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詳細地記錄了春秋時代二百五十四年中（前722—前468）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時因為它的寫作具有形象化的美學特徵，它又是一部傑出的散文鉅著，顯示了突出的藝術成就。

　　在古代，已有一些學者注意到《左傳》敘事的文學色彩。如唐人劉知幾說：“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嚨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穫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侮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如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史通·雜說上》）唐人啖助謂《左傳》：“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一）他們憑直覺，肯定了《左傳》記事的生動性和形象性。明清時期，從辭章方面評點《左傳》的書又有數十部。但真正全面地評價《左傳》的文學成就，從文學角度來認識《左傳》，還是近幾十年的事。

　　《左傳》在敘事、寫人和語言三個方面偶創造了許多成功的經驗，較之《尚書》和《春秋》，《左傳》在諸多方面都有新的發展和獨到的成就。

一、《左傳》的敘事

　　《左傳》記事的內容是豐盈而富贍的。它記錄了春秋事情諸侯政治上的動盪和變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強宗大族間的政權奪勢以及執政者的陰謀權術等等。諸侯間頻仍的戰爭、重大的盟會常常是作者敘寫的重點，日常的朝覲聘問、與國往來在書裡也有翔實的記錄。在記事中，作者又對春秋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心理意識做了多角度的記載。從祭典、燕享、宗法、禮制、婚喪嫁娶，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都在作者的記錄範圍之內。並且對於節氣時令、天災水害、星象曆法、地理沿革等，《左傳》也有可靠的著錄。就其內容的豐富多彩、包羅永珍，若稱之為春秋時代的“百科全書”，是當之無愧的。

　　《左傳》記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僅對歷史事件、社會生活做了如實的記錄，而且進行真切、具體的描繪；不僅記敘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而且重視人與事的聯絡，在探尋人們得失成敗的原因中對歷史進行生動形象的加工，藝術地再現了生活。如果說讀《春秋》，我們僅能得到二百餘年間歷史事件的綱目，那麼《左傳》中大量的描述，使我們看到的是一幅幅精描細繪的生活圖畫。

　　《左傳》敘事的特點首先是：善於描述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歷史事件，運用白描的手法敘述事件的始末由來。這種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徵可以歸納為，遵循嚴格的時空觀念，每一件事的記錄必定以極簡明的文字交代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參與的人物，敘述事件按照自然時間的順序進行；重視事件發展的全過程，記敘每一事必詳其發生（起因）、發展（衝突）和結局，尤其注重前因後果；描述事件的經過或重大場面，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透過記錄其中幾個人物的言行，寫出事情發展的過程，或寫活一個場面。

　　《左傳》描述的是一個紛雜、動亂的社會，因此怎樣將矛盾對峙的政治、軍事形勢，錯綜繁雜的王侯、宗族關係以及諸多的顛覆活動、密謀暗算昭然若揭，就成為作者行文記事首先力求達到的目標。整個社會的政權變更與政治關係的變化，是《左傳》用以描述社會的主要矛盾線索。作者以其敏銳的觀察力追尋著這一線索，這使他如掌握了一把批隙導窾的利刃，將春秋時代紛繁複雜、牽一動百的社會矛盾做出了極明晰的分析，尤其是在記敘謀殺、行刺、政變及戰爭一類衝突急劇變化的事件中，作者的敘述才能更加得到充分的發揮。例如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莊公八年）、晉靈公謀殺趙盾（宣公二年）、鄭西宮之難（襄公十年）、齊崔杼之亂（襄公二十五年）、齊人殺慶舍（襄公二十八年）、楚靈王之死（昭公十三年）、吳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宋桓魋之亂（哀公十四年）等等，這些重大事件的記敘都證明了《左傳》作者的成功。

　　以莊公八年齊連稱、管至父弒齊襄公一事為例：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従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遊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従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鬥，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床。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作者運用白描的手法，從事件發生的起因敘起，在事變之前參與謀殺的三方面（連稱、公孫無知、連稱從妹）之所以謀反的原因做了明確的交代，然後透過三個小人物（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的故事完成事變經過的描述。像其他許多事件的記敘一樣，作者特別重視事件發生、發展至結局的完整過程；事情進行的時間順序、地點和人物都有最簡明的記錄；並且“百忙事敘得極清晰又極變換”，“擺佈之妙如千軍萬馬坐作進退”（《左繡》卷三），使作品極富文學色彩。

