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什麼是“三家分晉”

春秋時期，晉國在晉文公重耳的治理下一度強盛，國力在與楚國的“城濮之戰”後達到高峰。晉文公主持的“踐土之盟”，周襄王也被召來參加。不過，號稱“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去世後，晉國實力由強轉弱。經過長期的內部鬥爭，國家政權逐漸集中到韓、趙、魏、智、範、中行六大家族手裡。到春秋末期，韓、趙、魏三家控制了晉國政權和絕大部分土地，國君只保有兩小塊土地，卑屈到“反朝韓、趙、魏之君”，晉國內部呈現君臣易位的格局。

後來範氏和中行氏被滅了，只剩下了剩下的四家。智家權勢最盛，可就是這樣，公元前453年，趙魏韓三家升為諸侯之前，三家合力消滅了智家，之後晉國政權被三家把持。

《資治通鑑》：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在這裡，以初字開頭，交代了歷史背景。智家家主智宣子決定選嫡子智瑤為接班人，族人智果卻反對。說智瑤雖有五賢，但是卻有一個致命缺陷就是：沒有仁義之心。那麼即使有賢德，卻沒有仁心，必然不能獲得擁戴，智氏必有傾頹之勢；

與此同時，趙家家主趙簡子也要選擇接班人。他重點考察物件就是伯魯和無恤，經過一番考察後，他發現無恤的謹慎，謙卑，細心更合適做接班人，於是後來無恤成了接班人，也就是趙襄子。

幾年後，智家開始欺凌三家，後來智家聯合魏家和韓家進攻趙家，趙氏宗族退守晉陽。經過兩年的激戰，晉陽城也沒有陷落。被圍困在晉陽城的趙襄子決定反擊。他秘密派人出城，遊說韓魏兩家，說以唇亡齒寒，趙亡，難必及於韓魏的道理。三家一拍即合，約定日期，採取聯合行動，反攻智氏。

公元前453年的一天夜裡，趙襄子突然對岸上軍隊發動襲擊，並掘開水壩，倒灌智氏駐軍營地。智伯的軍隊因為救水而大亂。韓魏兩軍趁機從側翼進攻，趙軍從正面猛攻，大敗智氏軍隊。智伯被殺，智氏家族滅亡，三家盡分其田土。

公元前403年，僅在名義上作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將韓、趙、魏三家升為諸侯，成為三個諸侯國，原來的晉國名存實亡。晉國本是周王室最倚重的大國之一，此時竟被三家卿大夫瓜分，且瓜分者居然被周天子命為諸侯，這是周王朝開國以來不曾發生過的大事，嚴重衝擊了傳統的宗法制和貴族政治，是具有區分時代的標誌性事件。

那麼，司馬光為什麼要在“三家分晉”上大做文章呢？個人以為有三層含義。

其一：以此為史事評價的準繩，批判三家晉大夫的僭越行為。

其二：即引出對“天子之職”的規諫，系統闡述“以禮治國”的政治思想。在“臣光曰”中，司馬光提出“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的觀點並加以論述。所謂禮，就是紀綱，就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政治秩序。“禮之大節”在於君臣之位不可亂，而維護君臣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名器。

其三：也是想借此提醒領導者：智伯是一個反面典型。修煉品德，仁愛得眾，比“匹夫之能”的“五賢”重要，領導者不能重蹈智伯的覆轍。

因為“三家分晉”不僅是當時轟動一時的“國際事件”，更是古今絕大多數史學家公認的春秋與戰國時代的分水嶺。《資治通鑑》以這一事件開篇，️謂順理成章！

在司馬光等士大夫看來，“三家分晉”是一起劃時代的事件，標誌著中國古代社會進入了全新的階段。怎麼個新法？書中有原話：

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大致這麼理解：傳統的君臣之禮從此蕩然無存，天下進入了以智慧、力量一較高下的弱肉強食時代。當初周天子分封給聖賢之後的諸侯國，無不被摧毀殆盡；老百姓更是因此世世代代面臨著連綿不斷的戰火，以至生靈塗炭、命如螻蟻，太悲哀了。

