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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武術抹手

    楊廣,東征高句麗輸成什麼樣子了,談何千古一帝,國內起義遍佈全國,要知道隋文帝留下的可不是什麼爛攤子,而是一個富裕的國家,而且軍事力量也不弱,結果在楊廣手裡十四年就沒有了,就算他是一個有能力的君主也不是一個合格的君主。

    再說他那個京杭大運河,在十三世紀末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了使南北相連,不再繞道洛陽,必須開鑿運河把糧食從南方運到北方。為此先後開鑿了三段河道,把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橫向運河,修築成以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元朝花了10年時間,先後開挖了“洛州河”和“會通河”,把天津至江蘇清江之間的天然河道和湖泊連線起來,清江以南接邗溝和江南運河,直達杭州。而北京與天津之間,原有運河已廢,又新修“通惠河”。

    這樣,新的京杭大運河比繞道洛陽的隋唐大運河縮短了九百多公里,也就是說後人就算因為這條運河受惠,基本上跟隋朝的那一條大運河關係不太大,自然也就沒有功在千秋一說,也就一個不完善的科舉考試還湊合,但是離千古一帝差的太遠了。

    關於科舉制我多說一點,歷史學家何忠禮否認隋代有進士和進士科之說,理由有二:一是遍考《隋書》和隋代文獻,雖然記載了開皇和大業中所舉的眾多科名,卻未見進士科之名,也未見進士科考試之實;二是在唐、五代文獻中所載隋進士有房玄齡、溫彥博、侯君素、孫伏枷、張損之、楊篡等6人,可是經過考證,除楊纂的進士身份,因文獻闕如,無從查考外,其餘5人不是查無實據,就是以時制比附古制,將隋代以秀才、明經科察舉為官,比附成進士科登第,唐代雖有進士科開創於隋的記載,但也有進士科開創於唐的記載,所以他認為隋代實行的仍是察舉制,進士科也起源於唐。

    而且就算是起源於隋朝,也是隋文帝那時候就開始了,開皇十八年(589年)隋文帝詔諸州舉貢士人按志行修謹、清平幹濟兩科分別薦進,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詔令薦人,分為十科。大業五年(609年)又詔諸州薦人,分為四科。隋代尚沒有自請投靠的辦法。雖然又說法說“煬帝始置進士之科”隋代“置進士、明經二科”。但根據史料詔隋文帝、隋煬帝詔書記載的隋文帝的二科、隋煬帝的十科、四科中都沒有進士、明經的科目。至於分科舉薦的辦法也不始於隋。兩漢的察舉已經實施分科、策試。何況,即使隋代真出現了相當於進士的科目,也不能說這就是科舉制度。

    因為,同之前的選官制度比較,科舉制度的最重要的特點在於:一、投牒自應,讀書人都可自行報名參加考試,不必非要先由官吏推薦;二、考試定期舉行;三、嚴格考試。而隋代選官制度則不具備上述三個特點。隋文帝、隋煬帝的詔書都表明,參加選官計程車人仍然必須先得到高官的舉薦,制度上並沒有給予他們投牒自應的權利。隋代分科選舉共三次,都是由皇帝臨時下詔舉行,沒有定期舉行的制度規定,真正意義上完成還是在唐朝。

    郭嘉,這個人被吹得虛高,雖然此人不是廢物,但是什麼郭嘉不死之類的純屬胡扯,大的局勢很難為某一個人改變,魏國前期真正意義上最優秀的謀士,戰術大師荀攸、戰略大家荀彧、策略宗師賈詡,只要瞭解過官渡之戰過程的,都會知道這三位的重要性,荀攸是參謀長,荀彧鎮守後方,賈詡一般情況下不說話,但是一旦發言都是重中之重,郭嘉只能說是曹操眾多參謀當中的一個,但不是最優秀的哪一檔,不過也沒有必要說他是水貨什麼的,本事還是有,曹操對他的評價並不算低,但捧太高沒有意義。

    至於說崇禎皇帝這個問題,就提兩個人,就知道這個說法站不住腳,孫傳庭和王洽。

    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朝廷命孫傳庭兼督河南、四川軍務,隨後升為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兵部侍郎張鳳翔“進言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崇禎帝不從。

