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爭爭的是什麼？顧名思義是權利之爭，利益分配之爭，黨爭由來已久，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競爭，就會有派系，比較有名的是唐朝的牛李黨爭，到宋朝的王安石和司馬光爭，當然主要還是改革路線之爭，像財政，賦稅，司法，等等一系列，當然人情世故也非常重要，這個不能用好人壞人來論，明初的黨爭，主要就是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之爭，明朝初創，朱元璋起家的老底子大部分都是他的老鄉，淮西子弟，像李善長，湯和，常遇春，周德興，郭興，等等，這些人跟著朱元璋起家，個個位高權重，爵位豐厚，常年在一起，語言也方便，後來由於地盤越來越大，融進去全國各地的人也越來越多，稍晚一些的浙東子弟相對來說能排第二，但和淮西子弟是沒法比的，不是一個等級，第一和第二差距相當於清華和高職院校，咱們這位朱皇帝為了平衡這些淮西貴胄，有意扶持浙東集團，原因之一，淮西子弟功勞太大，從中央朝廷到地方諸侯，無論是軍事還是政治，幾乎無處不在，無處不有，並且這些人專業能力不高，戰爭年代忠義不怕死就夠了，但是治國不整點專業的真不行，朱元璋這個道理是懂的，原因二，這些人互結姻親，親戚套著親戚，互相扶持，互相舉薦，把持位置，時間久了，明朝整個官宦制度，都成了安徽人的了，即使有科舉制，考上的那點人，也成不了什麼氣候，也會向淮西子弟靠攏，作為一個統一大帝國的皇帝，不可能被這幫人牽著鼻子走，一定會採取平衡再平衡的策略，況且又碰上了那麼精明的朱元璋，所以朱元章有意扶持另一批人，像劉伯溫，楊憲，等等，這些人被人們歸結為浙東集團，但始終沒有讓這個集團做大到足以和淮西集團抗衡的地步，只是起到一個牽制的作用，這也是朱元璋的高明之處，這樣既能鞏固皇權，使得兩個團體之間能夠互相競爭，又不讓倆個集團勢均力敵，我舉個例子看看朱元璋到底有多精明，可能不太恰當，一個主人養了倆條狗，一條較強壯，一條較瘦弱，這隻較瘦弱的狗表面上一定會對這條較強壯的狗，恭恭敬敬的，可由於常常受欺負，一定會時不時的偷襲一下，這樣呢強壯的狗平常也不至於過於慵懶，也得處處提防，瘦弱的狗更得謹慎，試想一下，如果倆條同樣強壯的狗，可就不需要這樣了，它們會天天打，日日掐，直到一條把另一條咬死，或者咬成重傷，沒有反抗能力了，如果只養一條狗呢，狗養肥了，沒事幹，沒競爭，不一定哪一天脾氣暴躁衝著主人咬一口，在我老家確實發生過這種狀況，養了好幾年的狗一直很溫順，突然之間就把主人給咬了，例子可能不太恰當，原諒，同樣的道理，黨爭也是樣，勢均力敵的倆個集團，競爭必然激烈，黨同伐異，對於國家，對於百姓，對於帝王是絕對不利的，只有一個集團，隨時都會失去控制，這樣對於帝王是更不利的，只有一大一下，能夠牽制，又沒大到可以翻臉對乾的地步，於國，於民，於帝王，都是有利的，以上純屬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明初的黨爭，是由出身浙東的言官首領劉伯溫與出身淮河右的勳貴集團首領李善長在朝廷上黨同伐異，朱元璋對此時洞若觀火，還不時地推波助瀾。

可以說，明初黨爭是朱元璋的政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功臣集團的自保之舉。

有一首詩是這麼說的，“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反映了明朝初年的政治形勢，出身於淮西的勳貴掌控了明初朝廷相當長一段時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當時的封建士大夫對農民軍不怎麼待見，他們寧願為元朝守節殉國，也不願意給朱元璋當差。朱元璋統治大明王朝總得有基礎盤吧，而且元從團隊攀龍附鳳，大半輩子刀光劍影，所圖的也是功成名就。

