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雖然是儒家大師，但是他強調學以致用，他的理論聯絡實際，對於他的學生有很大影響。其實不只是李斯，另一個學生韓非子也是著名的法家。

李斯向荀子學習的時候，就是學習帝王之術，可見荀子這個人有的是治國安邦的本領。

荀子的思想學說以儒家為本，兼採道、法、名、墨諸家之長。他以孔子、仲弓的繼承者自居，維護儒家的傳統，痛斥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為“賤儒”，對子思、孟子一派批評甚烈。其對孔子思想有所損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強調了孔子的“禮學”，頗有向法家轉變的趨勢，後期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李斯都出於荀子門下。

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法家主張依法治國。

荀子這個人比較邪性。他明面是儒家，但是他的“性惡論”跟孟子的“性善論”針鋒相對。

教的最有名的兩個弟子李斯和韓非也都是法家。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完全的儒家，所以歷代的學者動不動就批判他，想把他從儒家的墳堆裡刨出去，扔到隔壁法家去。

看著他的書，有時候我也懷疑他到底是不是法家派到儒家的臥底。

不過他的思想還是可以看看的，既沒有儒家的腐朽，也沒有法家的嚴酷。

荀子的思想是儒家學派的。孔子和孟子在提出那些治國思想的時候添加了很多理想化的成分。儒家思想這種不切實際理想成分，讓荀子從實際出發，只說人是可以做很多的。

荀子的禮在他看來，是先王制定的用來抑制人的非分欲求，安排社會生活的準則，是人們必須遵守的一種行為規範。

荀子思想中的“禮”和法家思想中的法制觀念比較接近。戰國後期的發展，與其將“禮”寄託在宗法或道德上的約束，不如用刑法來約束更直接。所以荀子的學生李斯到了最後以實際層面去考慮。披沙揀金，形成自己的理論，走向法家的領域。

先秦時期，那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年代。百家爭鳴的盛世景象，傳道受業解惑，並不因為老師屬於哪個門派，而強行把學生也定義為哪個門派。

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

師父的言傳只是一部分，學生的實際領悟是另一部分。

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在人性問題上，提倡性惡論，主張人性有惡，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強調後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

荀子的學術思想比較複雜，並不完全拘泥與儒家，所以他的弟子們在後期演變中逐漸偏向了法家。

荀子的三大高徒：韓非、李斯、張倉。

韓非、李斯二人都是法家代表人物，並且是由韓非創立的法家學說。

也就是說，韓非屬於法家的開宗立派人物。

李斯作為師弟，也是屬於法家流派，併成功的將法家學說在秦國推展開來。

而另一個弟子---張蒼，他就比較奇怪了，他顯名的地方既不是儒家學說，也不是法家學說，他本人精通計算、樂律和曆法（有點類似於數學/音樂/天文）。

所以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學生的成就除了老師的教導之外，也離不開自身的不斷學習。

雖然荀子和孟子都是儒家，但是兩個人的基本觀點就是完全向背的。

荀子從人性本惡出發，提倡“隆禮重法”。在荀子的的思想裡，禮更多的是指代道德。提倡禮以定倫，法以定分。

若只講法，不講禮，百姓只會對刑罰產生畏懼而不是尊重，那就是暴法。荀子認為禮就是法的根本，如果人們愛好禮，那就自然合法，甚至不用懲罰，人們就自然為善。這就是說道德是法律的基礎。

孟子從性善論出發，主張施行仁政。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孟子認為人都有向善之心，都有仁義禮智信。所以要用仁政導人向善。

因為出發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大相徑庭，所以荀子能教出兩個法家的學生——韓非和李斯。

這個問題有意思，也很有見地。

拋開荀子是不是儒家先不說，先來考慮一下儒家這個概念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如果你讀歷史系，又恰巧是個愛學習的孩子（小編這個委婉的誇自己愛學習，你們沒有看出來吧），應該知道十年前《史學月刊》李振宏老師發表的一篇文章《論“先秦學術體系”的漢代生成》，堪稱經典。

根據目前研究來看，先秦諸子沒有一位稱自己是哪一門哪一派。我們往往習慣認為的儒家、法家、道家、陰陽、小說、雜家等等，貌似主張鮮明、涇渭分明。其實這些都是漢代的那些儒生們給整理的。其實這些先賢們的思想其實相互吸收借鑑的有很多，荀子認為人本性是惡的，孔子認為人本性是善的，貌似兩人主張衝突很大，但他們都在維護禮法，所以都被歸到了儒家。

李斯則不同，因為李斯是官，他要管民。這就牽扯到一個問題，“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也就是李斯不能用禮來管理庶民，那麼他就要把禮從自己的主張中拿掉，“禮法”去掉了“禮”，也就只有法了。所以，李斯雖然繼承了荀子的“人本性惡”的思想，但沒有用這個思想維護“禮”，卻用這個思想維護“法”。所以，李斯被歸為法家。

最後，還有一個說法特有意思。漢代是儒家的天下，儒生們當然要美化一下自己。前面導致秦國滅亡的那些讀書人，雖然他們從儒家出身。但，漢代的儒生不願意認他們，因為在這些傲嬌的儒生眼裡，儒學是不會讓國家滅亡的，所以李斯等人就被剔除出儒家，在門派分類中，被劃給了法家。

