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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娜娜影視集

    1904年1月17日,莫斯科藝術劇院的舞臺上正進行著喜劇——《櫻桃園》的全球首演。

    劇本的作者是契訶夫,一個被譽為20世紀現代戲劇奠基人的文學大牛。

    這場表演的導演,是寫《演員的自我修養》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樣也是戲劇界的大腕。

    坐在臺下的契訶夫,希望聽到觀眾的笑聲,可現場反饋給他的卻是憂傷的哭泣。

    這讓契訶夫憂鬱不已。

    表演結束後,他站出來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導演得不對,不是他寫的樣子;並在與朋友們的書信中“三令五申”:

    我寫的是通俗喜劇,甚至是鬧劇。

    但是,聽他的不多;幾個月以後,他還來不及闡述《櫻桃園》的喜劇性,便溘然長逝。

    此後百年來,東西劇壇數不清的演出,大多數都把《櫻桃園》倒向了悲劇,或包含了一絲喜劇因素的憂傷正劇。

    舞臺上依然是哭聲、唏噓聲大於笑聲,依然難見契訶夫孜孜以求的“通俗喜劇”場面。

    這部喜劇中的喜劇性,好像真成了一個謎。

    本篇文章將從戲劇中心人物的喜劇性、戲劇場景的喜劇性以及作者的喜劇創作觀念等三個方面,說說《櫻桃園》中的喜劇性。

    01 戲劇中心人物的喜劇性

    傳統的喜劇角色不外乎兩大類:正面喜劇人物和反面喜劇人物。而契訶夫不滿於走前人走過的老路,他說:

    “我要與眾不同,不描寫一個壞蛋,也不描寫一個天使。”

    《櫻桃園》塑造的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喜劇角色,它的喜劇中心人物是柳鮑芙。

    柳鮑芙的喜劇性,首先表現在她缺乏最起碼的現實感和正常的時間感。

    作為俄國末代貴族的代表,櫻桃園的主人柳鮑芙,不僅喪失了任何創造生活的能力,而且已經喪失了最起碼的現實的生存能力,她一生所幹的事就是“瞎糟蹋錢”。

    劇作一開始,她已經花光了祖宗的遺產,欠債累累,連利息都無力償還了。

    可她仍然進豪華的餐館,仍然點最昂貴菜餚,仍然僱請樂隊來家裡舉辦舞會,仍然隨意地把金幣施捨給路人。

    面臨喪失櫻桃園的威脅,她只知道一味地沉溺於過去,完全不懂現實生活;這使她不可能正確地認識和處理櫻桃園。

    但是,當時間前進到了現在,俄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無產階級已經崛起的現在,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為人類現在時間的實踐所否定,而成為滑稽的物件。

    在資產者羅巴辛眼裡,它只能被砍倒,用這塊地皮來建別墅;在面向未來的大學生特羅費莫夫看來,它不但沒有舊日的詩意,而且已經是一個十足的丑角了。

    他說:

    “你想想看,安尼雅,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和所有你的前輩祖先,都是封建地主,都是農奴所有者,都佔有過活的靈魂。那些不幸的人類靈魂,都從園子裡的每一棵櫻桃樹,每一片葉子和每一個樹幹的背後向你望著……啊,這夠多麼可怕呀!”

    櫻桃園的美是用千百萬農奴的血浸潤出來的,它用美的面紗掩飾自己的醜惡,而柳鮑芙看不見這種醜惡。

    在她眼裡,櫻桃園從過去到現在“一點也沒有改樣兒”,仍然是那麼“年輕”,仍然是那樣“充滿幸福”,所以她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羅巴辛砍掉櫻桃園,把地皮租給別人蓋別墅的建議。

    她執著於自己的想法,固執地用過去的眼光認識和判斷現在,充分相信過去,一心一意地追求過去的一切。

    櫻桃園帶有血腥味的詩意,以及由這種詩意所代表的過去貴族生活的一切法則,明明已經脫離了現在生活的常態,她卻硬要讓它們擺出一副“捨我其誰”的莊重,並據此來與無比強大、不可逆轉的時間對抗。

    另外,她的喜劇性還表現在精神空虛墮落卻又自詡高雅美好上。

    劇作家在塑造喜劇人物時,必須在其後面安上一面同舞臺的第四面牆同樣大小的鏡子。

    一方面讓其面對觀眾盡情地張開那一根根插在身上的孔雀羽毛,另一方面則讓他們藏在孔雀羽毛後面的烏鴉尾巴,在這面鏡子裡暴露無遺,使觀眾毫不費力地看清其烏鴉本質,而嘲笑其顧頭不顧尾的笨拙表演。