（紅巾軍起義）

這些人多是武人出身，本身文化程度有限，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多有橫行不法之事。朱元璋三令五申，好說歹說也架不住法不責眾，當初他為了示以恩寵，還發了很多免死鐵券，更是助長了這些人的驕縱之心。

面對著越來越多的舉報和烏煙瘴氣的朝政，朱元璋不得不設法收回丹書鐵券，又成立了御史部門，專責紀律檢查之事，相當於大明王朝的最高檢察院，領頭的就是劉伯溫，屬員則是大量的六品、七品的言官。雖然這個部門的官員品位不高，但是他們權力很大，可以風聞奏事，不一定要查有實據。

劉伯溫被安排負責這個崗位，是因為劉伯溫有著讀書人的清高，比起淮西集團的首領李善長，劉伯溫幾乎沒什麼人格汙點。他秉公執法，剛正不阿，是做這件事的絕佳人選。李善長雖然位高權重，俸祿要比劉伯溫多20倍，但是這個人心胸狹窄，有結黨營私的做派。所以，朱元璋就把丞相府和御史臺分開，是兩個並行的機構，互相監督。

（劉伯溫單獨成立了一個御史臺）

其實，站在朱元璋的角度，他最擔心的反而是劉伯溫。因為劉伯溫這個人有急智，算無遺策，才華橫溢，是漢初張良式的人物，為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在戰爭期間，朱元璋的很多戰略決策，基本都是出自劉伯溫之手。這讓朱元璋比較忌憚劉伯溫的才能，他特別擔心劉伯溫施展手段籠絡一批將領武夫，從而具備了造反的能力。最要命的是，劉伯溫這個人不貪財，不好色，民間威望還那麼高，這在政治上就是對皇帝的威脅。所以，朱元璋讓劉伯溫去給他們提意見，監督他們，讓那些武官一提起劉伯溫就恨的牙癢癢，朱元璋才能多少放心些。

至於李善長，因為他更多像漢初的蕭何，長於後勤、治國，對於軍國大事沒有太多的經驗，因此朱元璋並不太擔心。同時，李善長也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竟然學起了蕭何的自汙的法子來，讓朱元璋認為他沒有什麼野心，因此就讓他做了丞相。可是，雖然不具備太大威脅，但是也要讓劉伯溫看著，免得行事太過份了。

所以，明朝初年的黨爭形勢，實際上是朱元璋一手安排的朝政局勢，皇帝居中制衡。這種局面被打破，主要是在洪武23年。其時，劉伯溫早已被陷害去世，淮西集團已經獨大。捕魚兒海戰役也在洪武21年打完了。天下的仗已經打完了，武將們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皇帝再也不能容忍不法之徒了。因此，在這一年，朱元璋以“胡黨”為名目，把洪武三年分封、當時還在的公侯們殺了一大半。

（朱元璋與徐達對弈圖）

到了洪武26年2月，太祖又發動藍黨案，把洪武12年之後加封的勳臣又大殺一通。藍玉的官方罪名是他其實是胡惟庸殘黨，看到自己的親家葉升被打成胡黨而害怕，又嫌自己沒當上太子太師，官小，所以在京城裡籌劃造反，最終在入宮上朝時被抓捕。當然，官方說法是這樣，實際情形如何，已經無法得知，不過我們可以按照一般常理來推測。

藍玉作為常遇春的小舅子，和稍後捲入藍黨案的常遇春之子常升一樣，是懿文太子的正妃常氏的親族，在洪武25年4月懿文太子去世、非常氏所出的太孫朱允文立儲之後，有所怨望。因為常氏的嫡孫還有三子朱允熥呢。這藍玉是蜀獻王的丈人，又曾征戰西南，或許真和蜀王有所密謀。後來的馮勝、傅友德、王弼被殺，當時的說法是他們也是藍黨，實際大概也和他們捲入了諸王爭立的陰謀有關。如劍橋明史就說過周定王曾赴鳳陽密會岳父馮勝，傅友德也和晉恭王結為兒女親家，且常在山西前線佈置防務。

