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是，東晉內憂就一直沒停過！

從司馬睿南渡建國，東晉就一直沒有擺脫過強權豪族尾大不掉的陰影，這些門閥士族手握兵權，要錢有錢，要糧有糧，很多根本就沒把司馬皇帝們放在眼裡，王敦，桓溫等等，實際上幾乎可以和司馬平起平坐，國中之國！並且好幾次真的就差點革了東晉司馬氏的命。

王與馬，共天下，可不是隨便說說的！

之所以比南明長久，主要還是長江對岸的對手情況不一樣，東晉那會兒，中原大地五胡亂華，割據政權你方唱罷我登場，除了符堅外，很少能捏合成一個整體，自己的事都還沒整明白，哪有空覬覦南方！

南明可就慘了，大清虎狼之師，眼中只有前進，前進，再前進，勢必要一統天下，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八旗戰鬥力又爆表，而南明自己打仗就不說了，關鍵還內訌不斷，完全是個扶不起的阿斗！

東晉指晉朝的國都洛陽和臨時國都長安被匈奴漢軍佔領後，晉孝懷帝和孝愍帝兩個皇帝先後被殺，南渡的琅琊王司馬睿以建康為國都繼續晉朝國祚的王朝，由於相較洛陽的地理而言，建康居於東邊，因此史稱東晉，東晉從公元317年成立，到公元420年滅國，一共存在了103年。

也正是有了東晉打下的基礎，使得後繼南朝一直延續到公元589年的陳朝滅亡為止，總共272年，如果把東晉的外延擴充套件到純漢人王朝，說他存在了272年也未嘗不可。

南明一般是指從公元1644年崇禎帝朱由檢在煤山自縊，到公元1683年臺灣的寧靖王朱術桂自殺，共39年。

對兩者進行比較要遵循辯證法，辯證法的矛盾論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外因和內因之分，內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因此東晉比南明存在的時間長了64年，或者說純漢人王朝延續了272年的原因，不能簡單的歸結於外患或者內憂，而要從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來解釋。

1.        內因方面，政權的穩定性不同

國祚的延續，很大程度決定於建國初期政權是否很快完成從不穩定到穩定的過渡，東晉政權在建國前就已經完成了從不穩定到基本穩定的過渡，而南明政權一直在內耗中更替，一直沒有度過不穩定期。

1)       東晉政權的穩定

其實在司馬睿渡江前後，江東政權也是不穩定的。

晉滅吳之後，南北矛盾尖銳，南人遭到北人歧視，當晉的統治在北方面臨土崩瓦解之時，江東已經有相當一部人不願意服從晉朝而打算獨立。

司馬睿渡江時的江東，剛剛經歷了一場由陳敏造反引起的大規模戰爭，雖然這場席捲江東的戰爭在建康城下被平定，但之後的江東就處於群龍無首的無政府狀態，靠著豪強大戶的自治維護秩序，這些豪強大戶既然有了自治的實力，對渡江而來的司馬睿並不熱衷，雖然態度各異，在不認同司馬睿上卻是一致的。

司馬睿則有計劃的透過一系列的事件，最終得到了江東豪族的認可。他先讓儀表堂堂的王敦和王導陪同在秦淮河上觀“禊”，向江東人士展示他非凡的外表氣度，之後採用廣泛的統一戰線政策，對有名望的江東名士進行拜訪，他還透過王導重點拜訪了兩位名士，顧榮和賀循，這兩位名士在江東士人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司馬睿讓他們二人出仕做官，顧、賀二人的出仕對江東名士有巨大的示範作用，一時間江東各地名士紛至沓來，大批江東才俊如紀瞻、卞壼、周閗、劉超、昔日東吳名相張昭的曾孫張闓及孔衍等聚集到司馬睿帳下，司馬睿身邊人才濟濟。

司馬睿在對大多數人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進行團結的同時，又對少部分反對者進行堅決驅趕和鎮壓，先趕走了壽春的太守周馥，又數戰而斬殺了江州刺史華軼，又殺了世家出身，戰功赫赫卻有異心的周閗，再殺了在江淮人心中有很高威信的周續，這使得司馬睿的政權在江東獲得了基本的穩固。

