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可謂文學批評的黃金時代,然而影響文學批評理論最大的,恐怕當屬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

索氏語言學理論是透過《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擴充套件到文學批評領域,被應用到文學批評理論中的是其語言理論中的基本概念。

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前者代表一個聲音形象,後者則表示一個概念,二者之間不存在必然聯絡,因此語言符號是任意性的。換言之,語言符號聯結的是一個聲音形象和一個概念,而不是語言中的名稱和現實中的事物,因此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實體。索緒爾把這個概念稱為支配全部語言學的第一原則,它所導致的結果是無數的(Saussure 1966: 66-68)。這表明其它概念都由此產生。

在索緒爾看來,意義表示關係,而不表示指稱,其符號概念中沒有現實的位置。語言符號的任意性本質也表明語言是由相互關聯的符號所構成的自足系統,符號本身沒有意義,意義源自符號之間的差異。語言符號任意性涉及語言和現實、語言和思維的關係。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純粹的價值系統,聲音和思想之間的關係就說明了這一點。語言即聲音和思想的結合,二者結合產生的是形式,而不是物質(Saussure 1966: 111-113)。

在索氏語言理論問世之前,語言學家和哲學家都把語言視為表達手段。換言之,語言被當成工具,來反映現實。索緒爾指出,語言不僅僅是命名手段,而更主要是構建我們所感知的現實(Bell 2000:16; Hu Quansheng 2003: 7-8, 2002: 55-64; Quigley 2004:10)。他強調,由於語言並非直接指涉現實,所指是由能指所塑造(Saussure 1966: 111-112)。

索緒爾區分了歷時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前者是研究某一歷史時期語言發展變化,而後者關注某個時間的語言狀況(Saussure 1966:81)。由於語言符號是聲音形象和概念的結合,只有在共時的條件下二者才能保持穩定,語言符號的系統才能被描寫出,因此他強調共時語言學的重要。

語言和言語是索緒爾在《教程》中所區分的一對重要範疇,前者指語言的規則系統,後者是具體語境中言語行為。語言是人們共有的系統,而言語則是屬個人的話語(Saussure 1966: 13-20)。索緒爾強調,語言學的目標是發現潛藏在具體語境中並支配具體言語行為的語言。索氏語言符號任意性和語言與言語的區分給予文學批評最重要的啟發,促使人們將結構主義思想引入文學批評中。例如,結構主義者以類比方式將語言和言語這對概念應用到文學批評中,他們把文學整體視為一個系統,認為作品並非直接表達現實,文學研究的目的是去發現具體作品(“言語”)中潛在的規則系統(“語言”)。羅蘭·巴爾特宣稱,作者已“死”,文字並不表達真值(Selden et al. 1997: 66-67)。

索緒爾指出,語言符號建立在兩種關係中,即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兩種形式的心理活動。這兩種關係表明話語內語言的線性特徵和話語外的聯想特徵。換言之,語言符號存在於這兩種關係中,語言符號的意義也就源自符號前後的組合關係和該符號與不在場符號的關係。 對立或差異也是索氏語言理論中的重要概念。

索緒爾認為,語言中只有差異(Saussure 1966:120)。由於語言是關係系統,語言符號的價值源於符號之間的差異,而不是參照語言以外的任何事物(Saussure 1966: 66, 111-113, 120)。由於索緒爾所區分的成對範疇都包含二元對立概念,雅克布遜受此啟發,創立了區別性特徵這一音位學說,並將二元對立發展成為文學分析方法,這種方法在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中得到了充分運用。上述概念代表了索氏語言論;它們被運用到文學批評中,或作為思維模式(認識論功能),或作為分析方法(方法論作用的概念)來分析文學結構,統稱索緒爾模式。

首先受索氏語言理論(尤其是語言和語言的區分概念)影響的文學流派是俄國形式主義,主要體現在雅克布遜提出的文學性作為文學基本目標。俄國形式主義者認為,文學研究首先應當注重文學形式的研究,他們強調文學只是形式,內容只不過是形式的效果(Ryan 1999: 1)。俄國形式主義的另一成就是普洛普根據索氏語言-言語區分和組合關係概念對俄國童話故事所作的形態研究。普洛普從一百篇俄國童話故事中發掘出三十一個功能(即人物行為)。他認為這些功能可生成任何故事,它們出現的順序也是固定的,儘管一個故事未必由全部功能所構成。

