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勒龐對群體心理學有深入的研究，特別在《烏合之眾》中有詳盡的解答，摘取一部分來回答題主

在研究過群體的精神結構之後，我們瞭解了它的感情、思維和推理方式，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它的意見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決定著這些意見和信念的因素分為兩類：間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間接因素是指這樣一些因素，它能夠使群體接受某些信念，並且使其再也難以接受別的信念。這些因素為以下情況的出現準備了基礎：突然會冒出來一些威力與結果都令人吃驚的新觀念，雖然它們的自發性不過是一種表象。某些觀念的暴發並被付諸行動，有時看起來顯得十分突然。然而這只是一種表面結果，在它背後肯定能夠找到一種延續良久的準備性力量。

直接因素是指這樣一些因素，隨著上述長期性準備工作的延續，它們能夠成為實際說服群體的資源，不過，若是沒有那種準備性工作，它們也不會發生作用。這就是說，它們是使觀念採取一定形式並且使它能夠產生一定結果的因素。集體突然開始加以貫徹的方案，就是由這種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騷亂的爆發，或一個罷工決定，甚至民眾授予某人權力去推翻政府，都可歸因於這種因素。

在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中，都可以發現這兩種因素相繼發生作用。這裡僅以一個最令人震驚的事件為例，法國大革命的間接因素包括哲學家的著作、貴族的苛捐雜稅以及科學思想的進步。有了這些準備，群眾的頭腦便很容易被演說家的演講以及朝廷用不痛不癢的改良進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間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們是群體一切信念和意見的基礎。這些因素就是種族、傳統、時代、各種典章制度和教育。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這些不同因素的影響。

（1）種族

種族的因素必須被列在第一位，因為它本身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其他因素。我在前一本著作中曾對它有過充分的研究，故無須再做詳細的討論。在前一本著作中，我們說明了一個歷史上的種族有什麼特點，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稟性，作為遺傳規律的結果，它便具有了這樣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和藝術，總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僅僅是它的氣質的外在表現。我們指出，種族的力量具有這樣的特點，沒有任何要素在從一個民族傳播給另一民族時，不會經歷深刻的變化。

環境和各種事件代表著一時的社會暗示性因素，它們可能有相當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如果與種族的暗示因素對立，換言之，如果它與一個民族世代繼承下來的因素相反，它便只能是暫時的。

我們在本書下面的一些章節裡，還會不時觸及種族的影響，我們會說明，這種影響是如此強大，它決定著群體氣質的特徵。這一事實造成的後果是，不同國家的群體表現出相當不同的信念和行為，受到影響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2）傳統

傳統代表著過去的觀念、慾望和感情。它們是種族綜合作用的產物，並且對我們發揮著巨大影響。

自從胚胎學證明了過去的時間對生物進化的巨大影響以後，生物科學便發生了變化；如果這種理論更加廣為人知，歷史科學想必也會出現類似的變化。然而目前它尚未得到足夠廣泛的普及，許多政客同上個世紀的學究們相比，仍然高明不了多少，他們相信社會能夠和自己的過去決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所指引的惟一道路前進。

民族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一個有機體，因此就像其他有機體一樣，它只能透過緩慢的遺傳積累過程發生變化。

支配著人們的是傳統，當他們形成群體時，就更是如此。他們能夠輕易地給傳統造成的變化，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樣，僅僅是一些名稱和外在形式而已。

對這種狀況不必感到遺憾。脫離了傳統，不管民族氣質還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因此自有人類以來，它便一直有著兩大關切，一是建立某種傳統結構，二是當有益的成果已變得破敗不堪時，人類社會便努力摧毀這種傳統。沒有傳統，文明是不可能的；沒有對這些傳統的破壞，進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難——這是個極嚴重的困難——在於如何在穩定與求變之間取得平衡。如果一個民族使自己的習俗變得過於牢固，它便不會再發生變化，於是就像中國一樣，變得沒有改進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暴力革命也沒多少用處，因為由此造成的結果，或者是打碎的鎖鏈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讓整個過去原封不動地再現，或者是對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衰敗很快被無政府狀態所取代。

因此，對於一個民族來說，理想的狀態是保留過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覺的方式一點一滴地加以改進。這個理想不易實現。使它變成現實的幾乎只有古羅馬人和近代英華人。

