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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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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雁小驢
面對太平天國,只有極少數清朝官員寧死不屈,大多數還是能屈能伸的。
咸豐五年十月,石達開經略江西開始,用王安定在《湘軍記》中的話評價接下來的戰果,那是“江西八府五十餘縣皆陷,存者惟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
到了明年二月,正在石達開連連攻破江西各州府,勢如破竹之際,湘軍名將劉長佑率領2000多楚勇自湖南醴陵進至江西袁州府萍鄉縣黃花渡,開始了湖南援救江西的軍事行動。
按說,兩千多人就敢往石達開勢力正熾的江西蹦躂,劉長佑分分鐘要變劉短佑了。然而,百度一下可知,劉長佑活到了光緒十三年。光緒十三年?常凱申都離開孃胎了。可見劉長佑不僅沒有變成劉短佑,還發展成為了劉長長長長長長長佑。
那麼,劉長佑為何沒有變成劉短佑呢?
那是因為江西境內遊蕩著大大小小的清妖游擊隊。
我們知道,石達開攻打江西各州府,除了吉安,都是在一天之內就拿下了府城。在清朝,州府和縣城一般都建有城牆,官衙就設在城內。當石達開大軍壓境,擺在清朝地方官面前的有兩個選擇
A寧死不屈,與城池共存亡
B腳底抹油,棄城而逃
咸豐自然希望每一個清朝守土官都選A。如果城破,文官要身穿清朝官服端坐大堂,大罵長毛十八代祖宗,被罵急了眼的太平軍活活砍死;武官要與敵人巷戰,手刃數位長毛後,被殺急了眼的太平軍活活砍死。
然而,誰的命也不是大風颳來的,大部分守土官的選擇都是B。於是,石達開大軍順順利利進城,接管一切。
那麼,逃走之後的清朝官員命運如何呢?
本來,按照大清律“主將不固守”一條,丟城棄地的守土官,為首問斬監候,從犯流配。然而,在咸豐年間,面對長毛大軍,官員們心裡想當大清的萬古忠臣,但管不住下半身的兩條腿,它們就是想跑啊!
跑的人多了,咸豐除了吹鬍子瞪眼,抓幾個倒黴鬼殺雞儆猴外,只能接受了現實。
其實,咸豐完全不用傷心。守土官們的逃走,雖然不利於宣傳忠君愛國,但對大清國來說,其實是一件好事。
你想,在清朝,哪怕當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也是威風八面,財源滾滾。而一個人若是爬上官位,都是下了天大本錢的。所以棄城而逃後,守土官們第一不想歸隱田園粗茶淡飯,第二不想投靠長毛和泥腿子們兄弟相稱,他們巴心巴肝想的是奪回失去的一切。
於是,守土官們紛紛轉行,幹起了游擊隊。
那麼,這些清妖游擊隊平時的工作內容是什麼呢?
答曰:收集潰散的清軍兵勇,發動當地群眾反對太平天國,到鄰省搬救兵,記變天賬,等候皇帝派援軍,然後共同反攻江西。
就這樣,在石達開的江西,一支又一支的清妖游擊隊應運而生。大家跟我唱:
我們都是神槍手,
一百發子彈消滅一個長毛。
我們都是飛行軍,
哪怕廬山高贛江深。
在密密的樹林裡,
到處都安排清妖們的宿營地。
在高高的山崗上,
有咸豐無數的好小弟。
沒有吃,沒有穿,
長毛不給我們送上前。
沒有槍,沒有炮,
長毛不給我們造。
我們生長在這裡,
每一寸土地都不是我們清妖的。
石達開已經搶佔去,
我們就和他逃到底。
