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陽湖位於江西北部、長江九江河段的南岸,洪水期面積3841平方公里,容積260億立方米,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陽湖是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集水湖盆,自西向東接納修水、贛江、撫河、信江和鄱江等水,由湖口注入長江,多年平均徑流量達1433億立方米。根據湖盆地貌形態和歷史演變情況,以老爺嶺、楊家山之間的嬰子口為界,鄱陽湖可分為鄱陽北湖和鄱陽南湖兩部分(圖一)。從歷史文獻、考古遺址、衛星象片和新構造運動情況的綜合分析中可以看出,歷史時期的鄱陽湖,曾經歷著滄桑鉅變。
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
一、河網交錯的,都阿平原。
鄱陽湖的演變和洞庭湖的演變相比較,無論是在更新世或全新世,都真有明顯的同步性質①。鄱陽湖地區在上更新世也因普遍陸升而呈現一片河網交錯的平原地貌景觀。在沉積物上僅形成下蜀黃土沉積與河流泛溢層,沒有大面積連續性的湖相沉積層發現②。全新世以來,湖區地貌形態繼承上更新世河網平原景觀的特點,因此為湖區的生產活動提供了廣闊的歷史舞臺。
到封建社會早期,由於勞動人民辛勤開發的結果,河網交錯的平原地區,經濟發展已具相當規模,所以早在西漢時代就在平原中部、今鄱陽湖中心地區設定鄡陽縣,屬豫章郡管轄。
確定鄡陽縣城的具體位置,分析鄡陽縣的轄境,對於認識全新世以來,特別是歷史時期鄱陽地區仍然繼承上更新世河網交錯的平原地貌,是很有意義的。
《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轄有鄡陽縣。《太平寰宇記》饒州鄱陽縣載：“廢鄡陽縣在西北一百二十里。按鄱陽記雲:“漢高帝六年(前201年)置,宋永初二年(421年)廢。”清同治《都昌縣誌》古蹟:“古鄡陽城在周溪司前湖中四望山,至今城址猶存。”1960年江西省博物館在鄱陽湖中的四山(即四望山)發現漢代古城址及漢墓群,其位置與史書記載完全吻合,此古城無疑即漢代鄡陽縣城。值得注意的是:偌大的一個縣城,在今浩渺無涯的鄱陽湖中孤島上發現；並且在每年洪水季節來臨時,古城即被淹于波濤之中。顯然,在交通工具尚不發達的封建社會早期,縣治一般是不可能設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中的。這就很清楚地說明:在五世紀二十年代鄡陽縣撤銷以前,今天鄱陽湖的廣大水體尚未形成。
鄡陽設縣前後,在其周圍有彭澤、鄱陽、海昏三縣。海昏初治昌邑城,故址在今鄱陽南湖西南岸遊塘村③,後徙今永修西北艾城, 可見海昏東部轄境,至少可達今鄱陽南湖西南岸一線。漢鄱陽縣治在今縣東北古縣渡。《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載:鄱陽縣的“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採。”據《水經, 贛水注》、《史記·東越列傳·索隱》記載: 武陽鄉、黃金採當分別在今康山東西兩側的鄱陽湖中。因此,漢代鄱陽縣的西境,無疑已越過康山與今波陽縣西界相當,大致以磯山一長山一線為界。漢彭澤縣治在今湖口縣東15 公里。《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艾:“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今贛江)。”根據嬰子口以南的地貌形態和河流的水文特性分析:贛、修的匯合口不可能越過嬰子口,只能在今都昌縣治以西一帶相會。因此,漢代彭澤縣南界可達今都昌縣治一帶。《元和郡縣誌》江州都昌縣下說,“本漢彭澤縣地”,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此外,史書關於鄡陽平原上河網交錯的地貌景觀的詳細記述,也為論證鄡陽平原的客觀存在提供了充分證據。
綜合《漢書·地理志》和《水經注》等史籍的記載,漢魏六朝時期,鄡陽平原上河網交錯的地貌景觀很是典型。當時,贛江在南昌縣南匯合盱水(今撫河)和蜀水(今錦江)之後,東北經昌邑城東合繚水主流④(今馮水)即進入鄡陽縣境內；餘水(今信江) 經餘干縣又西北至鄡陽縣城附近入贛江,鄱水(今鄱江)經波陽縣南、武陽鄉北,又西注贛江⑤ ,繚水支流復自修水分出,東北流至鄔陽西北入贛江。贛江在鄡陽縣城附近匯合餘水、鄱水和繚水支流之後,又西北出松門,至今都昌城西合修水。至此,贛江“總納十川,同溱一瀆”⑥,北出嬰子口,始注入當時的彭蠡澤、今天的鄱陽北湖。公元五世紀以前鄱陽南湖尚未形成,鄡陽縣城才能成為河網交匯的中心。
順便指出, 贛江下游和撫河下游從史前進入封建社會早期, 其主私道在贛、撫聯合沖積平原上具有明顯的變遷。位於康山附近的武陽鄉黃金採, 是秦漢之際採淘沙金的場所。金沙當來源於大庾嶺、武夷山的古老花崗岩,經風化由贛江、撫河搬運堆積而成。又據《史記·東越列傳》,漢武帝平東越前, 漢與東越邊界上尚有白沙、武林兩個防守要隘。《索隱》謂:“今豫章(南昌)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 今當閩越入京道。”《太平寰宇記》饒州鄱陽縣:“白沙在縣西,水路一百二十里,沙白如雪,因以為名。”據此,白沙當在今鄱陽湖中南山以北一帶,白沙的來源也應當是贛、撫兩河搬運石英砂在平原地區沉積的產物。由此可見,史前贛江和撫河下游的主泓道,當流經康山至南山,而後才從四山出松門。其後,贛、撫下游均向西擺動。至秦漢時代,贛江下游已遠離康山,從南昌經昌邑出鄡陽；而撫河主泓則改道南昌之南入贛江,原先撫河下游變為汊道,但因它流經漢代鄱陽縣的武陽鄉,所以後來撫河下游的這一河段又有武陽水之稱。
綜上所述,今天汪洋浩渺的鄱陽南湖,在公元五世紀以前,是一片河網交錯、田園阡陌、水路交通發達的平原地貌景觀,不存在大面積的湖泊水體。所以《漢書· 地理志》豫章郡的彭蠡澤,不載於鄡陽縣下,道理是很清楚的,也是完全正確的。
二、九江瀦匯的彭蠡古澤
過去人們總認為,今天的鄱陽湖就是古代的彭蠡澤。根據上面的分析, 我們認為,這一傳統概念顯然是很不確切的。今天的鄱陽湖,在歷史時期有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演變過程。早期的彭蠡古澤,無論其地理位置和形成原因,都和今天的鄱陽湖沒有任何關係；後期的彭蠡新澤,雖然與今天的鄱陽湖有關聯,但也是逐步由小到大發展演變而成的。
