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歷史看看，整個的東漢、三國這300多年間的人名，幾乎全是一個字，雙字名是極少極少的。《後漢書》、《三國志》中的人名，間或有兩個字的，但這些人，有的是隱士，如龐德公、鄧盧敘；有的是乳名，如劉盆子、鄭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黃承彥、苟巨伯。知識分子、官員、顯要是找不出雙字名的。這真是怪事。

解釋很多：

1、王莽。（《國學》綜合）

西漢末年，王莽篡奪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撿起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大搞迷信，大搞復古，以此為核心，還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新政”，從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從貨幣到地名，無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漢書·王莽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王莽的長孫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爺爺和爹爹，這個王宗是可以當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讓人畫出了畫像，還刻了銅印三枚，與其舅舅合謀，準備搶班奪權。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雖然是親孫子，但這事也不能輕饒，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殺了。雖然人死了，但“政治權力”也要剝奪，王莽下了這樣一道命令：“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門道的。“製作”就是法令，王宗本來名是兩個字，叫“王會宗”，是依法令後改成的“王宗”，現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還叫原來的“王會宗”。從王莽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個問題：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數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孫子的名都是兩個字。二、王莽上臺後，曾經下過“去二名”的“製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規定不準用雙字名。三、人犯罪後，恢復二字名，以示處罰。

《漢書·王莽傳》又有：“匈奴單于，順製作，去二名”之語，意思是說，匈奴單于依順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個字。可見，當時不但有禁止使用雙字名的法令，而且還影響到了匈奴。

由於王莽的法令，從那時起，人們漸漸養成了使用單字名的習慣，後來雖然王莽說話不算了，卻一直也沒有改過來，竟然成為風氣，認為用兩個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現在，人人全是單字名，那麻煩可就大了，因為單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當時人口並不是很多，人的活動範圍、交際半徑也有限，單字名並沒有對社會造成太大的不良影響。因此，單字現象得以沿續，一直到三國時代。

三國時的人名，告訴我們，人名有極強的階段性，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命名特點。知道了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麼時代的，也就能估摸個差不多。

第一個是其中的一個解釋，不過後人有研究，還有其他的解釋。

2、傳承。（摘自度娘）

王莽政權介乎兩漢之間，僅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時間。儘管王莽打著“奉天命”的旗號，雷厲風行地復古改制，認為“秦以前複名蓋寡，遂禁複名”，並直接下詔對單名、複名進行褒貶。然而王莽掌權的時間畢竟短暫，不可能將他的號令統一實施於全國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二名之禁”，在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實行，15年之後，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潰，其禁令不可能會對以後三百年的歷史再發生影響。故，王莽“二名之禁”並非是促使東漢、三國盛行單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

對此，清人凌揚藻在《蠡勺編》卷二十七中曾提出過質疑： “王氏懋《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字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蠡偽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為莽也。”

《蠡勺編》的這一觀點是有見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傳承性一樣，作為中華民族重要文化現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樣具有傳承性的特點。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活的流體，是溝通人與人、上代與下代、群體與群體、社群與社群等共存關係的一種社會活動過程。每一代人都需要從上一代人那裡承接社會文化的遺產，並把它們傳繼給下一代人，使文化成為一個不間斷的連續存在，每一個社會、民族或群體都透過不斷繼承形成文化傳統，並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出新文化。

東漢、三國、西晉三百餘年間之所以盛行單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種文化傳承現象。

3、避諱（摘自度娘）

為了便於避諱。避諱起於西周時期，凡君主與尊長的名字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用其他方法迴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傳桓公六年》雲：“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周代用避諱事奉神靈，人死之後，他的名字就必須避諱。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諱的文字並不多，尚未因避諱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亂，所以複名在兩週時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闢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鄭莊公名寤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 進入秦漢特別是漢代就大不同了，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神聖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徵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 “國”。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改“慶”為“賀”，於是姓慶的都改成為姓賀。