眾所周知,游擊戰的十六字方針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大清國的游擊隊只學了頭四個字,不過,也足夠他們在石達開的“淫威”下保住小命了。
就這樣,劉長佑一入江西省袁州府,清妖游擊隊立馬找他接頭。接頭後,他們給劉長佑帶路。劉長佑駐紮在黃花渡,想要進軍江西腹地,需要先過河。於是,游擊隊派出人員,給劉長佑搭浮橋。過了河,游擊隊則跟在劉長佑的屁股後面,準備在劉長佑和太平軍交戰時,當義務拉拉隊。
讓我們看一看這支游擊隊的主要領導人:袁州知府紹德、萍鄉縣知縣萬清、宜春縣知縣錫容、協副將蔣益輝。
我去,大清帝國江西省袁州府的領導班子幾乎完整的儲存著。
事實上,清朝官員堅守城池的,都是少數中的少數,他們之所以廣為人知,給大眾一種寧死不屈的錯覺,不過是出自清帝國輿論機器的大力宣傳。而棄城而逃,再組建游擊隊才是清朝廣大官員面對太平天國時正確的開啟方式。
一般來說,幹游擊隊的清妖,結局都不壞。
首先,太平軍大軍壓境,守土官立馬望風而逃。切記,一定要快。如果在太平軍到來之前沒跑掉,可就要寧死不屈了。隨後,守土官們的上司,地方督撫就會向皇帝上報城池陷落的訊息。俗話說,官官相護,在奏報中,督撫會竭力為守土官說好話。總之,守土官都不是主動跑的,他們原本是要殺身成仁,和城池共存亡,但架不住手下人不幹,把他們硬扛了出來。當然,要保住逃走的守土官,光說這些是不夠的。督撫會在奏報的最後強調,守土官雖然苟活,但都已經在敵佔區開闢了反太平天國的第二戰場,組建起游擊隊和長毛周旋。
我們知道,根據大清律“主將不固守”之條,棄城而逃者,為首的要斬監候,從犯要流配,但面對太平天國,跑的人已經多到了法不責眾的地步。於是,看到督撫的奏報,皇帝一般會下一道聖旨把守土官們革職,允許他們在當地戴罪立功。不久,援軍開到,守土官又會被皇帝發往軍前效力。
其實,不用他說,人家都是這麼幹的。
一旦援軍收復了城池,守土官的苦日子也就熬出了頭。
地方督撫會在第一時間把收復城池的好訊息報告給皇帝,除了大吹特吹援軍的英武善戰外,他們也不忘告訴皇帝守土官們在當地如何大力配合援軍,軍功章上,也有他們的汗水和淚水。接下去,督撫們就會強調,收復城池,只是第一步,後續工作還有一大堆,比如軍隊的後勤,收復後的重建,難民的安置等等等等。所有這些工作,都需要一個有力的地方政權處理。所以,皇上,你就把革職的守土官官復原職吧!
一般來說,看到這裡,皇帝都會咬著後槽牙准奏。是啊,都秋後算賬抓京城斬監候,誰給我大清幹活啊?
後來,膽大包天的守土官與督撫更加勾搭到了一條褲腿裡面,他們往往等到清軍收復城池後,再馬後炮告訴皇帝,這座城池曾經被長毛攻陷過,而守土官在此期間,一直作為大清國的好臣子為皇帝打游擊。這麼一來,連中間擼官的過程都省略掉了。
清朝以儒家治國,而儒家精神的精髓之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多數人處在守土官的位置上,都會先保住自己的小命。於是,官場中人對棄城而逃的守土官們,也都有著理解之同情。當然,如果守土官們逃走後打游擊,他們更是會伸出大拇指,讚一聲:“能屈能伸大丈夫!”
不過,上面這些,都是督撫以下的地方官。到了封疆大吏的級別,你的位置擺在那兒,如果不堅守,卻要棄城而逃打游擊,清廷可是真打算要你命的。
所以,面對太平軍,封疆大吏們往往陷入了一個困境,那就是守城吧,城破後會被太平軍殺死,棄城而逃吧,又會被清廷追究責任斬監候。
一、內鬥大法
1853年,太平天國沿著長江直下,準備進軍南京。當時,南京城中有兩位封疆大吏,兩江總督陸建瀛和江蘇巡撫楊文定。
面對即將到來的太平軍,楊文定心裡怕啊!他不想守著南京寧死不屈,但身為巡撫,怎麼跑呢?