彭蠡古澤的形成與古長江在九江盆地的變遷有密切關係。更新世中期,長江出武穴之後,主泓流經太白湖、龍感湖、下倉鋪至望江匯合從武穴南流入九江盆地南緣的長江汊道。更新世後期,長江主泓南移到目前長江河道上⑧。由於長江南移的結果,在江北遺留下一系列遺棄的古長江河段。這些河段,如果是按照自然演變趨勢,早應消亡。但由於該地區處在下揚子準地槽新構造掀斜下陷帶,特別是全新世以來,掀斜下陷更為顯著,長江遺棄河段隨之擴充套件成湖,並和九江盆地南緣的寬闊的長江水面相合並,形成一個空前規模的大湖泊,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貢》所記載的彭蠡澤。(圖三)先秦時期彭蠡澤示意圖
江北彭蠡古澤,曾經是古代長江中下游水上交通的必經之地,出土文物和史書均有明確的記載。安徽壽縣出土的戰國“鄂君啟節”,其中舟行水程之節銘文有“逾江,庚彭漲”。據譚其驤考釋:彭彈即彭澤,邑聚名,故址疑即今安徽望江縣,系因瀕臨江北彭蠡澤而得名⑩。漢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在《封禪書》中更明確的記載:公元前106年,武帝“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尋陽和樅陽,分別在今大江之北的湖北黃梅縣西南和安徽樅陽縣治。因此,武帝所“過彭蠡”,無疑還是戰國時期的江北彭蠡澤。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說,他自已曾“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他所記載的武帝的這一條舟行路線,應該是可信的。但因彭蠡古澤是九江在長江遺棄河段上瀦匯而成的,具有河流的條帶狀形態。它既可稱為湖澤,但也可以認為是長江的加寬河段。正因如此,先秦和漢初的許多典藉,記載到全國的著名澤藪, 除《禹貢》外,其餘如《周禮·職方》、《呂覽·有始》、《爾雅·釋地》、《淮南·地形》等篇,都沒有提到這個彭蠡澤,顯然這些典籍是把彭蠡澤作為長江拓寬河段來處理的。
但由於彭蠡古澤是長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九江瀦匯而成的湖泊, 此因水下的新老河段之間脊線分明。當九江主泓在今九江市折向東北匯注彭蠡澤時,受贛江水流的頂託,其所挾帶的泥沙就在主泓北側的脊線上沉積下來,經過不斷加積並和九江汊道帶來的泥沙相匯合,最後出露水面成自然堤, 就把彭蠡澤南緣的九江主泓道和彭蠡澤分離開來。在東漢班固根據西漢後期資料寫成的《漢書·地理志》裡,原來在《禹貢》裡東迤北會為彭蠡的九江水系,此時已“皆東合為大江”⑪。估計古彭蠡水域最後完成江湖分離的時間,當在漢武帝、司馬遷時代之後不過數十年,距今約二千年。其後,每年汛期長江氾濫,在自然堤外繼續沉積河漫灘相物質,從而促使彭蠡古澤進一步萎縮,最後只剩下若干不大的陂池和水流通道,江北彭蠡澤之名湮沒,代之而起的是著稱於六朝時代的雷池和雷水。今天的龍感湖、大官湖等就是在雷池和雷水的基礎上發育形成的。
三、鄱陽湖的形成與發展
現代鄱陽湖地貌的顯著特徵是:水體入侵河谷、階地的現象十分普遍。在條帶狀的鄱陽北湖,水面開闊,超過該地長江水面的一倍以上,顯系古贛江斷陷河谷近期沉溺而成；在其兩側存在的許多沉溺支谷也可引以為證。在形似倒立三角形的鄱陽南湖,其東北部、西北部、特別是南部, 也有許多因水體入侵河谷階地之間而形成的狹長的崗間湖泊,這些湖泊的床底都是由網紋紅土組成,其上只是在湖槽底部才有一層極薄的近代湖積物。⑫水體入侵河谷階地的事實證明:鄱陽湖地區近期構造運動,具有強烈的下沉趨勢,這就為歷史時期鄱陽湖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 鄱陽北湖的形成:
在西漢後期,九江水系已“皆東合為大江”,原先九江水系所瀦匯的江北彭蠡澤已和九江主泓道分離,面積日漸萎縮,蓄洪能力顯著下降,長江洪水過程隨之增大的結果,湖口斷陷的古贛江即在這種水文條件下逐步擴充套件成較大水城。其時《禹貢》彭蠡澤當已面目全非、無可認指,所以在《漢書·地理志》裡,班固遂認指豫章郡彭澤縣西的湖口斷陷水域為“禹貢彭蠡澤”。
顯然,湖口斷陷水域,不但不符合《禹貢》所載彭蠡澤的位置,也與漢武帝所“過彭蠡”的方位不合。班固認指實為附會《禹貢》彭蠡之說。然而這種附會又是易被後人接受的,因為彭蠡古澤既已消失,而湖口斷陷水域北連大江、與江水瀦匯有關,是這一帶唯一較大的水體。又由於漢以後學者一向崇信《漢書》,被視為權威著作,從此,江北彭蠡澤之名遂被遷用於江南的湖口斷陷水域,成為後來人所共知的新的彭蠡澤。
前已述及,漢代修水至今都昌城西、嬰子口以南一帶始注入湖漢水(贛江)。因此,當時彭蠡新澤的南界,顯然不得超過嬰子口一線,湖區範圍與今天的鄱陽北湖大體相當。江南的這個彭蠡新澤,從形成以後至隋唐時代,歷時千年以上,範圍相當穩定,始終侷限在今鄱陽北湖地區,未見向南擴充套件至鄡陽平原的任何記載。《水經·廬山水注》引晉孫放廬山賦日:“尋陽郡(治所在今九江市西南二十里)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此“彭蠡之澤”指鄱陽北湖當無可非議,晉釋慧遠《廬山紀略》:廬山鄉左挾彭蠡,右傍通川”可資為證。所謂“接平敞之原”,按孫放之意,又當在廬山之南,應指當時存在的鄡陽平原的西北部、甚至整個鄡陽平原。這裡平原遼闊,一望無際,堪稱“平敞之原”。楊守敬《水經注疏》以為當指“廬山北至江一帶平地”,其方位顯然與孫放之不合,而且廬山北至江邊一帶,地勢是低丘起伏不斷,丘間平地狹窄,絕無“平敞之原”可言。至隋唐時代,《元和郡縣誌》在江州下三次提及彭蠡湖,並明確指出江州轄下的都昌(治所在今縣東北衙門村)與潯陽(今九江市)兩縣分湖為界,而在洪州(治今南昌市)與饒州(治今波陽縣)之下,均不見彭蠡湖的記載(《通典》同)；再從白沙、武林和武陽亭在唐代仍作為閩越入京要道分析,鄡陽平原至隋唐時代仍然存在。這些材料說明:六朝隋唐時代鄱陽湖的範圍仍然侷限在鄱陽北湖地區,今日鄱陽南湖在當時尚未形成。
由於嬰子口在唐代以前,是彭蠡澤與鄡陽平原的自然分界線,贛江在鄡陽平原上匯合諸水後在此注入彭蠡澤,因此嬰子口在古代也被稱為彭蠡湖口。位於嬰子口東側的左裡,因地居險要,是古代戰爭的防守要地。晉義熙六年(410年)盧循欲退豫章,曾利用左裡附近兩山挾束,江湖交匯其中的有利地勢,於水立柵,阻止劉裕的進攻⒀。杜佑在《通典》江州潯陽縣下明確指出:“宋武帝(劉裕)大破盧循於左裡即彭蠡湖口也”。
關於隋唐以前鄱陽北湖地區彭蠡澤的水文地貌特徵,可從《漢書·地理志》和《水經注》的記載略作分析。
