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到消費卷對於消費市場的刺激作用，那麼我們首先來了解一下消費券的概念是從何而來，還有它的歷史。

“消費券”方案是否可行成為經濟的興奮劑，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而關於發放消費券的必要性也是備受爭議，贊同者認為透過發放消費券可以有效刺激居民消費增長從而拉動內需，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在經濟蕭條消費緊縮的大環境下，大規模發放消費券的行為可能對目前的現金消費產生溢位效應,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反對者認為，消費券不是挽救經濟下滑的“治本之道”，當務之急是減稅和促進技術創新。

事實上，消費券也並非是新鮮事物，早已有較為成熟的發行經驗，也取得過較好的效果，作為一項保障與刺激中低收入家庭消費的計劃，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曾經或正在使用消費券政策。

從以往的資料分析中可以看出，消費券對於消費市場的刺激有多大，而此次疫情的中心點湖北武漢，雖說疫情已經基本得到控制，武漢市也於4月8日凌晨解除封禁，從而結束了長達76天的封城。

我們從上面這張圖片可以看到，往日繁華的街道上還是依然沒有行人，整座城市還是處在於疫情籠罩之下的恐慌之中，大部分居民還是選擇待在家裡不出門，再加上解封不等於解禁，武漢社群嚴格防控的背景下，市民的購買力並沒有得到有效釋放，武漢市內的各行各業因為虧損倒閉的商家不在少數，再這樣下去，必然會引起更大的經濟危機，居民失業率必然暴升，到時的問題更加棘手，處於這樣的大環境下，刺激武漢市場經濟是勢在必行。

武漢防疫指揮部透過中國移動傳送了武漢發放惠民消費券活動，武漢市首期2000萬元惠民消費將在4月15日10:00開始面向武漢市民網上領取，先到先得，領完為止，消費券面值有10元和20元不等。

從各個方面來看待這次的消費券活動，都是雙贏的好事，武漢市民取得了優惠，與此同時商家也得以止損，在這次消費券活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華人行、雲閃付APP、銀聯湖北這幾家的身影，雲閃付是中國銀聯在2017年推出的支付工具，原本市場佔有率並不高，在這次的優惠券活動中，對它而言，這也是一種商業行為，透過武漢消費券消費的過程中，雲閃付APP也將迎來指數級增長。

  稅收顯然減少了消費者或者企業的可支配收入，除非大幅增加遺產稅或奢侈稅，否則對消費根本沒有任何正面的意義。  借債會提高實際的利率，市場上可供使用的資本是有限的，政府借的多了，流動性就更加惡化，供求關係自然就使資本的成本提高，利率自然就提高了，而企業或消費者想借貸，就更加困難了。

  還有一種情況，市場上有多餘的資金，可供政府憑藉信譽借貸，但在經濟危機的時候，金融機構往往是考慮的風險，不願發放貸款，但是在支付存款利息的壓力下，不得不貸款給信譽相對較好的機構，但如果政府借貸，減少了金融機構支付利息的壓力的話，金融機構就更沒有發凡貸款的動力了。

    最後就是出賣共有資產，但經濟蕭條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資源閒置，這時出賣共有資產，不但價格低，而且也會衝擊原有的供求，使得供求更不均衡。 綜上所述，再考慮消費券設計，印刷，保管和發放等成本，發放消費券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尤其是機會成本是巨大的。

   發放消費券會不會扭曲市場，要看消費券使用的範圍有沒有限制。  如果有限制的使用消費券，那麼肯定會造成市場扭曲，或者地方保護主義。如果沒有任何限制，不如直接發放流通的貨幣。

   發放消費券能不能拉動需求？消費券有收入作用也有替代作用。顯然替代作用是不能拉動需求的。消費者使用消費券購買了本來就需要購買的產品或服務，而把貨幣存進銀行，對需求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相反，帶有時間限制的消費券可能會造成市場的波動。

  使用消費理論分析收入效應，只有持久的收入才能增加理性的消費者的消費，而一次性的收入增加對消費的影響是很有限的。對於不同收入階層的人而言，消費券對於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幾乎不產生任何的作用，只對中低收入階層產生作用。

