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仁宗的統治下達到了全盛，仁宗皇帝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因此他受到歷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讚。

　　經濟情況

　　經濟是衡量國家繁榮、富強一個最重要的指標。經濟包括一個國家各個行業的各個方面的水平。經濟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就是包括農業、製造業、商業、娛樂業等大的產業。而這些大的產業又包括各個行業。評價衡量一個古代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有太多的方面，由於篇幅有限及本人的能力、精力都有限，所以就簡單的從人口戶數多少、國家的年收入、城市的數量、質量（人民聚集居住地的範圍條件）、鋼鐵金屬產量、貨幣流通量、人民的幸福奢侈程度等方面做粗略的概述。以驗證“仁宗盛治”之盛。

　　戶數

　　北宋張邦基在《墨莊漫錄》中記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間接看出宋仁宗盛世時期之盛，宋仁宗曾問包拯歷代編戶的數目，包拯經過認真考證後回答道：“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三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以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

　　人口戶數是衡量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面。蘇東坡曾說：“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 南宋文學家朱弁在《曲洧舊聞》中說：“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宋哲宗時期）又過於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為太平之極也！”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歐陽修、宋祁等人《新唐書》中都明確的說，唐朝最盛時人口數還不如漢朝盛時，由此得出結論唐朝之治不如漢朝。“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唐朝的還不如漢朝，那怎麼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趙恆末年（1021），戶數是867萬戶，1993萬口（丁男）。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1246萬戶，2642萬口（丁男）。宋仁宗統治國家人口增長了三百七十九萬戶，六百四十九萬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對寒酸了。仁宗這增長的三百七十九萬戶就相當於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仁宗之盛可以想見。

貞觀之治時期人口只有三百多萬戶，開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萬（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為780萬戶）。而“仁宗盛世”一千多萬，包拯得出的結論“自三代以降，跨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越漢，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當客觀。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宋朝“太平之極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學家曾鞏自豪的說：“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萬確的！

　　稅收

　　北宋末理學家葉水心在《應詔條奏 財總論》說：“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初至紹熙天下稅收數”中記載道：“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號）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佑（仁宗年號）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宋太宗時期一年國家稅收貨幣歲入數已是唐朝最多貨幣歲入時的兩倍了，到宋仁宗時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實唐朝極盛時玄宗時最高的貨幣歲入只有二百萬緡，而宋仁宗慶曆年間最高時的貨幣收入達到四千四百萬緡。兩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時最高的商稅是兩千二百萬緡。“仁宗盛治”知識的商稅貨幣收入就是“開元盛世”的全部貨幣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貨幣歲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業不發達，沒什麼收入。大部分稅收來自農業，以實物稅賦為主。

　　以貨幣加實物粟、絹、綿、布等總數計：玄宗時天寶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調、地稅、戶稅所有收入，數額加起來共五千二百三十萬（貫、石、屯、疋等計量單位）。而這樣一個數額《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經指明：“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回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這個數字是不正常情況下“唯務割剝”取得的高額數字，這也是整個唐朝稅收的最高數額。可以肯定“開元盛世”之時的稅收遠遠小於五千二百三十萬這個數目。而且這個數字不只是稅，很大部分來自於庸、調。唐朝賦稅真正的重頭是庸調。所以這個數字水分太大。即使這樣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稅收數額貨幣加實物比也相差兩倍，所以曾鞏：“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皇祐（仁宗年號）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貞觀之治”時期無論是稅收還是戶數等具體實際指標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斷定無論怎麼比“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時國家稅收數額加起來也不如“仁宗盛治”

北宋時期實行的是“藏富於州縣，培護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統治過於寬仁，造成許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錢財、糧食等物虧欠太多，這是當時的弊病。所以後來進行改革，按照五條原則考核地方官員，即戶口的增減，田地荒蕪程度和墾闢情況，茶鹽酒稅是否比原來的數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糶、和買是否與歷年數目一致；呈報朝廷的檔案必須齊備等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統治期間稅是相當輕的。時人崔伯易在《感山賦》中曾說：“以皇祐（仁宗）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就是說宋仁宗時期的田地開墾程度較宋真宗時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稅收的卻減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統治時期，隱田漏稅的現象十分嚴重與普遍。

