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是廬江舒地人。少年時好學，通曉《春秋》，擔任郡縣小官吏時被考察提拔。漢景帝后期，擔任四川太守，仁慈並喜歡教導感化。看見蜀地的民風野蠻落後，文翁就打算誘導教化，加以改進。於是就選出張叔等十多個聰敏有才華的郡縣小官吏，親自告誡勉勵，遣送（他們）到京城求學，就學於太學中的博士，有的學習法規法令。減少郡守府中開支，購買蜀刀、蜀布等蜀地特產物品，委託考使送給太學中的博士。幾年後，這些蜀地青年都學成歸來，文翁讓他們擔任要職，按順序考察提拔，（他們中）有的成為了太守刺史。又在成都市中修建學官，把條件差的縣的青年學生招收為學官弟子，免除他們的徭役，把學問高的學宮弟子用來增補郡縣官員的空缺，學問稍次的擔任孝弟力田。經常選出一些學官中的青少年在自己身邊做事。每次到各縣巡查時，更是從學宮的學生中選一些通曉經書、品行端正的一起去，讓他們宣傳教化的法令，在官府內閣中出出入入。各縣的官民見到了都以為很榮耀，搶著成為學官弟子，有錢人甚至花錢以求能成為學宮弟子。因此，蜀地的民風得到極大的改變，蜀地到京城求學的人數和齊魯之地的一樣多。到漢武帝時，命令全國的郡縣都設立學官，有學官從文翁開始創立這種說法。文翁在蜀地逝世，（蜀地的）官民為他建蓋祠堂，每年祭祀不斷。巴蜀地區愛好文雅（風氣），是文翁進行教化（的功勞啊）。

文翁：(前187～前110) ，名黨，字仲翁，西漢官史。廬江舒人。西漢時期教育學家。漢景帝末年為蜀郡守，興教育、舉賢能、修水利，政績卓著。

漢景帝后期，擔任四川太守，仁慈並喜歡教導感化。改變蜀地民風野蠻之落後現狀看。選出張叔等十多個聰敏有才華的郡縣小官吏，親自告誡勉勵，遣送（他們）到京城求學。幾年後，這些蜀地青年都學成歸來，文翁讓他們擔任要職，按順序考察提拔，（他們中）有的成為了太守刺史。

此外，又在成都市中修建學官，把條件差的縣的青年學生招收為學官弟子，免除他們的徭役，把學問高的學宮弟子用來增補郡縣官員的空缺，學問稍次的擔任孝弟力田。經常選出一些學官中的青少年在自己身邊做事。

後來，為紀念文翁，廬江縣建鄉賢祠（移建後易名忠義祠），首立文翁崇祀，以啟後賢；舒城縣將原文衝小學改名為文翁小學，原楓香樹中學改名為文翁中學。

文翁

興學

蜀地經濟雖然達到全國先進水平，但是蜀地文化相對於中原有很大差距，在當時仍然被認為是僻陋之地，有蠻夷之風。秦王朝對巴蜀地區在文化方面的變革採取的是溫和、誘導性的政策。關於李冰治蜀，當地流傳著李冰斗江神的故事，說的是李冰到蜀地做太守時，當地要為江神娶老婆做祭奠，防止來年江神發大水，李冰化作青牛與江神戰鬥。與其說是李冰與江神作鬥爭，不如說是李冰與當時矇昧的思想做鬥爭。因此，發展蜀地文化教育就成為了當時統治者迫切的任務。

據《漢書》記載，巴蜀之地本屬於偏僻的地區，秦滅蜀、置蜀郡，土地肥美，百姓生活豐裕，景帝、武帝時期，任命文翁為蜀地郡守，教民讀書法令。可見，秦統一巴蜀後，尤其在李冰治水之後，蜀地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封建生產關係得到確立。經濟的發展要求文化得到相應的提高。因此，發展文化教育，提高社會道德水平，淳厚民風，便成為蜀地郡守的一項迫切任務。在這樣的背景下，文翁化蜀正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趨勢所需。

