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個人觀點：交易有之，交情無之。

首先，王蘇二人在熙寧年間互懟是不爭的事實。蘇軾一開始到京城可能有反對變法，但也沒有發話，還寫信給朋友表示自己簡直閒的蛋疼。直到熙寧二年五月的時候，神宗不知道抽什麼風下詔讓臣子們商議學校貢舉法，其中就包括蘇軾這樣的館臣。於是蘇軾按要求上書了，於是蘇軾發表觀點反對了……但可能因為學校貢舉法當時大部分士大夫還都比較贊成，范仲淹慶曆新政就有這方面的措施，司馬光後來雖然指責王安石借選拔人才排斥異己，但也說“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所以蘇軾的反對顯得十分突兀。說實話，這大概是蘇軾反對新法的奏疏裡面唯一一篇說服我改變了我成見的，至少說明他這個時候還算有理有據條理清晰的，不然的話，也不會在只有他一個人反對的情況下神宗還開心地召見了他。

然而大概從這次召見開始蘇軾就走上了不歸路，可能是神宗態度太友好給了蘇軾隨便批評新法的錯覺，反正神宗一問他就說對方“求治太急”，不過貌似神宗當時對他的印象還不錯，後來又去問王安石“軾宜以小事試之何如”，王安石也表示支援，只不過在授予具體差遣上意見不同。神宗想讓蘇軾去修中書條例，也就是讓他參與變法，王安石表示蘇軾肯定不願意做這事，他說“今軾非肯違眾以濟此事者也”。這個說法其實挺值得細究的，因為在王安石的理由裡，與其說是蘇軾本人的觀點不合適，不如說是他所處的環境讓他不願意背棄師長——這對於浸淫官場多年的老臣很正常，但對於和呂惠卿曾布同年的蘇軾來說就不正常，只能說明蘇軾過早地進入了主流，從當時的情況看，蘇軾所討好結交的比如韓琦歐陽修諸人，都是英宗朝的大臣，而英宗的早逝和蘇軾守喪期的缺席使他在翻天覆地的變化中選擇和自己熟悉的“流俗”站在一邊，因為王安石沒有足夠的籌碼讓他改變立場，而王安石確實也無意於拉攏他。當然，拉攏了可能也沒啥好處，蘇軾後來的名聲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舊黨眾人的追捧上，假設他是新黨的話，估計《奸臣傳》裡少不了一席之地。

至於說王安石以開封府推官這種繁難的差事來為難蘇軾，應該是有些腦補的，這個差遣確實很忙，但至少符合王安石“試人當以事”的觀點，也算是對於年輕官員的一種鍛鍊，只不過他阻撓神宗給蘇軾更核心的差遣，也是對蘇軾反對新法的一種防備。但在蘇軾那裡，因為他一不做二不休的性格，既然都已經得罪新黨了，所以不如得罪的更狠一些，於是他又作死上了一系列反對新法的奏疏，這個時候他大約跟元祐年盡廢新法的司馬光差不多，已經成了新法無腦黑，也不講什麼邏輯不論什麼是非了，凡是變法都是錯的……看蘇軾這一段寫的奏疏真的特別的難受，在他不提新法的時候，一般都能言之有物以理服人，但一旦提及新法，感覺瞬間失去了理智。

當然這種情況沒過多久，蘇軾就不出意外地被碾壓出了朝廷，形勢強弱的對比可能更給了蘇軾忤逆權貴被誣陷的正義感，再加上他的勇氣被士大夫們交口稱讚，於是更鼓勵了他去發聲。反正在這個時段，蘇軾看王安石就跟李白看權貴一樣，很有一種“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自豪”，而王安石看蘇軾可能跟看跳樑小醜一樣，他姻親謝景溫找個藉口把蘇軾彈劾的外放了之後也沒有深究，都沒說一定要查明白將他治罪。

時間輾轉，王安石在兩相兩罷，退居金陵，而蘇軾歷任了許多州郡，又因為烏臺詩案被貶黃州，至於烏臺詩案裡面王安石有沒有寫奏摺救過蘇軾，我個人傾向於沒有。宋人的筆記小說裡關於蘇軾的內容特別多，連烏臺詩案的筆錄都被各種傳抄，至於詩案裡為蘇軾說話的，無論是舊黨這邊的張方平範鎮他們，還是新黨那邊的章惇王安禮他們，都被時人記錄下來了，而關於王安石救蘇軾，據我所知，只有一個比較不靠譜的記載，這還是在特別喜歡YY王蘇關係的南宋人那裡。

