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中東地區兩個強大的國家，究竟是何原因導致雙方有如此大仇呢？

宗教差異加劇了他們之間長達數十年的不和。他們各自遵循伊斯蘭教的兩個主要教派之一 - 伊朗主要是什葉派穆斯林，而沙烏地阿拉伯則認為自己是遜尼派穆斯林的主要力量。

這種宗教分裂反映在更廣泛的中東地圖上，其他國家有遜尼派或什葉派多數派，其中一些人向伊朗或沙烏地阿拉伯尋求支援或指導。

歷史上，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君主制國家，也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也是穆斯林世界的領導者。然而，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在這個地區創造了一種新型國家，一種神權政治，其明確的目標是將這種模式輸出到自己的邊界之外，這一點杜沙特提出了挑戰。

特別是在過去的十多年年裡，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分歧因一系列事件而變得更加尖銳。

2003年美國領導的伊拉克入侵推翻了薩達姆侯賽因，他是一名伊朗主要對手的遜尼派阿拉伯人。這消除了伊朗在伊拉克影響力的重要軍事反擊，伊拉克自那時以來一直在上升。

快進到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起義導致整個地區的政治不穩定。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利用這些動盪擴大其影響力，特別是在敘利亞，巴林和葉門，進一步加劇了相互猜疑。

伊朗的批評者表示，它打算在整個地區建立自己或其代理人，並實現從伊朗到地中海的土地走廊的控制。

由於伊朗在許多方面贏得了區域鬥爭，戰略上的競爭正在升溫。

在敘利亞，伊朗（和俄羅斯）對巴沙爾·阿薩德總統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擊敗了沙烏地阿拉伯支援的反叛集團。

沙烏地阿拉伯正在拼命遏制伊朗的影響力，以及該國年輕而衝動的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該國事實上的統治者）的軍國主義冒險主義正在加劇地區緊張局勢。

感謝官方邀請，問題主幹展開，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向來不和”，而是“有多大仇”，在筆者看來，沙特與伊朗之間從歷史和現實的維度來看的確頗有冤仇，但要說“向來不和”也並不十分確切。兩國之間的恩恩怨怨，要說寫個博士論文都綽綽有餘，筆者在此儘量在四千字內為您梳理：

作為真正的文明古國之一，伊朗是不屑於跟沙特談歷史的。畢竟波斯曾經是地跨歐亞的大帝國，儘管曾被阿拉伯半島上的遊牧民族滅國，但伊朗高原上的主體民族一直都是波斯人，即便是從原本的拜火教改宗伊斯蘭教，但依據筆者的觀察，波斯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豪感至今仍然遠遠大於中東地區的任何其他民族。反觀沙特，往近裡說是1932年由遊牧民族酋長建立的王國，往遠了說也就是隻能追溯到18世紀中葉沙特家族與瓦哈比家族共同建立的酋長國，與歷史上的滅掉薩珊王朝（被認為是最後的波斯帝國）的哈里發帝國和之後赫赫有名的倭馬亞王朝與阿巴斯王朝等等並沒有直接的聯絡，而阿拉伯民族自身的認同感也相對有限，甚至阿拉伯民族的定義本身也相對模糊。無論是從政治範疇（阿拉伯聯盟成員國公民）、語言範疇（母語為阿拉伯語）或是遺傳學範疇（祖先曾生活在阿拉伯半島）來定義都不甚確切，甚至筆者遇到的不少所謂“阿拉伯人”都將自己的“阿拉伯人”身份作為身份認同的第三重，排在自身國籍和宗教信仰之後。

