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很簡單，滿清統治期間主要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而世界格局慢慢開始發生變化，當八國聯軍攻打紫禁城時候，不少百姓還幫著洋人扶梯，為什麼？因為他們覺得那個城裡的人更壞，更該死，太平天國運動毀在內訌，從咸豐到光緒清朝腐敗至極，喪權辱國，華人早就希望推翻這個腐朽的王朝，大家都是乾柴就等一把烈火，武昌一聲槍響，眾望所歸，那個逆歷史潮流的王朝必將被歷史唾棄，沒有孫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會有其他各種革命，大清必亡中華才盛

這兩個根本不能放在一起提。太平天國是啥？農民起義。中國自古以來農民起義成功的少之又少。強行算下來朱元璋算一個。為啥呢？因為階級侷限性。中國農民起義的祖師爺陳勝喊過一個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說白了他們最終目的只不過是想成為王侯將相而已。王朝更迭是換湯不換藥的。可中國改朝換代這件事其實一直就沒帶農民階級玩過。一直以來就是士族，貴族和軍閥的遊戲。有秦以來，劉邦亭長出身，後有楚懷王加封，算是師出有名。算來也是小吏而非布衣。漢後魏晉，曹氏司馬氏都是士族出身。南北朝時期更是天子坐龍椅，士族掌天下。隋唐五代宋都是貴族軍閥奪權。畢竟士族貴族的學識，人脈，財富都不是農民階級能達到的。張角黃巢等蚍蜉撼樹也無非是樹自己爛透了。再說太平天國，簡直就是一個笑話。一個酸秀才領著四個盲流子，看了半本聖經就創立了宗教。洪秀全沒打出廣西就稱帝了。而那時的清朝至少還有一群幹臣，雖然疲軟但那是對當時整個世界局勢來說。關起門打這群土狗還不跟玩似的？湘軍一戰成名，曾文正公又是一位能臣，還有李鴻章這種已經開眼看世界的徒弟。可辛亥革命不一樣，那是一群社會精英領導的上已經滲透入朝廷，下受到學生和資產階級支援的全民世界觀大改造。跟當年法國大革命一樣的性質。這是中國真正的第一次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中國自明朝一來資本主義就有萌芽之勢，資產階級一步一步的登上了歷史舞臺。辛亥革命提出了共和的思想，尤其讓受了兩百多年氣的漢人有了不低人一等的感覺。而那時中國的大門早就被歐美的大炮轟開了，各種思潮全都一股腦的進到了中國。百家爭鳴，各取所需。而所有人都需要一個共和的平臺來展示自己。此時中國這個大舞臺，愛新覺羅想要唱獨角戲已經根本不可能了。

這個問題，其實用一個唯心的詞就可以概括了——氣數。換言之，在1860年代，清朝還不該亡；在1911年，清朝已經必須亡了。

在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雖然戰火也燒透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但是無論是內還是外，形勢是非常樂觀的。

對內，一方面太平天國本身也不比清朝好到哪裡去，基本上的政治運轉模式就是個邪教組織。老百姓在太平天國的統治下還不如跟著清朝混。尤其是打著“農民起義”的旗號，卻既沒有給農民好處，也把其他階層給得罪個精光，這樣的天國，已經淨喪人心。

而另一方面，清朝的官員隊伍還是緊密的團結在他們身邊的，滿有肅順、文祥、多隆阿，漢有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人都是一條心。更難得的是，在祺祥政變以後，秉國的恭王還能堅持肅順的方針，這就使得政策有了一慣性，幫助清朝幹掉了髮匪。

而外部條件下，英國在獲取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勝利後，全力支援清朝的統治，因為一個統一的中國更符合他們的利益。在英國的全面支援下，清朝不僅沒有了掣肘，還獲得了源源不斷地外援，這就讓清朝有了擊敗太平天國的足夠條件。

