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殺人是為了統一六國，日本人殺人是為大東亞。

曾國藩伏屍百萬是為滿清服務，愚忠結果是割地求和賠款。

他比日本人心還黑伏屍百萬。日記1864*7*21三日之間斃賊三十餘萬人，秦淮盡赤。

比八國聯軍還惡，火燒天京，姦淫擄掠，

比上海租借洋人還兇 ，漢人在他眼裡豬狗不如，隨意屠殺。

欺世盜名，偽君子，婊子牌坊。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既備受關注也備受爭議的人物。他被稱為“晚清中興名臣之首”，又被稱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後的理學大師與一代大儒。除卻政治上功過是非的爭議不談，曾國藩有一點卻是不論“譽之者”還是“讞之者”都極為推崇的，這就是他的家訓智慧。

一、何為家訓

家訓，對於今人來說，是個比較專業的說法。但在古時，卻是常用詞，因為“人必有家，家必有訓”。中國的家訓智慧，自古及今，源遠流長。所謂家訓，王勃在著名的《滕王閣序》中說過一句名言：“他日趨庭，叨陪鯉對。”說的正是早期的家訓。《論語·季氏》篇記載：“（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雖然這是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對孔鯉的教育，但也是一個普通的父親對兒子的教育，所以這段記載也被視為中國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範之一，而孔子所說的“不學詩無以言”和“不學禮無以立”則成了古代早期家訓的典型內容。家訓其實也很簡單，不過就是家庭或家族中的長輩教育子弟或晚輩的教育內容。這些內容十分寬泛，包括家庭生活、言行舉止、個體修身、交友處世，乃至出仕從政、建功立業等各個方面。這些內容中的精華被行之於文、傳乎後世，便形成了中國古代獨特的家訓文化。

二、家訓文化的作用

先秦以後，由於儒家學說漸成社會主流。在“家天下”的文明模式中，家訓遂一躍成為社會教育的主流。這集中地表現在兩個方面：

1、是家訓所代表的家庭教育形式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形式。

我們一般以為古代教育的主要渠道和現在一樣，是課堂，也就是學校教育。然而不論哪個時期，能進入這些學校學習的學生在整個數千年的中國古代教育史中都是寥寥可數的。古代私塾、族塾俱屬家庭教育形式，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校。事實上，因為儒家對“修齊治平”“家國天下”信仰的推崇，“修身齊家”的行為模式最終決定了家庭教育成為全社會最基礎也是最核心的教育形式。華人最重家，從來都把家庭教育當作人生安身立命的根本。《三字經》裡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父母對子女，長輩對晚輩，具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責任。這就是華人所篤信的教育理念，也是家訓在中國古代得以昌盛的最關鍵原因。

2、是家訓所涵括的教育內容成為當時教育的主要內容。

秦漢以後，大量有關家訓的文字文獻開始出現。雖然一直到南北朝時期，自顏之推寫作《顏氏家訓》開始，“家訓”才開始正式得名，但在這之前，大量的“家誡”“家範”與“誡子書”其實都是標準的家訓文獻。就算顏之推後“家訓”之說盛行於世，但像著名的司馬光《家範》、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範》等，儘管不以“家訓”為名，卻也都是標準的家訓作品。甚至像成冊成卷的家書、家信，只要有教育的內容與意義，在古時也一概被稱之為“家訓”。這樣一來，古代家訓典籍中所包含的教育內容一下子變得極其豐富起來。狹義地看，囊括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治家，如何共處，如何規範，如何發展；廣義地看，則囊括人生智慧的方方面面：如何啟智，如何成就人生，如何忠孝兩全。學習之道、立身之道、家庭之道、事業之道，都成為中國古代家訓的關注點，這正是中國古代儒家教育的核心所在。

三、曾國藩的家訓

有人稱《曾國藩家訓》為“千古家訓之首”，是從廣義的角度來說的。因為若從狹義的角度看，《曾國藩家訓》於家規禮法所涉並不為深，甚至《曾國藩家訓》一書的成書也尚存不為人知的懸疑。作為一代大儒、理學傳人的曾國藩，被錢穆先生稱為“算得上是一個標準的教育家”，他一生重視教育，不論在京為官，還是在外帶兵，總是作有大量教育子弟的書信、文章。在他生前，《曾國藩家書》就已結集出版，並在當時就極受世人矚目。