另一形式主義流派——英美新批評——的基本觀點和批評方法以及它所處的歷史背景,都表現出了與索氏語言理論的關聯,儘管尚未發現更多相關證據。新批評學者把文學作品視為全部意義的來源,他們一改傳統批評方法透過探尋歷史或傳記資訊來解讀作品的做法,把關注點放在具體作品以及作品內部關係的結構分析上,注重整套細微方法(Abrams 1993: 246-248),這些與索氏理論中語言作為自足系統的概念“不謀而合”。

受索氏理論影響的還有布拉格結構派,代表人物之一是雅克布遜。雅克布遜根據索氏成對概念和聚合關係創立了二元對立分析方法,並根據索氏“系統”概念創造出“結構主義”這個術語。 受索氏理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法國結構主義,主要體現於結構主義敘事學。開山之作是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他運用聚合關係和二元對立方法來分析文化符號的結構,旨在描寫其結構。他根據“音素”和“語素”類比構成“神話素”一詞。另一成就卓著者是巴爾特,此人根據索氏符號理論,對神話、時裝等多種其它文化符號作了詳實研究,這是基於文學可以被看作符號系統的認識,其影響深遠。對於敘事學以及結構主義詩學貢獻最為突出者便是託多洛夫,他在《十日談的語法》(1969)一書中首次使用了“敘事學”這一詞。他的另一代表作為《詩學引論》(1981)。其著述中充滿了索氏理論的浸染。此外,結構主義詩學作為高度概括領域也吸納了索氏理論,貢獻卓著者包括託多洛夫、巴爾特和(美國的)卡勒。

索緒爾模式主要長於其認識論功能(思維模式)和方法論功能(文學結構分析方法),這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諸多領域提供源源不斷的啟發,這便是索氏理論對文學批評的卓越貢獻所在。《教程》面世之前傳統文學研究一向是支離破碎,可是根基於索氏語言學理論的結構主義被認為是在無序之中構建有序(Quigley 2004: 16),為系統思維提供新鮮、穩定的模式,致使文學研究步入科學軌道,碩果不斷。 這些概念雖然數目少,卻有著非同尋常的生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索氏理論的影響緣起於此。它們以類比方式幾乎無盡地擴充套件,並且根據具體文學研究的需要做出多種詮釋。索氏理論對文學批評的廣泛影響還與他所構想的符號學相關,這門高度概括的科學“將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的作用”(Saussure 1990: 15),語言學作為其中一個分支,將為起到典範作用,語言學基本概念將應用於社會生活諸多領域,因為語言優於任何其它東西,能為理解符號學問題提供一個基礎(Saussure 1966: 16)。

索緒爾還指出,語言是最複雜、最普遍,也是最典型的符號系統;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語言學可以成為符號學所有分支的通用模式(Saussure 1966: 68)。由於文學被結構主義者視為符號系統併成為符號學研究的物件之一,語言學自然適用於符號學各領域包括文學。索氏理論適用於其它文化現象的研究主要基於下列兩點啟示:⑴社會文化現象不只是物質或事件,而是富有意義的物質或事件,因此它們是符號;⑵社會文化現象不具有實質,其意義只有在一個關係網路中,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才能得到解釋、確定(Culler 1975: 4)。 索氏理論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開始受到以德里達和後期的巴爾特為首的後結構派的挑戰。他們二人提出了延異和空洞能指之說,試圖以此否定和推翻索氏穩定的符號結構。後結構主義強調,能指和所指關係不穩定,因此導致意義不確定。

儘管如此,人們不難發現,後結構主義源自索氏符號觀,且經常與之關聯甚深。在一定程度上,索氏符號理論被他們誤讀。由於索氏理論重視系統,追求科學性,索氏模式時常被指責為簡單化,缺乏人文性,只在文字內而不是文字外發揮作用。這些也反映出索氏語言理論在文學批評中的侷限性。

索緒爾被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他所創始的語言學理論被稱作“結構主義語言學”。

後來該種語言學研究的方法進入到了現代主義的文學批評領域，形成的就是“結構主義”的文學批評，並且以此為基礎，又分化出了後結構主義。兩者實際上是同一範疇中的不同階段，文學批評時所應用的方法其實都是同一種理論。

