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環境只能夠容下野獸的時候。這個地方，就不是人類的家園，只能生活著野獸和畜生。馬士英是搞恐怖統治，左良玉在討伐馬士英檄文中說，江南人民如果罵馬士英就會被搞死，這是符合事實的。馬士英控制下的弘光朝廷很類似於汪精衛統治下的76號的恐怖統治。《明史·奸臣傳》記錄了馬士英“日事報復，以迄於亡”，到弘光政權滅亡為止馬士英就是整天就想著整人害人，大規模的報復迫害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這在傳統戲曲《桃花扇》中都能夠看出一些來。

從世界歷史上來看，元朝滅亡南宋正是歐洲的中世紀的時間，時間正值十字軍東侵，歐洲處於最弱的時候，元朝滅亡了南宋，但中國依然在世界上保持領先地位。當然蠻族入侵，使得華人變得比以前野蠻了許多。而滿清入主中原，這是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是處在工業革命的前夜，同時代的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華人處在一個被歐洲人羨慕的地位，據說萊布尼茨就對中國文化非常敬仰，然而這一切，當清朝入主中原的以後，很快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隨著弘光政權的覆滅，1645年在渡過長江後不久，多爾袞就頒佈了全民剃髮令，改變了華人3000年來的髮式服飾，使華人從此成為被世界嘲笑和侮辱的物件。

關於明朝滅亡時間的問題，歷史學常識告訴我們，一個朝代死了一個皇帝並不代表一個朝廷滅亡。清朝皇帝們忽悠說，明朝滅亡於1644年北京淪陷後崇禎皇帝死掉的那一時刻，這純粹是忽悠，也就是哄鬼的。在清朝人編寫的大型史書《明史》中，弘光朝的馬士英和阮大鋮被列進了《明史·奸臣傳》，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所謂弘光小朝廷不是明朝的說法只是一個鬼話，清朝人自己都不相信。嚴肅的歷史學者都會認為，明朝真正滅亡的時間是1645年農曆六月，南明弘光朝廷獻上降表，將明朝的戶籍地圖等都獻出，所有明朝的國家軍隊以及全體臣民從這一刻起，都劃歸了清朝，清朝才真正成為中國封建王朝的正統，替代了明朝。很快多爾袞頒佈了全民剃髮令，標誌著清王朝在全國統治地位的確立。在清朝康熙年間，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就明確指出，明朝300年江山滅亡於弘光朝廷。馬士英是真正的滅亡明朝的元兇巨惡。

首先在順治朝主持《明史》編撰的就是洪承疇和閹黨的馮栓。馮栓是個超級大漢奸，此君在喜峰口出資100000兩白銀為皇太極入關資助，為馬士英洗白，馮栓功不可沒。

據史書記載,被馬士英策反的方國安其破壞力比已經投降清軍的金聲桓還要大。在江陰保衛戰的81天中，江陰孤城就抵抗了清軍重兵圍困長達81天，體現南明王朝真正的抵抗能力。之後在浙江地方，勢力超過幾百個江陰的魯監國政權割據政權，幾乎又成為了南明政權光復的希望，但馬士英又徹底毀滅了南明政權的最後希望。方國安敗退就敗退了，但他之後成為了消滅南明王朝的主力，對於消滅南明魯王政權，本來方國安沒有投降清軍，但經過馬士英策反之後，手握重兵的方國安的對於消滅南明王朝的貢獻甚至超過已經投降清軍的金聲桓。

《續明紀事本末》記錄了馬士英的晚節。鄭芝龍和方國安，都是馬士英的好朋友。馬士英在潞王政權覆滅以後，在清軍的追擊之下，潰不成軍。馬士英聯絡降將張存仁，企圖投降清朝但對方不接收。於是透過馬士英的私人關係，在一幫包括方國安、鄭芝龍在內的死黨的幫助下，馬士英得以進入方國安帳下，方國安的部隊是南明軍隊的主要支柱，方國安手下有超過10萬人的部隊，在南明軍隊中最有實力。馬士英在方國安面前大談軍事，然後說當年弘光政權的覆滅都是阮大鋮惹的禍，吹完之後，卻跟阮大鋮依然情同手足。然後唆使方國安攻擊友鄰的部隊，使得南明的抗清部隊要麼無糧草供應，要麼在方國安的攻擊下潰不成軍，閩浙道路中斷，南明軍隊的抗清事業從此基本瓦解。然後馬士英扣押了魯監國朱以海，準備以此獻給清朝，作為將來在清朝晉升的階梯，馬士英阻斷前來營救的張國維，橋墩上刻下十個大字。但被馬士英派去的心腹大將忽然生病了，朱以海登舟入海。方國安阮大鋮後來都投降了清朝，不久後跟馬士英一起被清朝殺死。鄭芝龍後來也投降了清朝。