除家書之外，曾國藩還曾想專做家訓一部。他在家書中談到這種想法時曾說：“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也就是說，他想寫本《曾國藩家訓》，這種想法還跟他的九弟曾國荃探討過。

然而非常遺憾，直到曾國藩1872年去世，這部他立志想作的《曾國藩家訓》也沒寫出來。原因有兩個：一是曾國藩認為要遍覽經史子集，儘可能多地掌握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教育及學術等各方面的知識後，才可以寫這本他命名為《曾氏家訓》的大成之作：二是即使讀盡了經史子集，掌握了那麼多的材料，自己也要做到爛熟於心，可以融會貫通後，才可以寫這本大成之作，這就叫“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穿，仍當為之。”說起來是兩個原因，其實就一個，也就是曾國藩認為火候還不到，要待自己閱歷極豐富，知識極豐富，自己的功夫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後，才可以寫這本《曾國藩家訓》。

雖然曾國藩自己未能親自寫出家訓，但他數百萬字留存作品中的教育思想和觀點很多。在曾國藩去世後，李瀚章、李鴻章兄弟為曾國藩整理、編撰並出版全集，就特意蒐集曾國藩家訓思想中的精華之語，在全集中單列“曾氏家訓”一章。其後，又有人將其單獨成冊發行。在後，更有人不斷重新為之編選、出版。隨後，梁啟超為其專門編定《曾文正公嘉言鈔》，其間的主體其實也還是曾國藩的家訓名言與警句。至此，《曾國藩家訓》聲譽日隆，同MISTRA書大行其道，成為百多年來坊間不斷流傳的家訓名作。事實上，也正因為曾國藩沒有像古代的顏之推寫《顏氏家訓》那樣寫本很規範化的家庭教育教材，而他自己一生中又處處貫徹著他的家訓教育理念，這樣一來，他的家訓思想內涵反而不受一本書的限制，顯得更加豐富。

曾國藩，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透過讀書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曾國藩(1811年-1872年)，湖南湘鄉人，晚清軍政大臣，洋務運動的先驅者，湘軍領袖，湘鄉古文學派創始人，被譽為滿清王朝"中興第一名臣".他透過讀書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尊精神偶像，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一、自幼胸懷大志，飽覽群書　　在中國傳統封建社會里，讀書於個人而言是獲取金錢地位、實現人生價值、享受榮華富貴的最佳甚至是唯一途徑，於家庭而言可以顯親揚名、光宗耀祖。因此，各行各業的百姓人家，只要生活上稍能對付，都將子弟送至私塾，以期"十年寒窗、一舉成名",圖個光大門庭。　

　曾國藩出生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曾家世代務農。曾國藩祖父曾玉屏早年棄學，文化程度不高。　

　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天分平常，耗去了大半輩子光陰僅考中一個秀才。全家人便將光大門第的希望寄託在曾國藩兄弟身上。　　曾國藩六歲時，曾玉屏便聘了一位先生教他讀書認字。曾國藩從《千字文》讀起，不到十歲就讀完了四書五經。接著開始學習八股文，準備應考。沒幾年時間，曾國藩就能做出八韻詩，制藝也能成篇了。此時，他讀書的志趣並不太高，完全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這便是曾國藩讀書初衷。　

　道光六年(1826年)春，16歲的曾國藩去長沙參加童子府試，名列第七。他的才華初露使曾玉屏父子大喜過望，從孩子的前途和仕途著想，曾玉屏父子便決定把曾國藩送到汪覺庵先生在衡陽所設的唐氏家塾去唸書。一來可以改變一下環境，使曾國藩有新鮮感，產生新的求知慾;二來接觸一些教學方法，把讀書與做八股文更緊密地聯絡起來。　

　汪覺庵訓迪士子，每日照例面課四書文外，還拿一些八股範文令學子們誦習，並加以詳解。透過一年多的學習，曾國藩的八股文比起汪覺庵也不遜色。　　

為了早早跳脫私塾的窠臼以求全面更大的發展，一年後，曾玉屏父子又將曾國藩送進漣濱書院讀書。　　

這裡不但有知識淵博的師長、豐富的藏書，還有來自縣境內胸懷大志、朝氣蓬勃的學兄學弟。在這裡，曾國藩杜絕交遊，終日在書院內讀書學習。為了明志，他還改號為"滌生",意在滌除舊習，煥然新生。

