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是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1567年（隆慶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萬曆皇帝登基後，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

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10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張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號太嶽，幼名張白圭，湖廣荊州衛（湖北省荊州市）軍籍[1]。生於江陵縣（荊州）[2]，故稱之“張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進行“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3]

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隆慶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1572）代高拱為內閣首輔，晉中極殿大學士，[4]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任內閣首輔十年，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萬曆十年（1582）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歲，贈上柱國，諡文忠（後均被褫奪）。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師的文官。死後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恢復名譽。著有《張太嶽集》《書經直解》《帝鑑圖說》等。[

當然有官印了，這個不僅是張居正，但是一旦卸任了就只能有私印，官印的要上交。是歷朝歷代當官的都有的憑證，古時候上任的官員都是以官印為準的，所以古時候有的劫匪搶劫了上任的新官，有的回把官員殺害，拿著官印去上任，當然這都是一些偏遠的地區。

張居正作為萬曆皇帝的首輔大臣，肯定是有官印的。

在萬曆登極之初，高拱是當時的首席內閣大學士，但是他不把新皇帝放在眼裡，做事狂妄跋扈。“幸而上天保佑，還有忠臣張居正，他立即獻上奇計，建議採取斷然措施解決高拱”。正是因為張居正，皇室的安全才得以保障，此事之後，張居正便取高拱而成為新任內閣首輔。

張居正不僅在政務上是新皇帝的好幫手，在日常生活中還兼管萬曆的教育事務。“中午功課完畢，小皇帝在文華殿進午餐。下半天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可以自由支配，不過他仍然被囑咐要複習功課，練習書法，默記經史......如果準備充分，背書如銀瓶瀉水，張先生就會頌揚天子的聖明；但如果背得結結巴巴或者讀出別字，張先生也立即會拿出嚴師的身份加以質問，使他無地自容。”在這樣嚴厲的督導下，萬曆的學習不斷取得進步。

而萬曆對張居正的態度也是十分敬重。1577年秋天，張居正的父親在湖廣江陵去世，按規定，張居正應當離職丁憂。但是由於皇帝挽留，張居正只能在職居喪。然而其他官員們卻因此彈劾張居正，“內稱張居正貪戀祿位，不肯丁憂，置父母之恩於個人名利之下”。面對朝廷內攻擊張居正的這番言論，萬曆不僅下令將參奏的官員進行廷仗，還將個別言辭更激烈的官員發配充軍。在皇帝眼裡，這些參奏張居正的人就是假借忠孝之名，妄圖趕走輔弼，使自己孤立無援。“這就怪不得張先生偶感腹痛，皇帝要親手調製椒湯麵給先生食用。”

萬曆和張居正的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1582年的秋天。1580年，張居正以萬曆的名義實施全國耕地丈量，然而量後統計還未開始，張居正竟溘然長逝。雖然萬曆為此悲痛欲絕，但私下也有很多人為此額手相慶。朝廷內的反張派以此為契機，開始一系列的倒張運動。“他們揭發事實，製造輿論，使張居正的形象逐步變得虛偽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張居正去世僅僅半年，他已經被蓋棺論定，罪狀有欺君毒民、接受賄賂、賣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縱奴僕凌辱縉紳，等等，歸結到最後，就是結黨營私，妄圖把持朝廷大權，居心叵測云云”。而萬曆在這個持續的、有進無退的倒張運動中也逐漸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在1582年，萬曆對參奏張居正的本子回覆的還是“侍朕沖齡，有十年輔理之功，今已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但到了1584年，正式宣佈的罪狀就變成了“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

然而張居正的被清算對萬曆而言亦不能算是一件壞事，或許正是考慮到自己能從實際上掌握政府的大權，萬曆才接受了這些主張。但是不久之後，萬曆發覺倒掉張居正，真正的受益者並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些曾經攻訐張居正的人。他們有的在勸諫的名義下，企圖干涉皇家事務；有的爭權奪利，大肆安排自己的親友入宮謀職......即使萬曆想要將這一切推倒重來，但世間卻再無第二個張居正了。

張居正作為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當然有官印。封建社會的官員，從大到小，都有代表身份和權力的官印，就像現代社會的名片一樣。不過官印是是國家定製的，名片大部分是自己印的，當然國家工作人員有可能是政府印的。