然後自然是大家喜聞樂見的王蘇會了，其實我覺得，這個會面充滿了各種交易，大約不止是相逢一笑那麼簡單。先說王安石，曾經有大大說他是“天下仰望三十年，一朝變法粉掉光”，而實際上，王安石變法掉的粉在他晚年閒居的時候還漲回來了不少。黃庭堅就曾說“荊公之門，蓋晚多佳士雲”，在蘇軾見王安石之前，王安石就與蔡肇、黃庭堅、郭祥正等名士有過交往，之前還與韓維曾鞏恢復了友誼，後來蘇軾推薦秦觀，王安石也都見了。所以對於王安石來說，他應該是有拉攏一部分名士化敵為友的意願，而對於蘇軾來說，在神宗朝要想保住前途，也只有同新黨達成和解，至少不做極端的反對派。蘇軾當時給密友滕達道寫信，雖然說是與王安石“說佛論詩”，但他又請滕達道去見王安石弟弟王安禮，顯然這裡面就包含了許多深意。但要說蘇軾完全改換門庭了，自然也不可能，中間的關係也挺微妙的，比如蘇軾買田常州這件事，簡直給人一種若即若離的感覺。後來王安石門下許多人都與蘇軾有交往，未必與此無關。

可是事情坑就坑在神宗第二年就掛了，然後元祐黨上臺盡廢新法。也許是蘇軾先同新黨達成了和解，給了曾布張商英他們一些錯覺，使得他們都寫信給蘇軾讓他向朝廷推薦自己，而蘇軾那時憂讒畏譏，好不容易終於有了入朝升遷的機會，當時的環境連新黨中不少人都在改換門庭，蘇軾自然不會為了剛剛達成的交易去背叛原有的團體，再加上本來在免役差役的事情上就和同僚爭論不休，鬧的他一連寫了好幾封奏疏，請求解除自己詳定役法的差事，要是這時再與新黨糾纏，可能就真得罪司馬光他們了（雖然事實是他不遺餘力地排擠新黨最終還是得罪了司馬光劉摯這些人，這個地方我覺得蘇軾玩砸了，這種時機選擇和新黨保持曖昧應該是不錯的，反正司馬光也沒有把他當自己人）所以蘇軾開始認了自己舊黨鼓吹手的職責，選擇性忽視了元豐七年那場會面，完完全全地和王安石撇清了關係。

但是真的撇清了麼？南宋就有人吐槽蘇軾寫的《司馬溫公行狀》裡說“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複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你可以說蘇軾在為元祐更化找合理性，也可以說在更化的大趨勢下他在顧全王安石的名聲，期望少得罪新黨一些。

至於蘇軾晚年被貶嶺海對王安石更有微詞，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王安石出於政治需要貶謫過蘇東坡，也出於道義責任援救過蘇東坡。說實話，蘇東坡跟李白有點相似，一個唐代詩仙，一個執宋朝文壇牛耳，他們兩個都不太適合政治。蘇軾的妾朝雲曾說蘇軾一肚子的不合時宜。從中也能看出蘇軾在政壇的磕磕碰碰。蘇東坡從生命的谷底黃州屹立成偉大文學家後，到南京拜訪過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兩人在文學上相互切磋交流，惺惺相惜，得知王安石曾數次出面救過自己，更加感動不已。王安石拋開政治不說，人品才學那也是沒的說的，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個人拙見：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是受當時客觀條件影響的，無法斷定絕對的敵友。

蘇軾一生仕途坎坷，但在文學領域頗有建樹，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變法失敗，潛心研究經學，同樣名列唐宋八大家。

蘇軾在王安石執政之前曾經抨擊過王安石，說其"大言滔天，詭論滅世"被後人示為"以經術自尊大"。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王安石一心想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在其變法的同時卻損害了貴族的利益，遭到抵制。而蘇軾個人不認同王安石這種激進的變法方式，轉而對王安石變法進行批判和抵制。熙寧年間，王安石準備進行科舉改革，在科舉中廢除詩，賦科目，到遭到了蘇軾的反對，但是結果卻是宋神宗聽取王安石的建議罷黜了蘇軾。

