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學說，提出了性善論的觀點，主張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統一天下，在歷史上影響巨大，成了儒家學派僅次於孔子的代表性人物，被尊為亞聖。《孟子》一書的精華主要表現在哲學、政治、經濟、道德、倫理、教育等方面，但是這部書富有文學色彩，又使它成為中國古代散文的典範。

在思想史上，“孔孟”並稱，孟子以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和捍衛者而聞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剛烈在先秦諸子中獨樹一幟；《孟子》文章議論風發，文辭華贍，氣勢磅礴，奔放不羈，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風格，是極富感染力的文學散文。20世紀以來，傳統經學瓦解，作為儒家重要經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學科多領域的廣泛研究，文學研究是其中之一。關於《孟子》一書，研究者認為，今存內七篇其體式雖不脫語錄窠臼，但“所記對話，多於獨白，對話復以往復辯論之辭為多”[1]（P316）；成書方式亦與《論語》出於弟子和後學眾手“論纂”不同，而是由孟子“與萬章、公孫丑等親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書一致耳”[i2]；論說方式與《論語》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見志”的“陳述”有異，而更多帶有戰國之文的“論辯”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於“文學”性而著稱。郭沫若將其列為“戰國散文四大家”之首[3]，劉大傑稱揚：“當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對後世很有影響。”[4]（P81）縱觀20世紀的《孟子》文學研究，涉及面廣泛，從散文藝術的角度看，主要是從語言藝術特色及其修辭技巧的運用、論辯藝術及其氣勢風格、文章的邏輯性及其文體特徵等方面展開的，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本文著重就《孟子》散文藝術，從以上幾個方面對百年的《孟子》文學研究狀況進行簡要回顧，並對其得失和未來的研究趨向作一個粗淺的評說與前瞻，以期為未來的《孟子》及先秦諸子散文藝術研究提供一些借鑑與啟示。

一、語言特色與技巧研究

關於《孟子》的語言特色，一般認為與《論語》基本相同，屬語錄體，而多由對話所組成，明白曉暢、通俗易懂，但比《論語》更有文采和富於氣勢。柳存仁認為，《孟子》之“記言文字，極見流利豐暢。”[5]（P70）劉大傑認為：“孟子的文章不僅文采華贍，清暢流利，尤以氣勢勝。”[4]（P83）譚家健發表於50年代中期的《略談〈孟子〉散文的藝術特徵》一文[6]對孟文語言藝術特徵作了細緻而獨到的分析，認為：孟文語言給人的“第一個印象便是明白曉暢”，這是因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詞彙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於精工刻鏤，精闢準確地使用詞彙，平實淺近，乾淨利落，“有一種爽朗明快的風格，給人樸素自然的美感”。譚氏並由人物語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認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生動而複雜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潑辣大膽的個性”，“鋒芒畢露、痛快淋漓的風格”，

《孟子》七篇即：

《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

後來東漢趙岐作《孟子章句》，分每篇為上下，這樣，七篇就變成了十四篇。該書主要記載了孟子的言論，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理論。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學說，提出了性善論的觀點，主張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統一天下，在歷史上影響巨大，成了儒家學派僅次於孔子的代表性的人物，被尊為亞聖。《孟子》一書的精華主要表現在哲學、政治、經濟、道德、倫理、教育等方面，但是這部書富有文學色彩，又使它成為中國古代散文的典範。

　　《孟子》的文學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氣勢浩然，辯鋒犀利。《孟子》的文章素以氣勢磅礴、明快暢達、雄辯犀利的風格著稱。這種風格表現在各種場合。孟子有著遠大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他堅信自己主張的正確性和必勝性，所以，當他在講述自己的政治主張時，充滿自信，積極樂觀，氣勢恢宏。例如：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闢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公孫丑上》）

　　這是一篇宣講仁政必勝的道理的文字，文章以“時”、“勢”為基點，全面分析了齊國當時的國土、民力、時勢等有利因素，指出了仁政能夠實行的歷史必然性。理由充分，條理清晰，信心十足，語氣堅定，且行文排比而下，一瀉千里，充分表現了博大恢宏之氣。

