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兩人都認為英格蘭的歷史軌跡與眾不同，而且都將它追溯到了“日耳曼森林”。事實上，日耳曼各部落在羅馬帝國衰亡之後的二百年間征服了西歐的所有國家。然而時隔一千年後，歐洲的不同地區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終局。

羅馬人的政治體系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中央化體系，它在羅馬帝國後期無可避免地表現為一種中央集權獨裁政體。日耳曼人卻在征伐的過程中，實行一種鬆散的聯盟制度或“封建”制度，上等階層和下等階層之間保持一種契約關係，後者宣誓效忠於前者和支援前者，以換取前者的保護和土地。權力呈分散狀態，並由下級代理。

公元7—9 世紀，英格蘭的幾個較大的王國吸納了這種政治體系。9 世紀後半葉，阿爾弗雷德大王將全英格蘭統一在惟一的統治權威之下，形成一種契約性質的王權，然而也是一種強有力的王權。公元10 世紀，在摻入了一定的維京影響的情況下，英格蘭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富裕的、一體化的民族，自有其獨特的法律體系、政治體系和社會體系。在英格蘭皈依基督教之前，英格蘭的政治體系業已形成，因此，在凱爾特傳教士和其他傳教士將這種新信仰引進英格蘭之後，基督教會雖然發展得與王權平起平坐，但是未能與王權徹底融為一體。所以英格蘭當時已然存在多股對抗勢力：強大的君王、強大的教會、新興的商人、農業共同體、強大的貴族。其中沒有任何一股勢力取得支配性地位。

英格蘭曾有一度不算孤案。西北歐許多地區有過類似模式，例如我們很難將諾曼人，即第二代維京人，與他們在英格蘭征服的人民區別開來。蘇格蘭南部許多地區也和英格蘭大同小異，法國、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許多地區也如此。如果我們在11 世紀末周遊歐洲列國，我們也許詫異於它的整齊劃一。

然而從12 世紀開始，英格蘭與Continental大部分地區之間發生了一次大分流，在英格蘭，前文描述的所有特點不僅延續下來，而且有增無已：反城市主義，商貿天賦，共同體的缺位，法官和陪審團的共同審理制度，普通法的非成文法性質，法律意義上的不同身份群體的缺位，教會與君王之間的張力，核心家庭體系——以夫妻關係為核心、婦女相對平等、子女沒有天生繼承權；所有這些表徵都在持續和鞏固。

我們也許以為，隨著以契約為基礎的封建制度的發展，上述模式一定會在全歐洲堅持下去。不錯，它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堅持了一百年左右。11—12 世紀，歐洲迅速融合和成長，見證了生活各領域之間的分立、對立、建設性張力的發展過程。在此期間，第一批大學陸續創立，第一批主教大教堂相繼建成，本篤會和西多會欣欣向榮，古代學問借阿拉伯學者之力得以復興，城市和貿易迅猛發展，人口快速增長，風車、機械鐘錶等新技術大量湧現。整個歐洲看上去似乎正在走向我們所定義的“現代”。

然而，在接下來的13—18 世紀，幾乎所有的Continental國家都走上了另一個方向。這個話題太大，此處僅限於勾勒少數幾道風景。其一，國家和教會之間結下了盟約（pact），最生動的例證是十字軍聖戰、野蠻鎮壓阿比爾教派、成立宗教裁判所。在Continental大部分地區，教會和國家互相勾結，共同對付外仇（摩爾人、阿拉伯人）和內敵（異教徒、猶太人，以及後來的女巫）。時至18 世紀，Continental對各種背離行為的控制已經非常強硬。但是英格蘭沒有發生這種情況。

其二，各身份群體或各等級之間的法律區分越來越嚴格，越來越制度化。於是，Continental有了制度性的世襲貴族階層、受過良好教育的布林喬亞階層、專職的僧侶階層，以及人數眾多的農民階層。Continental農民以一種不見於英格蘭的方式擁有其土地，這意味著他們熱土難離，也意味著當他們需要更多土地時，他們只好為更大的土地持有者從事分益耕作。、