在《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班固一方面認指彭澤縣西的水域為彭蠡澤,但又在雩都和贛縣下明確指出,湖漢水和豫章水至彭澤縣入江而不是入彭蠡澤。據此分析:當時這個彭蠡澤的水文特徵,應當是洪、枯水位變率大,屬洪水一大片,枯水一條線的吞吐型湖泊。
《水經·贛水注》:贛水“總納十川,同溱一瀆,俱注於彭蠡也”,“東西四十里，清澤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於江川。”《水經·廬江水注》:廬山“南岑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峰隥險峻,人跡罕及”,“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湖中有落星石,周迥百餘步,高五丈,上生竹木,傳曰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週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為瑰異上生林木”。可見南朝時代,鄱陽北湖的洪水湖面不但較今開闊,而且由於周圍林木叢生,水上保持良好,湖水含沙量甚微,水色清綠喜人。相比之下,今日贛江諸水均先注鄱陽南湖,泥沙經適量沉澱之後始注鄱陽北湖,照理鄱陽北湖的含沙量應當更少,但因自封建社會後期以來,森林植被遭人為的破壞,江西境內水土流失嚴重,據我們在湖口觀察,鄱陽北湖的水色,現在根本談不上清綠,而是相當混濁。又酈道元所謂介立湖中的孤石,即今大孤山又名鞋山,今仍矗立鄱陽北湖中；南嶺即指今廬山主峰—漢陽峰，其下宮亭湖中的落星石,在今星子縣南,由於泥沙淤積、湖面萎縮而已靠岸上陸。
鄱陽湖在歷史時期有彭蠡澤、彭蠡湖、彭澤,彭湖等稱謂。在星子縣附近又有宮亭湖之稱,有的文獻也以它泛稱整個彭蠡澤。至於鄱陽湖名稱的起始由來,顯然應當與彭蠡湖水面侵入波陽境內有關。我們在上面業已證明,隋唐以前彭蠡澤僅侷限在鄱陽北湖地區,它與波陽轄境無接壤關係, 所以隋唐及其以前的歷史文獻,均未見鄱陽湖之名,這無疑是符合當時的客觀現實的。鄱陽湖的得名,是唐以後彭蠡澤越過嬰子口,向鄡陽平原擴充套件進入波陽轄境的結果。可是明清不少志書卻認為隋煬帝時即已有鄱陽湖之目,這不僅缺乏根據,而且也與鄱陽湖發展的歷史事實不相符合。如《清一統志》饒州府山川載：“鄱陽湖即禹貢彭蠡,隋時始曰鄱陽,以接鄱陽山而名也。”但在鄱陽山條目下卻又說：“初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唐改今名。”既然唐始有鄱陽山之名,則“隋以接鄱陽山而名”也就不能成立,因為是沒有根據的誤傳,記載就容易自相矛盾。
(二)鄱陽南湖的發展:
下面著重分析彭蠡澤向東南擴充套件、鄡陽平原沉淪為鄱陽南湖的原因和歷史過程。
位於鄱陽南湖地區的古代鄡陽平原,從漢高帝在此設立鄡陽縣、王莽改縣名曰豫章以及淘金業的發展等情況分析：兩漢時代可能是該平原地區經濟最發達的時期。但因自全新世開始以來,鄱陽湖地區的新構造運動具有強烈下沉的性質,鄡陽平原河網交錯的地貌景觀經長期沉降,逐步向沼澤化方向演變。至南朝隋唐時代,平原沼澤化可能已經相當嚴重,大部分地區不宜人們居住和從事農業生產,劉宋永初二年鄡陽縣的撤銷,與此演化過程當有密切關係。
據竺可楨先生研究⑭,隋唐五代至北宋時期,中國氣候變得和暖。在長安不但梅樹生長良好,而且柑桔還能結果實。竺老指出:柑桔只能抵抗－8℃的最低溫度,梅樹只能抵抗－14℃的最低溫度。在1931－1950年期間,西安的年絕對最低溫度每年都降到－8℃以下,其中1936、1947和1948年降到－14℃以下,不但柑桔難以存活,就是梅樹也生長不好。所以隋至北宋時期,是中國的一個高溫氣候期。這時長江中下游的湖泊都有顯著的發展擴大,如洞庭湖從東洞庭湖區向西洞庭湖區擴充套件,範圍由南朝時期的五百餘里發展至唐宋時代的周極八百里⑮；太湖流域在唐宋時期也先後形成了澄湖、馬騰湖、瑇瑁湖、來蘇湖、澱山湖等一系列新湖泊⑯。具有全流域性的湖泊擴充套件,除地勢低窪、河道阻塞、客水入侵等區域性性因素外,全流域地表徑流量的增大是最重要的因素。說明在隋唐北宋時期,與中國高溫氣候相伴生的,在長江流域出現了一個多雨期。地處長江中下游之間的鄱陽湖地區,在隋唐以後湖泊迅速擴充套件,與此高溫多雨期無疑有著重大的關係。
在高溫多雨的隋唐北宋時期,長江徑流量相應增大,尤其是洪水季節。但是原先可以充分調蓄洪水的江漢平原地區的雲夢澤,在隋唐時代已經基本消失⑰,江北的彭蠡古澤,也早被陂池大小的雷池所取代,長江流域蓄洪能力顯著下降的結果,長江干流徑流量急增,水位上升,除了部分分洪洞庭之外,大部分傾瀉東下。它在湖口一帶又造成兩種結果:一是分洪倒灌入彭蠡澤；二是頂託彭蠡澤出水。這兩種結果的結合,也是造成彭蠡澤擴充套件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 彭蠡澤空前迅速的越過嬰子口向東南方的梟陽平原擴充套件,大體上奠定了今天鄱陽湖的範圍和形態。
《太平寰宇記》⑱洪州南昌縣:“松門山在縣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北臨彭蠡湖”。在饒州鄱陽縣下又載:“故鄱陽縣在彭蠡湖東、鄱水之北；蓮荷山在縣西四十里彭蠡湖中,望如荷葉浮水面。”說明北宋初期,彭蠡湖溢位嬰子口過鬆門之後,不但已進入鄱陽縣境,而且距鄱陽縣城很近。所以《寰宇記》在饒州餘干縣下明確指出：“康郎山在縣西北八十里鄱陽湖中。”這是鄱陽湖之名首次見於史籍的記載。但從名稱關係上看,當時尚以彭蠡湖為主稱,鄱陽湖屬別名,這也說明鄱陽湖剛形成不久,習慣上仍以古名相稱。至南宋,《輿地紀勝》饒州下已立鄱陽湖之目,並謂“湖中有鄱陽山,故名鄱陽湖,其湖綿亙數百里, 亦名彭蠡湖。”則是以鄱陽湖為主稱,彭氫湖為別名,這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鄱陽湖逐漸取代彭蠡湖的必然結果。
根據《太平寰宇記》並參照《輿地紀勝》的記載,宋代鄱陽南湖的範圍大致如下:鄱陽山即今波陽縣西北鄱陽湖中的長山(又名強山),宋代已處在湖中的事實證明,當時鄱陽南湖的北界與今大體相同。鄱陽湖的東界,在今蓮荷山與波陽縣城之間,史書記載明確。漢代的武林,宋時已成鄱陽的東南涯,《太平寰宇記》饒州餘干縣：“武陵山在縣東北三十里,臨大湖,漢書作武林”,大湖即指蓮荷山以南。康山以東的鄱陽湖大灣水面。宋代康山己在湖中,湖區南界當在康山以南。《輿地紀勝》隆興府:“彭蠡湖在進賢縣(東北)一百二十里, 接南康、饒州及本府三州之境,彌茫浩渺,與天無際”；又日:“鄔子寨在進賢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徐師川嘗有鄔子值風雨詩云：重湖浪正起,支川舟不行,急雨夜臥聽,顛風晝夜驚。”說明鄔子寨是宋代鄱陽湖的南極。與鄔子寨隔江(餘干江下游的分流)相望的瑞洪鎮,因此成為“閩越百貨所經”⑳的重要港口。宋代鄱陽南湖的西端在松門山,從它,“北臨彭蠡湖”的形勢分析,山南一帶平原在當時尚未淪湖。因此,湖區西南界當在松門山東端至瑞洪鎮一線上。