當然蘇軾的與王安石的關係還受蘇洵和蘇轍的影響，在蘇洵自負求薦之時王安石被天下稱賢，出於個人嫉妒心理，也使蘇洵和王安石的關係有了微妙的變化。在其弟蘇轍科舉考試中，王安石不肯為其草制使其羈留。在父與弟的影響下，蘇軾和王安石的關係也不會有多好。

但是，也並不能說他兩為敵，元豐元年，蘇軾的"烏臺詩案"是王安石不遠萬里為其辯護，才可以留住。元豐三年，蘇軾調任，王安石與其飲酒相會，相談甚歡。但是也不能否認王安石救蘇軾是考慮其當時國家危急的狀況。

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蘇軾，皆是當時才華橫溢的詩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輕有 為的朝臣棟樑。兩人因緣際會地相逢於北宋王朝那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 地陷人變法革新的黨派之爭不能自拔。政見上的背道而馳，使王安石和蘇軾在官場中針鋒相 對。許多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說成不共戴天的仇敵。

當時，王安石是堅定不移的變法派領袖，而猶豫不定的蘇軾眼見新法在實施過程中常被 貪汙腐敗之人利用，成為盤剝百姓的工具，對王安石激進的改革作風不能苟同，於是走上了 積極反對變法的道路。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準備變更科舉制度，請求興辦學校，在科舉考試中罷除詩 賦等科目，專以經義、論、策來考試。蘇軾隨即上《議學校貢舉狀》，論述貢舉之法行之百 年不可輕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見。王安石對此極為不滿。

之後，宋神宗想讓蘇軾編修中書條例，王安石強烈反對：“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 試以事可也。”當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蘇軾當諫官時，更是極力阻止，並派蘇軾去做開 封府管雜事的小官。

蘇軾在任開封府推官期間，又呈上《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直言反對 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無可忍的，是蘇軾的《擬進士對御試策》，其中提到：“晉武平吳， 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蘇 軾藉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不顧阻撓的“獨斷專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諫言：“軾才亦 高，但所學不正……請黜之。”幾天後，他又對 神宗說：“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 心，安肯為陛下用！ ”恰巧朝中有人告發蘇軾兄 弟運父靈回鄉的過程中偷運私鹽，王安石立即下 令徹査，並拘捕了相關人員審問。雖然之後查明 此事實屬誣陷，但經歷了這一次又一次的交鋒，蘇軾自知已無法再在朝中待下去，於是請求外 放，出任杭州太守。

蘇軾雖去，朝中反對變法之聲不減。王安 石在遭逢誣陷之冤與喪子之痛後，罷相辭官，回 到江寧老家。兩人一先一後離開朝廷，終有機會 冰釋前嫌。

元豐初年，王安石的“朋黨”李定、舒 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說蘇軾“鎊訕 朝廷”。神宗震怒，傳旨將蘇軾逮捕人獄。不 久，蘇軾被定罪候斬。除其弟蘇轍外，滿朝文武 無人敢為他求情。此時王安石身在江寧，待他得 知這場轟動朝野的“烏臺詩案”時，蘇軾罪名已 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國家正值多事之秋，而 蘇軾的確是個難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馬 加鞭趕至京城，將自己的親筆書信呈給神宗皇帝。信中說道，目前國家正值用人之際，切不 能因為蘇軾寫了一些不中聽的小詩就錯殺良才。神宗皇帝對王安石敬重有加，看過信後，亦 覺得頗有道理，便下旨釋放蘇軾，將他貶到黃州。

元豐三年（1080年），蘇軾奉命從黃州移居汝州。途徑江寧，想起隱居於此的王安石， 深為過去王安石不計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動不已，於是趁此機會專程拜訪，以消除多年的隔 閡。王安石聽說蘇軾來到江寧，馬上披蓑衣戴斗笠，騎著瘦驢，風塵僕僕地趕到渡口與蘇軾 相會。兩人在江邊煮酒和詩，通宵達旦。此後兩人同遊數日，暢談甚歡。