透過檢視Continental“接受”晚期查士丁尼羅馬法的過程， 我們可以大致看出Continental究竟發生了什麼：各種法律區別——階級的、性別的、家庭的、皇家至上的——得到凸顯；國王成為絕對君主；貴族階層成為高高在上的種姓；男人天生比女人優越；父親是子女的絕對統治者；城市和農村分離；宮廷和全國分離。

Continental在那幾個世紀經歷的是一個令人膽寒的、愈演愈烈的僵化過程。我們動輒將此歸罪於黑死病。雖然黑死病確實加劇了Continental的僵化傾向，但是黑死病可以發揮正反兩面的作用。在英國，黑死病提高了勞動價格，掃除了穡夫制。但是在Continental大部分地區，黑死病將農民更牢固地捆綁於土地，在東歐，黑死病甚至預示了那裡的人口再度淪為農奴。因此，Continental變成了一個廣袤的、以農民為基層的文明，知識分子和文盲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產生了不可逾越的鴻溝。

積重難返，及至15—16 世紀，周遊歐洲列國的旅行者不再覺得這片大陸像三百年前那樣整齊劃一。歐洲的沿海地帶，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荷蘭、葡萄牙和義大利，由於比較容易防禦侵略，故有較大的自由和歷史連貫性。但是中歐開闊的平原地區，如西班牙、法國和德國，卻深深地滑入了專制主義，五分之四的人口陷入了悲慘境地。英格蘭基本上避免了這些現象——儘管亨利八世曾企圖開創王權與教會之間的聯姻。14 世紀，英格蘭擁有法國的大部分領土，但是後來又收縮成一個邊陲小國，直到16 世紀末，才開始發展成一個侵略海外的龐然大物。 無論是15—16 世紀訪問英格蘭的早期Continental旅行者，還是訪問歐洲的英格蘭人，都在他們的記敘中嘖嘖稱奇，因為一條鴻溝似乎已將這個島國從歐洲分開。事實上，在16 世紀中葉，歐洲已截然分成兩個世界：一邊是英格蘭（以及蘇格蘭南部和威爾士部分地區），在一定程度上還可加上荷蘭部分地區、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義大利部分地區、葡萄牙部分地區；另一邊則是Continental其餘所有地區。 此時的英格蘭已是一個“現代”世界，也就是說，四個主要的領域已經分離並形成制度。正如亞當· 斯密發現的那樣，英格蘭有了一個自治的、制度性的經濟體系，伴隨著活躍的市場、大量的商貿活動、發達的製造業底盤、貨幣的廣泛使用、細緻的勞動分工。而且，英格蘭有了一個統一的、自治的、廣受尊重的法律體系。英格蘭也有了一個與其他領域分立的政治體系，其中包含一位受制於法律的君王、議會上下兩院、下放到地方的權力、有效而又比較公平合理的稅收制度。 兩所繁榮而自由的大學分別出現在牛津和劍橋（蘇格蘭建立了四所）。隨著衣食住行條件的迅速改善，全民的生活日益富足。階級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區分，人人都忙於攫取財富和攀爬社會地位。農村不僅普遍流行“城市”價值觀，包括對時間、金錢、身份的態度，而且住滿了既有教養又有錢的紳士以及“中等的”農人和匠人。 這是喬叟和莎士比亞相繼在14 和16 世紀描繪的世界，是弗朗西斯·培根在17 世紀初認為人類可以認知大自然潛在法則，從而控制大自然的世界，是英格蘭——實際上從17 世紀開始成為英國——不再謀求法國版圖，轉而探索美洲和東方，並透過在那裡進行外貿而贏利的世界。 18 世紀，這個島國的人民開創了世上第一個工業文明。這次事件，自定居式農業（settled agriculture）問世以來，是一個將要最深刻地改變人類歷史的事件。至於農業方面，他們也在開發一個全世界最高效的體系。英國在大步發展，行將於18 世紀末控制全球四分之一的疆域。在這兩三百年期間，英國呈現了許多獨特的表徵：科學逐步制度化；造船、玻璃、陶瓷、紡織等技術突飛猛進；人力能的早期替代品或補充物——風、水、牲畜、煤炭——長足發展；運河、公路以及後來的鐵路降低了交通成本；財富從海外源源流入英國，尤其得力於食糖、菸草和販奴的利潤。 