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一本哲學小說，更確切說是一本存在主義哲學小說，而非一些人認為的小資情調，更不是言情小說。昆德拉本人是深受尼采、海德格爾形而上學，還有存在主義哲學影響的。昆德拉評價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那兩個偉大的哲學家揭示了這個時代的模稜兩可”，而且本書就是以尼采關於永恆輪迴的論述開篇。

其次，看過昆德拉的所有小說，會發現《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其中較為樂觀，觀點也是較為生動的一本。昆德拉慣用的反諷手法在本書中幾乎無跡，反而是對人物行為、思想以及情感一遍遍做著不厭其煩的解釋——簡直有些不像他了。這本書切入人性的角度是戀人之愛、友人之愛、家國之愛等正面情感，不應受到以道義為名的非議。

再次，這更像一本提出問題而非解決問題的小說，我們欣賞作品的眼光不應是急功近利，只要能從書中汲取到作者的思考，增加對人生的感受與思索就好，答案也許在書外的什麼地方。

我們對書中的一些主要問題進行解讀。

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節裡提出了一個問題：“那麼，到底選擇什麼？是重還是輕？”四個主人公用自己的生命踐行著這一問題，他們是或輕或重的選擇者。

托馬斯是一個生命之輕人物。他是一名醫生，有著深厚的知識儲備，在性道德上極度開放，廣為結交各色性伴侶。托馬斯的輕是不限於世俗道德和傳統價值觀，他放棄了撫養兒子的權利，在與情人的交歡中追尋每個人身上百萬分之一的獨特性。但他並不是輕浮人士，他有著自身堅守的道德觀，絕不收回自己的“反動”文章向蘇共當局妥協，而在特蕾莎身邊也算是一位負責的丈夫。托馬斯對特蕾莎的愛是無可置疑的。

特蕾莎是一個生命之重人物。她曾是酒吧女侍，透過薩比娜學會攝影，青少年時期一直在母親的陰影中度過，婚後也一直因為托馬斯的出軌行為飽受煎熬。特蕾莎心中的愛情是理想化的，她認為肉體和靈魂不能夠人為分割。不論在愛情還是在社會關係上，她都處於對托馬斯的依賴地位，但在書的最後部分，特蕾莎逐漸擺脫了這種生命之重而幾乎轉變為生命之輕。特蕾莎對托馬斯的愛也是無可置疑的。

薩比娜是一個生命之輕人物。她是畫家，托馬斯的情人之一，用弗蘭茨的話來說：“薩比娜，您是個女人”，她具有自由奔放，野性難馴的藝術家特質。薩比娜的輕是不停地背叛，背叛自己的父母，背叛丈夫，背叛故國，背叛弗蘭茨，她同托馬斯一樣輕視世俗傳統的價值觀，將媚俗看作一生中最大的敵人。但她並不清楚自己的背叛究竟有什麼目的，她也未想過要給自己的舉動尋找什麼意義。背叛時她激動不已，背叛後卻同樣陷入憂傷。

弗蘭茨是一個生命之重人物。他是大學教授，在薩比娜看來，他聰明，懂她的畫。他善良、正直、英俊。弗蘭茨有著安穩的生活和自己的小家庭，他生命中最激烈的一次衝突就是被一位哲學家寫信嘲諷；但弗蘭茨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想要追尋歷史偉大進軍的腳步，追求轟轟烈烈的冒險人生，結識薩比娜使他得以背叛自己原來的生活。弗蘭茨的重是對歷史的崇尚，對內心政治理想的固守，最終他在一次去高棉的遊行途中，被當地的惡人殺死。

四個人身上都帶有或輕或重的特質，但也不能忽視書中人物性格的轉變。在本書的結尾，特蕾莎已經看到自身的軟弱而開始學會釋然；而循規蹈矩的弗蘭茨在遇到薩比娜之後，竟也輕率地選擇了放棄一切，開始新的生活。原本打算與愛情絕緣的托馬斯，遇見特蕾莎之後也毅然承擔起了責任。他們的重和輕也都是相對而言的。

