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朝所積攢的雄厚國力 要說漢武帝前朝是誰,那可就厲害了。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賢君,漢文帝和漢景帝,素來有“文景之治”的美名。要知道,歷史上的每一個新政權的建立都是在戰爭的基礎上的。漢朝初期,更是國庫空虛...

2.

繼承人的勵精圖治 漢武帝的欽定的繼承人是劉弗陵與霍光,這對君臣懂得休養生息,減輕賦稅。因內外措施得當,使武帝后期遺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漢王朝衰退趨勢得以扭轉。

漢武帝初期，大漢已經經營了幾代，休養生息，國家富庶，那時候，

漢武帝首先採納主父宴的推恩令，逐步削弱王侯的權利，讓他們造反都沒有能力，

其次把大權獨攬手中，積極提拔培養年輕將領，衛青霍去病就是典範，軍權在手，天下我有的霸氣，

再者還發布宣傳，必血恥於匈奴，所以政令統一，上下齊心，才沒有重蹈覆轍秦始皇的後路！

秦始皇之所以死後國就滅了，原因就是沒有把六國餘孽殺光，也沒有把朝綱整理清，導致最信任的丞相反水！

同事不同時，結果就會不一樣的。

看這個問題，要分兩個時代來看嗎，武帝和秦始皇遇到的情況完全不同的。

秦始皇初定天下時，天下分之久矣，數百年間諸國混戰歷經春秋戰國兩個時期，換句話說就是誰也不服誰幾百年都是拉拉扯扯打打殺殺分分合合。老百姓根深蒂固的觀念裡就沒有大一統的概念。比如你是齊華人，你祖上八輩都是齊華人，你絕對不會想到齊在兩千年後只是中國山東省的一部分。

秦國的統一天下是因為幾代人都堅持商鞅有效的變法，增強了國力和軍力，在冷兵器時代，要想征服他國，靠的就是這兩點。秦國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將其他六國打敗，是軍事和國力上的勝利。

顯然始皇帝也認識到要做到天下歸心，僅僅是軍事上的勝利和壓制是不夠的。在這一點，統一全國後在文化上也跟進統一，比如眾所周知的統一文字、郡縣制、度量衡等等工作開始進行，嬴政更是不辭辛勞六巡天下，施加天子威儀的同時，宣揚天下歸秦的思想。更厲害的還玩了一回焚書坑儒，將持反對意見議論朝局的一幫文化人滅了口。為的就是在文化上也形成統一。縱觀歷史，被侵略者無一例外都會接著在打下的地盤上進行文化侵略。

可惜天不假年，統一才十幾年，秦始皇就在沙丘不幸駕崩，更不幸的是身邊只有趙高、李斯這兩個野心勃勃的傢伙，於是昏悖的傀儡秦二世胡亥上臺，一些功臣良將隱退和被殺。軍事強人的離去往往能使某個軍事集團戰鬥力下降。

秦帝國依舊執行高壓政策，但很快就在陳勝吳廣起義下分崩離析。一時間天下紛紛揭竿而起，秦國再強，也是強在軍事上，而佔領後的統治能力就顯得略有不足。

注意看史書，與此同時，原先各諸侯國的殘餘勢力又從新捲土重來。一時間各地冒出各種草頭王，將天下攪得稀碎。

說明一是天下歸心尚未達成，二是高壓政治是在軍事高壓的前提下完成的，一旦有人揭竿而起，軍事上失敗，必然導致群雄逐鹿的局面。三是恰好遇到了一幫猛人，尤其是項羽，秦軍主力被他修理得很慘。

歷史不可以假設，但如果嬴政命再長一點活到八十歲，結局如何還真不好說。

漢武帝則不同，他是西漢的第五位皇帝，高祖統一天下，撲滅隱患。文景兩帝休養生息使國家富足，百姓安居樂業，八王之亂被撲滅後，能跟中央政權叫板的勢力就不存在了。

武帝在執政初期，又搞了獨尊儒術，這個就厲害了，老百姓有飯吃了只是不造反的一個因素，再進行奴化教育才是穩定的根本。所以歷史上尊儒、尊佛、滅佛、尊道等等都是迎合了當時統治者的穩定需求。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尊儒在事實上幫助了武帝穩定了國家社會的各個層面。

