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原因：

（1）歷史根源:東漢以來的豪強地主勢力的發展。

（2）政治原因:魏晉政權統治基礎是士族，皇帝依賴於士族的支援；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勢力，維護政治特權的工具，）

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華的生活、與身俱來的特權導致士族缺乏執掌政權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東晉、南朝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激烈，庶族乘機逐漸典掌機要；

（3）侯景之亂的衝擊。晉朝南渡士族“寢略殆盡”；

（4）隋唐科舉制的實行動搖了士族的政治基礎；

（5）唐末農民起義的打擊。（徹底掃蕩結束士族制度）

（6)、影響士族制度貫穿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突出的政治特點，也是西晉政治腐敗黑暗的表現，決定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門閥特色，對後世影響深遠。消極作用：士族制度的政治、經濟特點，決定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往往特別尖銳，導致南北長期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士族田莊經濟強化了封閉的自然經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士族是地主階級中的腐朽集團，越到後期愈發腐朽，是一群社會寄生蟲。

客觀上的積極作用：

1．經濟上，士族田莊經濟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佔有大量勞動力，強化了封建依附關係，在魏晉動盪的政治局勢下，編戶農民依附於世家大族，有較為保障的生產條件，這對封建經濟的發展顯然有利；而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相對安定，作為北方移民核心計程車族地主來南方立國創業，客觀形勢使得他們成為開發南方經濟的組織者，他們在南方建立的田莊、山墅，畢竟對江南荒丘山澤地區的開發起了推動作用。

2．民族關係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動北方各少數民族封建化程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優裕，有條件從事文化事業，部分士族蔑視禮法，倡導個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東晉南朝時期在哲學、文學、書法、繪畫、科學上有較多的成就，並且富有特色

魏晉時代作為士族重要的發育期，其政治局勢的演進對於士族政治的最終成型具有深遠影響。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漢魏、魏晉兩次王朝革命所確立的禪讓模式構成了後世政權轉移的一種新的典範，形成了與漢代不同的政治傳統。

由於禪讓這一王朝易代方式的特殊性，官僚階層在這兩次王朝革命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受到大的損失，在保持政權穩定的同時也造成了“世官”現象的普遍存在。

晉初功臣中三世顯宦者比比皆是，其主要成員大都是曹魏功臣的第二、三代子弟，而作為受成之主的晉武帝，由於其本人缺乏足夠的政治基礎，不得不仰賴父祖遺業，採取優容功臣的方式籠絡其心。這使得漢末到晉初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延續的政治受益群體，累世仕宦成了西晉政治中的普遍現象。

西晉官僚階層經過魏晉兩代的生長髮育，已經形成了一個透過婚姻、交遊、同僚、徵辟等方式凝結起來的不正常不健康的政治利益共同體，加之魏晉之際玄學清談的興起，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與認同。

因此，在西晉一個以累世仕宦為特徵，具有共同文化特徵，分享一個帶有封閉性的通婚、交遊網路的權貴階級已日漸成型。

許多西晉官僚家族在五胡十六國的動亂中遭到了重大打擊，中斷了士族化的程序。但是北方長期的戰亂也成為大族代際更新的重要契機，特別是中央權力崩潰之後，擁有鄉里勢力的大族成為地方政治的主導力量，在原有政治體系無法正常運作的情況下，區域性的割據政權都必須藉助地方大族的合作，方能鞏固政權，這為地方大族社會地位的上升提供了渠道。

在南方，東晉雖然延續了西晉的正朔，但是這一由北方流亡大族支援下建立起來的政權，皇權力量更趨薄弱，無法抑制大族的勢力，最終形成了皇權與大族共天下的分權格局。

在這一格局下，西晉時代便已普遍出現的累世仕宦的現象在東晉已經演變為政治傳統的一部分。

東晉士族雖然並非完全承自魏晉官僚階層，但東晉門閥政治中至少有兩個重要的特徵淵源自西晉，一個具有累世仕宦傾向的政治群體，一個以玄學清談為共同文化特徵的官僚階層。

西晉奢靡，東晉偏安。東晉皇權相對衰落，而地方大家族勢力強大，使得司馬氏的皇權與江左幾家僑姓門閥士族相結合，成為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對於東晉門閥政治的實質，有的學者認為是貴族政治，或曰寡頭政治。但田先生認為東晉門閥政治實質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