據史書記載，馬士英之所以能在明末的大環境下飛黃騰達，根本不是有什麼過人的能力，而是他非常善於交結權貴，他之所以在第一次當縣令的時候就被彈劾，就是因為用公款交結權貴，馬士英非常善於拉攏很多狐朋狗友，這才使得他一再飛黃騰達，並且在搞垮了幾個南明政權之後，別人仍然動不了它一根毫毛。馬士英扣押了朱以海，作為投降清朝的政治資本，

當一個環境只能夠容下野獸的時候。這個地方，就不是人類的家園。只能生活著野獸和畜生。馬士英是搞恐怖統治，左良玉在討伐馬士英檄文中說，江南人民如果罵馬士英就會被搞死，這是符合事實的。馬士英控制下的弘光朝廷很類似於汪精衛統治下的76號的恐怖統治。《明史·奸臣傳》記錄了馬士英“日事報復，以迄於亡”，到弘光政權滅亡為止馬士英就是整天就想著整人害人，大規模的報復迫害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這在傳統戲曲《桃花扇》中都能夠看出一些來。

義大利傳教士馬丁諾·馬蒂尼（1614—1661，中文名衛匡國，字濟泰）所著《韃靼戰紀》記錄了他在中國的見聞：

“他們的攻勢如閃電一樣，用不了多久就佔領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裝防衛的城市。

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韃靼的反覆進攻，那就是揚州城。

一個韃靼王子死於這座城下。一個叫史閣部（史可法）的忠誠的內閣大臣守衛揚州，它雖然有強大的守衛部隊，最後還是失敗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殺。

韃靼人怕大量的死屍汙染空氣造成瘟疫，便把屍體堆在房上，城市燒成灰燼，使這裡全部變成廢墟，堪稱人間地獄。“

這一點有幾個事實在眾多史籍中都有記錄。首先，當時史可法名望極高，所謂忠義著於華夏而被弘光政權排擠，在揚州的禮賢館，史可法聚集了很多火炮專家，從包括澳門葡萄牙人手裡引進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技術，能夠製作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當然這些火炮在揚州之戰中對清軍造成了多大殺傷在史書上是有爭議的，南明軍隊的單兵實力遠遠不如清軍，當時的圍攻揚州清軍是最精銳的八旗鐵騎，史可法手下的劉肇基殺死的一千多清軍，主要是用火炮殺傷的，而不是用步兵作戰殺死了清軍。另外史可法是在違抗軍令的情況下防守揚州，兵力部署極其單薄，沒有任何外援助。

當時馬士英民憤極大被臣民們比作秦檜，當然我們都知道實際上馬士英比秦檜壞多了。在那個時代不斷有人要求史可法起兵清君側，起兵討伐馬士英，但史可法始終委曲求全，直到最後死在了揚州，馬士英則始終不斷破壞，不斷給史可法小鞋穿，讓他始終無所作為。

義大利傳教士馬丁諾·馬蒂尼（1614—1661，中文名衛匡國，字濟泰）所著《韃靼戰紀》記錄了他在中國的見聞：

“他們的攻勢如閃電一樣，用不了多久就佔領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裝防衛的城市。

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韃靼的反覆進攻，那就是揚州城。

一個韃靼王子死於這座城下。一個叫史閣部（史可法）的忠誠的內閣大臣守衛揚州，它雖然有強大的守衛部隊，最後還是失敗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殺。