　　宋仁宗時期龐大的國家財富來自於商稅，除農村、農業、農民外，更來自於城市、商業、商人。宋太宗時宋朝一年的商稅收入約四百萬貫。真宗景德年間，商稅也不過四百五十萬貫，而仁宗慶曆時，商稅增加竟猛增到兩千二百多萬貫。可見仁宗統治期間商業的巨大發展與繁榮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後，宋朝已經擺脫農業社會進入商業社會。所以美國學者們費正清、賴肖爾、克瑞格在《東亞：傳統與變遷》中感慨：“事實上從宋朝開始，農業的經濟價值已日益變得無足輕重。”

宋仁宗公元1022年即位，在位42年，是兩宋時期在位最長的皇帝。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其在位時名臣輩出，國家太平，經濟繁榮，科學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仁宗皇帝性情文弱溫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受到了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讚。

仁宗皇帝不光對人仁慈寬厚，身為皇帝對自己的要求也非常嚴格，衣食非常簡樸。仁宗在位期間良臣輩出，仁宗的善於納諫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仁宗不僅贏得了人民的愛戴，還得到了對手的尊重，公元1063年農曆三月二十九，宋仁宗去世，舉國哀悼，《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哭於大內之前”，駕崩的訃告送遼國後，遼國君主，嚎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還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託哀思！可見趙禎無愧“仁”宗的稱號

趙禎是北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長達四十二年之久。這一朝達到了北宋乃至於中國封建王朝社會經濟文化的頂峰。由於他改元次數較多，他統治的最後八年，被稱為"嘉佑之治"，也有後人把他的整個時期稱為"仁宗盛治"。和強漢盛唐相比，這個開明治世留下了自己獨特的印記。

仁宗即位後的前十年多時間是劉娥太后垂簾聽政時期。乾興元年(1022年)，趙禎從真宗手裡接班時，北宋帝國在王欽若、丁謂等幾個奸佞大臣的慫恿和把持下，到處充斥著假造的祥瑞和迷信的氛圍。趙禎當時只有十三歲，真宗遺詔由劉太后"權處分軍國事"。

天聖元年(1023年)，朝廷改元"天聖"，暗含"二人聖"之意，北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政治格局。趙禎命將真宗假造的天書祥瑞一同埋葬，表明要在治國理念上實現撥亂反正。十年中，母子二人既有鬥爭，又有合作，勵精圖治，苦撐危局，使政局、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得到復甦，可以說是挽大廈於將傾。

趙禎親政三十多年，真正實現了有別於強漢盛唐、而又無以倫比的"仁宗時代"。

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論》中說：“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宋朝第一次出現了工匠傳統和哲學傳統合流的跡象。宋朝聞名的四大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嵩陽書院）成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聖地，"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宋仁宗趙禎愛好學習崇拜儒家經典。趙禎首次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拿出來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四書五經為太學規定的必修課程。軍事方面的最高學府稱武學，相當於軍事大學。宋還有科技一類專門學校，如算術、醫學等。此外宋還有大量的家塾、舍館、書會等學習場所。"每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遇大比之歲，間有登第補中舍選者。"南宋設在曾是岳飛府地的太學院最多有太學生一千七百餘人。太學有學生宿舍還有體育場。太學考生來自四面八方。錄取比例在3%--6%。太學實行五年制的三舍法。初進太學在外舍學習，一年以後學習合格者進入內舍在學習兩年，合格者升入上舍學習。在上舍再學習深造兩年，考試合格者畢業。太學生伙食費完全由政府包辦，每人每年要花費三千貫左右。宋政府只是給太學院太學生的伙食費一項，每年就投入花費五百多萬貫。科教興國不僅促進了科技、商業、文藝的繁榮，也推動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維，民主開明的政治報復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中國學者餘秋雨也說“我最嚮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宋沒有傾盡全國之兵、全民之財反動對遼、對西夏的進攻是因為吸取了隋揚帝、漢武帝的教訓。戰爭侵略得到的遠遠比不過自己創造的。開明的政策使宋朝的人們長期沒有戰爭、兵役、苛稅這三大"災害"之苦。使宋朝人民長期生活富強安逸。如果說秦亡於苛政，漢亡於戰亂，隋亡於兵役，唐亡於割據。那麼宋就亡於安逸。