至此,位於鄱陽南湖地區的古代梟陽平原,幾乎淪沒殆盡,梟陽縣城被彌茫浩渺與天無際的湖水包圍在荒丘孤島上,唐代閩越入京道上的白沙、武陽亭則相繼陷入湖中,波光粼粼的大湖景觀終於取代了河網交錯的平原景色(圖四)。
明清時期,鄱陽湖演變的最大特點是,汊湖的形成和擴充套件,特別是鄱陽湖的南部地區,尤為顯著。在進賢縣北境,宋時僅有族亭湖和日月湖兩個湖泊見於記載。《太平寰宇記》饒州餘干縣:“族亭湖在縣西水路八十里,湖中流分當縣及南昌二縣界”。此湖相當今瑞洪至北山的金溪湖,它是宋初鄱陽湖擴充套件後的南部汊湖。《輿地紀勝》隆興府:“日月湖在進賢北十五里”,即今軍山湖南部的小湖漢。後經元明兩代,隨著鄱陽湖地區的繼續沉降,族亭湖被鄱陽湖吞併的結果,進賢北境的北山成為鄱陽湖的最南端。與此同時,日月湖洩入鄱陽湖的水道也擴充套件成鄱陽湖南部條帶狀的汊湖－軍山湖,遂使軍山、日月兩湖成為進賢境內最大的湖泊。《讀史方輿紀要》南昌府進賢縣:“軍山湖在縣北四十里。志雲:縣境之水,二湖(軍山、日月)最大,而總歸於鄱陽湖。鄱陽湖蓋浸北山之趾。”又說:“三陽水,縣北六十里,上源在縣西,曰南陽、洞陽、武陽,合流經此故曰三陽,又東北入鄱陽湖。”說明當時進賢西北的青嵐湖尚未形成。至明末清初,原來流經進賢西北的清溪、南陽、洞陽三水的中下游地帶,也因沉溺而擴充套件成僅次軍山湖的大汊湖—青嵐湖(或稱清南湖、洞陽湖)。《清一統志》南昌府山川已列青嵐湖之目。至今,軍山湖和青嵐湖的沉溺河谷形態還極為清晰,更重要的是,現在湖底的槽部仍只有少量的淤泥覆蓋於網紋紅土之上,這是近期強烈沉降的充分證明,和史書記載完全一致。
前已敘及,宋代鄱陽南湖的西南岸在松門山東端至瑞洪一線上,距今湖岸尚有一定距離,這是與古贛江東北流向所造成的贛江三角洲的形態相吻合的。磯山應在當時贛江三角洲的前緣。唐以後贛江下游主泓西移至吳城附近,《太平寰宇記》洪州南昌縣:“吳城山在治東北一百八十里臨大江”,大江即贛江。因此贛江大量泥沙直接由鄱陽北湖輸送入長江,南昌東北方向的贛江三角洲則因此發展滯緩,鄱陽南湖就逐漸向西南方擴充套件。至明代,據《讀史方輿紀要》的記載,三角洲前緣的幾山已“屹立鄱陽湖中。”在清初,松門山以南的陸地也相繼淪湖,致使原來只有“北臨彭蠡湖”的松門山及吉州山也變成湖中島山22。由於鄱陽南湖的西南岸是近期擴充套件形成的,所以在湖岸左右,遭淹沒的古田至今仍然清晰可見。
吳城附近的贛江口,自唐末以來三角洲逐漸發育。《讀史方輿紀要》南康府星子縣下記載贛江口已有火燒洲、綿條洲和大洲等河口沙洲的形成。清後期以來,吳城贛江鳥足狀三角洲發育已相當良好,吉州山和松門山因此呈足狀又與陸地相連。而火燒洲和綿條洲繼續以足狀三角洲向北發展的結果,吳城西北一帶因排水不暢先後發展成蚌湖、牛鴨湖等湖汊。這時鄱陽湖南部地區,因為信江下游分洪量大部彙集在瑞洪附近入湖,同時贛江下游南支分流量增大,康山一帶入湖泥沙大量沉積的結果,己使康山成為突出湖中的陸連島形態。
最後必須指出,彭蠡湖雖然自唐末五代迅速向東南方擴充套件成“彌茫浩渺與天無際”的鄱陽湖,但它和唐以前位於鄱陽北湖地區的彭蠡澤一樣,也是一個吞吐型的時令湖。《讀史方輿紀要》江西鄱陽湖記載,每年枯水季節,“湖面萎縮,水束如帶,黃茅白葦,曠如平野,”僅餘重湖性質的“鷹泊小湖。”即使在洪水季節,湖水深度一般也不大。《續資治通鑑》卷21了記載,元末朱元璋大戰陳友諒於康郎山一帶,是農曆七月的高水位時期,但“湖水淺”,“水路狹隘”,“相隨渡淺”卻屢見於記載。正因為新擴充套件的鄱陽南湖具有時令湖性質,所以《太平寰宇記》在饒州下,方面詳細記載入浸饒州境內的鄱陽湖的具體範圍和地點,另一方面又說鄱水“經郡城(指今波陽縣治)南又過都昌縣入彭蠡湖。”這就是因季節不同,河湖交匯形勢相應改變在史書上的反映。
(三)鄱陽湖演變趨勢：
關於今後鄱陽湖的演變趨勢,洪枯水位時期所攝衛星象片及入湖泥沙情況進行分析。
枯水期衛星象片表明,鄱陽北湖湖面萎縮、乾涸,水束如帶；鄱陽南湖除軍山、青嵐二汊湖基本不變外,完整的湖面則被由贛江南支、撫河和信江西大河匯合形成的南東――北西向湖底河床及其自然堤分隔成東北、西南二個萎縮湖面。說明現在鄱陽南湖比北湖具有較大水深,這和宋明時期北深南淺的情況完全相反。深淺倒置的原因是：由於贛江主流近千年來直接由吳城經北湖入長江以及長江倒灌、頂託等因素,造成大量泥沙在鄱陽北溉沉積的結果。
洪水期是河流泥沙搬運、堆積的關鍵時期。據江西省水利廳計算,每年五河(修、贛、撫、信、鄱)挾帶泥沙,在鄱陽湖內沉積1120萬噸。洪水期衛星象片顯示：入湖泥沙絕大部分來自贛江流域,其他流域來沙甚微。由於自吳城北上的贛江主支的洩洪量遠小於南支和中支,所以贛江來沙大部彙集在鄱陽南湖,致使衛星象片上南湖水色混濁, 沙浪滾滾(汊湖除外),而北湖則水色清蘭,未見泥沙流。彙集在鄱陽南湖的泥沙,受狹窄的松門峽出口的制約,被迫徘徊在南湖的西南部沉積,這對於整個贛江三角洲的向東北推進,鄱陽南湖西南部的萎縮,無疑是很關鍵的。
它的作用在枯水期衛星象片上已有清晰的反映。這就是佔贛江分流量首位的贛江南和撫河、信江西大河聯合形成的三角洲正在由南向北推進,洩洪量佔贛江第二位的贛江中支,其在河口所形成的三角洲也在向東北方向擴充套件。根據康山成陸情況分析,目前的泥沙沉積量已超過構造下沉量,所以今後鄱陽湖有著自南向北繼續萎縮的明顯趨勢(圖五)。
我們認為,根據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和今後發展的趨勢,應當採取果斷的措施,控制贛江南支、中支及北支的流量,加大贛江主支的洩洪量,把贛江來沙直接送入長江,同時嚴格控制高灘圍田,嚴禁圍湖造田,以便達到最大限度地延緩鄱陽湖的萎縮排程,造福子孫萬代。
鄱陽湖位於江西北部、長江九江河段的南岸,洪水期面積3841平方公里,容積260億立方米,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陽湖是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集水湖盆,自西向東接納修水、贛江、撫河、信江和鄱江等水,由湖口注入長江,多年平均徑流量達1433億立方米。根據湖盆地貌形態和歷史演變情況,以老爺嶺、楊家山之間的嬰子口為界,鄱陽湖可分為鄱陽北湖和鄱陽南湖兩部分(圖一)。從歷史文獻、考古遺址、衛星象片和新構造運動情況的綜合分析中可以看出,歷史時期的鄱陽湖,曾經歷著滄桑鉅變。
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