韃靼人怕大量的死屍汙染空氣造成瘟疫，便把屍體堆在房上，城市燒成灰燼，使這裡全部變成廢墟，堪稱人間地獄。“

這一點有幾個事實在眾多史籍中都有記錄。首先，當時史可法名望極高，所謂忠義著於華夏而被弘光政權排擠，在揚州的禮賢館，史可法聚集了很多火炮專家，從包括澳門葡萄牙人手裡引進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技術，能夠製作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當然這些火炮在揚州之戰中對清軍造成了多大殺傷在史書上是有爭議的，南明軍隊的單兵實力遠遠不如清軍，當時的圍攻揚州清軍是最精銳的八旗鐵騎，史可法手下的劉肇基殺死的一千多清軍，主要是用火炮殺傷的，而不是用步兵作戰殺死了清軍。另外史可法是在違抗軍令的情況下防守揚州，兵力部署極其單薄，沒有任何外援助。

當時馬士英民憤極大被臣民們比作秦檜，當然我們都知道實際上馬士英比秦檜壞多了。在那個時代不斷有人要求史可法起兵清君側，起兵討伐馬士英，但史可法始終委曲求全，直到最後死在了揚州，馬士英則始終不斷破壞，不斷給史可法小鞋穿，讓他始終無所作為。

據《續明紀事本末》記載，李自成的手下很多人都投降了左良玉，早在弘光政權建立之初，這些李自成手下計程車兵全都嚷嚷著要去進攻南京，左良玉不得已把自己的金銀財寶都分給了這些人，同時在長江上豎起了一門大炮，說誰再敢去進攻南京，就用炮轟！左良玉一直在盡最大可能控制這些部隊，不讓他們胡來。左良玉一再說要他做朝廷的守土保疆的忠誠將領。

後來馬士英胡作非為，馬士英是搞恐怖統治，很類似於汪精衛統治下的76號的恐怖統治。《明史·奸臣傳》記錄了馬士英“日事報復，以迄於亡”，到弘光政權滅亡為止馬士英就是整天就想著整人害人，大規模的報復迫害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這在傳統戲曲《桃花扇》中都能夠看出一些來。

馬士英的倒行逆施，天怒人怨，最後左良玉也控制不住了。 左良玉起兵的主要理由是討伐馬士英，當時左良玉已經無法控制手下，手下都忍無可忍，集體要求舉兵討伐馬士英。當然，從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左良玉手下的大都是闖王李自成的部下，他們一般不願意跟老領導打仗。據《明史·奸臣傳》記載，左良玉部隊起兵造反，討伐馬士英，在起兵文書上列舉了馬士英的八條罪狀。包括為閹黨重修三朝要典。當了首輔還要獨掌兵權。大肆誣陷迫害他人。以選中宮為名，把最漂亮的女人佔有，剩下的才給朱由崧。腐敗到極品，都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控制皇帝，招募死士，濫用暴力。還有太子案等等。左良玉手下的，主要是哪些李自成投降的部隊，早已義憤填膺，36員大將聯名造反，如果左良玉再不起兵造反，他們就要自我行動了，左良玉已經控制不住了。隨著這些主要由投降過來計程車兵組成的部隊，紀律越來越差，連那些李自成投降過來的將領都看不慣，左良玉對這支部隊的控制力越來越差，後來的左夢庚更是很難控制桀驁不馴的部隊。

我個人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必要的，應該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歷史對於一個民族是很重要的，當年汪精衛時期，就有人因為批評秦檜而被76號逮捕入獄，關進了76號魔窟。馬士英是歷史上著名的奸臣，也是真正的大漢奸，他搞垮了南明王朝，在桃花扇中，錢謙益是以反面出現，並沒有把東林黨人都當成正面。周延儒是東林黨的著名人士，儘管當時周延儒使得明朝的內患大為減輕，被時人稱為救時之相。但他提拔了馬士英，因此周延儒和馬士英被明史列為有明以來六大奸臣。有一個問題。你知道為什麼明末清初的古籍都說：馬士英、方國安和金聲桓，是荼毒滅亡南明魯監國政權主要力量?這三個人都是漢族人，但是馬士英和方國安是魯監國政權手下的臣子，而金聲桓早已投降了清朝。