　　孟子繼承了孔子“仁”的學說，具有民本思想，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把“愛人”作為個人道德修養和統治者施政的基本出發點。而當時的統治者或野心勃勃，只顧擴張，隨意發動戰爭；或作威作福，窮奢極欲，極力盤剝百姓，而對於人民的生計乃至生存，卻漠然視之。孟子對這種現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抨擊諸侯爭霸的局面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離婁上》）他曾當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上》）諸如此類，感情激憤，言辭激烈，甚至顯得尖刻，但他的言詞和態度，出自於對正義的維護，對現實的揭露，自有一股渾厚的力量和凌厲的氣勢。

　　孟子生活在“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滕文公下》）的時代，作為儒家學派的繼承人，他自覺地承擔起了“閒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滕文公下》）的重任，經常與其他學派的學者進行辯論。在辯論中同樣表現出了談鋒似刃，氣勢如虹的特點。例如，孟子與信奉農家學說的陳相關於社會分工問題曾有過一番辯論。在那次辯論中，他首先抓住農家學派的主張無法完全貫徹到其行為之中的破綻，反駁了對方“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張，然後牢牢立足於社會分工的合理性這個基點，全面展開，長篇大論，層層進逼，直到論敵徹底繳械，充分表現出了他剛建的談鋒和如虹的氣勢。

　　在辯論中，孟子慣於長驅直入，窮追不捨。例如，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梁惠王上》）

　　當孟子詢問齊宣王的“大欲”時，宣王避而不談，於是孟子明知故問，一連提出了六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窮盡性的排除性的追問，縮小了包圍圈，使對方無可逃遁，最後一語中的，迫使對方默認了自己的真實想法。文章一連串的追問，猶如一連串的炮彈，處處緊逼，勢不可擋

　　孟子文章的氣勢，是他人格力量的表現。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義在胸，所以說起話來總是理直氣壯，居高臨下，甚至盛氣凌人。他說：“我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詞，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自立於“聖人”的立場，對於“邪說”、“淫詞”，當然是理直氣壯的了。其次，孟子有獨立的人格，高度的自信。他抱負遠大，自許甚高，曾說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公孫丑》）對於肉食者、對於流俗所孜孜以求的權勢富貴，則傲然地給以藐視：“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在權勢富貴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僕，而是卓然聳立的偉人，這樣一個人格獨立，桀立特行之士，說起話來自然不會畏首畏尾，看別人的臉色了。再次，《孟子》充沛的氣勢與他的人格修養有關。文章的氣勢與作者心理的志氣密切相關，而心理的志氣與生理的氣血密切相關④。《孟子》文氣浩然，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的養氣。蘇轍說過：“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孟子透過對生理的氣與精神的氣的培養⑤，使他的氣“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表現在文章中，自然就氣勢浩然了。

　　二、巧設機辟，善於辯論。孟子不僅好辯，而且善辯。他的文章非常重視辯論技巧。他慣用的手法是預設機辟，欲擒故縱，誘敵深入，使對方不知不覺入其彀中，被迫就範。如：《梁惠王》：

　　“（孟子）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千斤，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位不用恩焉。’”

　　這裡，孟子先用兩個淺近的事例，讓齊宣王自己說出孟子想要讓他說出的結論，然後類推下去，順理成章地得出了齊宣王對百姓沒有“用恩”的結論。齊宣王當然不願意接受這個結論，但是這個結論是根據他所同意的邏輯推匯出來的，他如果要反駁這個結論，就會陷入邏輯的自相矛盾之中，就只好不情願地默認了。這時，他只能在心中大呼“上當！上當！”可是，為時已晚矣。又如，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這裡，他先誘使齊宣王得出了對於不稱職、不盡責者，“棄之。”“已之。”的結論，然後指出了齊宣王自己就不稱職的事實，用子之矛，攻子之盾，逼得齊宣王無法回答，只好逃避，“顧左右而言他。”了。