想來想去,他心生一計。
大敵當前,督撫自然會時不時碰個頭,共商大計。結果,陸建瀛一開口,楊文定就和他唱對臺戲。總之,只要陸建瀛擁護的,楊文定就反對,只要陸建瀛反對的,楊文定就擁護。
話說,在道光年間,陸建瀛曾經與林則徐齊名。他那張嘴,鋒利的賽過瑞士軍刀。所以楊文定一旦啟動嘴炮模式,立馬被陸建瀛懟得體無完膚。
楊文定假意惱羞成怒,他當眾宣佈,陸建瀛這個人,無法與之共事。從今以後,我楊文定拒絕和陸建瀛共處一個南京。然後,他怒氣衝衝的回到巡撫衙門,迅速收拾金銀細軟,逃離了即將被太平軍包圍的南京。
當然,楊文定這麼幹,是有極大風險的。
南京被太平軍佔領後,咸豐下旨,把楊文定抓到北京,問了斬監候。
然而,大清國的斬監候,就相當於現在的死緩。經過幾堂會審,官官又開始相護。楊文定被免於處死,發往軍臺效力。
二、磨蹭大法
文俊是鑲紅旗滿人,咸豐五年間,他是湖北的布政使。文俊當上封疆大吏,要感謝一個人,誰呢?
曾國藩!
咸豐四年,曾國藩率湘軍東征,他從湖南出發,一路勢如破竹。誰知打到江西的九江湖口,被太平軍殺了個大敗,險些跳水而亡。自此,曾國藩便留在了江西,對付九江湖口一帶的太平軍。不久,曾國藩與江西巡撫陳啟邁不合,便向咸豐奏了一本,歷數陳啟邁罪狀一二三四。咸豐看了大怒,立馬摘了陳啟邁頭上的巡撫烏紗。
按說,擼了陳啟邁的官兒,就讓曾國藩頂上去得了。曾國藩也願意當。然而,咸豐無視曾國藩跳著腳高喊“給我,給我”,而把江西巡撫的官印象拋繡球一樣,拋到了文俊的懷裡。
在和平年代,如果一個人能當上巡撫,那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但面對太平天國,這餡餅掉在頭上,可是要砸死人的。
想當的不給當,不想當的非得頂上。文俊欲哭無淚,他無論如何不想去江西當這個責任重大的封疆大吏。萬般無奈之下,文俊啟動了磨蹭大法。
我們看一看時間:
咸豐五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參劾陳啟邁。
20天后,中樞下達罷黜陳啟邁和委任文俊的聖旨。
那麼,文俊是什麼時候從鄰省湖北到達江西的呢?
答曰:同年的十二月十六日。
約摸五個月啊!就算騎烏龜,也能從湖北至江西爬上幾個來回了。
原來,文俊接到咸豐的委任狀後,竟然神奇地先去陝西逛了一圈。拿來中國地圖,以湖北為座標,陝西在北,江西在南,文俊教科書般地詮釋了南轅北轍這個成語。
俗話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文俊接到聖旨時,江西境內只有九江府一帶有太平軍。結果,文俊磨蹭來,磨蹭去,氣炸了肺的咸豐不得不下了一道口氣嚴厲的聖旨,命文俊火速去江西,不得拖延。文俊只得硬著頭皮上任,結果,正好趕上了石達開經略江西。
所以說,磨蹭大法如揚湯止沸,也不算什麼好辦法。下面,我們就看一看最好的逃生之計:
三、決一死戰大法
咸豐四年,太平軍二打武昌,很快就要兵臨城下。當時,湖北巡撫是崇綸。作為封疆大吏,自然對省會武昌負有守土之責。
於是,湖北巡撫崇綸召集大小官僚齊聚一堂,他大義凜然的宣佈:俗話說,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如今,考驗我們的時刻到了。與其在城內固守待援,不如大家一齊出城,和長毛決一死戰。生也罷,死也罷,轟轟烈烈,方不負大清國的千古忠臣。
崇綸的宣言獲得了熱烈的掌聲,官員們的眼眶中閃爍著晶瑩的淚花。他們集體被崇綸感動到了:多麼聰明,多麼善解人意,崇綸怎麼能想得出這麼好的法子?以與長毛決一死戰的名義出城,再逃之夭夭。這才是既當了失足婦女,又立了又高又大的牌坊呢!
