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衡

許衡（公元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3日），字仲平，號魯齋，世稱“魯齋先生”。懷慶路（今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區）人。元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天文學家。[1]

許衡自幼勤讀好學，之後為避戰亂，常來往於河、洛之間，從姚樞得宋二程及朱熹著作，與姚樞及竇默相講習。元憲宗四年（公元1254年），許衡應忽必烈之召出任京兆提學，授國子祭酒。至元六年（1269年），奉命與徐世隆定朝儀、官制。至元八年（1271年），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領太史院事，與郭守敬修成《授時歷》。至元十七年（1280年），因病歸懷慶休養。

至元十八年（1281年），許衡去世，年七十三，贈榮祿大夫、司徒，諡號“文正”，後加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皇慶二年（1313年），從祭孔廟。著有《讀易私言》、《魯齋遺書》等。

主要成就

許衡長期擔任國子監祭酒，主持教育工作，承宣教化，不遺餘力。許衡以“樂育英才，面教胄子”為宗旨，故其門下不僅有大批漢族學生，還有不少蒙族弟子。他施教的原則是“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即循循善誘，潛移默化。至元八年（1271年），許衡奉元世祖之命，負責培養一批蒙古貴族子弟，在他的辛勤教育下，這些不懂漢文的青年也都成為“尊師敬業”的優秀儒生。其中有不少人，後來“致位卿相，為一代名臣”。眾多弟子如姚燧、耶律有尚等皆學有成就。

許衡畫像

許衡對待學生“愛之如子”，從生活到學習無不關懷備至。他對待自己則從嚴要求，“夜思晝誦身體力行，言必揆諸其義而後發”。因此，在許衡的薰陶教育下，“數十年間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者，皆出其門下矣。”所以，許衡透過傳道授業，對於漢、蒙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他一再向元世祖建議要重視農桑,廣興學校，以"行漢法"作為"立國規模"。他說："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民心。而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用漢法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從而可知，許衡的政治理想是要實行儒家的仁政以獲得民心。至於獲得民心的關鍵，則在於實行"漢法"。由於這一"立國規模"的確定，中原廣大地區社會秩序得到恢復，生產得到發展，人民生活得到安定。許衡還與劉秉忠、張文謙等一起定官制、立朝儀，對元初政局穩定、經濟生產的恢復起了積極作用。許衡長期擔任國子監祭酒，主持教育工作,承宣教化，不遺餘力。許衡以"樂育英才，面教胄子"為宗旨,故其門下不僅有大批漢族學生，還有不少蒙族弟子。他施教的原則是"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即循循善誘，潛移默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許衡奉元世祖之命，負責培養一批蒙古貴族子弟，在他的辛勤教育下，這些不懂漢文的青年也都成為"尊師敬業"的優秀儒生。其中有不少人，後來"致位卿相，為一代名臣"。許衡對待學生"愛之如子"，從生活到學習無不關懷備至。他對待自己則從嚴要求，"夜思晝湧身體力行，言必揆諸其義而後發"。因此，在許衡的薰陶教育下，"數十年間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者，皆出其門下矣。"所以，許衡透過傳道授業，對於漢、蒙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元世祖即位後，許衡還與劉秉忠、張文謙等“立朝儀”、“定官制”，[7] 完善元朝官員品階等級。他鑑於當時干戈擾攘，民生凋敝的勢態，一再向元世祖建議要重視農桑，廣興學校，以“行漢法”作為“立國規模”。他說：“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民心。而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用漢法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從而可知，許衡的政治理想是要實行儒家的仁政以獲得民心。至於獲得民心的關鍵，則在於實行“漢法”。由於這一“立國規模”的確定，中原廣大地區社會秩序得到恢復，生產得到發展，人民生活得到安定。對元初政局穩定、經濟生產的恢復起了積極作用。

許衡精通天文、歷算。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故須摒棄沿用已久舛誤甚多的金代（大明曆）而創制新曆。於是，遂命許衡“領太史院事”，全面負責這一工作，並以王恂、郭守敬為副，共同研訂。經過全們的積極努力，至元十七年（1280年），終於完成了這一艱鉅複雜的任務。在此期間，許衡以年屆七旬的高齡，辛勞擘劃，艱苦備嚐。創制了簡儀、仰儀、圭表、景符等天文儀器，在全國各地修建27所觀測臺，進行實地觀測。制訂了《授時歷》。他用近世截元法代替了上元積年法，並推算出了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結論，比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一週的實際數字只差26秒，比歐洲著名的《格列高利曆》還要早三百年。《授時歷》使用的時間，前後達363年（1281年—1644年）之久，是中國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一部曆法，也是中國曆法史上的第四次重大改革。明初著名學者宋濂讚揚道：“至元十三年，世祖詔前中書左承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訂新曆，……自古及今，其推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這是十分中肯、公允的評價。

