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荷蘭人的實用主義原則有關。

日本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對外嚴厲推行閉關鎖國。

其實幕府不是絕對不與外界交往，它的法令規定日本只可以和三個國家通商，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北韓，另一個就是荷蘭。

荷蘭是當時商業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尤其是商業的遊戲規則，基本都是荷蘭人創造的。它有一個外號叫“17世紀的海上馬車伕”。荷蘭人縱橫四大洋能夠到處做生意跟荷蘭人的實用主義原則有關。

其他歐洲國家往往一邊兒做生意，一邊兒傳播天主教。英國，一邊做生意，一邊開拓殖民地。唯獨荷蘭單純的做生意。荷蘭人拿著真金白銀，不去涉及宗教思想文化政治，就是一門心思賺錢。日本人對它很放心。荷蘭可以隨意在日本進行通商。但是，荷蘭人不能長期在日本本土居留。德川幕府在離日本本土不遠的一個島上，給荷蘭人建了個荷蘭館。他們只能在島上帶著。其他國家的人如果敢登上“太陽神”的領土，立刻殺掉。

有不少西方的東西透過荷蘭人傳到了日本。後來居然形成了一門兒日本的學問叫“蘭學”。“蘭學”就是荷蘭學，是日本接觸西方很重要的渠道。

但是總體來說，日本是閉關鎖國的國家。1853年美國開啟日本國門。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走上與中國不同的發展道路。

日本與荷蘭人經商之前主要是與葡萄牙人貿易，長久而來雙方無論在文化、宗教和官方合作上，都顯然為傳統日本體系帶來影響。久而久之，葡萄牙人對日本西部社會的滲透發酵成管治危機，而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商業和治理之間取捨。究竟鎖國是否是迴應天主教危機，就要審視天主教是否真正對日本構成威脅。

荷蘭為了方便交易，透過承認外國的法律體系和文化傳統，在交易時大多接受各國要求。相比起葡萄牙人一手交貨一手傳教，荷蘭人的交易模式明顯對本土社會造成較少破壞力。說簡單點，就是，葡萄牙既要經商還要傳教，荷蘭人就直截了當，只是想賺錢。

日本江戶幕府“鎖國”，是狹隘避世，還是眼光長遠？

江戶幕府的領土範圍（1855年）

江戶時代是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年代，自德川家康1603年受封徵夷大將軍開始，直到1867年末任將軍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於明治天皇為止。

日本地理位置圖

傳統史觀認為17世紀的日本江戶幕府之所以實行鎖國令，禁止民間與外華人交流、封閉國家對外貿易，是為了阻止外國文化在國內得以滋長形成內憂。日本持續200年的鎖國，甚至被視為延遲國家現代化的元兇。二戰時期和辻哲郎把日本近代早期的失敗歸根到鎖國，否定鎖國論，化身封閉、避世和狹隘集權的代名詞。但真是如此嗎？

傳統史觀把日本國家敗仗歸根到鎖國，但真是如此嗎？圖為狩野內膳繪製《南蠻人渡來図》

放眼歐洲民族國家的發展步伐，亞洲日本似乎在鎖國迷思中走失。然而，在寬永17年（164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進入長崎出島，開創與日本江戶幕府長達200多年的貿易。荷蘭對日本的特殊性，使日本進行高度集權的政治操作，逐步發展出中央控制的海權意識。荷蘭正好是幕府開拓國際關係的契機，讓國家有效地進行現代化。也就是說，單憑這段貿易就足以影響日本的國家發展藍圖方向和未來路線。

一片海域兩個國家，不但譜寫帝國的誕生，更是見證海洋外交對國家的重要性。

日本舊國郡區分圖

壹▌誤國還是收權？充滿爭議性的“鎖國”一詞

鎖國是日本江戶時代施行的外交政策，去解決國內外各種問題。鎖國政策主要根據1633年頒佈第一次鎖國令開始，1635年被納入法律體制的鎖國令：

“國民出入境的自由，限制天主教的傳播，限制對外貿易。”