    在《櫻桃園》中,契訶夫主要是用“巴黎”這個意象來充當這面鏡子,從而照出柳鮑芙的真正精神價值。

    柳鮑芙在觀眾面前張開的孔雀羽毛是“祖國”,她登臺不久,就充滿激情地向人們表白:

    “上帝知道,我愛我的祖國,我真愛得厲害呀,我一路上只要往窗子外面一看,就得哭。”

    當瓦里雅把兩封來自巴黎的電報交給她時,她沒有讀就把它撕碎了,宣告“我跟巴黎的緣分已經斷了”,她此時出現在人們面前的,儼然是一個愛國者。

    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言談中,在她暫時忘記自己喬裝的角色時,她靈魂深處的思想就常常脫口而出,“祖國”立刻讓位於“巴黎”。

    比如在第二幕裡,她出場不久就抱怨:

    “我為什麼要跑到城裡去吃這頓中飯呢?你們這兒的飯館可真叫人討厭死了,還有那種難聽的音樂,那種一股胰子味兒的桌布。”

    這裡邊包含了豐富的潛臺詞。

    從“你們這兒”的後面,我們不難聽見她思想深處的隱語:你們俄羅斯這兒的飯館可真叫人討厭死了,而我們巴黎那兒的飯館可叫人喜歡死了;你們俄羅斯這兒的音樂難聽極了;而我們巴黎那兒的音樂好聽極了……

    接下去,我們還可以聽到這樣幾段,她關於祖國和巴黎的臺詞:

    柳鮑芙·安德烈耶夫娜:“……我忽然懷念起俄國,懷念起自己的祖國,懷念起我的女兒來了……(從口袋裡掏出一封電報來)我今天接到這封從巴黎發來的電報……他求我饒怒他,請我回去……(把電報撕碎了)我聽著好像遠處有音樂吧?”(傾聽)

    加耶夫:“這就是我們這兒那個著名的猶太樂隊……”

    柳鮑芙·安德烈耶夫娜:“這個樂隊還在呀?哪天咱們得請他們來一次,開個小小的晚會。”

    羅巴辛:(傾聽)“我什麼都沒有聽見哪。(低唱)為了一筆錢,德華人會把俄華人變成法華人。(笑)昨天晚上,我在戲園子裡看了一出非常滑稽的戲,滑稽得要命!”

    在柳鮑芙的對話中,她“聽著好象遠處有音樂”,而羅巴辛卻明明白白地否定了音樂的存在。

    既然實際上外界並沒有響起音樂,柳鮑芙怎麼會突然從電報扯到音樂上呢?

    這是一種潛意識的聯想,聯絡前言後語,便不難發現,巴黎在她的潛意識中佔了多麼重要的位置。

    這一幕裡,柳鮑芙有一大段臺詞,主要是回憶巴黎,回憶她和“他”在法國所過的荒唐生活。

    她雖然撕碎了電報,但這封電報已經把她帶回了巴黎,以致進入了一個幻想的境界,她內心充滿著巴黎的生活,巴黎的情夫,巴黎的音樂。

    正是這“音樂”使她萌發了請樂隊來家開晚會的念頭;正是這“音樂”使她忘記了俄羅斯,忘記了櫻桃園。

    而到了最後,櫻桃園拍賣一結束,她果然離開祖國去了巴黎,回到她那個的情夫懷抱裡去了。

    難怪羅巴辛在她講起那別人聽不見的“遠處”的音樂之後,會低聲唱起“俄華人變成法華人”。

    面對柳鮑芙口裡喊著祖國,心裡想著巴黎的拙劣表演,他當然要忍俊不禁地笑出聲來,並說到“一出非常滑稽的戲,滑稽得要命!”