隨著司馬睿政權的穩固，從中原南渡到江東的豪傑俊士越來越多，以至於後來司馬睿身邊的幕僚團成員，光是在中原擔任過太守以上職位的就有一百餘人，這些高素質人才的到來，又為江東的穩定起到了加強作用。

緊隨人事的調整，司馬睿也很快完成了對外的戰略部署，將戰略防線從長江推至淮水一線，大大增加了建康所處的戰略縱深，將武昌、廬江和淮南連為一體，由陶侃、周訪和紀瞻各領大軍呈一字型排列在揚、江、湘、交、廣五州的北方防線上，形成一道銅牆鐵壁，嚴密封堵住北方之敵的南下之路，這條戰線的建立，有力阻擋了石勒大軍的南下。

內外環境穩定之後，司馬睿大力開荒種地，大力發展經濟，將手下的濟濟的人才放出去為官一方，這些本就有為官經驗的人才很快就能獨當一面，這樣就形成了良性迴圈，整個國家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司馬睿政權的穩定，還依賴於他重要的副手王導，司馬睿南渡的很多政策都是王導制定的，王導制定了重要的“謙以接士，儉以足用，清靜為政，撫綏新舊。”的十六字戰略，司馬睿悉數採納，也才使得江東歸心，而隨著王導的地位上升，又出現了以王導為首的豪門大戶和皇帝共治的局面，俗稱“王與馬共天下”，這種共天下的局面，又穩固了東晉的政權，也在後來王敦叛亂中得到了檢驗。

王敦的父親和王導的父親是堂兄弟，都源出琅琊王氏，可是王敦造反之後，王導堅決站在皇室一邊，最後將王敦的叛亂撲滅，這倒不是因為王導對皇室的忠心，而是權衡之後的結果。因為“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讓王導已經有了相當於半個皇帝的地位，如果王敦做了皇帝，王導就會失去這種地位，因此，這種“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也保證了政權的穩定。

2)       南明政權的不穩定

反觀南明，在李自成大順軍攻佔北京，崇禎帝自殺後，明朝官員們最初的心態就是將之看做明亡順興的改朝換代，因此紛紛歸順大順，在京的兩三千名明朝官員自盡的只有二十來人，不長的時間內，地處秦嶺和淮河以北的北方明軍已經全部歸降大順，由於明朝精銳主要在北方，如此一來，明朝的實力很快就被削弱了一大半。

再由於北京崇禎帝死得太突然，南京留都的官員們沒有一點準備，他們得到訊息後匆忙商議重立新君，可是崇禎的三個兒子都已經被大順軍俘獲，已經沒有直系的皇位繼承人，這時候在立君的問題上就發生了嚴重分裂，分為福王、桂王、惠王和潞王四派，各派都有實力人物支援，按照封建倫序觀，福王的資格最強，而潞王資格最弱，因此從條件上來說，立福王是最好的，福王朱由崧不僅佔有血緣的優勢，又處在距離南京最近的淮安，可是以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人為了自己的狹隘私利，選擇潞王朱常淓，史可法雖為東林黨人，但他從折中出發，和馬士英商量後打算立桂王，史可法的折中方案其實也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贊同，可是後來當馬士英得知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幾位有實力的武將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後，為了自己的私利竟然私下改變決定，從而造成了史可法的孤立，加之史可法在關鍵時刻猶豫不定，左右搖擺，使得南明上層官僚之間發生混亂和分裂。

因此自崇禎死後，南方明朝就處於爭權奪利的內耗狀態。

由於福王背後有強大的軍隊支援，因此福王得以被立為君，這又埋下了擁戴不同候選君王的各路人馬進行黨爭的伏筆，擁立福王又是武將的頭功，這又埋下了武將跋扈的伏筆。

福王的弘光朝成立，弘光帝本就不是具有中興之相的皇帝，荒淫無道，根本就是過一天算一天，而且外戰外行的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四鎮由於擁立有功，開始操縱朝政，兵部尚書史可法被邊緣化，而實力強大的東林黨人並沒有放下成見一致對外，而是為了推翻福王又搞出了一系列如“偽太子”“童妃”的事件，嚴重削弱明的實力。