許衡對漢蒙文化交流，程朱理學傳播和朱陸合流有較大影響。與姚樞、竇默等講程朱理學，“慨然以道為己任”。他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有其獨到之處，提出了“命”、“義”之說。許衡精研程朱理學而不拘泥，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論。”他說：“言為學者，治生最為要務。”許衡是元代儒學的主要繼承人和傳播人。元代有人讚揚他說，“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明代大儒薛瑄則稱其為“朱之後一人”。

個人作品

據《四庫全書》所錄，許衡的專著有六種：《魯齋集》·六卷（含書簡）、《魯齋心法》[8] 、《授時歷經》（與郭守敬合著）、《讀易私言》、《魯齋遺書》（又名《魯齋全書》）及《許文正公遺書》。

許衡(1209—1281)，字仲平，號魯齋。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李封村)人，初與當時知名與學者姚樞、竇默等人一道講授程朱理學，後忽必烈(即元世祖)入王秦中，被如為京兆提學，於關中大興學校。元世祖繼位後，官到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等職。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卒，終年七十三歲。大德元年(1297)，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1309)，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1313)，詔從祀孔子廟廷。延祜初(1314)，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是許衡在魏時所主持的書館名字。有《魯齋遺書》遺世。

對於許衡在元代歷史上的地區及其當時社會的貢獻，史書載記大致有三方面：

一、興教育、抓教化。許衡自幼聰穎，非同常人。他七歲入學，開始接受詩書教育，一天，他問老師說：“讀書是為了什麼？”老師回答：“考取功名嘛。”許衡又問：“僅此而已嗎？”老師大為驚奇。後來老師漸漸感到力不能支，只好辭職。如此這樣三易其師。許衡稍稍長大之後，更是“嗜學如飢渴”，家貧無書就到別人家抄回來讀。後來又師從當時知名學者柳城人姚樞苦讀不輟；舉家搬往輝州(現河南輝縣市)蘇門山，與姚樞、竇默相互講習程朱理義，“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甲寅(1254)，元世祖任秦中王，任命姚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當時元世祖由於剛剛涉足中原，所從人員大都是“馬上將軍”、粗魯不化，他就想用當時中國的教化、禮義訓蒙秦華人，於是就把許衡任命為京兆提學，也就是主管京城教育的官。當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河內)，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二十五史·元史·許衡傳》)許衡所推行的教育方法、制度在當時大受歡迎。

後來，許衡官到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也就是國家的大儒，主持國學教育的最高長官。他深受元世祖的信任和賞識，所參所奏幾於言聽計從。主持元初國學，以儒家六藝為國學內容，對漢、蒙文化融匯和交流，起過一定的作用。

二、制定朝儀官制。原來，元世祖是承繼成吉思汗帝業而登基的。開業之初，由於成吉思汗起自朔方，大業草創，且蒙人又屬於遷徙性的遊牧性部落，官制甚為簡略，斯文之氣全無，如最重要的叫做斷事官，兼掌政刑；統兵官叫做萬戶。後來又仿照金朝官制設立行省、才增設了元帥、宣撫等官職。“無規矩難以成方圓”，元世祖繼位之後，馬上下發詔：重修官制、廓訂朝儀。六年(1269年)，他讓中書左丞許衡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不久，朝儀制成，“帝臨觀，甚悅”。接著，又詔許衡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並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籓、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二十五史·元史·許衡傳》)朝儀，即人臣朝君之禮義；官制，即各級官署、官員的職責、許可權及有關制度。許衡還為元統治者策劃“立國規模”。提出“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積極推行漢法，向元世祖進言從教育入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漸而化之，以達到蒙漢文化的交融匯合，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三、制訂《授時歷》。元朝自從建國之後，都是沿用金《大明曆》。然而自金大定(1161)年間校正之後已愈近百年，氣朔變化較大，已經不準。當時元皇帝認為已經統一了天下，應當“協時正日”。於是就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頒詔由王恂主持制定新曆。王恂以為歷家可以推算考證歷數而不能考究歷理，應該讓許衡主領這件事，元世祖就下詔任命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接詔後，許衡就馬上從老家河內去到了到京城(燕京，即今北京市)，面承王命。許衡認為：冬至是歷的根本，而探求歷的根本者在於勘驗氣數。而勘驗氣數根本在於重新制造有關天文儀器儀表，就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儀象圭表，並據實進行校正憑測。經過近五年的努力，終於在至元十七年書成新曆，如實測取365.2425日為一年，29.530593日為一月，一年的1/24為一氣，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等精確資料，上奏皇上，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