我們都知道皇帝有玉璽，玉璽就是代表皇帝權力的官印，秦始皇是最早使用玉璽的皇帝，玉璽上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體字，寓意為皇命天授，世代相傳，據說這方玉璽是由大師李斯親自主刀，用和氏璧雕琢而成的，也稱傳國玉璽，不過秦始皇玉璽幾經周折，至今下落不明。

雖然後來很多朝代的皇帝都使用過玉璽，不過肯定不是秦始皇的傳國玉璽，多為後人仿製偽造的。皇帝的印採用的材質以玉和黃金為最多，其他官員根據級別大小，有金、銀、銅、石頭、木質等材質。

官印的尺寸大小也是千差萬別，一般來說官職越高，官印尺寸就越大，代表的權力也就越大，官職小，官印也就越小，材質也越差。秦始皇用的玉璽是玉質，那說明其他官員的官印就是其它材質，關於這一點到了武則天時期，做了明文規定，除了皇帝的印用玉，其它官印不能使用玉，這是對官印材質等級的限定，這個規定一直沿用到清末。

張居正作為萬曆時期內閣首輔，權傾朝野，權力同曹操和霍光相比，毫不遜色，說他一手遮天也毫不為過，何況還有萬曆母親李太后撐腰，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支援，幾乎是一言九鼎，萬曆見到他都懼怕三分，那麼他使用的官印是什麼樣子呢？

官印對於古代官員來說是代表權力和身份的信物，所有官員都很在乎這個東西，材料嚴格限制誰也不敢輕易越級，否則吃不了兜著走，非治個重罪不可。皇帝的御寶大多是玉石和珍貴的材料，當然皇帝要用其它材質也沒有人敢說什麼。金印主要用於太后、皇后、皇貴妃、妃子、皇太子、親王等人，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不過我個人認為張居正使用的是金印，雖然他從使用的等級來說，還達不到條件，因為他不是皇貴族，但從張居正張揚的個性來說，他不使用玉印，起碼也要用金印，這是他的個性。看他回老家時，32人抬的大轎都敢坐，為什麼就不能用個金印？張居正這麼想，也會這麼做的。

那麼張居正官印上刻了些什麼呢？官印說到底就是官方證書，一般都是代表權力的圖案，沒有具體的文字，如一品文官印的圖案是仙鶴，二品是錦雞 ，這些圖案我們在很多影視作品裡，官員的官服上也可以看到，瞭解這些圖案，就可以判斷官員是幾品官。張居正的官印上，應該是仙鶴圖案，他不會刻條龍在上面，如果是私印，他刻白圭還是白龜，那都是他的自由，信不信由你，反正我相信。

官印這個東西源於何時已經無從考證，從現在存世的古代官印來看，至少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秦王朝時期，中國就已經擁有完備的官印體系和相關制度了。

漢承秦制，漢王朝建立之後，對秦王朝的官印體系和相關制度進一步予以了完善，並規定了具體細節，如什麼等級用什麼材質的印、用什麼形狀的印鈕以及印的具體尺寸……非常完備，是一個非常成熟的體系。漢之後的歷代王朝基本延續了這樣的一種制度，所改變的僅僅是官印的形制而已。

官印製度本身一直延續到了民國時期，直到新中國建國初期各級政府的公章也依然是方方正正的。隨著“向老大哥學習”的興起，中國的公章才逐漸由方形變為了現在常見的圓形。但是，海峽對面依然保留了這樣的傳統，目前為止，海峽對岸正式的“官印”依然還是方形的。

官印的作用

在那個沒有身份證、沒有現代通訊技術的時代，官憑和官印是證明官員身份的最主要憑據！其最初出現的目的說白了就是為了證明擁有者的身份。與此同時，官印的製作非常複雜，民間很難仿製。加之印文的“唯一性”，以彼時的技術水平，仿製出一模一樣的印文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官印還具有另一重功用，那就是防偽。官印的這一功能一直延續到了現在，仍在被廣泛使用。

官印是否終身歸屬某人

官印這個東西自古都是權力的憑證，與官職是“如影隨形”的。換言之，它只從屬於官職，而不是擔任官職的具體某個人！在中國古代的技術條件下，製作一枚官印所花費的人力、財力還是相當大的。因此，通常官印都是由金、銀、銅（帝后一般用玉）等貴金屬鑄就，不易磨損、便於長期儲存。