　　就全書來看，《左傳》中“初”字的使用頻率特別高，凡八十六見。以“初”引出的內容，有人物的身世、遺文軼事，也有事件發生的起因和預兆。它作為倒敘、追敘、補記各類內容的領起語被頻繁使用。“初”字的運用充分表現出《左傳》作者在裁剪、組織素材方面的獨具匠心。林琴南在論及《左傳》的插敘筆法時曾說過：“又或一事之中，鬥出一人，此人為全篇關鍵，而偏不得其出處，乃於間間中補入數行，即為其人之小傳，卻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無縫。”（《左傳擷華·自序》）可以說，這就是後代小說創作中常見的“倒插筆”手法。

　　《左傳》敘事的又一特點是：長於將史實與神話傳說、歷史傳聞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透過作者豐富的想象，使歷史的記敘故事化。作者在嚴格記錄歷史事件的同時，大量採擷民間的傳說和傳聞，以豐富歷史的內容。

　　如宣公十五年“魏顆受結草之報”一段：

　　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餘，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餘是以報。”

　　晉將魏顆在一次對秦的戰役中俘獲了秦國的大力士杜回，這在人力就是戰鬥力、個人的武藝和膂力在搏戰中起重要作用的時代可算是一大戰功。但是魏顆是怎樣俘獲大力士的，作者並沒有直接交代，而是引出戰前一件看來毫不相干的事，追敘了魏武子病重、留遺囑及死後的情形。事實上，結草亢杜回的老人是否就是那嬖妾的父親，根本無從知曉。魏顆“夜夢之曰”如何如何，又有誰能與其同夢？因此這隻能是一則伴隨魏顆立功捷報的傳聞，《左傳》作者將其記錄下來，恰恰豐富了歷史的記事。

　　類似的例子在《左傳》中還有很多，如各次重大戰役的描寫、伴隨君廢立而發生的事件的描寫。《春秋經》只有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那樣“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桓譚《新論》）的記錄，而《左傳》則將它們做了故事性的敘述。尤其是對君、卿大夫死亡原因的記敘，作者講述了許多有趣的傳說故事。如僖公十年狐突路遇太子申生，僖公二十八年記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宣公三年鄭穆公刈蘭，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等等，無不充滿傳奇的色彩。以襄公十九年晉國大將荀偃之死為例：

　　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荀偃頭生癰疽，死不瞑目、不納含，這是患惡疾而死的人的一種生理現象，但是作者卻繪聲繪色地記錄了這段故事。對於這位在晉悼公時期建立赫赫戰功的大將，作者不僅以這段傳說表現他“戰志未酬”、“含恨而終”的堅貞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人們對他的讚美和哀思。

　　《左傳》敘事中還有許多關於卜筮和災祥的記錄，作者在曲折地反照春秋時代人們對自然、社會及自身認識的同時，增添了歷史記事的趣味性。人們以龜、筮占卜，或用於裁斷重大軍事行動，或依此婚嫁做出抉擇，或預言官運仕途，或排除某種疑慮，《左傳》每每詳細採錄其卦象和繇辭，並附帶記述事件。

　　書中對各種災祥、物兆及夢囈的記錄更是不可勝數，如蛇相鬥、龍見、石頭說話、雄雞斷尾、神降於某地等等。這些摻雜於史實記錄中“虛妄”的奇聞異事，在當時，顯然都是被作為“信史”記寫下來的，而在今天看來，從歷史的角度說，在是作者記下了許多他理解或並不理解的事情發展的偶然因素；從文學角度來說，則每一次占卜、物兆的記錄都引出一段生動的故事，它們穿插在歷史記敘中增加了歷史事件的神秘、新奇的色彩，這無疑是極富故事趣味的。

　　因《左傳》記事大量採用傳說和傳聞，對歷史做了較多的加工，為此它也受到不少非議。古代學者常常在肯定《左傳》經傳地位的同時，指出它的“疏失”。如範寧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榖梁傳集解·自序》）韓愈說：“《春秋》嚴謹，《左氏》浮誇。”（《進學解》）又有人認為：“左氏失之淺”（崔之方《春秋經解》），“左氏之失專而縱”（晁說之《三傳說》），“事莫備於左氏……失之誣”（《困學紀聞》卷六引胡安國語），“淺於公榖，誣謬實繁（趙匡《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葉夢得《春秋傳·自序》）。事實上所謂“誣”或“浮誇”，一是指《左傳》記錄不真實的事，一是指《左傳》對一些事件的描述有虛構誇大的現象。這不符合經學家的要求，但卻恰恰從一個側面顯現了《左傳》的文學特徵。“豔而富”，說明《左傳》記事的豐富且多彩；“浮誇”、“專而縱”，說明它的描寫有合理的誇張和形象的創造；“淺”，則是比較通俗的標誌。