當初實行該政策時亦稱呼為“海禁”，鎖國這名字是由蘭學者志築忠雄在1801年提出。永積洋子在《朱印船》中，她把鎖國令視為幕府收納海權手段。也有學者提出鎖國令不是日本幕府的“原創”，更多的是受到明朝和北韓的禁海令影響，從而制定出一套以控制海權為主的政綱。但是，“鎖國”一詞其實充滿誤導性。

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進入長崎出島，開創與日本江戶幕府長達二百多年的貿易。

首先，日本在德川時代沒有完全封鎖國家，幕府長久以來有4個的國際貿易視窗，分別為連線山丹（指黑龍江一帶）的蝦夷地（指北海道等地）、連線琉球王國（沖繩）的薩摩藩（指九州西南部）、連線北韓的對馬藩（指長崎縣和佐賀縣）和連線世界的荷蘭人。

德川家康

第三，日方試圖多元化國內的貿易路線，接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日的商業競爭。可見德川幕府並沒有想像中般封閉落後，比當時的中國和北韓更為國際化。

雖然幕府包容國際文化和傾向多元貿易，卻在1633年下達鎖國令，並於1641年落實全面的鎖國政策。德川政權的兩極態度，讓國家進入前所未有的文化限制，史學家試圖用1637年的島原之亂和天主教管治問題來解釋這個轉折。

島原之亂的天草四郎。

島原之亂是由於天草四郎和所屬一揆不滿幕府及大名治理，於是爆發成一場宗教衝突的內戰。當然，島原之亂敲響了幕府政權的警鐘，但把一場地區騷動和全國規模的鎖國令劃上等號，似乎過份草率和無視歷史細節。

日本地名

貳▌為何鎖國？葡萄牙先於荷蘭進駐日本，天主教傳道對陣禁教令

日本地圖

日本與荷蘭人經商之前主要是與葡萄牙人貿易，長久而來雙方無論在文化、宗教和官方合作上，都顯然為傳統日本體系帶來影響。久而久之，葡萄牙人對日本西部社會的滲透發酵成管治危機，而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商業和治理之間取捨。究竟鎖國是否是迴應天主教危機，就要審視天主教是否真正對日本構成威脅。

1549年由葡萄牙支援的耶穌會院士方濟·沙勿略經馬六甲海峽抵達日本鹿兒島，成為第一位進入日本的天主教傳教者。此後，日本天主教發展迅速，最高峰時期吸引75萬人信奉天主教。天主教得以在日本靈根自植，有賴天主教院士奉行“商教合一”的原則，天主教與葡萄牙商人聯合傳教，一邊成為商家中介人，與當地大名建立貿易關係。而葡籍商人最初以大分、平戶及鹿兒島作根據地，地方大名會要求傳教士傳道時進一步強化當地的商業體制，以鞏固雙方交易關係，久而久之葡萄牙商旅就在三地建立常用港口。

天主教當時對日本社會構成一定衝擊。改編自遠藤周作的同名小說的電影《沉默》，故事正在此一時空背景。

九州各大名在面對天主教徒的貿易和信仰衝擊時，大多采取接受或抗拒態度。例如戰國大友宗麟大名接受洗禮後，容許耶穌會在其領地建立醫院和會院；大村純忠大名對天主教極度歡迎，舉家成為日本史上第一名吉利支丹大名，即信奉天主教的大名。但是肥前平戶藩主松浦隆心受到境內僧侶壓力，禁止耶穌會士傳道工作；島津義久逐教士出境外，卻被葡方斷絕生意往來。可見天主教當時對日本社會構成一定衝擊，然而真正內化天主教成管治問題正是教士採取“商教合一”的手法，令西部吉利支丹大名得以透過與葡萄牙貿易累積資本，直接增加中央管治的壓力。

1556年葡萄牙人抵達日本豐後大分地區，而葡萄牙商旅獲得連年交易的官方准許；1570年耶穌會費格來道神父得到大村純忠大名的支援，在福田一帶建立長崎港口，為日後葡萄牙來日做好長期貿易的準備。葡萄牙人1557年在中國澳門立足，成功打通“澳門—長崎”的聯絡，穩定了九州各大名和葡萄牙之間的頻繁貿易。