事實上，兩位集文學底蘊與政治卓見於一身的風流人物，從未成為真正的敵人。政見上 不可調和的矛盾，僅僅在於各自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為國為民，絕不存 在對錯之分、忠奸之別。王安石與蘇軾，於文學中的相互欽佩，於政治上的彼此寬容，使多 年的官場恩怨最終煙消雲散，成為中國歷史上“文人相親”的典範。

歷史事件吾不評，

各為一勢立功名。

衰朝氣數已待盡，

無力迴天心自明。

王安石和蘇軾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中的兩人，其才華不用懷疑，兩人的關係非常微妙複雜。在政治上，蘇軾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反對王安石改革科舉，甚至寫詩諷刺王安石新政。而到了司馬光掌權的時候，蘇軾反對司馬光全部廢除王安石的變法，應該保留部分變法內容，但是沒有成功從而被貶官。王安石變法時候，確實把蘇軾給貶官了，可是在王安石罷相後，在“烏臺詩案”力保蘇軾救了蘇軾一命，蘇軾對王安石的救命之恩是很感激的。其實總的來說，王安石和蘇軾之爭挺像君子之爭，和而不同，其中參雜了太多的個人情感在裡面。

王安石和蘇軾在官場上有著利益的對立。王安石變法最主要的就是打擊地主豪強，收取他們非法佔有的財富和土地，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蘇軾剛好是地主家庭出身，王安石要收割地主的財富，當然和蘇軾水火不容了。蘇軾也不能拋棄培養自己的家族去支援王安石變法吧，於情於理蘇軾都要站在家族這一邊，所以在政治立場上，王安石和蘇軾是天然的對立關係。當然啦，蘇軾是個性情中人，他也知道宋朝面臨的弊端，也是該到變法的時候。蘇軾主張的是變法循序漸進，慢慢來，不能過於急躁，在變法派和守舊派中達到平衡點。而王安石認為，變法必須刻不容緩，朝政弊端必須下猛藥來治，等慢慢來，黃花菜都涼了，對地主就不能有絲毫的妥協。王安石是個性格執拗的人，要麼就支援我，要麼就反對我，絕沒有中間道路可言，搞中間派王安石絕不喜歡。就是因為王安石的性格，很多朝廷上的中間派就站到了守舊派這邊堅決對抗變法，蘇軾也是無奈加入守舊派了。所以朝堂上，就涇渭分明的成了兩派的鬥獸場，因反對而反對，不怎麼理性的爭鬥了。因此蘇軾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反對王安石的改革科舉，畢竟科舉不考詩詞了，對蘇軾來說是不舒服的。雖然說蘇軾是有理性的，只是到了黨爭這個時候，蘇軾是王安石的政敵，那王安石當宰相當權貶了蘇軾的官也就很正常了，這是對事不對人了，不是因為討厭蘇軾而貶了他的官。

後來王安石被罷相，蘇軾雖然上臺了，可是由於牽連到“烏臺詩案”被人誣陷，關進大牢了。這時王安石認為蘇軾是個有能力的人，不能隨便的殺掉，因此親往京城，向皇帝上書力保蘇軾。蘇軾因此保了一命。蘇軾對於王安石的救命之恩很感激，專門去拜訪了王安石，一起喝酒暢談，很有一番好朋友相處的感覺。後來司馬光的守舊派掌權了，王安石被貶出朝廷，蘇軾也再次上臺了。司馬光要全部廢除王安石的變法，蘇軾明確反對，認為應該保留一些有用的變法，不能全盤否定變法，這確實是為國家利益考慮，只是司馬光不聽，又貶了蘇軾去嶺南。這就是蘇軾的為人，他就是個性情中人，他有自己的良知認識，他認為王安石的變法不全是壞的，只是反對變法的方式，就個人而言蘇軾是敬佩王安石的為人和能力的，同時對王安石的文學才華還是認同的，有點惺惺相惜的感覺。所以說王安石和蘇軾並沒有個人的恩怨，只是政治思路上面想法不同罷了，並不妨礙他們互相欣賞，文人嘛都有高古的情懷，他們兩人正是這樣的人。王安石和蘇軾可以說是有君子之爭，也有君子之交吧！