儘管把沙特家族崛起前阿拉伯人與波斯人之間的恩怨等同於沙特和伊朗兩國之間的恩怨並不十分恰當，但遜尼派與什葉派，或者更確切地說，沙特家族及瓦哈比教派與什葉派確實有著解不開的仇。從歷史上看，由於在先知繼承人問題、教義理解和對社會生活參與程度等問題上存在明顯分歧，什葉派穆斯林曾在遜尼派統治下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兩者也有過不少和平共處的時期，但在瓦哈比教派出現之後，形勢有了很大的改變。正如上文所說，沙特家族登上阿拉伯半島的舞臺中央，與瓦哈比教派密不可分，而作為伊斯蘭教遜尼派當中一個極端保守的分支，瓦哈比信徒們不僅被要求嚴格遵循《古蘭經》與聖訓，禁止一切娛樂和非伊斯蘭教的偶像崇拜，還主張摧毀一些被崇拜的伊斯蘭教聖墓與清真寺等遺蹟。1801年，沙特家族曾率半島遊牧兵一路向北，攻入位於現今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聖城卡爾巴拉與納傑夫，在屠殺數以千計什葉派穆斯林的同時，還洗劫了什葉派伊瑪目侯賽因的聖陵。作為宗教領袖的瓦哈比長老們和作為軍事領袖的沙特家族，自此開始成為什葉派穆斯林眼中的“惡魔”，而1932年現代沙特王國成立之後，當權者對沙特國民的“少數派”——什葉派穆斯林採取的不少高壓措施（例如什葉派穆斯林曾無法擔任政府公務員，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中曾經只能擔任下層職務等），也使得伊朗民眾感同身受，對沙特政權愈加仇恨。

民間呼聲和上層交往在相當多的時候並不是正相關，沙特與伊朗之間的關係在20世紀三十年至七十年代末之間就是如此，而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與其說是沙特和伊朗的主動選擇，倒不如說是外部環境迫使兩國走到了一起。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東人民最崇拜的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和改革運動的領袖——埃及的納賽爾，而同樣是王權體制的沙特與伊朗兩國則對民族主義和共和浪潮頗為忌憚，兩國在外交和軍事上又同樣十分倚重於美國——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親口對沙特國王阿卜杜勒阿齊茲承諾“沙特的安全就是美國的安全”，而伊朗則是美國牽頭組建的巴格達公約組織（後改名為中東條約組織）的重要成員，二者都是美國實施其中東政策的重要支柱。

20世紀50年代，沙特與伊朗的關係進入“蜜月期”。1955年8月，沙特國王對伊朗進行了國事訪問，訪問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充分強調兩國之間的友誼，並呼籲開展更多合作。儘管沙特對於伊朗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並不滿意，但在1957年3月，巴列維國王仍舊實現了對沙特的回訪。雙方此後聯手阻擊埃及“納賽爾主義”在中東地區的擴張：在1958年的黎巴嫩危機、1962年葉門政變和布萊米綠洲主權問題上，伊朗和沙特均持同一立場；1965年之後，伊朗和沙特又開展合作以共同應對埃及的擴張；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阿拉伯國家的軍隊在前方奮戰，伊朗的巴列維國王也在不同的國際場合對以色列表示強烈譴責，並要求以方撤軍；1967年12月，沙特的費薩爾國王對伊朗進行國事訪問，在提升雙邊關係水平的同時，還建立了兩國外長定期會談的機制。即便是在沙伊雙方在海灣問題上略有分歧的七十年代，兩國還是協同其他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在歐佩克組織的框架下，用石油禁運完成了近代史上穆斯林國家對以色列，同時也是對歐美髮達國家堪稱最強力的一次反擊。儘管之後伊朗在美國的壓力下恢復了石油出口，但原油價格的整體暴漲還是使整個西方經濟遭遇了罕見的衰退。

美好故事的終結往往毫無預兆。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使得中東地緣政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沙特繼續奉行親美的外交政策，並透過組建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等行動聯合地區其他國家以求自保，而以霍梅尼為代表的宗教領袖則在伊斯蘭革命勝利後在國內創造出“政教合一”的政體，並將沙特等親美阿拉伯國家視為非法，支援包括沙特東部什葉派穆斯林在內的反抗力量，明確將意識形態輸出列為自身戰略目標之一。1979年11月發生在沙特麥加禁寺的圍困事件，使得當時正在推行國家現代化計劃的沙特王室清醒地意識到伊朗伊斯蘭革命不僅鼓舞著沙特境內的什葉派穆斯林，而且對於自身執政基礎之一的瓦哈比教派穆斯林來說也是一種激勵，使後者看到了建立一個原教旨主義國家的希望，沙特王室隨後也決心向外出口瓦哈比教派的意識形態，並將自己塑造成為麥加和麥地那兩聖城守護者，來捍衛信仰的純正性和執政的合法性。