　　三、長於譬喻，形象生動。孟子還常常藉助形象來說理，使抽象的道理變得觸手可及。如：“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同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告子上》）他用人們手指有病懂得求醫的事例，說明了心靈有病更需醫治的道理。又如：“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這裡用一曝十寒的自然現象說明了人們受外界的影響的量的重要性。還有他的五十步與百步之喻，察秋毫與見輿薪之喻，紾兄之臂而奪之食，逾東牆而摟其處子之喻，魚和熊掌不可得之喻，緣木求魚之喻等等，或兩兩相比而其理自顯；或設為反詰而答案自明；或想象奇特發人深省。他的比喻，既貼切簡明，用淺顯簡捷的語言說明覆雜深刻的道理，又形象生動，於警策中具幽默之趣，增強了文章的表現力。《孟子》中的許多妙喻因而成為成語，前百年來廣為流傳。

　　有時孟子用一些寓言故事來說明道理。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這個故事形象地說明了違背自然規律，人為地助長事物的危害性，至今仍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再如“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的故事，用乞食墳祭、卻又以此冒充富貴，自誇妻妾的“齊人”，來譬喻名利場中那些“求富貴利達者”。故事短小，但結構完整，情節生動，寥寥幾筆，對於奔走在官場、名場、利場中那些只知富貴名利，不顧人格、不知羞恥之徒，虛偽萎縮、可鄙可笑的嘴臉，刻畫得入木三分。諷刺極為辛辣，具有濃烈的喜劇色彩，表現出了極高的藝術性。

　　四、多方修辭，表現力強。除了譬喻，孟子還運用了別的修辭手法。他喜歡運用排比句。如：“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梁惠王上》）“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上》）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排比句把許多事物排列在一起，表述中一氣貫下，顯得豐潤顯豁，堅實有力。孟子還喜歡使用反問句。如：“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梁惠王上》）“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告子下》） “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滕文公上》）一連串的反問顯得理直氣壯，咄咄逼人。孟子也喜歡運用對比句。例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這種語句反差極大，對比明顯，可以給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五、語言暢銷，警策動人。《孟子》的語言通俗暢曉，平實淺近而又精煉簡約。劉熙載說：“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操舵，中流自在。”孟子為文字在說理，不祈古奧華麗，但求通俗易懂，加之他性情剛直，喜歡直抒胸臆，因而形成了平易率直的語言風格，但是，孟子的語言平實，卻絕不平淡，相反，他的語言又總是精煉簡約，警策動人的。有時，寥寥數語，揭示出某些帶有普遍意義的規律。例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孫丑下》）有時，用簡潔的話語，告訴人們做人的道理與處事的原則。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滕文公下》）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告子上》）有時，用淺近的語言說出了深刻而又豐富的政治經驗與人生經驗，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告子下》），“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離婁下》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盡心下》)“養心莫善於寡慾。”(《盡心下》)這些話語，暢曉簡潔，而又內涵豐富，意義深刻，警策動人。

　　在先秦諸子中，《孟子》的散文藝術成就僅次於《莊子》，影響深遠，但是它的散文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缺陷。例如，孟子進行推理時，最常用的方法是比附和外推，這種論證方法缺乏必要嚴密性和客觀性⑧，不能保證結論的可靠性。孟子討論問題，還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偷換概念，從而誘導人（也許還有他自己）陷入誤區，得出錯誤的認識。此外，孟子與論敵辯論時，務在必勝，常常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在方法上，自然難免片面性之弊。作為發展中的說理文，這些缺陷自然是難免的，議論文的成熟，還有待於來者。

《孟子》的文學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氣勢浩然，辯鋒犀利。《孟子》的文章素以氣勢磅礴、明快暢達、雄辯犀利的風格著稱。這種風格表現在各種場合。孟子有著遠大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他堅信自己主張的正確性和必勝性，所以，當他在講述自己的政治主張時，充滿自信，積極樂觀，氣勢恢宏。例如：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闢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公孫丑上》）