因為涉及到語言學，專有名詞特別多，不是專門學習過的人很難理解，所以在這裡，我們儘量不提這些專有名詞，只以通俗點的案例，大概講一講基本的觀點，看看這些理論如何被應用到了文學研究之中。

索緒爾的幾個基本觀點釋義

索緒爾的語言學非常抽象晦澀，難以理解，內容特別多。但畢竟是跨學科的借鑑，被吸收進結構主義文學批評中的要素，多是他的基本概念。

第一，語言和言語是兩種不同的事物

我們舉一個例子，比如“漢語”。

“漢語”作為一種語種的時候，這就是“語言”；而漢語中特定的話，比如“蘋果”，這叫做“言語”。

也就是說，“語言”是包涵著很多要素的集合體，而“言語”就是這一集合體中的要素，也是具體的符號。

這一觀點，在結構主義文學批評中，被應用於“系統”概念裡。

第二，能指與所指的割裂。

還是拿“蘋果”舉例，提到這個詞的時候，“所指”指的就是這一物品本身，蘋果就是蘋果，它不是香蕉，不是橘子。而“能指”指的是人聽到、看到這個詞彙時所形成的印象，比如它的形狀、味道等等特徵。

所以，真正讓人知道具體事物是什麼的要素是“能指”，而不是“所指”。

“所指”的概念具有任意性，我們知道“蘋果”是“蘋果”，那是因為我們最初給它起的名字就是“蘋果”，而不是其他的東西，；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當時給“蘋果”起名為“香蕉”，那麼現在的“蘋果”這一物體就叫做“香蕉”了。

語言是不斷髮展的，“所指”的任意性就是很不確定的東西。但是，“蘋果”所帶來的味道、形狀等等是相對固定的。

這一理論被帶入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時候，就出現了一種論調：

具體的言語是不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文字的內在結構。

第三，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是有區別的。

“歷時語言學”是縱向研究，而“共時語言學”是橫向研究，索緒爾認為，語言的意義在於“共時”，也就是說，只有在一個相同範疇內研究語言，才能真正理解言語等符號的含義。

還是“蘋果”這個詞，在最初它就是指一種水果，但現在它也可能指“手機”的品牌或者代指手機本身。

所以，研究文學的時候，所真正面對的是“共時語言”，而不是“歷時語言”。

第四，真正決定言語含義的是其在系統中的地位

一個具體的符號到底表達什麼含義，不僅僅取決於這個符合的本身，還和這個系統中其他符號有關係。

我們還是以“蘋果”舉例：

我用蘋果做晚餐。

我用蘋果打電話。

這兩句話裡的“蘋果”，符號的形態是一致的，但它們的含義確實由其他成分所決定的。

索緒爾的語言學進入文學批評之後發生了什麼

結構主義文學不是索緒爾的時代才產生的，但索緒爾的理論為分析這類文學作品提供了新的方法。

在此之前，流行的批評模式是注重“歷時”性的，分析文字要有實證，要考慮很多歷時沿革、文化背景等等外部要素。但是，索緒爾的語言學講求的是“共時性”，一切含義都在作品本身之中。

所以，想要了解作品真正的含義，只研究作品本身就夠了。

而作品中的言語本身是不可靠的，所以作品中所講述的內容也是不可靠的，真正需要做的是分析作品的結構。

無論文學作品如何表達，無論其主題、情節到底是什麼，結構主義文學批評從“語法”入手，尋找作者創作時隱藏在文字結構背後的邏輯結構。

因為處於共時性語言之中，而語言又是一個集合體，被很多人所應用，那麼文字中隱藏的邏輯結構就會有相似性。至於作品到底表達了什麼意義，作者到底想要說什麼，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這種結構如何形成，結構本身有什麼深層次內涵。

如果以此來研究文字，那就必然會形成一個結論，文字的結構決定了作品的內涵。那麼，任何形象、主題都有一個權威性。

我們常說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就是不成立的，“哈姆雷特”的形象是固定的，就在文字之中。

但這顯然又是不成立的，於是結構主義內部就分化出了後結構主義，對這一弊病進行“撥亂反正”。

後結構主義和結構主義其實很相似，真正決定他們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對於文學作品中系統和要素的關係有不同的認知。

結構主義認為，文學作品中的所有要素都是可知的，可以研究明白，所以得出的結論也是唯一的，這就導致了上述弊病的出現。

而後結構主義認為，文學作品作為一個系統，裡面的要素是無窮盡的，自然就不可能被完全認知。所以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結構可以說明所有的問題，文學批評的過程就是這個結構不斷被顛覆的過程。