    在劇中,柳鮑芙的情夫始終沒有出場,可是我們仍然認識了他。

    用特羅費莫夫的話來說,“他是一個無賴”,“一個一文不值的”小人,柳鮑芙瘋狂地愛著這個小人,正好證明她的精神世界同樣是一文不值的。

    此外,情夫這個角色是沒有姓名的,他打來的電報,都被劇中人稱之為“巴黎”發來的電報。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劇作家所賦予的深意:

    巴黎象徵著情夫;柳鮑芙,一個為情夫而拋棄祖國的墮落女人,一個精神和道德都已經完全墮落,卻還要用“祖國”這類高尚字眼來裝飾自己的喜劇人物。

    02 戲劇場面的喜劇性

    《櫻桃園》寫的是樸素無華的日常生活,其衝突根本排除了偶然性,這就使作家必然要拋棄與偶然性衝突相適應的巧合、誤會、誇張等傳統喜劇表現手法而去尋求新的表現手段。

    這新的表現手段就是調動各種戲劇因素,造成籠罩全劇的和衝突相適應的喜劇性場面。

    《櫻桃園》第一幕的場景是幼兒室。這一幕的主要內容是已在國外旅居五年的柳鮑芙回家,久別歸來的她和朋友們相聚在幼兒室。

    這是柳鮑芙上場後的兩段臺詞:

    柳鮑芙·安德烈耶夫娜:(高興得流出淚來)“哎呀!幼兒室呀!”

    瓦里雅:“天夠多麼冷啊,我的手都給凍僵了(向柳鮑芙·安德烈耶夫娜)你的那兩間屋子,那間白的和那間淺紫的,還都是從前那個樣子。”

    柳鮑芙·安德烈耶夫娜:“幼兒室啊!我的親愛的美麗的幼兒室啊!我頂小的時候就睡在這兒。(哭泣)我現在覺得自己又變成小孩子……”

    在柳鮑芙發出:“哎呀!幼兒室呀!”的感嘆後,儘管瓦里雅提醒她去看看現在住的房間,她卻不加理睬,繼續對幼兒室大發感慨。

    這兩段與幼兒室這一佈景結合得非常緊密的臺詞,把柳鮑芙作為喜劇主人公的個性特徵初步凸現出來了:

    一個躺在幼兒室裡,用襁褓包裹著自己的老太婆。

    契訶夫曾經這樣談到過柳鮑芙:

    “這個劇本的中心角色—是那個老太婆,她的一切都在昔日之中,而在今天她什麼也沒有。”

    劇中柳鮑芙的年齡雖然只有四十來歲,但她是和垂死的貴族階級相連的,她的精神已經進入行將就木的老耄之年,而她的心理卻停滯在她的幼兒時代。

    正是這個矛盾現象構成了她喜劇性格的基礎,而這一矛盾現象又藉助幼兒室的場景得以充分表現。

    另外,氣氛性的音樂舞蹈也對《櫻桃園》的喜劇性起了重要作用。

    劇本的第三幕幾乎整幕都是在音樂舞蹈中進行的。這一幕表現了劇本的中心事件——櫻桃園被拍賣。

    契訶夫沒有正面展現這一事件,拍賣是在幕後進行的;也沒有渲染柳鮑芙們的悲傷和眼淚,他別有深意地在舞臺上展現了一場似乎不合時宜的舞會。

    在歡快的舞曲中,柳鮑芙和請來的客人們翩翩起舞,夏洛蒂則幾乎拿出了她的全部看家本領,變各種戲法。

    這其間,柳鮑芙雖然也不無痛苦地談到櫻桃園的命運,但同時又可以為夏洛蒂的戲法大聲喝采。

    其他人更是打鬧嘻戲,不亦樂乎。唯一心情沉重、表情痛苦的瓦里雅則一出場就遭到戲弄嘲笑。

    從這裡,我們甚至不難發現鬧劇的影子,這使第三幕成為了全劇喜劇氣氛最濃的一幕。

    在第三幕,衝突達到高潮,這種濃濃的喜劇氣氛與喜劇衝突的高潮狀態正好相映襯。這一切,又與櫻桃園被拍賣這一“不幸”事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這裡,音樂舞蹈對於營造喜劇性氣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沒有音樂舞蹈,夏洛蒂就不可能興致勃勃地大變戲法;沒有音樂舞蹈,劇中人物的心情就不可能那樣輕鬆,精神就不能那樣無拘無束,言行就不可能那樣忘乎所以。