“王與馬共天下”的雛形形成於西晉八王之亂末期成都王司馬穎與東海王司馬越對峙期間司馬越與王衍的結合。東海王司馬越與琅琊王衍的結合，既有地域相系的原因，又是政治結合的結果。不過應該注意到的一點是，此時的琅琊王氏只是司馬越幕僚中重要士族之一，並未達到東晉“共天下”的局面。而從司馬越陣營中分化出的司馬睿與王導，司馬睿就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上。那時的他只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的一般宗室成員，而王導已經具有政治閱歷和名望。這種關係延伸到東晉，“便有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才真正成為門閥政治的開端。

門閥士族制度貫穿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突出的政治特點，也是西晉政治腐敗黑暗的表現，決定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門閥特色，對後世影響深遠。

　　消極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經濟特點，決定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往往特別尖銳，導致南北長期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士族田莊經濟強化了封閉的自然經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士族是地主階級中的腐朽集團，越到後期愈發腐朽，是一群社會寄生蟲。

以上原因造成了晉朝的滅亡！

1.晉武帝時候，門閥制度已經演化為高階士族和低階士族的兩派。晉武帝為取得高階士族的支援，允許中正官隨意定評。造成了上下士族的固化。高階士族實行巧取豪奪，對農民進行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來維持奢靡生活，農民四散流亡。破壞了社會的基石。

2.沒有勢力計程車族只得投靠諸王，幫助諸王爭奪權力。如孫秀幫助司馬倫作亂，殺了潘岳、石崇、張華等人。由於低階士族的參與和挑唆，產生了“八王之亂”，中央集權名存實亡。

3.一些低階士族深圳投靠少數民族豪酋，幫助他們反晉。慕容廆、石勒等人建國都得到了中下層士族支援。高階士族高談虛無，縱情聲色。中下士族卻藉著少數民族規則之手，把王衍為首的高階士族幾乎全部殺盡。最終導致西晉的解體。

魏晉南北朝雖處於長期分裂對峙狀態，但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多有建樹，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這一時期初創的政治、經濟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特有的歷史現象，它的特點是按門第等級區別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不同地位；從歷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個萌芽、形成、充分發展（又稱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長過程；我們應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把士族制度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的分析和評價。

運用發展的觀點認識士族制度的產生、發展、衰落消亡的過程和科舉制度產生的必然性

兩晉南北朝的氏族門閥制度 - ⒈門閥的概念

中國古代仕宦顯貴人家的大門外矗立著兩根柱子，“在左曰閥，在右曰閱”(《玉篇·門部》)。主人用它來自序本戶的功狀，閥閱就成了達官貴人之家的一種標誌。因此，在中國古代那些世代為官的人家，又常被人們稱為門閥、閥閱、門閥士族、閥閱世家等。

這裡所說的門閥、閥閱泛指豪門著姓的門第家世。宋朝文人秦觀《王儉論》：“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兩晉南朝，門閥世家壟斷政權。

兩晉南北朝的氏族門閥制度 - ⒉士族制度的形成

西晉政權以地主階級中的特權階層——士族作為其統治基礎，士族制度與士族政治得以鞏固和發展。

政治上，九品中正制保證了士族的政治特權。中正只重門第，當時有人寫了專門記載士族的族姓家譜，中正就以此為依據評定人物品級，完全不看才德。這樣，西晉政權完全被士族壟斷，出現“公門有公，卿門有卿”，高門士族把持政權的局面；

經濟上，品官佔田蔭客制保證了士族的經濟特權。士族制度的加速形成和士族門閥政治盛行，也是西晉政治腐朽黑暗的重要方面。

兩晉南北朝的氏族門閥制度 - 形成原因

（1）歷史根源:東漢以來的豪強地主勢力的發展。（2）政治原因:魏晉政權統治基礎是士族，皇帝依賴於士族的支援；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勢力，維護政治特權的工具，）

兩晉南北朝的氏族門閥制度 - ⒊士族制度的發展

(1)萌芽（東漢）

政治：自漢武帝以來崇尚儒術，官僚多以經術起家，至東漢時逐漸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狀況。曹魏實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夠憑藉家世出身參與政權。