二、《左傳》的寫人

　　《左傳》記錄的歷史人物，大約有一千四百多個。其中有天子、諸侯、卿士、大夫，有將相、武士、學者、說客、祝史、良醫、商賈、娼優，也有宰豎、役人、盜賊、俠勇等。這些人物中有詳細的事蹟、或較為鮮明者，約佔三分之一。

　　統治集團的成員是《左傳》描寫的主要物件。特別是成就卓著的霸主君、執政大臣，在他們稱霸、當政或任職的若干年內，《左傳》留下了他們所作所為的生動記錄。書中可以舉出十數位赫赫有名的君：春秋初期的梟雄鄭莊公，世稱春秋霸主的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秦穆公，中興復霸的晉悼公，逐鹿爭霸的闔閭、夫差和勾踐，以及因昏聵或奢侈聞名的宋襄公、楚靈王、齊襄公、魯昭公等。書中還有幾十位形象豐滿、事蹟顯著的卿士大夫：在晉國，有跟隨重耳顛沛流離、歷經艱辛的狐偃、趙衰、先軫、輔助晉悼公復霸的韓厥、荀偃、士匄、魏絳、韓起，盡忠極諫的趙盾，深孚眾望的叔向；在魯國，季氏的三位宗主都是出眾的要人，始祖季友、君的季文子，實專魯政的季武子，逐昭公而主朝政的季平子，還有臧文仲、臧叔仲、叔孫豹、叔孫諾等一些舉足輕重的要人；在齊國，有顯赫的管仲、謹慎的晏嬰以及弒君亂臣崔杼；在楚國，有子文、子玉、子西、子反和子重。鄭國的子產、宋國的華元、子罕、向戌，都是小國之爭中的佼佼者。

　　由於受編年體結構、分年記事的侷限，《左傳》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透過分散在各年的記事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種是由分年記事逐漸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從而構成完整的形象，屬於“累積型”；另一種是僅記一件事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或表現其性格特徵，或可稱為“閃現型”。前者的典型人物如晉文公、鄭莊公、楚靈王、晏嬰、子產等。有關他們每人事蹟的描述，往往在《左傳》中延續數年或數十年。

　　晉文公重耳的形象是君中較突出的一個。他的生平事蹟和活動，在莊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記事中，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遇難出奔，周遊列國；復國即位，勵精圖治；功成業就，稱霸中原。作者以倒敘的筆法記敘了遇難的完整經過。書中以“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一語提起，陸續寫到他在秦國受到秦穆公的款待。這段文字可謂“在記事中寫人”的精彩段落。流亡期間，重耳“處狄十二年”、“過衛”、“及齊”、“及宋”、“及鄭”、“及楚”、“送諸秦”，千里行程中每到一地，作者就有選擇地記下了一兩件事，以表現重耳經過生活的磨鍊，正在逐漸成熟，最後終於具備了一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品格。晉文公是《左傳》所描寫的霸主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位君。

　　《左傳》所描寫的卿士、大夫一類人物中，鄭國子產是作者筆下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如近人所言：“《左傳》載列國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詳如子產者也。子產乃終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王源《文章練要·左傳評》）與管仲、晏嬰、叔向、狐偃等相比，子產所盡善盡美的貴族執政的典範。他博學多聞，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和社會知識，能在應對大國徵朝或論辯時侃侃敘述本國的歷史；有很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在各種朝聘、盟會的場合，左右周旋、應對自如；有很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堅定的志節，為捍衛國家利益必與大國據理力爭；擅長管理，知人善任，有一整套理政用人的經驗。《左傳》記其行使七十條（自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從他少年時代第一次對國家政事發表見解到因病逝世，一生“鮮有敗事”。雖然只是一個小國的執政，然而在治理國家方面的卓著功績，在國際間產生的政治影響，不亞於大國重臣。子產作為春秋時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性格特徵是很鮮明的，“讀其文，連性情、心術、聲音、笑貌，千載如生。”（馮李驊《左繡·讀左卮言》）。