而五十年後，當年的漢臣們已經凋零殆盡，滿臣的後人們卻一點都沒學到父祖們的能力，空留下了一堆臭脾氣。《辛丑條約》簽訂後直到清帝遜位的這十年，清朝雖然也口口聲聲要改革，卻是改的一塌糊塗，最後發現不過是親貴們獲取權力的滑稽戲。

而無數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已經使人們對這個王朝徹底失去信心。一次次改良的失敗，更讓人們相信必須用暴力手段來促成國家的發展。“君主立憲”的滑稽戲，撕破了清朝親貴最後一層面紗。擺在人們面前的，就只有推翻清朝政府。而這個政府的羸弱，也使得它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幫助它苟延殘喘。

這個問題就好比方說是吃饅頭吃了五個，你吃飽了，你不能說是最後一個讓你吃飽的。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的歷史中，每個朝代在建立到滅亡都中間都會經歷很多的起義。特別是到一個朝代的後期，起義更是頻繁發生，可能同一時間，全國各地有很多起義在發生。每次起義的領導人或者說起義的訴求是不一樣的。

不可否認的是，每個朝代總有一次起義會把它推翻，並且最後一次起義都是波瀾壯闊的。這就好比方說，很多人買彩票，一定會有人中到頭獎的。

中國古代改朝換代，現在網上流行的說法叫賭人頭。既然是賭，那就有一定的機率性。成功了，登上九五之尊，權傾天下，失敗了，把頭一弄，20年之後還是一條好漢。

當然了，現在所總結出來的所謂辛亥革命的歷史進步性，這一點可能，我也感覺我自己無法否認吧，但是我總覺得他這東西就屬於那種，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就成功了。

太平天國他所積蓄的力量主要是透過，宣傳發動群眾，然後來形成武裝力量。過程非常緩慢。

而辛亥革命，槍聲一響，全國幾乎上全國響應，很短時間內清朝的統治已經在中國，可以說是土崩瓦解了。辛亥革命發生之後，清朝無力對其進行鎮壓。

不配圖了，先說清朝為什麼沒躲過辛亥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漢族地主士大夫集團，在這個時候已經不支援清朝了。

清朝的統治牢固性，從開始穩定的那一刻起，方式基本上就是滿蒙貴族集團+漢族地主士大夫的模式，兩方共同撐起了清朝統治的牢固。

如果只是滿蒙貴族集團，那麼基本上就馬上是下一個元朝。如果只是漢族地主士大夫，那就妥妥的也不是清朝了。

這一模式的巔峰，恰恰就是太平天國搞事搞的最激烈的時候：清朝滿蒙貴族集團已經無力應付太平天國，漢族地主士大夫（代表就是曾國藩李鴻章等）迅速做大，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滿蒙貴族集團對清朝統治的影響力。

仔細想想，太平天國是誰平定的，是漢人，滿蒙貴族的軍事代表增格林沁在太平天國平息後的一年就被幹掉了。清朝後面的那些硬仗都是誰打的？不管是新疆還是甲午，不管是成敗，能看到滿蒙集團的地方實在是少的可憐。

這之後清朝滿蒙統治集團做了兩個讓漢族地主士大夫很不爽的事，極其的不爽，以致於根本不會再繼續支援清王朝的統治：

第一，剝奪漢族地主士大夫的權利。

第二，不再進行科考。

前者是對漢族地主士大夫集團最直接的打擊，後者則是又進一步扼制了漢人的上升通道：十年寒窗，文化素質思想品德俱在，到頭來連上升通道都沒了，難道一輩子臉朝黃土背朝天？

這種情況下，天平的另一面，勢必開始發力導致傾斜。

所以說外部的原因只是一方面，內部的原因顯得也是尤其重要。

其實如果你仔細考慮的話，你會發現很多朝代的滅亡，基本上都是這個套路。

至於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搞事的時候有誰支援？除了太平天國自己，沒誰來支援太平天國。