死抱著傳統觀念不放，極其頑固地反對變革傳統觀念的，正是群體。有地產的群體更是如此。我堅持認為群體具有保守主義精神，並且指出，最狂暴的反叛最終也只會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變化。上個世紀末，教堂被毀，僧侶們或是被驅逐出國，或是殞命於斷頭臺，人們也許認為，舊日的宗教觀念已經威力盡失。但是沒過幾年，為了順應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開禮拜制度便又建立起來了

被暫時消滅的舊傳統，又恢復了昔日的影響。

沒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反映傳統對群體心態的威力。最不受懷疑的偶像，並不住在廟堂之上，也不是宮廷裡那些最專制的暴君，他們轉瞬之間就可以被人打碎。支配著我們內心最深處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見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開一切反叛，只能在數百年的時間裡被慢慢地磨損。

（3）時間

時間對於社會問題就像對生物學問題一樣，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惟一的真正創造者，也是惟一的偉大毀滅者。積土成山要靠時間，從地質時代模糊難辨的細胞到產生出高貴的人類，靠的也是時間。數百年的作用足以改變一切固有的現象。人們正確地認為，如果螞蟻有充足的時間，它也能把勃朗峰夷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隨意改變時間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賦予上帝的權力。

具體而言，群體的意見和信念是由時間裝備起來的，或者它至少為它們準備了生長的土壤。一些觀念可實現於一個時代，卻不能實現於另一個時代，原因就在這裡。是時間把各種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積成山，從而使某個時代能夠產生出它的觀念。這些觀念的出現並不是像擲骰子一樣全憑運氣，它們都深深植根於漫長的過去。當它們開花結果時，是時間為它們做好了準備。如想了解它們的起源，就必須回顧既往。它們既是歷史的兒女，又是未來的母親，然而也永遠是時間的奴隸。

因此，時間是我們最可靠的主人，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變化，應當讓它自由地發揮作用。今天，面對群眾可怕的抱負以及它所預示的破壞和騷亂，我們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復，除了依靠時間，再無他法。拉維斯先生所言甚是："沒有哪種統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間建立起來。政治和社會組織是需要數百年才能打造出來的產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經歷了數百年毫無秩序的混亂。絕對君權也是在存在了數百年後，才找到了統治的成規。這些等待的時期是極為動盪的。"

（4）政治和社會制度

制度能夠改正社會的弊端，國家的進步是改進制度與統治帶來的結果，社會變革可以用各種命令來實現——我認為這些想法仍然受到普遍的贊同。它們是法國大革命的起點，而且目前的各種社會學說也仍然以它為基礎。

最具連續性的經驗一直未能動搖這個重大的謬見。哲學家和史學家們枉費心機地想證明它的荒謬，不過他們卻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各種制度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產物，而觀念、感情和習俗並不會隨著改寫法典而被一併改寫。一個民族並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隨意選擇自己的頭髮和眼睛的顏色一樣。制度和政府都是種族的產物，它們並不是某個時代的創造者，而是由這個時代所創造。對各民族的統治，不是根據他們一時的奇思怪想，而是他們的性質決定了他們要被統治。一種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改造它也同樣如此。各種制度並沒有固有的優點，就它們本身而言，它們無所謂好壞。在特定的時刻對一個民族有益的制度，對另一個民族也許是極為有害的。

進一步說，一個民族並沒有真正改變其各種制度的能力。毫無疑問，以暴力革命為代價，它可以改變其名稱，但是其本質依然如故。名稱不過是些無用的符號，歷史學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層時，很少需要留意它們。正是因為如此，英國這個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仍然生活在君主制的統治下，而經常表現得十分囂張的最具壓迫性的專制主義，卻是存在於那些原屬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國，儘管它們都有共和制的憲法。決定著各民族命運的是它們的性格，而不是它們的政府。我曾在前一本書中，透過提出典型事例來證實這一觀點。

因此，把時間浪費在炮製各種煞有介事的憲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戲，是無知的修辭學家毫無用處的勞動。必要性和時間承擔著完善憲政的責任，我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讓這兩個因素髮揮作用。這就是盎格魯一薩克遜人採用的辦法，正像他們偉大的史學家麥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訴我們的，拉丁民族各國的政客們，應當由衷地學習這種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一切好處，從純粹理性的角度看，表現出一片荒謬與矛盾，他然後又對拉丁民族一擁而上發瘋般制定出來的憲法文字與英國的憲法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後者總是一點一滴慢慢地發生變化，影響來自必要性，而不是來自思辨式的推理：