    孫傳庭不欲倉促出戰,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傳庭不得已在八月親率白廣恩、高傑等部10萬人出師潼關,同時檄左良玉西上,總兵陳永福、秦翼明分別將河南與四川兵互為犄角。九月,孫傳庭在汝州兵敗,李自成一日內追殺四百里地,直攆孟津,明軍四萬餘人戰死,損失大量兵器輜重。

    孫傳庭時年五十一歲同年,李自成攻破西安。孫夫人張氏率孫家二女三妾投井自殺,年僅八歲的么子孫世寧被一老翁收養。然而崇禎帝卻認為他詐死潛逃,事後沒有給予贈蔭,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才追諡為忠靖。

    崇禎二年十月,大清軍隊由大安口攻入,都城戒備森嚴。王洽急調四方軍隊入京護衛,督師袁崇煥、巡撫解經傳、總兵官祖大壽等人先後到達,卻不能抵擋敵軍,大清軍隊於是深入。皇帝十分擔憂,十一月召大臣們應對。侍郎周延儒言:“王洽的防禦之事做得不好,不服從朝廷排程。”檢討項煜也這麼說,並且道:“世宗斬了一個丁汝夔(嘉靖時期的一位兵部尚書),將士就震恐驚慌,強敵連夜逃走。”皇帝同意,於是把王洽下獄。第二年四月,王洽最終在獄中病死。不久論罪,又處以死刑。

    至於說冉閔,所謂的華夏拯救者不知道從那裡看得出來,東晉王朝這個漢人的朝廷不是在哪裡立著的嗎?而且,真以為冉閔只殺胡人不殺漢人?冉閔在對東晉的戰爭當中可是絲毫沒有留情。

    《晉書-載記六》:【八月,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為大都督,帥石鑑、石閔(石虎賜姓)、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荊、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硃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

    還有殺胡令,在《資治通鑑卷九十八》和同書《卷九十九》中都有詳細敘述,有兩點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殺胡令頒行時,冉閔的身份是【後趙大將軍,武德王,石虎義孫】。冉閔即使已經獨立出來了,依然沒有覺得給石虎這樣的胡人當孫子有什麼不妥,即使是出於政治考量,也不必非要把石虎義孫弄出來吧。

    第二點,殺胡令本身針對的是“內外六夷”。也確有造成羯族滅族的記載。但是《晉書》和《資治通鑑》都記載了,殺胡令產生了極大的混亂,各地響應殺胡令所殺的人中多半是長了大鼻子大鬍鬚的漢人。《晉書》記載【於時高鼻多須至有濫死者半】

    可見,殺胡令在殺死大量胡人的同時殺死了幾乎相同數量的漢人。並不是有選擇地只殺胡人,或者多殺胡人少殺漢人。如果要說它“起到了保護漢人的作用”,完全就是胡扯了。

    同樣還是在《資治通鑑》卷九十八和卷九十九里的記載,公元350年冉閔帶十萬大軍攻襄國,任命自己的兒子冉胤為大單于,【以降胡一千配為麾下】。光祿大夫韋謏(xiao)上書勸諫,言說胡兵將來難保不會出事,單于這樣的胡人的名號也應該去了。冉閔大怒,為了安撫招納胡人,把韋謏肢解,同處死的還有韋謏的兒子,冉閔至少是一個在漢人和胡人之間搖擺的人,所以冉閔的問題可以直接終結了,相比之下,祖逖的北伐才是主動地有意識地以民族大義為旗幟的。

    至於說帝辛,這哥們確實需要翻案,但是吧,不是這麼個翻案法,這個提高女性地位,至少是從商王武丁時期就開始了,出土的大量甲骨文表明,在武丁對周邊方國、部族的一系列戰爭中,婦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徵集兵員,屢任軍將征戰沙場。

    曾統兵1.3萬人攻羌方,俘獲大批羌人,成為武丁時一次征戰率兵最多的將領。參加並指揮對土方、巴方、夷方等重大作戰,著名將領沚、侯告等常在其麾下,婦好還經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類祭典,又任占卜之官,為武丁統治集團的重要成員,商朝女性的地位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提高了。