加上太平天國搞的那些事情，基本上可以看作邪教衝著毀滅中化文化去的，不管從現實考慮還是從道義考慮，太平天國幾乎不可能受到什麼士族集團的支援，所以僅僅能算是清朝滅亡之前一個小插曲罷了。

只不過這個小插曲讓中國（我說的不是清朝，是中國）蒙受了太多太多的損失，還好曾國藩把太平天國滅了，不然如果太平天國統治了中華，那麼絕對將是中華歷史上最黑暗的N年。

太平天國的本質，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傳統民變的另類樣本，無非是披上了一層外來宗教的外衣，除了宗教淵源是外來的，其他和古代的黃巾起義，或者天師道舉兵之類的，沒有太大區別，這種劇情在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中上演了無數遍。

基於自身的侷限性、脫離中國社會基礎的另類宗教教義等等原因，還有清廷本身也沒有到眾叛親離的程度，在維護倫理綱常、儒家詩書傳統這一點上，漢族知識分子完全站在了清政府這一邊。

特別是，後期太平天國，領導人的腐朽、奢靡程度，甚至超過了滿清貴族。

至於辛亥革命，首先它的起因是一場湖北新軍自發的嘩變，並沒有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直接策劃組織。但為何這場自發的嘩變，最終導致清廷倒臺。其深層的原因相當複雜。參見本人舊作如下，關於前清遺老惲毓鼎對大清滅亡的反思：

惲毓鼎去世於1917年，身後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萬字的日記，自光緒朝至民國三十餘年，中樞的變亂、時代的風起雲動，乃至個人心路歷程，無不纖毫畢現。這位清朝前國史館總纂， 在人生的最後階段裡，不僅見證了大清末日，更見證了趙烈文所言的“方州無主，人自為政”。

惲毓鼎原本是國史館總纂，一個閒散京官，退職後更是自稱宦情素淡，“與世無爭，與人無競”。但自從去年10月10日革命黨在武昌舉事成功，惲毓鼎眼見大清覆亡在即，就再也無法安心“讀書寫字，蒔竹栽花”了。此後連續十數天，他在日記中密集記錄時局動態，焦慮憂憤溢於筆墨間，到10月20日，更是見人就痛罵政府腐敗無能，近乎發狂。

10月30日，清廷終於下詔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還規定皇室親貴不得任內閣大臣。惲毓鼎頓覺南北和議可成、大清存續有望，於是罕見地心情大好，這天還特意在日記中提到“西園海棠花開六七朵，鮮豔可愛”。

到底是晚了。之後清政府困頓依舊，顯貴們束手無策，只好下詔召開國會以徵求意見。又過了十天，滿清眾親貴開始競相提取現銀，存入外國銀行。

此時，惲毓鼎卻在為挽救大清四處奔走呼告、出謀劃策。

12月28日，惲毓鼎又和同鄉馮國璋等三十餘人聚會商議，他在會上大聲疾呼，必須動用武力平亂，同時必須解散“專以鼓譟惑亂為事”的諮議局、查封各報館以安定人心。但在當天日記中，惲毓鼎寫道“以大勢觀之，滿洲亡矣。”

終於，2月12日這天早上，隆裕太后在紫禁城養心殿裡，將加蓋了御璽的《退位詔書》，交予了趙秉鈞和陸軍大臣王士珍等人。爾後，趙秉鈞等人向嚎啕大哭的隆裕太后三鞠躬，默默轉身退出養心殿：統治中國267年的大清王朝，就此結束。

當天下午，趙秉鈞將“懿旨已宣佈辭位”的訊息，告知了來訪的惲毓鼎。

儘管早有預感，但在得知確鑿訊息的那一刻，惲毓鼎還是“悲憤交併”，痛哭“國竟亡矣”。

當天深夜，他在日記中用前所未有的篇幅，反思大清的滅亡。

反思從隆裕太后召見趙秉鈞時的哭訴開始：“一般親貴，無一事不賣，無一缺不賣，賣來賣去，以致賣卻祖宗江山。”隆裕更憤怒指責親貴稱“至今日不出一謀，事後卻說現成話，甚至紛紛躲避，置我寡婦孤兒於不顧。”