輕是認識到生命無意義之後，對世俗生活採取的一種超然態度。這裡說的世俗生活與精神生活相對，事實上輕的代表人物托馬斯與薩比娜對精神生活很是重視，尤其托馬斯，對自己的內心嚴苛而誠實。輕的態度使托馬斯與兩百個情人做愛，卻知道自己不會對她們產生愛情，因為性愛不代表任何意義；輕的態度使托馬斯漠視歷史，既討厭俄軍也不欣賞反對派；輕的態度使薩比娜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一次次背叛，根本不在乎自己將去往何種境地。是的，不在乎，書的最後托馬斯沒了工作，沒了朋友、情人，卻和特蕾莎幸福如初，甚至勝過當初，真是溫馨的生命之輕。

而薩比娜的輕要糟糕一些，在背叛完親人、家庭、愛情與祖國後，她的周圍一片虛空。也許她背叛的東西都沒有什麼意義，這種背叛本身也沒有意義；但完全認識到這些，也就深陷於存在主義哲學“世界本無意義”的論斷，是最本質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所幸薩比娜還不算壞，她還有她的藝術創造，身邊還有私人的交際圈子。

重是從世俗道德與價值觀出發，對普遍認知中的意義的固守。重的代表人物弗蘭茨和特蕾莎都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特蕾莎從八歲時開始，就用一隻手握著另一隻手入睡，幻想她握著生命中所愛的男人；弗蘭茨對一切革命都懷有偏好，樂於參加示威遊行，幻想自己能夠參加到歷史的第一線。特蕾莎對愛情毫無保留；忠貞不渝，弗蘭茨工作勤奮，社會責任感強烈，從世俗的眼光看兩人都是非常完美的模範式人物。

但可惜的是，弗蘭茨所看重的歷史，並不是什麼有意義的東西。他認為偉大悲劇的布拉格之春就是一場帝國主義侵略，高棉之行完全是一場沒來由的鬧劇，他本人也因此喪命。愛情當然是美好的，但特蕾莎賦予了愛情超過其本身價值的意義，甚至想過把身體打發走，只讓靈魂與托馬斯在一起，這無疑是讓愛成為自己的負擔，讓自己成為托馬斯的負擔，這太重了。夜中不停的噩夢，從安定的蘇黎世不辭而別返回布拉格，都是生命之重給特蕾莎留下的烙痕。不妨說，人為地賦予事情超過本質的意義就是加重生活。

當然是。相處的第一刻，托馬斯就把特蕾莎看成一個塗了樹脂的籃子裡順水漂來的孩子，對她感到一種無法解釋的愛。透過特蕾莎他明白，愛開始於一個女人以某句話印在我們詩化記憶中的那一刻。雖然第一章第九節裡提到了同情心，特蕾莎在兩人的婚姻生活中也一直處於依賴地位，但不能說托馬斯對特蕾莎的感情是憐憫。客觀上看兩人的感情確實有不平等性，但主觀上托馬斯一直對特蕾莎愛戀而尊重，“不允許任何人覺得特蕾莎不好”，甚至在特蕾莎與其他人共舞的時候他也會吃醋。

托馬斯對特蕾莎的態度是，又是隱藏，又是假裝，還得講和，讓她振作，給她安慰，翻來覆去地向她證明他愛她，還要忍受因嫉妒、痛苦、做噩夢而產生的滿腹怨艾。他從沒有責備過特蕾莎，也沒有和特蕾莎爭吵過。在第七章第七節中，特蕾莎也終於明白自己的軟弱是咄咄逼人的，是自己的痛苦和軟弱迫使托馬斯就範，直至他不再強大。

造成特蕾莎痛苦、托馬斯妥協的原因是兩人的愛情觀不同。托馬斯認為愛情是輕的，造成他們相愛的原因是六次偶然，如果不是科主任犯了坐骨神經痛，這一愛情就根本不會存在；而特蕾莎認為沒有了愛情，生命將不再是我們應有的生命，從孩提時代起，她就幻想入睡時能緊握著自己深愛的那個男人，當她與托馬斯相遇時，恨不得讓自己的靈魂衝出肉體讓他看一看。托馬斯認為愛情之輕承認了肉體和靈魂之間不可調和的兩重性，做愛和愛根本就是兩回事；但特蕾莎不認可這一說法，她更相信肉體和靈魂之間具有統一性。書的最後，托馬斯做出了讓步，同特蕾莎一起移居鄉下，頗有些長相廝守的意味。兩個人終於確信了自己的愛情，達到了一種牧歌式的幸福。