  從這個角度考慮，如果消費券能夠準確的發放到最低收入者的手中，也只有這樣，才能對消費需求產生拉動的作用。  這種情況完全可以透過其他的途徑實現，比如轉移支付。

消費券，顧名思義，就是用來消費購買商品或服務的券。是政府發放給老百姓用來購買指定物品的憑證。

對於消費者，相當於增加了額外的貨幣購買能力，也就是增加了需求。經濟環境不好，影響了就業也就影響了老百姓的收入，而消費券就是用來彌補這一缺失。

對於企業來說，有消費就刺激了供給，廠家會更有生產的動力的收益，不至於受到需求縮減的損害。

疫情當下，世界局勢動盪不安，目前保持社會經濟穩定是第一要務，而消費券只是眾多組合拳中的一種措施。

作為普普通通的市民，聽到這個訊息還是很欣慰的。

其實吧，發放優惠券的初衷還是為了拉動消費，畢竟因為疫情的影響，各行各業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餐飲業，因為這幾個月的隔離，完全沒有生意，倒閉的店鋪也是數不勝數，基於目前全國各地已經陸陸續續復工復產的前提下，這個時候發放消費券，激發人民的消費熱情看起來很有必要。

拉動消費才能促進生產，這樣整個社會才能重新運作起來。

用人民日報的話來說就是:

復工就是穩就業，復產就是穩經濟。

發放消費券，是政府拉動消費的臨時性激勵措施，也是助推消費、提振企業信心的一大“利器”。復工復產復市如果遭遇消費不足，就會缺少新的訂單，企業即使開工也會面臨新的損失，就業也會受到影響。

透過一些短期刺激政策來促進消費，能有效激發因疫情影響而暫時蟄伏的消費需求，進而為加快復工復產奠定訂單基礎。

如何讓消費券發揮出最大的作用其實是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就像現在，伴隨著消費券的發放，也有一些套現交易的事情開始發生了，就是消費者在領到券之後和商家串通，代拍，然後一起瓜分消費券的錢，這其實就和促進消費的初衷有點相違背了哈。

不過據我分析，套現的羊毛黨一般也是沒有什麼購買力的人，這類人本來消費就少，對市場經濟的推動作用並不是很大。

我相信大多數人在消費券的刺激下，還是會更加願意消費的，但是呢，這裡又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普通老百姓一般只會買一些生活必需品，這些生活必需品即便沒有消費券的推動，我們還是會買的，只不過因為消費券的刺激，我們現在把這種消費行為提前了而已，從根本上來說，對拉動經濟的作用並不是很大的。

在這次疫情中，受影響比較大的還是那些中小型商鋪，像那些做小本生意的小老百姓才是政府應該重點幫扶的物件，像一些大的企業，大品牌商鋪還是能挺住的，他們本來就有固定的消費者，相反，一些小型商鋪就比較悽慘了，如何讓那些小商店煥發生機，起死回生才是這次幫扶的重點。

在此，我呼籲大家可以多去照顧一下這些小店鋪老闆的生意，這些人真的很不容易了！能讓他們從這次疫情中活過來，繼續活下去才是重中之重的！

另外，電子消費券感覺會是比紙質消費券更好的選擇，既避免了紙張資源的浪費，也更加的方便支付，畢竟現在電子支付已經佔據了主流。

消費券在日本特別是在臺灣地區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那麼，是不是在中國內地發放也會取得理想效果呢？但就內地發放的幾個地方反饋來看，效果很一般。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大概無外乎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發放面的影響。中國內地的地理範圍大，幾個區域的選擇性發放影響較小，不會形成面上的影響；而且在區域內也是針對很小一部分群體，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消費觀念問題。臺灣商家針對消費券活動跟進了很多優惠活動，進一步放大了消費券的效果。而在內地，由於只能針對性發放和特別是針對弱勢群體發放，消費購買觀念上一般會比較保守，所以對拉動經濟的效果會造成較大影響。

總的來說，在中國內地，不要對發放消費券來拉動內需和經濟抱有太高的期望。

為什麼這麼說？　　

發行消費券不外乎兩種方式：一種是全民發行；一種有有選擇發行。按照歐元之父――蒙代爾的建議，每人發一百，那麼13億華人就要1300億消費券，這裡面的意義實際上就是央行發行了1300億人民幣，結果會怎樣？就是物價全面上漲抵消了消費券所創造的價值。