　　道光十一年(1831年)冬，曾國藩肄業於漣濱書院。當時的他年輕氣盛、銳志功名，最大的心事便是急於科舉。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23歲的曾國藩參加湘鄉縣試，幸運地中了個秀才，接下來繼續朝著科舉路上的下一個目標奮進。入學嶽麓書院不到一年，他參加鄉試，得中舉人。　

　然而，清代科舉考試，上承明制，對於錄仕，也承明制。明代重進士，進士出身為甲科，舉人出身為乙科。舉人會試不第，可申請入監為舉監，或經薦舉或考選入仕。趙翼在《陔餘叢考》中指出："有明一代，終以進士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甲科為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1].可見，舉人入仕之初就與進士有著天壤之別。

　　曾國藩十餘年寒窗苦讀，志向遠大，自然不甘於在舉人打止。他想憑藉考中舉人的春風，到京城攀蟾摘桂。但之後的仕途似乎沒有那麼順利了，先後考了三次才得中進士。　　在入都會試之前，曾國藩的足跡未出過湖南。　

　那時正如他自己所說"日與庸鄙者相處，全無所聞"[2]讀書以科場應試為中心，所謂"為考試而學問",每天只是作些八股試貼，以獵取功名，只能稱得上是閉塞山區的陋儒。曾國藩進入翰林院後，決心要滌除舊習，做一個藩屏封建國家的忠臣。他常在詩歌、日記、書信中抒發感慨，表明志向，在給諸弟的信中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3].總之，就是要按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讀書，以實現"澄清天下之志"的宏願，幹一番大事業。　

　二、與時俱進與經世致用的讀書思想　　曾國藩在中進士之前，讀書圍繞科舉為中心，範圍比較狹窄。進京後，才得知有經學、理學等其他學問。在著名理學家唐鑑、倭仁等人影響下，曾國藩讀書更加系統化、學術化，知識面不斷擴充套件。　

　初入翰林院時，曾國藩讀書主要靠自學，帶有很大盲目性。他酷愛古文，尤其專心研讀清代古文學家姚鼐的著作，期望在古文領域能有所建樹。但在京師與學者、名流的交往中，曾國藩發現當時的梅曾亮、何紹基已遠遠走在他的前面，自己很難在古文領域超越同輩。所以，在讀書治學上只有另找途徑，方能有所作為。後來曾國藩對這一轉變自我解釋說："初服官京師，與諸名士遊接。時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貞以學問書法，皆負重名。吾時時覺其造詣，心獨不肯下之，顧自視無所蓄積，思多讀書，以為異日若輩不足相仲伯"[4].於是，便專揀名人著作閱讀，逐漸轉到治理學的道路上。　

　曾國藩治理學首先是從閱讀《朱子全集》開始的。但究竟如何將此書研讀好，曾國藩一時難得門徑，不知如何下手，只好向同鄉唐鑑登門求教。唐鑑"潛研性道，宗尚閩洛"[5],號稱理學大師，在京師士林中頗有聲望。唐鑑一番話讓曾國藩"聽之昭然，若發矇也"[6],而主攻理學，兼治古文。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實踐，曾國藩發現理學家的讀書修身之法不適合自己，遂改弦更張，將研究理學的目標僅限於領會其精神實質，即所謂"粗識幾字，不敢為非，以蹈大戾"[7],而將讀書內容改為主攻古文，兼治理學。同時，他治理學也不再僅限於閱讀程朱二人的著作，而是追溯而上，開始接觸張載、周敦頤的書，並對它們產生了濃厚興趣。　

　在讀書過程中，隨著時間與環境的變化，曾國藩對不同學派的態度也會發生變化。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初，曾國藩對乾嘉以來形成的考據學還抱著輕視態度，把它當成細枝末節，明確表示"考據之學吾無取焉"[7].但從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開始，曾國藩又開始學習文字訓詁之學，閱讀了大批有關文字訓詁的著作，由此開始接觸考據學，進一步拓寬了視野。　