舉例：兩種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的派別

俄國形式主義在結構主義文學研究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詞彙，即“文學性”。

這批學者認為，文學之所以是文學，是文學性造成的。那什麼是文學性呢？很難解釋。

還是舉一個例子說明什麼不是文學性：

科學報告中所用的語言，它們互相之間構成的文字就不是文學。

這種言論其實本身就有點自相矛盾，沒有一個明確的範疇。

“文學性”所帶來的影響就在於，文學作品在創作時不再著重考慮題材、主題、內容，而是考慮以何種方式架構文字。

比如，馬原《岡底斯的誘惑》這本小說中，有一部分就以第二人稱的“你”為主人公，不注重文字的可讀性，在文字的結構和表達上進行過分地追求。

“英美新批評”是結構主義文學研究中的重要一員，它所認定的研究方法就是作品本身。

文學作品的出現有四要素，即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提出的“文字”、“作家”、“讀者”、“宇宙”。但是，英美新批評這一流派將所有關聯斬斷，只關注作品本身。

他們關於作品所得出的一切結論都基於“文字細讀”之上。

他們應用“系統”的概念，認為作品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具體的言語在其中不斷地變化，因此可以解讀出不同的內涵，尤其是“言外之意”。

可以看到，這兩種流派都深受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影響。

影響結構主義文學的內容有很多，哲學、科學、語言學等等內容都混入文學批評之中，但索緒爾的語言學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比較文學作品從本質上來說，還是語言的藝術。

但是這種研究方式是否有意義，認同的人對之樂此不疲，反對的人對其嗤之以鼻。總之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了。

結構主義，發軔於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的語言學，索緒爾的語言學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出版，就標誌著結構主義思潮的開始。

綜合而論，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中，關於語言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研究；對語言和言語的區分；對符號“能指”和“所指”的區別及藉此延伸出的對語言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的闡釋；對於語言能產性的論述等5個方面，都對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

我將從這幾個方面出發，說說索緒爾語言學對結構主義文學影響的具體表現。

01 語言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研究對結構主義文學的影響

傳統的文學研究大都是所謂歷時性研究，即研究在時間中語言的變化與流動。例如，在研究某個詞的用法時，直接追溯到它的詞源，研究某種語言時，主要描述它的歷史變化。

索緒爾像

對此，索緒爾並不否認。但他認為，語言的共時性研究更為重要，因為共時性研究把語言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著重於在某一特定時刻，語言如何作為一個系統而發揮作用。透過共時性研究，語言的真正特性才能被髮掘出來。

如果說歷時性研究往往注重語言與現實和歷史的聯絡，用現實的運動和歷史的變化來說明語言的演進；那麼語言的共時性研究則是緊緊抓住了語言本身、透過把語言視為一個結構，進而來研究這一結構本身所具有的性質。

把索緒爾語言學的這一理論推廣到結構主義文學研究中來，就使人們在觀念上產生一大變化：

文學研究不應只停留在闡明什麼樣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蘊育出什麼樣的文學形式和內容。

在以往的歷時性研究中，不論是語言還是文學，總要被捆綁在社會和歷史身上，它們要依附社會和歷史才能說明自己。而在共時性目光的觀照下，語言和文學開始有了獨立性，它們自成一系統。

這一系統從現象上看，具有紛繁複雜的表現形式，然而無論這些表現怎樣微妙和複雜，它們的基本性質仍然保持不變，這是因為它們的內部都被牢固的深層結構制約著。

02 語言與言語的區分對結構主義文學的影響

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學的研究物件應是確定的，因此，個人所講的言語就不應是語言學研究的直接物件。

索緒爾把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作了區分：

言語是指發生在具體某個人身上的一次次的語言行為，在個人的言語中充滿著具體說話時的錯誤、停頓、雜音、外部障礙，夾雜著許多臨時出現的、偶然的因素。所以，他認為，言語嚴格說來是一種缺乏穩定性和純潔性的語言。

而語言則是一種穩定的體系，它是一個社會全體成員共同默契和普遍遵守的一系列規則。舉個例子，所有說（書寫）現代漢語的人都必須遵守特定的漢語語法結構（主語、謂語、賓語、狀語、定語等等的特定組合）；當然，其他語種也有必須遵守的語法結構規則，這個就是語言。