從來不考慮是否嚴謹對稱，更多地是考慮它是否方便實用；從來不單純以不一致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滿，絕對不加以變革；除非能夠消除這種不滿，絕對不進行革新；除了針對具體情況必須提供的條款之外，絕對不制定任何範圍更大的條款——這些原則，從約翰國王的時代直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一直支配著我們250年的議會，使它變得從容不迫。要想說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項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表達著每個種族的需要，沒有必要對其進行粗暴的變革，而要對它們逐一進行審查。例如，對集權制的優點和缺點，可以專注於哲學上的考究。但是，當我們看到，一個由不同種族構成的國民用了一千年時間來維護這種集權制；當我們看到，一場目的在於摧毀過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這種集權制，甚至使它進一步強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該承認它是迫切需要的產物，承認它是這個民族的生存條件。對於那些侈談毀掉這種制度的政客，我們應當對他們可憐的智力水平報以憐憫。如果他們碰巧做成了這件事，他們的成功立刻會預示著一場殘酷的內戰，這又會立刻帶來一種比舊政權更具壓迫性的新的集權制度。

從以上所述得出的結論是，深刻影響群體稟性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尋找。我們看到，有些國家，譬如美國，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榮，而另一些國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國，在極為相似的制度下，卻生活在可悲的混亂狀態之中。這時我們就應當承認，這種制度與一個民族的偉大和另一個民族的衰敗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著它們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與這種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過是一件借來的外套，一種暫時的偽裝。毫無疑問，為強行建立某些制度而進行的血腥戰爭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發生，而且還會繼續發生。人們就像對待聖人的遺骨一樣對待這些制度，賦予這些制度以創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制度反作用於群體的頭腦，它們才引發了這些大動盪。然而其實並不是制度以這種方式產生了反作用，因為我們知道，不管成功或失敗，它們本身並沒有以這種方式產生反作用，因為它們本身並不具有那樣的能力。影響群眾頭腦的是各種幻想和詞語，尤其是詞語，它們的強大一如它們的荒誕，下面我就簡單地揭示一下它們令人吃驚的影響。

（5）教育

在當前這個時代的主要觀念中，首當其衝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教育能夠使人大大改變，它會萬無一失地改造他們，甚至能夠把他們變成平等的人。這種主張被不斷地重複，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讓它最終成為最牢固的民主信條。如今要想擊敗這種觀念，就像過去擊敗教會一樣困難。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就像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民主觀念與心理學和經驗的結論有著深刻的差異。包括赫伯特·斯賓塞在內的許多傑出哲學家，已經毫不費力地證明，教育既不會使人變得更道德，也不會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變他的本能，也不能改變他天生的熱情，而且有時——只要進行不良引導即可——害處遠大於好處。統計學家已經為這種觀點提供了佐證，他們告訴我們，犯罪隨著教育，至少是某種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會的一些最壞的敵人，也是在學校獲獎者名單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傑出的官員，阿道夫·吉約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裡指出，目前受過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000：I000，在50年的時間裡，人口中的犯罪比例從每10萬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長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樣注意到，年輕人犯罪增長得尤其多，而人盡皆知的是，法國為了他們，已經用免費義務制教育取代了交費制。

當然不能說，即使正確引導的教育，也不會造成十分有益的實際結果——誰也沒有堅持過這種主張。就算它不會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會有益於專業技能的發展。不幸的是，尤其在過去25年裡，拉丁民族把它們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錯誤的原則上，儘管有些最傑出的頭腦，如布呂爾、德·庫朗熱、泰納等許多人提出了意見，它們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過去出版的一本書中指出，法國的教育制度把多數受過這種教育的人變成了社會的敵人，它讓無數學子加入了社會主義者的陣營。

這種制度——它可能很適合拉丁民族的稟性——的主要危險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它以根本錯誤的心理學觀點為基礎，認為智力是透過一心學好教科書來提高的。由於接受了這種觀點，人們便儘可能強化許多手冊中的知識。從小學直到離開大學，一個年輕人只能死記硬背書本，他的判斷力和個人主動性從來派不上用場。受教育對於他來說就是背書和服從。

前公共教育部長朱勒·西蒙先生寫道："學習課程，把一種語法或一篇綱要牢記在心，重複得好，模仿也出色——這實在是一種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項工作都是一種信仰行為，即預設教師不可能犯錯誤。這種教育的惟一結果，就是貶低自我，讓我們變得無能。"