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天下兼愛。儒家這套理論系統徹底幫助統治者穩定了社會認知和結構調整。使得從文化根本上，國家層面的安全算是達成了。

武帝西征匈奴，除了個人的雄才大略，同時也是社會的一個需要，中原政權從戰國時代到武帝一兩百年間，飽受匈奴滋擾之苦，打又打不過，只能忍氣吞聲的防守，高祖親征被困，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才能脫身而歸，這對漢武帝來說，算是要打的第一條理由。因為匈奴的存在，北方邊境地帶一直都是軍隊駐屯，時不時還發生雙邊摩擦，經濟很難搞起來，這是第二條理由，當時國庫充盈，兵強馬壯，國內安定，中央集權這是第三條理由。

換做任何一個人是武帝，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恐怕都會打匈奴的主意。

所以漢武帝所謂窮兵贖武，並沒有引發自身顛覆政權的危害。反而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覺醒，加強了國內的團結，雖然在武帝后期國家有些混亂和動盪，但從根本上動搖不了統治。直到現在，我們都以漢人自居。

首先亮明觀點：漢武帝窮兵黷武、窮奢極欲，大漢之所以能免“亡秦之禍”，最主要的是他晚年能夠懸崖勒馬，及時轉變政策，與民休息。

漢武帝的窮兵黷武，主要體現在抗擊匈奴方面。漢武帝在幾十年的抗擊匈奴的過程中，開邊興利，繼往開來，對中國歷史還是有很大貢獻的，無疑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但他竭天下之人力物力和財力以奉其政，數十年無寧日，加之以重刑罰、窮奢華、弄鬼神，終使民怨沸騰，社會動盪，大漢社稷岌岌可危。

當時社會動盪到了什麼程度呢？

據歷史記載，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出現了200萬流民，引起很大騷亂。需知陳勝幾百人就可以點燃亡秦的星星之火，何況是200萬，處置不當，就會動搖帝國根基。另外，公元前104年，李廣利遠征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導致“海內空虛”，“天下騷動”，引起了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的農民大暴動，這次暴動遍及關東地區，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他們攻城池、殺官員，擄掠鄉里。這些人直接攻擊官府，比流民危害大的多。

以上的這些動盪，雖然最終被漢武帝以嚴厲的手段鎮壓下去，但問題的根子還在，這讓晚年的漢武帝進行了深刻反思。他認識到，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要儲存抗擊匈奴所取得的成果，保住他劉家的天下，必須及時的在政策上實現轉折，使社會安定下來，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

政策的轉折出現在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就是漢武帝死前的二年。這一年，漢武帝頒佈輪臺“哀痛之詔”，批評自己幾十年來的窮兵黷武政策。他在《輪臺詔》（即我們常說的《罪己詔》）中說到：“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之武備而已。”

頒佈《輪臺詔》後，漢武帝停止打擊匈奴，開始與民休息，思富養民。為表明與民休息乃長久之策，漢武帝還頗有深意的在同年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另外，漢武帝死前給漢昭帝的託孤大臣霍光、上官傑等，均是主張與民休息的大臣，這使得漢武帝死後，他的這個政策得以延續。

結語

總的來說，漢武帝由窮兵黷武到與民休息的政策大轉變，是中國古代帝王透過罪己以收攏民心的一次比較成功的嘗試。這次政策的大轉變，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有利促進了此後的“詔宣中興”，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百年之久。