《續明記事本末》記錄著馬士英的晚節。鄭芝龍和方國安，都是馬士英的好朋友。馬士英在潞王政權覆滅以後，在清軍的追擊之下，潰不成軍。馬士英聯絡降將張存仁，企圖投降清朝但對方不接收。於是透過馬士英的私人關係，在一幫包括方國安、鄭芝龍在內的死黨的幫助下，馬士英得以進入方國安帳下，方國安的部隊是南明軍隊的主要支柱，方國安手下有超過10萬人的部隊，在南明軍隊中最有實力。馬士英在方國安面前大談軍事，然後說當年弘光政權的覆滅都是阮大鋮惹的禍，吹完之後，卻跟阮大鋮依然情同手足。然後唆使方國安攻擊友鄰的部隊，使得南明的抗清部隊要麼無糧草供應，要麼在方國安的攻擊下潰不成軍，閩浙道路中斷，南明軍隊的抗清事業從此基本瓦解。然後馬士英扣押了魯監國朱以海，準備以此獻給清朝，作為將來在清朝晉升的階梯，馬士英阻斷前來營救的張國維，橋墩上刻下十個大字。但被馬士英派去的心腹大將忽然生病了，朱以海登舟入海。方國安阮大鋮後來都投降了清朝，不久後跟馬士英一起被清朝殺死。鄭芝龍後來也投降了清朝。

我猜想這些掌握著當年高科技能的漢人，自我清高，不能為滿族皇家所用，或者內心沒有對皇恩感恩，讓皇帝感受到自身政權穩定的重大威脅。所以不能養患遺留後世啊！滿清皇族的恐漢之心一直有之，不然像康熙這樣的聖明之主，對幾篇子虛烏有厭清的文章都大興文字獄!由此可見一斑了。

康熙帝非常崇尚科學，但是在當時的遠東地區，有這種態度的君王不在少數，比如之前的明毅宗、順治帝、彼得大帝都是如此，甚至日本的不少諸侯王們都是對科學充滿了興趣。這種興趣愛好與其說是個人的格局，不如說是在大航海時代的風氣——那時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看著對方特別順眼。

至於說康熙帝“殺掉明末徐光啟培養的一大批科學人才”的事，確實是冤枉。這個事件在歷史上被稱為“康熙曆獄”。

湯若望是德華人，七十多歲了，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歷仕兩朝四帝(天啟、崇禎、順治、康熙)，不管當時中國的政局如何天翻地覆，但是湯若望的事業卻是蒸蒸日上。康熙帝的父皇，順治帝就特別親近並敬仰這長者，稱之為“瑪法”(滿洲話，意為爺爺)，並賜號“通玄老人”。

在當時，順治帝銳意革新，大有北魏孝文帝的氣魄，而湯若望又和前明降臣遺老關係極好，比如吳梅村、龔芝麓、陳明夏等人都和湯若望過從甚密。尤其是湯若望所在的欽天監，大小官員皆是由之前湯若望的老恩公，大明首輔徐光啟一手提拔的漢人官員，都是難得的科學人才。所以順治帝也經常透過湯若望和這些漢人臣子們來往。

所謂“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湯若望如此蒙恩，自然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嫉恨，比如閹黨餘孽，這是大明朝時結下的舊怨；漢臣中的北人派，嫌他和陳明夏、龔芝麓是一夥兒的；欽天監的回回人楊光先，認為他是搶飯碗的；滿洲親貴，人物湯若望是“前明降臣”……

順治帝駕崩後，不僅湯若望失去了靠山之前順治帝的一系列革新政策也被全盤否定、批判，而於是湯若望和他的欽天監也是覆巢之下無完卵。第一波攻擊始自於楊光先對西方曆法的攻擊，之後輔政的鰲拜等人也欲藉機興起大獄，將順治帝生前的漢人師友清洗一部分。於是炮製了“康熙曆獄”。楊光先指控湯若望及欽天監官員以西洋邪術詛咒順治帝、孝獻後董鄂氏及二人的孩子榮親王之死，於是湯若望及欽天監全部下獄，並在從重從快結案，史載，此案自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開始審理：