這是一篇宣講仁政必勝的道理的文字，文章以“時”、“勢”為基點，全面分析了齊國當時的國土、民力、時勢等有利因素，指出了仁政能夠實行的歷史必然性。理由充分，條理清晰，信心十足，語氣堅定，且行文排比而下，一瀉千里，充分表現了博大恢宏之氣。

孟子繼承了孔子“仁”的學說，具有民本思想，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把“愛人”作為個人道德修養和統治者施政的基本出發點。而當時的統治者或野心勃勃，只顧擴張，隨意發動戰爭；或作威作福，窮奢極欲，極力盤剝百姓，而對於人民的生計乃至生存，卻漠然視之。孟子對這種現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抨擊諸侯爭霸的局面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離婁上》）他曾當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上》）諸如此類，感情激憤，言辭激烈，甚至顯得尖刻，但他的言詞和態度，出自於對正義的維護，對現實的揭露，自有一股渾厚的力量和凌厲的氣勢。

孟子生活在“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滕文公下》）的時代，作為儒家學派的繼承人，他自覺地承擔起了“閒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滕文公下》）的重任，經常與其他學派的學者進行辯論。在辯論中同樣表現出了談鋒似刃，氣勢如虹的特點。例如，孟子與信奉農家學說的陳相關於社會分工問題曾有過一番辯論。在那次辯論中，他首先抓住農家學派的主張無法完全貫徹到其行為之中的破綻，反駁了對方“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張，然後牢牢立足於社會分工的合理性這個基點，全面展開，長篇大論，層層進逼，直到論敵徹底繳械，充分表現出了他剛建的談鋒和如虹的氣勢。

在辯論中，孟子慣於長驅直入，窮追不捨。例如，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梁惠王上》）

當孟子詢問齊宣王的“大欲”時，宣王避而不談，於是孟子明知故問，一連提出了六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窮盡性的排除性的追問，縮小了包圍圈，使對方無可逃遁，最後一語中的，迫使對方默認了自己的真實想法。文章一連串的追問，猶如一連串的炮彈，處處緊逼，勢不可擋

孟子文章的氣勢，是他人格力量的表現。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義在胸，所以說起話來總是理直氣壯，居高臨下，甚至盛氣凌人。他說：“我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詞，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自立於“聖人”的立場，對於“邪說”、“淫詞”，當然是理直氣壯的了。其次，孟子有獨立的人格，高度的自信。他抱負遠大，自許甚高，曾說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公孫丑》）對於肉食者、對於流俗所孜孜以求的權勢富貴，則傲然地給以藐視：“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在權勢富貴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僕，而是卓然聳立的偉人，這樣一個人格獨立，桀立特行之士，說起話來自然不會畏首畏尾，看別人的臉色了。再次，《孟子》充沛的氣勢與他的人格修養有關。文章的氣勢與作者心理的志氣密切相關，而心理的志氣與生理的氣血密切相關④。《孟子》文氣浩然，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的養氣。蘇轍說過：“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孟子透過對生理的氣與精神的氣的培養⑤，使他的氣“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表現在文章中，自然就氣勢浩然了。

二、巧設機辟，善於辯論。孟子不僅好辯，而且善辯。他的文章非常重視辯論技巧。他慣用的手法是預設機辟，欲擒故縱，誘敵深入，使對方不知不覺入其彀中，被迫就範。如：《梁惠王》：

“（孟子）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千斤，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位不用恩焉。’”