　曾國藩讀書始終以理學、史書為核心，他不滿足於僅做一代博學多能的通儒或能吏，而是要將平生所讀所學付諸實踐，重振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當時掌握全國庶政的六部，除了戶部外，曾國藩先後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為官期間，他對照各部的特質專心潛讀《通典》和《資治通鑑》，由此洞悉了清代的政治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　　咸豐帝繼位，迫於危局，下詔求言。曾國藩鼓起勇氣接連上疏，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國大計傾吐出來。　　第一道便是《應詔陳言疏》，談論人才問題，他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對如何培養人才、改變吏治，曾國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接著，又上《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分別對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問題提出自己獨特的看法。其中政治影響最大的是《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曾國藩指出，要挽回官場風氣，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據說，咸豐帝審讀後，開始是發怒，將原疏擲於地，並欲將曾國藩重加懲治。幸賴軍機大學士祁雋藻一再疏解，咸豐帝深思熟慮後，終於被曾國藩忠君愛國的本意感動，對曾加以褒獎。幾篇諫疏也使得曾國藩在朝野內外贏得了"敢於直諫、忠誠為國"的好名聲。

　　在緊張的軍旅生活中，曾國藩仍然堅持每天看書，並結合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有目的地閱讀，"值危疑震撼之際，尤百挫而不擾。蓋其所志所學，不以死生常變易也。"[8]　　在湖南操辦團練期間，他重點閱讀《皇朝經世文編》和史籍中關於治兵、治亂的經驗，在熟讀兵書比較發現，明代戚繼光的《練兵實紀》很適合他當下組建湘軍之用，戚繼光以隊為基本單位的編制非常合理，"凡立營，十人為隊，八隊為哨，隊、哨有長……四哨為營"[9].於是他將此法採用到了湘軍中。這種編制從作戰角度來看，的確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平時也便於管理。曾國藩還在戚繼光兵法的基礎上，對晚清的兵制實行重大改革，改變了軍隊由朝廷直接調撥、臨時派將帥統轄的舊制。　　在戰火紛飛、百務纏身的歲月裡，曾國藩還特別喜愛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希望從中得到啟發，找到克敵制勝之方。在他的影響下，湘軍許多重要人物也認真研讀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導船山之學、研究船山之書的濃郁風氣。透過研讀船山著述，曾國藩"經世致用"的思想臻於完善。這樣，船山在當時讀書人的心目中就成了像諸葛亮一樣羽扇綸巾的智慧化身，而曾國藩則成為了青年士子經世治國的榜樣。　

　曾國藩生在封建社會末世，可謂內憂外患，要想保住封建統治階級的地位，僅依靠中國傳統文化遠遠不夠，應突破"夷夏"界限，放眼世界，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作為湘軍最高統帥，曾國藩領教過西洋火炮的厲害。對此，他不但認真閱讀《考工記》一類中國古代技藝方面的書籍，還開始閱讀日本人寫的《新論》以及西方科技、工藝製造方面的著作，由此做出了以擺脫危機為目的的避害反應---開創以自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使中國逐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三、讀書之道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曾國藩不僅是政治人物最為推崇的官場"楷模",更是學者尊敬的讀書"典範".曾國藩的一生便是讀書的生涯，他有著一套自己獨到的讀書方法。曾國藩認為，"看讀寫作"缺一不可。他說："有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習字宜有恆，不善則如身之無哀，山之無木;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誤一不可。"[10]　　讀書做到眼到、心到是必然的，而手到、口到則更為重要。他每日所看之書皆用筆圈點、評註，並將隨時閃現在腦海裡的心得體會記下。幾百萬字的《曾國藩全集》中記載了他大量的讀書筆記，使後生學子不甚感嘆。胡適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種方法"[11].陳果夫曾對曾國藩的這種方法做過點評，他認為曾國藩算不上天資聰慧，但他的長處在於讀書有恆心、有耐心，能夠隨時做筆記，所以進步很快。曾國藩主張讀書以聲調為本，也就是讀書在高聲朗讀的過程中，可以深刻體會作者行文的內涵，便於加深記憶和理解，"非此密泳恬吟，則不能控其深遠之韻"[12].　　

曾國藩讀書講究"約、專、耐"."約"是指讀書要"少而精",抓住重點、刻苦鑽研，直到弄懂、弄透。人的一生精力有限，與其一生四處撒網而收穫甚微，不如在一個方面深入研究而有所建樹。只有抓住一箇中心問題，把握它的精華所在，其他次要問題才能觸類旁通。所以，曾國藩一生只攻讀十多種書。"專"即是"讀書不二".讀書的方向已定，那就在這個方面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弄懂每一個問題，集中精力才能步步為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若志在窮經，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萬不可兼營競鶩，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13]"耐"即是讀書時要以字、名為基礎，若一句弄不明白便不可以再看下一句，今天看不懂的明天要繼續再讀，總之，不弄明白絕不罷休，不可好高騖遠，以速取勝。"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14]　　對於曾國藩來說，可以沒有美味佳餚、錦衣玉食、華宅麗人，但唯獨不能沒有書，讀書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終生不愛財、不聚財，但卻愛書，愛讀書、愛聚書，大量的書籍成為他一生中最寶貴的財富。因此，曾國藩為官一生中，深深地打上了"學問"的烙印。他居官治事像個儒者，戎馬倉皇不廢文事，危城之中益誦史書，直到晚年病重時書籍送終，他的讀書風範感染了無數後生。　　