早期耶穌會透過交易每年在長崎和茂木獲得一定收益，已經在九州一帶發展出具規模的經濟自足能力。1579年義大利裔範禮安神父訪日，大規模設立神學院和醫院、強化現有佈道組織和視察各地傳教工作；1583年，距離天主教進入日本僅有三十年，在有馬、大村、平戶、天草、五島、京畿、豐後等地信徒已達15萬。同時期，大村純忠向範禮安表示願意出讓長崎和茂木兩地予耶穌會無限期使用。條件則是：

“商人需每年上繳一千葡元稅金，境內日籍人士糾紛由大名處理。”

大村純忠更派遣“天正遣歐少年團”與範禮安遠赴羅馬朝拜教宗，足證天主教已經滲透日本部分社會，構成對固有日本佛教文化體系相當大的衝擊。故此，豐臣秀吉於1587年下達“伴天連追放令”，大意為日本不能容納天主教義的內化，社會因宗教衝突而有破壞神社、曲解佛經等傷風敗德之非法行為，勒令傳教士20天內離日返國。16世紀末最嚴重的事故是在1596年一艘名叫聖菲利浦號的船停泊土佐時，被豐臣秀吉懷疑有意入侵日本，對船上1名葡萄牙籍耶穌會士、20名日本人、4名西班牙人、1名墨西哥人，總共26名天主教相關人士處以極刑。

在1596年一艘名叫聖菲利浦號的船停泊土佐時，被豐臣秀吉懷疑有意入侵日本，對船上二十六人下達極刑。

雖然幕府實行針對日本天主教傳播的禁令和限制，卻依然容許葡萄牙人進行貿易，證明禁教令無意傷害日葡商貿關係。日本不能積極迴應天主教和葡萄牙的問題，均因葡萄牙壟斷資源出入的代理身份，而日本極度依賴葡人的跨國買賣能力，在經濟和文化兩者間選擇了前者。鎖國的目標某程度上是指向文化問題，但更多是脫離對葡萄牙的經濟依賴。日本礙於時局被逼向葡方妥協，令幕府不能積極應對葡人所引起的國內矛盾，使鎖國及禁教令遲遲未有落實。

圖為位於日本長崎的二十六聖人紀念館。

叄▌鎖國矛盾：重新把持經濟命脈，難以取代的葡萄牙貿易？

1603年日本在德川家康受封徵夷大將軍，開始進入江戶幕府時代，意味著葡萄牙天主教的“商教合一”進入新時代。儘管日本全國已施行過禁教令，據統計，在長崎的信徒數字反有增無減：1587年有20萬名教徒、而1614年已達30萬多，可見禁教令根本未認真執行，民間天主教風氣依然旺盛。

日本-倭寇

原因在於那時的國際時局不容許日本放棄與葡人之間的密集貿易。由於明朝曾下達“片板不許入海”之令，對日本採取嚴密的禁商活動，就算明隆慶元年（1567年）間對海外貿易政策作出調整，有限地開放禁海法令，明朝仍不容許與日進行商貿。葡萄牙1547年開始填補中日之間的空缺，中國澳門、臺灣作為運輸中途站，開始對日本輻射大量商品。其中中國以出產米、絲綢、香料、藥材等，而日本則用金、銀、銅、刀劍等做買賣。中日的間接貿易以白銀和絲綢為主，日本透過輸出大量白銀作為向葡萄牙人購買商品的本錢。

葡日交易輸出白銀

日本在1610-1635年間平均每年輸出400至500萬兩銀；而1615-1625年則輸出350-430萬兩，日本依賴大幅輸出白銀去換取生絲等必需品。葡萄牙人獲悉日本京都絲綢業極需要生絲原料，於是透過壟斷中日之間的中介服務每年去提供1000到1600石的生絲。

到1610年間已經上升到3000石，1620年間去到高達4000石的交易量。日本對外貿易除因白銀和生絲嚴重傾斜至葡人，其銅、金等業務都有賴葡商購買，值得一提是日本銅礦被葡萄牙人大手購入後製成兵器，加固自身在東亞事務的安全。結果葡萄牙人成為日本海外貨品的主要提供者，就算政府用禁教令亦恐怕會傷害日葡之間的交易網路，而幕府初期亦未從關原之戰恢復過來，外貿政策處於被動狀態。