如果有選擇發行，效果就如同成都、杭州和南京的情況差不多了――不抱有很大的希望。　　

如果僅從拉動內需和刺激經濟來看，我更贊同家電下鄉的政策，只要政府只要解決好廠家、分銷商的渠道利益分配問題和配套問題，消費者是能得到很大實惠的，而且廠家也會得到發展。從整個中國的農村市場潛力看，四年內對中國內需拉動和經濟刺激是能起到很好作用的。

既然是一種“促銷”，一般都是短期的。主要是引起關注、激發興趣達達到購買就行了，但不可抱有對中國經濟有很大貢獻的“夢想”，最多是對消費者的一點刺激，離達成“營銷”目標還很遠。當然，消費券這個短期的“促銷手段”還要規避副作用，不要讓消費券成為“促銷”中被浪費的資源。　

首先說說，為什麼要促進消費。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分別是投資、消費、淨出口，在全球經濟遭受疫情重創的情況下，需要政府主動干預來提振經濟。淨出口方面基本不行，現在國際交通瀕臨癱瘓、各國進出口量都大幅削減。投資，目前國家在做的投資就是新基建，此次投資偏向於消費型投資，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未來的消費，但是短期來看還是不行。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促進消費。

其次，來談談為什麼發放消費券。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崇尚節約的國家，也就是儲蓄，而這個時候儲蓄反而對經濟不利，所以為了讓老百姓敢去花錢，就發放那種滿多少減多少的消費券，有了消費券，你就更有消費的慾望。之所以不直接發錢，是因為老百姓得到錢後可能就直接存起來，不捨得花，對經濟不會產生作用。最後，我們來談談這次消費券效果如何。發放消費券，無疑是促進了消費，但在我看來，作用有限，難有顯著成效。

以杭州消費券為例，杭州目前已經發放了四輪，分別有“滿50減10”“滿100減20”“滿200減35”“滿300減45”四種消費券，明天會發放第五輪。

為什麼說效果不好呢？

第一，消費群體不全面。此次消費券發放形式採取網路發放，年輕人包括中年人擅於玩手機知道如何操作，而商場的常客——老年人大多數不會使用，何談搶消費券，以他們的角度考慮不可能會增加消費的。

第二，消費方向有偏差。這幾輪發放的消費券，都是採用滿多少減多少的方式來發，而對可選擇的物品沒有特別明確的說明。這就導致很多人選擇囤貨，購買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把未來的消費提前，這樣的話我們的消費量只是算上了未來的量而已，對經濟沒有實質作用。

第三，消費方式太單一。這幾輪都是採用滿多少減多少的消費券形式，結構單一，這導致很多人搶到了消費券卻因為不滿金額選擇放棄，消費券就會被浪費掉，實在可惜。我認為，應該採取更多樣的減免形式，可以採取折扣優惠券（如憑優惠券可享受七折購買），這樣會讓更多人有消費慾望。比如上海計劃於5月初啟動“五五購物節”，千企萬店五五折起，讓消費者真正“嗨購”起來。活動不侷限於常規發放消費券措施，而是包括線上線下系列聯動活動，最大限度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放大政策和資金槓桿作用。

發行消費券是怎麼會事我覺得首先我們要知道什麼是消費券，消費券是為了實現經濟政策的一種工具。

一、發行消費券當然是為了提振經濟，尤其是今年疫情的影響很多工廠復工難，全球經濟衰退，拉動經濟的三架馬車中的“出口”已經受到影響，“投資”我想今年國家的投資也不會少，“消費”因為疫情的影響老百姓的錢袋子也少了，所以政府才會採用發行消費券來促進消費穩定經濟，消費如果消費需求被大幅抑制，再加上民眾對疫情的恐慌開始大量存錢抵禦經濟危機，市場上流通的錢變少了，必然會造成通貨緊縮。

二、穩定社會，如果通縮，經濟就會一潭死水，工廠生產的商品賣不出去，導致大量庫存積壓勢必會影響工廠的生存，工廠倒閉那工人就回失業，失業人數增多不僅會影響人民的生活還會影響社會的穩定。