（洪武末期朱元璋開啟了修正模式）

隨著懿文太子的去世，明朝朝廷上下確實存在詭譎的氣氛。除了權力鬥爭的角度以外，從制度上講，大概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自己建立的軍事貴族制度已經造就了一批居心不軌者，他因此決心要用把現有大多數勳臣抹殺的辦法來糾正這個“錯誤”了。這才有了洪武末年，大批功臣被殺的情況。

其最主要的原因，即是這些功臣已經沒有了劉伯溫那樣的剛正之臣來牽制、監督了，他們的存在已經造成了大明王朝的不穩定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由於明初黨爭的存在，才使這些功臣能夠活的踏實些。

明末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萬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職的吏部郎中顧憲成，與同好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鄉無錫東門外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派。一時“士大夫抱道杵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明史》卷 231《顧憲成傳》）。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合。東林黨以此得名。與東林黨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他們都與大地主集團相互勾結，“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明史》卷 236《夏嘉遇傳》）。宣黨首領湯賓尹是宣城人，昆黨首領顧天峻是崑山人，其他各黨皆以鄉里命名。在這些黨派中，以浙黨勢力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都先後出任內閣首輔，在朝當政。

東林結黨給明朝造成的損失是一個深重的歷史教訓，不少人對東林結黨的危害認識不足，而被東林黨華麗的詞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對其多有追捧和譽美之詞。

黨爭是從漢代開始就存在的，這個黨和現在的政治黨派不是一回事，而是對於文人政客抱團取暖的一種稱呼。在各個王朝，最為忌諱的就是黨爭，黨爭意味著朝局混亂，而朝局混亂就會讓國家機器出現問題，不利於國家穩定。

明代的黨爭有兩個高峰期，第一個是嘉靖時期，但一切基本都在嘉靖的掌握之中，不過危害也是不小，嚴黨、徐黨、內廷之間的角逐，使得大明朝廷風氣敗壞，延誤了很多決策的執行，是明朝由盛轉衰的開始。第二次就是從萬曆中期開始，一直到明朝滅亡都沒剎住車的黨爭，直接講明朝從衰敗拖像滅亡。追溯黨爭的根源，其實應該賴嘉靖和萬曆，因為黨爭開始的原因，是文人反對皇權的加強，而嘉靖和萬曆，因為個人成長經歷，都是有心成為獨裁者的帝王。既然有反對的，那就一定也會有附和支援的，黨爭也就從這開始了。

萬曆時期的黨爭大規模開啟是由爭國本引發的，東林黨堅持自己的道統，和萬曆開始瘋狂打嘴炮，之前被東林慢慢擠出朝廷的齊楚浙三黨為了報仇，走到了皇帝這邊，於是這個毫無實際治國意義的漫長嘴炮戰開始了。基本上中央官員啥正事也不幹了，就為了爭一個“理”，瘋狂嘴巴輸出，第一階段的結果是東林黨獲勝，齊楚浙覆滅，萬曆自閉。但是風波沒有結束，很快，魏忠賢的出現掀起了第二波大戰，閹黨憑藉著皇帝的信任，一點一點的把東林黨的元老大員都給咔嚓了，朝中少了一大批治國大才，國家被一大幫趨炎附勢的混蛋包攬了。

然而戰爭還沒結束，崇禎繼位後，第三波黨爭開始，一開始是東林黨反撲，最後變成了“管你什麼黨，跟我有仇你就是閹黨”的局勢，朝廷徹底混亂，崇禎拼命阻止，卻沒把力氣使對地方，也想當獨裁者的崇禎皇帝各種坑大臣，使得黨爭之風沒有結束，只不過不是什麼東林黨閹黨之爭了，而是全員不作為，全員彈劾，最終讓國家在混亂中覆滅。