如果這種教育僅僅是無用，人們還可以對孩子們示以同情，他們雖然沒有在小學裡從事必要的學習，畢竟被教會了一些科勞泰爾後裔的族譜、紐斯特里亞和奧斯特拉西亞之間的衝突或動物分類之類的知識。但是這種制度的危險要比這嚴重得多，它使服從它的人強烈地厭惡自己的生活狀態，極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農民不想再當農民，而大多數地位卑賤的中產階級，除了吃國家職員這碗飯以外，不想讓他們的兒子從事任何別的職業。法國的學校不是讓人為生活做好準備，而是隻打算讓他們從事政府的職業，在這個行當上取得成功，無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現出哪怕一點個人的主動性。這種制度在社會等級的最底層創造了一支無產階級大軍，他們對自己的命運忿忿不平，隨時都想起來造反。在最高層，它培養出一群輕浮的資產階級，他們既多疑又輕信，對國家抱著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視同天道，卻又時時不忘對它表示敵意，總是把自己的過錯推給政府，離開了當局的干涉，他們便一事無成。

國家用教科書製造出這麼多有文憑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於是只好讓另一些人無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飯碗留給先來的，剩下的沒有得到職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國家的敵人。從社會金字塔的最高層到最低層，從最卑賤的小秘書到教授和警察局長，有大量炫耀著文憑的人在圍攻各種政府部門的職位。商人想找到一個代替他處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難上加難，可是成千上萬的人卻在謀求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納一地，就有2萬名名男女教師失業，他們全都蔑視農田或工廠，只想從國家那兒討生計。被選中的人數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懷不滿的人。他們隨時會參與任何革命，不管它的頭領是誰，也不管它有什麼目標。可以說，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場的知識，是讓人造反的不二法門。

顯然，迷途知返為時已晚。只有經驗這位人民最好的老師，最終會揭示出我們的錯誤。只有它能夠證明，必須廢除我們那些可惡的教科書和可悲的考試，代之以勤勞的教育，它能夠勸導我們的年輕人回到田野和工廠，回到他們今天不惜任何代價逃避的殖民地事業。

如今，一切受教育的人所需要的專業教育，就是我們祖輩所理解的教育。在今天，憑自己意志的力量、開拓能力和創業精神統治世界的民族中，這種教育依然強盛。泰納先生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下面我還會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中清楚地說明了，我們過去的教育制度與今天英國和美國的制度大體相似。他在對拉丁民族和盎格魯一薩克遜民族的制度進行不同尋常的比較時，明確指出了這兩種方式的後果。

也許人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會認為，繼續接受我們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儘管它只能培養出心懷不滿和不適應自己生活狀況的人，但是向人灌輸大量膚淺的知識，不出差錯地背誦大量教科書，畢竟能夠提高智力水平。但是它真能提高這種水平嗎？不可能！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條件是判斷力，是經驗，是開拓精神和個性——這些素質都不是書本能夠帶來的。教科書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參考工具，但長久把它們放在腦子裡卻沒有任何用處。

如何能讓專業教育提高智力，使它達到大大高於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鋼先生做過出色的說明。他說：

觀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環境中才能形成。要促進觀念的培養，需要年輕人每天從工廠、礦山、法庭、書房、建築工地和醫院獲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親眼看到各種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與顧客、工作者和勞動者在一起，不管他們幹得是好是壞，也不管他們是賺是賠。採用這種方式，他們才能對那些從眼睛、耳朵、雙手甚至味覺中得到的各種細節，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學習者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這些細節，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漸成形，並且或遲或早會產生出一些提示，讓他們著手新的組合、簡化、創意、改進或發明。而法國年輕人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紀，被剝奪了所有這些寶貴的接觸、所有這些不可缺少的學習因素，因為有七八年的時間他一直被關在學校裡，切斷了一切親身體驗的機會，因此對於世間的人和事，對於控制這些人和事的各種辦法，不可能得到鮮明而準確的理解。……十人之中，至少九個人在幾年裡把他們的時間和努力浪費掉了，而且可以說，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幾年。他們中間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為了考試而活著——我這裡指的是那些被淘汰者。還有一半或三分之二成功地得到了某種學歷、證書或一紙文憑——我指的是那些超負荷工作的人。在規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對一個答辯團，在連續兩小時的時間裡，懷著對科學家團體，即一切人類知識的活清單的敬畏，他們要做到正確——對這種事所抱的期望實在太過分了。在那一天的那兩個小時裡，他們也許正確或接近正確，但用不了一個月，他們便不再是這樣。他們不可能再透過考試。他們腦子裡那些過多的、過於沉重的所學不斷流失，且沒有新東西補充進去。他們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們繼續成長的能力枯竭了，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人出現了，然而他也是個筋疲力盡的人。他成家立業，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這種俗套，他就會把自己封閉在狹隘的職業中，工作也許還算本份，但僅此而已。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風險不成比例的生活。而在1789年以前，法國就像英國或美國一樣，採用卻是相反的辦法，由此得到的結果並無不同，甚至更好。