首先影響到的是他的子弟。從一百二十餘萬字的《曾國藩家書》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國藩在教導子弟讀書方面的確實花了不少心血。"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之孝有十分。右作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14]　　將督促弟弟們進德修業當成自己盡孝的一種方式。臺灣學者候王渝評說曾國藩以"涵泳"二字作為讀書方法之一去教導他的子弟，這種方法的確有它的好處。受他的影響，曾家不但男子博學多才，連女子也知書達禮。曾國藩九弟曾國荃在他的循循誘導下，由一個急功近利的武夫成為有識之士;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繼承了其父遺風，攻讀外文，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外交家;曾國藩次子曾紀鴻專攻數學、天文，亦有所建樹;曾國藩曾孫曾寶蓀是中國著名的女教育家，創辦了中西合璧的女子學校。曾氏孫子輩、曾孫輩都人才輩出，不能不說與受曾國藩讀書風範的影響有關。

　　曾國藩的讀書之方，對於清末民初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士大夫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他的嫡傳弟子李鴻章、薛福成、張裕釗、黎庶昌、吳汝綸等人皆一秉師承。李鴻章主要從軍、從政，在學問上的成就不很突出，但他追隨曾國藩以來，耳濡目染，常常告誡自己的子弟："凡讀書有難翻者，不必遽求其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吟。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幾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15]這顯然是對曾國藩"學貴有恆"和"專精一業，專攻一學"讀書方法的複述和弘揚。其他如張、吳、薛、黎四大學子，在曾國藩的指導下，透過多年苦讀，最終成為清末小有名氣的學者。　　曾國藩的讀書之道對於今天的讀書人仍具有相當的借鑑意義。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達，在收集資料、處理資料等方面比曾國藩所處的封建時代要優越得多，但是誰也不能用機器去代替自己讀書和思考，需要我們動手、動眼、動口、動腦的機會更多，因而曾國藩所提出的"看讀寫作"缺一不可的讀書方法是極其具有其現實意義的。

一生漢學浸泡，家族脈連又手握殺人刀，且文思湧動好文疊出，自然朝野相望。自王陽明之來，唯為鴻儒大德稱頌之清世代表人物！

《曾國藩家書》，從古到今，試問有幾個親自經綸過天下大勢的躬身入局之人，從紛擾重要的工作中耐下性子，認真詳細地記錄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思想呢？關於“曾國藩家書，對後世哪些名人產生過影響？”的問題，還需從源頭講起。

自太平天國起事以來，整個中國近代史，可謂主要就是圍繞湖南人在轉的。我們可以先簡單梳理一下湖南人對中國近代史走向的重要影響力，以此來展示“湖湘文化”之盛。然後再具體談談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曾國藩及其代表作《曾國藩家書》對後世才俊的影響力。

1850年，名滿天下的林則徐，告老還鄉。專門取道長沙，在湘江舟中夜會湘陰名士左宗棠。要知道，當時林則徐是封疆大吏，而左宗棠只是區區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舉人。但是，當時林則徐就已經非常看好左宗棠了，並且稱讚其為“不凡之才”。後來，就是左宗棠這麼一個連進士都沒考上、卻膽敢以“今亮”自居的狂人，先後在戡定太平軍、剿滅北方捻子、平定陝甘會亂、收復新疆伊犁等事情上，立下了卓著功勳，簡直可謂是後世讀書人的“偶像”。

再看看曾國藩，那更是了不起的人物了。或許可以用“偶像”來形容狂傲張揚的左宗棠，但如果用“偶像”來形容曾國藩，簡直是對他的一種貶低。因為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可謂立下了不世之功，即使朝廷像當年對待平西王吳三桂那樣，封曾國藩一個異性王爺都不為過。但是曾國藩謙遜持重，“凡事退三步”，主動裁撤了湘軍，並且公開了自己考中進士後從道光30年進京供職翰林院到同治10年這三十年來的家書。這樣，他如同三百多年前的王陽明一般，完全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人生壯舉，被很多後人尊稱為“半聖人”。