不盡然。雖然薩比娜曾因弗蘭茨感動不已，在去阿姆斯特丹的列車上，她幾乎大腦一發熱，對弗蘭茨說“別放開我，把我留在你身邊，讓我做你的奴隸”；而弗蘭茨更是甘願為薩比娜離婚，直到死前，他眼前浮現的仍是薩比娜的身影，但薩比娜與弗蘭茨並不相互理解，兩人之間的不解之詞幾乎可以編成一部字典。與其說弗蘭茨對薩比娜的感情是愛戀，倒不如說是崇拜。

弗蘭茨生活在瑞士富裕安定的社會環境中，對薩比娜慘痛悲劇的祖國有一種思鄉般的嚮往，他甚至潛意識中將薩比娜看作一位經受苦難的女神，對她有著“難以解釋和不可理解”的“超凡之愛”。薩比娜的野性和自由極大地衝擊了弗蘭茨信守的倫理觀和生活軌跡，給了他開始新生活的契機，薩比娜離開後弗蘭茨發現她在不在其實對他並不重要，她留下的印痕，還有新生的自由才是重要的。在以後的日子裡，弗蘭茨對她的崇拜也未改變分毫。

薩比娜聰明得多，她明白兩個人之間不存在相互理解的基礎，縱使他們熱切地相互傾訴，縱使她明白弗蘭茨非常優秀。弗蘭茨為可笑的歷史、刺耳的音樂賦予各種崇高意義，而這些東西正是薩比娜所避之不及的；在性愛生活中，她覺得緊閉雙眼的弗蘭茨讓人厭惡，像一個吮乳的嬰兒。最重要的理由，薩比娜絕不願為所謂的婚姻放棄背叛的慾望，於是她義無反顧的離開了他，身後是虔誠的信徒弗蘭茨。兩人間的關係體現了重和輕的對立，薩比娜輕得飄搖不定，而弗蘭茨重得難以動搖，他們之間有相互關愛的情誼，但絕不是愛情。

Es muss sein,意思是非如此不可。

Einmal ist keynmal,意思是偶然一次不算數。兩者是昆德拉對重和輕做出的形而上學的闡述。

Es muss sein出自貝多芬的最後一首四重奏，即F大調第16首絃樂四重奏，序奏以“非如此不可”的動機抑鬱地展開，但主部轉為快板，F大調，氣氛轉為明朗，以“非如此不可”的第一主題開始。第二主題是嘲笑般的，尾奏反覆強調“非如此不可”的動機。貝多芬給我們留下的觀點是，“人的偉大在於它扛起命運”，他莊嚴肅穆的四重奏是對重的崇敬：必然者為重，重者才有價值。

所以Es muss sein是生命之重的象徵，象徵著生命中我們必然要承擔的責任，我們必然會結成的婚姻，我們必然要遵從的命運。但Es muss sein的靈感來源其實是貝多芬的一次詼諧的討債行動，托馬斯認識到大多的“Es muss sein”是由社會習俗強加到他身上的，並不是真的非如此不可。他渴望看一看當一個人拋棄了所有他自認為使命的東西時，生命中還能剩下些什麼。

昆德拉在第二章第一節中寫，托馬斯產生於Einmal ist keynmal這句話。Einmal ist keynmal代表的偶然性與Es muss sein的必然性恰好形成對立。

因為Einmal ist keynmal，偶然一次不算數，所以我們無法客觀評價歷史與人生的意義，歷史與人生畢竟只發生一次。在第一章第一節中，作者就評價生命：“即使它是殘酷，美麗，或是絢爛的，這份殘酷、美麗和絢爛也都沒有任何意義”；托馬斯認為，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沒有活過一樣，因為我們無法判斷抉擇是好或壞，一切都是初次經歷。我們既沒有足夠的經驗，也沒有客觀的角度去評價究竟什麼是客觀價值。托馬斯的想法頗具虛無主義的真諦。

從Einmal ist keynmal的角度看，“歷史和個人生命一樣輕，不能承受地輕，輕若鴻毛，輕若飛揚的塵埃，輕若明日即將消失的東西”。一切事情的發生都帶有極大的偶然性，如歷史的峰迴路轉，人生的啼笑皆非，偶一差錯事情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敦刻爾克戰役失敗，今天我們也許被軍國主義恐怖統治；鴉片戰爭勝利，也許到後來中國難以廢除君主制度；17歲時在雨裡向你回眸的女生成為了你的妻子，40歲時一次上班遲到使你遭遇了車禍。一連串的偶然成就了我們的生命之輕，我們現在所處的局面只是萬千可能性之一，如果這樣還要認為“Es muss sein”，認為我們的時代有某些天經地義不可撼動的準則，從作者的眼光來說是有些自欺欺人的。