避諱之制在漢晉時代越來越密，漢律已有觸諱犯法的規定，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詔日：“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漢書宣帝紀》）兩晉朝廷曾多次討論避諱，使諱制更趨複雜。東晉避后妃諱特多，並列入諱榜，令天下同諱，是一朝同制。

由於秦漢以來諱制越來越密，這就勢必產生一個廣泛的社會問題。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來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的種種混亂；甚至追改古書，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

為了儘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晉時代的帝王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採用單名（單名所諱之字比之複名要少一半）。從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漢15帝，僅有2個複名；東漢13帝全系單名；三國曹魏5帝、蜀漢2帝、東吳4帝也全系單名；兩晉從晉武帝司馬炎到晉恭帝司馬德文，15帝中僅有2個複名。統計從西漢至東晉（前206－420年）626年之間，54個帝王之中，僅有4人是複名，單名約佔94％。由此可見當時的單名之盛。帝王採用單名，這就大大減少了諱字。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採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

二：是採用冷僻字取名。東吳景帝孫休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灣）字商（音迄），次子名奧（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顯（音舉），四子名寇（音褒）字獎（音擁）（《三國志吳書孫休傳》注引《吳錄》孫休詔）。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難犯易避也。西漢至東晉54帝中，採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漢有漢元帝劉奭（音式），漢成帝劉驁（音傲），漢平帝劉衎（音看，又名劉箕子）；東漢有漢章帝劉坦，漢和帝劉肇，漢質帝劉纘，漢少帝劉辯；三國有魏明帝曹睿（音銳），高貴鄉公曹髦（音毛）；西晉有晉懷帝司馬熾，晉愍帝司馬鄴；東晉有晉元帝司馬睿，晉穆帝司馬聃（音丹），晉廢帝司馬奕，晉簡文帝司馬昱（音玉）。由於臣民對帝王的稱呼另有一套專門用語，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聖人、聖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樣常用，所以採用冷僻字取名不會發生人名稱謂困難的問題。 漢晉時代的帝王既採用單名，又採用冷僻字與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難言而易諱”，既減少了諱字，又便利於避諱，可謂“魚與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語）這一來，其他高官貴爵乃至士農工商，為了維護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嚴又便於避諱（避家諱），也紛紛採用單名。於是，神州大地單名大倡，《後漢書》、《三國志》所見之人名，幾乎全是單名。直到西晉“八王之亂”後，中國進入大分裂、大動盪的時期，出現五胡亂華十九國，少數民族紛入中原，避諱制度遭受嚴重衝擊。避諱既無定製，寬嚴隨意而異，這一來，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顧慮便不便於避諱。於是，神州大地複名又逐漸多了起來。

這個問題要從三國時期以前的歷史來分析，整個的東漢、三國這300多年間的人名，幾乎全是一個字，雙字名是極少極少的。《後漢書》、《三國志》中的人名，間或有兩個字的，但這些人，有的是隱士，如龐德公、鄧盧敘；有的是乳名，如劉盆子、鄭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黃承彥、苟巨伯。知識分子、官員、顯要是找不出雙字名的。

問題出在王莽身上。西漢末年，王莽篡奪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撿起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大搞迷信，大搞復古，以此為核心，還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新政”，從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從貨幣到地名，無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王莽這個人對“名”特別重視，他一上臺，就鬧起了一股改名風。首先把中央各級官名改了，然後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來，弄得人不知所措。後來，甚至將“匈奴”改成“降奴”，“單于”改成“服於”，由此引發了民族戰爭。王莽對姓名更是大下功夫。他對自家的“王”看得特別重，對許多劉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賜姓“王”，以示恩寵。