通常情況下，官員卸任時官印必須交回，或者在權威部門的監督下轉交下任。官員個人是無權長期擁有官印的，只要不在位了，官印必須交出，這是制度。

當然，有一種特殊情況除外，那就是陪葬印。無論是給自己陪葬還是給所從屬的高階王侯陪葬，都是可以使用官印的。如馬王堆漢墓之一——軑侯利倉墓中就出土過“長沙丞相”印，西漢名臣張安世墓中也出土過陪葬的官印，而且分屬不同人所有。但是，陪葬的官印除了少量特例之外，絕大多數都不是平日使用的真正官印，只是複製品而已，其性質大概其與現在燒給死人的紙房子、紙車子等等差不多。只不過，古人陪葬也使用了真材實料，沒有糊弄鬼……

張居正有官印嗎

張居正雖然是權臣，但是他首先是臣、是官員。既然是明王朝的官員，張居正自然是有官印的。但是，彼時的張居正身上並不只有一個職務，換言之，張居正不僅有官印，或許還不止一枚。

這一點在隋煬帝和唐高祖的外祖父獨孤信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獨孤信因為兼職眾多，索性用多面體煤精篆刻了一枚“多功能印”。當然，這枚印如果較起真兒來應該還是屬於私印範疇，又或者說是獲得了官方認可的私印。但是，它也反映出一個事實，一位大臣不一定只擁有一枚官印，或許會有很多枚。

張居正在擔任顧命大臣期間，除了內閣首輔之外，兼職也是不少的。可以預見，張居正恐怕也遠不止一枚官印。其實，中國古代不僅是官員，皇帝也同樣有“官印”，只不過皇帝的“官印”不叫印，叫璽！所謂玉璽，其實就是皇帝的“官印”。

張居正作為明神宗初期的最重要執政大臣，身兼（加）多種官職，肯定是有官印的。張居正在擔任內閣首輔後，至少掌管和擁有2枚官印和1枚御賜印，均為銀印。

一、印章的起源和演變《說文解字》：印，執政所持信也。《廣韻》：符，印也。印，信也，亦因也，封物相因付。《增韻》：刻文合信也。

印，又稱印信或印章。古代，帝后印章統稱璽印或寶璽，官署、官員印章統稱官印。現代，一般統稱公章。印是“執政所持信也”，從一開始到很長的時期主要是官印，後來才發展出了私印和文印。

作為一種執政或者徵信的憑證，印章的起源很早，古代各大文明不約而同都各自發展出不同形制、風格的印章。據考證，距今7000多年前，在古代巴比倫地區，就出現了押捺式印章。此外，還有圓柱式滾筒印章等。下圖為西亞地區出土的滾筒印章及刻印出的圖案。

中國印章源於何時，眾說不一，但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廣泛使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就有“魯襄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的記載。由此可知，中國印章至少有2500多年的歷史了。

中國印信制度見於文獻記載，最早是《周禮》。《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東漢鄭玄在為《周禮》做注的時候解釋說“璽節者，今之印章也”。

據考證，先秦時期的印章大都隨身佩戴，用來表明身份、職位，是權力的象徵。最典型的，是《戰國策》中記載的蘇秦佩六國相印。

秦代之後，“玉璽”成為皇家印章的專用名稱，各級官印既不敢稱“璽”，一般也不敢用玉製，一直延續至清代。秦代璽印以“傳國玉璽”最著名，歷代傳承有序，至後唐末帝李從珂之後，傳國玉璽失蹤，成為史上一大未解之謎。

漢代璽印有明確的制度規定。漢印種類繁多，除了帝、後璽印外，還有諸侯王、列侯、朝官及其屬官之印，郡縣等各級行政機構官印，另外還有賞賜給各少數民族政權、各藩屬國的印信。根據級別不同，名稱有“印”“章”之別，材料有金、銀、銅之別，紐有橐駝紐、龜紐、蛇紐之別。

隋唐時期，由於紙張普遍使用，簡牘、封泥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官印的作用、形制、紐式、尺寸、印文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從隋代開始，官印不再鐫刻官員的官職名，而是改鐫官署名，官署印代替了職官印，官員上任不再頒授官印隨身攜帶，前後任官員使用同一方官署印，在交接職務的同時交接官印。