一、河網交錯的,都阿平原。
鄱陽湖的演變和洞庭湖的演變相比較,無論是在更新世或全新世,都真有明顯的同步性質①。鄱陽湖地區在上更新世也因普遍陸升而呈現一片河網交錯的平原地貌景觀。在沉積物上僅形成下蜀黃土沉積與河流泛溢層,沒有大面積連續性的湖相沉積層發現②。全新世以來,湖區地貌形態繼承上更新世河網平原景觀的特點,因此為湖區的生產活動提供了廣闊的歷史舞臺。
到封建社會早期,由於勞動人民辛勤開發的結果,河網交錯的平原地區,經濟發展已具相當規模,所以早在西漢時代就在平原中部、今鄱陽湖中心地區設定鄡陽縣,屬豫章郡管轄。
確定鄡陽縣城的具體位置,分析鄡陽縣的轄境,對於認識全新世以來,特別是歷史時期鄱陽地區仍然繼承上更新世河網交錯的平原地貌,是很有意義的。
《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轄有鄡陽縣。《太平寰宇記》饒州鄱陽縣載：“廢鄡陽縣在西北一百二十里。按鄱陽記雲:“漢高帝六年(前201年)置,宋永初二年(421年)廢。”清同治《都昌縣誌》古蹟:“古鄡陽城在周溪司前湖中四望山,至今城址猶存。”1960年江西省博物館在鄱陽湖中的四山(即四望山)發現漢代古城址及漢墓群,其位置與史書記載完全吻合,此古城無疑即漢代鄡陽縣城。值得注意的是:偌大的一個縣城,在今浩渺無涯的鄱陽湖中孤島上發現；並且在每年洪水季節來臨時,古城即被淹于波濤之中。顯然,在交通工具尚不發達的封建社會早期,縣治一般是不可能設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中的。這就很清楚地說明:在五世紀二十年代鄡陽縣撤銷以前,今天鄱陽湖的廣大水體尚未形成。
鄡陽設縣前後,在其周圍有彭澤、鄱陽、海昏三縣。海昏初治昌邑城,故址在今鄱陽南湖西南岸遊塘村③,後徙今永修西北艾城, 可見海昏東部轄境,至少可達今鄱陽南湖西南岸一線。漢鄱陽縣治在今縣東北古縣渡。《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載:鄱陽縣的“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採。”據《水經, 贛水注》、《史記·東越列傳·索隱》記載: 武陽鄉、黃金採當分別在今康山東西兩側的鄱陽湖中。因此,漢代鄱陽縣的西境,無疑已越過康山與今波陽縣西界相當,大致以磯山一長山一線為界。漢彭澤縣治在今湖口縣東15 公里。《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艾:“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今贛江)。”根據嬰子口以南的地貌形態和河流的水文特性分析:贛、修的匯合口不可能越過嬰子口,只能在今都昌縣治以西一帶相會。因此,漢代彭澤縣南界可達今都昌縣治一帶。《元和郡縣誌》江州都昌縣下說,“本漢彭澤縣地”,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此外,史書關於鄡陽平原上河網交錯的地貌景觀的詳細記述,也為論證鄡陽平原的客觀存在提供了充分證據。
綜合《漢書·地理志》和《水經注》等史籍的記載,漢魏六朝時期,鄡陽平原上河網交錯的地貌景觀很是典型。當時,贛江在南昌縣南匯合盱水(今撫河)和蜀水(今錦江)之後,東北經昌邑城東合繚水主流④(今馮水)即進入鄡陽縣境內；餘水(今信江) 經餘干縣又西北至鄡陽縣城附近入贛江,鄱水(今鄱江)經波陽縣南、武陽鄉北,又西注贛江⑤ ,繚水支流復自修水分出,東北流至鄔陽西北入贛江。贛江在鄡陽縣城附近匯合餘水、鄱水和繚水支流之後,又西北出松門,至今都昌城西合修水。至此,贛江“總納十川,同溱一瀆”⑥,北出嬰子口,始注入當時的彭蠡澤、今天的鄱陽北湖。公元五世紀以前鄱陽南湖尚未形成,鄡陽縣城才能成為河網交匯的中心。
順便指出, 贛江下游和撫河下游從史前進入封建社會早期, 其主私道在贛、撫聯合沖積平原上具有明顯的變遷。位於康山附近的武陽鄉黃金採, 是秦漢之際採淘沙金的場所。金沙當來源於大庾嶺、武夷山的古老花崗岩,經風化由贛江、撫河搬運堆積而成。又據《史記·東越列傳》,漢武帝平東越前, 漢與東越邊界上尚有白沙、武林兩個防守要隘。《索隱》謂:“今豫章(南昌)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 今當閩越入京道。”《太平寰宇記》饒州鄱陽縣:“白沙在縣西,水路一百二十里,沙白如雪,因以為名。”據此,白沙當在今鄱陽湖中南山以北一帶,白沙的來源也應當是贛、撫兩河搬運石英砂在平原地區沉積的產物。由此可見,史前贛江和撫河下游的主泓道,當流經康山至南山,而後才從四山出松門。其後,贛、撫下游均向西擺動。至秦漢時代,贛江下游已遠離康山,從南昌經昌邑出鄡陽；而撫河主泓則改道南昌之南入贛江,原先撫河下游變為汊道,但因它流經漢代鄱陽縣的武陽鄉,所以後來撫河下游的這一河段又有武陽水之稱。
綜上所述,今天汪洋浩渺的鄱陽南湖,在公元五世紀以前,是一片河網交錯、田園阡陌、水路交通發達的平原地貌景觀,不存在大面積的湖泊水體。所以《漢書· 地理志》豫章郡的彭蠡澤,不載於鄡陽縣下,道理是很清楚的,也是完全正確的。
二、九江瀦匯的彭蠡古澤
過去人們總認為,今天的鄱陽湖就是古代的彭蠡澤。根據上面的分析, 我們認為,這一傳統概念顯然是很不確切的。今天的鄱陽湖,在歷史時期有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演變過程。早期的彭蠡古澤,無論其地理位置和形成原因,都和今天的鄱陽湖沒有任何關係；後期的彭蠡新澤,雖然與今天的鄱陽湖有關聯,但也是逐步由小到大發展演變而成的。
彭蠡古澤的形成與古長江在九江盆地的變遷有密切關係。更新世中期,長江出武穴之後,主泓流經太白湖、龍感湖、下倉鋪至望江匯合從武穴南流入九江盆地南緣的長江汊道。更新世後期,長江主泓南移到目前長江河道上⑧。由於長江南移的結果,在江北遺留下一系列遺棄的古長江河段。這些河段,如果是按照自然演變趨勢,早應消亡。但由於該地區處在下揚子準地槽新構造掀斜下陷帶,特別是全新世以來,掀斜下陷更為顯著,長江遺棄河段隨之擴充套件成湖,並和九江盆地南緣的寬闊的長江水面相合並,形成一個空前規模的大湖泊,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貢》所記載的彭蠡澤。(圖三)先秦時期彭蠡澤示意圖
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