《漢書·王莽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王莽的長孫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爺爺和爹爹，這個王宗是可以當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讓人畫出了畫像，還刻了銅印三枚，與其舅舅合謀，準備搶班奪權。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雖然是親孫子，但這事也不能輕饒，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殺了。雖然人死了，但“政治權力”也要剝奪，王莽下了這樣一道命令：“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門道的。“製作”就是法令，王宗本來名是兩個字，叫“王會宗”，是依法令後改成的“王宗”，現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還叫原來的“王會宗”。從王莽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個問題：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數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孫子的名都是兩個字。二、王莽上臺後，曾經下過“去二名”的“製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規定不準用雙字名。三、人犯罪後恢復二字名，以示處罰。

《漢書·王莽傳》又有：“匈奴單于，順製作，去二名”之語，意思是說，匈奴單于依順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個字。可見，當時不但有禁止使用雙字名的法令，而且還影響到了匈奴。

由於王莽的法令，從那時起，人們漸漸養成了使用單字名的習慣，後來雖然王莽說話不算了，卻一直也沒有改過來，竟然成為風氣，認為用兩個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現在，人人全是單字名，那麻煩可就大了，因為單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當時人口並不是很多，人的活動範圍、交際半徑也有限，單字名並沒有對社會造成太大的不良影響。因此，單字現象得以沿續，一直到三國時代。

這是和中國取名字的禮與傳統有關。

一般是姓+名+字。名一般為單字，字為雙字。

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劉備，姓劉名備，字玄德。

曹操，名操，字孟德。

杜甫，名甫字子美。

岳飛，名飛字鵬舉。

姓名中的名如果是兩個字，一般都是底層百姓，往往有名無字。

只是在元朝之後，古人名字中的名才兩字為多，元人粗鄙被繼承下來。

讀過三國的人都知道，書中出現的絕大多數人名字都是一個字，幾乎沒有兩個字做名字的，不僅是三國時期，往後看便會發現知道西晉八王之亂之前幾乎所有人的名字都是單字，這是什麼原因？

第一，圖方便，沒錯，第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方便，惰性都有的，每個人都比較懶，皇帝也不例外。平民百姓起名或許沒什麼講究，貓蛋狗剩一類的估計古代也有直接拿來做名字的，但皇族就不一樣了，起名字高階大氣就不說了，最重要的還有一點，必須避諱。起名字避諱這種事情當然也不是從三國開始有的，而早在西周時期，就有了這個規矩君主與尊長的名字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用其它方法來回避。周代在最早的時候只需要避死人之名。《左傳·桓公六年》中有記載：“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諱的文字就不會很多，畢竟有的人死了太久朝代更替一類的人名字就不需要再進行必會，所以當時也沒有造成什麼混亂，畢竟老祖宗傳下來的規矩，都要遵守。但進入秦漢以後尤其是漢代以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高高在上的皇帝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進一步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地位，凡有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而且不但要避死人的名字，活人的也需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徵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國”等等……避諱之制在漢代越來越嚴格，而大家又都不好意思直接打破這規矩，皇帝也不是那麼自由的，這些條條框框還是必須遵守的，於是便有了這麼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大家都取單字做名字，既然無法打破規則，只能另闢蹊徑，不管怎樣想個一個字的名字總比兩個字的要簡單吧，還有就是自己只佔了一個字也給子孫後代一個方便嘛。  

第二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王莽所定下的規矩了，

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

王莽打著恢復的名字妄圖使用嚴格的禮法來讓權力盡可能的集中在自己身上，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但新朝卻只持續了短短十幾年時間便滅亡了，不過這十幾年時間卻讓人們形成了對二名存在著低賤的觀念，並且這一習慣一直維持了三百年。恐怕即使是王莽也沒想到自己定下的規矩比自己打下的天下居然長壽這麼多。

這個我知道，是因為王莽這位仁兄曾下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而三國時期又是王莽的新朝之後，所以大多人名為單字。但是也有雙字的情況，如黃巾將領程遠志、裴元紹，諸葛亮老婆黃月英、岳父黃承彥等等。

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第六十四：“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