索緒爾認為，一方面語言是言語實踐所積累起來的財富；但從另一方面看，語言又是言語的工具，個人不吸收語言，他就不能掌握言語。

因為，既然語言是社會和集體綜合積累的產物，那在孤立的個人身上，語言就不可能得到完美的表現，它在每一個人那裡都會留下不完善的部分，這種抽象的語言才是科學研究的物件。

凡此，索緒爾對語言和言語的這種劃分對結構主義文學研究的啟示是：

一個作家在某一時刻創作出來的一部作品就是一次“言語”，而在這些言語背後存在著使它們得以成立、能夠交流的“語法規則”，每個作家在創作作品時都受這些深層的“語法規則”的制約，就像每一個人在講話時不能違背語法規則，否則就難以和別人進行交流，每個作家在創作時所講的“言語”儘管極其不同，但它們都是共同的深層結構派生出來的。

基於此，結構主義文學認為，具體的作品只能展示結構的某一部分，每部作品只能看作是更加寬泛的抽象結構的具體體現，而這些體現又只是許多可能體現中的一種。而結構主義文學所要尋找的，是在許許多多以不同方式和不同風格創造出來的作品背後存在著的“語法規則”，或者說結構。

相對於某一部具體的文學作品，這種深層結構是一種最基本的抽象構架，這種抽象的文學或者說使得所有文學創作得以可能進行的“深層文學結構”，才是結構主義的文學研究物件。

因此，結構主義文學批評註重的不是對具體作品的解說，對某種風格、流派的闡釋，所有這些在結構主義看來都屬於表層的“言語”範疇，結構主義關注的是使這些“言語”能夠成立和交流的規則，是使具體作品賴以存在的結構。

即，結構主義文學注重的是抽象的模式而不是具體的文字。

03語言的“能指”與“所指”的闡釋對結構主義文學的影響

“能指”和“所指”是索緒爾語言學中的非常重要的兩個概念。“能指”是語言的音象，即語言的表現形式。例如我們聽到語音“雪”，就是“能指”。這一語音在我們頭腦中喚起“雪”的諸如形狀、顏色、溫度的概念，這個概念就是“所指”。

所指和能指是對應的，一個符號不能只有能指而無所指，或只有所指而無能指。符號是一種表示成份（能指）和被表示成份（所指）的結合物，能指是表達方面，所指則構成了內容方面。

索緒爾認為，在能指和所指之間存在的不是因果關係，而是一種任意關係，即是由約定俗成的慣例所規定的關係。那麼，一個詞的意義是怎樣產生和決定的呢？

在索緒爾看來，從共時性的角度研究語言，語言的交際必須有順序的排列，因為符號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接著一個出現的，尤其是口語，人們不可能在同一瞬間發出兩個以上的音。

這種按照語言系統所遵循的規則符號，有順序的先後銜接或結合，就是語言的線性原則，索緒爾稱之為橫的組合關係。

要把握一個詞的意義，就必須將其放入橫組合關係之中，在語法規則所規定的組合關係的排列中，它的含義才能顯示出來。

但是，要理解一個詞的意義，僅靠這種橫組合關係，單憑認識語言序列中已經出現的成分之間的關係並不夠，還必須藉助於另一種潛在的未出現的關係，即所謂關聯關係，索緒爾稱之為縱的聚合關係。

任何一個詞，在它的周圍都聚集著同音詞，意義相近的詞，形態相似的詞，意義對立的詞等，所有這些詞在不同方向上都和中心詞聯絡著。

例如，英語cock(公雞)這個詞，在它周圍有同音同形的詞cock(乾草堆)，語音上對立最小的詞cog(齒輪的齒)，還有同義詞rooster(公雞)以及反義詞hen(母雞)。

在一箇中心詞周圍佈滿了和它相關的許多詞，我們要了解一個詞的意義，就必須將這個詞置於以它為中心而結成的網路中，即把它放進聚合關係中。

透過這種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索緒爾把一個詞在橫向和縱向上與語言系統聯絡起來，一個詞的意義在這種立體的、多方位的聯絡中方可產生，才能確定。