在黨爭的過程中，東林黨人反對以皇帝為首的當權派的胡作非為，反對王公、勳戚對土地的掠奪，反對礦監、稅使的橫徵暴斂，代表了人民的願望，得到了市民的支援擁護。但明末激烈的黨爭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在回答問題之前我們首先必須明確一點，中國古代的所謂黨爭是指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爭鬥，而不是君臣之間的爭鬥。懿文太子朱標名分早定，早在吳元年，朱標便被剛剛稱王的明太祖朱元璋立為了吳王世子。洪武元年，朱元璋開元建國伊始便正式冊立朱標為皇太子。換言之，朱標明王朝建立的第一刻起便是皇太子、是儲君！他與所有大臣、甚至兄弟的關係是“君臣”。因此，任何針對朱標的陰謀、爭鬥都不能稱其為黨爭，而應該叫“謀逆”，只不過是略降一等的謀逆而已。所以，無論明王朝初期是否存在黨爭，都不可能和朱標扯上關係。更何況，自洪武十年起，朱元璋就下旨：“今後一切政事並啟太子處分，然後奏聞。”也就是說，自洪武十年起直到去世，朱標整整當了十五年的“見習皇帝”。除非他想要搶班奪權，否則無論如何也不會捲入大臣之間的黨爭。為什麼？因為朱元璋從來都沒有考慮過其他任何一個兒子，朱標沒有競爭對手，爭什麼？

再說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這兩大集團根本不在同一個重量級上，這一點毋庸置疑！從洪武初年公侯伯的數量便可以看得出。洪武初年擁有封爵者絕大多數都出自淮西集團，級別最高的公爵則全部被淮西集團壟斷！作為浙東集團領軍人物之一的劉基僅僅獲得了一個誠意伯爵位。有僅此一點、高下立判，浙東集團還沒有資格和能力與淮西集團發生所謂黨爭。洪武初年的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一文一武都出自淮西集團，武將則近乎全部出自淮西集團。甚至李善長的接班人胡惟庸，也同樣是出自淮西集團！換言之，無論是行政系統還是軍隊系統，全部為淮西集團所把控。往大了說，就連朱元璋本人也同樣屬於廣義的淮西集團！再看劉基的位置在哪？御史臺，也就是後來的都察院，監察機構而已。當然，劉基還兼著太史令，同樣是個實權不大的職務，其他人可想而知。就這樣一個所謂浙東集團，無論如何也是無力與淮西集團爭雄的。

朱元璋本人對浙東集團實際上從來就沒真正信任過，對這幫與元廷和張士誠關係錯綜複雜的文人，朱元璋一直都是且用且防，他更信任的還是自己從老家帶出來的淮西子弟兵。不能因為洪武二十五年之後朱元璋對淮西集團大開殺戒就否定這一點，在洪武二十五年朱標去世之前，朱元璋對淮西集團還是相當信任和倚重的。那麼，朱元璋為什麼又要留著浙東集團呢？首先，在打天下階段，這些人的謀略還是有用的，打天下不僅要靠武夫，也需要文臣，但是這方面是淮西集團的短板，除了李善長、胡惟庸，淮西集團並沒有太多拿得出手的文臣、謀士。在明王朝開元建國之後，更加需要治國的文臣，武夫除了守土和添亂，沒多大用處。但是，新近招攬和開科取士的文臣根基尚淺、業務也不熟悉，朱元璋還需要浙東集團幫自己治天下、帶徒弟。