仁宗在位42年，死時訃告送到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握著使者的手號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真是無愧“仁宗”的稱號。宋仁宗趙禎可謂一代有德的數一數二的傑出君主。

宋仁宗人好心好為政也好，人好包拯口液四射帝臉不怪罪。心好深夜處理國事挨餓，外出隨從無備水忍渴歷代所無。為政四十年基本國泰民安，生活富庶，貿易興市，清明上河圖可佐證，與強漢盛唐無二都是趙禎領導有方所至。不愧為仁宗帝稱。

其實我首先要說明一個問題，我覺得樓主的提問是有問題的，宋仁宗時期大宋社會並不是凋敝叢生的，更沒有達到無法補救的地步。宋仁宗作為宋朝歷史上第四位皇帝，他在位時期恰恰是宋朝最鼎盛的時期。

宋仁宗生性仁厚，在位時期也基本上實行仁政，當時也並不是十全十美的，也肯定面臨著一些列的社會問題，既然是“仁”，那麼他在“武”的方面就欠缺一些，但是當時宋朝社會在外面面臨著嚴峻的形式，當時經常和西夏打仗，而且常常是敗仗多，勝仗少。既然外部戰爭不斷就必然影響到內部的經濟狀況，對經濟是有一些影響的。

但是要說他是一位好皇帝還是壞皇帝，這個是要綜合和整體判斷的：首先宋仁宗在位時期對這會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有名的就是慶曆新政，對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打下了基礎，同時也在加強了官員的考核，重視國家官吏的管理，進行了吏治得的改革。其次在經濟方面那時期有了最早的貨幣交子，這肯定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經濟還是不錯的。再次宋仁宗特別重視文化方面的建設，大力支援圖書館建設，促進和豐富了宋朝的文化事業。

雖然宋軍對外戰績不佳，還特別注重減輕人民的負擔，輕徭薄賦，總體宋朝來說還是一位很不錯的皇帝。

宋仁宗放在當代就叫做懶政、不作為！因為不折騰士大夫所以被官僚們歌功頌德。經濟繁榮的背後是“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所以不要再充當封建帝王們的招魂人了。一些意淫者說最想回到宋朝生活，塞你回孃胎去宋朝當個老百姓試試！

這個問題，老梁有過研究！

宋仁宗趙禎，一生無愧於“仁”字，13歲即位，53歲駕崩，在位41年，兢兢業業，克己奉公，察納雅言不下於唐太宗李世民，勤儉持家不下於宋太祖趙匡胤，他駕崩之日舉國悲鳴，訊息傳到洛陽百姓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的紙錢煙霧聚在洛陽城頭，竟造成了“天日無光”的景象，哪怕是最大山溝子中的老百姓知道訊息都會痛哭流涕、孝帽哀悼，訊息傳到對手遼國之中，遼國皇帝遼道宗耶律洪基都抓住宋朝使者的手痛苦不已，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並要為之設立衣冠冢以寄託哀思！仁宗論才能真的很平庸，但是他的“仁德”二字，震古爍今，舉世無雙！

老梁一向以嬉笑怒罵來趣談歷史，可是談及仁宗，老梁實在無話可說，唯有一片敬意，謹獻給這位為了大宋鞠躬盡瘁，嘔心瀝血的君王！丹心照明月，萬事永留存！

古人曰：以一人治天下， 不可以天下奉一人！這句話是用來形容至高無上，九五之尊的皇帝的，所謂天子是整個國家的主人，以一人而治理天下，四海八荒皆屬於君！在璀璨的歷史長河中我們不乏會發現這樣的人：秦始皇嬴政徵民百萬修長城；隋煬帝楊廣四處建行宮只為遊玩；周幽王姬宮湦烽火戲諸侯只為褒姒開心；商紂王唐玄宗李隆基萬里送荔枝只為妃子一笑……如此例子數不勝數，但勤儉這塊不得不服仁宗！