索緒爾的理論對傳統語言學的這種看法給予了反駁：

既然詞的能指和所指之間不存在因果的必然聯絡，它們之間存在的只是一種任意性關係；那麼，語言和現實之間本質上就是分離的。

這種分離表明，符號的意義不是來自於現實中的指代物件，而是產生於符號之間的結構關係。不是現實從外部塞給符號一個意義，而是符號結構內部產生意義。

還有，傳統語言學認為，事物決定詞語之意義，而結構主義語言學反其道而行之，認為詞語的意義來自於語言系統本身。

因此，詞語不單表達我們的經驗，實際上它還構成現實。正是由於有了語言，我們才能對外部客觀世界進行分類，才能對外部世界形成各種概念。沒有語言，世界就是渾沌的、混亂的、毫無意義的。結構主義的文學觀就建立在索緒爾的這一看法中。

如果說語言不僅表達人們的經驗，而且還構成了現實，那麼語言的作用就不單是所謂傳達和媒介的作用，而是具有了生成和基礎的作用。

在結構主義者眼中，語言取代了現實的地位，一切都是從語言中生髮出來的，連現實也變成了語言的派生物，因而語言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它被擺在了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上。

凡此，結構主義文學研究，實際上變成了對語言本性的研究，創作文學，不是對現實世界進行摹仿，對歷史時代給予反映，而是對語言進行試驗。

把這一觀點運用到結構主義文學研究中來，由語言構成的作品在人們眼中就變成了獨立的產生意義的系統。

作品的意義不再由作者提供，由社會和歷史賦予，或是由讀者在閱讀中新增進去，而是由作品的語言環境和結構自身產生的，而且作品在產生意義時，根本無需參照結構之外的其他事物。

由此，結構主義理論為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純粹”的文字，作品變成了自足的、封閉的系統，它不再是歷史和現實的附庸，不再受作者和讀者的擺佈。

04 語言的能產性闡釋對結構主義文學的影響

索緒爾指出，語言具有能產性，如何理解？

比如說，我們講漢語的人，根據已知漢語要素（字、詞語、符號）的各種組合，可以產生出自己未曾說過、也未聽別人說過的句子。而對於以漢語為母語的聽話人，即使對過去沒有聽過的句子也能根據它的組成要素的各種關係，理解它的意義。

一種語言永遠存在著創造新句的可能性，語詞之間的搭配組合、創造出新的語言的機會是無限的，在這方面，歷代詩人創造的新穎別緻的句子常常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李清照的“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等等。

根據索緒爾這一觀點，結構主義者們把具體的文學作品的風格表現、審美追求、作品之間存在的多姿多彩的變化都視為語言“能產性”的表現，他們認為，儘管具體作品的變化層出不窮，但語言的規則是有限的。

結構主義文學關注的不是一件作品和另一件作品的差異，而是制約這些作品進行創作的各種慣例和規則。

由此，結構主義文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建立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模式，這就是所謂敘事學。

就像，曾經的巴黎大學教授蘇瑞奧透過對戲劇職能的劃分確定，實際上找出了戲劇藝術的深層結構，透過對這些職能的不同排列組合，可以產生許許多多、各有特色的戲劇場面。

蘇瑞奧以星球的名稱命名了六種功能，在他指出的這六種功能的集合中衍生出210141個戲劇場面，這一研究方法是典型的結構主義。

他在多姿多彩的戲劇場面背後找出六種基本功能，並歸納它們的組合變化方式，這就相當於結構主義語言學在不斷變化的言語背後探討基本的語法規則。

人們說話逃脫不掉語法規則的制約，同樣，在蘇瑞奧看來，戲劇家對於具體作品的創作，無論多麼富有獨創性，都盡在這些功能組合排列的變化範圍內。

其他結構主義者，如羅蘭·巴特等人，也用結構主義方法探尋小說創作的“敘述語法”，以圖挖掘小說藝術的深層結構。（這一方法可以參考我前面的回答“如何理解羅蘭·巴特的文字理論”）

總體而言，在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影響下，結構主義文學研究表露出一種傾向：即結構主義者們對不變性的嚮往，他們認為具體的作品雖然充滿著變化，但制約這些作品的深層結構卻是不變的，這也是結構主義文學研究對於科學性追求的表現。

作為這種共時態研究的特徵，結構主義消除了在時間中的變化所具有的意義，因而歷史因素是不屑一顧的，在歷史發展中呈現出來的變化都被視為表層的、非本質的，文學研究要揭示和描述的是那些深層的、穩定的慣例和規則。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