經濟：西漢中後期，土地兼併十分嚴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體的豪強地主勢力。東漢政權是在豪強地主支援下建立起來的，因此，豪強地主在東漢王朝享有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他們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經濟上兼併土地，經營莊園，漸成割據，逐漸成為名門大族。士族地主（又稱世族、門閥地主）在東漢開始形成，為後來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制度的確立提供了階級、經濟基礎。

（2）形成（曹魏、西晉）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統治階級頒行各項法令，從制度上維護士族地主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權。曹魏政權實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標誌。

（2）鞏固（西晉）

西晉建立後，司馬氏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援，對他們繼續實行放縱和籠絡的政策，從而形成了典型的門閥政治。

（3）鼎盛（東晉）

東晉時士族制度得到充分發展，進入鼎盛階段。原因是東晉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援才得以存在。東晉政權是司馬氏皇權和以王、庾、桓、謝諸大姓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處於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吳姓士族的聯合專政，這種政治格局一直延續到東晉末年，長達一個世紀之久。那時士族門閥的勢力足以與皇權並立，甚至超越皇權，皇帝都要依賴士族的支援，門閥政治達到鼎盛。這一時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祿，壟斷政權，經濟上封錮山澤，佔有大片土地和勞動力，文化上崇尚清談。為維護這種制度，東晉南朝時，士族非常重視編撰家譜，講究士族世系源流，作為自己享有特權的憑證，於是譜學勃興，譜學專著成為吏部選官、維持士族特權地位的工具。

這一時期土族政治上擁有特權，清官要職被士族壟斷；經濟上擁有田莊，佔有大量土地人口，還經常與官府爭奪勞動力人口；文化上家學傳承，佔據壟斷地位，還大興譜牒之學，崇尚清談玄學，擅長長書法、繪畫等藝術；社會上不與庶族通婚往來等。士族把持大權，卻不願涉身實務，在優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4）漸衰（南朝）

東晉後期到南朝時期士族制度逐漸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於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門閥士族特別是高階士族憑藉門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階官職。特殊的社會環境使許多士族不思進取，沉溺於清閒放蕩的生活，不屑於政務軍務。加之士族是近親聯姻，身體素質極差，因此東晉與前秦淝水之戰以後，一些庶族出身的將領脫穎而出，顯示出較高的政治、軍事才能，聲望與權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齊、梁、陳開國諸帝均為庶族將領。南朝帝王雖無法改變高階士族壟斷高官的局面，但卻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卻握有實權的職務，在實際執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權。這一時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農民起義的打擊；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受到打擊、削弱。上述三種原因相互作用，極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階級、經濟基礎。

到了南朝時期，由於門閥世族自身的腐朽。喪失了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統治能力；社會階級矛盾的衝突和激化，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機以軍功崛起，在鎮壓農民起義的同時，進而典掌機要，控制地方，統帥軍隊，以武功稱帝，如劉裕、蕭道成等，打破了門閥地主一統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時雖據高位，卻已無實權，走向必然的滅亡。後經候景之亂、隋滅陳等變化，門閥等級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躍居政治舞臺的主要地位。至隋唐兩代，廢止九品中正制，實行科舉制，"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終於使產生於魏，盛行於晉的門閥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終消亡。

（5）消亡（唐末）

隋唐時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舉制的實施使門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透過考試參加到政權中來，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礎“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的推行使一部分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其禁止無限佔田和隨意買賣土地的規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併和保護自耕農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經濟基礎。二是唐朝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三是農民戰爭進一步摧垮了腐朽計程車族制度。從此，存續了六七百年計程車族制度最終在歷史舞臺上消失。

東晉和南朝前期士族制度充分發展，士族勢力之盛達到巔峰狀態。那時候，門第成為衡量貴賤的唯一標準，士族憑藉自己的出身門第，享有特權，處處高人一等。永嘉之亂以來，大批士族遷到南方，“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他們與江南原有士族共同成為東晉政權的統治柱石。士族勢力膨脹，特別是王、謝、庾、桓等高門士族，社會地位極其尊貴，權力極大，“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東晉與南朝前期，士族為了保持自己優越的門第族望，保持自己的高貴血統，非常注重婚姻上的門當戶對。他們只許同等門第計程車族之間相互聯姻。“婚宦失類”就會遭到士族鄙視，並群起而攻之。南齊時，東海人王源嫁女予富陽滿氏。王源是士族，“胄實參華”，世代為官，其曾祖還擔任過尚書右僕射，而滿氏“姓族士、庶莫辨”。這件婚事使南朝士族大驚大譁，御史中丞沈約專為這件事上奏彈劾王源，他說“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指責王源“玷辱流輩，莫此為甚”，要求皇上“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奏彈王源文》)。後來，侯景叛魏投奔南梁，他曾提出要與王謝望族通婚，梁武帝說：“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就是認為侯景與門第最高計程車族著姓不班配，只能與次等士族通婚。侯景聞之大怒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南史·侯景傳》)