許衡參與制訂的《授時歷》，所定資料全憑實測，該曆法後來一直延續沿用364年之久，是中國歷史上施行時間最長的一部曆法。也是是中國曆法史上第四次在改革的產物

許衡（1209年—1281年），字仲平，號魯齋，今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區李封村人。許衡是元代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天文學家。許衡歷任京兆提學、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中書左丞等要職。許衡勸諫元世祖行“漢法”，為元朝從遊牧政權到建立一個文明王朝明確了思想體系。若蒙元政權不用漢法統治中國，中華的文化與文明將難以為繼。許衡發揚和光大了程朱理學，史稱“朱子後一人”。許衡奉旨“定官制”、“立朝儀”，為元朝的建立與鞏固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許衡創辦“國學”，為元朝培育了大批人才。蒙古帝國能成功地過渡到大元王朝，許衡功不可沒。

《元史·列傳第四十五·許衡》記載有許衡“不食無主之梨”的故事。

“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一日，許衡隨著戰亂中逃難的人群路過河陽（今焦作孟州市）時正值暑天，逃難的人都非常渴，這時恰巧路旁有一棵梨樹，樹上結滿了梨，大家都爭先恐後地去摘梨吃，只有許衡一人端坐樹下動也不動。有人便問許衡：“你怎麼不去摘梨吃呢？”許衡回答：“那梨樹不是我的，我怎麼可以隨便去摘梨吃呢？”那人說：“現在是亂世，這棵梨樹早已沒有主了。”許衡說：“梨樹雖沒有主，難道我的心也沒有主嗎？”

“吾心獨無主乎？”的“主”是許衡的主見，是許衡堅守的價值標準和道德信念。許衡不食無主之梨的故事，早已成廣為傳頌的千古佳話，至今常被人寫入傳統美德教育的文章、書籍中，已成為後人用來教育子女的典型故事。許衡不食無主之梨，體現的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修身的“慎獨”思想。《中庸》上說：“君子慎其獨也。”孟子也說：“君子慎獨。”一個具有良好道德修養的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嚴格要求自己。許衡正是這樣做的，雖然時逢戰亂，人心不穩，但許衡卻能夠嚴於律己，抵擋住誘惑，堅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線，恪守住自己做人的原則，是難得可貴的。後人曾作詩《守義》稱讚許衡：“許衡方渴時，不食道旁梨。一梨食細微，不義寧勿為。”一個梨雖然很細小，但是不道德的事，那怕再小許衡也不去做。

許衡不但自己是這樣做的，也是這樣教育自己後人的。《許文正公遺書•卷十一•古風》裡收錄了一篇許衡的《訓子》詩：

干戈恣爛漫，無人救時屯。

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

我自揣何能，能存亂後身。

遺芳籍遠祖，陰理出先人。

俯仰意油然，此樂難擬倫。

家無儋石儲，心有天地春。

況對汝二子，豈復知吾貧。

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真。

平生乃親多苦辛，原汝苦辛過乃親。

身居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

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圖苟且功名新。

斯言殆可書諸紳。

許衡《訓子》詩中說到：“我自揣何能，能存亂後身。遺芳籍遠祖，陰理出先人。”我自己常想，我有何德何能，能夠生存在這亂世中。原因是我的先人留給我的好的家風、家訓，以及教我做人的品行修養。

許衡能保持優秀的道德品行，與其父許通對他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許通，許衡之父，以農耕為業。許通“行義修整，治家有方。”“閉戶潛修，隱德弗耀。”被鄉鄰讚譽為“善人”。許通行為大義，言行端正謹慎，治家有方。不參與外面的紛爭，在家刻苦讀書，專心修養，經常默默接濟人，卻從不炫耀。許通被鄉鄰讚譽為大善人。