托馬斯為什麼認為愛情是輕的？因為他覺得愛情超越了“Es muss sein”。愛情，就是我們的自由。托馬斯在書的結尾對特蕾莎說：“使命？特蕾莎，那是無關緊要的事。我沒有使命。任何人都沒有使命”。這是對Einmal ist keynmal相當忠實的描述。

書中花了很大篇幅描寫特蕾莎的噩夢，其中有目睹托馬斯與薩比娜親熱的噩夢、貓撓面板的噩夢、游泳池受威脅的噩夢、躺在棺材裡的噩夢……

前兩者是易於理解的，都出於對托馬斯不忠行為的嫉妒，感到其他女人的威脅。作者詳細著筆的是游泳池和棺材的兩個夢境。

在游泳池的噩夢中，特蕾莎光著身子走在一群赤身裸體的女人中間，這對她來說是極為恐怖的。特蕾莎生活在單親家庭，母親有一種報復命運的變態傾向，她經常對特蕾莎說：你的身體和其他人的一個樣；你沒有權利覺得羞恥。母親不停惡意取笑她的羞恥心，讓特蕾莎感到屈辱；她要讓女兒為她本人失去的生活付出代價。一群裸體的女人沒有靈魂，團結一致，手舞足蹈，且歌且唱，正是母親想把特蕾莎帶往的境地。在棺材的噩夢中，特蕾莎混在一大堆女性屍體中間，儘管她堅稱自己還活著，屍體們嘲笑不已，說她和她們一樣是死人。

這兩個夢境共同的恐怖之處在於個體性的喪失。當肉體混在一大堆白花花的肉體中時，人體原有的結構美與動態美完全看不到；當聲音混在一大堆雜七雜八的喧鬧中時，再獨具一格的真理也無法傳入人耳；當人存在於一個完全同化、物化了的社會中時，人的尊嚴和能動性消失殆盡。大家的身體一模一樣，因為沒有區別而興高采烈，甚至死亡也只是使大家絕對相似。特蕾莎一直小心翼翼地維護著自己的羞恥心，這羞恥心是道屏障，是維護自己私密性和獨特性的最後一道屏障。托馬斯的出軌使她煩惱，因為她想表明自己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但卻混淆在了托馬斯的眾多情人之中。特蕾莎最害怕的東西是個體性的喪失。

個體性的喪失的確是場噩夢。透過作者對一大堆毫無特點，絕對相似的裸體人物的描述，我們很容易就想到集中營裡赤身裸體排隊受難的弱小民族；想到戰戰兢兢磕頭如搗米的封建臣民；想到狂熱崇拜元首高喊口號的昏暗時代。歷史上，這樣的場景真是太多太多了。

一般的看法認為，這是一個夢。特蕾莎眾多噩夢的其中之一。 不難看出，特蕾莎上彼得山這一情節，前後行文有一種夢囈般的紊亂，這是作者刻意營造的的一種虛幻感。最明顯的暗示是第四章第二十九節：她醒過來，發現自己一個人在屋子裡。而情節本身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熱鬧的彼得山一個人都沒有，男人手中的槍更像Golf球杆；還有男人們為自願受刑者提供服務這一荒謬的行為。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裡認為槍支這種堅硬、突起的長筒狀物體象徵著男性生殖器，特蕾莎半自願半被迫承受槍擊這一情節帶有明顯的性暗示。

如果一定要說特蕾莎上彼得山不是夢境，而是親身經歷的話，從純文字的角度來看也還說得過去。但問題遠不止這麼簡單而已，特蕾莎下山之後，心灰意冷認為托馬斯要殺她，於是經歷了人生中的唯一一次外遇。這一次外遇使她陷入困境，她幾乎對陌生人產生愛情，也被警察局可能的威脅苦苦折磨。特蕾莎的精神變化是本書中間部分很重要的一個問題，要解釋這一情感波動，我們還是要從彼得山說起：