王安石和蘇軾既不是政敵也不是朋友，他們二人的關係恰恰印證了一句老話：君子之交淡如水。

王安石屬於變法革新派，而蘇軾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因此很多人都以為蘇軾是屬於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成員。這樣一比較，兩人豈能不是政敵？但事實並非如此。

很多人都覺得蘇軾屢次被貶，是因為得罪了王安石，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熙寧四年，蘇軾第一次貶官杭州，其原因是上書神宗王安石變法的多項弊端，被神宗駁回，蘇軾覺得神宗皇帝眼裡看不到百姓的生死，於是主動辭去京官，調任杭州。這跟王安石沒有任何關係。

在王安石看來，他的變法是為整個宋朝大局著利，犧牲小的才能換來大的；而擺在蘇軾眼前的卻是變法帶給老百姓的種種弊端，小病久了就會釀大病，這個道理誰都懂。

但是歷史給王安石出了一個難題，北宋誕生的著名文官比比皆是，寇準、韓琦、包拯、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三父子，還有很多，一位名臣下面又有很多學生。因此，北宋官場的正面氣息較濃，很多都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王安石變法的弊端確實深深地橫在眼前，所以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成員一呼百應，而王安石此刻卻變成孤家寡人，他必須擴大自己，於是一群小人就站在變法的隊伍之中。同時，蘇軾的“烏臺詩案”就是這些小人攛掇而成的。

烏臺詩案後，蘇軾對神宗皇帝來說，屬於忤逆之罪，並且那些小人一股勁地要神宗斬了蘇軾。然而就在這時，昔日被貶的王安石書信快馬兼程給皇帝，表明蘇軾乃古今第一奇才，是大宋之福，他此刻還不理解皇帝為什麼堅持王安石的變法。等於說，王安石救了蘇軾一命。

後來王安石復為宰相，蘇軾為報答他的救命一事，前去他家拜訪。於是就弄出了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笑話《詠菊》。蘇東坡在王安石的書桌上看到了一首剛寫了兩句的詩：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蘇軾的文人氣息又爆發了，在後面加上：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意思是王安石的菊花有些誇張。

隨後，蘇軾又因言辭觸怒了宋神宗被貶，王安石進言讓蘇軾去管理黃州。蘇軾去了之後，看到滿地金色的菊花，才知道自己不知天高地厚。

蘇軾和王安石之間有很多個這樣的小故事，兩人除了在朝堂上相見之外，私下並沒有如何交往，也只是登門拜訪，但每一次都釀成一段佳話，後人覺得他們是朋友關係。其實，只是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罷了，他們都屬於難得的人才。

政敵是指是在執掌政權方面與己為敵的人，以互相達到利益而彼此攻擊的人。蘇軾和王安石都沒有，王安石是有名的宰相，宰相肚裡能撐船，即便是蘇軾在朝堂上頂撞他，他也覺得蘇軾沒有錯，每個人的出發點不同而已，一個是為宋朝大局著想，一個為百姓生死著想，都是優秀的人才。這樣的人遇到一起，自然段段都是佳話。

蘇東坡沒有敵人，王安石沒有朋友！

蘇東坡與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是宋代文化場上的領袖，都名列唐宋八大家，都是心懷“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有抱負的政治家。他們一個是新黨的領袖，當朝宰相，主持了影響深遠的王安石變法；一個是舊黨中的青年才俊，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中的某些不當的害民的政策。說蘇東坡是舊黨，只是大概的說法，蘇東坡在政治上，其實是不站隊的。當然，由於出身蜀地官員眾多，蘇東坡和蘇洵、蘇轍又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所以也有人認為蘇東坡是蜀黨的領袖。

從政治立場上來說，蘇東坡和王安石是政敵，從個人關係上來說，蘇東坡和王安石其實可以算得上是師兄弟關係。王安石是師兄，蘇東坡是師弟，他們都是文壇領袖歐陽修門下的學生。早期兩個人在文壇馳騁的時候，蘇東坡和王安石也算是惺惺相惜的朋友。蘇東坡還曾經寫信，向王安石推薦自己剛剛認識的一個青年才俊秦觀，希望王安石能在文學和政治上多多提攜他，王安石也是欣然同意，並高度讚賞蘇東坡推薦的這個年輕人。這說明，蘇東坡和王安石在早期是很不錯的朋友，可能達不到那種抵足而眠的地步，但關係想必不錯。