文翁是西漢時蜀郡郡守，他不是蜀地人，而是廬江舒（今安徽廬江縣）人。文翁是四川歷史發展中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在《漢書·循吏傳》中有關於文翁的記載，但是，對於文翁的名字卻無詳細記載，據《太平寰宇記》介紹：文翁名黨字仲翁。可見，文翁姓文，名叫黨，字仲翁，可能在家排行老二，文翁是蜀地百姓對他的尊稱。文翁自幼好學，在正式入學之前，有一次砍柴時，他跟小夥伴們說：我想去遠方求學，今天我把斧子投擲到那棵最高的樹上，如果能掛在上面，我就去京城求學。於是，他向那棵大樹投去斧子，斧子果然牢牢地掛在上面，他真的就去長安求學了。西漢景帝末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他和李冰一樣治蜀先治水，在都江堰工程的基礎上，文翁主持了穿淘湔江、引水灌田的工程，據說能夠灌溉一千七百頃田地。漢代四川社會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文翁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文翁興學成就突出，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視。漢武帝元朔五年，朝廷詔令天下郡國全部仿照蜀郡建立官學。中國地方官學制度就此建立，並一直延續至今。文翁石室從此被成都人視為教育的聖地，兩千多年來，除了短暫的戰亂時期外，石室舊址一直是地方官辦學校的校址所在，這在世界學校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文翁石室的建立者文翁，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四川度過的，他不置家產，不戀故園，勤勤懇懇，努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終於所任。《漢書·循吏傳》記載：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足見文翁受到人民的敬重和懷念。由於文翁的影響，後世的成都地方官大多注重教育，這一優良傳統流傳至今。

自公元前316年，秦滅蜀、置蜀郡開始，蜀地文明開始一步步融入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程序中，無數的外地人帶著自己的知識與技藝來到這裡，在試圖改造這裡的同時，不知不覺中被這裡的特色文明所改造。在秦漢之際，李冰、文翁無疑是這些外地人中最傑出的代表，他們在蜀中創造了偉大的成就，這些成就不僅影響著蜀中百姓，也影響著全國的歷史發展。雖然無數的文人、武士帶著改造蜀地的心來到這裡，蜀地文明也完全融入了中華文明的程序，但是蜀地文明的特色並未湮滅，這得益於成都平原得天獨厚的戰略位置和蜀地文明根深蒂固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能人志士來到天府之國，沒有完全照搬中原文明的發展模式對蜀地進行改造，而是順應著蜀地文明與人民的願望，來發展屬於蜀地自己的文明。

入蜀、出蜀代表著蜀地與中原的交流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的持續進行中，中原文明改變著蜀地文明的發展，蜀地文明以自己的特色促進著中原文明的進步，成為華夏文明發展歷程的有機組成部分。

開中國地方官辦學校先河

西漢“文景之治”時，蜀郡物產豐饒，經濟有一定發展，但文化還比較落後。文翁為蜀郡守，為改變蜀地文化不發達的狀況，他首先從發展教育入手，決心“治郡先治愚”。漢武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文翁在成都城南建立文學精舍講堂，它也就是現在成都石室中學的前身

人物

文翁：(前187～前110) ，名黨，字仲翁，西漢官史。廬江舒人。西漢時期教育學家。漢景帝末年為蜀郡守，興教育、舉賢能、修水利，政績卓著。

為紀念文翁，廬江縣建鄉賢祠（移建後易名忠義祠），首立文翁崇祀，以啟後賢；舒城縣將原文衝小學改名為文翁小學，原楓香樹中學改名為文翁中學

他的得力措施之一就是派有培養前途的低階官員到京城西安學習，他為了解決這批學生的費用 (包括生活費和給老師的報酬)不惜減少行政開支。大概可以肯定那時政府並沒有專項教育經費，即使有也不夠用。學生學了幾年回到四川，擇優提拔為高階官員，"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把有一定實踐經驗的苗子派往京城學習，如此培養人才，恐怕是從文翁開始的。在此以前官員是舉薦的，科舉考試製度是隋以後才有的。

文翁從教育工作入手，得力措施之一就是派官員到進京學習。學成回四川，擇優提拔重用。如此培養人才，開啟科舉考試製度先河，隋以後才有了科舉考試選拔人才。

第二個得力措施，大辦"學宮"，利用各種獎勵措施，招選所屬各縣弟子學習。大興文風之風。

文翁，是廬江舒地人。少年時好學，通曉《春秋》，擔任郡縣小官吏時被考察提拔。漢景帝后期，擔任四川太守，仁慈並喜歡教導感化。看見蜀地的民風野蠻落後，文翁就打算誘導教化，加以改進。於是就選出張叔等十多個聰敏有才華的郡縣小官吏，親自告誡勉勵，遣送（他們）到京城求學，就學於太學中的博士，有的學習法規法令。減少郡守府中開支，購買蜀刀、蜀布等蜀地特產物品，委託考使送給太學中的博士。幾年後，這些蜀地青年都學成歸來，文翁讓他們擔任要職，按順序考察提拔，（他們中）有的成為了太守刺史。