    音樂舞蹈洗刷了櫻桃園被拍賣可能帶來的一切悲劇和正劇色彩,也洗刷了把舞會安排在櫻桃園拍賣日的柳鮑芙身上,可能有的一點點悲劇或正劇人物色彩。

    03 作者喜劇創作觀念

    在契訶夫看來,“‘喜劇’並不意味著沉重內容的缺席”,他的喜劇精神最深刻的體現恰恰就在以內斂的幽默穿透沉重的內容,以獲得超然態度。

    在這部劇裡,契訶夫不滿足於逗人發笑,而是將喜劇裡的幽默詼諧化為一種超然於上的對生活的審視眼光。

    契訶夫本人並沒有站在莊園主人一邊,為逝去的莊園哀傷。他是作為一個睿智、冷峻的旁觀者,以內斂的幽默精神,審視著荒誕的生活程序。

    正是由於契訶夫這種“上帝視角”般的喜劇創作觀念,《櫻桃園》裡的每一個人物都成為契訶夫嘲弄的物件,一切原本令人傷感憂愁的生活情境,都會顯示出可笑的一面。

    柳鮑芙不得不離開美麗的莊園,充滿詩意的櫻桃園最終消失了,這原本讓人感傷的故事在契訶夫筆下成為人們無法抗拒的命運,在這歷史的滾滾洪流面前,人的掙扎已成為滑稽行為。

    另外,契訶夫的多幕劇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基調——憂鬱。

    在《櫻桃園》裡,第二幕中出現了“突然間傳來的一個遙遠的、像來自天邊外的聲音,彷彿是琴絃繃斷的聲音”。

    這具有豐富象徵意義的聲音,連同隨後突然出現的行乞者,營造了幾近恐懼的肅殺氛圍,這種氛圍與莊園的衰敗和消逝共同構成了全劇憂鬱的色調。

  • 2 # 影視圈領主

    1904年1月17日,莫斯科藝術劇院的舞臺上正進行著喜劇——《櫻桃園》的全球首演。

    劇本的作者是契訶夫,一個被譽為20世紀現代戲劇奠基人的文學大牛。

    這場表演的導演,是寫《演員的自我修養》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樣也是戲劇界的大腕。

    坐在臺下的契訶夫,希望聽到觀眾的笑聲,可現場反饋給他的卻是憂傷的哭泣。

    這讓契訶夫憂鬱不已。

    表演結束後,他站出來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導演得不對,不是他寫的樣子;並在與朋友們的書信中“三令五申”:

    我寫的是通俗喜劇,甚至是鬧劇。

    但是,聽他的不多;幾個月以後,他還來不及闡述《櫻桃園》的喜劇性,便溘然長逝。

    此後百年來,東西劇壇數不清的演出,大多數都把《櫻桃園》倒向了悲劇,或包含了一絲喜劇因素的憂傷正劇。

    舞臺上依然是哭聲、唏噓聲大於笑聲,依然難見契訶夫孜孜以求的“通俗喜劇”場面。

    這部喜劇中的喜劇性,好像真成了一個謎。

    本篇文章將從戲劇中心人物的喜劇性、戲劇場景的喜劇性以及作者的喜劇創作觀念等三個方面,說說《櫻桃園》中的喜劇性。

    01 戲劇中心人物的喜劇性

    傳統的喜劇角色不外乎兩大類:正面喜劇人物和反面喜劇人物。而契訶夫不滿於走前人走過的老路,他說:

    “我要與眾不同,不描寫一個壞蛋,也不描寫一個天使。”

    《櫻桃園》塑造的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喜劇角色,它的喜劇中心人物是柳鮑芙。

    柳鮑芙的喜劇性,首先表現在她缺乏最起碼的現實感和正常的時間感。

    作為俄國末代貴族的代表,櫻桃園的主人柳鮑芙,不僅喪失了任何創造生活的能力,而且已經喪失了最起碼的現實的生存能力,她一生所幹的事就是“瞎糟蹋錢”。

    劇作一開始,她已經花光了祖宗的遺產,欠債累累,連利息都無力償還了。

    可她仍然進豪華的餐館,仍然點最昂貴菜餚,仍然僱請樂隊來家裡舉辦舞會,仍然隨意地把金幣施捨給路人。

    面臨喪失櫻桃園的威脅,她只知道一味地沉溺於過去,完全不懂現實生活;這使她不可能正確地認識和處理櫻桃園。

    櫻桃園是人類過去時間在大自然的實體之中的沉澱和凝聚,它以物的方式,以人化了的大自然的方式,肯定了人類過去的實踐,象徵著過去時間的詩意。

    但是,當時間前進到了現在,俄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無產階級已經崛起的現在,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為人類現在時間的實踐所否定,而成為滑稽的物件。

    在資產者羅巴辛眼裡,它只能被砍倒,用這塊地皮來建別墅;在面向未來的大學生特羅費莫夫看來,它不但沒有舊日的詩意,而且已經是一個十足的丑角了。

    他說:

    “你想想看,安尼雅,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和所有你的前輩祖先,都是封建地主,都是農奴所有者,都佔有過活的靈魂。那些不幸的人類靈魂,都從園子裡的每一棵櫻桃樹,每一片葉子和每一個樹幹的背後向你望著……啊,這夠多麼可怕呀!”