為什麼王莽會下這種命令呢？畢竟我取個名字你也要管嗎？可王莽是什麼人？是儒家學派鉅子，領軍人物，且以新聖自居，所以非常積極改變西漢末年亂象，意圖恢復回儒家所歌頌的夏商周三代時的盛世。而上古至西漢時期又以一個字的名字為主，特別那些帝王的名字大都是一字。所以王莽的改革就包括名字。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王宗這個孫子，是的，他是王莽之孫。王宗初名王會宗，王莽禁二字名時，改名王宗。可謂是非常的積極響應國家政策，但是你這個孫子未免也太積極了吧，王莽還沒死他就穿著天子的衣服，戴著天子的冠冕，給自己畫了一幅像，還自以為皇帝繼承者刻了三枚印章。所以你們說他是有多積極想繼承皇位。最後被發現了，沒得玩了，所以畏罪自殺。王莽又恢復其原名王會宗，以示其辱。

而這件事情後上至皇室宗親，下至黎民百姓紛紛改名，所以在西漢末年至魏晉期間人名主要以一個字的為主，南北朝一直到現代，則多以兩個字為主，現代也有三個字的名字。

古代時，講究“人如其名”，並且為了突出人名錶現的志向，成年男子在行冠禮之後還會由長輩取一個表字，而是否有表字也是一個人成年的標誌。

而且在古代，一個人的名只有長輩或身份高的人才可以稱呼，其他人只能稱呼表字或是別的尊稱。

比如古代在封賞有功之臣時就有一個很有趣的賞賜叫做“贊拜不名”，這是一種很高規格的待遇，也就是說你覲見皇帝時旁邊的禮官要喊你的職務而不能喊你的名字，一般都是功勳極大或者是像曹操那樣的權臣才有的待遇。

秦漢時期，平民與貴族之間的階層之分沒有春秋戰國時那麼壁壘森嚴，其中許多平民出身的英雄人物都是單名，比如陳勝、吳廣、劉邦、蕭何、韓信、樊噲、曹參、周勃、陳平等等，當然也有周亞夫、霍去病、司馬相如這樣後來發達的雙名平民。

後來因為權貴多是單名，而平民多是雙名，所以人們想當然的認為名字越簡潔越好，如果有重名則以表字區分開就好了，而且表字與姓名相配，使得名字的韻味更加深厚。

比如孫策字伯符、孫權字仲謀，人們一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倆誰是老大誰是老二。

還有曹操字孟德，大家一看就知道原來曹操是庶子（袁紹笑道：我字本初就看不出來）。

還有與名相呼應的如周瑜字公瑾、諸葛亮字孔明、張飛字翼德、趙雲字子龍等等，都是名字相呼應的典範。

三國之中確實大多數人都是單名，縱然出現雙名有的也是稱呼表字，我印象裡雙名的也就裴元紹、孫尚香等寥寥數人。

所以，三國時期的人物多是單名是因為我們所知道的多是貴族或者仿貴族人物，他們追求上流社會所流行的文化，這樣我們聽說過的多是單名人物也就不足為奇了，畢竟我們所瞭解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精英人物。

三華人物為啥大多數是單字？還得從西漢末年的王莽新政說起。

疑似穿越者的王莽篡了漢朝之後，開啟了他的新政，政治體制、土地制度、貨幣制度，都沒能逃得過王莽的新政，最讓人歎服的還是他在地名、人名上的改革。

比如他把高句麗叫“下苟麗”，把匈奴改成了“降奴”，把單于改成了“服於”，由此引發了很多問題，這是後話。

所以王莽這麼任性，想來當皇帝挺快樂，於是有個人就坐不住了，也想盡早體驗一下當皇帝的感覺，這個人就是王莽的親孫子王宗。

按說，耐心等王宗應該有機會，但這小子可能也看出來爺爺不著調，於是等不及了，就準備透過造反提前體驗一把龍椅的感覺。

到這小子剛一開始造反，就被王莽發現了，王宗覺得爺爺肯定放不過自己，於是一咬牙，就自殺了。

王宗自殺，王莽倒是不怎麼心疼，相反的，相當生氣，於是下了個命令:

“宗本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

意思就是說，王宗本來叫王會宗，依據“去二名”的律法改成了王宗，現在犯法了，還回了王會宗。

這件事涉及到王莽的“去二名”制度，這個制度很簡單，在王莽竄漢前，人可以隨便起名，但王莽卻規定:從此以後，都得起一個字的名字，倆字的怎麼辦，“去二名”！

從此以後，所有人的名字都成了單字，但是如果犯了罪，則會被恢復二字，以示懲罰。

正是這“以示懲罰”導致了雙字的名字在王莽之後成了“賤名”，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了東漢以及三國時期，直接導致了三國群雄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死的單字的名字。

因為在三國時期甚至是之前的時代，取單字是一種社會風氣。

王莽不準取雙字

不僅僅是在三國時期，即便是在東漢，人們取名也多是取單字，很少有取雙字的，像劉秀、岑彭、馮異等，甚至東漢時期的皇帝也大都是單字，問題出自王莽。

王莽對名字有著非同一般的偏執，他不僅改了中央及地方上的官名，還改了各地的地名，甚至連少數民族也不放過，匈奴被他改成了降奴，單于改成了服於，由此引發了民族戰爭。

對於人名，他也有著不一樣的想法，他也下過一道法令，叫做“去二名”，就是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不準起雙字名。

王莽的孫子曾經謀反，就被王莽改回了雙字名，以示懲罰。

而王莽的這道法令並沒有隨他的倒臺而失效，因為人們已經養成了起單字名的習慣，漸漸形成了一種風氣，認為起雙字名就會被人瞧不起。

單字更容易避諱

不僅如此，起單名還容易避諱。

兩漢時期，避諱制度越來越嚴格，這也與中央集權有關。畢竟皇帝是獨一無二的，他用的字你做臣子的肯定不能再用，否則就是對皇帝不敬。

但問題是新皇帝還沒出生，怎麼知道他叫什麼名呢。

針對這種不可預知的情況，人們採取了兩種辦法。第一，名字取單字。因為這樣跟皇帝名字重合的機率將會大大減少，也就避免了日後名字重合需要更改的麻煩。

（雍正即位後，其兄弟名字中的胤都被改成允）

第二，取名儘量用生僻字。大量採用生僻字取名，就很難與皇帝名字重合了。

因此，這種取單名避諱的風氣自上而下開始傳播，這種風俗也就漸漸流傳開來。

直到兩晉時期，胡人入主中原，禮制鬆弛，少數民族多為復字，單名的傳統受到衝擊，復字開始流行。

作為四大名著之一，《三國演義》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民間小說。其中桃園結義、三英戰呂布、長坂坡救阿斗、三顧茅廬的橋段更是膾炙人口。喜歡讀三國的朋友不難發現，三國中的所出現的人物，他們的名字多為單字，如眾人熟悉的劉備、曹操、孫權，甚至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人名多為單字。為何三華人物姓名多取單字？

儒家文化的影響

提到儒學就不得不提到孔子。孔子本人在撰寫《春秋》時有個習慣，當記載人名時如果這個人的名是兩個字，他就會把他改成一個字。至於孔子這樣做的原因，他未曾說明。但是孔子這一舉動必有其深意，於是後人都開始揣摩孔子這樣做的目的。

後來有一位叫公羊高的儒學家，他在他的《公羊春秋傳》中說到孔子之所以將二字改為單字，是因為名有二字是不符合禮儀規矩的。這本書主要思想都是忠君愛國、大義滅親、叛逆大逆不道，要嚴厲懲治之類的有助於加強中央集權的思想。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主要沿用的儒家思想便是公羊高的。所以二字非禮的思想也逐漸流傳開來。