托馬斯微笑並揮手鼓勵特蕾莎，要她到彼得山上去。特蕾莎認為自己不能違抗托馬斯，儘管她很累了，還是即刻出發。為什麼特蕾莎如此遵從？因為她相信自己是忠誠不渝的，忠貞是她自己的唯一武器，在第四章第二十一節裡，她認為兩人的愛情是建立在她自己忠貞的絕對信念之上的。因此，特蕾莎幾乎是強迫症般的堅持著愛情中的從屬地位。

特蕾莎登上山路，驚奇地發現一個人都沒有。山頂是一望無際的草坪，點綴有枝繁葉茂的槭樹、懸鈴木，開著花的慄樹；山下城市在溫柔的喃喃低語，除了鳥兒的歌聲，聽不到一點喧鬧。她看到三個惶恐不安的自願受刑者，在三個寬容善良的持槍者的引領下溫和地走向死亡，而槍手溫柔地詢問她是不是自願死去。這一段關於死亡的描寫太美了，以至於很多讀者讀完這段後心靈為之一顫。持槍者與特蕾莎的對話是頗值得玩味的，短暫的幾句對話是我們理解作者用意的關鍵。

“為了不出錯我要問一句。這是您自己的意願嗎？”這是男人的問題。 “是的。當然是，這是我自己的意願。”這是特蕾莎第一次的回答。 “不！這不是我的意願。”這是特蕾莎即將被槍擊中之時，改口反悔的回答。我們前面說過，這一段情節描寫具有明顯的性暗示，特蕾莎也曾想在被陌生人侵犯之前說出同樣的話：“不！這不是我的意願。”山上的一切景物，包括行刑者都有共同的一個特點：溫柔。而第四章第十九節中，特蕾莎出軌後獨自待著，這時她渴望“他用一種溫柔而認真的聲音跟她說話”，她就會緊緊抱住他，她會陷入愛情。顯然，用夢境來解釋彼得山前後的這一部分情節合適得多：夢境中的行刑者是性侵犯者，他被特蕾莎關於溫柔的渴望給美化了。我們將兩人的對話稍加改動，結論就躍然而出。

“為了不出錯我要問一句。（發生性行為）這是您自己的意願嗎？” “是的。當然是，（發生性行為）這是我自己的意願。”當然這一組問答沒有真的發生，實際的情節是特蕾莎主動去了陌生人家，讓他解開了自己的紐扣，脫下了自己的衣服，褪下了自己的內褲。她既不自己脫衣服，也不反抗。 “不！（發生性行為）這不是我的意願。”這是特蕾莎將被侵犯之前，以及快感來臨之時不停喊出的話語。這下子我們可以認為，夢中的情節就是特蕾莎對外遇的一次重演，雖然行文順序夢境是在發生外遇之前，但事實上這個夢的產生時間應該在外遇之後，準確地說在特蕾莎被警察威脅之後。夢中特蕾莎認為托馬斯讓她去死，現實中，在第四章第十五節，特蕾莎認為“是托馬斯把她送到這個男人家來的”，因此，死亡或出軌都不是她自己的意願。特蕾莎將自己對托馬斯的忠誠看得很重，現實中托馬斯告訴她愛與性不同，將她逼到了出軌的境地；夢中她直接將情節誇張惡化成死亡。因為要特蕾莎出軌，要她想到自己有愛上別人的可能性，簡直如死亡般痛苦。

一些讀者認為托馬斯真的讓特蕾莎去死，這種理解就顯得偏頗了。

偉大的進軍指的是當代歷史。本書設定在1958年蘇俄入侵捷克的歷史背景下，昆德拉在譴責侵略者的同時，對歷史進行了懷疑主義的思考。他認為偉大進軍喪失了意義，已經走到盡頭。

昆德拉寫道：自俄軍佔領托馬斯的國家五年來，布拉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一半的朋友都移民走了，留下的人當中也有一半都死了。這個事實是任何一個歷史學家都不會記錄下來的。而捷克國內的共黨分子聲嘶力竭地為自己進行辯護，認為祖國喪失獨立與自己沒有關係；沒有參加告密、揭發、勾結的托馬斯的同事們產生了洋洋得意的道德優越感；而托馬斯的兒子西蒙為首的反對派發起了狂熱的請願書運動。這簡直一團混亂，是極左分子的大集合，只不過左的方式各有不同。 昆德拉的第一本小說是《玩笑》。這本書通篇向我們闡述了一個思想，即歷史就是一場玩笑。因為這本書的緣故，昆德拉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被迫流亡國外。本書中也是一樣，一直對歷史前景充滿熱忱的弗蘭茨，在高棉與越南的國境線上認識到，偉大的進軍到此為止了。他驀然明白“每一次反對的是一方的屠殺，每一次支援的是另一方的屠殺”，由此弗蘭茨產生了一種自毀的衝動。