當然,崇綸的逃生妙計因為種種原因並未付諸實施,但不能不說,這個辦法相當富有創意。
不過,從崇綸的脫身之計引申開去,就會發現清朝官吏寧死不屈的守城史中,有很多耐人尋味的段落。
比如,主持守城的封疆大吏們,往往不懂最粗淺的軍事常識。
守城,不是把城門一關,就萬事大吉的,而是要在城外紮上幾個營盤。這樣,不但能與城池互成犄角,一旦援軍來到,還能在第一時間互通訊息。
咱們拿常大淳舉個例子:
咸豐二年末,面對太平天國,身為封疆大吏的常大淳主持守衛武昌。太平軍未到之前,他原可在城外從容佈置兵力。誰知,常大淳卻把所有清軍都調入了城內。
太平軍攻打武昌後,又有清軍多次請纓,有要求出城破壞太平軍浮橋的,有要求出城偷襲太平軍營盤的。對於這些忠於大清國的行動,常大淳統統不準。最終,武昌被太平軍攻下。
盤點因守城而死的封疆大吏,很多人的選擇都與常大淳一樣。
是他們不懂軍事嗎?
事實上,這些人也許不懂軍事,卻深諳人性。如果真在城外佈置兵力,真把請戰計程車兵放出城會怎麼樣?
他們真會起到預期的效果嗎?他們會不會象崇綸一樣,嘴上說的好聽,卻趁機逃走呢?如果那樣,城內必然人心不穩,城池也就更加難以堅守。
所以,乾脆關上城門,即使死,也要死在一起。
這麼一分析,大家也明白了吧?面對太平天國,寧死不屈的都是少數中的少數。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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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鄭州第二大閒人
面對天平天國為何有的官員寧死不屈?
首先看下有哪些清政府官員與太平天國作戰作戰中戰死
1 王錦繡 行伍 湖北鄖陽鎮總兵 戰死
2 常 祿 富察氏,滿洲鑲白旗人 河北鎮總兵 戰死
3 恩 長 赫舍里氏,滿洲鑲紅旗人 安徽壽春鎮總兵 戰死
4 陳勝元 行伍 江南福山鎮總兵 戰死
5 長 瑞 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 直隸天津鎮總兵 戰死
6 長 壽 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 甘肅涼州鎮總兵 戰死 長瑞之弟
7 董光甲 嘉慶武進士 河南河北鎮總兵 戰死
8 邵鶴齡 湖北鄖陽鎮總兵 戰死
9 石玉龍 代總兵 戰死
10 文 瑞 克什克特恩氏,蒙古鑲藍旗人 浙江處州鎮總兵 戰死
11 魯佔鰲 行伍 四川建昌鎮總兵 戰死
12 劉季三 武舉人 直隸通永鎮總兵 戰死
13 雙 來 漢軍正白旗人 甘肅肅州鎮總兵 戰死
14 瞿騰龍 行伍 湖北鄖陽鎮總兵 戰死
15 王國才 武舉人 貴州安義鎮總兵 戰死
16 虎坤元 直隸通永鎮總兵 戰死 湖北宜昌鎮總兵虎嵩林之子
17 戴文英 行伍 直隸通永鎮總兵 戰死
18 江福山 記名總兵 戰死
19 程學啟 江西南贛鎮總兵加提督銜 戰死
20 何安泰 記名總兵加提督銜 戰死
21 滕家勝 行伍 山東徐州鎮總兵 戰死
22 陳輝龍 登州鎮總兵 戰死
23 馬濟美 九江鎮總兵 戰死
24 劉芳貴 總兵 戰死
25 福 誠 滿洲旗人 陝西西安鎮總兵 戰死 26 玉 珊 滿洲旗人 壽春鎮總兵 戰死
27 裕 寬 金陵總兵 戰死
28 熊天喜 壽春鎮總兵 戰死
29 王鵬飛 福山鎮總兵 正法
30 劉玉柱 總兵 戰死
31 吳守仁 總兵 戰死
32 郝光甲 道光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武狀元 陝安鎮總兵 戰死
33 黃 靖 陝西延綏鎮總兵 戰死
34 李嘉萬 總兵 戰死
35 邱聯恩 南陽鎮總兵 戰死 浙江提督邱良功之子
當然了,這只是部分,有很多很多的官員還沒有寫出來,為什麼大家寧願戰死也不願意投降呢?