　　《左傳》中絕大多數的人物形象是隻透過一時一事來表現性格特點的。他們的出現雖然一縱即逝，一閃而過，但卻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好像繪畫藝術中的速寫，作者幾筆便勾勒出人物的生動形象。這類“閃現型”人物中有一大批是“士”的典型，他們性格的基本特點是真誠、尚公、忠於職守、信守誓言。例如《左傳》中對石碏（隱公四年）、原繁（莊公十四年）、荀息（僖公九年）、解揚（宣公十五年）、華還（襄公三十三年）、狼瞫（文公二年）、臾駢（文公六年）、臧堅（襄公十七年）等人物的描寫，都選取了他們在國家政治活動中最感人的事蹟，以其燦爛的閃現留在歷史的記錄中。請讀有關晉臣解揚的一段記事：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員雨>，又可賂乎？臣之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閃現型”人物中也有許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如寺人、閽人、庖廚、樂師、卜人及刺客等。還有一些女性形象，如楚夫人鄧曼（桓公十三年）、鄭莊公之母武姜（隱公元年）、晉獻公寵姬（莊公二十八年）、息媯（莊公十四年）、杞梁妻（襄公二十三年）等。凡是在社會生活中起過某種作用、或在國家存亡的鬥爭中發揮過能力的人，作者或褒或貶，都在史冊上給他留下一筆。因為這些人物只展示了性格的某一方面，所以大部分形象顯得單一而缺乏豐富的內涵，並且受到當時道德規範的侷限，呈現出明顯的倫理化傾向。如其中一些人物便成為“孝”、“忠”、“信”、“義”等封建規範的象徵。

　　《左傳》寫人，如同現代的人物特寫，開始使用了描寫情節和細節的手段。細節描寫是《左傳》寫人的主要手法。在記寫人物事蹟或刻畫人物性格時，作者大量運用了細節描寫的手法。

　　城濮之戰晉國告捷，在舉國慶賀、朝野歡欣的時候，晉文公並沒有樂而忘憂，直到子玉自殺，他才“聞之而後喜可知也”。這一情態細節是人物性格的特徵性行為，表現出晉文公身為霸主、深謀遠慮的性格特點。先軫怒晉襄公聽信婦人之言，“不顧而唾”。這一細節與他激烈的言辭相接，充分表現了他剛烈、耿直的個性。衛獻公恃權傲下、得意忘形的形象是由他重新返國時的一個細節表現的：“大夫逆於竟者，執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從進入國境道城門的一段路程，衛獻公對在不同地點迎接他的大夫做出不同的反應，從他態度的微妙變化，也足見這位言如“糞土”的君的修養水平。宋華督父好色，《左傳》僅記了他一個細節：“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寺人柳精於侍奉主子，先有寵於宋平公，平公死又求媚於太子佐，在極短的時間裡又得到主人的寵信，作者只記了一個細節：“及喪，柳熾碳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同時，《左傳》也透過細節描寫交代人物所處的環境以及事件發生的背景。《左傳》中沒有對人物直接的容貌和心理的描寫，人的外貌和心理活動也是以行動性的細節來表現的。

　　總之，《左傳》在人物描寫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先秦著作中，是它第一次提供瞭如此眾多生動可感的人物形象，並開創了描寫人物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說，《左傳》善於透過具體的記事描寫人，在記事中寫人，在寫人中記事；描寫人物事蹟時，特別注意選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人物性格與時代的政治標準（“禮”）密切相關，表現為明顯的倫理傾向。這些特點對於後來的文學創作和人們的審美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左傳》的語言特色