蘇東坡和王安石的嫌隙，開始於王安石主持的那一場後世評論不一的變法。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因為，在外人和王安石自己看來，王安石是個能吏，是一個精通經濟和財政的經濟學家。宋神宗認為，讓一個經濟學家主持一場旨在富國強兵的變法，這個理由無比的充分。王安石也是這樣想的。於是王安石就開始大量人用聽自己的話的人，這當然包括大量的卑鄙無恥的投機倒把的小人，開始了站在雲端的變革。新法一切看起來都很美，他制度設計的出發點也很正當，但是新法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偏差，讓新法變成了害人之法。

蘇東坡是一個耿直的人，他把自己看得很透。他說自己要是看到不滿的事情，不說出來，那就像吃了個蒼蠅，就是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給宋神宗上了萬言書，對王安石的新法進行了批評，這引起了王安石的強烈不滿。王安石對蘇東坡的不滿，不僅僅是蘇東坡上了萬言書批評了新政，還在於蘇東坡的老爸蘇洵，專門寫了一篇文章，罵王安石長了一副奸賊的樣子，以後必然要危害社會。王安石的母親去世，別的官員都趨之若鶩，蘇洵愣是沒有去弔唁。所以這引起了王安石對蘇東坡一家的不滿。

後來就有了王安石的親家彈劾蘇東坡，說他回家丁憂期間，走私貨物，再後來又有烏臺詩案等，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些都是王安石乾的，也許是有小人看王安石不喜歡蘇東坡，討好王安石而誣陷蘇東坡。

其實，蘇東坡並非反對王安石，而是反對他的新法中的某些損害百姓利益的行為。蘇東坡也不是新政的反對者，他只是希望有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搞溫和改革。所以，在舊黨領袖司馬光上臺，盡廢新法的時候，蘇東坡又開始批評司馬光的舊黨。政治上的不成熟，讓蘇東坡成為新舊兩黨的敵人，成為照鏡子的豬八戒，裡外不是人。

蘇東坡的一生不是被貶謫，就是在被貶謫的路上。所以，蘇東坡說他平生的功業，就在黃州惠州海南這些地方。

從個人的性格上，大概蘇東坡從來沒有把王安石當成敵人。在他眼裡，王安石身負大才，就是性格倔強，屬於九頭牛也拉不回來的主。據說，蘇東坡還給王安石起了個外號叫拗相公——蘇東坡這個人特別喜歡幽默，最喜歡給別人起外號。據說司馬光的那個司馬牛的外號，也是蘇東坡給起的。

蘇東坡是個豁達隨和的人，屬於和別人自來熟，和任何人都能交朋友，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眼見天底下沒有一個不是好人，他能和任何人交朋友，哪怕你是玉皇大帝，哪怕你是個乞丐。他喜歡欣賞別人的長處，而縮小別人的短處，即使別人害他，他也很快就能原諒人家。所以，蘇東坡沒有敵人，包括王安石在內。

而王安石的性格執拗，一旦下決心，沒有人能改變他的想法。王安石是政治動物，他最高追求就是變法，所有支援變法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所有反對變法的人，都是敵人，都屬於要一棍子打死的異端。所以，王安石提出了石破天驚的三不足精神：“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為了變法，任用了好多小人，這些小人沒有一個是他的朋友，只是在利用王安石的權力而已，當王安石變法失敗而辭職罷相的時候，他的那些所謂的朋友和下屬，人走茶涼的不少，落井下石的也不少，這就說明，王安石的政治同盟太脆弱，王安石是沒有朋友的人。

但是到了晚年，蘇東坡和王安石都已經淡化了政治，退出了政壇的時候，兩個文化巨人的見面，演出了一場“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團圓的喜劇。王安石隱居在南京，蘇東坡路過時候專門去看了王安石，王安石還騎驢專門去接蘇東坡。兩個文化巨人終於握手！兩個人在半山園流連忘返，詩酒唱和，終於實現了兩個巨匠的團圓。