圖為獲得幕府許可，與安南國進行朱印船貿易的商人角倉了以，其所擁有的角倉船。

1610年在長崎灣外有馬氏襲擊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導致船長和幾十名官員死亡。事後德川家康原本下令處決葡人俘虜，卻認為會有損日葡關係，因此命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広向葡人傳達不想中斷關係的資訊。其後1612年德川幕府第一次下達嚴厲的禁教令，規定國內所有傳道士必須驅離出境，教堂傳教需要停止；甚至後來1622年的“元和大殉教”事件，在長崎約有55名教徒被處以火刑或斬首，以肅清打壓國內不穩的天主勢力。

以上兩國之間的官方或民間衝突，都反映日本開始視天主教/葡萄牙為潛在隱患，但從日葡商業關係資料來說至少雙方交易沒有嚴重受挫。何以幕府不肯放棄葡萄牙人這個對文化和國防構成管治失效的心頭大患？都因當時幕府一樣難以脫離對葡方的經濟限制，仍未將對外貿易從地方大名收回中央手中。

朱印船（寬永年間，1634年所繪）

比如幕府在1601年創設“朱印船”制度，規定本國一切對外交易需有官方許可才能出航；和在1604年建立“絲割符”制度，透過專職採購統一向葡商購入生絲，再比率分予國內各地製造商。

兩者都是中央試圖壟斷國內商業活動的措施，但由於推行時間尚早而未有成熟體系，各大名尚有空間私下進行買賣。歷史學者巖生成一研究，朱印船在1604年開始至1635年有356次出航，其航線遍佈東南亞包括信州、高砂、安南、東京、順化、交趾、呂宋、高棉等地。朱印船的出航數量尚算頻繁，但整體盈利遠比葡萄牙為之少，葡萄牙單船的盈利就已經超出日方五至六倍，而朱印船的發展一直未能撼動葡人對日本的壟斷。幕府的失敗很大程度是沒有成熟的商業網路配套，由於葡萄牙在澳門、長崎、馬六甲和果阿設立商貿站，能夠持續提供異地貨物和進行長距航行。

對日貿易盈利表

而朱印船最多伸延到東南亞附近，僅有為數不多的日本町提供短期補給，難以與歐洲遠航比拼。所以，幕府透過朱印船對海洋貿易的控制，可說是徹底失敗，需要回到九州大名和葡商的聯絡獲取國際貨品。

1633年幕府正式推行第一次鎖國令時，嚴禁沒有官方奉書的日本船出海，令朱印船踏入尾聲。

在荷蘭人到達日本並發展商業關係之前，幕府不斷退讓和包容葡萄牙人所造成的文化衝突，其實是因沒有替代交易物件可以選擇。後來出現的鎖國令，就是當中央收權成功後重新把持經濟命脈，為了穩固實力而所推行的集權政策。鎖國從來不是避世的狹隘短視，而是適度有為的長遠外交目光。

鎖國從來不是避世的狹隘短視，而是適度有為的長遠外交目光。圖為狩野內膳繪製《南蠻人渡來図》

肆▌鎖國契機：荷蘭人來到日本

荷蘭人的訪日，加快了日本中央權力的形成，並間接促成鎖國令的推行。圖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戰艦。

假如荷蘭人從來沒有來到東亞，日本往後的交易很可能繼續被葡萄牙人和天主教鉗制，而幕府集中權力的過程也未必能如歷史中順利。

1598年荷蘭商人派出五艘船去尋找香料群島的航線，但最後一艘船，在日本附近擱淺，船上106名船員只有24人生還，其中一位就是荷蘭人。這一次的無心之失，啟發了荷蘭人進行遠洋貿易的契機。