    廢除奴隸制和人殉葬這個還有爭議,因為在春秋時期依然非常盛行,楚國文化就把比較接近於商朝文化,這也是他們和周朝一直不對付的原因,但是楚國在這兩方面也沒有說完全就沒有了。

    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認為,帝辛承繼了帝乙的戰功,最終平定了夷方(據叔向語),並獲得大批俘虜(據萇所引《大誓》),這些戰爭雖有其掠奪性的一面,但對先進的中原文化向淮河、長江流域的傳播(郭主張帝辛所徵夷方位於南方淮水流域一帶)以及奠定中國統一的規模,都起了一定作用。同時,《中國史稿》也承認這些戰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總體看,帝辛時期戰爭頻仍,商雖大多取得了勝利,達到了預期目的,也傳播了文化,但給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生活帶來不利影響,不過帝辛也沒此前主流印象上那麼不堪就是了。

    說真的這些人洗都不會洗,比如說那個酒池肉林,我來親自試著洗一波,紂王設炮烙之刑,建千尺之樓,屠忠臣害良將,不敬先祖,聽信婦人之讒言,最後紂王亡國身死為天下棄。

    炮烙之刑早在帝辛之前時便有了不過是個當時常見的酷刑,古之千尺算他是20釐米一尺也足有兩百米高,三四千多年前的紂王有這個本事嗎,紂王不用活人祭祀先祖我覺得也很好阿,至於比干是沒有剜心那件事的,而且酒池肉林比現在的炫富還差得太遠了。

    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周文王、孔子都是大酒量,為什麼單單批判商紂王愛好飲酒呢? 武丁也聽信婦人之言,咋就沒亡國。你要把他和那些能人的問題合為一談,這樣才能以成者王侯敗者寇來洗白他,尬洗沒有技術含量。

    再來點名人評價,端木賜也就是子貢曾言,【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語出《論語·子張十九》,這一下子,紂王的形象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至於說魏忠賢,這個就很搞笑了,【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民間偶有言語觸犯了魏忠賢,便被捉拿殺戮,甚至被剝皮、割舌,被殺者是數可勝數,人們路上相遇,只能以目傳意,不敢言語,造反是遲早的事情。

    【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忠賢建祠。倉場總督薛貞言草場火,以忠賢救,得無害。於是頌功德者相繼,諸祠皆自此始矣。】

    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魏忠賢建立生祠。倉場的總督薛貞說草場失火,賴有魏忠賢在,得以無害。於是為他歌功頌德的人相繼不斷,各地祠堂都從此開始興建,這種國家真的可以長期存在嗎?

    此外,他的同黨全部坐鎮薊、遼,以及山西宣府、大同各險要之地。總兵樑柱朝、楊國棟等人每年都向他奉獻名馬以及珍玩之物,從不間斷,大明朝工資並不高,這些東西怎麼來?只能是透過非法途徑得到了。

    【因遍賚諸廷臣。用呈秀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獨絀崇煥功不錄。時鵬翼、良棟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饗南北郊,祭太廟。於是天下皆疑忠賢竊神器矣。】

    這個時候已經是天啟七年了,袁崇煥已經先後在寧錦擊敗過努爾哈赤和皇太極,但是寧錦之戰後,滿桂、趙率教等人都得到了應有的賞賜,但袁崇煥卻因為魏忠賢,論功行賞時只給增加一級官階。尚書霍維華為此感到不平,上疏乞求辭去廕襲子孫的賞賜,但魏忠賢不許。七月,袁崇煥辭官回鄉。

    所以說魏忠賢到底是做了什麼大好事,會讓人產生錯覺呢?就算袁崇煥再怎麼樣,剛打了勝仗也不應該這樣對待啊,真的會有很多正直人士給他賣命嗎?