《 許文正公遺書·卷首•考歲略》記載：許衡從小就喜歡學習，然而身逢亂世，家中貧窮無錢買書。許衡只要聽說誰家有書，不管路途有多遠，都會前去祈求人家借讀或抄寫。許衡父親擔心許衡路上有危險，每次都會陪他一塊兒去。許衡家雖然貧窮，但父母也要節衣縮食省下銀兩為許衡請師傅求學，於是便有了許衡“三易其師”的故事。

《 元史•列傳第四十五•許衡》載：“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

許衡幼年時非常聰明，一日他問老師：“讀書是為了什麼？”老師回答：“參加科舉考取功名。”許衡又問：“僅僅如此嗎？”老師聽後非常驚奇。老師每次授課時，許衡都要問所學內容的含義。過了一段時間，老師對許衡父母說：“你們的兒子聰明不一般，將來必定會出人頭地，我不能當他的老師了。”於是就告辭走了，許衡父母再三挽留，也未能留下老師，如此，許衡竟然換了三個老師。

許衡長大後對自己三易老師之事深感愧疚，當他得知三個老師都死在戰亂中後，就決定每到過年時都要設靈位祭奠三位老師。

正是因為父母對許衡的關心，再加上許衡的刻苦學習，這為他日後成為著名學者和朝廷重臣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所以，許通逝世後，元廷給予其很高的榮譽，贈其：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魏國公，諡號“惠和”。

《訓子》詩中還說到：“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真。平生乃親多苦辛，原汝苦辛過乃親。身居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圖苟且功名新。”許衡對兒子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兒子像古人那樣淳樸，小兒子像古人那樣率真。自己一輩子辛勞能吃苦，也希望兒子們比自己更能吃苦耐勞。更希望兒子們即使自己是一個民間的老百姓也常懷報效國家之志，即使自己高高在上成了朝廷的大臣，也常懷造福百姓之心。並且忠告兒子們，為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堅守忠信禮儀廉恥的做人準則，不要貪圖功名和利祿。

許衡的子孫在許衡言傳身教下，自幼就養成了遵守道德規範的品性。

《 元史》《許文正公遺書》）記載：元朝著名理學家姚樞隱居輝州蘇門（今河南省新鄉市輝縣百泉鎮）時，許衡將全家遷至蘇門，與姚樞相鄰而居，兩人共同探討程朱理學之真諦，情誼深厚。姚樞先許衡出仕，臨走時欲將自己的房屋“雪齋”贈與許衡，許衡拒絕不要。“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而許衡的孩子即便經過別人家落滿爛熟果實的庭院，也都視若無睹，不吃一個。由此可見，許衡的家風家教是很嚴格的，也是很成功的。

許衡的後人嚴格遵守先輩的諄諄教誨，一個個都成了流芳後世的賢相良臣。尤其是他的大兒子許師可和小兒子許師敬，更是繼承了他的品德和操守，青史留名。

許師可，字可臣，號可齋，許衡長子。《元史》《許文正公遺書》《許文正公世家譜》《許衡墓神道碑》等史料均有許師可生平記載。許師可歷任衛輝、襄陽、廣平、懷孟路總管，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史書記載，許師克志趣端正，官聲卓著。

許衡對師可的學習是很關心的。《許文正公遺書•卷九•書狀》有一篇《與子師可》文，是許衡寫給師可的信。

許衡結合自己讀書的體會，告誡兒子一定要學好儒家經典《四書》《小學》。當他得知師可學習不用功，還不明白其中的含義時，深感憂慮。信中寫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後來當他又得知師可學習大有長進時，在信中便又寫到：“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許衡在信中還諄諄教導師可：“汝當繼我長出，改我短處。”鼓勵師可學習上進。

許師敬，字敬臣，號敬齋，諡文穆，許衡最小的兒子。《元史》《許文正公遺書》《許文正公世家譜》《許衡墓神道碑》等史料均有許師敬生平記載。許師敬歷任監察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等要職。

史書記載，許師敬“明經務誠，學尚節概，肖父風。”許師敬通曉經術，務實誠懇，學問高深，有高尚的操守和氣概，很有父親的風範。許師敬施行以德為本、勤儉治國的方略，精兵簡政，懲治腐敗，節約用度，減輕徭役，愛憐農民，制止大興土木、開山毀林，其功績彪炳史冊。許師敬自元世祖到元順帝，三居元仁宗、泰定帝兩代皇帝的相位，成為元朝行政權力核心的重要人物。