隆裕太后說的是事實。當時，年紀最長的頭號輔政大臣慶親王奕劻就以貪腐、賣官鬻爵聞名於世，他被後人稱為“晚清首富”，僅在匯豐銀行就有二百多萬兩白銀存款，連《紐約時報》等著名外媒，也報道說奕劻家就是中國官場“集市”，門房都設“收費站”，被華人稱之為“老慶記公司”。

惲毓鼎本人對滿清中樞腐敗也多有指責。1908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時事日非，而京朝官車馬衣服，酒食徵逐，日繁日侈。” 辭官前夕，他又憤怒指斥當時官場“非攀裙帶則無以任官”“京官無不嗜財”等陋習種種。

類似的憂慮，在惲毓鼎辭官賦閒之後、直到大清滅亡前夜仍時有流露：“無一事非因賄賂而成，無一官非因賄賂而進，人心安得不去，大亂安得不興？”

其實，對於腐敗催生晚清革命，梁啟超說得更直白：清政府數以萬計大小官僚“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為事。政治腐敗者，實製造革命黨之主品也。” （梁啟超：《現政府與革命黨》）。

但這些只是晚清宣統政改死局的表象。

比如奕劻，此前在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庚子事變中，都表現出了不亞於恭親王奕的開明姿態和政治遠見，因此在宣統政改中仍被華人寄予厚望。可是，這樣一位皇族核心，卻在宣統政改中毫不掩飾地高調貪腐。更荒唐的是，奕劻如此做派卻“聖眷不衰”，自己得了“鐵帽子”之外，妻妾中還封了6位“福晉”，超出了清制親王只能封5位福晉的限額。

後世有史家認為，奕劻只是刻意在展示自己的胸無大志以自保。如是，一場本以建立高效廉潔政府為目的的改革，卻不得不倚重一位鉅貪；而鉅貪本人只是以自汙求自保，這種背後的體制性荒謬，正是宣統政改與生俱來、難以自清的胎毒。

禍根早埋

較之隆裕太后的一味哭訴，史官出身的惲毓鼎顯然要看得深些：“亂亡之禍，早伏於十年之前。”

他所指的禍根，是慈禧太后在義和團舉事、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之後的懈怠。由於職業原因，惲毓鼎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慈禧、光緒及朝廷大臣的言行。他覺得，慈禧太后是鑑於義和團之亂禍起宮闈，此後便“遇事一意脫卸，唯求及身倖免”，再也沒有長遠的戰略構想。

至於光緒帝繼承人，惲毓鼎認為，慈禧一心考慮的是，如何使得庚子拳變、戊戌政變兩事不成為自己被人攻擊清算的口實，這才指定了三歲的溥儀，以便繼續把持權柄。

溥儀祖父老醇親王奕譞是咸豐帝胞弟，當年在協助慈禧清除肅順一黨立下大功，後又協助慈禧成功罷黜恭親王奕，是為“以醇代恭”。深得慈禧信任。溥儀祖母葉赫那拉氏，則是慈禧太后之妹；溥儀母親瓜爾佳氏，又是慈禧寵臣榮祿的女兒，也是慈禧養女。

也就是說，溥儀是慈禧心腹的外孫、養女的兒子。而同時被封為攝政王的溥儀之父載灃，則是一個柔弱怯懦之人，連胞弟載濤都覺得這個兄長“只可做個昇平王爵”。

慈禧關注的是個人權力，載灃則是庸才，以至於清政府“愈來愈無力去構思或立志去進行重大的社會變革，更不用說去實踐這樣的變革了。”（蘇全有《論清末清軍的國家失控》）

慈禧是在自己去世前兩天（1908年11月13日），才忽然召溥儀“入宮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的，商議立儲時，軍機大臣認為內憂外患之際，當立年長之人，慈禧太后聽後勃然大怒。