為何這麼講？我們從《資治通鑑》中的原文入手。

在儒家士大夫看來，周天子君臨天下後（公元前1046年），華夏社會進入了有序的時代，運作模式如下：

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這是一種由上至下、等級分明，如同機器般的理想治理模式，各階層安守本分、各司其職，維持著社會的有序運轉：

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高一階層指揮下層，就像人的頭腦指揮手腳、樹根控制枝葉一樣；反之，下級配合上級，就像四肢保護心腹、枝葉庇護樹根。

看起來這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社會治理模型，如同機械般精密而有序。那麼，問題來了：用什麼來維持這種秩序不散架？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這就是我們熟知的禮、名、分，周朝禮樂傳統就是這一價值的體現，數百年來，維持著周王朝的執行。但是三家分晉，代表著這一秩序被徹底破壞。

在儒家思想中，君臣之位，就像天地一樣不可以改變：

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上下已定、尊卑有分，除非遇到夏桀、商紂那樣的暴君，臣子對待君主，“當守節伏死而已”。但是，自周幽王、周厲王開始，由於天子失德，失去了公信力，“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與士大夫擅權，周王室的禮制已經被破壞得七七八八了。

然而，即使這樣，周天子與諸侯、士大夫之間的“名分”仍舊被廣泛認可，並維持著天下的總體安定。司馬光以晉文公意圖陪葬王陵但卻被周襄王拒絕為例，證明諸侯即使力量

再強，也不敢輕易凌駕於周天子之上：

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

作為周天子的本家（姬姓）、中原的傳統霸主，晉國自晉文公開始，大政被六卿把控。但在傳統名分的約束下，他們仍舊是晉君的臣子。

然而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韓虔﹑趙籍﹑魏斯為諸侯，允許他們與晉君平起平坐，這代表著周禮已經徹底被周天子自行打破；更意味著，今後士大夫可以依靠力量奪取諸侯的地位。那麼，是不是諸侯也可以取代周天子？

戰國爭霸、秦國滅周，就是將這一理論付諸實際的例證；司馬光認為，“三家分晉”所代表的禮崩樂壞，就是導致其後中國封建社會王朝頻繁更迭、戰亂不斷、生靈塗炭的原因。

第一，以禮制固化階級、維持社會安定，避免生靈塗炭，儒家的悲天憫人精神，值得後世仰視。自從以“智力相雄長”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成為了野心家的座右銘。兩千多年中，中國封建王朝頻繁更迭，其本質只是統治階層的變更，對佔據社會絕大多數的老百姓而言，地位與處境並無改變。

我們可以大致梳理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哪些是由揭竿而起的農民階層建立的？嚴格來說，只有明朝如此；在哪些朝代，佔據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階層利益得到了重視與保護？筆者認為，只有西漢文景之治及漢宣帝、隋文帝楊堅、李世民貞觀之治時期，以及朱元璋治理之時。很多朋友推崇的宋朝並不是如此，兩宋時期繁華，只是地主階層與文人權貴的專利，底層人民遭受的剝削與壓榨，實際上超過了我們的想象。

所以，封建社會的大部分頻繁政權更迭，只是透過犧牲大量百姓的地主階級戰爭，替換了不同姓氏的統治者而已。從這個意義來講，司馬光所說的“名分治國”，何嘗不是對百姓的保護。

但是，傳統禮教治國理念，只是一定時期生產力的產物，並不符合社會的發展，無法解決現實的矛盾：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周王朝的分封制勢必會造成分裂與對立。親兄弟尚且會爭奪家產，分配給功臣勳舊的諸侯國之間必然會互相搏殺。只有大一統，才符合中華的根本利益。秦滅六國，結束戰亂，其實百姓是欣然接受，心裡不爽的是各國權貴；所謂群雄並起的精彩三國，本質上只是利益集團的擁兵自重。