這裡，孟子先用兩個淺近的事例，讓齊宣王自己說出孟子想要讓他說出的結論，然後類推下去，順理成章地得出了齊宣王對百姓沒有“用恩”的結論。齊宣王當然不願意接受這個結論，但是這個結論是根據他所同意的邏輯推匯出來的，他如果要反駁這個結論，就會陷入邏輯的自相矛盾之中，就只好不情願地默認了。這時，他只能在心中大呼“上當！上當！”可是，為時已晚矣。又如，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這裡，他先誘使齊宣王得出了對於不稱職、不盡責者，“棄之。”“已之。”的結論，然後指出了齊宣王自己就不稱職的事實，用子之矛，攻子之盾，逼得齊宣王無法回答，只好逃避，“顧左右而言他。”了。

三、長於譬喻，形象生動。孟子還常常藉助形象來說理，使抽象的道理變得觸手可及。如：“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同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告子上》）他用人們手指有病懂得求醫的事例，說明了心靈有病更需醫治的道理。又如：“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這裡用一曝十寒的自然現象說明了人們受外界的影響的量的重要性。還有他的五十步與百步之喻，察秋毫與見輿薪之喻，紾兄之臂而奪之食，逾東牆而摟其處子之喻，魚和熊掌不可得之喻，緣木求魚之喻等等，或兩兩相比而其理自顯；或設為反詰而答案自明；或想象奇特發人深省。他的比喻，既貼切簡明，用淺顯簡捷的語言說明覆雜深刻的道理，又形象生動，於警策中具幽默之趣，增強了文章的表現力。《孟子》中的許多妙喻因而成為成語，前百年來廣為流傳。

有時孟子用一些寓言故事來說明道理。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這個故事形象地說明了違背自然規律，人為地助長事物的危害性，至今仍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再如“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的故事，用乞食墳祭、卻又以此冒充富貴，自誇妻妾的“齊人”，來譬喻名利場中那些“求富貴利達者”。故事短小，但結構完整，情節生動，寥寥幾筆，對於奔走在官場、名場、利場中那些只知富貴名利，不顧人格、不知羞恥之徒，虛偽萎縮、可鄙可笑的嘴臉，刻畫得入木三分。諷刺極為辛辣，具有濃烈的喜劇色彩，表現出了極高的藝術性。

四、多方修辭，表現力強。除了譬喻，孟子還運用了別的修辭手法。他喜歡運用排比句。如：“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梁惠王上》）“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上》）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排比句把許多事物排列在一起，表述中一氣貫下，顯得豐潤顯豁，堅實有力。孟子還喜歡使用反問句。如：“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梁惠王上》）“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告子下》） “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滕文公上》）一連串的反問顯得理直氣壯，咄咄逼人。孟子也喜歡運用對比句。例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這種語句反差極大，對比明顯，可以給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五、語言暢銷，警策動人。《孟子》的語言通俗暢曉，平實淺近而又精煉簡約。劉熙載說：“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操舵，中流自在。”孟子為文字在說理，不祈古奧華麗，但求通俗易懂，加之他性情剛直，喜歡直抒胸臆，因而形成了平易率直的語言風格，但是，孟子的語言平實，卻絕不平淡，相反，他的語言又總是精煉簡約，警策動人的。有時，寥寥數語，揭示出某些帶有普遍意義的規律。例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孫丑下》）有時，用簡潔的話語，告訴人們做人的道理與處事的原則。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滕文公下》）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告子上》）有時，用淺近的語言說出了深刻而又豐富的政治經驗與人生經驗，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告子下》），“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離婁下》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盡心下》)“養心莫善於寡慾。”(《盡心下》)這些話語，暢曉簡潔，而又內涵豐富，意義深刻，警策動人。

在先秦諸子中，《孟子》的散文藝術成就僅次於《莊子》，影響深遠，但是它的散文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缺陷。例如，孟子進行推理時，最常用的方法是比附和外推，這種論證方法缺乏必要嚴密性和客觀性⑧，不能保證結論的可靠性。孟子討論問題，還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偷換概念，從而誘導人（也許還有他自己）陷入誤區，得出錯誤的認識。此外，孟子與論敵辯論時，務在必勝，常常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在方法上，自然難免片面性之弊。作為發展中的說理文，這些缺陷自然是難免的，議論文的成熟，還有待於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