意識形態的強烈衝突使得現實對抗也愈演愈烈：持續八年的兩伊戰爭中，沙特為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而美國提供的武器裝備中相當一部分也經由沙特運入伊拉克，可以說兩伊戰爭是一場沙特出錢出槍伊拉克出人、聯合對抗伊朗的一場戰爭；1984年，四架伊朗戰機進入沙特領空，被沙特空軍的F15戰機擊落兩架擊傷一架；1986年，沙特海關在前往麥加的伊朗朝覲者行李中發現超過50公斤的爆炸物；1987年朝覲活動中數千名伊朗朝覲者與沙特軍警在麥加大清真寺外發生的大規模流血衝突更激化了沙伊兩國之間的矛盾。

敵人與朋友的轉換有時往往在一念之間。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後，伊拉克不僅入侵科威特，而且將矛頭直指昔日的金主沙特。依靠美國為首多國部隊的解救才得以倖存的沙特開始意識到，強大的經濟實力並不能支撐自己成為中東霸主，而1989年迎來了改革派總統拉夫桑賈尼的伊朗也急需在地區內得到支援，以恢復因兩伊戰爭而幾近癱瘓的國家經濟，沙伊兩國一拍即合，雙方關係再次進入“黃金髮展期”。拉夫桑賈尼和之後的哈塔米兩位伊朗總統相繼訪問沙特，而時任沙特內政大臣納伊夫王子也曾回訪伊朗，兩國還在2001年簽訂雙邊安全協議。

就在一切都似乎向著光明發展的時候，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美國在顛覆薩達姆政權的同時，也使得什葉派穆斯林佔多數的伊拉克出現了權利真空，保守派總統內賈德上臺後的伊朗趁機乘虛而入，逐漸實現對伊拉克政局的掌控，使得沙特回憶起被薩達姆支配的恐懼。儘管2007年內賈德曾經訪問沙特試圖修復兩國關係，但裂痕已然存在，缺乏共同利益驅動，破鏡重圓談何容易。

時間來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使得沙特等海灣君主制國家喜憂參半，喜的是敘利亞和埃及等傳統阿拉伯強國陷入混亂，沙特的“大國之路”似乎少了許多阻礙，憂的則是沙特和一貫被沙特視為“保護國”的巴林的什葉派也開始聞風而動，追求自身久未獲得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在巴林人口占多數的什葉派穆斯林甚至提出了推翻遜尼派王室統治的口號。2011年3月，在海合會的支援下，沙特和阿聯酋的1500名軍警進駐巴林，協助政府平息“內亂”，逮捕了數以百計的示威者，並摧毀了數座什葉派清真寺，引發伊朗的強烈抗議，沙伊關係急轉直下。同樣在2011年3月，敘利亞反政府示威活動升級為武裝衝突，伊朗政府直接派出武裝力量支援敘利亞阿薩德政府，而沙特則為相當一部分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提供經濟和武器裝備援助。

如果說沙特在敘利亞戰場上是以小搏大，扮演著幕後的木偶操控者角色，那麼在葉門境內情況則恰恰相反。2015年3月，為支援葉門總統哈迪為首的政府，沙特為首多國聯軍發動代號為“果斷風暴”的軍事行動，對葉門胡塞武裝實施軍事打擊，而胡塞武裝的背後正是伊朗。波斯人不僅為胡塞武裝提供了包括無人機和彈道導彈在內的武器裝備，而且派出了相當數量的軍事顧問，至今將沙特為首多國聯軍牢牢地牽制在葉門戰爭的泥沼之中。

早已緊張的沙伊關係最終在2016年初徹底斷裂。1月2日，沙特內政部宣佈於當天處決了著名什葉派宗教人士尼姆爾·尼姆爾，引發整個什葉派震怒。伊朗最高宗教領袖和政府第一時間表示抗議，而伊朗示威者也從當天晚上開始衝擊並焚燒了德黑蘭、馬什哈德等地的沙特使領館，沙特和伊朗隨後在幾小時的時間內相繼宣佈與對方斷絕外交關係。曾經在兩伊戰爭這樣的“非常時刻”，沙特與伊朗仍舊能奇蹟般地保持著不冷不熱的外交關係，這一次是真的決裂了嗎？