除此之外，恐怕就是監視淮西集團了。雖然淮西集團是朱元璋的舊班底，但任何帝王對臣下的信任都不是絕對的。淮西集團盤根錯節、打斷骨頭連著筋，用淮西人監視淮西人顯然是不現實的。這時候，浙東集團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他們和淮西集團沒太多私人關係，可以更好地監視淮西集團這幫驕兵悍將！這恐怕就是朱元璋把劉基安排到御史臺擔任御史中丞的目的所在，畢竟浙東集團的根基要比新人深得多，更能鎮得住局面一些。用新人或許關係更加涇渭分明，但畢竟實力和資歷太淺，很難達到作用。而且，還容易導致新人站隊，適得其反。

但是，浙東集團的作用僅此而已，充其量就是作為監視淮西集團的一雙眼睛。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和淮西集團硬碰硬，朱元璋也不可能允許浙東集團有這樣的能力！當然，朱元璋對淮西集團有些不便出面、不想出面的事情，也可以透過浙東集團來解決，一舉兩得。

實際上，明初沒有所謂黨爭，或者說黨爭的規模非常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明初更主要的還是皇權與相權之爭！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後來牽連甚廣的所謂“胡惟庸案”，才有了廢除宰相制。說白了，明初的政治鬥爭主要還是集中在淮西集團內部，外人是沒有資格、更沒有機會插手的，包括浙東集團！至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後朱元璋大開殺戒，並不是因為那幫淮西悍將有反心，僅僅是因為朱元璋擔心孫子朱允炆鎮不住局面，打預防針、提前除害而已。只不過，這劑預防針造成的免疫反應過猛了一些……而劉基與李善長之間的矛盾，完全是個人問題，與兩大集團關係並不大。又或者說，是二人為了自保給朱元璋上演的一出雙簧，也未可知。

本文先說說黨爭爭什麼，然後再說說淮西集團和浙東派黨爭以及淮西集團的覆滅。

1、黨爭爭什麼呢？——身家性命

在淮西集團和浙東派競爭之前，就已經有以中樞左丞楊憲為首的山西幫挑戰淮西集團了。他們數次向朱元璋進言說李善長無德無能，想取而代之。

劉辰《國初事蹟》中胡惟庸說：“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

淮西集團全力反擊，結果楊憲以詆誣大臣、朋比為奸等理由被殺了，身首異處，他的追隨者也相繼被殺。政治鬥爭中落敗者的下場一般都是很慘的。

勝利者可以天天圍著皇帝轉悠，近水樓臺先得月，有什麼風吹草動早就準備好了，不像遠離政治中心（都城和皇帝）的人，後知後覺，苦活累活幹了，有時候還會莫名其妙被降職、被殺頭。

如果朝中有政敵，政敵的勢力還很大就更麻煩，俗話說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這些成語都是血淋淋的人頭堆積的。唐朝有個例子就是很好的說明。

白敏中曾為萬壽公主挑選駙馬，選中了狀元鄭顥。當時鄭顥已與盧氏聯姻，正前往迎親，被白敏中派人追回。鄭顥為此深恨白敏中，多次在宣宗面前詆譭於他。後來，白敏中出鎮邠寧，要離開都城長安和唐宣宗的時候，他對宣宗道：“鄭顥並不想娶萬壽公主，因此會怨恨於臣。臣在朝中，他無能為力。臣若出鎮，他定會中傷於我。”宣宗道：“我早就知道了，你怎麼到現在才說。”說完命人將一個檉函交給了白敏中，道：“這裡面都是鄭郎詆譭你的書箋。我若是相信，你又怎會有今日。”白敏中這才得以安心。

唐朝宰相張說在《幽州夜飲》中有兩句詩：“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你很難指望皇帝都燭照萬里，洞察秋毫，天天在皇帝身邊轉悠，雖然伴君如伴虎，但是機會多，也能及時處理謠言誣陷。

唐朝牛李黨爭的時候，李德裕被貶為崖州司戶，大中三年十二月（850年），病逝於崖州。宋朝新舊黨爭的時候，蘇軾在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有時候人在江湖真是要考慮身家性命。