第二天，光緒帝去世。當晚，載灃及諸軍機大臣奉召入宮，面承慈禧懿旨宣佈由溥儀繼承皇位。同時還宣佈“所有軍國政事，悉秉予之訓示裁度施行”，等皇帝長大了再親政，這與當年慈禧在光緒繼位時的口吻如出一轍。

最初載灃接到立溥儀為儲、而自己封攝政王的懿旨時，曾極力推託，“叩辭至再”。這並非虛言，載灃一家有真實的恐懼：哥哥載湉（即光緒）被慈禧選中當皇帝后的命運，就在眼前。

確定後僅僅一天，慈禧在午飯後忽然長時間昏迷，醒來後自知不起，這才宣佈“此後國政即完全交付監國攝政王”。

作為傳統史官，惲毓鼎覺得，沒有比“父監子國，君為虛位”更違背綱常名分的體制了。載灃的政治才幹也的確有限，一上臺就罷免了漢人實力派袁世凱，兄弟三人代表皇族核心大抓軍權，導致滿清皇族與漢臣、與地方督撫矛盾激化。

1909年，張之洞提醒載灃“如不顧輿情，恐怕要激起民變。”載灃卻說：“有兵在，還怕什麼民變。”張憤然：“國家養兵，豈是用來打老百姓的？”兩人不歡而散。張之洞一回頭咳了口血，長嘆道：“不意聞亡國之言！”第二天就告病不再上朝了。一個月後張之洞去世，臨終前長嘆“國運盡矣”。（《張文襄公年譜》，胡鈞主編，臺灣文海出版社）

載灃之外，惲毓鼎又歷數主政諸滿清貴戚的不堪，奕劻老邁貪婪，載澤愚昧剛愎，載洵載濤幼稚好惹是非……而這些人都“借中央集權之名，為網利營私之計”……惲毓鼎最後總結稱，清朝“其絕必有處”，並且，即便沒有革命黨，也會有其他人來為大清掘墓。

辛亥革命的性質是政體的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其重要性相當於兩千年嬴政廢除封建制改郡縣制。辛亥革命之前，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民主科學先進思想的傳播，不論是清廷內部還是知識份子，資產階級都已經認識到了中國遠遠落後於西方的現實，而清廷一系列自救運動的失敗，也宣告了清王朝壽命將盡，封建帝制壽命將盡。

而辛亥革命的領導階層是知識份子、留洋學生，還有海外華僑的支援，依靠的武裝力量也是清政府建立的新軍，雖然是武裝起義但是並沒有發生大規模戰鬥，對舊地主、官僚，乃至貴族皇帝都沒有趕盡殺絕，反而讓宣統繼續在紫禁城中享受皇帝待遇，所以並沒有遭到激烈的抵抗，當然這也是資產階級的侷限性。

1910年，大清皇家禁衛軍首領訪問奧匈帝國，在布達佩斯拍攝的這張合影中，前排左二是哈漢章，左三是李經邁，左四是載濤，右一是良弼；二排左四是田獻章，左六是程經邦；三排左三是唐寶潮，左六是劉恩源。載濤時任陸軍大臣，年僅21歲，代表清室赴各國考察軍事，然而來年就爆發了辛亥革命。圖/秦風老照片館

亡國三妖

中樞之外，惲毓鼎還認為東洋留學生、新軍、資政院諮議局是“亡國三妖”，而東洋留學生滲透新軍操控諮議局鼓吹共和、革命，被他稱之為“諸魔之母”。

連同與派遣留學生有密切關聯的“廢科舉”在內，這些被後人頗多肯定的“晚清新政”主要舉措，在他看來“舉中國二千年之舊制，列聖祖二百年之成法，痛與劃除”，破壞了祖宗成法，這才導致整個國家大亂，“無事不紛更，無人不徇私”。