在筆者眼中，答案是否定的。從事件起因來看，沙特處死尼姆爾與其說是向全世界什葉派挑釁，不如說是針對伊朗的試探性動作，使領館被焚燬之後宣佈斷交，也是應激性反應而非計劃中的行為，而伊朗宣佈與沙特斷交則更是外交對等的無奈之舉，同時也是被伊朗街頭政治“倒逼”的結果；從事態發展來看，伊朗在斷交後多次向沙特表達改善關係的意願，而沙特也無非是一再重申伊朗應當停止干涉周邊國家內政的行為，要知道斷交之前沙特其實也是這種口吻，只不過沒有對伊朗指名道姓，特別是媒體時不時曝出的沙特和伊朗互派外交團訪問的訊息，表明兩國並未完全切斷聯絡；在卡達因外交風波退出的情況下，伊朗仍然留在歐佩克組織之中，顯示對沙特與俄羅斯主導的國際原油價格體系並無太大不滿。最重要的一點是，伊朗在美國退出核協議後重新面臨巨大壓力，而目前領導沙特的薩勒曼國王父子，特別是實際掌權者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面對國內改革和外交事務的一些挫折——以記者卡舒吉被殺事件為代表——也開始重新對政策進行思考和調整，儘管雙方關係不太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回到巔峰，但如果有一天兩國像突然斷交一樣宣佈突然復交，筆者也並不會感到十分驚訝。“向來不和”的結論，往往只存在於理想化的數學模型當中，現實的國際政治中，就像沙特與伊朗的關係幾起幾落一樣，有哪些國家是永遠的敵人或朋友呢？

伊朗和沙特雖然同為伊斯蘭國家，但是依然改變不了兩國水火不容的現狀。

首先是教派矛盾。伊朗以伊斯蘭什葉派作為國教，而沙特以遜尼派作為國教。歷史上兩大教派水火不容，經常互相殺戮，因此教派矛盾造成兩國至今矛盾不斷。

第二，外交政策差異與衝突。這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就非常明顯，巴列維王朝奉行親美策略，因此對中東阿以爭端袖手旁觀，而沙特多次參與到針對以色列的中東戰爭中；後來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轉變外交政策，和美國決裂向伊斯蘭世界靠攏，而與此同時沙特也調整了政策，選擇和以色列和解，並同美國結盟。

第三，地緣戰略衝突。沙特和伊朗都想要做伊斯蘭世界的領頭羊，而且從地緣來看，伊朗更具有優勢。

沙特的劣勢在於，其本國除了石油產業這一支柱性產業之外，沒有其他替代產業，如果一旦油氣資源枯竭，沙特短時間內沒有替代產業來彌補油氣資源的枯竭帶來的經濟損失。更要命的是，沙特大部分地區屬於沙漠，並不適合農業發展，食品完全依賴於進口，現在沙特可以透過油氣資源帶來的紅利進口食品，如果油氣資源枯竭，沙特必然會出現糧荒，這對於沙特的打擊是致命的。

而伊朗則可以儘可能避免油氣資源枯竭造成的影響，伊朗大部分地區並非沙特那種荒漠，依然可以有適合農業發展的地區；同時，伊朗的經濟產業並非只有油氣資源一種，伊朗也有自己的工業生產能力，從伊朗的軍事工業來看，伊朗可以自己製造輕型護衛艦，可以自己生產一部分美製戰機的零部件，可以仿製導彈，因此伊朗仍然有一定的資本用來發展工業。

而且，沙特為了彌補石油工業的單一化必然要向北部的兩河流域施加影響力，透過吸血來為自己囤積資源，但是伊朗對伊斯蘭世界施加影響力又必然會和沙特發生衝突。

所以沙特和伊朗之間的爭鬥是不會平息的。

全文完

關於伊朗與沙特的不和，本質來說是地區話語權的爭奪，當然，背後也離不開美俄大國角力的影子，只是各自的主要索求有所不同，相互之間關係錯綜複雜。其實，很多朋友對於伊朗與沙特在宗教信仰(什葉派和遜尼派)和歷史糾葛方面的知識已經非常豐富，我就不老生常談了，主要從當代階段的全球霸權與中東格局做一下剖析。