網上有些公知聲稱：歐洲那麼多國家不是生活的很好嘛！但他們故意不承認（或者壓根不懂）如下事實：

在大航海時代前、在工業革命未發生時，歐洲各國間發生了多少戰亂？兩次世界大戰為何爆發？因為西方內部的利益爭奪導致的矛盾。我們現在看到的歐洲的整體繁榮，是建立在對全世界的掠奪基礎上的；如果歐美喪失了技術壟斷，對外沒有壓倒性優勢，你看它們內部會不會回到中世紀的戰亂狀態。現階段美國為什麼竭力打壓中國高科技產業？不言自明。

實際上，三家分晉之後，中國的封建社會實際上採取了”外儒內法“的機制，並處於不斷上升的狀態中（某些朝代除外）。面對現實的壓力，勞動人民的智慧不斷穩步向前，很多人依靠自己的才華改變了命運，並對社會做出了貢獻。

王朝的更迭，自然是有野心驅使的原因，但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更多的是由於封建統治者缺乏足夠的制度制約，導致社會治理失序而產生。如果因此就要回到周天子的階級固化時代，那等於是因噎廢食，是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束縛。

“三家分晉”其實是《資治通鑑》的第一章，也就是首篇文章，古人寫史書都是有目的性的，尤其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這本書本意就是寫給皇帝查閱，便於治國的書。所以《資治通鑑》要在第一章就要表現的開宗明義，也就是告訴帝王們如何治國，如何識別人才。“三家分晉”剛好符合司馬光的表達觀點的要求，是一個合適抒發司馬光觀點的事情。我們現在就看看“三家分晉”是怎麼被司馬光闡述，司馬光又想表達什麼樣子的觀點。

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皇帝治理一個國家最需要什麼？答案有很多，司馬光提出的是“禮”，最為重要的是由禮衍生出的名和分，也就是名分，亦或是名義。可以想象一下，天下億萬的民眾居然受一個人的控制，而且為了這個人四處勞累奔走，還為這個人任勞任怨，為什麼呢？是因為有禮的存在，有禮衍生出來的名義存在，所以作為皇帝只需要維護禮的存在，有禮的存在，那麼皇帝和大臣的區分就永遠存在，所以大臣不敢於挑戰皇帝。這其實是儒家禮樂制度的強大之處，禮樂制度把社會劃分為各個階級，然後讓各個階級享受不同的待遇，還給各個階級貼上不同的標籤，比如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再比如士農工商的區分，這些層級上的劃分使得每個階級都安心在自己等級下生活，使得統治者皇帝並不需要多麼強大的武力和暴力就使得天下的百姓和官吏臣服。所以司馬遷就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這個名義必須始終被君主把握，不可以被其他人操持。理解了這些就談到了“三家分晉”。

“三家分晉”是指代晉國晉國國君原來手下的六卿經過一番搏鬥最後剩下了三個卿，分別是趙家，韓家，魏家，這三個家族在擊敗智氏之後，瓜分了整個晉國，把當時晉國國君晉哀公遷徙到絳地，留給晉國國君絳和曲沃二地，隨後他們派遣使者來到洛陽，請求當時的周天子周威烈王承認他們是諸侯。在周朝的官職裡，是分為王，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隸。也就是韓趙魏要求他們從卿升為諸侯，周威烈王同意，“三家分晉”就是春秋和戰國的分界點，同時也是司馬光所說的周威烈王自己把名義破壞了。趙韓魏三家原本是晉國國君的臣子，他們以臣子的身份反對晉國國君，瓜分晉國。這就是以臣反君，也就是以下犯上，周威烈王作為天子居然封趙韓魏為諸侯，是典型的鼓勵這種以下犯上的行為，那麼周王室也就大難臨頭，因為今天趙韓魏以下犯上，那麼明天就會有其他人來攻擊周天子。當然有人會說他們手裡拿著槍，周天子能不屈服嗎？