“會審湯若望，以及欽天監官員，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議將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弘量，歷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皆凌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賈良琦子賈文鬱，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斬立決”。

後因地震、天變更主要的是孝莊太皇太后的干預，湯若望得以逃出生天，但不久之後便抑鬱而終。至此由晚明徐光啟培養的一大批科學人才在經歷了甲申之變、清兵入關以及這次“康熙曆獄”之後便基本上全部被屠殺殆盡。但此事雖然發生在康熙朝，但卻不能歸罪於康熙帝。因為當時康熙帝尚未親政，一切所謂皆是鰲拜諸貴及漢臣中的北人派所為。

至康熙八年五月，鰲拜被拿，康熙帝親政，南懷仁等西洋客卿聯絡參奏楊光先等依附鰲拜，殘害忠良並呼籲為湯若望平反昭雪，奏摺中寫到：

“臣等與若望俱天涯孤蹤，兔死狐悲，情難容己，今權奸敗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時”。

康熙帝不久之後就接受了南懷仁的建議，不僅將湯若望也恢復原官職，當年歷案中冤死之人也都得到了平反，至此“康熙歷案”才算瞭解。

湯若望的老上司，大明首輔徐光啟。

光祿大夫湯若望。

湯若望墓，此墓在近百年經歷了兩次破壞。

康熙曆獄，雖然發生在康熙年間，但並不是康熙皇帝主導的。始作俑者是《鹿鼎記》裡面的大反派也是最近走紅的“白鬍子紅帽子的中國聖誕老人”鰲拜鰲少保，還有一個漢人儒家學者叫楊光先。這事兒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衝突的一個代表。一群當時最好的中西方天文學者，被一個根本不懂天文的愚蠢的漢人，和崇尚迷信的高官給害死了。

天文學在中國古代的地位，跟我們今天是不一樣的。今天我們用公曆，在同一個太陽底下，我們看到天文現象都是一樣的。

對於中國古代來說，皇帝是天子，受命於天。天文曆法帶有神聖的意思，由皇家壟斷，不許其他人學習。比如說皇帝祭天地太陽月亮，要按照一些特定的日期來進行。每逢初一十五，皇帝要召開大朝會。所以這些日子計算是否準確，跟帝王政權的合法性有密切關係。

可問題就在於中國傳統天文學對這些計算是有相當大的誤差。所以徐光啟發現這些誤差只有邀請西方傳教士來幫忙修改才能夠消除。徐光啟編定的崇禎曆書實際上引進了西方當時幾乎全部的的天文學模型。到了清朝使用的《時憲曆》，實際上就是這一部。欽天監的監證也是由西洋傳教士湯若望擔任的。

有些中國儒家學者對此非常不滿，具有如此神聖的地位的天文曆法，竟然讓西方人來主持計算，就好像有某些陰謀的味道。比如當時非常激烈排外的楊光先，聲稱“寧可讓中華無好曆法，不可讓中國有西洋人”（這讓我們想起了後來的某些口號吧）。他連續上書攻擊西方的傳教士和西方曆法。比如時限曆書有個副標題“依西洋新法”，這本來只是一句說明，楊光先攻擊說這事讓大清朝做了西洋的附屬國。（可是這個傢伙，連西洋到底是什麼都不知道）

在新的歷法當中，傳教士按照華人的要求，寫上了黃道吉日，什麼時候適合婚喪嫁娶等一些迷信內容。楊光先攻擊說這些內容用的是洪範五行，不是正五行（這都是幾種算命的方法），所以給某位親王下葬的日期是不對的，導致一些不吉利的事情發生。

這些攻擊正好符合了當時當政的鰲拜所需要的排外情緒的藉口。所以下令把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和一些漢人天文學者們下獄判處死刑。

在臨刑之前，北京發生了一場大地震，清朝統治者對此非常恐懼，以為是這場“曆獄”惹得上天發怒。因此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被免除死罪，是漢人學者仍然是被處死了。

表面上看，楊光先取得了這場訴訟的勝利。可是這個混蛋，其實根本就不懂天文學，連基本的計算請問現象的方法都不知道。他想依靠一些用中國傳統天文方法的人。可是當初徐光啟之所以請西洋人來進行修改，就是因為中國傳統天文學方法已經走到了盡頭，對於發生的誤差和為什麼會發生這些誤差都束手無策。