伊朗人口近8200萬，沙特不到3300萬，經濟方面，2017年國民生產總值(GDP)伊朗接近4400億美元，沙特超過6800億；國土面積伊朗約165萬平方公里，沙特225萬平方公里。經濟實力和國土面積毫無疑問沙特更好，但人口方面伊朗紅利較多，且扼守霍爾木茲海峽國際能源運輸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極其優越。產業結構方面，經歷被多年封鎖之後，伊朗已經自力更生逐步均衡，相較於沙特完全依靠能源的經濟結構更加健康和完善，更有發展潛力。兩國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巨大，都是歐佩克成員國，也都是政教合一的國家。中東五霸(沙特、埃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中，只有伊朗是非西方盟友，站在美國的對立面，與埃及和土耳其關係相對緩和，但也僅僅是泛泛之交。從中東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伊朗與沙特目前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伊朗為了生存必須突破沙特、以色列、美國及西方的封鎖，那麼打造什葉派新月之弧(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就是一個破局的博弈手段，出兵敘利亞，援助胡賽武裝，支援卡達，聯合土耳其，硬懟美國，團結俄羅斯以及接近歐盟也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沙特作為遜尼派老大，不可能坐視不管，狂買美國軍火，拉攏俄羅斯，勾結以色列、要巴沙爾下臺、孤立卡達還組織伊斯蘭聯軍意圖消滅葉門胡塞武裝，相互都是見招拆招應對之策。

國際關係向來都是風雲變幻，只有永遠的利益，合縱連橫、戰略搖擺是永恆的樂章。美國因為頁岩氣的開發對沙特能源的需求也已經不再依靠，歐盟尋求能源安全也強烈堅持履行伊核協議而與美中國產生分歧，俄羅斯因為裡海邊界劃分等問題也與伊朗關係存有隱患，所以，誰也無法保證未來會出現什麼格局。

伊朗與沙特之間矛盾與衝突的原因：

①最主要原因是宗教教派衝突。自伊斯蘭教創立者穆罕默德死後，伊斯蘭教即分裂為2大教派。2大教派為爭奪伊斯蘭教的正統地位，已打了1000多年。如今沙特是遜尼派國家的頭。伊朗是什葉派國家的頭。2派勢不兩立，形同水火。

②伊朗和沙特2國同為中東大國，塊頭差不多，為取得中東地區伊斯蘭宗教話語權和主導權，互不相讓，務必要鬥個你死我活。

④伊朗自1979年發動伊斯蘭革命勝利後，高舉反美大旗，自認為肩負復興伊斯蘭教的大任，沙特追隨美國，是美國的走狗。沙特則背靠美國，試圖依託美國的勢力，推翻伊朗現政權，打垮什葉派勢力。

伊朗和沙特儘管都是伊斯蘭國家，但彼此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同為伊斯蘭國家的伊朗和沙特各自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而兩者之間的鬥爭已持續了上千年。公元632年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國，穆罕默德死後繼任的阿拉伯帝國統治者被稱為哈里發，第四代哈里發是穆罕默德的侄子兼女婿阿里。然而阿里儘管繼承了阿拉伯帝國的統治者地位，卻無法繼承穆罕默德在穆斯林心中的精神權威——事實上也根本無人能夠繼承，因為《古蘭經》中明確聲稱世上只有唯一的真神安拉，而穆罕默德是最後一位將降生於人世間的傳達天神安拉旨意的先知。換句話說在穆罕默德之後再無先知，因此穆罕默德在穆斯林心中的權威是無人能替代的。阿里能繼承穆罕默德的世俗權力，卻不能像穆罕默德一樣成為一個被人民發自內心敬重的不可置疑的物件。對阿里最大的質疑來自於當時阿拉伯帝國的第一大世家豪門伍麥葉家族（也有將其翻譯為倭馬亞家族的）：公元657年伍麥葉家族的穆阿維葉發動了反對阿里的內戰。四年後阿里遇刺身亡，而穆阿維葉則得以建立阿拉伯帝國曆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伍麥葉王朝（倭馬亞王朝）。正是阿里和穆阿維葉之間的交鋒導致伊斯蘭教分化為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大分支：什葉派堅持認為作為先知穆罕默德後代的阿里才是阿拉伯帝國的合法繼承人，而穆阿維葉的行為則是篡逆，因此什葉派不承認穆阿維葉的正統地位。按說這種鬥爭在當時肯定是你死我活，然而一千多年過去後當年的伍麥葉家族早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那麼為什麼兩派依然矛盾尖銳呢？