但是司馬光講到周王室東遷到洛陽，處在春秋的時候，周王室依舊不強大，周天子的勢力也沒有齊國和晉國，但是為什麼齊桓公和晉文公成為霸主之後還要“尊王攘夷”，迎奉周天子呢？是因為名義尚在，周天子雖然落魄，但是他還是天下的共主，比如春秋時期的周襄王，當時周王室的洛陽地區發生了“王子帶之亂”，周襄王被迫出奔，最後是晉文公帶兵平定了王子帶之亂，使得周襄王回到了洛陽，晉文公晚年的時候曾經向周襄王請求依照王室的禮儀埋葬自己，但是周襄王不同意，周襄王說：“這是周朝的禮節，只有周王才能享受，如果叔父（晉文公）想要使用王室的葬禮，可以自己就這麼做，何必來洛陽請求我的允許呢？”周襄王這就把握住了名義，所以周朝能夠享有天下，而沒有人去攻擊周天子，當時魯國有三桓，鄭國有九穆，齊國有田常但是都沒有攻殺國君。是因為名分尚在。趙韓魏雖然實力強大，但是也要派使者前去洛陽請求周天子允許，假如周天子不允許，趙韓魏難道要攻打洛陽滅亡周天子嗎？但是周威烈王允許趙韓魏為諸侯，那就是同意以下犯上，由此天下何人還會在再顧及名義，沒有了名義，以實力決定強大，那麼周天子還有什麼用處。

司馬光作為儒家學者，這裡闡述了儒家觀念裡的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統治國家的觀點。是一種儒家理念下的天下觀和治國術。而“三家分晉”剛剛是周朝時期的大事情，正好可以用來闡述自己的觀點。

其次司馬光透過三家分晉裡智瑤的滅亡也闡述了自己的人才觀，世界上的人大概可以分為四種，第一種有才有德，被稱為聖人，第二種有德行勝過才能的是君子，第三種有才能勝過德行的是小人，第四種既沒有德行又沒有才能那就是愚人，那麼治理國家需要那種人呢？

回到“三家分晉”，趙韓魏三家瓜分晉國之前是趙韓魏智四家，此前是六家，但是有兩家範氏和中行氏已經被消滅，而智氏在當時的勢力比較強大，智氏的家主智宣子臨終把家族交給了自己的智瑤，智瑤此人長相俊美，能文能武，十分果決，按照道理是理想的繼承人，但是這種天才都是十分驕傲的，看不起其他人，他對於韓氏，魏氏，趙氏步步緊逼，而又不做防備。最終被趙韓魏三家消滅。智氏一族都被滅亡。

智瑤此人就是才能勝過德行，司馬光說才能勝過德行的小人很喜歡做惡事，因為小人有能力，所以什麼事都做的出來，所以小人為惡一般做的壞事都是破壞性極大的，所以才用人才絕對不能夠用小人，相反愚人都比小人好，為什麼呢？愚蠢的人做惡事，他的智商不高，能力很小，破壞性太小了，就像是吃奶的小狗去咬人，很容易就被制服了，而小人能力大又聰明，他做壞事，智商和能力就如虎添翼，基本上沒有人能夠制服他。這就是寧願用愚人也不要用小人。而很多人多迷戀才能，那是因為有德行的人都通常被人們所尊敬，而有才能的人很多人都喜歡他，尊敬的人難以接近，有才的人卻很親密，所以國家得敗壞的奸臣，家族滅亡的敗子都是才能勝過德行。

1-三家分晉，從士大夫晉升為諸侯，承認他們的地位，並且是周天子主動任命，司馬光認為破壞了禮制，不再重視禮教，讓人更多崇尚武力，智力，謀略來爭雄天下，這是真正禮樂崩壞的開始。