這個時候小皇帝康熙來干預了。他要求楊光先和湯若望的同伴也是西方傳教士的南懷仁，對天文現象進行預測，來比較中國傳統天文學和西方的天文學方法，到底哪個更準確。測試比較的結果當然是，中國傳統天文學法完敗。

所以當時的學習西方天文學的中國學者們，實際上是被白白的冤死了。

這大概可以看作像中國這樣的，有著成熟文明的文化體系對於外來的文化是充滿了警惕和最初有很大的反感的。或者說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缺少科學的思想和方法，短時間內是很難接受西方科學提出來的挑戰。（所以就想透過消滅提出問題的人來消滅所遇到的問題吧？可是天文學這事兒，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來說實在太重要了，這個問題無法徹底避免。）

康熙也不能說崇尚科學，只是對這種西洋的玩意比較好奇而已，他本質上還是一位專制君主，並不會大規模的去推廣西方文化。

但徐光啟遺留下來的科學人才遭到大批殺害，並不是康熙下令辦的，而是鰲拜舉起了手中的屠刀，史稱“湯若望案”，又稱“康熙曆獄”。

這場血案折射的背後卻是中西曆法之爭，也是儒家和耶穌教會之爭。

湯若望在明朝萬曆皇帝統治時期就到了中國，在當時的北京上層社會混得很開，不僅成功的發展了自己的教徒，還得到了明朝的封賜。清入關以後，他繼續遊走於八旗貴族之中，於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成為大清國的一品大官，加大了耶穌教會的影響力，教徒增至進十萬人。

但耶穌教會不允許教徒敬祭祖先，只允許信主，這和中國傳統文化發生了極大的衝突，引起了儒家學者的強烈不滿。

此後順治十六年，因為湯若望為其夭折的兒子榮親王選擇葬期和墓地時，犯了中國傳統五行以及風水的忌諱。欽天監的吳明煊為了奪回中式曆法，便上疏舉報湯若望，結果差點被砍了頭。

但兩年後的順治十八年，董鄂妃、順治帝相繼死去，讓人對此進行了聯想，中西曆法之爭徹底爆發。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欽天監正楊光先向清統治者上了一道《請誅邪教狀》的摺子，以罪責三條為由，要求殺了湯若望等人。當時控制朝政的是鰲拜，他十分不滿西方人參與大清國政，於是極力支援楊光先，最後將以湯若望為首的新曆人才全部投入了監獄，等候論罪處斬。

但人家湯若望是有真本事的，他測出了北京城有地震，但楊光先沒有測出來，所以湯若望逃過一劫，但其他人就沒那麼幸運了，成為中西文化交鋒的犧牲品。

這一場爭鬥，雖然有效地制止了耶穌教會勢力的擴張，但也阻隔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此後，湯若望的“時憲曆”遭到廢止，而大清國的欽天監還是使用中國的傳統曆法。

直到康熙十年，經過多次測量後發現舊曆不準才再次使用新法，而這個時候湯若望已經死了。

這事不能扣在康熙頭上，因為當時康熙還沒親政，都是鰲拜幹下的這等愚昧的事情，當然這也跟當時的八股理學愚昧有非常巨大的關係。對清朝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康熙是一位非常喜歡自然科學的皇帝。他在日理萬機之餘，熱心求教於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向他們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他所學習的內容，從天文、曆法，到數學、醫學，乃至於地理學、物理學、化學等等，涉及多個領域。曾經在康熙身邊講授過多年科學的法國傳教士巴多明（他也是法蘭西皇家科學院的院士）這樣評價康熙：“他對自己的知識不加任何限制，亞洲所有君主中從未有任何人像他這樣熱愛科學和藝術。”正是康熙對西方科學的這種熱愛，發端自晚明的“西學東漸”運動在康熙朝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雖然這個高潮隨著康熙的去世戛然而止，並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在自然科學方面落後於西方的情況，但客觀地說，康熙還是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努力，也培養了一些科技人才，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