仁宗在位時年僅13，而此時國家內憂外困，冗兵冗官現象及其嚴重，對外戰爭屢戰屢敗，如果不是攤上這麼一個好皇帝，好官家，怕是這風雨飄零的大宋朝不知還能殘喘多久。

怎麼看出一個皇帝是好與不好呢？我們從幾件小事看一下：有一次，下面一欲討好仁宗的官員送上一些蛤蜊，送與仁宗品嚐，仁宗平時沒怎麼吃過，覺得肯定價值不菲，於是便問道此物從何而來，下屬答道：遠道運送而來。仁宗又問那運費得多少？下屬又說共28枚，每枚錢一千。仁宗一聽嚇了一大跳，就這28枚蛤蜊，得花28000錢，簡直胡來，訓斥一番，他一粒未吃，而且還勸誡官員們一定要學會節省，百姓為了這28000錢，不知道得幹多少農活，賣多少商品，而僅僅只是為了我一時的享樂，我為百姓父母，於心怎忍？

話說又有一天，仁宗處理政務，忙至深夜，是又渴又累，特別想喝上一碗羊肉湯，但是他還是忍住了。直至第二天，皇后知道了之後便埋怨到：你一個皇帝，晚上喝碗羊肉湯都捨不得，這身子熬壞了該咋整呀！仁宗笑著答道：宮中一時隨便索取，會讓外邊看成慣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湯，御廚就會夜夜宰殺，一年下來要數百隻，形成定例，日後宰殺之數不堪計算，為我一碗飲食，創此惡例，且又傷生害物，於心不忍，因此我寧願忍一時之餓！仁宗之仁德，可見一斑！

有人說：仁宗雖然百事不會，但他唯唯會做官家（皇帝）。這句話老梁深感認同，他沒有什麼定國興邦的豐功偉績，也沒有什麼開疆拓土的將帥之才，但是他始終記得自己“百姓父母”的身份，單單是這份“仁德”，他的功績便不下於唐宗宋祖，不低於三皇五帝！

現常有一句話形容英雄說：“鐵肩擔道義”，我想用來形容仁宗可以說絲毫不為之過，他以一雙羸弱的肩膀，生生撐起了大宋的半壁江山！提起虛懷如谷，察納雅言的皇帝，我想許多人第一時間都會想起那個“治世能臣”——天可汗李世民！他和魏徵的故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但是仁宗比之，毫不失色，甚至更勝一籌！且聽老梁一一道來：

包拯便是仁宗的一個得力幫手，包拯包黑臉，可以說他一生最大的幸事便是遇到了一個好皇帝——仁宗！不知道多少次包拯對著仁宗是犯言直諫，唾沫星子亂飛，都快濺到仁宗臉上了，而仁宗呢？一方面擦著臉上的唾沫星子，一方面還虛心接受包拯的一些建議。一次包拯不同意仁宗的親戚（妃子的伯父）擔任節度使，覺得他才能平庸，這下仁宗犯難了，但是其大可不必管包拯的看法，畢竟他是老大！

這個時候你知道包拯包大爺幹了什麼嗎？他直接帶了七名言官（相當於御史），找到仁宗，圍著他是一頓大罵，這個罵累了換下一個，八個大老爺們給仁宗“批”的是狗血淋頭，最後理所應當的是仁宗輸了，不當就不當吧，唉！可以說正是仁宗的虛化若谷，虛心納諫，這才成就了千古留名的包拯包青天！

其實不僅僅是包拯，還有一位可以說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也是出自仁宗時期，他就是“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並且在岳陽樓記中唱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此後的社會改革“慶曆新政”便是在仁宗的支援下由范仲淹主持的，這次新政為以後的王安石變法起到了投石問路的先導作用，雖然失敗了，但是影響極其深遠！

此外，還有倡導古文運動的歐陽修，哪怕是得罪了仁宗的“奉旨填詞柳三變”，仁宗都沒有怎麼追究，甚至後來柳永還寫詞稱讚仁宗，可惜，仁宗這份美名沒有傳下來，反而是惡名被順帶著被世人記了一輩子。能被柳永這種放蕩不羈的人不但不記恨，還寫詞誇讚，古來君王能幾人？唯仁宗也！