派發消費券是刺激經濟的一種形式，情期間各國都在派發貨幣，但中國只派發了購物券，至於利弊我們分開來說。

首先來說一下美國，美國已經建國200多年，整個金融體系相當健全，政府赤字龐大，貨幣全球通用，每年靠著增發貨幣掠奪全球資源，給國民撒錢，其實對國內沒有一點影響，所有的通貨膨脹都輸出給了其他國家。

我們在來說一下新加坡，也在給市民增發貨幣，但是他卻不同於美國，新加坡政府有錢，估計都沒有赤字，是一個相當發達的國家，人口又少，所以他只是派發貨幣，並沒有增發，對市民來說是真正的實惠。

再有，有的國家沒有外匯儲備，照搬別國，增發貨幣，派發給國民，看似國民的到了實惠，那只是暫時的，是飲鴆止渴，後期造成通朋，價格上漲，埋單的還是國民自己。

再來說說中國，人口龐大，大多處於工薪階層，疫情期間各行各業損失不少，經濟已經停滯了兩個多月，如果直接派發貨幣，是必會造成通貨膨脹，國民沒有得到真實的實惠，反而造成其它生活物資，生產物資價格上漲。派發優惠券就不同了，根據各行業損失情況，派發不同種類的優惠券，透過消費，刺激經濟，國民變相得到了實惠，且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消費券是專用券的一種，為實現經濟政策的工具之一。當經濟不景氣導致民間消費能力大幅衰退時，政府或者企業發放給人民消費券，作為人民未來消費時的支付憑證，期待藉由增加民眾的購買力與消費慾望的方式以振興消費活動，甚而進一步帶動生產與投資等活動的成長，加速經濟的復甦。 在金融危機特殊時期，消費券正逐漸成為促銷售、保增長的重要手段之一。雖然消費券是以促進消費為目的，但也可作為社會救濟工具之用。也有兩者相混，既以振興消費為目標，實施方式又如同社會救濟。混合型的政策形成背景可能比較複雜，而非僅有經濟考量。

發消費券會導致人們直接增加消費，在一定時間內消費。消費券相對貨幣能立竿見影的刺激經濟，是促進國民消費的好辦法，可以遏制經濟疲軟。增加各行各業的市場需求，有利於穩定各行各業的市場消費量，增加各行各業的收入，減少失業，促進經濟繁榮，提高國民的消費信心，可以增大貨幣的流通速度，進一步促進經濟良性迴圈。是解決生產過剩模式經濟危機的好辦法。

消費券最近是個熱門話題。

很多人注意到，最近全國杭州、南京、寧波等30多個城市，發放了消費券。

有的發了幾百萬，有的發了上億。

從歷史的角度看，發放消費券短期內對消費會產生明顯的提振作用，在消費券重點支援的領域，消費回暖的速度明顯提高。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發放消費券受到普遍關注的杭州市為例。2009年杭州市分兩階段、三批次發放了總額達9.1億元的消費券，是當時國內發行消費券總額最大的城市。其中，第二批及第三批消費券共計7億元，包括3億元旅遊消費券，以及社會消費券、培訓消費券、健康券和政府消費券等其他型別的消費券。其中，政府消費券並不是發給政府，不是用於消費的，而是發給企業用於抵扣企業的稅務、繳納住房公積金等支出。第二批和第三批消費券發放以後，2019年1～8月全市收費景點接待遊客3121.37萬人次，同比增長15.1%；門票收入9.05億元，同比增長21.3%。

根據發放消費券的目的不同，中國地方政府發放的消費券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的代金券，可以在消費時直接用於支付商品和服務的價款；二是面向特定行業發放的消費券，具有折扣券和抵用券的功能，可以在購買一定金額的商品和服務時抵用部分價款；三是面向企業發放的代金券，用於抵扣企業需要支付的部分稅款和“五險一金”等。從目前國內發放的消費券來看，消費券的主體是第二種型別。