　　《左傳》的語言，是歷代文人學者推崇的典範。從唐宋至明清，如劉知幾、陳騤、蘇軾、劉熙載、馮李驊等有過許多精當的評論。《左傳》敘述語言的特點是準確和精練，生動而富於色彩，同時因簡潔凝鍊而蘊藉含蓄。蘇軾說：“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蘇文忠公全集》）劉知幾的評論是：“言近而旨遠，辭淺而意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讀者望表而知裡，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句外。”（《史通·敘事》）《左傳》敘述語言的這些特點，說明它在語言方面已獲得了超越於當時許多經典著作的成就，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左傳》人物語言同樣富有文學特色。《左傳》所記之“言”，主要為人物對話、外交辭令和諫說、議論之辭。人物的對話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作者常常透過記錄一兩句性格化的語言，以突現人物的形象。例如鄭莊公在制勝公叔段的過程中，說了三句有典型特徵的話：“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毋庸，將自及”；“可矣”。在作者筆下，鄭莊公老謀深算、虛偽陰險的個性特點躍然紙上，在整個事件中他複雜的心理活動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記重耳避難至楚，與楚成王的一段對話，將楚成王施恩望報、乘機敲詐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態度，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左傳》中的外交辭令和議論、諫說之辭，是歷來為人們稱道的。記寫行人辭令，尤為《左傳》獨擅之處。例如書中有許多膾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對齊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師，僖公三十年燭之武退秦師，宣公三年王孫滿論鼎至輕重，成公二年國佐對郤克，成公三年呂相絕秦，襄公二十二年子產對晉人徵朝，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毀館垣答士文伯等等。它們有的委曲婉轉，陳述利害，有的辭氣激切、語挾風霜。能夠緊緊抓住矛盾的焦點，從分析利害入手，說理透闢、用辭雅正，是這些辭令的共同特點。特別是一些小國使者應對大國的言辭，更是充滿機警和智慧。如子產獻捷於晉，晉人三問，子產三答，“士莊伯不能詰”；子產壞晉館垣，但他理直氣壯的回答使士文伯無言以對，只好“謝不敏焉”；燭之武對秦穆公曉以利害的一番話，終於解除了鄭國的危難，這些文字已是千載傳誦。

　　劉知幾說：“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迴圈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史通·申左》）《左傳》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辭令，顯然是經過加工和潤色的，與《國語》中所記大段辭令相比，論理的邏輯更為嚴密，已經有剪裁和選擇性，用詞洗練，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左傳》的行人辭令開啟了戰國時代縱橫馳驟、酣暢淋漓的文風，是歷代文人諷誦和學習的楷模。

　　在《左傳》一書中，無論是敘述語言還是人物語言，於修辭方面都大量地運用了比喻的手法，並採用生動的俗語、諺語和民謠。其中有許多語言具有警句的性質，後世演化為成語。現代語言中的“唇亡齒寒”、“貪天之功”、“數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門”、“餘勇可賈”、“一鼓作氣”、“上下其手”、“食肉寢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風馬牛不相及”等皆源於《左傳》。

四、《左傳》的戰爭描寫

　　《左傳》在敘事、寫人和語言三方面的文學特點，綜合起來看，全書中表現得最集中、最充分的部分即是有關戰爭的描寫。《左傳》長於描寫戰爭，歷來為人們所稱道，書中有許多精彩而動人的片段。

　　春秋時期有數百次軍事行動，《左傳》詳細地描述了其中十三次比較重要的戰爭。它們是桓公五年的繻葛之戰，莊公十年長勺之戰，僖公十五年韓之戰，僖公二十五年泓之戰，僖公二十八城濮之戰，僖公三十二年殽之戰，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戰，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成公二年鞌之戰，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襄公十八年平陰之戰，定公四年柏舉之戰，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

　　《左傳》作者調動各種表現手法記下了豐富的戰爭例項，力圖從中探求得失成敗的經驗，對各次大戰不同側面的描寫，反映了他對每次戰爭成敗原因的看法。在姬宰戰爭全過程的前提下，戰事在哪個階段上失誤、在哪個階段上取勝，這一階段就成為作者描寫的重點。馮李驊說：“左氏極工於敘戰，長短各極其秒……篇篇換局，各各爭新。”（《左繡·讀左卮言》）《左傳》描寫戰爭之所以精彩生動、各不雷同，其奧妙正在於此。晉楚城濮之戰，《左傳》重在描寫戰前醞釀的過程。從晉伐曹、衛的外圍戰寫起，繼而宋國告急、晉設連環計、子玉治兵、晉師退避三舍，直寫到重耳占夢堅定出戰的信心，兩國才開始有正面的交鋒。因為此戰勝利的關鍵是晉文公和將帥謀劃的結果。秦國在殽之戰中失策，並非在秦軍經過殽之兩陵的時候，戰爭自冬至春持續了三個月，而秦三帥出征時蹇叔、王孫滿就預見到它的敗局，所以作者記寫的重點是描述戰前的情況。還有許多戰役的記敘，表現了作者先進的軍事思想。