18 世紀初，英格蘭不僅令外國訪客好奇，而且令他們震驚。他們從舊制度各國登上這個島國，不料發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與他們的出發地形同霄壤。在他們看來，這顯然是一個舉世無雙的“現代”國家，更有甚者，它彷彿掌握了一把特殊的成功寶匙，正在傳遞給它的殖民地和征服地。 英格蘭發生的情況有著顯而易見的例外性。在Continental國家以及世界各地，均無絲毫跡象表明它們當時也在發生同樣的“逃離”，事實上倒是在發生相反的事情。正面案例的惟一可能的候選者是荷蘭，然而荷蘭太小，太容易受陸鄰攻擊，太依賴商業而非製造業，最要命的是荷蘭缺煤。當時的荷蘭是一個高度商業性的帝國，類似於——雖然面積大於——威尼斯等義大利早期的成功國家。 在亞當· 斯密寫作並於1776 年發表他的偉大論文《國富論》時，一把連環鎖的所有零件都已在英格蘭就位。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解釋了是什麼原因導致人類到達了增長極限，也解釋了有哪些條件可讓我們從一個有限的世界壓榨出一點額外的財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地點就在亞當· 斯密的格拉斯哥大學，此刻詹姆斯· 瓦特正在該大學的一條走廊左近，研製他的雙冷凝器蒸汽機。這種蒸汽機不日將啟動煤炭中貯存了數千年的Sunny能量。英國的領先地位是如此遙不可及，以至於儘管當時人們已經瞭解上述技術，德國魯爾豐富的煤礦和鐵礦也隨時可以開採，卻仍需要兩代人的時間，歐洲其他國家才開始工業化，甚至還需要三代人的時間，歐洲以外的效法者——日本和北美——才發動它們各自的工業革命。現代世界從英格蘭向外蔓延的過程是一個複雜而有趣的故事。 曾經有一度，全世界海量發明中的大多數都是以個小小島國為漏斗而流傳下來的，然後又透過它的帝國，尤其是透過北美，傳播到了全球各地。作為一名英格蘭人，在這裡自我吹噓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留給一位西班牙學者，讓他去聲稱：“我們全都降生在一個英格蘭製造的世界；而我們的曾孫將在其中長大成人並進入耄耋之年的未來世界也仍將充滿英格蘭性，猶如希臘化世界（Hellenistic world）充滿希臘性——或者更好，充滿雅典性。” 有不少事物歷來被認為是英格蘭的“出口產品”，其中較重要的有工業革命、農業革命、民主政治正規化、英格蘭法律的多項原則、現代科學的多個側面、包括鐵路在內的多項技術。同樣重要的還有語言，帕克斯曼認為這是英格蘭人“最偉大的傳世遺產”，因為“它是技術、科學、旅行、國際政治的媒介。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郵件是用英文書寫的，全世界五分之四的計算機資料是用英語儲存的，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科學家使用英語……另據估計，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說一定程度的英語。”

或許也有人提出，英格蘭的諸種遊戲和運動——如前文所列——才是它最偉大的出口物；可能還有人主張，最了不起的應當是英格蘭的教育制度或文學。除此以外你還可能想到很多別的東西，英格蘭人發明了現代旅遊業。他們還建立了第一家現代豪華飯店（即薩沃依飯店[the Savoy]，裡面裝備著電燈、6 部電梯、70 個房間）。1820 年代， 查爾斯· 巴貝奇（Charles Babbage）製造了世界第一臺計算機。在黑斯廷斯的一間閣樓裡，蘇格蘭人約翰· 洛吉· 貝爾德（John Logie Baird）成為電視機的發明者之一。……三明治、聖誕賀卡、童子軍、郵票、現代保險業、偵探小說，也都是‘英格蘭製造’的產品。