楚漢之前戰國不分家，都是先秦夏商周文明的研究批評續承者，比如，老子，孔子，荀子，韓非子，孫子，以至黃帝內經中都不信鬼神。（墨子除外，但有學者講墨子所謂“鬼神”，也是一種上蒼無名壓力，近三尺頭上有神冥）。道家，儒家，法家，墨子，孫子，黃帝內經作共的認可“易經”理念，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理念。儒家專護統治掌權人“禮制”主厚藏與等級。墨子則主兼愛大同，節用。荀子即同意孔子之說也不徹底反墨子之說。許多後人不因荀子尊孔把荀子定為儒家。荀子易諸家之合，道家，兵家，法家，儒家他全吸收，主反孟子:“性善論”，主人性惡﹥民國學者，講荀子是集中華數千年文化“鄉愿”之大成者。正因楚漢前戰國學界沒有諸子之分，韓非子是法家，荀子是諸家之集，不為怪。

孔子之後，儒家的兩大支脈是孟子和荀子，不過兩人的學問又有所不同。

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荀子主張人性本惡。

孟子出發點在善，所以用詩書教育人的修養。荀子出發點在惡，所以用禮法規範人的行為。

因為人性本惡，所以不得不用外力約束。

既然約束，必須有強制力才有效。

既然要強制，那麼禮法的約束力有所不足，再進一步，就變為法律了。

所以他的兩個法家徒弟，是沿著師父的那條路，又向前走一步的結果。

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荀子名義上是儒家，實則是法家，他是儒家的叛徒。這個說法是很有道理，但是對荀子來說，不免太過於殘酷。

我們總結下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不外乎仁義禮智四個字。孔子是強調仁的，孟子發明了義，而荀子則更多的強調禮。荀子的禮和現在的禮是不一樣的，荀子的禮更多強調的是社會秩序社會規範，相當於現在的思想道德和法治的統一體，並且荀子更為重視社會等級規範，既然是認為社會是有等級的，必然要有一種制度來維護和規範這種制度，這個禮在他的弟子韓非子和李斯那裡，就變成了法。

所以，我們毋寧說，法家思想起源於儒家思想，而不是說荀子是儒家的叛徒。事實上，荀子是先秦最後一個儒家的大師，他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孔子、孟子和荀子三者思想的不同，我個人認為主要是對人性的立場不同。孔子是聰明的，是中庸的理性主義者，他知道人性是個很複雜的東西，你說不清楚是善還是惡，所以孔子只是說了一個他經驗上的認識，他說性相近習相遠，人性是差不多的，不過是後天的培養的不同，導致人性的不同。這種人性相近的觀點，實際上就是人的價值平等的觀點，這就必然導致孔子的仁愛主義，必然導致儒家強調道德的培養，因為，習相遠。

孟子是個熱情勃勃的樂觀主義者，他認為人性是善的，人性中有與生俱來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這四種善端是人類社會中仁義禮智四種道德價值的根源。從孟子的人性善論點出發，必然導致政治上的仁政和德治主義。

而荀子是一個極為冷靜的人，他強烈批判孟子，說他不瞭解人類。荀子認為，人類性惡，是趨利避害的動物，之所以有善，那是因為後天的改造和學習的緣故。後天的改造，其實就是用禮法來約束限制人性，讓人性向著善的方向發展。在這個邏輯的基礎上，荀子的政治理念必然向法治的管理理念轉變。所以，荀子的儒家思想，內在地含有法家思想的種子，他教育的兩個知名弟子，韓非子和李斯，後來成為法家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就不足為奇了！

秦一統八年後，李斯上書：天下太平時，百姓應致力農工，讀書人應明習國家法令，遵紀守法。然而現在的讀書人，卻整天議論朝政，搬弄是非，標新立異，各持一說，不利於思想的統一。請皇上下令，將秦國以外各國流傳的史書，《詩經》、《尚書》和諸子百家著作，統統收繳燒燬。凡有借古諷今者，滅三族。三十日之內不焚書者，處以黥刑並服勞役。

這就是李斯和他的“法家”理念，說起來，李斯其實自己也曾拜在儒家門下，他和韓非都是荀子的學生，只不過荀子雖然自稱是孔子學問的繼承人，但在學術上卻是相容幷包的一位，他的學生也都各取所需，李斯和韓非想要的，是帝王之術。

也許正是在荀子門下了解了儒生，李斯和韓非都清楚地看到了讀書人的自由思想和專制間存在的矛盾衝突，所以韓非在《五蠹》裡說：儒以文亂法。這些儒生太討厭了，他們喜歡對國家法令品頭論足。而在韓非和李斯看來，法令是用來絕對執行的，國家就像一部機器，除了帝王以外，每個人都是零件，法令就是零件執行的規則，每個零件默默遵守自己的規則就行了，零件不需要參與規則的討論，異議固然不行，哪怕是表示同意也不可以。

這樣的理念，最喜歡的當然是帝王本人。李斯和韓非先後到了秦國，可想而知秦王政聞說後有多麼欣喜。韓非因為口吃，訥於言，又被李斯妒忌陷害，陷於牢獄中死去，李斯逐漸成為唯一最得力的法家思想推手。

師從儒門，自己又是讀書人的李斯推行“焚書坑儒”，法家的無情在他身上被戲劇性地放到了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