參考資料：《史記》等

秦始皇和漢武帝在治理國家時，犯過相似的錯誤，有過相似的失誤。比如，兩位帝王都注重加強中央集權，實施暴政。秦朝遵行的是法家的治國思想，漢武帝雖然尊儒，但其實是外儒家內法家。兩位帝王都窮兵黷武，給國家造成兵災，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北卻匈奴，南征南越。漢武帝傾全國之力征討匈奴。漢武帝也和秦始皇一樣大興土木，建皇陵，殺戮大臣，求長生。給國家造成沉重的災難。這些錯誤與秦始皇的錯誤大同小異，都是漢武帝的“亡秦之失”。那為何漢武帝沒有“亡秦之禍”？這是因為與秦始皇相比漢武帝有一大優點，那就是他在他的執政晚年知道悔悟，並且做了很多利國利民的事情來挽回曾經的過錯。他頒佈了“輪臺罪己詔”做自我檢討，親自下田耕作重視農業發展。他雖錯殺太子劉據，逼死衛子夫，但在臨死之前幾天立幼子劉弗陵為太子，去母存子，指定顧命大臣，安排好所有後事，最後安然從容死去。反觀秦始皇，由於惡言死，言路閉塞，不立皇后和太子。在最後一次大巡遊中突然病死沙丘，最重要的一份遺詔還沒發出去，後事沒安排好，死的十分慌亂。這就為趙高等人沙丘政變提供了機會，導致秦帝國在他死後三年便走向滅亡。所以知錯就改的漢武帝“有亡秦之失卻無亡秦之禍”。

首先，漢武帝的命運比秦朝皇帝好很多。他不僅有善於積累的父親和祖父，剛上臺時還有嚴厲的祖母在一旁管教，處處制衡漢武帝的隨心所欲，讓漢武帝沒有像隋煬帝一樣，剛一上臺就開始窮奢極欲，大失民心。而且，他父親和祖父積累下來的家底的確數量太過驚人，足以讓他揮霍。而且，他攻打匈奴雖然是窮兵黷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匈奴是北方邊境線上的大敵，經常抄掠邊境殘殺百姓，天下人心都非常贊成漢武地區攻打匈奴。所以說百姓並不反對漢武帝大量花費國帑去搞軍事建設。

第二，漢武帝的警覺性比較好。在漢武帝晚年，他的帝國已經開始出現動搖，國家各地開始有盜賊作亂，雖然沒有打出明確的政治旗號，只是為了糧食和錢財，但是也能看的明白，當時老百姓的日子並不好過。看到了這些事情，漢武帝晚年開始反思自己的政策，輪臺罪己詔和霍光等人的上位都是漢武帝反省的表現。

第三，漢武帝身邊賢臣眾多，雖然偶有小人但是他們的權力和地位都不高。這就保證國家沒有從內心中開始腐壞，正所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有了這樣的基礎，國家就可以穩定下來。再加上，漢武帝之後，鹽鐵會議上真正將漢武帝的政策改變了過來，使國家轉向了正常軌道，這也是昭宣中興的基礎。所以，漢朝很幸運的躲過了亡國之禍。

漢武帝多次北擊匈奴，南征百越，東征北韓，消耗了巨大國力，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如果任其發展，秦末農民大起義的風暴可能再次興起，漢武帝是一代明君，審時度勢，下了《輪臺罪己詔》，表示與民休息，休養生息，從而使統治穩定下來。

武帝跟始皇帝的錯很像，都是好大喜功，長期征伐導致百姓的賦稅、兵役勞役極重，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水深火熱，而且漢武帝連年征戰，造成的結果就是：“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到了漢武帝晚年，社會矛盾已經極度激化，亡國只需要一個小小的導火索就夠了。但是，這一個小小的導火索始終沒有出現，我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秦朝為什麼亡國呢？因為秦末農民大起義、六國復燃。而漢武帝為什麼沒有亡呢？因為漢武帝對中央集權的強化要遠遠大過秦始皇。地方的反對勢力成長不到可以威脅朝廷的地步。漢初七王之亂之後，地方藩王的權力已經被大大削弱了，而漢武帝又採取了“推恩令”，“酎金奪爵”等措施，把地方勢力再一次削弱。漢武帝時期不是沒有造反的，也有，像淮南王劉徹、衡山王劉賜等都參與了謀反活動，但是大多規模太小，有的甚至在萌芽狀態就被澆滅了。鬧得沸沸揚揚的南陽郡起義撐死了也就不到萬人而已，對中央難以構成什麼大威脅。