古代,正統的思想還是比較濃的,雖然清朝是滿族,但在忠君愛國和儒家思想這一角度上看,就淡化了民族不同。
更加重要的,還是太平天國這種宗 教 形 式 的起義,被傳統計程車大夫階層不接受。儒家:子不語怪力亂神,是十分討厭這種宗 教 形 式的起義,不管是拜上帝會,還是傳統的白蓮教,都無法得到士大夫、地主階級的認同。
為什麼漢人官員比如曾國藩一流為什麼不幫助太平天國滅清呢?
1、文化與信仰 雖然太平天國是漢人建立的政權,但是天平天國卻不擁護漢人為文化和制度,而是創立了“拜上帝教”,自稱是上帝的二兒子,竟然弄了一套洋不洋、中不中的東西,將中國傳統文化拋在腦後,既不推崇儒家學術,也不推崇其他的中國傳統文化學說,而且在天京城內拆孔廟、岳飛廟、關帝廟,砸佛像,孔子像、關公像。他們將這些稱為閻羅妖。天京城內,多處漢文化古蹟都被拆毀,而且還焚燒儒家典籍,開科舉也是考的拜上帝教的內容,以使當時的漢人皆無法接受,將其斥為異端,雖然是漢人政權,卻讓當時正統的漢人儒家子弟感到害怕。
2、殘忍 雖然說太平天國是漢人政權,但是卻相比之清朝更加殘忍,每到一地,都將當地的人全部聚集起來用“拜上帝教”的學說進行洗腦,並且凡是不願意加入的都要斬首,而且還太平天國還實行財產公有的所謂“聖庫”制,個人沒有私有財產,房子被沒收了,金錢也被沒收了,這些人也只能跟著太平天國走,比如太平軍第一次佔領武漢時不過萬人左右,離開武漢竟然已達10餘萬人,而且還都是拖兒帶女的,這些人作戰必然英勇,但是所過之地的百姓卻對其非常害怕。
當然也有投降太平軍的官員,廬州知府胡元煒就是一個例外。
1854年1月14日,胡元煒開啟城門,太平軍長驅直入,奪取廬州城(今安徽合肥)。安徽巡撫江忠源自盡,布政使劉裕珍、池州知府陳源兗、同知鄒漢勳、鬍子雝等人一同戰死,胡元煒投降。 胡元煒後跟隨太平軍進攻安慶並長期留在安慶城中,清軍攻克安慶後,胡元煒以叛國罪被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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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兒童繪本小書蟲
這個不是清朝的時候就有的呀,寧死不屈是一種個人的行為,或者說是個人的品格,放在哪一個朝代都會有這樣的人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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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問題,我曾經寫過一篇論文《清吏殉節議》詳細論述過,事實上清朝不僅在太平天國時代,而且在絕大多數戰爭場合,都產生了遠較其它朝代多得多的殉節官員,這當然是有制度上原因的,不怕長就看下去。哦,這篇論文曾被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生馬光先生在十多年前引述用於自己的畢業論文。
清吏殉節議
中國傳統史書,對“殉節”這種所謂純忠的行為,總是毫無例外地加以大書特書的。然而自三代至明,殉節的官吏總是極少數,如極重“春秋筆法”的歐陽修編《新五代史》,遍傳五代十國(實則不止十國)人物,不下數百人,而《死節傳》只收王彥章、裴約、劉仁瞻3人,加上《死事傳》中張源德、夏魯奇等11人,不過14人而已,當時是無一月不戰的亂世,失城破軍,在在有之,而殉節者不過寥寥幾人(裴約只是低階軍官,足見能表彰的,歐陽氏已經竭力表彰了),足見千古艱難惟一死,城破殉節,在歷代都是難得的事情。
而清代卻不然,從清初的孔有德、黃梧等輩,到清代中葉的沈齊義、陳枚、佛住等,再到晚清的陳連升、關天培、裕謙、海齡、曹燮培、江忠源、瑞昌、裕祿等等,簡直舉不勝舉,《清史稿》中所載被陷城池,其守城文武主官除戰死者外,自殺殉節者是絕大多數,被俘和逃生的反倒是極少數。這不能不說是中外歷史上的一樁奇事。
是清代吏治優良,官員重乎廉恥到了不計生死的地步嗎?