    櫻桃園的美是用千百萬農奴的血浸潤出來的,它用美的面紗掩飾自己的醜惡,而柳鮑芙看不見這種醜惡。

    在她眼裡,櫻桃園從過去到現在“一點也沒有改樣兒”,仍然是那麼“年輕”,仍然是那樣“充滿幸福”,所以她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羅巴辛砍掉櫻桃園,把地皮租給別人蓋別墅的建議。

    她執著於自己的想法,固執地用過去的眼光認識和判斷現在,充分相信過去,一心一意地追求過去的一切。

    櫻桃園帶有血腥味的詩意,以及由這種詩意所代表的過去貴族生活的一切法則,明明已經脫離了現在生活的常態,她卻硬要讓它們擺出一副“捨我其誰”的莊重,並據此來與無比強大、不可逆轉的時間對抗。

    另外,她的喜劇性還表現在精神空虛墮落卻又自詡高雅美好上。

    劇作家在塑造喜劇人物時,必須在其後面安上一面同舞臺的第四面牆同樣大小的鏡子。

    一方面讓其面對觀眾盡情地張開那一根根插在身上的孔雀羽毛,另一方面則讓他們藏在孔雀羽毛後面的烏鴉尾巴,在這面鏡子裡暴露無遺,使觀眾毫不費力地看清其烏鴉本質,而嘲笑其顧頭不顧尾的笨拙表演。

    在《櫻桃園》中,契訶夫主要是用“巴黎”這個意象來充當這面鏡子,從而照出柳鮑芙的真正精神價值。

    柳鮑芙在觀眾面前張開的孔雀羽毛是“祖國”,她登臺不久,就充滿激情地向人們表白:

    “上帝知道,我愛我的祖國,我真愛得厲害呀,我一路上只要往窗子外面一看,就得哭。”

    當瓦里雅把兩封來自巴黎的電報交給她時,她沒有讀就把它撕碎了,宣告“我跟巴黎的緣分已經斷了”,她此時出現在人們面前的,儼然是一個愛國者。

    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言談中,在她暫時忘記自己喬裝的角色時,她靈魂深處的思想就常常脫口而出,“祖國”立刻讓位於“巴黎”。

    比如在第二幕裡,她出場不久就抱怨:

    “我為什麼要跑到城裡去吃這頓中飯呢?你們這兒的飯館可真叫人討厭死了,還有那種難聽的音樂,那種一股胰子味兒的桌布。”

    這裡邊包含了豐富的潛臺詞。

    從“你們這兒”的後面,我們不難聽見她思想深處的隱語:你們俄羅斯這兒的飯館可真叫人討厭死了,而我們巴黎那兒的飯館可叫人喜歡死了;你們俄羅斯這兒的音樂難聽極了;而我們巴黎那兒的音樂好聽極了……

    接下去,我們還可以聽到這樣幾段,她關於祖國和巴黎的臺詞:

    柳鮑芙·安德烈耶夫娜:“……我忽然懷念起俄國,懷念起自己的祖國,懷念起我的女兒來了……(從口袋裡掏出一封電報來)我今天接到這封從巴黎發來的電報……他求我饒怒他,請我回去……(把電報撕碎了)我聽著好像遠處有音樂吧?”(傾聽)

    加耶夫:“這就是我們這兒那個著名的猶太樂隊……”

    柳鮑芙·安德烈耶夫娜:“這個樂隊還在呀?哪天咱們得請他們來一次,開個小小的晚會。”

    羅巴辛:(傾聽)“我什麼都沒有聽見哪。(低唱)為了一筆錢,德華人會把俄華人變成法華人。(笑)昨天晚上,我在戲園子裡看了一出非常滑稽的戲,滑稽得要命!”

    在柳鮑芙的對話中,她“聽著好象遠處有音樂”,而羅巴辛卻明明白白地否定了音樂的存在。

    既然實際上外界並沒有響起音樂,柳鮑芙怎麼會突然從電報扯到音樂上呢?