或者，我們也可以和麥考萊一同憧憬，“我們的藝術、我們的道德、我們的文學和我們的法律構成的不朽帝國”將成為英格蘭留給世界的偉大遺產。最偉大的遺產也許並不寓於任何具體事物，而寓於生活各領域之間的關係。我相信，現代世界及其自由和種種裨益的來源，是生活各領域之間由於分離和平衡而產生的不息張力。英格蘭開風氣之先，成功地保持了國家需求、教會需求、家庭需求、經濟需求之間的恰到好處的平衡，使其中任何一種都無法凌駕於其他。這導致了個人的責任和自由，也導致了無休止的矛盾和混沌。因此，英格蘭的最偉大貢獻或許是向世人證明，混沌、混淆、矛盾和悖論應當受到歡迎。

史上的英格蘭人是幸運的，但是他們並不比我們英國的其餘人（從蘇格蘭——我的另一支祖先——的角度來說）更好，遑論全世界的其餘人。他們經常壓迫別人，雖然他們建造了一座通往現代世界的橋樑，但是他們的橋墩是蘇格蘭人、威爾士人、愛爾蘭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奴隸和勞工。然而話說回來，如果英格蘭不曾存在，如果英格蘭不曾將經濟、社會、政治和宗教分離開來，諸位將很難想像此刻我能在一臺精密的電腦上書寫，在劍橋沼地一座靜謐的花園裡安坐，而整個世界正在我的周圍營營擾擾，英格蘭的帝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正在它的一個前殖民地——埃及——施展一次強弩之末的影響。

英格蘭和英國或許已成既往，然而它們也是未來。中國、印度或其他新生的全球性“帝國”將更有力地接過“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只要這些國家能探知英格蘭道路的閫奧，瞭解它如何衝破一切樊籬，最終通向我們居住的現代世界。

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兩人都認為英格蘭的歷史軌跡與眾不同，而且都將它追溯到了“日耳曼森林”。事實上，日耳曼各部落在羅馬帝國衰亡之後的二百年間征服了西歐的所有國家。然而時隔一千年後，歐洲的不同地區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終局。

羅馬人的政治體系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中央化體系，它在羅馬帝國後期無可避免地表現為一種中央集權獨裁政體。日耳曼人卻在征伐的過程中，實行一種鬆散的聯盟制度或“封建”制度，上等階層和下等階層之間保持一種契約關係，後者宣誓效忠於前者和支援前者，以換取前者的保護和土地。權力呈分散狀態，並由下級代理。

公元7—9 世紀，英格蘭的幾個較大的王國吸納了這種政治體系。9 世紀後半葉，阿爾弗雷德大王將全英格蘭統一在惟一的統治權威之下，形成一種契約性質的王權，然而也是一種強有力的王權。公元10 世紀，在摻入了一定的維京影響的情況下，英格蘭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富裕的、一體化的民族，自有其獨特的法律體系、政治體系和社會體系。在英格蘭皈依基督教之前，英格蘭的政治體系業已形成，因此，在凱爾特傳教士和其他傳教士將這種新信仰引進英格蘭之後，基督教會雖然發展得與王權平起平坐，但是未能與王權徹底融為一體。所以英格蘭當時已然存在多股對抗勢力：強大的君王、強大的教會、新興的商人、農業共同體、強大的貴族。其中沒有任何一股勢力取得支配性地位。

英格蘭曾有一度不算孤案。西北歐許多地區有過類似模式，例如我們很難將諾曼人，即第二代維京人，與他們在英格蘭征服的人民區別開來。蘇格蘭南部許多地區也和英格蘭大同小異，法國、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許多地區也如此。如果我們在11 世紀末周遊歐洲列國，我們也許詫異於它的整齊劃一。