《南蠻人》，狩野內膳。日本藉由對葡萄牙貿易，無論在文化、宗教和合作上，都為傳統日本體系帶來顯著的影響

時值歐洲80年戰爭期間（1568-1648），荷蘭正要從宗主國西班牙中脫離出來，而葡萄牙同為西班牙的王朝聯盟，在經濟競爭上又成為荷蘭的敵人。於是荷葡雙方把戰線拉到亞洲，荷蘭人在遠東成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1619年荷蘭人在雅加達王國的遺址上建立港口城市巴達維亞（雅加達），成為重要的東南亞中樞港。

圖為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的巴達維亞。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多次嚮明朝申請借地不果後，於1622年決定入侵葡萄牙佔領的澳門，卻出乎意料地失敗。結果荷蘭在1624年終於在臺灣建立起熱蘭遮城，在亞洲立下穩固的根據地。

荷蘭上述連番成功，奠定了日後貿易的基礎，同時削弱葡萄牙商人的強健貿易資本。荷蘭一方面慢慢消磨葡國的實力，另一方面亦在日本表現成更適合的交易物件。

1633年9月一份寄給荷屬東印度總督布勞威爾的信中記載公司營運的重要原則：

“最好的辦法，就是透過服從這些亞洲國家的律法而免於訴諸武力，至少我們可以承受這些律法和傳統中，獲取利潤和繼續營商。”

荷蘭為了方便交易，透過承認外國的法律體系和文化傳統，在交易時大多接受各國要求。相比起葡萄牙人一手交貨一手傳教，荷蘭人的交易模式明顯對本土社會造成較少破壞力。荷葡商人各自的差異源自宗教分歧，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著重傳教，所謂“商教合一”不過是為建立天主國度的手段。而荷蘭人所信奉基督新教（喀爾文教派）強調勞動的重要性，甚而異化成個人獲利等同榮耀上主的道德標準。雙方的宗教取向構成了他們各自對經濟和信仰的取態。

所以對幕府來說，看重賺錢謀利的荷蘭人遠比處處傳道的葡萄牙人來得安全。荷蘭人透過正式往來和私人書信幕府建立良好關係，例如在1609年受到幕府高規格的待遇後，每年荷蘭人都會受邀到江戶進行“宮廷之旅”。而在《異國日記抄》中記錄的書信中，日本幕府對荷蘭人表達親密善意，稱呼雙方為朋友。

整體來說，幕府對荷蘭人的態度日漸暖化，而1609年開設的荷蘭商館更是雙方關係常態化的象徵。一切的一切都反映日本出有意識地傾向荷蘭人，尋找替代葡萄牙的可能性。

荷蘭人日後的貿易方式基本上被日方壟斷，圖為川原慶賀的《蘭船入港圖》，描繪在出島居住生活的荷蘭人。

伍▌鎖國時刻：1640年的出島，揚棄葡萄牙，迎接荷蘭和鎖國的降臨

出島

平戶荷蘭商館的建立，體現江戶中央集權的兩個層次：第一，日本重奪商品控制權，有力主導外華人的買賣；第二，荷蘭在平戶的建設受到幕府多次限制，證明日方重握文化話語權。

就商品控制而論，絲割符制度本身就是日方透過集體操作去制衡價格浮動，而荷葡商人只能經絲割符商人的中介服務出售商品。設立平戶商館時包含了戰略考量，幕府政府定期向平戶輸出各種產物，並希望透過荷蘭進一步開拓火器、彈藥、食材等國際市場。所以，荷蘭人的來訪以及一連串對日外交行動，都是幕府有意為之的外交策略，而荷蘭人日後的貿易方式基本上被日方壟斷。

客觀來說，日本對各國商人都採取相同的交易限制策略，唯獨荷蘭人最能理解箇中手段。

客觀來說，日本對各國商人都採取相同的交易限制策略，如葡萄牙人和英華人同樣面對絲割符制度。然而，在利益計算和貿易衝突中，葡萄牙人的先天文化不容，持續刺激幕府令雙方關係惡化；而英華人在1623年受不了營運虧損而突然中斷貿易。唯獨荷蘭人，在1623年的平戶商館一路走來，多次退讓和承認幕府的無上權威，成功建立雙方互信的基礎。正因德川政權獲得荷蘭這個新朋友，代表中央集權的鎖國令才得以面世。