許衡的後代子孫受許衡家訓影響，個個為官清廉，政績顯著。許衡家族在歷史上有“父子二臣相，子孫五尚書”之譽。

許衡是元代著名的教育家，許衡的家訓不僅影響了自己的子孫，而且還影響了自己的學生。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設立太學，命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主持國家的最高學府國子監。許衡親自選擇蒙古子弟來太學受教育，學習先進的華夏文化。許衡非常尊重自己的學生，“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許衡對待學生像成年人一樣，愛學生像愛自己孩子一樣。許衡在教學中與學生說話，則輕聲輕語，像春光一樣溫暖，生怕傷者學生。

許衡在教學中貫徹“少而精”的原則，他每次講課的內容不求其多，而是重點突出。特別是學生不易理解的難點，他就翻來覆去地解說，旁徵博引，列舉例項，一定使學生徹底弄懂其內容。因此，在許衡的薰陶教育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他的學生沒有辜負許衡的教誨，大都成為朝廷重臣。“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代名臣。”“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門人矣！”許衡為元朝培養了大批人材。

許衡逝世後，元朝廷贈許衡榮祿大夫、司徒、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諡文正，詔從祀孔子廟廷。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西廡內一座神龕中，紅色木牌上黃字豎寫：先儒許子衡之神位。古代文人能在孔廟裡有一席之地，那是最大的榮耀。

元朝國子學的創辦培養了大批的人才，在此在此主說一下許衡的弟子們。

在許衡作國子祭酒的時候，對學生們“躬行以表率之，設法以教養之，因其氣質之淳，就乎規矩之正。本諸國朝之憲章，招於古先之典禮。其後成德達材佈列中外，大而宰輔卿士，小則郡牧邑令。輔成國家之政治者大抵多成均之弟子也。”由此可見，許衡興儒學為元朝基業的興隆儲備了大量的人才，正因為他的弟子們才能著，有了他們的輔助，元朝的統治才得以穩定發展。他們沿著許衡的政治思想，主張儒治，提倡“漢法政治”。他們在政壇上的形象大都是剛正不阿、正義廉潔，心繫人民、不畏權貴所折服的。下文從幾個方面闡述一下他們在政治上的作為：

　　暢詩文所到任職之處，首先打擊犯罪，為人民洗刷冤情，振興學風，祛除陋習弊端，推舉人才，人民都被他的公允正直所折服，地區風貌為之一變。他敢於糾幼權貴，以此來嚴肅憲法綱紀，維護人民的利益。王都中一生擔任過數職，在任上多次處理過因各種原因無法判決而積攢下來的案件，面對這種案件時，王都中仔細分析卷犢，找出案件的緣由，不論犯罪之人是何背景，皆依法處置。徐毅在各個地方任職，他儘量不打擾百姓的正常生活，為當地人伸張正義，處理冤假錯案，為人民做主，被當時的人們認為是聖明的人。

　　劉容處理訴訟的時候溯其根源，把累積下來的無法判決的有爭議案件斷清，使案件雙方都信服。董士珍在任樞密院事時處理訴訟，老官員都稱其斷案賢明。面對政事恭敬謹慎，以寬厚之心對待，在擔任上都留守司事時府中人稱其為長者。呂端善是極力爭取和平的。在宋朝的襄、漢兩地剛歸順的時候，民情未按，極不穩定，軍隊還未撤出。而呂子開在宋朝時曾在襄陽做官，對兩地民情等事頗為了解，且可能是呂端善的叔父，若是他肯歸順，對兩地的穩定很重要。

　　呂域聽說後主動請旨前去說服呂子開入元，在呂域的努力下，呂子開對他說了安撫襄、漢兩地的辦法，不用一兵一卒便成功的穩定了兩地，對元朝的統一做出了貢獻。劉宣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擔任行省郎中的時候跟隨壓相伯言、平章阿術平定江南，取瓜州，立行省，所到之處他命令士兵禁止掠奪殺人，各地方百姓生活如故，軍糧供給充足，使百姓最大限度不受戰爭的侵害，這一系列舉動得到了朝中大臣的一致好評。在江南平定後，他還奉命精簡當地官員，改變官員冗雜的現象，去除不安定因素，對江南地區的穩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暢詩文為官清廉，不為錢財所動。至元十四年(1277年)跟隨承相伯言下江南平定宋朝歸來時，船上只放置著書籍，除此之外無一物。在他為漁川路治中時，正好官府進行修建，從地下挖出五十錠銀子，同僚要分給他十錠，被他婉言謝絕，把他們充公或修建學堂和宿舍。在擔任太平路總管的時候，由於天氣幹早，影響了百姓的正常生產，暢詩文便率先捐出傣祿以供求雨祈禱之用。劉宣面對悍決縱悠的忙古臺，在御史臺官員都因為害怕他去巴結他，唯獨劉宣屹然不動，遭到了忙古臺的嫉恨，陷害劉宣入獄，劉宣義不受辱，在押運的船上自裁，他的忠義節操被當世人所敬仰。王都中做官數十年不曾增加過一畝田，房屋也未曾大規模修葺。