當時,長江出武穴之後,擺脫兩岸山地約束,形成了一個以武穴為頂點,北至黃梅城關,南至九江市區的巨大沖積扇,至中全新世,沖積扇的前緣。根據黃梅境內龍感湖中新石器遺址的分佈情況判斷,當在今鄂皖交界一線。在先秦時代,江漢合流出武穴後,滔滔江水在沖積扇上以分汊水系形式,東流至扇前窪地瀦匯而成彭蠡澤,由於扇狀水系汊道眾多,《禹貢》概謂之“九江”。傳說禹疏九江,當是在分汊河道上加以疏導整治,使之通暢地匯注彭蠡澤,而不致在沖積扇上氾濫成災。根據《禹貢》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之文,當時九江分汊狀水系的主泓自沖積扇南緣流至今九江市後,以“東迤北”的方向匯注彭蠡澤,結合目前該地區的地貌形態分析,彭蠡澤的位置無疑在大江之北⑨,其具體範圍當包有今宿松、望江間的長江河段及其以北的龍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沼地區。江北彭蠡古澤,曾經是古代長江中下游水上交通的必經之地,出土文物和史書均有明確的記載。安徽壽縣出土的戰國“鄂君啟節”,其中舟行水程之節銘文有“逾江,庚彭漲”。據譚其驤考釋:彭彈即彭澤,邑聚名,故址疑即今安徽望江縣,系因瀕臨江北彭蠡澤而得名⑩。漢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在《封禪書》中更明確的記載:公元前106年,武帝“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尋陽和樅陽,分別在今大江之北的湖北黃梅縣西南和安徽樅陽縣治。因此,武帝所“過彭蠡”,無疑還是戰國時期的江北彭蠡澤。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說,他自已曾“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他所記載的武帝的這一條舟行路線,應該是可信的。但因彭蠡古澤是九江在長江遺棄河段上瀦匯而成的,具有河流的條帶狀形態。它既可稱為湖澤,但也可以認為是長江的加寬河段。正因如此,先秦和漢初的許多典藉,記載到全國的著名澤藪, 除《禹貢》外,其餘如《周禮·職方》、《呂覽·有始》、《爾雅·釋地》、《淮南·地形》等篇,都沒有提到這個彭蠡澤,顯然這些典籍是把彭蠡澤作為長江拓寬河段來處理的。
但由於彭蠡古澤是長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九江瀦匯而成的湖泊, 此因水下的新老河段之間脊線分明。當九江主泓在今九江市折向東北匯注彭蠡澤時,受贛江水流的頂託,其所挾帶的泥沙就在主泓北側的脊線上沉積下來,經過不斷加積並和九江汊道帶來的泥沙相匯合,最後出露水面成自然堤, 就把彭蠡澤南緣的九江主泓道和彭蠡澤分離開來。在東漢班固根據西漢後期資料寫成的《漢書·地理志》裡,原來在《禹貢》裡東迤北會為彭蠡的九江水系,此時已“皆東合為大江”⑪。估計古彭蠡水域最後完成江湖分離的時間,當在漢武帝、司馬遷時代之後不過數十年,距今約二千年。其後,每年汛期長江氾濫,在自然堤外繼續沉積河漫灘相物質,從而促使彭蠡古澤進一步萎縮,最後只剩下若干不大的陂池和水流通道,江北彭蠡澤之名湮沒,代之而起的是著稱於六朝時代的雷池和雷水。今天的龍感湖、大官湖等就是在雷池和雷水的基礎上發育形成的。
三、鄱陽湖的形成與發展
現代鄱陽湖地貌的顯著特徵是:水體入侵河谷、階地的現象十分普遍。在條帶狀的鄱陽北湖,水面開闊,超過該地長江水面的一倍以上,顯系古贛江斷陷河谷近期沉溺而成；在其兩側存在的許多沉溺支谷也可引以為證。在形似倒立三角形的鄱陽南湖,其東北部、西北部、特別是南部, 也有許多因水體入侵河谷階地之間而形成的狹長的崗間湖泊,這些湖泊的床底都是由網紋紅土組成,其上只是在湖槽底部才有一層極薄的近代湖積物。⑫水體入侵河谷階地的事實證明:鄱陽湖地區近期構造運動,具有強烈的下沉趨勢,這就為歷史時期鄱陽湖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 鄱陽北湖的形成:
在西漢後期,九江水系已“皆東合為大江”,原先九江水系所瀦匯的江北彭蠡澤已和九江主泓道分離,面積日漸萎縮,蓄洪能力顯著下降,長江洪水過程隨之增大的結果,湖口斷陷的古贛江即在這種水文條件下逐步擴充套件成較大水城。其時《禹貢》彭蠡澤當已面目全非、無可認指,所以在《漢書·地理志》裡,班固遂認指豫章郡彭澤縣西的湖口斷陷水域為“禹貢彭蠡澤”。
顯然,湖口斷陷水域,不但不符合《禹貢》所載彭蠡澤的位置,也與漢武帝所“過彭蠡”的方位不合。班固認指實為附會《禹貢》彭蠡之說。然而這種附會又是易被後人接受的,因為彭蠡古澤既已消失,而湖口斷陷水域北連大江、與江水瀦匯有關,是這一帶唯一較大的水體。又由於漢以後學者一向崇信《漢書》,被視為權威著作,從此,江北彭蠡澤之名遂被遷用於江南的湖口斷陷水域,成為後來人所共知的新的彭蠡澤。
前已述及,漢代修水至今都昌城西、嬰子口以南一帶始注入湖漢水(贛江)。因此,當時彭蠡新澤的南界,顯然不得超過嬰子口一線,湖區範圍與今天的鄱陽北湖大體相當。江南的這個彭蠡新澤,從形成以後至隋唐時代,歷時千年以上,範圍相當穩定,始終侷限在今鄱陽北湖地區,未見向南擴充套件至鄡陽平原的任何記載。《水經·廬山水注》引晉孫放廬山賦日:“尋陽郡(治所在今九江市西南二十里)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此“彭蠡之澤”指鄱陽北湖當無可非議,晉釋慧遠《廬山紀略》:廬山鄉左挾彭蠡,右傍通川”可資為證。所謂“接平敞之原”,按孫放之意,又當在廬山之南,應指當時存在的鄡陽平原的西北部、甚至整個鄡陽平原。這裡平原遼闊,一望無際,堪稱“平敞之原”。楊守敬《水經注疏》以為當指“廬山北至江一帶平地”,其方位顯然與孫放之不合,而且廬山北至江邊一帶,地勢是低丘起伏不斷,丘間平地狹窄,絕無“平敞之原”可言。至隋唐時代,《元和郡縣誌》在江州下三次提及彭蠡湖,並明確指出江州轄下的都昌(治所在今縣東北衙門村)與潯陽(今九江市)兩縣分湖為界,而在洪州(治今南昌市)與饒州(治今波陽縣)之下,均不見彭蠡湖的記載(《通典》同)；再從白沙、武林和武陽亭在唐代仍作為閩越入京要道分析,鄡陽平原至隋唐時代仍然存在。這些材料說明:六朝隋唐時代鄱陽湖的範圍仍然侷限在鄱陽北湖地區,今日鄱陽南湖在當時尚未形成。
由於嬰子口在唐代以前,是彭蠡澤與鄡陽平原的自然分界線,贛江在鄡陽平原上匯合諸水後在此注入彭蠡澤,因此嬰子口在古代也被稱為彭蠡湖口。位於嬰子口東側的左裡,因地居險要,是古代戰爭的防守要地。晉義熙六年(410年)盧循欲退豫章,曾利用左裡附近兩山挾束,江湖交匯其中的有利地勢,於水立柵,阻止劉裕的進攻⒀。杜佑在《通典》江州潯陽縣下明確指出:“宋武帝(劉裕)大破盧循於左裡即彭蠡湖口也”。
關於隋唐以前鄱陽北湖地區彭蠡澤的水文地貌特徵,可從《漢書·地理志》和《水經注》的記載略作分析。