話說伍麥葉王朝建立後自然要嚴厲打擊質疑自己的什葉派，什葉派因此成為了伊斯蘭教中的少數派。然而一百多年後伍麥葉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推翻，按說本著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原則而言：什葉派完全可以透過和阿拔斯王朝的合作由少數派轉型為官方正統教派。然而什葉派卻堅持不僅伍麥葉王朝不具有合法的正統地位，阿巴斯王朝也不具有，只有阿里的後代才有資格繼任哈里發。平心而論什葉派這一要求有點近似於抬槓——這時阿里已故去一百多年，而在伍麥葉王朝統治時期阿里的後人不是被殺，就是被迫隱姓埋名藏匿於民間，時過境遷之後上哪兒去找阿里的後人？況且即使能找到，可已坐穩江山的阿拔斯王朝會把江山拱手讓人嗎？這顯然是阿拔斯王朝所無法接受的，於是什葉派繼續受到打壓。按說在這種持續打壓狀態下什葉派應該難逃消亡的命運，然而什葉派卻並未消失。這和阿拉伯帝國的地緣結構有莫大的關係：阿拉伯帝國的擴張速度實在過於迅速，以致於在短時間將阿拉伯半島、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敘利亞、埃及、波斯高原等地紛紛納入版圖。由於構成阿拉伯帝國的阿拉伯半島、兩河流域、波斯高原、敘利亞地區、埃及、北非馬格里布地區等地緣板塊的體量實力都差不多，由於缺乏一個強勢地緣板塊的統馭，在交通資訊並不發達的古代極容易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在那些阿拔斯王朝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地區就為什葉派這樣的反對派提供了生存空間。這樣一來什葉派的命運似乎已註定：儘管得以在帝國朝廷鞭長莫及之地頑強生活下來，但註定將是一個邊緣化的教派。在如今的伊斯蘭世界遜尼派作為多數派，而什葉派作為少數派的基本格局並沒改變，然而這其中的一個特例就是伊朗恰恰是一個以什葉派為主的國家。那麼伊朗為什麼要如此獨樹一幟地以什葉派作為主流信仰呢？事實上這和伊朗在中東地區的處境有關。