唐代帝王所用印章除了稱“璽”外，還增加了“寶”的稱謂。

之後的宋、元、明、清各代，官印及其印信制度基本相應承襲，又有所變化、增益。

二、明代百官印

明代寶璽和官印是指明朝時使用的官方印璽，其印式屬隋唐陽文大印系統。主要包括皇室寶璽印（皇帝寶璽、皇后冊寶及皇妃以下冊印和皇太子冊寶、皇太子妃冊寶及親王以下冊寶冊印）和將軍印、百官印等，還有關防、條記等官方印信。對此，《明史·輿服志》《明史·職官志》及《大明會典》《明會要》等均有介紹。這裡重點介紹明代百官印。

明朝建國之後，就建立了嚴格的印信制度。

洪武初，禮部設鑄印局。凡諸司印信，該局專管鑄造。如有刓削，則換給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該局，辨其真偽。(王圻《通考》。)——清·龍文彬 《明會要》卷二十四 輿服國初設鑄印局，專管鑄造內外諸司印信。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開設各處衙門、合用印信、札付鑄印局官依式鑄造給降。其有改鑄銷燬等項、悉領之。——明·李東陽等纂《大明會典》

明代對百官印的質地、尺寸、文字樣式均有明確、詳細的規定。除極少數特例外，明代百官印為直紐、方形、九疊篆，材質以銀為貴，以銅為主。《明史·輿服志》對百官印信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洪武初，鑄印局鑄中外諸司印信。正一品，銀印，三臺，方三寸四分，厚一寸。六部、都察院並在外各都司，俱正二品，銀印二臺，方三寸二分，厚八分。其餘正二品、從二品官，銀印二臺，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惟衍聖公以正二品，三臺銀印，則景泰三年賜也。順天、應天二府俱正三品，銀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釐。其餘正三品、從三品官，俱銅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惟太僕、光祿寺並在外鹽運司，俱從三品，銅印，方減一分，厚減五釐。正四品、從四品，俱銅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正五品、從五品，俱銅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惟在外各州從五品，銅印，方減一分，厚減五釐。正六品、從六品，俱銅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釐。正七品、從七品，銅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正從八品，俱銅印，方二寸，厚二分五釐。正從九品，俱銅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釐。未入流者，銅條記，闊一寸三分，長二寸五分，厚二分一釐。以上俱直紐，九疊篆文。初，雜職亦方印，至洪武十三年始改條記。

百官印信中因某些官署或者官職特殊，存在極少數的特例。

1. 兩京所在地的順天府、應天府，雖為三品衙門，但因管轄京都重地而用銀印，以示貴重。

2. 文淵閣印。文淵閣始建於明代。文淵閣的功用早期主要在於藏書、編書，後來還是閣臣入直辦事之所，並隨著明代政治的發展，逐漸演變成為事實上的秘閣禁地。明朝內閣制度有一個從建立到完善逐步演化的過程。內閣主要充當皇帝的顧問、助手、秘書，屬於諮議、協調部門和處理奏章、起草詔書的辦事機構，擁有“票擬權”。朝中重臣進殿閣大學士，代表著入閣、“參預機務”，是進入權力核心的標誌。但是，殿閣大學士品秩僅為五品，如用銅印無法顯其地位，為此特別規定“文淵閣印”用銀印，而尺寸卻又小於常制，五品官印應為“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而其“方一寸七分，厚六分”，邊長略小而厚度加大，且用玉筋篆文。“文淵閣印”最早為宣宗所賜，萬曆中被盜又給予補鑄。這是一個頗費苦心的設計。這印章的特殊性如同殿閣大學士權力的特殊性，正是明代政治制度特殊性的體現和反映。

內閣大學士位不過五品，而所用文淵閣印，僅一寸七分，略似御史巡方印，乃亦用銀，視一二品，其重可知，且玉筋篆文，與主上御寶相埒，宜其權超百辟也。……文淵閣印自今上丙戌失後，再鑄則閣權漸削，陵夷以至今日。——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明朝內閣並不是一個正式官署，文淵閣印也不是官署之印，不能在衙門間行文運用，只能在大學士們封進題奏等章疏時用之。