王莽新政的影響

儒家思想的影響可以說只是有潛移默化的作用，真正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當屬王莽的新政。王莽喜歡遵循古制，不僅是國家制度，連名字也要改。

王莽也受到公羊高的影響頗深，認為二字非禮。他的依據是古時候的明君如堯、舜、禹都是單字，而像蚩尤、相柳等名為二字之流都是惡人。所以當時他就頒佈法令規定所有人都要把名字改為單字。只有犯人才使用二字。人們不得不遵從。而且為了促進法令實施，他還派使臣到西域各國遊說“如果首領把名字改為單字，將有重賞”。匈奴單于也遵從提議改名。可以說這件事對起名單字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即使王莽新政持續沒多久便結束，這件事也對東漢三國時期的起名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

根據史料的記載，當時地位低下的平民雖然都改單字，但平時私下仍多以二字稱呼。而後來三國中的女子如黃月英等也為二字。可見二字非禮對上層社會人士如貴族士大夫階級影響，而對底層人民影響較小。

因為在南北朝之前，有崇尚“單名貴，雙名賤”的習俗。從堯舜禹時代開始，最早的帝王只有一個字，代表了其高貴的血統。而王公大臣、貴族，一直起的是單名，單名一直是社會的主流。到了秦漢時期，延續了這一風格。這個習俗的形成，主要是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避諱

避諱始於西周時期，凡君主與尊長的名字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用其它方法來回避。秦漢以後，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神聖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

第二、公羊春秋的興起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所獨尊的“儒術”，是公羊春秋，而《春秋公羊傳》說過“二名非禮也”，表明在周秦時期，一個人取兩個名是不合禮數的，但取二字名從來不在禁止之列。但這樣一來，“二名非禮”的觀念便日漸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抗拒二名。

第三、王莽復古改制的影響

王莽信奉公羊春秋的主張，認定二名是非禮的。在王莽的強力推動下，“二名非禮”的觀念從學界的主流觀點升級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識。再加上王莽長孫王會宗，因犯罪而被恢復雙名，作為類似於割發、刺配一類的羞辱性懲罰，從此兩個字的名字，就變成了“賤民”的象徵，后王莽雖然身死，這個含義卻被沿用了下來。

第四、階層變化的結果

單字名和雙字名在重名機率有著較大的差異。而士族世家掌握了文化傳播的途徑，為忌諱重名的，就會採用一些生僻字，來避免重名。但普通民眾起名字的時候，顯然是不可能大量採用這種生僻字的，而要想避免重名，通俗易懂的雙字名就成了當然的選擇。

所以在東漢和三國時期，人的名字大多是單字名。直到西晉“八王之亂”後，中國進入大分裂、大動盪時代，之後五胡亂華，禮樂崩壞，制度也受到嚴重衝擊，人們起名字也就隨意了起來。

歷史上有一個時期，名字崇尚“單字為尊”。（春秋戰國時，貴族的名字也不全是單字，據說是王莽改制以後）

取雙字的是“賤名”。不高階，不大氣，不上檔次。

問題是出在王莽身上。

這些歷史上都有記載的。

西漢末年，王莽篡奪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撿起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大搞迷信，大搞復古。以此為核心，還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新政”，從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從貨幣到地名，無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過去，名一般只有一個字，單字為尊。尤其是王莽，兒子殺死奴隸，他給予懲罰，逼迫兒子自殺再改為兩字名作為懲戒。

此後單字名都是尊貴的。直到南北朝時期之後才逐步淡化，雙字名不再是下賤。

此事要追溯到新莽時期。王莽代漢稱帝，建立新朝以後，施行的國策卻與其“國號”相反，是以“復古”為核心。王莽恢復了很多先秦時期的“習慣”，其中就包括人名。王莽提倡姓名使用二字，而且從一些當時的記錄推斷，王莽應當是透過律令等手段強制推行過。而且對於一些犯罪的人，恢復“雙字”，以示懲戒。新莽政權後來敗亡了，但是男子的名使用單字已經形成了風氣。而且因為雙字名曾和“犯罪”掛鉤，所以也形成了雙字名不光彩的觀念。這些風氣一直延續到了東漢三國魏晉時期。