又在成都市中修建學官，把條件差的縣的青年學生招收為學官弟子，免除他們的徭役，把學問高的學宮弟子用來增補郡縣官員的空缺，學問稍次的擔任孝弟力田。經常選出一些學官中的青少年在自己身邊做事。每次到各縣巡查時，更是從學宮的學生中選一些通曉經書、品行端正的一起去，讓他們宣傳教化的法令，在官府內閣中出出入入。各縣的官民見到了都以為很榮耀，搶著成為學官弟子，有錢人甚至花錢以求能成為學宮弟子。因此，蜀地的民風得到極大的改變，蜀地到京城求學的人數和齊魯之地的一樣多。到漢武帝時，命令全國的郡縣都設立學官，有學官從文翁開始創立這種說法。

文翁在蜀地逝世，（蜀地的）官民為他建蓋祠堂，每年祭祀不斷。巴蜀地區愛好文雅（風氣），是文翁進行教化（的功勞啊）。

文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任期間使蜀郡出現“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繁榮昌盛景象。

　　文翁為蜀郡守時做了許多好事，漢代成都人就為文翁立祠紀念，“歲時祭祀不絕”，並以文翁為“蜀郡人物”為榮。在都江堰博物館陳列的歷代治蜀名臣塑像中，文翁位列第一。文翁家鄉，安徽省廬江縣也以文翁治蜀政績為榮，為文翁建鄉賢祠。“鄉賢首立文翁，世代崇祀，以啟後賢。”

文翁，姓文，名黨，字翁仲，廬江舒縣（今安徽廬江西南）人。生卒不詳，大致生於漢文帝（公元前179年）即位之前，約卒於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治下。

    文翁自幼聰慧好學，被家庭送往京城長安學習，在那裡飽讀儒家經典，精通《春秋》；學成步入仕途，政績斐然；約在公元前145年的漢景帝（前157--前141年）末年，透過察舉，被朝廷委派任蜀郡太守。

    在漢代，郡太守與中央高階官員“九卿”，職位平等；錢穆言：“漢之地方官，最要者為太守”。

    自古蜀地易亂,“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直至秦漢，中原一帶仍稱巴蜀為“西南夷”。

    文翁入蜀，先治水。文翁來蜀前100年，秦國蜀郡太守李冰，興修水利，成就都江堰工程。秦漢之交，戰亂紛紛，蜀中百廢待興，文翁興修水利，擴大灌區，對都江堰工程改進和完善。很快，文翁治蜀初見成效，成都不久就與洛陽、臨淄、宛、邯鄲齊名，並稱五大都市。

    文翁赴蜀前10年，蜀中就出了大才子司馬相如，但蜀中仙道、鬼神、巫卜、方術盛行，儒家文化尤其薄弱。文翁常感失望，“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

    從屬吏中選出優秀者10名，文翁親任教師，強化訓練後，再送往京城長安，隨博士學習儒家經典和律令，數年後學成歸來，安排相應官職，發揮重要作用。此舉，比後來漢武帝設立太學，至少早了17年。

    文翁繼而擴大戰果，在成都設立專門教育機構，由專職學官主持日常教學。“官”和“學”，“政治”與“文化”，制度花了，人才可持續發展。文翁實際上已經開創了郡縣學。

    文翁教育機構，位於今天的成都石室中學校址上。由一套石室組成，名“文學精舍”，史稱“文翁石室”。石室中設大講堂，講堂左右各有一小講堂，一名“溫故”，一名“時習”，取自孔子的“溫故而知新”和“學而時習之”，體現其興學弘儒之精神。

文翁：(前187～前110) ，名黨，字仲翁，西漢官吏。廬江舒人。西漢時期教育學家。漢景帝末年為蜀郡守，興教育、舉賢能、修水利，政績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