兩晉南北朝的氏族門閥制度 - ⒋士族制度的衰落

南方士族在東晉、南朝前期勢力最盛。他們為了維護特權地位和既得利益，宣揚士庶天隔。

但是，特權也造成了他們的無能，士族中的許多人已成了寄生於社會的廢物。士族不願帶兵打仗，一些庶族就憑藉軍功，漸握實權。

如劉裕就是這樣權勢大張，控制政權，最終建立起劉宋王朝。

士族不屑做那些事務煩瑣的官，自己的能力又差，南朝寒人乘機逐漸典掌機要。

東晉南朝士族權貴曾經顯赫一時，炙手可熱，但那只是曇花一現，轉瞬即逝。

東晉末年，士族漸趨衰落。南朝後期，特別是侯景之亂的衝擊之後，晉朝南渡時遷來的百家士族已經“覆略殆盡”。

李白感嘆“晉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鳳凰臺》)。劉禹錫《金陵五題》之第二首《烏衣巷》，諷刺士族的沒落消亡。詩中烏衣巷、朱雀橋是當年王謝豪門居住和出遊的地方，那時這裡非常熱鬧煊赫，而今卻是一片淒涼冷寂景象。劉禹錫感嘆：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兩晉南北朝的氏族門閥制度 - 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華的生活、與身俱來的特權導致士族缺乏執掌政權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東晉、南朝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激烈，庶族乘機逐漸典掌機要；

（3）侯景之亂的衝擊。晉朝南渡士族“寢略殆盡”；

（4）隋唐科舉制的實行動搖了士族的政治基礎；

（5）唐末農民起義的打擊。（徹底掃蕩結束士族制度）

兩晉南北朝的氏族門閥制度 - 影響

士族制度貫穿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突出的政治特點，也是西晉政治腐敗黑暗的表現，決定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門閥特色，對後世影響深遠。

消極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經濟特點，決定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往往特別尖銳，導致南北長期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士族田莊經濟強化了封閉的自然經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士族是地主階級中的腐朽集團，越到後期愈發腐朽，是一群社會寄生蟲。

客觀上的積極作用：1．經濟上，士族田莊經濟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佔有大量勞動力，強化了封建依附關係，在魏晉動盪的政治局勢下，編戶農民依附於世家大族，有較為保障的生產條件，這對封建經濟的發展顯然有利；而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相對安定，作為北方移民核心計程車族地主來南方立國創業，客觀形勢使得他們成為開發南方經濟的組織者，他們在南方建立的田莊、山墅，畢竟對江南荒丘山澤地區的開發起了推動作用。2．民族關係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動北方各少數民族封建化程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優裕，有條件從事文化事業，部分士族蔑視禮法，倡導個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東晉南朝時期在哲學、文學、書法、繪畫、科學上有較多的成就，並且富有特色

兩晉南北朝的氏族門閥制度 - 與士族對立的是庶族：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會地位，比起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來，更顯得優越。世族、寒門兩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為伍」（《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論》）。因此，這兩個階層之間是不相往來的。寒人雖致位通顯，上升為貴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見世族，亦不為世族之所禮接，甚至會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廢之孫路瓊之，和王僧達做鄰居，瓊之「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廢之者，是君何親」（《南史·王弘傳子僧達附傳》）。於是叫左右把路瓊之坐著的床燒掉，搞得路瓊之下不了臺。宋吳郡張敷為正員中書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以為與張敷是同僚，商量是否應該去拜訪他。周赳說：「他倘若不招待我們，我們會很難堪，我們還不如不去。」秋當說：「我們也已經有相當地位了，既是同事，隨便坐坐總可以。」這樣，他們兩人就決定去看張敷。張敷「先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南史·張邵傳子敷附傳》），表示不願意和寒人共坐。秋當、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齊中書舍人紀僧真，曲掌機要，曾請求齊武帝蕭賾：「臣出身本系武吏，榮任高官，又替兒子娶得舊門荀昭光家的女兒作媳婦，現在我沒有其他要求了，只請求陛下允許臣列入士族！」齊武帝說：「由江斅、謝淪，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休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夷傳曾孫斅附傳》）。世家大族社會地位的優越與對當時官位身份的嚴格區別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敝端，已可概見了。