所以說，蘇東坡沒有敵人，王安石沒有朋友！

“唐宋八大家”中的蘇軾和王安石可以稱之為“絕代雙驕”。二人才華橫溢，都是北宋文壇泰斗。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世事一場春夢，人生幾度秋涼”、“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蘇軾這些樸實無華卻又深藏哲理的詩詞，使我們能夠更加從容地看待人生的花開花落，雲捲雲舒。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兩大才子卻上演“文人相輕”，上演“恩怨情仇”。原因是正直爽朗的蘇軾對“大哥大”王安石頗有成見，認為定是王安石打壓自已，以致於自己在官場上“懷才不遇”。

公元1076年，王安石成了一國之丞相，而39歲蘇軾不想與他同官為官，主動要求調基層鍛鍊，被朝廷任命為密州知州。後來聽到王安石被罷相的訊息，他歡欣鼓舞，馬上向上朝廷打了個報告：要求回京任職。

然而，僅僅過了數月，王安石因得到神宗的“諒解”而再次被 和——第二次拜相，這令蘇軾很是憤慨，於是爭專門寫下了首《花影》怒懟： 重重疊疊上瑤臺，幾度呼童掃不開。剛被太陽收拾去，卻教明月送將來。

這首七言絕句句句一語雙關，借諷花影來諷人——借詠花影來諷刺王安石以及朝中得志的小人。

以當時蘇軾的名氣，這首詩詞很快就天下聞名，流傳甚廣。然而，王安石聽聞此事後，並沒有直接反擊，而是選擇了沉默是金。

當然，蘇軾成也詩詞敗也詩詞，因為詩詞而遭遇到了人生一大劫難——烏臺詩案。3年後，也就是公元1079年，蘇軾寫了一篇名為《湖州謝上表》的表文，在文中蘇軾陳述了自己在湖州無多大建樹後，寫下這樣一首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結果有人斷章取義，對蘇軾的這首詩詞以及以往的所有的詩詞文章進行“挑刺”。結果是蘇軾和他一起共事過的29位大臣都被抓入獄。

詩案發生後，蘇軾從一個高高在上計程車大夫、萬人敬仰的大文豪，變成一個囚犯，對此，再灑脫的蘇軾也無法釋然，他一度痛苦、迷失，甚至自殺。

蘇軾的兒子蘇邁聽聞噩耗，立即赴京去看獄中的父親。方便照顧獄中的蘇軾。他們約好，如果朝中有不好的訊息傳來，送的飯菜中就加上魚。一日蘇邁盤纏用盡，只得去週轉資金，於是他委託親友幫忙送一天飯，但是蘇邁忘記囑咐和父親的約定，偏偏這位親友在飯菜中加了一道燻魚。

蘇軾看到菜飯中有魚，嚇得臉都變青了，看樣子是自己的死期要到了，為此，蘇軾放下手中的飯菜，趕緊拿起筆開始“遺書”——這首絕命七律詩《獄中寄子由》是寫他的弟弟蘇轍的：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不了因。”

蘇軾在詩中首先是盛讚——高度讚賞宋神宗，稱他是聖主。然後說擔責——這次牢獄之災是自作自受，不怨他人。再次是“庇佑”。他稱情願自我救贖，以抵罪孽，保佑家人平吉祥。最後是“寄託”——稱下輩子還想和蘇轍做兄弟，以續末了情緣。

蘇軾的絕命詩寫好後，由獄卒梁成帶出，很快送到了宋神宗桌前。宋神宗看後，感動不已。

正在這時，王安石也來了一封書信。此時的58歲的王安石雖然兩年前辭去了宰相之職，不再過問朝中政事。但聽聞“情敵”蘇軾有難後，他非但沒有落井下石，反而專門修書一封給神宗，在書信中他寫道：“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宋神宗心有慼慼然，很快釋放了蘇軾。

看到這裡，疑問來了，蘇軾處處挑王安石的刺，王安石為何還要救他？原因很簡單，4個字：文人相惜。的確，在王安石眼中蘇軾不再是對敵，而是一個值得欣賞的後生，可見當過丞相的王安石確的肚量有多大。

而經此生死劫——宋朝第一起文字獄後，蘇軾看破紅塵，淡泊名利，從此脫胎換骨成為了一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世外高人。其詩詞作品的意境更上一層樓，誕生更多流傳千古的佳作來。

五年後，蘇軾在回京的路上特地去了一趟金陵，看望了王安石，兩人再見面，是感嘆還是懷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