    李鴻章這個人也是爭議人物,說他是個縫補匠也不能說他錯了,但是縫補匠有手藝好的和手藝壞的,確實有很多喪權辱國籤條約他不全部背鍋,畢竟很多不是他籤就是換一個人而已的問題,可還有其它條約在呢,他的鍋不少,從照片來看他成了中堂以後也確實沒長胖,但也難說這個縫補匠非常出色。

    中法戰爭沒有很多地方宣傳的那樣,清軍取得了勝利,實際上鎮南關以後清軍還是無法處於優勢地位,所以李鴻章和法國籤的那個暫時不作為他的黑點。

    1896年談判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李鴻章奉命作為頭等專使前往祝賀。在此之前,俄國會同法、德發起三國還遼成功,清廷上下視俄國為救星,包括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在內的元老重臣均傾向聯俄。

    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轉向“結強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並同意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口岸對俄國兵船開放,導致整個東北淪為沙俄勢力範圍。

    《中俄密約》時,為使李鴻章放棄清政府自造鐵路的方針,沙皇批准,以300萬盧布賄賂李鴻章,雖然後來李鴻章沒拿到那麼多錢,不過這個性質已經很惡劣了,國家大事豈是幾百萬盧布可以收買的?

    光緒十年(1884年),北韓爆發“甲申政變”,對北韓時存覬覦之心的日本,乘機出兵。次,李鴻章和伊藤博文訂立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規定北韓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為甲午戰爭爆發結下禍胎。

    光緒二十年(1894年),北韓爆發東學黨起義,北韓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李鴻章過於聽信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必無他意”,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後立即向北韓派兵,在朝日軍增至8000餘人,事態趨於嚴重。李鴻章為設法避免戰爭,曾透過英、俄兩國出面斡旋,但為日本拒絕。無奈下,只得增派軍隊入朝,和日本相抗衡,李鴻章在對日方面,表現實在是不佳。

    李鴻章還分別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1876年(光緒二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前者旨在保護華工;後者則是因“馬嘉理案”導致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李鴻章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的要挾下,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

    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並允許英華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還有新疆的問題,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湖南巡撫王文韶主張塞防。左宗棠則主張海防與塞防並重,指出,不收復新疆,陝甘清軍便會被長期牽制,不僅不能裁減兵餉、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但後來左宗棠還是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成功的收復新疆。

    當然了,李鴻章也不是廢物,組建淮軍、在鎮壓天國中出力、平定捻軍等,但是說他是晚清諸葛亮完全不合適。

    然後先說劉禪和李建成,趙括留些篇幅細說。

    《三國志-後主傳》:【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

    《晉書-文帝紀》:【二年春二月甲辰,朐縣獻靈龜,歸於相府。夏四月,孫皓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

    《漢晉春秋-卷二》:【封禪為安樂公。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並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郃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后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西,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郃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劉禪是景元五年三月(264年3月)去的洛陽受封安樂公,然後就在當年參加的這個宴會,而鹹熙二年五月(265年5月)司馬昭還活得好好的,所以說笑殺司馬昭這一說完全不可能成立。

    還有人拿劉禪幾十年沒出亂子來吹他,實際上是選擇性視而不見,從兩個方面來看,劉禪的內政打理是不合格的。

    從《三國志-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就可以知道,諸葛亮去世以後,南蠻不止一次叛亂,李恢和馬忠都去平過叛亂,還有在《出師表》裡提到的向寵,也在其中一次平南蠻的戰役中陣亡。

    《漢晉春秋-卷二》:【孫休時,薛珝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喑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孫休剛上位時候還有權臣,所以這個對話應該是在自己掌握權力以後,也就是不晚於258年,季漢出現了出現民有菜色的情況,諸葛亮時期可是很不錯的【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還有李建成,這個人被很多地方寫成如何如何,但是就算史書被更改,也不可能一點點痕跡都不留下來,比如尉遲恭那一句【有死士三百】,一下子就暴露了他們也是早就有安排了,但是不管是新舊《唐書》,還是李淵時期就修訂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你找不到李建成已知的功勞外,還有什麼大功勞的痕跡,平定山東什麼的,鎮守邊關防備突厥可能入侵什麼的,就在人家李建成的傳記裡寫得清清楚楚,一點也沒有抹殺。

    而且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秦瓊、尉遲恭這些人,為什麼會願意跟著李世民呢?而且秦瓊一投奔過來就直接安排在李世民手下,這話明李世民本來就是一直在作戰的統帥,所以這些人都給他,如果李建成是一直以來的統兵元帥,為啥就沒見過安排絕世名將到他那去?