弘光朝滅亡之後，唐王朱聿鍵建立的隆武朝政權依然沒有統一，隆武帝朱聿鍵本也有勵精圖治之相，可是以魯王朱以海為監國的一方與之抗衡，他的政令根本無法得到貫徹，黨爭依然激烈。

隆武帝遇害後，他的弟弟朱聿粵在廣州稱帝，稱紹武政權，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稱帝，稱永曆政權，小小的廣東一省竟然出現了兩個帝王，而且在清兵大兵壓境之計，雙方竟然開始了內戰，清兵化妝成明軍，乘機滅了紹武政權。

永曆帝朱由榔毫無主見，也不是有能力的皇帝。這時又有廣西軍慶國公陳邦博同廣東軍李成棟之間為爭奪朝廷權力而發生鬥爭，引得大量官員參與進來，形成楚黨和吳黨之間的黨爭，除此之外，還有幾次大規模的武將之間的火併，最典型的就是何騰蛟導演的湖南南明軍隊之間的火併，葬送了明軍一度在湖南佔據的主動。

以上可以看出，南明政權一直是個不穩定的鬆散群體。

因此兩相對比，東晉政權很快就得到穩定，而南明政權則一直存在於不穩定中。

1.        外因方面，外敵的力量和戰略目標不同

1)       東晉的外敵，沒有形成一股統一的力量，而且民族矛盾不可調和

東晉面臨的敵人很明確，就是南附的匈奴，晉朝內部雖然打打殺殺不斷，可是對異族的態度卻是同仇敵愾，導致北方的匈奴費了很大勁才清除北方的晉軍，可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北方的晉軍被清除後，其他民族，如鮮卑、氐族、羌族和羯族又乘機興起，使得北方大地一片混亂。

羯族石勒大軍在鼎盛時期曾有過南下的戰略，但是由於連日大雨等氣候、地理原因，再加之糧草不濟，又中了江東晉軍的埋伏，不得不知難而退，之後北方的力量始終難以進入東晉，給江東的東晉政權以長時間的休整。

晉時期的漢胡矛盾也始終不可調和，不說晉和各民族的對立，就是各民族政權內部，漢胡之間的矛盾都是始終沒有解決，比如劉聰先後對兩位晉朝皇帝進行侮辱後殺害，這極大傷害了漢人的感情，石勒陣營中的漢人官員也備受歧視，哪怕說錯話都有可能被殺頭，這些矛盾都削弱了政權的實力，而且北方不斷有漢人起義的行為發生，造成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後方很不穩定，也讓他們無暇進行南侵。

2)       南明的外敵，有統一全國的目標，內部團結，政治手腕靈活

南明的外敵，是已經統一了長江以北的清軍，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入主華夏，消滅所有的明軍，滿洲清軍本就戰鬥力強悍，佔領了廣大的北方之後更加士氣如虹，再加之清軍中有很多都是投降的明軍，諸如遼東南下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這些投降的明軍本就比南方明軍戰爭經驗豐富，因此在軍事上佔有很大的優勢，一路克關斬將，為清軍攻城略地立下汗馬功勞。

這個時期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都是漢人的南明政權內耗紛爭不斷，而多民族的滿清政營卻能團結一致，統一號令。

除了軍事上的優勢，滿清在政治上也越來越靈活，其重要性慢慢的超過了軍事。由於滿清人口少，佔領大半個中國後，老一代武士被年輕一代取代，這些年輕的武士不復祖輩的武勇，慢慢沉醉於功成名就的溫柔鄉中，這時滿清在戰場上更多的依賴漢軍，在政治策略上也發生了變化，採用以漢制漢，諸如啟用洪承疇經略西南，利用鄭芝龍招撫東南沿海的鄭成功，同平西王吳三桂聯姻，把鎮守廣東的靖南王耿繼茂移鎮廣西，讓他不僅統率原部兵馬還兼管原定南王麾下的軍隊等等，起到了非常大的效果，其中永曆帝的被俘，就是漢人吳三桂的功勞，因此滿清的這些手段的運用，也直接加速了南明的滅亡。