毫不誇張地說，曾國藩和左宗棠是晚晴最耀眼的兩個讀書人，受盡後世學子的仰望和尊崇。試問，當時有哪個讀書人，不想如這兩位時代翹楚一樣，縱橫四海，飛騰於宇宙之間，一展平生之志呢？此二人都是湖南人，因此以這兩人為核心的“湖湘文化”，在晚清逐漸形成，並對民國，甚至對新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我個人將後世受其影響的人們，劃分為以下幾代人：

第一代人：20世紀60後、70後，代表人物是孫中山、梁啟超。像他們這代讀書人，可謂是從小聽著“四大中興名臣”曾（曾國藩）、左（左宗棠）、李（李鴻章）、胡（胡林翼）的故事長大的。其中除了李鴻章是安徽人之外，其他三人都是湖南人。而且李鴻章雖然不是湖南人，其實也是依靠這幫湖南人混起來的，因為曾國藩和李鴻章的爹是“同年”關係，所以曾國藩成了李鴻章的恩師和貴人。因此，像孫中山、梁啟超這代人其實對於“曾左”這些偉人是很欣賞的。他們受湖湘文化的影響，也很熱心於政治，後來這一代人為了民國初創立下了重要功勞。可以說，這一代人起到了清朝和民國的銜接過渡作用。

第二代人：20世紀80後，代表人物是毛公、蔣公。這個不用多說，稍微瞭解一下，就會發現這兩位偉人對曾國藩多有評述，並且都讀過《曾國藩家書》。可見曾國藩以及他所代表的湖湘文化，對這兩人影響有多大。蔣公雖然是浙江人，但是他從王陽明到曾國藩讀了個遍，並且還熱心地安利下屬和兒子去讀，可以說蔣公絕對算是王陽明和曾國藩的小粉絲兒了。至於毛公，本身就是湖南人，在長沙讀的大學，可謂天生受到湖湘文化的薰染，結果最後帶些一大票兒湖南人，一起開創了新中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1950年到1949年，這整整一百年間，數風流英雄，還看湖湘！這一代人為了中國的崛起立下了重要功勞。可以說，這代人對於中華民族的復興和崛起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動作用。

第三代人：20世紀90後至今。隨著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自身話語權的提高和廣泛宣傳，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曾國藩和他的家書，瞭解了《曾國藩家書》是何其了不起的一部著作。從古到今，試問有幾個親自經綸過天下大勢的躬身入局之人，從紛擾重要的工作中耐下性子，認真詳細地記錄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思想呢？毫不誇張地說，唯有王陽明、曾國藩二人而已。後人能夠有緣看到這些偉大人物當年的心路歷程和人生智慧，那真是賺到了！所以《曾國藩家書》越來越火，後來看的人越來越多，影響也隨之越來越大。

總的來說，《曾國藩家書》影響深遠，從晚晴、民國、新中國，一百多年來，受其影響、受益匪淺的讀書人，不知凡幾。如孫中山、梁啟超、蔣公、毛公等人，哪個一流的偉人沒有或多或少地看過曾國藩的書，受到過曾國藩的影響？至於其他受其影響的各行各業優秀人才，甚至是普通的知識分子，更是不可勝數矣！

曾國藩反動透頂，屍臭熏天，不許為他搖幡招魂。讀他的書學到的只能是打壓平民，忠於封建。享受剝削階級的樂趣，作人民的公敵。民賊、獨夫！

曾國藩的成就是靠血腥殘漢人同胞幾十萬，討好滿清主子，保護大清黑暗落後統治中國延長几十年，對中國發展程序不利，在官場上投機取巧，想當年南宋末年文人文天祥，勢死不投靠元朝蒙古人，是何等的氣節，曾國藩和文天祥比，就是人渣，漢奸走狗，曾屠夫，這樣的人竟然有人推崇，可見是也一類貨色。

《曾國藩家書》講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在骨肉親情日漸淡漠、鄰里親戚形同陌路的現代社會里，確實有勸世化俗的價值，值得每個人一讀。大多數官宦之家，盛不過三代，而曾氏家族卻代代有英才，出現了象曾紀澤、曾廣均、曾約農、曾寶蓀、曾憲植、曾昭掄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詩人、教育家、科學家和高階幹部。

同時曾國藩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材，其中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書（部長）梁敦彥、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