　　《左傳》作者還善於抓住戰爭中的主要矛盾，透過個別場面和情節來反映戰爭的全貌。描寫角度的不斷變換，充分展示了戰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例如齊魯長勺之戰，戰爭的發動到結束是圍繞曹劌的言行來寫的。透過曹劌請見、與魯莊公論戰、同乘指揮戰鬥的前前後後，將這次戰事的全過程展現出來。楚宋泓之戰只記了宋國一方，宋襄公與大司馬論爭的情節貫穿了記敘的始終。宋鄭大棘之戰，作者在直截了當記錄了戰事的勝敗之後，僅補敘了狂狡被俘和羊斟陣前為亂兩個小事。而只是這兩件極有意義的小事，把宋國之所以慘敗的原因交代清楚了。又如晉楚邲之戰，作者採用交叉記錄的方式，在醞釀階段，輪番記錄敵對雙方將帥議戰的內幕；在交戰階段，又透過交叉互進的敘述及細節描寫，把雙方勢均力敵、步步相逼的情形表現出來：致師挑戰，設覆具舟，夜窺敵營，疾進驟退，“車馳、卒奔”，“舟中之指可掬”。“馬還”。乙卯一日從破曉激戰到黃昏的情景，有如一幅逼真的畫卷，作者簡括、生動的描述，大有“尺幅千里”的效果。

　　《左傳》重視人在戰爭中的作用，用了大量筆墨描寫戰爭中的人。《左傳》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在戰爭中大顯身手。這些人物形象，有的足智多謀，運籌帷幄；有的優柔寡斷，坐失戎機；有的英勇善戰，視死如歸；有的輕狂驕縱，敗死敵手。作者善於在差別中寫人，例如同樣是英勇善戰的武士，或同樣是足智多謀的將帥，書中透過種種細節描寫寫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現；即使是類似的情節，作者也注意到不同性格人物所持態度的細微差別。正是這數以百計栩栩如生、千差萬別的人物形象，給《左傳》的戰爭描寫增添了無窮的藝術魅力。

　　《左傳》的戰爭描寫是全書中最為精彩的部分，對後代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以及歷史演義等其他小說中有關戰爭的描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摘自褚斌傑、譚家健《先秦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

《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儒家十三經之一。《左傳》既是古代漢族史學名著，也是文學名著。《左傳》是中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史著作，除了闡釋《春秋》思想之外，藝術成就也很高。它“情韻並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時期最具文學色彩的歷史散文，是中國古代文學與史學完美結合的典範，對後世史書、小說、戲劇的寫作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左傳》語言精煉，文辭優美，其敘事手法歷來為人稱道。唐劉知幾評曰：“或腴詞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春秋之際，戰爭頻仍，《左傳》對戰爭的記敘尤其令人稱道，善於透過側面描寫烘托戰場氛圍，不聞刀劍之聲，卻如親歷沙場，扣人心絃。並且人物成為《左傳》的主角，將歷史從神的陰影下解放出來。遙想當年周王室衰微，諸侯崛起，齊桓晉文爭霸，楚莊王也要問鼎中原，禮崩樂壞，同時又在外交場合吟詩作樂，說古論今，也足見古人風致。

《左傳》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左傳》顯示了由單純記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於謀篇、善於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觸目地增加了敘事的形象性、生動性，從而體現早期史書中文學成分的顯著積累。

二、《左傳》在鋪敘事件過程中，第一次展現了一批有著各自經歷和不同性格的歷史人物，雖非完全著意而為，卻也時有渲染、誇飾之筆，客觀上積累了形象塑造的寶貴經驗，為此後傳記文學、歷史小說湧現提供了難得的啟示、重要的借鑑。

三、《左傳》語言簡潔而準確，生動而富於表現力，注意細緻描摹，長於運用比喻，達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後代視為某種規範；其特具的文學色彩與文學價值，也是此前記事文字中所罕見的。

四、從總體看，《左傳》思想深邃、文風樸厚，敘事、狀物精彩而富於多樣性，留下了許多久經傳誦的佳作，其中不少業已成為後世人們稱文的典範。清初吳楚材、吳調侯編選歷代堪稱“觀止”的優秀古文，所收《左傳》各篇（節）竟達三十三則之多，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