綜合起來看，東晉比南明享國長久，是因為在外因和內因兩個方面都有著南明沒有的優勢。

 

 

 

 

東晉和南明在建立初期，有一定的相似度，均為京城被異族政權攻陷以後，皇室成員渡江南下，於南京另立朝廷。

然而，東晉尚可憑藉淮河、長江割據半壁，享國百年，南明卻一敗再敗，從南京到福建，再到雲南，整個消亡過程，也僅僅三四十年光景。南明永曆帝，更是在蕞爾小國的緬甸受盡屈辱，最後為吳三桂所害。

東晉何以享國長久，南明卻迅速的滅亡？ 有人認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東晉對比南明只有外患，沒有內憂。事實果真如此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東晉和南明一樣，內憂與外患並存。

東晉和南明一樣，內憂外患並存東晉

在內，遭受門閥凌迫的皇權

“八王之亂”以後，西晉政權動盪，琅琊王司馬睿在琅琊世族王導的建議下，移鎮建業，並於公元317年，正式改元稱制，建立東晉，史稱“衣冠南渡”。

然則，司馬睿作為庶出旁支皇族，聲望不顯，實力不濟，能夠在江南站穩腳，全賴南下北方世族與當地世族的聯手支援。

這就註定了東晉在建立之初便皇權衰微的態勢，以王導、王敦為首的琅琊王氏，內外呼應，掌控了朝廷軍政大權。

世人戲稱這一時期為“王與馬共天下”。

如此被動的形勢之下，司馬睿也並非毫無作為，為了奪回權力，任用親信大臣，試圖與王氏兄弟抗爭。但掌握兵權的王敦毫不畏懼，直接以清君側為名，在武昌起兵，進攻建業。

身處中樞的王導亦以家族利益為重，對司馬睿陽奉陰違，暗中支援王敦進兵建業。司馬睿父子對此無可奈何，為了保住皇位，只得殺掉親信大臣，將首級送給王敦請罪。

其間，司馬睿甚至不顧顏面，哀求王敦放過自己。

“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

王敦王導死後，軍政大權先後在潁川庾氏、龍亢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幾大門閥手中流轉。

其中，桓溫比之王敦更甚，直接逼迫簡文帝禪位，多虧其它門閥傾力鉗制，拖到他病死，晉室得以保全。

直到寒門出身的北府軍將領劉裕崛起，自立稱帝，才正式終結了，在門閥世族間委曲求全上百年的東晉。

實際上，東晉當時的情況，遠比想象中複雜。

江南原本就有實力強大的本土世族，司馬氏為了削弱他們，才不得不大量引用北方世族，但這種驅虎吞狼的策略無異於與虎謀皮，不但沒能鞏固權力，反而遭到反噬，讓各方於百年間，始終存在著巨大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和衝突。

再加上世族與寒門極度對立，使得社會矛盾愈發尖銳，政治危機頻現，叛亂此起彼伏。

因此，終東晉一朝，動盪始終如影隨形，不曾有一刻止息。

外患，來自北方胡人政權的覬覦

東晉建立與北方胡人的崛起有著直接關係，如果不是匈奴人先後攻陷洛陽和長安，辱殺晉懷帝與晉愍帝，司馬睿也沒有資格自立稱帝。雖然北方諸國走馬燈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難以對建業構成致命威脅，但對東晉而言，卻一直如芒刺在背。

初期，東晉對北方始終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攻勢，甚至一度趁亂收復過洛陽等地，但很快又被前燕慕容恪打敗，丟掉了短暫收復的中原土地。