世家大族為了要表示自己門第族望的特別優越，為了不使混淆所謂「士庶天隔」的界限，他們就必須不與寒門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對婚姻的選擇，特別重視門第，高門望族一定和高門望族結親，吳郡顧、陸、朱、張四姓也一定自擇素對，或者和會稽孔、魏、虞、謝四姓結親。一方面他們不以連姻素門出身的南朝帝室為殊榮；另一方面，他們也以「營事婚宦」，不得及其門流為恥。因為「婚宦失類」，就會受到本階層人士的排斥和非難，他們金字招牌的門第就會變得不光彩，他們以後的政治前途就會黯然失色的。

然而南朝寒門出身的將帥，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總方面。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既是那麼大，所以有少數世家大族與這一批暴發戶結起親來，如琅邪王錫（王尊七世孫）以女妻沈廢之子沈文季，陳郡謝超宗（謝玄玄孫）「為子娶張敬兒女為婦」（《南史·謝靈運傳孫超宗附傳》），謝脁妻王「敬則女婚，像「東海王源（王朗七世孫）嫁女與富陽滿氏」滿璋之子滿鸞，滿氏「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南齊御史中丞沈約上表彈劾，以為王源曾祖位至尚書右僕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顯，而滿璋之雖任王國侍郎，璋之子滿鸞任吳郡主簿，可是滿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滿連姻，實駭物聽」，玷辱世族，莫此為甚，故請政府革去王源官職，剔出士族，「禁錮終身」（《昭明文選》卷四十沈約《奏彈王源》）。可見寒門、世族的界限，還是極嚴格的。

社會上士庶的區分愈嚴，世家大族愈互相標榜門閥，「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習慣上已經變成了他們的商標。自西晉末年中原世家大族開始播遷渡江，一個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為世家大族，用不著自行表祿，遷徙到其他地方以後，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陳郡謝氏、濟陽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謝氏或江氏就不是，一處地方，新遷來一家姓王或姓謝的，誰知道他是哪裡的王氏或哪裡的謝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鄭重宣告，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別的王氏，是陳郡謝氏、濟陽江氏而非別的謝氏、江氏了。可見所以重視郡望，是講究門閥制度的必然結果。……

由於重視門閥，於是譜牒百氏之學，遂成為專門的學問。平陽賈淵，祖弼之，父匪之，祖孫三代以譜學名家。弼之，晉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譜。宋劉湛、齊王儉、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譜》，俾便吏部詮敘之用。「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唐人柳芳語），故宋、齊以下，不熟悉譜學的，即認為不能居吏部之職。

門閥政治是東晉獨有的政治現象。只有“士族和皇權共天下”的政治，才是門閥政治，符合這個條件只有東晉。西晉不是門閥政治，雖然在西晉，士族門閥很強盛，但只是皇權的附庸，根本沒能力形成門閥政治。

所謂的瓜分，應該怎麼理解呢？說清楚才好讓我們回答啊。我理解的瓜分，在西晉是對仕途和社會資源的壟斷，在東晉是掌控朝政大權。從這個角度上說，士族的確瓜分了兩晉。

西晉的建立，離不開曹魏士族的支援。所以西晉計程車族，基本上都是繼承曹魏的。

西晉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給予士族非常大的特權。特別是在仕途上，士族幾乎壟斷了仕途，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社會現象。

西晉繼續沿用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而且明顯強化對士族的支援。

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從家世、品德和學問3個方面考察人才，以此作為選官制度的核心。雖然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對家世的關注超過了品德和學問，但品德和學問仍然是考察的重要部分。

到了西晉，九品中正制幾乎只看家世，不怎麼關注品德和學問。這種強化對家世的關注，顯然是對士族的大力支援。

西晉計程車族依靠著加強版的九品中正制，對仕途形成壟斷之勢。士族含著含著金湯匙出生，不僅生活富足，而且年紀輕輕就能做官，在仕途上也是暢通無阻。

士族當官，不需要和庶族競爭。西晉的大都督、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大將軍、侍中、尚書、僕射、中書令等顯要官職，一直被士族牢牢掌控著。而庶族不管怎麼努力，只能擔任基層職務，如縣令、軍司馬等。