2、黨爭爭什麼呢？——想幹點事情

但是政治家又不都是隻會明哲保身的人，很多人是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的，也想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但他們更懂得順勢而為，嚴嵩當政的時候，張居正也是唯唯諾諾的，但張居正任首輔後，還是立馬組建了自己的班子，自己的人馬，將其他不跟自己一條心的都放棄不用，不然怎麼保持政令暢通？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用的是華盛頓留下的人馬班子，但是卻碌碌無為，很多人不聽他的，他與漢密爾頓鬧僵後，漢密爾頓則寫本小冊子指責亞當斯的不足。漢密爾頓的倒戈令共和黨人大喜，將其小冊子稱為“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傑弗遜當時興奮地意識到，共和黨人很可能在接下來的選舉中取得絕對的勝利。事實也是如此，傑弗遜在1800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得了勝利。約翰·亞當斯只幹了一屆，很平庸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政績。

清朝在平定太平天國的時候，讓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四省的巡撫都換成曾國藩的嫡系。同時，兩廣總督勞崇光因協餉不力被換成與曾國藩關係很好的晏端書，曾國藩的好友郭嵩燾又署理廣東巡撫。湖南巡撫駱秉章被調到四川任總督，四川布政使是曾國藩的同鄉密友劉蓉。湖南巡撫毛鴻賓是曾國藩的同年、舊交，湖北巡撫是嚴樹森是胡林翼一手提拔上來的，絕對可靠。

可見如果想幹點事情，減少掣肘是其一，關鍵還是要有自己的人馬班子。曾國藩自我總結道：“平生精力，與長毛鬥，只佔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鬥，佔十之六七。”想做一點事情，還是需要很多同道中人的，畢竟道不同不相為謀啊。

3、黨爭爭什麼呢？——生前利益

前文引用過劉辰在《國初事蹟》中提到的胡惟庸說：“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剛大官，大富大貴是人人希望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一派中人上位，就有很多人彈冠相慶，因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另一派的許多人將被貶斥、構陷，逐出權力中樞。

公元1102年，宋徽宗改元崇寧，罷黜舊黨。1103年，蔡京下令焚燬蘇軾、黃庭堅、米芾等舊黨人的墨跡文集，嚴禁生徒識讀、藏家寶之，蘇軾的翰墨文寶“既經崇寧、大觀焚燬之餘，人間所藏，該一二數也”。在《清明上河圖》畫中的兩處，車伕們將被廢黜的舊黨書寫的大字屏風當做苫布，包裹著舊黨人的其他書籍文字裝上串車，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去銷燬，看著令人唏噓不已。

蘇東坡的同僚韓宗儒，和蘇東坡有文書函件往來。每當他得到得到蘇軾的回書，便會去找名將姚麟換羊肉。姚麟作為蘇軾的鐵粉，一封書帖大概可換羊肉數十斤，宋朝羊肉可是好東西啊。而《清明上河圖》中字畫被做苫布，可見落架的鳳凰不如雞啊。

字畫這樣，其他的利益更是如此。洪武元年，朱元璋巡幸汴梁，李善長和劉基在南京留守，李善長的親信、中書省都事李彬犯事，李善長求情，劉基不從，報告給了朱元璋，就把李彬殺了。如果李善長一手遮天，都能罩著，還會不能維護自己人的利益嗎？

4、黨爭爭什麼呢？——死後名聲

北宋徽宗時蔡京專權，把元祐、元符間司馬光、文彥博、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三百零九人列為奸黨，將姓名刻石頒佈天下，想讓他們遺臭萬載。這就是元祐黨人碑的故事。

蘇軾的諡號“文忠”，還有一個宋朝人諡號“忠獻”，這個人有這樣的諡號說出來可以讓人噴飯，這個人就是秦檜。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病逝，時年66歲，追贈申王，諡忠獻。開禧二年（1206年），宋寧宗追奪其王爵，改諡“謬醜”。嘉定元年（1208年），史彌遠執政後又恢復其王爵和諡號。也就是說，秦檜死了五十多年了才改他的諡號，後來又被改回去了。