此後一些著名的心理學家又向我們揭示了我們的制度與盎格魯一薩克遜人的差別。後者並沒有我們那樣多的專業學校。他們的教育並不是建立在啃書本上，而是建立在專業課程上。例如，他們的工程師並不是在學校，而是在車間裡訓練出來的。這種辦法表明，每個人都能達到他的智力允許他達到的水平。如果他沒有進一步發展的能力，他可以成為工人或領班，如果天資不俗，他便會成為工程師。與個人前程全取決他在19歲或對歲時一次幾小時考試的做法相比，這種辦法更民主，對社會也更有利。

一〉群體的性格

一，基本特徵：性格統一律

群體身上出現異於個體的新特點是怎麼產生的：

1.約束個體的責任感完全消失，群體的匿名性和無責任性使他敢發洩本能。

2.傳染，傳染性的影響，決定了群體的行為特徵和行為傾向。

3.易受暗示性。

二，群體的情緒和道德

1.衝動性，動態性，狂暴性

2.輕信性、易感性

3.情感的單向極化。

會膨脹的只是群體的情感，群體的智力則完全沒有這種傾向。

4.排異、專制、保守

5.道德

三，群體如何相信、推理和想象

1.群體如何獲得思想：一種思想的絕對價值，也就是它的內在價值並不重要，關鍵看它產生的效果。思想會變成一種感情，而這需要很長時間。

2.群體的邏輯：群體接受的判斷都是直接告訴它的，絕對不是跟它商量出來的。

3.群體的想象：群體明顯具有不辯真假的傾向。征服者和各種王國的權威都建立在群體的想象力上。領導群體，主演靠操縱群體的想象。要激發群眾的聯想，就必須丟擲一個鮮明而驚人的形象，它無須畫蛇添足的解釋，頂多加幾件神奇或神秘的事。激發民眾想象的並非事實本身，而是它們發生的方式和被呈現在民眾面前的方式。

4.民眾信念都採取的一種宗教形式：信徒不只是拜神的人，當一個人全心，全意，全靈魂地順從，把心、意、靈魂狂熱地奉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作為自己思想，行為的指導和歸宿，他就是一個信徒。

〈二〉群體的思想觀念

一，群體觀念的間接因素

1.民族因素

2.傳統因素：暴力革命根本沒用，因為這時的革命結果只有兩種：打碎的鎖鏈會重新連結，整個傳統原封不動地重新獲得支配地位；鎖鏈無法恢復，國家陷入混亂，迅速走向蕭條。

3.時間因素：沒有任何社會執行形式是在一夜之間形成的。

4.社會政治制度：制度和一個民族的偉大或衰敗沒有關係。一個民族的性格支配民族，任何不為這種性格量身定做的制度都只是借來的衣服，或是一種喬裝打扮。

5.教育因素：良好的職業教育當然不會提高道德水平，但最起碼能在提高職業能力方面產生很實用的價值。

二，群體思想的直接因素

1.關鍵詞、套話和形象：政治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把群眾無法再忍受其舊名稱的事物換一個喜聞樂見的名字。詞語的力量太大了，只要選對名稱，群眾就能接受最惡毒的東西。

2.幻想：誰能創造幻象，他們就為誰多多的建廟，塑像，立碑，遠超任何其他人，不管過去的宗教還是現在的哲學幻想和社會幻想。

3.經驗教訓：要讓真理在群眾心裡紮根，摧毀膨脹的太危險的幻想，彷彿只有經驗教訓才有效。

4.理性：要讓群體相信，首先要弄清楚為什麼會群情激昂，並假裝自己也有這種情緒；然後用直線思維喚起強烈的暗示資訊，去修改群體的情緒。

三，群體領袖及其掌控方式

1.群體領袖：他的意志是聚合與統一民意的核心，他是異質性群體組織化的首要因素，他是群體的指導者，同時為宗派的形成鋪平道路。

2.領袖的掌控方式：斷言、反覆和傳染

3.氣場：氣場的特點就是完全麻痺判斷力，讓人看不到事物本身。群體總是等著接受現成的觀點。公論與其中包含多少真假有關，評價是由事物的氣場決定的。為了讓群眾敬畏，必須與其保持距離。