在《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班固一方面認指彭澤縣西的水域為彭蠡澤,但又在雩都和贛縣下明確指出,湖漢水和豫章水至彭澤縣入江而不是入彭蠡澤。據此分析:當時這個彭蠡澤的水文特徵,應當是洪、枯水位變率大,屬洪水一大片,枯水一條線的吞吐型湖泊。
《水經·贛水注》:贛水“總納十川,同溱一瀆,俱注於彭蠡也”,“東西四十里，清澤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於江川。”《水經·廬江水注》:廬山“南岑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峰隥險峻,人跡罕及”,“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湖中有落星石,周迥百餘步,高五丈,上生竹木,傳曰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週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為瑰異上生林木”。可見南朝時代,鄱陽北湖的洪水湖面不但較今開闊,而且由於周圍林木叢生,水上保持良好,湖水含沙量甚微,水色清綠喜人。相比之下,今日贛江諸水均先注鄱陽南湖,泥沙經適量沉澱之後始注鄱陽北湖,照理鄱陽北湖的含沙量應當更少,但因自封建社會後期以來,森林植被遭人為的破壞,江西境內水土流失嚴重,據我們在湖口觀察,鄱陽北湖的水色,現在根本談不上清綠,而是相當混濁。又酈道元所謂介立湖中的孤石,即今大孤山又名鞋山,今仍矗立鄱陽北湖中；南嶺即指今廬山主峰—漢陽峰，其下宮亭湖中的落星石,在今星子縣南,由於泥沙淤積、湖面萎縮而已靠岸上陸。
鄱陽湖在歷史時期有彭蠡澤、彭蠡湖、彭澤,彭湖等稱謂。在星子縣附近又有宮亭湖之稱,有的文獻也以它泛稱整個彭蠡澤。至於鄱陽湖名稱的起始由來,顯然應當與彭蠡湖水面侵入波陽境內有關。我們在上面業已證明,隋唐以前彭蠡澤僅侷限在鄱陽北湖地區,它與波陽轄境無接壤關係, 所以隋唐及其以前的歷史文獻,均未見鄱陽湖之名,這無疑是符合當時的客觀現實的。鄱陽湖的得名,是唐以後彭蠡澤越過嬰子口,向鄡陽平原擴充套件進入波陽轄境的結果。可是明清不少志書卻認為隋煬帝時即已有鄱陽湖之目,這不僅缺乏根據,而且也與鄱陽湖發展的歷史事實不相符合。如《清一統志》饒州府山川載：“鄱陽湖即禹貢彭蠡,隋時始曰鄱陽,以接鄱陽山而名也。”但在鄱陽山條目下卻又說：“初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唐改今名。”既然唐始有鄱陽山之名,則“隋以接鄱陽山而名”也就不能成立,因為是沒有根據的誤傳,記載就容易自相矛盾。
(二)鄱陽南湖的發展:
下面著重分析彭蠡澤向東南擴充套件、鄡陽平原沉淪為鄱陽南湖的原因和歷史過程。
位於鄱陽南湖地區的古代鄡陽平原,從漢高帝在此設立鄡陽縣、王莽改縣名曰豫章以及淘金業的發展等情況分析：兩漢時代可能是該平原地區經濟最發達的時期。但因自全新世開始以來,鄱陽湖地區的新構造運動具有強烈下沉的性質,鄡陽平原河網交錯的地貌景觀經長期沉降,逐步向沼澤化方向演變。至南朝隋唐時代,平原沼澤化可能已經相當嚴重,大部分地區不宜人們居住和從事農業生產,劉宋永初二年鄡陽縣的撤銷,與此演化過程當有密切關係。
據竺可楨先生研究⑭,隋唐五代至北宋時期,中國氣候變得和暖。在長安不但梅樹生長良好,而且柑桔還能結果實。竺老指出:柑桔只能抵抗－8℃的最低溫度,梅樹只能抵抗－14℃的最低溫度。在1931－1950年期間,西安的年絕對最低溫度每年都降到－8℃以下,其中1936、1947和1948年降到－14℃以下,不但柑桔難以存活,就是梅樹也生長不好。所以隋至北宋時期,是中國的一個高溫氣候期。這時長江中下游的湖泊都有顯著的發展擴大,如洞庭湖從東洞庭湖區向西洞庭湖區擴充套件,範圍由南朝時期的五百餘里發展至唐宋時代的周極八百里⑮；太湖流域在唐宋時期也先後形成了澄湖、馬騰湖、瑇瑁湖、來蘇湖、澱山湖等一系列新湖泊⑯。具有全流域性的湖泊擴充套件,除地勢低窪、河道阻塞、客水入侵等區域性性因素外,全流域地表徑流量的增大是最重要的因素。說明在隋唐北宋時期,與中國高溫氣候相伴生的,在長江流域出現了一個多雨期。地處長江中下游之間的鄱陽湖地區,在隋唐以後湖泊迅速擴充套件,與此高溫多雨期無疑有著重大的關係。
在高溫多雨的隋唐北宋時期,長江徑流量相應增大,尤其是洪水季節。但是原先可以充分調蓄洪水的江漢平原地區的雲夢澤,在隋唐時代已經基本消失⑰,江北的彭蠡古澤,也早被陂池大小的雷池所取代,長江流域蓄洪能力顯著下降的結果,長江干流徑流量急增,水位上升,除了部分分洪洞庭之外,大部分傾瀉東下。它在湖口一帶又造成兩種結果:一是分洪倒灌入彭蠡澤；二是頂託彭蠡澤出水。這兩種結果的結合,也是造成彭蠡澤擴充套件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 彭蠡澤空前迅速的越過嬰子口向東南方的梟陽平原擴充套件,大體上奠定了今天鄱陽湖的範圍和形態。
《太平寰宇記》⑱洪州南昌縣:“松門山在縣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北臨彭蠡湖”。在饒州鄱陽縣下又載:“故鄱陽縣在彭蠡湖東、鄱水之北；蓮荷山在縣西四十里彭蠡湖中,望如荷葉浮水面。”說明北宋初期,彭蠡湖溢位嬰子口過鬆門之後,不但已進入鄱陽縣境,而且距鄱陽縣城很近。所以《寰宇記》在饒州餘干縣下明確指出：“康郎山在縣西北八十里鄱陽湖中。”這是鄱陽湖之名首次見於史籍的記載。但從名稱關係上看,當時尚以彭蠡湖為主稱,鄱陽湖屬別名,這也說明鄱陽湖剛形成不久,習慣上仍以古名相稱。至南宋,《輿地紀勝》饒州下已立鄱陽湖之目,並謂“湖中有鄱陽山,故名鄱陽湖,其湖綿亙數百里, 亦名彭蠡湖。”則是以鄱陽湖為主稱,彭氫湖為別名,這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鄱陽湖逐漸取代彭蠡湖的必然結果。
根據《太平寰宇記》並參照《輿地紀勝》的記載,宋代鄱陽南湖的範圍大致如下:鄱陽山即今波陽縣西北鄱陽湖中的長山(又名強山),宋代已處在湖中的事實證明,當時鄱陽南湖的北界與今大體相同。鄱陽湖的東界,在今蓮荷山與波陽縣城之間,史書記載明確。漢代的武林,宋時已成鄱陽的東南涯,《太平寰宇記》饒州餘干縣：“武陵山在縣東北三十里,臨大湖,漢書作武林”,大湖即指蓮荷山以南。康山以東的鄱陽湖大灣水面。宋代康山己在湖中,湖區南界當在康山以南。《輿地紀勝》隆興府:“彭蠡湖在進賢縣(東北)一百二十里, 接南康、饒州及本府三州之境,彌茫浩渺,與天無際”；又日:“鄔子寨在進賢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徐師川嘗有鄔子值風雨詩云：重湖浪正起,支川舟不行,急雨夜臥聽,顛風晝夜驚。”說明鄔子寨是宋代鄱陽湖的南極。與鄔子寨隔江(餘干江下游的分流)相望的瑞洪鎮,因此成為“閩越百貨所經”⑳的重要港口。宋代鄱陽南湖的西端在松門山,從它,“北臨彭蠡湖”的形勢分析,山南一帶平原在當時尚未淪湖。因此,湖區西南界當在松門山東端至瑞洪鎮一線上。