仁宗在世他沒有什麼太值得誇耀的，豐功偉績是一件沒做出來，畢竟大宋這爛攤子實在是太難搞了，哪怕他費盡心思變革變法，都是於事無補，但是仁宗有一功績值得被載入史冊，供後人瞻仰！那就是他在位期間，政府正式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官交子，極大的方便了老百姓的日常交易，當時這一創舉的影響完全可以相當於現在的微信支付寶的“電子支付”，可謂這一大變革影響極其深遠，仁宗憑此一事便可流芳百世！

仁宗的一生真的有太多值得肯定的點了，有很多上面我都沒有提到，比如屯兵百萬，不怒而威，鎮守邊境，致使將軍士兵無大仗可打的盛世局面；還有毅然決然拒絕美色，守住初心，要知道自古以來“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是多少帝王將相所追求的一生，又有多少王侯因為沉醉於美人的溫柔鄉中無法自拔而失了天下！仁宗聽取群臣建議做到了這一點，真的就非常的棒了。

縱覽仁宗一生，在位41年，雖然並沒有什麼開疆拓土，也沒有什麼萬國來朝，但是我們會發現他真的沒有什麼大的缺點，他戒權戒色，戒急戒躁，平易近人，禮賢下士，虛懷如谷，求賢如渴，有大度能容之相，有勤儉治國之心，他不是一個特別十分有能力的人，但是他的“仁德”如萬古長夜之明燈，照耀在中原大地的沃土之上，他，無愧於“一代明君”的稱號！這便是老梁心目中的仁宗，如有不正確之言，歡迎下方留言指正，謝謝！

參考文獻：《宋史》 《宋仁宗》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

宋仁宗趙禎是歷史上在文治武功方面似乎都不太拔尖的皇帝，在他執政期間對外沒有進行版圖擴張，對內也沒有進行過大的改革，在對待外交關係上也是依然延續了父親真宗“以和為貴”，繼續實施讓西夏向大宋稱臣、宋予以歲幣的懷柔政策。

歷朝歷代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人認為他是難得一見的仁君，也有人對此嗤之以鼻，認為他是一個無心進取、國家百弊叢生而無補救之法的不合格君主，那麼這是否說明宋仁宗在皇帝生涯中的確存在短板、我們又該如何客觀公正的評價他呢？

先交代一下宋仁宗的出身，他是真宗皇帝的第六子，生母是宸妃李氏、養母為皇后劉氏，當然這裡就牽扯出了“狸貓換太子”的那段公案，在這裡暫且不表。仁宗很幸運，在他之前的那幾位皇子都先後夭折，所以皇位才從天而降到了他的頭上，這對於那些為了爭奪帝位而骨肉相殘、頭破血流的皇子們來說，不知道要如何羨慕他才好。雖然他在位期間並沒有為國家帶來很大的功績，但是我們依然不能抹殺他是一代明君的事實。

他理政的出發點首先在於對百姓的影響，最為有力的證據就是他為宋夏兩華人民帶來了四十餘載的和平，若仁宗執意窮兵黷武，後果必然是勞民傷財，即便是能夠取勝也需要建立在兩國百姓的痛苦之上。

所以，趙禎的仁政不僅僅是對於本國百姓的體恤，也是對敵國百姓的一種保護和體諒。所以在他崩逝的時候，不僅宋朝的臣民哀痛欲絕，就連西夏的君民也是如喪考妣、誠心痛悼、邊境哭聲震天，莫說是身為人君，就是身為一名普通百姓，能夠做到如此也已經非常不容易了。

在尊奉天子如神明的時代，仁宗卻能做到虛心納諫，切實推出厚農桑、減賦稅、興醫療等與黎庶息息相關的實政，真正把愛民如子踐行到了極點。仁宗寵妃張氏曾經為自己的伯父請求官職，但以包拯為代表的官員極力反對，被自己的臣子“責難”到如此境地，仁宗也僅僅是擦了擦滿臉的唾沫，又去後宮對愛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了一番而已。所以在他這種寬宥、納諫的政風下，也湧現出了范仲淹、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等治世能臣，若沒有這位仁德之君的撐腰，他們也不會那麼無拘無束的大展宏圖。