    甚至李世民打王世充還借用了李建成的部將薛萬徹和薛萬均,這足以說明李世民統帥地位的穩固和常態性,大家都習慣了就是他掛帥,所以他調人沒有任何阻礙。做個假設,李世民和李建成是一樣的,都是統帥位置,李世民調薛家兄弟有那麼容易嗎?看看李建成調李世民的人,直接就催生了玄武門之變。

    最後的篇幅留給趙括,這是一位被吹瘋了的名將,什麼和白起一比一戰損諸如此類,還有什麼打得秦軍損失過半之類的。

    這個地方其實有兩個誤區存在,第一個是作戰人數的問題,戰國時期動輒數十萬的出動,實際上並不完全是作戰人員,一般是把後勤人員加在一起的。

    《孫子兵法-用間篇》:【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夢溪筆談-官政一》:【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人,須有援卒。緣執行死亡疾病,人數稍減,且以所減之食,準援卒所費。運糧之法,人負六鬥,此以總數率之也。

    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眾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鬥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駝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遠,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並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沈括的意思翻譯過來就是,三個人供一個士卒吃用,已為最大極限。如果興兵十萬人,管護輜重的有三分之一,能夠戰鬥計程車兵只有七萬人,而運糧的民夫要用三十萬人,此外很難再增人了。放回運夫要有兵卒護援,由於路途中死亡疾病,人數會不斷減少,而那些省下來的糧食,以備護援兵卒吃用。運糧的制度,每人平均以六鬥計算,這是個總計方法。

    其中隊長不背東西,打柴汲水的人揹負減半,多出斤重部分平攤給眾民夫,更有死亡疾病不能背米的,他們應負的重量,又平均分攤,那麼每個人所負的重量,常常不止六斗的重量。因此軍中不容許多餘的飯口,一個多餘的人吃飯,就要兩三個人供應他,還有可能供不夠。

    如果以牲畜運糧,駱駝可以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相比於以人運糧,雖然負多費少,但如果不按時喂草,牲畜多會死亡,一個牲口死掉,它馱負的糧食也得扔掉,相比用人背扛,有利有弊,利害均半。

    所以這個問題很明確了,以趙國四十五萬人計算,理論上的最多作戰人數,也就是說上限不會超過12萬的樣子,這只是理論上的數字,正如沈括說的,實際操作當中發現,理論上可以供給十萬軍隊的三十萬,真正到用的時候只能補給七萬人。

    所以長平之戰雙方真正參與搏殺的軍隊都應該是十多萬人,所以白起那些五千人、兩萬五千人的排程都如此有效,如果真是幾十萬大軍,五千人湊個整數一萬人總可以吧,這說明確實沒有那麼大的規模,任何一塊的用兵都要仔細計算,這也足以解釋,為什麼趙軍那麼多人沒有進行反抗,原因就是大多數人都不是戰士。

    第二個誤區就是秦軍的傷亡情況,秦軍並非是和趙括作戰就傷亡過半。

    《史記-白起列傳》;【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癒,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

    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

    白起提到了”今“這個字眼,他的意思是現在的情況,雖然我們已經擊破了長平的敵軍,但是打到現在已經傷亡過半了,要知道長平之戰打了很長時間,與趙括交戰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加上此前和廉頗作戰陣亡的,以及後面兩次打邯鄲失利的,加起來達到了傷亡過半的情況。

    【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正月,皆罷兵。】

    秦昭王四十八年九月長平之戰結束,接著秦軍連續作戰四個月,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才停下來,這是一支被重創的軍團嗎?而且白起還對這次罷兵非常不高興,直接和勸諫的範睢撕破了臉。要知道後面秦昭王多次請白起出山,說明白起不是那種有個多少萬大軍就敢隨便騷操作的人。

    還有就是關於幾十萬人沒有亂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復原一下戰場。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博戰,秦軍射殺趙括。】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