中東地區的主體民族是阿拉伯人，然而伊朗卻並不屬於阿拉伯國家的範疇：中東地區主要有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猶太和庫爾德五大民族，而伊朗的主體民族其實是波斯人——波斯人佔全國總人口的66%左右，語言以波斯語為主。波斯語屬於拼音文字，由於歷史上伊朗曾被阿拉伯帝國統治，又深受阿拉伯地區傳入的伊斯蘭教影響，所以書面的波斯文常用阿拉伯字母拼寫，這大概是導致伊朗被錯認為阿拉伯國家的原因。其實很多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都採用阿拉伯字母拼寫本民族文字——中國境內的維吾爾、哈薩克等族就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寫本民族文字，近年來也逐漸開始使用拉丁字母拼寫；土耳其在奧斯曼帝國時代也是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寫本民族文字，一戰後凱末爾推翻了奧斯曼帝國，成立土耳其共和國後才改為使用拉丁字母。但即使伊朗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寫本民族文字也不能認定波斯語和阿拉伯語是一種語言，類似的案例也發生在我們的鄰國蒙古——蒙古國成立後接受從蘇聯傳入的俄文字母拼寫蒙古文，逐漸廢除了成吉思汗時代流傳下來的老懞文，逐漸形成了今天的斯拉夫蒙古文，但不能因此認定蒙文和俄文是一種文字，蒙古人和俄羅斯人也不是同一個民族。伊朗境內的確有一部分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西南部胡齊斯坦省及波斯灣沿岸地區，屬於非主流的少數派群體。事實上伊朗人具有和阿拉伯人完全不同的民族起源歷史：早在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0年的兩百餘年裡伊朗人的祖先就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超級大帝國。儘管古波斯帝國在公元前330年被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所滅，但在公元224年薩珊王朝重建波斯帝國——薩珊王朝全盛時期的土地面積達到約56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達1970萬。而這時阿拉伯人的祖先還是沙漠中毫不起眼的遊牧民族。正因為如此伊朗一直把1400年前加西亞之戰中被阿拉伯人打敗看成是永遠的恥辱，而即使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後卻在文化上不得不倚重波斯文化——儘管如上文所說的波斯文有阿拉伯化的跡象，然而諸如像《一千零一夜》這樣的諸多阿拉伯文學作品在相當程度上借鑑了波斯文明，這又令波斯人內心深處始終潛藏著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許波斯人正是憑藉這種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才能於公元928年脫離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而建立波斯人自己獨立的薩曼王朝，也正因為這種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伊朗在中東地區以阿拉伯民族為主的氛圍中顯得鶴立雞群格格不入。

伊朗在中東地區這種鶴立雞群格格不入的狀態使其選擇在阿拉伯國家中處於少數派地位的什葉派作為自己的官方主流信仰，然而這樣一來就使伊朗與阿拉伯國家在民族矛盾之外又加入了教派矛盾。當然和伊朗存在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的不只是沙特而是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那麼為什麼沙特和伊朗之間的矛盾顯得特別突出呢？這是因為沙特一向以阿拉伯遜尼派國家的盟主自居：沙特國土面積2250000平方公里、人口3255萬、經濟總量6838.27億美元、人均GDP20761美元、現役軍事人員23.1萬、準軍事人員2.5萬。作為中東土豪的沙特不惜重金從歐美髮達國家購入了大量先進裝備：目前沙特陸軍擁有坦克1142輛、裝甲車5472輛、自行火炮524門、牽引火炮432門、導彈發射架322架；沙特海軍擁有護衛艦7艘、巡防艦4艘、巡邏艇11艘、水雷艦3艘；沙特空軍擁有戰鬥機203架、攻擊機284架、運輸機211架、教練機244架、直升機254架、攻擊直升機22架。單純就沙特的武器裝備數量和質量而言：放眼全球也不算弱，比起中東其他國家絕對處於一流水平。以阿拉伯遜尼派國家盟主自居的沙特一直試圖扮演獨霸中東的角色，而對沙特而言：最大的競爭對手就是伊朗——伊朗國土面積1648195平方公里、人口8202.2萬、經濟總量4395.14億美元、人均GDP5415美元、軍費63億美元。伊朗的軍事武裝力量由正規軍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組成，現役總兵力約為545000人。況且伊朗同樣渴望恢復波斯帝國的榮光，於是雙方本著一山不容二虎的原則不可避免會發生衝突。而在雙方的博弈過程中自然會千方百計尋求外界支援：沙特除了拉攏到一大批遜尼派小弟外還拉攏到美國作為自己的靠山，而伊朗自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以來與美國的關係就日益走向對立。沙特和伊朗一個親美、一個反美這固然出於各自國家利益的選擇的外交路線，然而外交路線一旦形成就具備一定的慣性——美國自然會利用兩國本就已存在的矛盾進一步煽動對立情緒，因為只有才能更好實現美國對中東大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意圖。當然伊朗也不會坐以待斃——伊朗的反抗之舉就是拉攏以什葉派人口居多的伊拉克、什葉派執政的敘利亞構築什葉派走廊，同時與美國戰略對手俄羅斯保持較為親密的外交關係。伊朗這種在中東地區擴大什葉派影響的做法自然會進一步刺激沙特的神經，那麼兩國關係的進一步尖銳化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