    這是一種潛意識的聯想,聯絡前言後語,便不難發現,巴黎在她的潛意識中佔了多麼重要的位置。

    這一幕裡,柳鮑芙有一大段臺詞,主要是回憶巴黎,回憶她和“他”在法國所過的荒唐生活。

    她雖然撕碎了電報,但這封電報已經把她帶回了巴黎,以致進入了一個幻想的境界,她內心充滿著巴黎的生活,巴黎的情夫,巴黎的音樂。

    正是這“音樂”使她萌發了請樂隊來家開晚會的念頭;正是這“音樂”使她忘記了俄羅斯,忘記了櫻桃園。

    而到了最後,櫻桃園拍賣一結束,她果然離開祖國去了巴黎,回到她那個的情夫懷抱裡去了。

    難怪羅巴辛在她講起那別人聽不見的“遠處”的音樂之後,會低聲唱起“俄華人變成法華人”。

    面對柳鮑芙口裡喊著祖國,心裡想著巴黎的拙劣表演,他當然要忍俊不禁地笑出聲來,並說到“一出非常滑稽的戲,滑稽得要命!”

    在劇中,柳鮑芙的情夫始終沒有出場,可是我們仍然認識了他。

    用特羅費莫夫的話來說,“他是一個無賴”,“一個一文不值的”小人,柳鮑芙瘋狂地愛著這個小人,正好證明她的精神世界同樣是一文不值的。

    此外,情夫這個角色是沒有姓名的,他打來的電報,都被劇中人稱之為“巴黎”發來的電報。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劇作家所賦予的深意:

    巴黎象徵著情夫;柳鮑芙,一個為情夫而拋棄祖國的墮落女人,一個精神和道德都已經完全墮落,卻還要用“祖國”這類高尚字眼來裝飾自己的喜劇人物。

    02 戲劇場面的喜劇性

    《櫻桃園》寫的是樸素無華的日常生活,其衝突根本排除了偶然性,這就使作家必然要拋棄與偶然性衝突相適應的巧合、誤會、誇張等傳統喜劇表現手法而去尋求新的表現手段。

    這新的表現手段就是調動各種戲劇因素,造成籠罩全劇的和衝突相適應的喜劇性場面。

    《櫻桃園》第一幕的場景是幼兒室。這一幕的主要內容是已在國外旅居五年的柳鮑芙回家,久別歸來的她和朋友們相聚在幼兒室。

    這是柳鮑芙上場後的兩段臺詞:

    柳鮑芙·安德烈耶夫娜:(高興得流出淚來)“哎呀!幼兒室呀!”

    瓦里雅:“天夠多麼冷啊,我的手都給凍僵了(向柳鮑芙·安德烈耶夫娜)你的那兩間屋子,那間白的和那間淺紫的,還都是從前那個樣子。”

    柳鮑芙·安德烈耶夫娜:“幼兒室啊!我的親愛的美麗的幼兒室啊!我頂小的時候就睡在這兒。(哭泣)我現在覺得自己又變成小孩子……”

    在柳鮑芙發出:“哎呀!幼兒室呀!”的感嘆後,儘管瓦里雅提醒她去看看現在住的房間,她卻不加理睬,繼續對幼兒室大發感慨。

    這兩段與幼兒室這一佈景結合得非常緊密的臺詞,把柳鮑芙作為喜劇主人公的個性特徵初步凸現出來了:

    一個躺在幼兒室裡,用襁褓包裹著自己的老太婆。

    契訶夫曾經這樣談到過柳鮑芙:

    “這個劇本的中心角色—是那個老太婆,她的一切都在昔日之中,而在今天她什麼也沒有。”