然而從12 世紀開始，英格蘭與Continental大部分地區之間發生了一次大分流，在英格蘭，前文描述的所有特點不僅延續下來，而且有增無已：反城市主義，商貿天賦，共同體的缺位，法官和陪審團的共同審理制度，普通法的非成文法性質，法律意義上的不同身份群體的缺位，教會與君王之間的張力，核心家庭體系——以夫妻關係為核心、婦女相對平等、子女沒有天生繼承權；所有這些表徵都在持續和鞏固。

我們也許以為，隨著以契約為基礎的封建制度的發展，上述模式一定會在全歐洲堅持下去。不錯，它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堅持了一百年左右。11—12 世紀，歐洲迅速融合和成長，見證了生活各領域之間的分立、對立、建設性張力的發展過程。在此期間，第一批大學陸續創立，第一批主教大教堂相繼建成，本篤會和西多會欣欣向榮，古代學問借阿拉伯學者之力得以復興，城市和貿易迅猛發展，人口快速增長，風車、機械鐘錶等新技術大量湧現。整個歐洲看上去似乎正在走向我們所定義的“現代”。

然而，在接下來的13—18 世紀，幾乎所有的Continental國家都走上了另一個方向。這個話題太大，此處僅限於勾勒少數幾道風景。其一，國家和教會之間結下了盟約（pact），最生動的例證是十字軍聖戰、野蠻鎮壓阿比爾教派、成立宗教裁判所。在Continental大部分地區，教會和國家互相勾結，共同對付外仇（摩爾人、阿拉伯人）和內敵（異教徒、猶太人，以及後來的女巫）。時至18 世紀，Continental對各種背離行為的控制已經非常強硬。但是英格蘭沒有發生這種情況。

其二，各身份群體或各等級之間的法律區分越來越嚴格，越來越制度化。於是，Continental有了制度性的世襲貴族階層、受過良好教育的布林喬亞階層、專職的僧侶階層，以及人數眾多的農民階層。Continental農民以一種不見於英格蘭的方式擁有其土地，這意味著他們熱土難離，也意味著當他們需要更多土地時，他們只好為更大的土地持有者從事分益耕作。

透過檢視Continental“接受”晚期查士丁尼羅馬法的過程， 我們可以大致看出Continental究竟發生了什麼：各種法律區別——階級的、性別的、家庭的、皇家至上的——得到凸顯；國王成為絕對君主；貴族階層成為高高在上的種姓；男人天生比女人優越；父親是子女的絕對統治者；城市和農村分離；宮廷和全國分離。

死亡鼓手，約阿希·姆亨，1670-1680

Continental在那幾個世紀經歷的是一個令人膽寒的、愈演愈烈的僵化過程。我們動輒將此歸罪於黑死病。雖然黑死病確實加劇了Continental的僵化傾向，但是黑死病可以發揮正反兩面的作用。在英國，黑死病提高了勞動價格，掃除了穡夫制。但是在Continental大部分地區，黑死病將農民更牢固地捆綁於土地，在東歐，黑死病甚至預示了那裡的人口再度淪為農奴。因此，Continental變成了一個廣袤的、以農民為基層的文明，知識分子和文盲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產生了不可逾越的鴻溝。

積重難返，及至15—16 世紀，周遊歐洲列國的旅行者不再覺得這片大陸像三百年前那樣整齊劃一。歐洲的沿海地帶，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荷蘭、葡萄牙和義大利，由於比較容易防禦侵略，故有較大的自由和歷史連貫性。但是中歐開闊的平原地區，如西班牙、法國和德國，卻深深地滑入了專制主義，五分之四的人口陷入了悲慘境地。英格蘭基本上避免了這些現象——儘管亨利八世曾企圖開創王權與教會之間的聯姻。14 世紀，英格蘭擁有法國的大部分領土，但是後來又收縮成一個邊陲小國，直到16 世紀末，才開始發展成一個侵略海外的龐然大物。