事實是，清政府積極在舊體制中培育新事物，如派送東洋留學生、編練新軍，其最初目的，是在“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中維護自身政權的存續。 同時卻在最根本的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猶猶豫豫，徘徊不前。

然而，無論是言必稱民主、革命的東洋留學生，還是一反綠營之糜爛、具備相當戰鬥力的新軍，都充滿了近代化的嶄新氣息，顯然都與顢頇老朽的大清王朝格格不入，而清廷中樞，亦無力駕馭這些完全不在數千年帝制中國思維方式之內的新事物。

如派遣東洋留學生，最初由張之洞在《勸學篇》中首倡，既有自強維新之目的，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但這些留學生很快成為大清政府最激烈的反對者。如黃興回國後即在湖北演講，熱烈鼓吹革命，並散發被張之洞稱為“大逆不道”的小冊子。張聞訊大怒，將黃興驅逐出鄂。

因為張之洞首倡，所以他主政湖北期間，湖北的留日學生為全國最多，而最終辛亥革命恰恰爆發於湖北省城武昌。以致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說，“民國成立，系孫中山與張香濤（張之洞號）的合作。”

至於新軍，原系清政府在甲午、庚子慘敗後，不惜一切代價打造的近代化軍事力量，本意在抵禦外侮。但它同樣沒來得及發揮作用，就倒戈相向了。

顢頇急躁

在整體革新推進緩慢的同時，清政府又有急躁冒進的一面。這在惲毓鼎強烈指責的新軍建設、教育改革兩方面都有體現：一方面，清政府對於新軍建設的危險和艱鉅性估計不足，裁汰舊軍迅速而堅決；另一方面，在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普設新式學堂，迅速擴大留學生派遣規模，以填補傳統教育的空白。

“終止科舉制度的行為，斬斷了兩千多年來經過許多步驟而加強起來的社會整合制度的根基。……舵手在獲得一個新的羅盤以前就拋棄了舊的，遂使社會之船駛入一個盲目漂流的時代。”（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惲毓鼎的反思，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正如亨廷頓所說的，成功地領導改革的政府，不僅能夠創制政策，由國家來採取行動促進政治和經濟改革，同時還應當能夠成功地同化現代化所造成的獲得了新的社會意識的各種社會力量。

但對清政府而言，恰恰是革新學制和獎勵遊學培養的新型知識分子，用他們的新思想、新價值觀，在進入新軍後做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惲毓鼎還預判了新軍失控倒戈的更深遠後果：“五代驕兵之禍，將見於共和世界。”美國軍事史專家拉爾夫·鮑威爾認為，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陸軍叛變，假如現代化的軍隊忠於朝廷，武昌起義是可以撲滅的。王朝的覆滅雖然早露跡象，但朝廷卻是因建立陸軍而自掘墳墓——正是華南與華中的各鎮新軍成了革命黨人的核心武力。

然後，由於軍隊職能轉向對內，在辛亥革命後形成了武人至上的社會。

更可怕的是，軍閥割據混戰造成農民普遍赤貧，這又製造了再次革命的土壤。而即便沒有再次革命，近代社會以後，由於以單純武力作後盾支撐的軍閥政治不能持久，因此它的重歸統一，最終仍需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完成。

立憲變味

被惲毓鼎與留學生、新軍並舉的資政院諮議局，最初則是宣稱為“預備立憲”而設，因涉及國體根本的變革，曾被許多士紳、尤其是立憲派寄予厚望。

惲毓鼎始終認為中國必須實行君主制，侈談維新必然亡國。

宣統朝完全變味、導致政治混亂的預備立憲，以及議員群體本身的良莠不齊、成了惲毓鼎指責立憲亡國的最強烈理由。比如1911年底，正值大清風雨飄搖之際，卻有資政院議員提案要求改用陽曆，惲毓鼎在日記中指其為“惑民觀聽，是無故而攪混水。”