士族出身的王衍，酷愛清談，對政事一竅不通，也不熱心。然而王衍在仕途上卻步步高昇，先後擔任尚書令、尚書僕射、司空、司徒、太尉、尚書令等重要職務。

西晉士族的經濟條件也非常優越，不僅家裡有各種金銀珠寶，還佔有大量的田地和莊園。這樣優越的條件，導致社會上層奢靡之風盛行。

西晉士族的生活也非常奢侈，在衣食住行都極盡奢華。

何曾對吃非常講究，每天光吃飯所需要的費用，就超過一萬貫銅錢，即便這樣，他還嫌不好吃，沒有值得動筷子的菜。晉武帝在宮中設宴時，他嫌宮中美食不如自己家的，還自己帶廚師。

石崇花重金打造的金谷園在西晉就非常有名。 而石崇本人“財產豐積， 室宇宏麗。 後房百數， 皆曳紈繡， 珥金翠。 絲竹盡當時之選， 庖膳窮水陸之珍。 與貴戚王愷、 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總之，西晉計程車族，無論是仕途發展還是經濟條件，都遠超普通人，他們幾乎壟斷了仕途和社會資源。

儘管如此，西晉還不能稱為門閥政治，仍然是皇權的附庸。

東晉獨有的門閥政治，讓士族走上了人生巔峰。東晉獨有的門閥政治，讓士族不僅不是皇權的附庸，甚至還能駕馭皇權。

相較於西晉士族受制於皇權，東晉計程車族沒有這個限制。在東晉，皇帝垂拱，士族當權。皇帝只具有象徵意義而沒有實權，士族掌握了東晉的朝政大權。

從東晉初期到東晉後期，東晉先後由琅琊王氏、潁川庾氏、龍亢桓氏和陳郡謝氏4家士族執政。

在士族執政的年代，東晉士族對仕途和社會資源的控制，比西晉更甚。西晉士族只是壟斷了仕途和社會資源，而到了東晉，士族則是控制了朝政大權。

琅琊王氏執政時，王氏子弟遍佈朝廷和地方，很多出任高官要職。民間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引起了晉元帝的不滿。晉元帝啟用庶族鉗制琅琊王氏，遭到了琅琊王氏的強勢反擊，琅琊王氏的重要成員、荊州刺史王敦手握重兵，馬上起兵造反，打得晉元帝毫無招架之力，被迫向王敦求和。可見士族之強盛，連皇帝也只能甘拜下風。皇帝稍微有點小動作，立刻被士族打回原形。

潁川庾氏執政時，晉明帝為了鉗制潁川庾氏，提拔重用宗室南頓王司馬宗，壓制在朝廷執政的庾亮。晉明帝死後，庾亮以謀反的罪名誅殺了司馬宗。士族敢誅殺宗室，而且不用擔心被報復，足見士族之盛。

龍亢桓氏執政時，權臣桓溫甚至敢行廢立之事，意圖謀朝篡位。當時桓溫幾乎完全掌控了朝廷和方鎮，連皇帝和太后都同意桓溫取代晉室。當時桓溫距離皇位只有一步之遙。可惜被陳郡謝氏聯合太原王氏所阻在，終究沒能稱帝。而朝廷也沒有追究桓溫謀逆的責任，桓溫死後，朝廷給予他高規格的喪禮。

陳郡謝氏執政時，謝氏子弟幾乎掌控了朝廷的重要官職，不管是文官還是武將，都被陳郡謝氏牢牢掌控著。陳郡謝氏的代表人物，在桓溫謀逆時，堅定站在晉室一邊，不懼桓溫的威脅，成功挽救了晉室。而後來的淝水之戰時，謝安的侄子謝玄，率領北府兵在淝水大敗前秦，取得淝水之戰的重大勝利，再次挽救了晉室。

所謂門閥政治，就是如此。

西晉不是門閥政治，仍然是皇權政治，只有東晉才是門閥政治。不管是西晉還是東晉，士族都佔據著高層位置。西晉計程車族壟斷了仕途和社會資源，東晉計程車族掌控朝政大權。士族門閥，就在這樣瓜分兩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