文淵閣印章玉箸篆，凡封進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行內閣亦止稱翰林院。——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二十三

3. 監察御史。監察御史是正七品，屬於官職小而責任重大的官員，故朝廷對其特別重視。《明史·輿服志》記載：

初，太祖重御史之職，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二印，文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其一藏內府，有事則受以出，覆命則納之。洪武二十三年，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制某道監察御史，其奉差者，則曰“巡按某處監察御史”。銅印，直紐，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疊篆文。

百官印除文淵閣印外，皆用九迭篆文，只有監察御史印用八迭篆文。按照清代姚晏《再續三十五舉》中的說法，“八疊明監察御史用之，取唐臺儀八印義”。另外，為了監察御史巡按各處攜帶安全方便，其印直紐上有穿眼，且尺寸比一般正七品官印小。

三、張居正在擔任內閣首輔後，至少掌管和擁有2枚官印和1枚御賜印，均為銀印

回到問題的本身，張居正有官印嗎?有多少枚官印?是什麼樣官印?

這需要從張居正所擔任的職務說起。

張居正在擔任內閣首輔後，《明神宗實錄》中是這樣介紹他的：內閣首輔或者首輔、元輔，少師（太傅、太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因功還有左柱國的文勳。

1. 本職：吏部尚書（正二品）

吏部，是古代主管官員的官署，歷朝歷代都是極為重要的部門。

在朱元璋廢除丞相後，吏部尚書幾乎成為明朝文官所能擔任的最高正式官職。《明史·職官志》記載：

按吏部尚書，表率百僚，進退庶官，銓衡重地，其禮數殊異，無與並者。（吏部）尚書，掌天下官吏選授、封勳、考課之政令，以甄別人才，贊天子治。蓋古冢宰之職，視五部為特重。

這一枚史部官印肯定是有的。

2. 內閣：內閣首輔、中極殿大學士（正五品）

明朝內閣制度雖然十分完善，內閣逐步發展成為明朝的權力核心之一，但內閣並不是一個正式官署，殿閣大學士品秩僅為五品。

明朝殿閣大學士，是指朱元璋廢除丞相後設置的輔政官員。明朝大學士的名稱前要改加殿（四殿）、閣（兩閣）銜，完整數目為六人。從高到低依次為：中極殿大學士（原為華蓋殿）、建極殿大學士（原為謹身殿）、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

隆慶六年（1572）六月，萬曆皇帝登基後不久，張居正以內閣次輔接替高拱為內閣首輔，由建極殿大學士晉為中極殿大學士。內閣首輔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正式官職，往往是指內閣大學士中位列第一的輔臣。因此，內閣首輔印是沒有的。但張居正作為內閣首輔，肯定是掌管前述“文淵閣印”這一枚特殊官印的。

3. 三公三孤：從少師（從一品）到太傅、太師（正一品）

明朝沿用了歷代的三公三孤職務。三公是太師、太傅、太保三職的合稱，正一品。三孤，是少師、少傅、少保三職的合稱，從一品。自宣德、正統年間以後，三公三孤成為虛銜，為勳戚文武大臣加官、贈官。

據《明實錄》記載，隆慶六年正月，張居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萬曆九年十二月，給大學士張居正太傅誥命；萬曆十年六月，敘遼左大捷功進元輔居正太師。

《明史·職官志》記載：

自此以後，公、孤但虛銜，為勳戚文武大臣加官、贈官。而文臣無生加三公者，惟贈乃得之。嘉靖二年加楊廷和太傅，辭不受。其後文臣得加三公惟張居正，萬曆九年加太傅，十年加太師。

4. 東宮輔臣：太子太師（從一品）

明朝還有太子三師、太子三少的東宮輔臣。太子三師是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三職的合稱，從一品。太子三少，是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職的合稱，正二品。最初負責以道德輔導皇太子，且謹身護翼，為東宮輔臣，後為虛銜。