這種情況在苻堅統一中國北方後發生改變，前秦大軍揮師南下，第一次讓東晉君臣嗅到了亡國的味道。

彼時的東晉也並非鐵板一塊，軍政大權由桓、謝兩家門閥把持，雙方鬥爭十分激烈。不過，幸甚有謝安盡力調解，雙方總算言和，一致對外。

而後，謝安叔侄以八萬北府兵進抵淮河，迎戰苻堅的八十萬秦軍。兩軍於淝水隔河對峙，淝水大戰拉開序幕。

此役，秦軍大敗，苻堅狼狽逃回長安，聲威大損，諸胡降將紛紛叛亂，短暫統一的北方再度四分五裂。

直到北魏興起，重新統一北方之前，東晉再無滅國之憂。然而，等到北魏大舉南下時，司馬氏已經黯然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則是劉裕建立的宋朝。

南明

在內，黨爭不斷，軍閥混戰

明朝最大的內憂來自於黨爭。自萬曆朝開始，黨爭這顆毒瘤就像跗骨之蛆，始終寄生在明朝蒼老虛弱的身體上，吸乾榨淨他最後的血液。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上吊殉國，但黨爭並沒有隨著大明王朝的垮塌消散，反而隨著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再一次浮出水面。

曾經的閹黨成員阮大鋮得到重用，大肆報復東林黨和復社。如果報復行動牽連的僅僅是文官集團也就罷了，關鍵在於，他招惹了當時南明最大的軍閥左良玉。

左良玉乃東林黨的侯恂所舉薦，本人也與東林黨淵源甚深，其時正屯兵於武昌。馬士英和阮大鋮甚為忌憚，一面虛與委蛇，一面積極備戰。

雙方雖然矛盾重重，可由於都沒有強烈的動兵意願，便維持了相對剋制的態勢。

然而，御史黃澍從中挑唆，鼓動左良玉部將清君側，臥病在床的左良玉迫於壓力不得不起兵進攻南京。

南明內部第一次危機在黨爭攪合下拉開序幕，很快，左良玉於進兵途中病死，其子左夢庚威望不足以號令全軍，又逢清兵大舉南下，便扭頭帶領親信投降了清朝，餘部作鳥獸散。

號稱雄兵八十萬的左良玉集團，作為南明在長江中游最重要的屏障，沒能刀口向外，卻在自相殘殺中煙消瓦解，真真令親者痛，仇者快。

而居中挑唆的御史黃澍也不是什麼忠臣孝子，眼見大事不妙，也跟著投靠了清朝，積極為清兵引路，進攻家鄉福建，為世人所唾罵。

弘光朝廷覆滅以後，黨爭仍舊沒有結束，且在永曆朝愈演愈烈。“吳楚黨爭”登上歷史舞臺，其表現在於，對待永曆朝廷聯合農民軍抵抗清朝戰略方針的態度，前者強烈支援，後者強烈反對。

當時的永曆朝廷已經岌岌可危，聯合張獻忠、李自成殘部的農民軍無疑是最佳選擇。

但兩黨之間不問是非對錯，只分立場親疏，將國事視同兒戲，導致永曆朝廷內部矛盾重重，無法團結一致，如一盤散沙，無法抵抗強大的清朝，終為清軍所滅。

不論弘光帝抑或永曆帝，都只是沒有能力和實權的傀儡，他們不能正確引導和打壓陷於黨爭中的大臣、將領，使得南明朝廷內部派系林立，混亂不堪，自相殘殺。這樣的朝廷看似強大，實際上不堪一擊。

在外，清軍劍指，摧枯拉朽

自打弘光小朝廷在南京成立，清軍如摧枯拉朽般消滅了李自成在北方的殘餘勢力，大量的明朝官吏和將領紛紛投降倒戈，併成為清朝積極進攻明朝的急先鋒。

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在清軍入關以後，延續了皇太極於關外實施的整體戰略，積極拉攏明朝舊臣將領，許以高官厚祿，讓他們充當馬前卒為清軍開路。