面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的代金券，可以發揮財政轉移支付的功能，具有扶貧和兜底的作用。面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的消費券，可以有效避免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因為疫情而受到過大影響，使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有所保障。面向這部分群體發放消費券，則更多會增加糧油、食品等基本生活消費的支出。例如，2009年杭州市第一批次的消費券就是主要面向低收入及無收入人群發放的，包括中小學生、退休職工、低保戶家庭和困難家庭，具有救濟幫扶的公益屬性。資料表明，這批消費券的76.78%流向了聯華華商、物美、歐尚等大超市等生活必需品銷售企業。

面向特定行業發放的，具有折扣券、優惠券特徵的消費券，對於消費產生作用是基於槓桿原理。這類消費券對消費拉動效應最高可達到10倍以上，使政府以較少的財政補貼撬動10倍以上的消費規模，從而加速消費回暖，幫助受到疫情衝擊的行業減少損失，實現精準紓困。根據有關機構對2009年杭州市三批消費券對消費的拉動效果測算，消費券拉動效應達到了1∶1.3，是直接發放現金的2倍。這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而發放的消費券，帶動效果更加明顯。根據杭州市商務局披露的資料，截至4月3日，杭州第一輪消費券已兌付政府補貼9410萬元，帶動杭州消費12.46億元。根據鄭州市商務局的資料，截至4月5日10時，消費券已累計核銷1152.4萬元，帶動消費金額1.28億元，槓桿率達到1∶11。消費券的槓桿效應還表現在，消費券可以帶動用券熱情，吸引各級政府和大中小企業參與發放消費券，形成全社會的促銷氛圍和全民消費的熱烈場景，從而進一步放大政府發放消費券的槓桿效應。例如，在杭州市，除了市政府補貼的5億元用於發放消費券，各類企業和商家還配套發放消費券，累計優惠金額達到11.8億元。杭州市在發券環節就產生了明顯的槓桿效應，市政府以5億元的消費券，帶動了社會累計16.8億元的消費券規模。此外，4月1日，杭州市還增發了5000萬元消費券，杭州市下轄的蕭山區、建德市、桐廬縣、淳安縣等也分別推出了消費券，總計發放金額約為4000萬元，消費券的槓桿效應還將持續顯現。在很多地方發放餐飲、文化、旅遊等消費券的同時，由於疫情防控需要，文化娛樂、體育休閒等場所尚未全面復工，旅遊景點需要限制客流量，餐飲企業需要限制堂食人數，消費券的使用場景仍然有限。而且，消費者對於去餐飲、文化娛樂、體育健身等人員聚集型場所消費還比較謹慎，很多人仍在觀望。因此，部分消費券對消費的拉動效果，還將隨著復工復產的不斷拓展而進一步顯現出來。

消費券槓桿效應明顯，但也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可盲目跟風。要科學評估消費券的發放領域。消費券作為應對疫情的紓困舉措，不應該普遍發放，而應是哪裡需要補哪裡。在低收入甚至無收入的群體規模較大的地區，由於這部分人群收入水平較低，可能沒有足夠的錢去使用折扣型的消費券，更適合直接發放代金券，以保障他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畢竟，從國家戰略來看，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保障居民不因疫情而陷入貧困也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低收入人群比例較低的地區，則可以在兼顧低收入群體的同時，更多針對受到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定向發放折扣類的消費券，以促進這些行業儘快回穩。由於各地受到疫情影響的程度不同、消費券發放的途徑不同，各地的消費規模、消費水平和消費習慣不同，消費券雖然在總體上都會產生槓桿作用，但是各地區的槓桿率也會有高低的差別。

從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消費領域的影響看，消費券應支援服務消費與部分重點商品消費。一方面，這次疫情影響比較大的行業主要是文化旅遊、餐飲住宿、體育健身、休閒娛樂等服務行業，以及百貨商店、購物中心、汽車零售等商品零售業態，這些行業急需政策支援；另一方面，這些行業的消費佔總消費的比重較高，對消費的貢獻較大，面向這些領域發放消費券，對消費回暖的帶動效果會更加明顯。例如，中國汽車零售額佔限額以上商品零售額的比重高達25%以上，加上汽車消費帶動的石油及其製品的零售額，合計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超過40%。近年來，隨著消費結構升級步伐不斷加快，服務消費在人均消費支出中的增速和佔比持續提高，2019年服務消費佔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已經上升到45.9%。因此，對這些行業發放消費券，更容易提高消費券的槓桿率，提升消費券對提振消費的作用。