鎖國正如傳統史觀描述，是由於幕府受到持續的文化矛盾，從而被激化出封關思想。但實際上，日本政府並沒有為文化而放棄經濟合作，如果沒有跨國商貿，其實對全國的經濟傷害遠超地區騷亂。1637年的島原之亂固然是鎖國的助燃劑，更大程度是幕府在1633年鞏固了荷蘭人的關係，並在設立平戶會館之時把握集權機會。

江戶城，即幕府所在地

其後1639年和1640年的日荷事件中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謙卑態度，令幕府終於知道它的權力拼圖已經完成最後一步。於是用鎖國向天下宣佈權力重新歸一，江戶變成控制商貿、文化、海權等的全方位政權核心。透過1628年的濱田彌兵衛事件、1633年的日荷回暖，以及1640前後的日荷衝突，荷蘭進入幕府的統治思想，化成日本集權化的最終一步。

在荷蘭得到臺灣之前，日本早有和原住民和漢人進行走私的記錄。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有臺灣後開始向日商收稅，但由於荷商在日本有免稅待遇，於是日本商人拒絕向荷蘭交稅。

1628年濱田彌兵衛來臺，被荷蘭長官彼得·奴易茲登船沒收武器。濱田彌兵衛在監禁期間綁架奴易茲及其家人。

1628年濱田彌兵衛來臺，被臺灣荷蘭長官彼得·奴易茲得悉持有大量兵炮，因此登船沒收武器。濱田彌兵衛在監禁期間帶來數十名日本人，綁架奴易茲及其家人，原本日方承諾會釋放奴易茲，但其後違反承諾，監禁荷蘭人並關閉平戶商館，最後到1633年才重新建立關係，史稱“濱田彌兵衛事件”，日本稱之為“大員事件”。這件意外無疑打擊荷蘭東印度公司營運。無可否認，幕府再一次彰顯它在海權上的控制和影響，而荷蘭在和談中得不到好處，最後公司理事會得出以下結論：

“公司的人員必須謙卑、虛心、有禮貌和友善，並對日本人非常親切，最後我們會獲取他們的信心。虛心就是要謹慎的言行和處事態度；謙卑是提醒我們不同用高傲的心態挑戰這個國家，反而要時刻保持卑微；服從是順服他們的律法，也不用顯得懦弱遷就，或用零碎的方法維護公司利益。”

荷蘭公司態度的轉變如同布勞威爾的信一樣，不惜放棄自身尊嚴和地位去謀求利益。縱觀各歐洲商業國，日本始終認為荷蘭的態度最務實，於是決定再向荷蘭開港。而1640年前後的事件可謂荷蘭公司在日本的最後試煉。

1637年爆發島原之亂，幕府隨即要求荷蘭人協助攻城。圖為島原陣圖屏風戰鬥圖。

1637年爆發的島原之亂，幕府隨即要求荷蘭人協助攻城。荷蘭人多番在幕府身邊表達自己和葡萄牙人之分別，並宣稱自己同樣深受其宗教衝突之害。1639年日本驅除葡人出境和要求荷蘭人的平戶商館搬遷到長崎出島上，荷蘭人當然非常樂意跟從。當母公司發信詢問平戶館長，是否需要荷蘭省長親自委派一名大使協助日荷之間的貿易，館長有以下的記錄：

1640年幕府下令平戶往長崎搬遷，卻發現荷蘭人在新蓋的房子上刻有公元A.D. 1639的字眼。這對幕府來說是大不敬之罪，而將軍下令要拆除建築物的時候，館長立即跟隨政府要求並說：

“皇上要求我們做什麼，我們都會立即執行。”

聽到這句話，負責拆除工程的官員頓時鬆一口氣。

日本明確能分別荷蘭和其他信奉天主教國家的差異，而荷蘭亦恰到好處地符合幕府的要求。因此，1641年荷蘭正式接替葡萄牙人成為江戶唯一歐洲出口商，同時1641年的鎖國終於完成。