2-三家分晉標誌周朝統治的瓦解，打破了權力的不平衡，周天子的權威跌落神堂，從此進入戰國七雄時代，實力和武力成為硬通貨。

歷史編纂就像是一系列對過去的解讀，其中也散佈著遺失、再現、記憶錯漏以及修正等。——《歷史與記憶》雅克·勒高夫

三家分晉故事，被司馬光寫在了《資治通鑑》的開篇，這著實有著重要的意義，也非常值得進一步的分析。《資治通鑑》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開篇沒有選擇某一個朝代的開始，卻把周朝攔腰斬斷，從公元前403年開始講起。這背後的用意，我想是和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鑑》要傳達的價值觀有關的。

要分析司馬光為什麼在三家分晉的故事上大做文章，還是有必要簡單敘述一下故事背景。隨著周平王東遷，歷史進入了東周時期。這時的周天子已經衰微，諸侯混戰。在各個諸侯國內部，一些國君也逐漸失去統治諸侯的能力，權力被諸侯國內的大夫所架空。這種現象，在晉國尤為突出。

晉國的諸多大夫，打打鬧鬧，爭爭搶搶，最後主要管事的變成了趙、魏、韓、範、智和中行六家，也就是“晉國六卿”，而隨著這六位相互之間的打鬧，到了智襄子也就是智伯作為智氏負責人的時候，六卿變為了四卿，也就是智、趙、魏、韓。

智伯野心很大，很想一家通吃掉剩下三家，這樣就可以掌握晉國的大權。儘管智伯能言善辯、善於騎射，但是他有個很要命的短板，就是不夠仁義。曾經他在與韓、魏一同宴會時，當眾奚落韓康子。他還硬從韓康子、魏桓子的手裡所要土地。當他想要找趙襄子要地時，被趙襄子拒絕了。大怒之下的智伯便叫著韓康子、魏桓子去攻打趙襄子。

這時，趙襄子按照其父趙簡子生前留下的遺囑，退到了晉陽。這裡的人民一直輕徭薄賦地生活著，於是誓死保衛趙襄子。智伯為了攻下趙襄子竟派人放水淹城，甚至洋洋得意地宣傳自己放水淹城的高妙。這一下子嚇壞了一同去攻打趙襄子的韓康子、魏桓子，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的所在地，同樣也可以被水淹。就在這時，趙襄子派人來遊說韓康子、魏桓子，最終三方聯手，一同殺掉了智伯，而晉國也就被韓、趙、魏給分了。在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

之所以這樣不惜筆墨地再次敘述了三家分晉的故事，這是因為，正如同開篇引用的法國史學家的話，歷史的記載本身就是一個解讀的過程，其中就夾雜著記錄者本身的價值判斷。這一點，放在司馬光寫《資治通鑑》上就更為明顯了。

1.正名與復禮

三家分晉這個故事，在《資治通鑑》和《史記》上都有著記載。但是兩者的敘事方式明顯不同。司馬光把三家分晉放在《資治通鑑》的開篇，警醒、批判的意味更為鮮明。正如司馬光自己所說的：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就是說，在司馬光看來，禮制和名分是非常重要的。

用這樣的標準我們反過來再看一下三家分晉的故事，就能發現，韓趙魏三家分了晉國，就是徹徹底底地顛覆了禮制、毀掉了名分。雖然周厲王 、周幽王在位時把周朝搞得很不成樣子，但是周天子的權威尚且存在。雖然東周遷都，但是說到底也只是換了一個政治中心。雖然，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已經衰微，五霸們如果想分分鐘鍾也是可以替代周王朝，但是他們都還是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因為他們都是尊重禮制的。但是，三家分晉的行為，是突破了禮儀制度和名分的界限，這樣的做法實在是司馬光所不能接受的。

另外，正如司馬光寫到的“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雖然周王室最終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有著些許的無奈，因為以當時的周天子的威望來說，他根本無力拒絕。但是，司馬光一下子就點出了三家分晉的根本，雖然表面上看是三家破壞了禮制，但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周王朝自己沒有了權威，導致了底下的諸侯犯上作亂。

2.仁德的重要性

司馬光不僅透過三家分晉，來批判韓、趙、魏三家摧毀禮制、破壞名分的行為，也同時表達了對智伯，這個被韓趙魏合剿的人的批判。在三家分晉的故事中，司馬光寫出了智伯由於不施行仁政所遭受的報應。