產生自毀衝動的不止他一個。在第六章的第一節，斯大林的兒子雅科夫被關在戰俘營，因為英國戰俘指責他把廁所弄髒，斯大林之子憤然撲向電網。昆德拉認為戰爭是普遍愚蠢的，如德華人犧牲生命向東擴張，俄華人犧牲生命向西進軍，他們的死才愚蠢，才是毫無意義的。斯大林兒子因糞便而死代表了戰爭的普遍愚蠢，因而具有形而上學的意義。偉大的進軍建立在非理性的態度之上，所謂的偉大進軍將人們劃分成或左或右的兩部分，劃分成眾多的政治派別，每一個都是對某種理論的盲目信仰甚至狂熱崇拜。想一想我們國家因為意識形態問題遭受了西方多少責難。

更確切地說，偉大的進軍是政治媚俗。

媚俗的根源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

這是作者給出的相當準確的說法。我們日常交談中的媚俗，指的是追求低俗，昆德拉所說的媚俗與此不同。一定要找一個相近詞的話，語義最接近的是“自以為是”。媚俗是盲目信任某種價值標準，並認為達到這一標準就實現了自身價值。舉些例子，雙手背後氣場凌人的官員是媚俗者，大金鍊子胸口紋身的社會流氓是媚俗者，寶馬大奔紙醉金迷的暴發戶是媚俗者，盲目崇拜希特勒的黨衛軍、崇拜天皇的日本軍是媚俗者。在他們看來，自己是如此強大而牛逼，我們身邊絕不缺少這種人。

什麼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我們經常看到，一位少女失戀後，痛哭流涕聲稱自己卑微，事實上她並不認為自己真的卑微，而是與情郎地位平等，理應獲得愛情的。因為她絕對認同生命，認為生命是美好且有價值的，獲得一份愛情是天經地義的，情郎的做法衝擊了她對生命的絕對認同，她才轉而憤憤地稱自己卑微。事實上呢，沒有誰規定生命中非有愛情不可，自由戀愛在中國一共才幾十年歷史啊。這種自由戀愛的價值標準並非出自她本人的思考，而是社會解放、周圍同學以及偶像劇集帶給她的，這種對獲得愛情的絕對認同也是一種媚俗。

這種對生命的絕對認同可以解釋很多東西，絕對認同事業的人，破產或失去工作後可能走向自殺；絕對認同權利和升學率的校長，隨意縮減學生們的放假時間；絕對認可麻辣燙的人，你把他的那份吃了他就活不下去。我們回到正題，為什麼昆德拉如此反對媚俗：你如此認同被灌輸到你腦子裡的那些價值觀，那麼你自己的思考在哪裡呢？

試想一個社會，大家都自以為是，都充滿了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同。在各種入口網站和社交網路，他們會透過喜歡的明星、各自的星座、低音質歌曲、帶有褒揚或謾罵的言論、流行詞彙，加以區分和發表自己的意見，可事實上只能看到一群人喊著臥槽情懷接地氣，神馬浮雲很給力，最終結果還是個體性的喪失，是一場噩夢。媚俗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它將人強行拖入集體性之中，消除了人作為個體的獨立性與尊嚴。

在第六章第十一節中，薩比娜憤怒地說，我的敵人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媚俗。因為蘇共侵略者強佔捷克以後，用各種暴力手段讓人認同他們的極左路線，試圖消除所有人不一致的意見讓他們團結起來高喊共產主義萬歲，這這種用一種絕對思想統治所有思想的精神壓迫，是媚俗的真實寫照。蘇俄侵略者們妄圖讓人們盲目信任他們的政治媚俗，因此我們才給他們戴上一頂帝國主義的帽子。在第二章第二十四節中，特蕾莎認為反映蘇俄侵略的照片和海灘裸體浴的照片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兩者都是個體性的喪失，是集體性的強暴統治。媚俗的必然結果就是個體性的喪失。