當時德川幕府完成權力洗牌，把對經濟和文化的掌控權從葡萄牙手中收回，再透過操控荷蘭確保海外交易繼續流通。朱印船制度，對外來宗教的包容，對海外移民等政策，根底裡都是確保日本享有外來資源，而在肯定日荷關係之時，上述政策逐漸透過鎖國令消除。原因無他，正是國家重整權勢後，能重新集中經濟權於幕府手中。

日本能明確分別荷蘭和其他信奉天主教國家的差異，而荷蘭恰到好處地符合幕府要求。 圖為《阿蘭陀人饗宴図》

陸▌幕府鎖國：選擇荷蘭的國際考量，國際情報系統萌芽，啟發日本海軍的常態發展

朝貢體系下，明朝作為天朝大國立於國際秩序中心，其餘國家皆位列之下。但是，當時日本和明朝交惡後並沒有積極來往，雙方反而透過禁海令和限制人民自由出入，釐定各自的界限。

日本的鎖國令事實上不斷呼應中國的禁海令，確立在海權運用上的自主性。派遣使節、流放人民都是穩固海權和人口流動的重要基石，而情報流通和海防外交更是最重要的一環。荷蘭人的出現，正好滿足這兩個要求，令日本鎖國不是徒具形式的禁海，而是一個國家真真正正對海洋的控制。

在情報流通方面，除了日本持續吸收外國經驗，設立以研究荷蘭學說的“蘭學”外；《唐船風說書》和《荷蘭風說書》等報告記錄，成為外來情報的重要來源。幕府要求每一艘進港船提供海外情報並將之有系統地記錄下來。比如松方冬子研究荷蘭風說書如何令幕府得悉臺灣鄭氏政權的瓦解；而在《和蘭風說書整合》中甚至有著荷蘭在80年戰爭的戰果記錄。幕府在一份份風說書之中梳理出遠洋事務的輪廓，而國際情報系統亦從中萌芽。

出島在1641年後，被荷蘭人多番改造後成為長崎防線的要塞，伸延幕府在九州的海洋防務。

幕府驅逐葡萄牙人後，意識到海防裝置的貧乏。因此幕府對出島進行軍事化，而荷蘭人慢慢養成儲存軍備的習慣去滿足將軍要求。從購買火器和設立兵庫，到火藥的研發和長期駐軍，荷蘭人令出島成為日本最歐化的海岸防衛中心，這些努力最後啟發了日本海軍的常態發展。

總結鎖國對日本現代化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鎖國是重整國內商業實力分佈，從“大名—葡萄牙人”置換成“幕府—荷蘭人”。當經濟實力回到將軍手中，德川政權才正式在日本全國建立起來。大名同時因葡萄牙人離去而經濟日漸消沉，無力動搖中央的威信。

第二，文化交流被重新收納在官學之中，以往西方文化以天主教形式進入日本社會，難以控制之餘又容易燃起社會火頭。島原之亂和以前一系列宗教衝突，不斷提醒幕府要處理文化不容這一個燙手山芋。江戶巧妙地透過外交力量軟化荷蘭，成功轉化為一個專精交易、不傳教的文化夥伴。

圖為慕末時期的長崎。

最後，鎖國使幕府樹立現代國家的雛形，在人口流動、航運、船業定下涇渭分明的律令體制；在情報交換和海洋防務上領先鄰近國家。如果沒有高度集中的鎖國令，幕府亦無法如此高效地形成對海洋事務的唯一控制。因為有荷蘭人，日本幕府才有機會進行鎖國，而鎖國再不是消極避世的態度，卻是積極入世的國家想像。

德川時代是刻意在亞洲朝貢體制下和受到附近國家的禁海傳統刺激，自行選擇鎖國作為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綱領。重新認識鎖國思想，不再停留在國家內亂層面，而忘記背後國際政經角力的脈絡。回望風風火火的17世紀，就能發現日本面對多國的經濟戰爭、明清交替、國內準備邁向一統等內憂外患。幕府的外交智慧，幻化荷蘭人為鎖國的最後拼圖，築起領先鄰國同濟的國際商貿視野。

沒有海洋外交的智慧，只會慢慢被他國的海潮淹沒，失卻發展國家的良好時機。日本400年前的外交謹慎提醒我們，誰成功操控海洋，誰就能進一步發展國家主權和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