實際上，清朝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席捲大半個中國，還要全賴這些“漢奸”助力。

赫赫有名的如洪承疇、吳三桂之流，次一等的則有鄭芝龍、孫之獬等人，就連東林黨的領袖錢謙益都恬不知恥的剃髮降清，被清朝任命為禮部右侍郎。

由此可見，清朝入主中原不單單依靠武力征服，而是雙管齊下，武力與籠絡並用，如此才在最短的時間內，盡最大可能整合了所有可堪使用的力量。

反觀南明內部，永遠都是黨爭在前，勾心鬥角，自相殘殺，即便清軍磨刀霍霍兵臨城下，也不罷手。此消彼長之下，又焉能不亡？

東晉在前，此內患非彼內患，此外患非彼外患

內患有內患的優勢，成葉門閥，敗葉門閥

東晉的內患，最奇特之處在於，它雖然凌迫了皇權，造成政治上的動盪，但同時也是續命的藥方。

這其中最關鍵的一味藥就是門閥世族，門閥為了保住既得利益，進而獲取更大的利益，甚至不惜凌迫皇權。然而，它與皇權又是一個利益共生體，雖不能共榮，卻是一損俱損。

王敦在武昌起兵，進攻建業時，身在機樞的王導一面暗中積極支援，進而削弱皇權；可一面又反對他代晉自立，這就是基於門閥立場所做出的最有利的決斷。

如此一來，門閥世族對東晉皇室既恨且愛，就像寄生蟲一樣，時時從晉室身上吸取養分，又得小心注意，不能讓皇權將自己掃地出門，更不能被外來者砍了這棵乘涼大樹。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兩晉之交正是門閥政治發展壯大的鼎盛時期。換言之，門閥就是彼時王朝統治的根基。東晉王朝以江北世族為根基，在當時而言，是符合時代潮流的，雖然皇權因此式微，但終究延續社稷上百年，總體而言，當利大於弊。

東晉門閥的拐點出現在公元399年，天師道叛亂席捲了江南最核心的地區。門閥世族的莊園土地在叛亂中遭受戰火劫掠，損失慘重，北府軍將領謝琰亦在討伐叛亂時戰死。

從此以後，三吳門閥再沒有子弟掌握兵權。恰在此時，寒門出身的劉裕跳上臺前，擊敗長江上游的桓氏，一舉掌握了軍政大權。

失去門閥庇護的東晉皇室立刻變得危如累卵，劉裕出身寒門，在打壓江北門閥的同時，更是先後殺掉六任皇帝，以血淋淋的手段奪取了皇位。

與東晉皇室一損俱損的門閥，終於在自身式微時，無可奈何的坐著看改朝換代。

與之對比，明朝的內憂則是無原則、無底線的黨爭和混戰，除了爭得一地雞毛，別無所有，焉能不亡？

外患也有外患的優勢，諸胡混戰的空子

前面說過，在絕大多數時間裡，北方的胡族對東晉並沒有致命的威脅。這主要是因為，北方諸胡始終處於連續不斷的混戰當中，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

短短三四十年功夫，從前趙到後趙，又從後趙到前燕，再到前秦，諸胡首領君臣反目、父子相殘，殺的昏天黑地，連統一北方都分外艱難，更別提南下攻晉了。

如後趙石勒，便與東晉以淮河為界，相安無事，各自經營。反而是東晉虎視眈眈，抓住機會就要出兵北上搶奪地盤。

桓溫掌權時，曾三次出兵北伐，甚至一度收復了洛陽等地。可惜他的北伐是為奪權增加籌碼，還在晚年搞出廢帝逼禪的戲碼，為後人所唾棄。

所以，在立國早期，東晉對北方是保持攻勢的，雖無力恢復，仍自保有餘。

直到前秦苻堅繼位，才打破了這種局面。統一北方以後，雄心勃勃的苻堅統帥八十萬諸胡聯軍南下攻晉，卻在淝水被謝玄所領的北府軍擊敗，強大的北方政權曇花一現。

此後，東晉依舊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優勢，甚至在王朝晚期，再度收復黃河南岸的大片領土，北府軍出身的寒門大將劉裕，更是率軍殺入關中，直取長安，大有恢復中原之勢。