無論是15—16 世紀訪問英格蘭的早期Continental旅行者，還是訪問歐洲的英格蘭人，都在他們的記敘中嘖嘖稱奇，因為一條鴻溝似乎已將這個島國從歐洲分開。事實上，在16 世紀中葉，歐洲已截然分成兩個世界：一邊是英格蘭（以及蘇格蘭南部和威爾士部分地區），在一定程度上還可加上荷蘭部分地區、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義大利部分地區、葡萄牙部分地區；另一邊則是Continental其餘所有地區。

此時的英格蘭已是一個“現代”世界，也就是說，四個主要的領域已經分離並形成制度。正如亞當· 斯密發現的那樣，英格蘭有了一個自治的、制度性的經濟體系，伴隨著活躍的市場、大量的商貿活動、發達的製造業底盤、貨幣的廣泛使用、細緻的勞動分工。而且，英格蘭有了一個統一的、自治的、廣受尊重的法律體系。英格蘭也有了一個與其他領域分立的政治體系，其中包含一位受制於法律的君王、議會上下兩院、下放到地方的權力、有效而又比較公平合理的稅收制度。

兩所繁榮而自由的大學分別出現在牛津和劍橋（蘇格蘭建立了四所）。隨著衣食住行條件的迅速改善，全民的生活日益富足。階級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區分，人人都忙於攫取財富和攀爬社會地位。農村不僅普遍流行“城市”價值觀，包括對時間、金錢、身份的態度，而且住滿了既有教養又有錢的紳士以及“中等的”農人和匠人。

這是喬叟和莎士比亞相繼在14 和16 世紀描繪的世界，是弗朗西斯·培根在17 世紀初認為人類可以認知大自然潛在法則，從而控制大自然的世界，是英格蘭——實際上從17 世紀開始成為英國——不再謀求法國版圖，轉而探索美洲和東方，並透過在那裡進行外貿而贏利的世界。

18世紀英國殖民者進入印度，旁遮普地區的與殖民官員合影的上層印度教徒。

18 世紀，這個島國的人民開創了世上第一個工業文明。這次事件，自定居式農業（settled agriculture）問世以來，是一個將要最深刻地改變人類歷史的事件。至於農業方面，他們也在開發一個全世界最高效的體系。英國在大步發展，行將於18 世紀末控制全球四分之一的疆域。在這兩三百年期間，英國呈現了許多獨特的表徵：科學逐步制度化；造船、玻璃、陶瓷、紡織等技術突飛猛進；人力能的早期替代品或補充物——風、水、牲畜、煤炭——長足發展；運河、公路以及後來的鐵路降低了交通成本；財富從海外源源流入英國，尤其得力於食糖、菸草和販奴的利潤。

18 世紀初，英格蘭不僅令外國訪客好奇，而且令他們震驚。他們從舊制度各國登上這個島國，不料發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與他們的出發地形同霄壤。在他們看來，這顯然是一個舉世無雙的“現代”國家，更有甚者，它彷彿掌握了一把特殊的成功寶匙，正在傳遞給它的殖民地和征服地。

英格蘭發生的情況有著顯而易見的例外性。在Continental國家以及世界各地，均無絲毫跡象表明它們當時也在發生同樣的“逃離”，事實上倒是在發生相反的事情。正面案例的惟一可能的候選者是荷蘭，然而荷蘭太小，太容易受陸鄰攻擊，太依賴商業而非製造業，最要命的是荷蘭缺煤。當時的荷蘭是一個高度商業性的帝國，類似於——雖然面積大於——威尼斯等義大利早期的成功國家。

在亞當· 斯密寫作並於1776 年發表他的偉大論文《國富論》時，一把連環鎖的所有零件都已在英格蘭就位。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解釋了是什麼原因導致人類到達了增長極限，也解釋了有哪些條件可讓我們從一個有限的世界壓榨出一點額外的財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地點就在亞當· 斯密的格拉斯哥大學，此刻詹姆斯· 瓦特正在該大學的一條走廊左近，研製他的雙冷凝器蒸汽機。這種蒸汽機不日將啟動煤炭中貯存了數千年的Sunny能量。英國的領先地位是如此遙不可及，以至於儘管當時人們已經瞭解上述技術，德國魯爾豐富的煤礦和鐵礦也隨時可以開採，卻仍需要兩代人的時間，歐洲其他國家才開始工業化，甚至還需要三代人的時間，歐洲以外的效法者——日本和北美——才發動它們各自的工業革命。現代世界從英格蘭向外蔓延的過程是一個複雜而有趣的故事。