《明史·職官志》記載：

由是東宮師傅止為兼官、加官及贈官。惟永樂間，成祖幸北京，以姚廣孝專為太子少師，留輔太子。自是以後，終明世皆為虛銜，於太子輔導之職無與也。

5. 文勳：左柱國（正一品）

《明史·職官志》記載：

凡文勳十。正一品，左、右柱國。從一品，柱國。正二品，正治上卿。從二品，正治卿。正三品，資治尹。從三品，資治少尹。正四品，贊治尹。從四品，贊治少尹。正五品，修正庶尹。從五品，協正庶尹。自五品以上，歷再考，乃授勳。

張居正先是於隆慶六年八月加左柱國，後於萬曆四年十月，九年考績，因勳德茂著，特進左柱國。

如果沒有職官印，張居正獲得的加官、贈官、虛銜和文勳，如少師、太傅、太師、太子太師和左柱國等，是不會有官印的。中極殿大學士有沒有相應官印不詳，但根據內閣的職責，是可以使用翰林院銅印的。內閣與翰林院在職責和官員上，有許多共通和交叉之處。

此外，張居正還有不少臨時的、專項的兼職，即充任官，比如Quattroporte官、講官等。這些應該是沒有官印的。

當然，上述官印是隨職務而掌管，如果官員離職、升遷或者死亡，該等官印是需要移交的。但是，張居正還擁有一枚御賜印，而御賜印如果沒有被皇帝收回或者褫奪，應該是能夠成為官員收藏品的。不幸的是，張居正死後被萬曆皇帝抄家了。

關於這一枚御賜印——“帝齎忠良”，不少史料都有記載。

神宗賜張居正印，曰“帝齎忠良”。——清·龍文彬《明會要》卷二十四

為什麼有這一枚御賜印呢?主要是因為，張居正奪情事件發生後，皇帝需要以強硬的態度甚至殊榮支援張居正。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卷九中，對奪情一事前後皇帝、皇太后給予張居正的特別禮遇進行了完整歸納總結。

即就奪情一事而言，其始聞喪也，上遣司禮李佑慰問於邸第，兩宮聖母則遣太監張仲舉等賜賻，近侍孫良、尚銘、劉彥保、李忠等賜酒饌；其子代歸治喪，則司禮魏朝偕入楚營賜域；其身給假歸葬，上遣司禮張宏郊餞，司禮王臻齎帝齎忠良銀記賜之，聖母則太監李用賜路費牌子，李旺賜八寶充賞人之用；其還朝也，上遣司禮何進迎勞郊外；其太夫人就養也，則上所先遣魏朝伴之入京，上又命司禮李佑郊迎，聖母則遣謹柯、陳相，賜衣飾珍異，又命太監李琦等郊迎之；至其除服即吉，上使司禮張宏引見於慈聖、仁聖兩宮，旋使宏侍賜宴；其滿十二年也，又遣司禮張誠齎敕褒諭；至其歿也，又遣司禮陳政護喪歸。

還有一個實際需要的考慮，張居正請假回家安葬父親，處於離職狀態，無法帶走正式官署的官印，於是萬曆皇帝特別賜“帝齎忠良”銀記一顆，以用於實封奏事。對此，萬曆皇帝的手諭中說明了這一點：

朕大禮甫成，倚毗先生方切，豈可一日相離？但先生情詞迫切，不得已，準暫給假襄事，以儘先生孝情。長途保重，到家少要過慟，以朕為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萬勿遲延，致朕懸望。又先生此行，雖非久別，然國事尚宜留心。今賜先生“帝齎忠良”銀記一顆，若聞朝政有闕，可即實封奏聞。——《萬曆起居注》，萬曆六年三月十日。張居正《謝賜敕諭並銀記疏》。

順帶說一個世宗賜印的事。世宗賜楊一清（“耆德忠正”和“繩愆糾違”）、張孚敬（“忠良貞一”）、桂萼（“忠誠靜慎”）、李時（“忠敏安慎”）、方獻夫（“忠誠直諒”）、費宏（“舊輔元臣”）、夏言曰（“學博才優”）、顧時（“經幃首選”）、翟鑾（“清謹學士”）等重臣印，就是沒有對長期重用的奸相嚴嵩賜印，以聰明才智和帝王心術著稱的世宗，頗有一種心知肚明的惡趣味在其中。

總之，張居正肯定是有官印的，且至少掌管和擁有2枚官印和1枚御賜印。張居正的官印全部是銀印，絕不可能是玉印、金印。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官署印都是從前任那裡接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