清代吏治的確並非像過去某些人認為的那樣敗壞不堪,其運轉和效能,在封建社會中應該是較為正常和良性的,但這並不足以解釋為何有如此多的官吏殉節,從這長長的名單上看,既有孔有德、裕謙、蔣文慶、祥厚這樣的王公貴族、封疆大吏,也有沈齊義、溫紹原、袁祖德這樣的州縣小官;既有文臣,也有武將;既有官聲素清的江忠源、王有齡和名望卓著的關天培、裕謙,也有聲名不佳的裕祿、經濟問題尚未查清的陳枚、素以酷吏著稱的海齡這樣的人物,且清代吏治,漸趨敗壞,文官聚斂搜刮,武臣吃空額自肥等,都是時人並不諱言的公開的弊端,那麼,何以這些素質不同、背景不同、賢愚不同的大小文武官員們,在大難臨頭時一反常態地紛紛自殺殉職呢?
是制度。
清制,守將失城寨者斬,這樣的軍紀在先秦本已形成,如秦律中的什一連坐之律等,但一來有納粟贖死等款,二來隨著軍功授爵制的衰落,此項軍紀雖歷代都屢被提起,卻往往成為非常時刻整肅軍紀,振奮士氣的措施,而越來越不作為常典,失城往往和野戰失敗一樣,被依據戰場表現和對戰局影響的大小,給予輕重不等的處罰,處於死刑的是極少數。
而清代則不然,不但武將失防要處斬,上至總督、巡撫、下至州縣主官,失防都有被處死的危險。因為清代的總督巡撫雖是文臣,卻都兼任軍職(總督例兼兵部尚書銜,巡撫例兼兵部侍郎銜),統有標兵(督標、撫標),對防地的軍事負有全責;而知府以下文員,雖無兵責,卻有守土之任,城破一樣也要受到軍律的懲處。
非但如此,正如乾隆帝給舒赫德的上諭(下旨處斬陣前失機的兗州鎮總兵惟一)中所指出的,戰死或者殉節的將吏,其家屬子孫會受到朝廷的從優撫卹,其本人也將獲得很高的身後殊榮;而一旦其失防逃跑,不但要明正典刑,不免於一死,而且家屬子孫都要受到牽連,奪恤斥革,乃至千夫所指。不但如此,由於理學的濃厚影響,上至朝廷,下至市井,社會輿論無不推崇節義而鄙薄棄逃,種種因素決定了,清代的城守主官在敵人破城時,生不如死,只有一死。
這項軍制對於主官要求十分嚴格,如督撫之於省城、鎮將之於汛地、州縣官之於屬城、八旗都統之於駐防城,因此我們在歷史記載中往往看到,在這些情況下,上述官員多數都戰死、或自殺於陣地、或朝服坐於公堂大罵等死,很少因戰敗逃生或被俘求生,像鴉片戰爭中廈門之戰的金門鎮總兵江繼芸,兵敗重傷,仍爬出工事投海;太平天國時安徽巡撫蔣文慶服毒不死,本已逃脫,仍掙扎投池自盡,而失地被俘的責任將吏則幾乎都被處死,如副將李金暘被李秀成俘獲,並未投降,獲釋後被就地正法;狼山鎮總兵王鵬飛棄守防地,被斬;商丘知縣宋錫慶在太平軍到來時藉故逃去,清廷下令緝捕,並嚴令俟捕得即於執獲所在就地正法,這項制度有時被執行到幾乎不近人情的地步,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東臨清清水教王倫起事,先陷壽張,後陷陽穀、堂邑,壽張遊擊趕福在壽張逾垣走,至陽穀招聚部屬家人拒戰,力盡頑強戰死,事後卻被言官彈劾為自棄汛地(他的汛地為壽張),幾乎被撤銷撫卹,家屬也險受牽連,幸後來上司官奏明,事發當日壽張並無一卒,無法迎戰,趕福赴陽穀系因為部下皆被派往陽穀,這才得到應有的撫卹。