（康熙朝修訂的大型數學書籍——《數理精蘊》，這是康熙朝科學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之一）

【影視劇中的康熙皇帝】

然而，近年來網路上卻有一種說法，認為康熙熱愛科學不過是“為了向漢族大臣炫耀自己的學識”，“以打擊漢族大臣的文化優越感”，所以康熙學習西學“對中國來說是毫無意義的事情”。那麼，真相是不是這樣呢？康熙到底為何那麼愛科學呢？下面筆者就來談談這個問題。

《清聖祖實錄》記載，康熙帝晚年的時候，曾和身邊的重臣談起過自己當初開始學習西學的動機。他說：“爾等唯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睹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這段話說明，康熙最初開始學習科學的動機，並不是為了什麼“炫耀”，也不是為了“消遣”，而是因為一件發生在康熙初年的轟動朝野的案件——康熙曆獄。

（清朝頒佈的《時憲曆》，是湯若望按照西方歷算方法制定的歷書）

康熙五年（1666年），一個叫楊光先的儒生給清廷上書，攻擊時任欽天監監正（國家天文臺臺長）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說他按西方天文曆法制定的《時憲曆》存在重大謬誤。當時掌權的是輔政四大臣，他們都是戰功赫赫的武將出身，但是對天文曆法都一竅不通。為了驗證楊光先和湯若望哪個的歷法準確，四大臣曾經組織在午門外進行了一次實地勘測，但是結果卻是一地雞毛——因為在場的四大臣連同六部九卿官員都很缺乏天文曆法知識，根本無法判定誰的測算準確。最後四大臣出於對湯若望和基督教的敵視，把湯若望判為死刑，造成了清朝初年的一次著名的冤獄。

（湯若望與他的學生南懷仁，他們是清初西方科學在中國傳播的代表人物）

少年康熙當時也知道這起案子，他對湯若望是有同情的，但是他當時也不瞭解天文歷算的知識，無法搞清楚楊光先攻擊湯若望的罪名是不是屬實。於是少年玄燁開始自學天文歷算知識，以待將來驗證是非。等到扳倒鰲拜，開始親政之後，康熙即下令，讓湯若望的學生，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和楊光先的學生吳明煊採用各自的計算方法再次進行實地測算。結果，“南懷仁所言悉應，吳明烜所言悉不應，問監正馬祜，監副宜塔喇、胡振鉞、李光顯，皆言南懷仁曆法上合天象。”至此，康熙終於用科學實證的方法辯清了這樁公案的是非。湯若望終於得以平反昭雪，從此清朝開始堅定不疑地採用《時憲曆》，一直到滅亡為止。

（北京建國門的古觀象臺遺址，上面的天文儀器大多是康熙朝的西方傳教士所制，康熙曾多次親自用這些儀器觀測星空）

自此以後，康熙明白了科學實證的重要性。他在學習西方科學的同時，並不滿足於書本上的知識，而是不斷把這些知識用於實踐當中，以檢驗這些知識是否正確。曾給康熙講授數學的法國傳教士洪若翰描述說：“他並沒有把所學的東西停留在思辨上，而是將其付諸實踐”，“他有時用幾何方法測量距離，山的高度、河流與池塘的寬度。他自己定位，對儀器進行各種各樣的調整並精確地計算。”在治理黃河的工程中，康熙就曾經親自使用儀器進行了測量和計算，並將所獲資料用於施工。這種皇帝親自使用科學實證方法實地指導治河工程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前無古人的。

（康熙二十年宮廷製造的銅鍍金簡平儀，它是康熙學習天文的一種教具）

正是因為這種科學實證精神，康熙認識到了西方人在科學方面遠超中國，所以才以中國的封建帝王之尊，而能對西方不存偏見、不妄自尊大，如飢似渴地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只是，康熙不知道，他對西方科學的熱愛，數百年後卻變成了某些人口中的“為了向漢族大臣炫耀”，“為了打擊漢族大臣的文化優越感”。這到底該說是康熙的悲哀，還是某種文化偏見的悲哀呢？參考文獻：《清史稿》、《清聖祖實錄》、《耶穌會教士中國書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