又可惜，在這關鍵時刻，替劉裕坐鎮後方的劉穆之病逝，他擔心後方不穩，草草撤兵。回到健康以後，劉裕改元稱制，自立為帝，終結了東晉百餘年的統治。

再與之對比，南明的外患則兇猛如虎，清朝整合了大批漢人文臣武將，又攜擊敗大順軍之威勢，如洪流一般席捲南下。與此同時，南明小朝廷卻不思抵禦強敵，搞黨爭搞內訌，自毀“八十萬大軍”，替清朝掃平了南下的障礙，真真可笑、可悲至極。

結語

東晉與南明的處境看起來相似，實際卻有著很大的區別。

在內，東晉有門閥保駕護航，雖然動亂如影隨形，但晉室與門閥利益大體一致，所以才能百多年相安無事。在外，諸胡混戰，無暇南顧，也給了晉室足夠的喘息之機。

反觀南明，內有臭名昭著的黨爭，外有野蠻強大的滿清，皇帝又多是懦弱無能的樣子貨，只能說這是天亡大明！

要說東晉只有外患而無內憂那是不準確的，除了來自北方外族的侵擾以後，東晉內部更是內憂不斷，這種內憂加外患讓東晉存活了103年，最終在內部的矛盾爆發中走向消亡。

西晉之時，允許邊民內遷，而且數量很大，在後來皇位繼承的問題上引發八王之亂，國內政權的鬥爭給了外族崛起的機會，引發五胡亂華，西晉滅亡。

西晉宗室司馬睿南遷後在諸人的擁護下建立東晉王朝，基統治的地區在淮河、長江流域以南，故又稱為江東或江左。東晉建立後，最大的外患仍是來自北方諸國的侵擾，收復失地也是其最大的政治訴求，但勝少敗多，與北方保持了一種相持的狀態。而對於國內來說，則是權臣當道，各種矛盾林立，內憂堪比外患還要嚴重。

首先，南渡計程車族與當地富族之間的矛盾不斷。東晉之所以能建立，是由北方計程車族支援而建立起來的，他們南渡以後，都在朝廷裡擔任要職，而南方的一些名士則很難有機會身居高位，他們自然心中不爽。周拐曾三定江南，但得不到重用，後來就起兵討伐，後來他的兒子周勰也不斷起兵，這都是南北士族矛盾的體現。

其次，皇權與士族的矛盾。東晉是由士家大族的支援而建立起來的，曾有一句“王與馬共天下”，可見當時琅琊王氏在司馬王權下的重要地位。司馬睿想削弱王家的地位，結果引來王敦起兵，大軍攻入健康，司馬睿抑鬱而死。而後，又反覆幾次，王權勢更為弱勢。在後來，恆溫、劉裕等先後掌權，而皇權卻始終不能起主導作用。

再次，野心家篡位。這期間，王權勢弱，權臣都有一些野心，橫玄最後奪得大片土地，便將晉安帝廢掉，自立為皇帝，國號楚。在這個過程中，東恩領導的王鬥米教也起兵作亂，加快了東晉的滅亡。

東晉雖然只有103年曆史，但這短短的百年卻是極不平靜的百年，東晉內部圍繞著權力與利益從來也就沒有消停過，王、謝、庾、桓四大家族你方唱罷我登場，不斷有人起兵，不斷有人征伐，最後劉裕勢起，建立了宋朝，開始了南北朝時期。

歷史上那麼多朝代的更替，很少是由外患直接導致的滅亡，大多是自己內憂不斷，給了外族以機會，其實外患只是表象，內因才是政權更替的主導，縱觀二千多年曆史，概莫能外。

東晉時讀書人士族大地主還是掌握智慧財產權，能出將入相。連皇室對他們無奈，只能承諾與其 " 共天下 "。守土保家有能力也有經濟實力。而此後門閥被中央集團慢慢清理殆盡，再經二宋重文輕武，文人集團已墜落為手無縛雞之力只會打嘴炮的酸丁，當遇到滿萬無敵的八旗兵時就兵敗如山倒，又沒有武人的剛勇和士人氣節，只能厭 " 水太冷 " 以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