曾經有一度，全世界海量發明中的大多數都是以個小小島國為漏斗而流傳下來的，然後又透過它的帝國，尤其是透過北美，傳播到了全球各地。作為一名英格蘭人，在這裡自我吹噓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留給一位西班牙學者，讓他去聲稱：“我們全都降生在一個英格蘭製造的世界；而我們的曾孫將在其中長大成人並進入耄耋之年的未來世界也仍將充滿英格蘭性，猶如希臘化世界（Hellenistic world）充滿希臘性——或者更好，充滿雅典性。”

有不少事物歷來被認為是英格蘭的“出口產品”，其中較重要的有工業革命、農業革命、民主政治正規化、英格蘭法律的多項原則、現代科學的多個側面、包括鐵路在內的多項技術。同樣重要的還有語言，帕克斯曼認為這是英格蘭人“最偉大的傳世遺產”，因為“它是技術、科學、旅行、國際政治的媒介。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郵件是用英文書寫的，全世界五分之四的計算機資料是用英語儲存的，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科學家使用英語……另據估計，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說一定程度的英語。”

或許也有人提出，英格蘭的諸種遊戲和運動——如前文所列——才是它最偉大的出口物；可能還有人主張，最了不起的應當是英格蘭的教育制度或文學。除此以外你還可能想到很多別的東西，英格蘭人發明了現代旅遊業。他們還建立了第一家現代豪華飯店（即薩沃依飯店[the Savoy]，裡面裝備著電燈、6 部電梯、70 個房間）。1820 年代， 查爾斯· 巴貝奇（Charles Babbage）製造了世界第一臺計算機。在黑斯廷斯的一間閣樓裡，蘇格蘭人約翰· 洛吉· 貝爾德（John Logie Baird）成為電視機的發明者之一。……三明治、聖誕賀卡、童子軍、郵票、現代保險業、偵探小說，也都是‘英格蘭製造’的產品。

或者，我們也可以和麥考萊一同憧憬，“我們的藝術、我們的道德、我們的文學和我們的法律構成的不朽帝國”將成為英格蘭留給世界的偉大遺產。最偉大的遺產也許並不寓於任何具體事物，而寓於生活各領域之間的關係。我相信，現代世界及其自由和種種裨益的來源，是生活各領域之間由於分離和平衡而產生的不息張力。英格蘭開風氣之先，成功地保持了國家需求、教會需求、家庭需求、經濟需求之間的恰到好處的平衡，使其中任何一種都無法凌駕於其他。這導致了個人的責任和自由，也導致了無休止的矛盾和混沌。因此，英格蘭的最偉大貢獻或許是向世人證明，混沌、混淆、矛盾和悖論應當受到歡迎。

史上的英格蘭人是幸運的，但是他們並不比我們英國的其餘人（從蘇格蘭——我的另一支祖先——的角度來說）更好，遑論全世界的其餘人。他們經常壓迫別人，雖然他們建造了一座通往現代世界的橋樑，但是他們的橋墩是蘇格蘭人、威爾士人、愛爾蘭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奴隸和勞工。然而話說回來，如果英格蘭不曾存在，如果英格蘭不曾將經濟、社會、政治和宗教分離開來，諸位將很難想像此刻我能在一臺精密的電腦上書寫，在劍橋沼地一座靜謐的花園裡安坐，而整個世界正在我的周圍營營擾擾，英格蘭的帝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正在它的一個前殖民地——埃及——施展一次強弩之末的影響。

英格蘭和英國或許已成既往，然而它們也是未來。中國、印度或其他新生的全球性“帝國”將更有力地接過“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只要這些國家能探知英格蘭道路的閫奧，瞭解它如何衝破一切樊籬，最終通向我們居住的現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