    趙括到了以後,馬上換掉了廉頗原來任用的將領,所以趙括在後面帶兵的時候指揮比較順暢,在內部沒有什麼阻力,然後趙括一到前線就發動了總攻,而且採用的是最原始的一擁而上。

    兩萬五千人拿下了趙國在長平修築的陣地,斷絕了趙軍的後路,王齕真的要吐血了,老子打了那麼久沒有拿下來的壁壘,現在如此輕易被拿下。但這個問題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防守力量不足,那麼為什麼會防守力量不足,自然是野戰力量被趙括帶出去衝鋒了。

    與此同時白起佯敗誘敵,讓趙軍從野戰變為攻堅戰,再出動一部分精銳側擊趙軍,趙軍很明顯沒有任何的防備,交戰不利只能就地堅守,但是白起還有五千人馬穿插進入趙軍當中,趙國軍隊被迫一分為二,這也說明趙國不可能四十多萬全是野戰部隊,所以十萬出頭的作戰部隊,三十幾萬民夫更符合趙國的實際情況。

    從上述表現來看,趙括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這些想法類似於b站彈幕那種情況,看起來很有點道理,實際上經不起考驗。趙括遇到的問題,在他同時代可以看到的兵書當中都有解決方案。

    《六韜-豹韜-敵武》:【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眾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

    武王曰:“為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為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

    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眾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為之奈何?”

    太公曰:“先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眾,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這是不是很熟悉,就是趙括深入秦軍地界的劇情啊,然後一系列情況不都是趙括遇到的嗎?只不過還發生的情況沒有文章當中說的那麼嚴重,這已經有預備隊的影子了。

    《孫臏兵法-八陣》:【用陣三分,誨陣有鋒,誨鋒有後,皆侍令而動。鬥一,守二。以一侵敵,以二收。敵弱以亂,先其選卒以乘之。敵強以治,先其下卒以誘之。車騎與戰者,分以為三,一在於右,一在於左,一在於後。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

    這是孫臏曾提出的軍事思想,主張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作前鋒與敵交戰,以三分之二的兵力作後隊待令而動。這是迄今發現的最早關於預備隊的理論,到這個時候就不應該一次性全部投入了。白起用兵也是如此,先動用一部分誘敵,到達目的地以後再出其他部隊,始終不把全部兵力放進一個籃子裡,可以說白起和孫臏在這方面屬於是英雄所見略同。

    而且白起誘敵到本陣以後,似乎就是用的,id周武王哪位說的情況,只不過把這種被承受情況變成了讓對方承受的情況,這就跟出考題一樣,不排除是在試探趙括的能耐,但是此前成績優異的趙同學沒有透過這次考試。

    還有哪個馬服子,很多人拿諸子百家來套。

    《戰國策-趙策三》:【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

    所以說馬服子就是馬服之子的一種簡化的說法,類似司馬相如被稱為馬相如,並不是什麼諸子百家裡面的,龐涓也被稱為龐子,結果實戰也不牛逼,很多戰記找不到原文記載。

    還有趙括他媽媽那件事,大機率是有的。

    《後漢書-馬援傳》:【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

    也就是說趙家人出了這麼大的禍患,沒有受到趙王的追責,但還是改了姓氏,說明問題很大但又不能處理他們。這個趙王也不是什麼特別賢明的君主,可他也沒有遷怒於趙家人,說明趙家人確實是有言在先,可能不是趙括的媽媽,但是趙家肯定發表了相關言論,司馬遷安排他媽媽作為在史書上把這個話敘述出來的人。

    還有一部分意見認為司馬遷故意不把真是的歷史寫出來,確實《史記》有諸多問題,但是唯獨這一段歷史不會亂寫的。

    《史記-太史公自序》;【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

    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巿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司馬遷的先人從司馬錯、司馬靳都在秦國為將,司馬勒直接就參加了長平之戰,此外,這個司馬勒就是死在秦國手上,所以司馬遷作為後人寫出來的東西大致上是可靠的,而且司馬勒就死在秦國手上,故而司馬遷不會願意偏袒秦國,他正好處在一個較好的較好的角度來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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