    劇中柳鮑芙的年齡雖然只有四十來歲,但她是和垂死的貴族階級相連的,她的精神已經進入行將就木的老耄之年,而她的心理卻停滯在她的幼兒時代。

    正是這個矛盾現象構成了她喜劇性格的基礎,而這一矛盾現象又藉助幼兒室的場景得以充分表現。

    另外,氣氛性的音樂舞蹈也對《櫻桃園》的喜劇性起了重要作用。

    劇本的第三幕幾乎整幕都是在音樂舞蹈中進行的。這一幕表現了劇本的中心事件——櫻桃園被拍賣。

    契訶夫沒有正面展現這一事件,拍賣是在幕後進行的;也沒有渲染柳鮑芙們的悲傷和眼淚,他別有深意地在舞臺上展現了一場似乎不合時宜的舞會。

    在歡快的舞曲中,柳鮑芙和請來的客人們翩翩起舞,夏洛蒂則幾乎拿出了她的全部看家本領,變各種戲法。

    這其間,柳鮑芙雖然也不無痛苦地談到櫻桃園的命運,但同時又可以為夏洛蒂的戲法大聲喝采。

    其他人更是打鬧嘻戲,不亦樂乎。唯一心情沉重、表情痛苦的瓦里雅則一出場就遭到戲弄嘲笑。

    從這裡,我們甚至不難發現鬧劇的影子,這使第三幕成為了全劇喜劇氣氛最濃的一幕。

    在第三幕,衝突達到高潮,這種濃濃的喜劇氣氛與喜劇衝突的高潮狀態正好相映襯。這一切,又與櫻桃園被拍賣這一“不幸”事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這裡,音樂舞蹈對於營造喜劇性氣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沒有音樂舞蹈,夏洛蒂就不可能興致勃勃地大變戲法;沒有音樂舞蹈,劇中人物的心情就不可能那樣輕鬆,精神就不能那樣無拘無束,言行就不可能那樣忘乎所以。

    音樂舞蹈洗刷了櫻桃園被拍賣可能帶來的一切悲劇和正劇色彩,也洗刷了把舞會安排在櫻桃園拍賣日的柳鮑芙身上,可能有的一點點悲劇或正劇人物色彩。

    03 作者喜劇創作觀念

    在契訶夫看來,“‘喜劇’並不意味著沉重內容的缺席”,他的喜劇精神最深刻的體現恰恰就在以內斂的幽默穿透沉重的內容,以獲得超然態度。

    在這部劇裡,契訶夫不滿足於逗人發笑,而是將喜劇裡的幽默詼諧化為一種超然於上的對生活的審視眼光。

    契訶夫本人並沒有站在莊園主人一邊,為逝去的莊園哀傷。他是作為一個睿智、冷峻的旁觀者,以內斂的幽默精神,審視著荒誕的生活程序。

    正是由於契訶夫這種“上帝視角”般的喜劇創作觀念,《櫻桃園》裡的每一個人物都成為契訶夫嘲弄的物件,一切原本令人傷感憂愁的生活情境,都會顯示出可笑的一面。

    柳鮑芙不得不離開美麗的莊園,充滿詩意的櫻桃園最終消失了,這原本讓人感傷的故事在契訶夫筆下成為人們無法抗拒的命運,在這歷史的滾滾洪流面前,人的掙扎已成為滑稽行為。

    另外,契訶夫的多幕劇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基調——憂鬱。

    在《櫻桃園》裡,第二幕中出現了“突然間傳來的一個遙遠的、像來自天邊外的聲音,彷彿是琴絃繃斷的聲音”。

    這具有豐富象徵意義的聲音,連同隨後突然出現的行乞者,營造了幾近恐懼的肅殺氛圍,這種氛圍與莊園的衰敗和消逝共同構成了全劇憂鬱的色調。

    正是在這一色調的渲染下,《櫻桃園》中諸多人物滑稽的小丑化言行所構成的輕鬆喜劇因素,才沒有成為單純的鬧劇,而是成為整部劇作內在喜劇性特質的有機組成部分。

    契訶夫以獨特的喜劇眼光,將體驗著痛苦的主人公們從神聖崇高的悲劇氛圍中拉出來,賦予他們輕重不一的潛在喜劇性色彩,使戲劇主人公沒有成為典型的悲劇式人物。

    他們的悲劇與痛苦在劇作家藝術構思的作用下,沒有徑直傳染給觀眾,而是被劇作家潛在地“輕鬆化”了。

    《櫻桃園》之所以沒有被寫成一曲為莊園的消逝而哀嘆的輓歌,正是因為契訶夫憑藉著內斂在憂鬱之中的幽默的喜劇精神,那種飽含著冷酷與無奈的喜劇精神,賦予了悲劇性事件以喜劇性的本質。

    契訶夫曾經勸告同時代的另一作家說:

    “不要丟掉通俗喜劇……相信我吧, 親愛的, 這是一種極其高尚的體裁, 而且不是人人寫得了的。”

    《櫻桃園》正是他把喜劇改造成“ 高尚的體裁” 的成功實踐。

    這或許就是《櫻桃園》表達的最高的喜劇精神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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