消費券使用的財政資金，在發放環節更要兼顧公平原則。一是要兼顧對大中小企業和線上線下企業的公平。目前來看，各地發放的消費券多以電子形式為主，需要透過手機APP申領和使用。電子消費券搶券和使用都很方便，消費者搶消費券熱情很高。例如，在杭州，4月3日發放的第二期150萬份總計1.5億元的電子消費券，上線後2分鐘就被全部搶完。作為政府財政資金支援的消費券，在發放環節不應僅僅指定一兩家大的平臺。雖然大的平臺流量大，消費券發放效果好，消費券的使用效率也比較高，但是大的平臺本來就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如果政府再賦予獨家資源，或者將資源僅僅給予一兩家大企業，就可能加劇行業壟斷，使中小企業和實體企業陷入不利地位，使這些本來就處於弱勢地位的企業市場份額被掠奪，使這些受到疫情衝擊較大的企業面臨雪上加霜的局面。因此，政府行為要依法依規，不能只與一些大的平臺合作，也要兼顧到中小平臺和受疫情衝擊較大的企業，提高消費券政策紅利的覆蓋面和受益的廣泛性。在使用環節，要避免僅限於線上購物使用。現在很多實體店都有數字化會員碼，也都可以接受掃碼支付，兼顧公平與效率是可以做到的。二是要兼顧對不同年齡和不同消費習慣群體的公平。雖然中國網際網路滲透率逐年提高，但是老年網民佔比仍然很低。截至2019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8.54億，網際網路普及率為61.2%。但是，從年齡層次看，10～39歲網民群體佔比最高，為65.1%，40～49歲網民群體佔比為17.3%，50～59歲網民佔比為6.7%，60歲以上的老年網民合計佔比也僅為6.9%。而且，儘管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8.47億，佔比高達99.1%。但是，很多老年人並沒有智慧手機，一些低收入群體也沒有使用智慧手機。如果僅僅透過線上渠道發放消費券，老年群體和低收入人群將難以享受到消費券的政策紅利。因此，消費券的發放要兼顧線上和線下，在發放電子消費券的同時，也要發放一定數量的紙質消費券。

消費券還不能一發了之，消費券使用過程的監管仍需要跟上。在消費券發放數量上，要保證一個賬戶僅限於領取一次，不能多次領取。在保障低收入和老年群體可以平等享受消費券政策的同時，消費券發放可透過移動支付工具來完成。可以考慮透過支付寶、微信、銀聯閃付以及各個商業銀行的二維碼支付工具發放，還可以與銀行卡關聯，直接將消費券發放給消費者，並與支付同時使用，去除中間環節，黃牛就沒有生存空間。同時，還要對消費券的使用進行監管，比如在實體商店、購物中心和一些服務企業經營場所進行隨機檢查，在一些網購平臺、社交平臺進行抽查，不給倒賣消費券的行為留有空間。對於電商平臺和實體店配套發放消費券的促銷行為，也要加強監管，嚴格查處虛假促銷等欺詐行為，讓老百姓放心消費。

消費券可以促進消費回暖，但也不能長期發放。消費券的資金畢竟是來自於財政收入，如果長期發放可能會增加財政負擔，也會導致不同行業和不同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從長期來看，消費的持續增長還需要打造良好的消費環境，不斷完善消費增長的長效機制。要提升消費能力，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推動減稅降費，減輕消費者在稅收和公共服務支出方面的負擔，輕裝上陣，擁有更強的消費實力。要增強供給能力，鼓勵企業創新發展，以更多的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激發消費潛力，創造消費需求，提升消費體驗，促進供給與消費之間的良性迴圈。還要加強權益保護，特別是在創新型商品和服務領域，加快標準化建設程序，使消費維權有具體的參考標準。更應降低維權門檻，簡化維權流程，為消費者營造願意消費、敢於消費和放心消費的良好環境，解除消費者的後顧之憂。

總之，消費券可以在短期內提振消費，不僅可以改善百姓生活，更可以緩解疫情對企業的衝擊，但也應兼顧公平，適量發放，加強監管，把好事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