自己的生母曾經受到劉太后的打壓，但他在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後卻依然恭恭敬敬的為養母發喪，對養母的族人厚待有加。所以這股寬仁之風從皇宮傳到了全國各地，整個仁宗時期的官員大都比較勤政愛民、廉潔奉公，比如包拯、司馬光、范仲淹等，鮮有草菅人命、魚肉百姓的狀況發生。

綜上所述，我認為當時的宋朝雖然百弊叢生而無補救之法，但這也是宋初執政者積貧積弱的惡果之一，不應該由仁宗背鍋，仁宗也做了一些努力只不過收穫甚微。但我們依然要承認，仁宗的確是一位愛民如子、虛心納諫、勤政公允的好皇帝。

正如題目所言，如果從皇帝的身份來衡量或審視宋仁宗，那麼他顯然不能算是一位稱職的皇帝。宋仁宗的皇帝生涯簡單總結來說，就是有“私德”而無“公德”！

宋仁宗留給後世的是一副仁君的形象，他總是以寬仁之心對待身邊的人。但是，“仁”只能說是一位皇帝的個人美德，卻並非其對國家的功績。

而中國縱觀歷史，古往今來，但凡成就霸業，開創盛世，立下萬世之功的帝王，都與“仁”無緣。比如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他橫掃六國，統一天下，開創中國歷史上首個大一統王朝。但這統一的路上卻充滿了血腥的殺戮與征伐。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秦始皇的偉業可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

又如開疆拓土的漢武帝，他北擊匈奴、南平閩粵、吞滅夜郎、西通西域……一系列的武功背後，卻是數以萬計漢軍將士戰死沙場，馬甲裹屍。再如開創貞觀之治的唐太宗，他戎馬一生，殺伐果斷，即便是自己兒子也不例外，最終才開創了大唐的盛世！

哪怕是一貫給後世留下軟弱無能，積貧積弱形象的宋朝，其江山也不是靠“仁”換取的。如果當年沒有趙匡胤和趙光義的征戰殺伐，將周邊的割據政權逐一消滅，哪來大宋三百多年的基業？

要知道，趙匡胤當年對南唐使臣說出那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時，可不成有過半點的仁慈和道義！

所以，宋仁宗趙禎這位一直備受後世讚頌的仁君，實際上根本算不上是一位好皇帝！

的確，宋仁宗在位期間，始終以寬仁治國，善於納諫，不僅善待身邊的臣工，更善待身邊的人，即便是犯錯的宮女，他也不忍心追責。但所有這些都不過是君王的個人美德，也就是“私德”。而宋仁宗身為大宋皇帝的“公德”，卻並沒有做好。

何為公德，簡單來說就四個字“於國有益”！但宋仁宗由於自己太過於仁慈，最終成了軟弱的表現，反而作出了不少“於國無益”之舉。

宋仁宗時期，北宋的積弊已越發明顯。於是，名臣范仲淹極力主張推行“慶曆新政”，力圖振興大宋。結果軟弱的宋仁宗很快就向保守勢力妥協了，使得改革半途而廢，讓北宋錯失了扭轉積貧積弱困局的機會。

內政上尚且如此軟弱，對外問題上，我們就更別指望宋仁宗能什麼作為了。宋仁宗中期，爆發第一次宋夏戰爭，由於宋軍敗多勝少，加上宋仁宗的對西夏戰略上，始終在軍事打擊和經濟制裁之間舉棋不定，不能貫徹如一。

最終的結果是北宋在西夏問題上一敗再敗，只能簽訂“慶曆和議”，居然要靠給予比自弱小的西夏歲幣，花錢買尊嚴，換和平！

對西夏戰事的失利也引起連鎖反應，北方強鄰遼國趁火打劫，藉機大軍壓境。最終，又迫宋增輸歲幣，史稱“重熙增幣”。北宋王朝就這樣在宋仁宗的統治下，一步步走向內外交困的局面。

所以，宋仁宗“於國無益”，又怎麼擔得起“明君”之名呢？又怎麼算得上是好皇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