薩比娜在美國的參議員朋友，他因為自己在資本主義國家就與薩比娜相比產生了一種優越感，這是絕對的媚俗。他看見草坪上幾個孩子奔跑就認定自己的國家無比幸福，這是又一次媚俗，是自以為是。而蘇俄侵略者的媚俗是強姦民意，二者沆瀣一氣，真看不出什麼區別來。四個主角中有沒有媚俗者？

答案是沒有。 薩比娜形容托馬斯，我之所以喜歡你是因為你毫不媚俗。托馬斯對待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他不受任一種主流觀念或思想的束縛，不停與情人們性愛，也只是為了發現每人身上百萬分之一的獨特性。人與黑猩猩之間，DNA的相似程度是96%，人和人之間則更為相近，哪怕愛因斯坦和希特勒，兩人之間也只有百萬分之一的不同。而媚俗則是要把這最後的百分之一也扼殺掉，這是托馬斯不能接受的。

特蕾莎在激情的驅使下拍攝照片，哪怕被俄軍抓獲恐嚇她要槍斃，放出來之後還照拍不誤。她的社會交際不廣，大多數的行為是出自內心直接的感情，有時候會顯得與周圍格格不入，瑞士的女攝影師直接告訴她，她落伍了。對托馬斯的愛是她最先考慮的事情，這種理想化的人物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薩比娜把媚俗視作她一生的敵人，她的各種行為都充滿了挑戰意味。但她心中唯一曾有的媚俗想法，是像大多數人那樣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除此之外，這是一個不能用常理推斷的女人。

弗蘭茨信奉偉大的進軍，希望看到人們團結到一起，看似有媚俗的傾向，但第六章第十四節中，作者明確表示弗蘭茨不是一個媚俗的人。他對於偉大進軍的追尋，不是出於對某一主義或學說的輕信，完全是出於內心浮現的美好幻想，或者是對薩比娜那種自由的效仿。事實上，弗蘭茨對自己的生活現狀也有很多不滿，他是一個成功的人，但從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地方。弗蘭茨善良得無可救藥，他最後的結局讓人不禁扼腕嘆息。

永恆輪迴和牧歌式生活都表現為一次次重複，但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很明顯，牧歌是伊甸園般的，沒有衝突，沒有變故，只是一次次溫馨重複的愛。而永恆輪迴是沉重的，它負載著歷史上一次次血腥的大事件，如希特勒一次次上臺，法國大革命永遠地重演，這想必對許多歷史愛好者來言是件可怕的事情。

牧歌在已知的事物中間迴圈移動，它的單調是一種幸福。但牧歌的侷限性是僅限於伊甸園或鄉村這種小環境，一旦要將牧歌擴充套件到較大的環境，那牧歌就不復存在，只剩城市裡每天擠公交上班排隊吃午飯下班累得要死的可怕重複，或是一次次夫妻爭吵與上司的責罵。 而永恆輪迴也未必就是壞的事情，從作者的角度看，歷史的一次次重演可以使我們正視歷史，並客觀評價它究竟有什麼意義，而不是加以美化或詆譭。透過永恆輪迴對我們的啟示，我們可能會學會認識人的脆弱性和人生真正的價值。

卡列寧是本書的第五主角~

托馬斯和特雷莎兩人在卡列寧病後一直說它在笑，只要它笑，就還有治癒的希望。也許這是一種幻覺，但不可否認它離去時充滿對托馬斯和特蕾莎的眷戀。這種人與動物之間的愛是最美好的愛，它完全出於自願，不依賴於荷爾蒙，不依賴於社會關係，只是無私的愛。

特蕾莎認識到了，她和卡列寧之間的愛比她和托馬斯之間的愛更美好。這種互不要求、不存疑問、相互接受的愛，是本質的愛，簡直如同牧歌一樣。而透過卡列寧特蕾莎意識到，自己以前對托馬斯的做法，似乎也有不當。托馬斯老了，變得弱小，他們站在了相同的高度上，得以重新審視兩人的愛情。

托馬斯和特蕾莎都如此深愛卡列寧，他們有更多的理由，還有時間去深愛對方。

最後，願我們擁有卡列寧和梅菲斯突般超越種族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