同時，在辛亥革命後的南北和議中，資政院力主停戰，惲毓鼎認為這除了造成內部爭論不休、拖政府後腿之外，對南方革命黨卻沒有任何約束力，於是大清就只能“束手而亡”。

實際上，從1905年開始的清末立憲，一度曾是清末社會各界的基本政治願景。到日俄戰爭以日本戰勝俄國結束，人們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對俄國的體制優勝，於是認為“惟有憲政才能救中國”。

然而，慈禧的“五不議”——軍機處不議、八旗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翰林院不議、太監事不議，使得預備立憲幾成畫餅，一些激進人士，由此對清廷徹底失望後，便轉向了革命。

1909年3月，載灃重申預備立憲，在中央成立資政院，在地方各省則成立諮議局，還成立了第一屆責任內閣，然而待內閣人選宣佈，輿論大譁：新內閣13人中，漢族4人，滿族9人，滿人中皇族又佔5人，這完全就是“皇族內閣”。

公憤之下，各省諮議局競相上書彈劾內閣，皇族成為眾矢之的。而原本指望從新政中分享權力的立憲派，也就此徹底失望，部分人甚至倒向了交織著民族主義情緒的革命。

由此，晚清社會中溫和、理性憲政主義精神逐漸流逝。整個社會，包括本來最穩健的立憲派迅速地激進化。而激進化的立憲訴求，又促使掌權者以及像惲毓鼎這樣的保守派在社會控制方面轉向激進化。此時，日漸失去理性、情緒激烈的社會所關注的，就不再是憲政轉型，而是政權之更替——也就是革命。

不出五十年

惲毓鼎的反思便止於“亡國三妖”，然而清末種種荒謬紛亂，終究仍只是一出時代變更大戲的前臺鬧劇。其背後當有更幽深的歷史因果規律。

從現存文獻考證，第一個準確預見清朝滅亡、並窺見大勢由來及程序脈絡的，是曾國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常熟才子趙烈文。

曾國藩等一干人不懈努力，才有晚清“同治中興”，一片歡呼盛讚中，很少有人質疑大清的龍旗到底能打多久，但曾國藩卻意識到了朝野上下潛伏著的無盡危機。只是，彼時曾國藩仍然認為，透過一些努力能挽危廈於將傾。

然而趙烈文不這麼看。在《能靜居日記》中，趙烈文詳記了與曾國藩的一次重要談話：1867年7月21日，他預言清朝不出五十年必亡。

當晚，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憂心忡忡地與趙烈文談到，京城街頭乞丐成群，而且不時有明火執仗公然打劫，治安形勢嚴重惡化，然後問趙：“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已久，必定會再次分裂。無非是目前主政者尚有威權，且高層也還沒有“抽心一爛”，所以暫時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

但他話鋒一轉：“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爾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這也就是說，今後必定出現朝廷先垮臺，然後地方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還進一步判斷，國家到形成這種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

曾國藩很詫異，又問，有沒有可能再次出現中國歷史上的政權南遷、分治局面？

趙烈文則明確回答，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了，恐將徹底滅亡。

此後，曾國藩、趙烈文分別於1872年和1894年去世，未能親見預言成真。而晚清遺老惲毓鼎，卻在人生的最後階段裡，不僅見證了大清末日，更見證了趙烈文所言的“方州無主，人自為政”。

惲毓鼎去世於1917年，身後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萬字的日記，自光緒朝至民國三十餘年，中樞變亂、時代風起雲動，乃至個人心路歷程，無不纖毫畢現。

反思大清覆亡之後，惲毓鼎在當晚的日記中還聲稱從此再不討論時局。然而，有趣的是，此後其思想卻日趨開明，民初梁啟超重登政治舞臺後，惲毓鼎與梁啟超之間往來頻繁，關係密切，先是在思想上靠近梁啟超，繼而在行動上接近梁啟超，在歷史轉型時刻，在人生的最後歲月裡，這位晚清遺老終究一腳跨進了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