在三家分晉的故事開頭，智氏的負責人智宣子在確立繼承人的時候，選定了智伯。不過當時就有人提出了反對，認為智伯雖然有五方面的過人之處，他身材高大、善於騎射、才藝雙全、能言善辯、堅毅果敢，但是他有著非常致命的短板，就是不仁。

仁，一直是儒家學派所倡導的重要品質。因此，司馬光在寫三家分晉的故事時，不僅充分論述了韓、趙、魏行為的不正當性，還對智伯進行了一系列的批駁。雖然他的五個過人之處，確實可以成為一個領導者身上的閃光點。但是，從司馬光儒者的身份看來，不仁這個致命弱點，足以掩蓋他其他的優點。他也把智伯的失敗，歸結到了不仁上。

在儒者的價值觀中，德才兼備是聖人、德勝才的是君子，德才皆無的是愚人，而才勝德的是小人。無論是主政一方的諸侯，還是治理一國的君主，上到國、下到家，才勝德的小人是非常可怕的一類人。輕則他們可能會把國家弄亂，重則可能亡國敗家。因此，司馬光把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首篇，就是要傳達儒者的價值觀，把仁和道德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對於歷史的分析，永遠不能脫離了歷史。說完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寫作時傳達的價值觀念。我們再來看看司馬光所處的時代背景，這樣我們也就更能理解，他為什麼會在三家分晉上大做文章了。

《資治通鑑》成書於宋代，這時是儒學發展的重要時期。這時的統治階級，為了更好地重振綱常禮教，抵禦和清理佛老思想對社會和統治的影響，非常需要一種統治上的思想武器。這是《資治通鑑》創作的重要時代背景。因此，看似是一本史書，但是司馬光在創作時已經不可避免地要為宋朝統治階層思想宣傳服務了。作為北宋重要的主政官員，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也必須要體現統治者的意志。

看似是司馬光一人在創作《資治通鑑》，其實背後有著官方的最高支援。宋英宗、神宗非常重視《資治通鑑》的編纂工作，尤其是宋神宗還為《資治通鑑》做序。這更可以表明統治階層對待這部史書的態度。

因此，《資治通鑑》不只是一本簡簡單單的通史書，更是體現北宋時期的國家意識。司馬光和宋朝統治者希望透過這樣一本史書，來傳遞出他們所希望倡導的儒家精神。因此，司馬光把三家分晉放在了《資治通鑑》開篇並對其進行品評，也是有其目的和意義的。對於當時的宋朝來說，保持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需要儒家的“以禮為紀”，需要尊重“禮”與“名”，“仁”與“義”。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這些都是司馬光藉助三家分晉和《資治通鑑》來幫助宋王朝傳播的重要宗旨。

一個禮制時代，被破壞，關鍵就是貴族貪得無厭，窮奢極欲，為所欲為造成的。三國分晉，晉國強大，就逼迫兩個附屬國，一起攻打它國，反遭它國聯絡兩個附屬國，反吃晉國成功，晉國滅亡。造成天下各國，都起吞併鄰國的野心。從此，天下亂套，秩序不存。華人，有一種本事叫變通。能把一切好文明，都帶到地獄裡去。說白了就是，貴族敢無恥幹壞事，而無人懲罰他們。

看了別人的回答，我覺著沒那麼複雜，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以三家分晉開篇，完全是因為這是趙國成為諸侯的開始。北宋時期還有一本書《百家姓》，開頭就是趙、錢、孫、李，憑什麼這四個姓氏排在最前面？據考證《百家姓》在民間很早就出現了，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不知名文人編撰，吳越國國王是錢俶，因此錢姓排在前，孫為當時國王錢俶的正妃之姓；李為南唐國王李氏。吳越國後來納土歸宋，這個《百家姓》就把趙排在了最前面。