這和多種因素有關

1 孔子

孔夫子著《春秋》的時候，經常把兩個字的名改成單名。比如說有個人叫仲孫何忌(仲孫是姓氏)，孔子便在春秋裡改稱為仲孫忌。孔子為什麼要這樣做，不得而知，因為孔子總是喜歡微言大義，讓人摸不著頭腦。後來就有人來解讀孔子的意圖，這些人被稱作經學家。有個戰國時期的經學家叫公羊高(公羊是姓氏)，寫了一部《公羊春秋》，以自己的方式來解讀《春秋》。贊同公羊高說法的人們被稱作是公羊學家。

公羊先生認為孔子把二名改成單名的舉動，背後也是有微言大義的。《公羊傳·定公六年》寫到：“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原來，在公羊學家看來，二名是“非禮”的。

公羊學家們在西漢一朝影響很大，尤其是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所獨尊的“儒術”，正是公羊學。這樣一來，“二名非禮”的觀念便日漸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抗拒二名。但是起二名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漢昭帝劉弗陵就是二名，漢宣帝之前的名字劉病已也是二名。在上層社會，二名還是能和單名分庭抗禮的。孔夫子著《春秋》的時候，經常把兩個字的名改成單名。比如說有個人叫仲孫何忌(仲孫是姓氏)，孔子便在春秋裡改稱為仲孫忌。孔子為什麼要這樣做，不得而知，因為孔子總是喜歡微言大義，讓人摸不著頭腦。後來就有人來解讀孔子的意圖，這些人被稱作經學家。有個戰國時期的經學家叫公羊高(公羊是姓氏)，寫了一部《公羊春秋》，以自己的方式來解讀《春秋》。贊同公羊高說法的人們被稱作是公羊學家。

公羊先生認為孔子把二名改成單名的舉動，背後也是有微言大義的。《公羊傳·定公六年》寫到：“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原來，在公羊學家看來，二名是“非禮”的。過一個法令“去二名”。

2 王莽

王莽上位後，將西漢的官名被他按照周禮全部改了一遍，全國的地名也不能倖免。至於全國那麼多人名，當然不能親自動手起、動手改，但貴為皇帝的他可以為起名設定規則。很明顯，王莽也信奉公羊學家的主張，認定二名是非禮的。在王莽的嚴令下，全國掀起了一波改名浪潮，甚至連匈奴單于都把二名改成了單名。就這樣，在大復古家王莽的強力推動下，“二名非禮”的觀念從學界的主流觀點升級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識。

王莽覆滅之後，新興的東漢政權致力於消除王莽的影響，恢復了西漢的官名和地名，但唯獨“二名非禮”的觀念無法消除。看來，比起行政政令與法律文書，文化這種潛移默化的力量更具永續性。所以東漢魏晉的帝王將相，起的都是單名。

到了晉宋之際，東晉的各個門閥世家在權力鬥爭和戰爭中紛紛走向衰敗滅亡，原來的寒門走向了歷史前臺。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一起走向歷史前臺的還有長期蟄伏在民間的“二名”。劉義符、王鎮惡、蕭道成、蕭寶卷、陳霸先，這些南朝人物的二名，也折射出了他們先祖並不顯赫的過去。

所以，間於東漢和東晉時期，以單字為名是十分常見的事情。

那時人口少，全國才幾千萬人，重名的自然少，而且單名叫著順口易被人記住，萬一不小心當上皇帝讓全華人民避諱的字也少(劉病已當上皇帝改名為劉詢就是減少諱字)。如此利國利民又利己，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