第二，漢武帝能夠避免秦禍，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漢武帝的“家底”要比秦始皇更雄厚。說到底兩人都是“敗家子”型的君主，但是秦國連年戰爭，農業生產被極大壓制，攢下來的底子也早被秦始皇打六國禍禍得差不多了。而漢武帝不一樣，漢初無為而治加上“文景之治”可是攢下了大量的家底的。文景時期，太倉裡的糧食可是都裝不下了的、連串錢的繩子也因為陳陳相因而朽斷。國富民豐可見一斑。這樣的好家底，為漢武帝的放肆揮霍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三，是漢武帝自身的原因了。其實，漢武帝本人對自己的作為有著清醒的認識。“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他對自己的種種“暴行”只有著清醒的認識的，他的措施其實和列寧的“戰時政策”是有共通之處的，都是暫時的非常手段，以支援國家機器運轉。必要的時候，是要進行轉變的。只是轉變的時機怎麼把握，就要看君主的個人領導才能和政治敏銳力了。所幸，漢武帝還行。漢武帝的個人素質和駕馭複雜政治局面的能力是頂級的。所以，雖然國家已經面臨崩潰，但是被及時懸崖勒馬剎車止住了。到了晚年，在盡力了巫蠱之禍思，漢武帝釋出了著名的《輪臺罪己詔》，透過罪己詔，漢武帝改弦更張，把國家發展重點從開拓進取轉到了積極守成方面，重新確立了新的國家政策走向，為後來的昭宣中興提供了理論依據。漢武帝透過《輪臺罪己詔》確立了自己身後國家政策的基本走向。

第四，漢武帝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漢武帝對自己的身後事作了明確的安排部署，這一點比起秦始皇逼死扶蘇，讓胡亥繼位，就強的多了！漢武帝留下的顧命團隊：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田千秋等人個個都是有能力的大臣名將。他們貫徹了漢武帝的指示，把國家又從危機邊緣拉了回來。不得不說，這也是漢武帝的一次大的戰略眼光。

因為秦始皇是推行的精英政治，而漢武帝推行的是平民政治。

面對反抗，精英畢竟是少數，而平民則佔據絕大多數，蟻多咬死象，這就是根源的道理，經濟學上，劣幣驅逐良幣，也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

秦始皇統治的基礎是人中龍鳳，李斯是文人精英，蒙恬是武中翹楚。

漢武帝統治的基礎則起自毫末，文人方面，世俗商賈出身的桑弘羊主持財政，酷吏出身的張湯、主父偃、江充主持法度，武人方面，騎奴出身的大司馬衛青，私生子出身的大將軍霍去病，樂工出身的貳師將軍李廣利，他們常常被稱之為“佞臣”，就是能力出眾，但卻不講原則的意思。

其實，上古儒教就主要是貴族的道家和平民的儒家構成其主體，秦始皇“焚書坑儒”，就是要全面壓抑儒家，抬升道家（只不過是道家的分支法家），而漢武帝則是要全面驅逐道家，抬升儒家。

儒家其實可以分為文士的文儒家、武士的武儒家，相應的就是有“文儒術”（治國術）和“武儒術”（用兵術）。

商弘羊、董仲舒他們屬於文儒家，繼承了儒家的名號，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他們則屬於武儒家，通常被簡單歸類為兵家。

中國社會，國家管理一般採用老子《道德經》的主張，採取“（儒家）以正治國，（兵家）以奇用兵，（道家）以無為取天下”這種國家管理模式，而漢武帝將道家驅離朝堂，將兵家有限制的採用，全面提升中央集權的效力，並強化平民直接服務於帝王的作用，變成“（文儒家）以正治國，（武儒家）以奇用兵，（帝王）以無事取天下”。

為什麼“李廣難封”？

因為李廣是貴族出身，是道家提拔起來的人，是傳統兵家人物，不屬於平民的武儒家，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下，很難有出頭的機會。

所以同樣是遇到反抗，漢武帝由於群眾基礎好，開創了中國特色的“民主化”（儒家化），就得以躲過一劫，而秦始皇由於群眾基礎差，就失去了江山。

漢武帝:沒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轍，只因為多活了兩年!