《資治通鑑》也一個道理，司馬光編撰這部史書就是給皇帝看的，你看史書上的小結，司馬遷大喇喇的說“太史公曰”如何如何，一副專家權威的派頭，他寫《史記》是想流傳千古，給全天下人看的。司馬光的小結，很謙虛的“臣光曰”如何如何，人家是給皇帝服務的。

皇帝姓趙，自然要從趙家開始，講皇帝祖先的故事，才能打動帝心，趙家成為一國之主正是從三家分晉開始，而且正義又智慧的趙氏聯合韓、魏消滅貪婪而強大的智氏，這段歷史很有教育意義，趙氏是反抗智氏的欺壓，是正義的一方。智氏、趙氏、韓氏、魏氏四家主持晉國國政，智氏憑藉自己實力雄厚，向韓氏、魏氏索取土地和百姓，這兩家比較慫就認命了，趙家是趙襄子當家，比較任性，一口回絕。於是智氏就脅迫韓氏、魏氏共同出兵攻打趙家。豈不知趙襄子的老爹趙簡子早就料到有這一天，他交待兒子，如果有事就往晉陽跑，這個地方趙家一直在搞減租減息，有民心，而且宮室的牆是用“小米磚”砌的，危急時刻可以煮粥當糧食的，牆裡面還有箭桿，樑柱是銅做的，這些可以做成武器。結果智氏一出兵，趙襄子撒腿就跑到晉陽去了，他們果然攻不進來。後來智氏想到了水淹晉陽的計謀，但韓、魏兩家害怕了，他們害怕智氏完後收拾自己，於是他們悄悄地與趙襄子聯合，結果就聯手滅了智氏，接下來就是三家分晉，趙氏就此立國。在這段歷史中趙國不僅正義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也是趙家成就王業的開端。這裡還有一個關鍵點，晉陽！這個城在唐宋時期很有名氣，被稱為“龍城”，出皇帝的地方。在三家分晉這段歷史中，晉陽是趙國的龍興之地，這與唐宋民間“龍城”的說法契合。古人都是很迷信的，他們不懂馬克思主義，講天命的。

反正我看書沒有耐心，前邊的篇章翻得到位，有時候還寫寫劃劃，搞個批註什麼的，但越往後就沒耐心了，一目十行地看，書頁都很新。宋朝的皇帝也是人，估計也這樣，這開篇的三家分晉肯定翻看得滾瓜爛熟，但是取得了很不好的效果。趙襄子憑什麼打敗智氏？皇帝看了《資治通鑑》會認為一個是趙襄子聽他老爹趙簡子的話；二是聯合韓、魏兩家行動；三是趙家有天命。後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臣光曰”看是看了，不會入心入腦的，那都是些精神文明建設的大道理，從正常人性來講都是被忽略的。所以說，祖宗之法不可廢，趙襄子就是證明。所以說，打敗敵人要靠敵人的敵人，於是聯金伐遼，聯蒙伐金就上演了，然而結果很慘。所以說，趙家有天命，宋徽宗封自己為“教主道君皇帝”，居然把自己都騙了。《資治通鑑》應該以秦孝公為開篇才能糾正宋朝的毛病。

司馬光寫《資治通鑑》，在三家分晉這件事上，為什麼要大做文章。

作為能夠得到名分的新封諸侯國，因為欣喜若狂，當然會聽從周天子號令，從而達到政權的穩固。

那麼，如果周威烈王不“三家分晉”，後面的歷史走向，秦國將不可能再雄起；因為中原的敗落意味著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強大與爭奪。

歷史的走向永遠分為三層：王者、諸侯、百姓，三者利益分層在被容許的範圍內，社會安定；哪一方獨大，意味著社會將再分配。所以，司馬光先生把其列為重要事件來書寫。敬奉！2021年12月14日

簡單地說，這個是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人心背向，治國方向以及管理權謀在日益影響下的結果。

再者說，這也算是一個比較經典的案例，其實在後面近千年的發展中無不例外地可以看到這裡的影子。

最後，也是文官階層對於統治者的一種告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