至此,位於鄱陽南湖地區的古代梟陽平原,幾乎淪沒殆盡,梟陽縣城被彌茫浩渺與天無際的湖水包圍在荒丘孤島上,唐代閩越入京道上的白沙、武陽亭則相繼陷入湖中,波光粼粼的大湖景觀終於取代了河網交錯的平原景色(圖四)。
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
明清時期,鄱陽湖演變的最大特點是,汊湖的形成和擴充套件,特別是鄱陽湖的南部地區,尤為顯著。在進賢縣北境,宋時僅有族亭湖和日月湖兩個湖泊見於記載。《太平寰宇記》饒州餘干縣:“族亭湖在縣西水路八十里,湖中流分當縣及南昌二縣界”。此湖相當今瑞洪至北山的金溪湖,它是宋初鄱陽湖擴充套件後的南部汊湖。《輿地紀勝》隆興府:“日月湖在進賢北十五里”,即今軍山湖南部的小湖漢。後經元明兩代,隨著鄱陽湖地區的繼續沉降,族亭湖被鄱陽湖吞併的結果,進賢北境的北山成為鄱陽湖的最南端。與此同時,日月湖洩入鄱陽湖的水道也擴充套件成鄱陽湖南部條帶狀的汊湖－軍山湖,遂使軍山、日月兩湖成為進賢境內最大的湖泊。《讀史方輿紀要》南昌府進賢縣:“軍山湖在縣北四十里。志雲:縣境之水,二湖(軍山、日月)最大,而總歸於鄱陽湖。鄱陽湖蓋浸北山之趾。”又說:“三陽水,縣北六十里,上源在縣西,曰南陽、洞陽、武陽,合流經此故曰三陽,又東北入鄱陽湖。”說明當時進賢西北的青嵐湖尚未形成。至明末清初,原來流經進賢西北的清溪、南陽、洞陽三水的中下游地帶,也因沉溺而擴充套件成僅次軍山湖的大汊湖—青嵐湖(或稱清南湖、洞陽湖)。《清一統志》南昌府山川已列青嵐湖之目。至今,軍山湖和青嵐湖的沉溺河谷形態還極為清晰,更重要的是,現在湖底的槽部仍只有少量的淤泥覆蓋於網紋紅土之上,這是近期強烈沉降的充分證明,和史書記載完全一致。
前已敘及,宋代鄱陽南湖的西南岸在松門山東端至瑞洪一線上,距今湖岸尚有一定距離,這是與古贛江東北流向所造成的贛江三角洲的形態相吻合的。磯山應在當時贛江三角洲的前緣。唐以後贛江下游主泓西移至吳城附近,《太平寰宇記》洪州南昌縣:“吳城山在治東北一百八十里臨大江”,大江即贛江。因此贛江大量泥沙直接由鄱陽北湖輸送入長江,南昌東北方向的贛江三角洲則因此發展滯緩,鄱陽南湖就逐漸向西南方擴充套件。至明代,據《讀史方輿紀要》的記載,三角洲前緣的幾山已“屹立鄱陽湖中。”在清初,松門山以南的陸地也相繼淪湖,致使原來只有“北臨彭蠡湖”的松門山及吉州山也變成湖中島山22。由於鄱陽南湖的西南岸是近期擴充套件形成的,所以在湖岸左右,遭淹沒的古田至今仍然清晰可見。
吳城附近的贛江口,自唐末以來三角洲逐漸發育。《讀史方輿紀要》南康府星子縣下記載贛江口已有火燒洲、綿條洲和大洲等河口沙洲的形成。清後期以來,吳城贛江鳥足狀三角洲發育已相當良好,吉州山和松門山因此呈足狀又與陸地相連。而火燒洲和綿條洲繼續以足狀三角洲向北發展的結果,吳城西北一帶因排水不暢先後發展成蚌湖、牛鴨湖等湖汊。這時鄱陽湖南部地區,因為信江下游分洪量大部彙集在瑞洪附近入湖,同時贛江下游南支分流量增大,康山一帶入湖泥沙大量沉積的結果,己使康山成為突出湖中的陸連島形態。
最後必須指出,彭蠡湖雖然自唐末五代迅速向東南方擴充套件成“彌茫浩渺與天無際”的鄱陽湖,但它和唐以前位於鄱陽北湖地區的彭蠡澤一樣,也是一個吞吐型的時令湖。《讀史方輿紀要》江西鄱陽湖記載,每年枯水季節,“湖面萎縮,水束如帶,黃茅白葦,曠如平野,”僅餘重湖性質的“鷹泊小湖。”即使在洪水季節,湖水深度一般也不大。《續資治通鑑》卷21了記載,元末朱元璋大戰陳友諒於康郎山一帶,是農曆七月的高水位時期,但“湖水淺”,“水路狹隘”,“相隨渡淺”卻屢見於記載。正因為新擴充套件的鄱陽南湖具有時令湖性質,所以《太平寰宇記》在饒州下,方面詳細記載入浸饒州境內的鄱陽湖的具體範圍和地點,另一方面又說鄱水“經郡城(指今波陽縣治)南又過都昌縣入彭蠡湖。”這就是因季節不同,河湖交匯形勢相應改變在史書上的反映。
(三)鄱陽湖演變趨勢：
關於今後鄱陽湖的演變趨勢,洪枯水位時期所攝衛星象片及入湖泥沙情況進行分析。
枯水期衛星象片表明,鄱陽北湖湖面萎縮、乾涸,水束如帶；鄱陽南湖除軍山、青嵐二汊湖基本不變外,完整的湖面則被由贛江南支、撫河和信江西大河匯合形成的南東――北西向湖底河床及其自然堤分隔成東北、西南二個萎縮湖面。說明現在鄱陽南湖比北湖具有較大水深,這和宋明時期北深南淺的情況完全相反。深淺倒置的原因是：由於贛江主流近千年來直接由吳城經北湖入長江以及長江倒灌、頂託等因素,造成大量泥沙在鄱陽北溉沉積的結果。
洪水期是河流泥沙搬運、堆積的關鍵時期。據江西省水利廳計算,每年五河(修、贛、撫、信、鄱)挾帶泥沙,在鄱陽湖內沉積1120萬噸。洪水期衛星象片顯示：入湖泥沙絕大部分來自贛江流域,其他流域來沙甚微。由於自吳城北上的贛江主支的洩洪量遠小於南支和中支,所以贛江來沙大部彙集在鄱陽南湖,致使衛星象片上南湖水色混濁, 沙浪滾滾(汊湖除外),而北湖則水色清蘭,未見泥沙流。彙集在鄱陽南湖的泥沙,受狹窄的松門峽出口的制約,被迫徘徊在南湖的西南部沉積,這對於整個贛江三角洲的向東北推進,鄱陽南湖西南部的萎縮,無疑是很關鍵的。
它的作用在枯水期衛星象片上已有清晰的反映。這就是佔贛江分流量首位的贛江南和撫河、信江西大河聯合形成的三角洲正在由南向北推進,洩洪量佔贛江第二位的贛江中支,其在河口所形成的三角洲也在向東北方向擴充套件。根據康山成陸情況分析,目前的泥沙沉積量已超過構造下沉量,所以今後鄱陽湖有著自南向北繼續萎縮的明顯趨勢(圖五)。
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
1954年鄱陽湖洪水湖面(21米水位)是5050平方公里,1957年為4900平方公里,1976年洪水湖面僅為3841平方公里,只不過2年時間,洪水湖面就萎縮了1200多平方公里,速度之快,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切和重視。我們認為,根據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和今後發展的趨勢,應當採取果斷的措施,控制贛江南支、中支及北支的流量,加大贛江主支的洩洪量,把贛江來沙直接送入長江,同時嚴格控制高灘圍田,嚴禁圍湖造田,以便達到最大限度地延緩鄱陽湖的萎縮排程,造福子孫萬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