每一次提起秦皇漢武，我都會不由自主地響起毛澤東主席的那一句詞: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這一個“惜”，包含了多少毛澤東主席對於歷史興衰的慨嘆啊。

秦始皇，漢武帝作為中國封建歷史時代早期最英明的君主，而人通常被後世子孫並稱於世。大略的瞭解一些歷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漢武帝他們二人之所以可以並稱，是因為他們兩個太過相似。不僅是歷史功績上有著驚人的輝煌，而且連所犯的錯誤也是如出一轍。然而，這樣幾乎至始至終走的是同一條道路的人，對於後市的影響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秦始皇死後沒有多久，他一手締造的大秦帝國迅速土崩瓦解，走向滅亡。在漢武帝臨死的前幾年幾乎和秦始皇面臨著同樣的危機。可是，在漢武帝死後沒多久，漢朝卻扭轉了危機，步入了輝煌的中興之世。這是為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是因為歷史給了漢武帝改錯的機會和時間!

漢武帝在位的中後期，在解除匈奴的實際威脅之後，他還不滿足，對匈奴可以說是一路窮追猛打。打仗打的是什麼？打的是錢，打的是人，打的是糧食。由於漢武帝后期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基本上把漢朝文景之治以來積累的老底子都給打光了。社會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據相關史料記載，漢武帝末年已然出現了“人相食”，“易子而食”的人間慘劇。

在國民經濟與日俱下的同時，年老體衰的漢武帝又引發了一場足以使大漢王朝顛覆的政治危機——巫蠱之禍。

巫蠱之禍特指漢武帝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丞相公孫賀之子公孫敬聲被人告發為巫蠱咒武帝，與陽石公主通姦，公孫賀父子下獄死，諸邑公主與陽石公主、衛青之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武帝寵臣江充奉命查巫蠱案，用酷刑和栽贓迫使人認罪，大臣百姓驚恐之下胡亂指認他人犯罪，牽連者上至皇后太子、下至普通平民，達數十萬人，史稱巫蠱之禍。

這場政治危機從統治階級內部動搖了漢朝的統治根基，如果在巫蠱之禍發生後不久，漢武帝像秦始皇那樣突然病死，那麼漢朝是什麼後果可想而知。值得漢武帝和漢朝的後世之君慶幸的是，年老體衰，精神恍惚的漢武帝並沒有像秦始皇那樣突然病死，而是在經歷這場重大的政治危機之後清醒悔悟，並迅速的採取了補救措施，力圖修復漢朝的統治根基。

公元前89年，漢武帝利用漢王朝西域遠征軍戰事的失利為契機，適時轉變政策。他公開宣佈:

朕即位以來，所行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

緊接著，漢武帝又正式頒佈了被譽為仁聖之所悔的《輪臺罪已詔》。在這道詔書中漢武帝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作了深切的懺悔，直接否定了部分朝臣主張將西域戰爭繼續升級的計劃。表示當務之急是“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決定把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發展社會經濟安定農業生產上來。他又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已表明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恩富養民”的決心。最後，他選定自己年幼的兒子劉弗陵為皇太子，並處死了皇太子年輕的母親鉤弋夫人，讓霍光這樣有能力有決斷的大臣輔佐。可以說，漢武帝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裡，為挽救漢朝統治，所有能做的事。

北宋著名歷史學家司馬光在其主持編撰的《資治通鑑》中分析巫蠱之禍即漢武帝挽回危局的措施時曾經這樣表述過:

漢武帝奢侈放縱，刑法嚴苛，又頻繁發動戰爭，使百姓不堪重負，民不聊生，以致他們不得不奮起反抗。他的這些作為和秦始皇基本上沒什麼兩樣，然而為什麼秦王朝因此而迅速滅亡漢王朝卻在漢武帝之後實現了中興呢？因為漢武帝能夠“晚而改過，顧託得人。”

“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言不虛，假如歷史能給秦始皇一年時間，或者只幾個月時間，讓他平安返回咸陽，召回扶蘇，或者當著大臣的面，頒佈詔書。秦朝會不會像漢朝一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