至於非汛地的武將和兩司之類輔佐性質的文臣,本無必死之令。如鴉片戰爭的第一次舟山之戰,定海鎮總兵張朝發重傷退回鎮海,卻沒有被議處,即因定海鎮為水師,按規定不負守城責任;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陷蘇州,巡撫徐有壬自殺,但布政使薛煥等退往上海,浙江提督張玉良退回浙江,卻並未受到嚴懲,也因為兩司並非守土責任之官,而浙江提督無死守江蘇城池的義務。不過後來清方進一步加強了本已很嚴厲的軍律,對於本無守土之責而不能“死節”的官吏也處以重典,如被俘不降而釋回的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本無守杭州責任的已革總兵米興朝,都被奏明處斬。這本是“非常法外之典”,卻無疑使殉節之風更加甚囂塵上。
嚴厲的軍律軍紀使得有清一代殉節的文武如汗牛充棟,究竟應該如何評價這一政策呢?
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從嚴治軍,使得清代地方文武官員體系在大難到來之時不至於崩潰渙散,軍紀和道德輿論相結合的強大壓力迫使個人素質參差不齊的地方文武出於或公或私、或高尚或淺薄、或情願或被迫的目的和動機,以必死的決心頑抗到最後,無疑對於鞏固清朝的統治,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制度對於規範人的行為能起到巨大作用,在清廷的嚴刑峻法下,本來不可能以死盡職的某些官員也在客觀上做到了堅守崗位到最後,可見,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作好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筆者認為這一制度是完全合理的,更不意味著筆者讚賞殉節的行為。
但這一政策的消極面也不可忽視。
首先,清代駐防八旗以集中駐地為特色,而綠營兵則以很小的編制(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最多不過200人)分散於汛地,各防地的兵力都很單薄,清廷的上述軍制迫使許多小城鎮的文武在明明無力守禦的情況下迫於重典,不敢主動收縮兵力尋找有利戰機,也不敢冒著自己防地被佔的風險援救友鄰,而只能各自為戰,株守防地,如前面的趕福,明明無一兵可調,外出調兵再戰至死,仍受非議,而太平軍初起時的廣西武宣縣令劉作肅,縣城無防,守備無人,竟只備一繩,準備敵來上吊,這簡直是等死了。
其次,這樣的軍紀在實施中往往造成賞罰不公的現象,如鴉片戰爭中浙江提督餘步雲以失守寧波汛地被處死,本無可厚非,但責任遠較餘步雲重大的兩江總督牛鑑,卻因督署駐地江寧未陷,而從輕議處,很快起復並官至按查使銜。這樣的處置顯然失之公允。
這種失地者死的嚴律在政權穩固時對各級官吏能起到很大的約束作用,而當朝野對中央政府信心不足時則效力大減,清代文武逃亡投降者,多在清初及清末,蓋清初人心尚有念及明室者,故有姜瓖、李成棟、金聲桓、王得仁等的倒戈,而清末民軍蜂起,清廷搖搖欲墜,各級官吏有識者自不屑為其陪葬,復不懼其威刑,以其威刑不足以施於人也。甚至在吳三桂、洪秀全反清全盛時,也有少數官吏認為“天坼地裂”,改朝換代在即,出現瞭如投降吳三桂的雲南提督張國桂、貴州巡撫曹申吉,和投降太平軍的廬州知府胡元煒、仁和知縣袁忠清等沒有“死節”的文武官吏。
如此大比例大範圍的“殉節”,是在歷史特殊階段的特殊現象,分析這一現象,可以對更加翔實地辨析清代政治軍事方面的某些問題,提供必要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