殺許棟、李光頭和“通倭”的富豪商賈多人。朝中閩浙官員攻擊其“擅殺良民”，朱紈被革職按問，自殺身亡。張經奉命總督東南諸省軍務，在浙江嘉興取得王江涇大捷，但卻因為得罪嚴嵩親信趙文華，被後者彈劾“縻餉殃民，畏賊失機”，下獄處死。

胡宗憲代為總督，用離間、誘降等計謀殺死徐海、王直，倭寇勢焰稍挫。著名將領戚繼光奉調至東南平倭，在浙江招募農民、礦夫等“鄉野老實之人”組成一支新軍，嚴加訓練，時稱“戚家軍”。同時，又針對倭寇的作戰特點，在陣法、兵器等方面進行創設和改進。結果“戚家軍”屢戰皆捷，名聞天下。另一位名將俞大猷也招募組建了“俞家軍”。到嘉靖末年，長期騷擾東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被戚、俞等人蕩平。

嘉靖以後，日本國內的形勢發生了變化，割據的諸侯逐步統一，昔日分散和相對獨立的武士、海盜集團被組織起來進行有計劃的對外擴張，擴張的重點則放在北韓。

因此明朝東南沿海沒有再產生新的倭寇，中國海盜也不再假借倭名。北韓政權是在明初取代宋、元時期的高麗而建立的，一直嚮明朝稱臣納貢，是明朝關係最為密切的藩邦。日本統一後，軍閥豐臣秀吉被天皇任命為關白（相當於宰相），掌握實權。他積極策劃對北韓發動戰爭，企圖透過征服北韓進而征服中國。萬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軍隊在北韓南部登陸，不足兩月，北韓大部分國土即告淪陷。明廷聞訊震動，決定出兵救援，將日軍逐回北韓半島南端。此後中朝聯軍與日軍長期處於相持狀態，中間還進行了和談，但未獲成果。萬曆二十五年，日本重新發起進攻，聯軍盡力抵禦，又形成拉鋸戰局面。適逢次年豐臣秀吉病死，日軍無心戀戰，乘船撤回，中朝聯軍追擊於海上，擊沉、焚燬大批敵艦，明神宗以“平倭”詔告天下。這次戰爭雖以日本失敗告終，北韓得以轉危為安，但明朝的國力也大為損耗，衰頹趨勢進一步加劇。

明朝後期，東南沿海形勢也出現了新的變化。

在平倭過程中，明廷逐漸認識到“海禁愈嚴，賊夥愈盛”，因此在隆慶時期開始解除海禁，有條件地允許私人從事海外貿易。隆慶、萬曆年間，福建、廣東等地的私人海外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活動於東南沿海的私人貿易集團，大多還帶有亦商亦盜的性質，其中有不少仍是嘉靖“倭寇”殘餘，與日本也繼續存在聯絡，但他們已不再使用“倭”的旗號。明末，泉州人鄭芝龍成為東南海商中最強大的勢力。芝龍早年經澳門到日本，被定居在那裡的華商頭目李旦收為義子，後來繼承了李旦的產業，又兼併了另一大海商顏思齊的財產。天啟七年（1627），他主動接受明朝的招撫，藉助官府庇護，先後消滅了多名其他私人海商首領，官升總兵。到明朝滅亡前夕，鄭芝龍基本控制了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已成獨霸一方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