　　遇到學堂破敗不堪時先帶頭捐募，以修建學舍。初為官時才十七歲，群臣看他年幼便輕視他，王都中對此心平氣和不急不躁，遇事冷靜分析，究其緣由，久而久之，眾人便不敢欺瞞於他。劉容為官忠厚正直至元十五年(1278年)出使江西安撫當地人民，有人勸說他接受一些當地人民官員贈送的東西，回去賄賂權貴，可抬高自己的地位，享受尊榮。劉容拒絕道“剝民以自利，吾心何安？”他回朝的時候，僅僅帶了幾車書籍，以此獻給皇太子。其清正廉潔至此，受到百姓的愛戴。董士珍所轄倉庫出入嚴格按照規定，不借職務之便進行斂財。他既不多徵收百姓糧食，也不克扣軍用糧食，以此保證百姓的生活與國家的安定。其所任官之處民風淳樸，官員皆無貪汙腐敗跡象。

　　從許衡弟子們與元朝政治的關係不難看出他們在元朝政壇上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在許衡的領導與影響下，他們以先秦儒學“仁政”為元朝的立國根本，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元朝崇尚戰爭、一味掠奪的民族特性。他們不畏權勢，處理訴訟公正不阿，為民做主，緩和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者的矛盾，推動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他們善於納言勸諫，且大多數人參與或領導修建國史，不僅有利於當時的政權建設，促進了元朝政治的發展，而且為後世提供了真實豐富的史料。

許衡他是元代初期的名臣，也是一位著名的學 者。他鑑於當時干戈擾攘，民生凋敝的勢態，一再向元世祖建議要重視農桑,廣興學校，以"行漢法"

許衡的政治理想是要實行儒家的仁政以獲得民心。至於獲得民心的關鍵，則在於實行"漢法"。由於這一"立國規模"的確定，中原廣大地區社會秩序得到恢復，生產得到發展，人民生活得到安定。許衡還與劉秉忠、張文謙等一起定官制、立朝儀，對元初政局穩定、經濟生產的恢復起了積極作用。

許衡長期擔任國子監祭酒，主持教育工作,承宣教化，不遺餘力。許衡以"樂育英才，面教胄子"為宗旨,故其門下不僅有大批漢族學生，還有不少蒙族弟子。他施教的原則是"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即循循善誘，潛移默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許衡奉元世祖之命，負責培養一批蒙古貴族子弟，在他的辛勤教育下，這些不懂漢文的青年也都成為"尊師敬業"的優秀儒生。其中有不少人，後來"致位卿相，為一代名臣

許衡透過傳道授業，對於漢、蒙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許衡精通天文、歷算。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世祖"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故須摒棄沿用已久舛誤甚多的金代（大明曆）而創制新曆。於是，遂命許衡"領太史院事"，全面負責這一工作，並以王詢、郭守敬為副，共同研訂。經過全們的積極努力，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終於完成了這一艱鉅複雜的任務。

在此期間，許衡以年屆七旬的高齡，辛勞擘劃，艱苦備嚐。創制了簡儀、仰儀、圭表、景符等天文儀器，在全國各地修建27所觀測臺，進行實地觀測。制訂了《授時歷》。他用近世截元法代替了上元積年法，並推算出了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結論，比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一週的實際數字只差26秒，比歐 洲著名的[javascript:linkredwin("《格列高利曆》"); "《格列高利曆》"]還要早三百年。《授時歷》使用的時間，前後達363年（公元1281年～1644年）之久，是中國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一部曆法，是中國曆法史上的第四次重大改革。

許衡對程朱理學的造詣也是很深的，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有其獨到之處，提出了"命""義"之說。許衡精研程朱理學而不拘泥，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論。"他說："言為學者，治生最為要務。"許衡是元代儒學的主要繼承人和傳播人。

元代有人讚揚他說，"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明代大儒薛則稱為之"朱之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