四，群體思想觀念的變化極限

1.牢固的信念

2.可變的觀念

〈三〉群體的分類及各種群體的特點

一，群體的分類

1.異質性群體：群體精神的等級低於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是文明狀態，群體性格是野蠻狀態。

2.同質性群體：以共同信念劃分的黨派、以社會功能劃分的階層和以經濟地位劃分的階級。

二，所謂犯罪群體

犯罪群體的一般特徵在所有群體中都能看到：易受暗示性，輕信性，不穩定性，情感誇張性（無論愛恨），某些高尚性

三，刑事陪審團

抗辯方式和效果；大律師的說服術。

四，投票群體

候選人應有的品質。氣場的必要性。工人，農民很少投選同階級的人。

公意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委員會的權利。它是專制的最高形式。公投從心理學角度講沒有什麼意義，但無法被取代。

把投票權限制在部分階層，也不會改變表決結果。

民族是首要因素，它派生的政府、制度等次級因素只對民族生命起很小的作用。支配民族是民族性格，即我們一切先天本質的總和。民族及日常生活的負累是主宰我們命運的兩大神秘因素。

五，議會

1.議會基本屬於實名異質性群體。它頭腦簡單，易被暗示，但不接受某些暗示。其可變觀念和不可摧毀的牢固信念。

3.議會情緒的誇張，無論積極情緒還是消極情緒。在某些時候，它們會完全進入不自覺狀態。

民族性格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凝結起來的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心理狀態，是一個民族的共同特徵·一個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該民族的文化。

1、順而不從

外華人說華人性格很順從，其實真正中國的性格是順而不從，華人害怕權威，卻不服從權威。

2、華人善和不善鬥

中國文化很包容，就體現在一個和字上。但是這種包容也引起混亂和條理不清的特徵，這些也體現了華人的思維方式。

3、心靈淳樸

華人雖然經歷了5000年的歷史，但是內心依然像兒童一樣鮮活年輕，即使到了70多歲依然如此，所以華人很善解人意，很懂得站在別人立場思考，有同情心，但是他們的心智到了20多歲就已經固定下來，已經都已經基本定型了。

4、忍耐與節儉

華人是世界最能忍耐的民族，對於惡劣政治的忍耐，對於災難的忍耐，對於艱苦條件的忍耐，全世界都是獨-無二，但同時華人又是世界上最狂熱的賭徒，這說明他們性格上的一個弱點，意志的衰弱，才害怕痛苦，因為害怕痛苦才選擇忍耐，因為想逃避痛苦才想用賭博翻身！

5、積極樂觀

華人認為悲劇、消極都是不好的東西，人應該積極向上，即使遇到大災難華人也會認為未來會變好，這一點讓華人度過很多難關。

女媧補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后羿射日……這些神話故事我們打小就聽過，神話中的主人公不屈不撓敢於鬥爭的無畏精神為人們廣泛傳頌。而當我們把中國神話串聯起來深入思考時，有一條主線貫穿始終、清晰明瞭，那便是華夏兒女不屈服不信邪、敢於抗爭拼搏、自強自立扼住命運咽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自強不息”表現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百折不回，奮發圖強的優良傳統；“厚德載物”表現了中華民族寬厚包容，兼收幷蓄的胸懷和氣勢，始終激勵著中華民族奮發有為、不斷進步。這也是中華民族性格的民族氣節、民族性格淋漓盡致的體現，也被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發展歷程所驗證。

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動力來自她的成員對國富民強的不懈努力，來自對民族自立、自尊、自強的強烈渴望，來自對至善理想和人生價值的執著追求。就民族、國家的發展而言，在民族興旺發達、繁榮向上時期，人們總是懷著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在外敵入侵、民族危亡的關頭，自強不息的精神激勵人們頑強地反對侵略；就個人的人生價值而言，自強不息表現為仁人志士在強暴面前堅持正義，寧死不屈，在人生遭遇挫折時則奮發圖強，為理想不懈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