秦檜病重的時候，宋高宗去看他，秦檜問他死了後，誰人當宰相，宋高宗說：這個就不用你操心了。張居正死後，首輔張四維是想法設法讓萬曆任性，放飛自我，去翻開張居正的老底，貶低張居正。

清朝張廷玉沒死之前，為了配享太廟的事，和乾隆鬧得很不愉快，乾隆是藉機會好好整理雍正朝鄂爾泰和張居正的黨羽，一切以後都是乾隆說了算的。

5、淮西集團敢投資或者需要投資太子嗎？或者太子也是淮西集團的代表

太子朱標是早就確定的。朱標娶的第一任妻子是常遇春的女兒常美榮，雖然早死，但卻是建文帝的嫡母。淮西勳貴在中央機構中居於重要地位，淮西籍的將相大臣建國受封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當時封公爵10人，外籍1人；侯爵38人，外籍20人；伯爵淮西籍沒有，外籍有5人。淮西集團和朱元璋有姻親，李善長、傅友德、胡海、郭英等的兒子都娶了朱元璋的女兒，淮西集團之間也有姻親。

按照朱元璋對孩子們的保護和愛，對太子朱標的執念，對皇孫朱允炆的喜愛，淮西集團沒有人會想到換太子的，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

6、淮西的覆滅：皇權與相權

兩千年皇權和相權的鬥爭一直存在，漢武帝的內朝和外朝，唐朝前期三省六部制度到唐玄宗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等，宋朝把相權一分為三。總之，是皇權漸漸加強而相權漸漸減弱。

洪武三年開始大封功臣，劉基為伯爵，240石；李善長為公爵，4000石，相差甚遠。這樣做一是淮西集團太強大，只能暫時壓制浙東派；二是天下還未完全平定，作為淮西集團的首領，朱元璋還要依靠他們。

這樣的局面，作為浙東派的首領劉基是不敢鬥爭的，朱元璋問他誰可當宰相，劉基說這個不行那個不行自己也不行，反正就是不想蹚渾水，但是政治是沒有金盆洗手的，劉基最後也是不能保命，劉基長子劉璉“為惟庸黨所脅，墮井死”。多年以後，朱元璋在和劉基的另一個兒子劉仲璟談話時說：“劉伯溫他在這裡時，滿朝都是黨，只有他一個不從，吃他每蠱了。”

胡惟庸可能不知道，他和劉基是一體兩面，相生相成，浙東派的氣焰下去了，淮西集團的火越燒越旺，最後都快要燒到皇帝的屁股了，要控制不住了。所以朱元璋出手了，為什麼非要出手呢？

從一個小故事看看。朱元璋妻子宴請文武功臣的妻子，馬皇后說：大家都是吃過苦的人，那時候，那裡會想到現在過這麼好的日子。眾人附和，徐達的張氏夫人說：都是窮過來的，現在我家可不如你家。一句話將天聊死了。後來的一次宴會上，朱元璋向徐達敬酒說：牝雞司晨，家之不詳，我這杯酒是特意祝賀你免去滅族之禍的。徐達回家得知，老婆已經被殺了。

談遷在《國榷》中說：渡江舊勳（淮西集團），俱魚服之侶，臣主未定，等夷相視，見兵柄獨握，未免為所欲為耳。

開始時大家是袍澤，後來明朝建立，需要鞏固皇權，淮西集團再恃功驕恣，擅權專斷，朱元璋豈能再容。打天下時候，朱元璋只是一個將領、淮西集團的領袖，登基做了皇帝，建立了全國性的政權，就不可能再單純代表區域性地區的利益，他必須兼顧全國各地各個階層的利益了。

為了維持權力之間的平衡，相互制約，需要有集團制衡淮西集團。然而淮西集團已經尾大不掉，非淮西人對淮西集團的監視根本不可能，只有朱元璋自己動手了，“胡藍黨案”就此形成了。

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公爵，除了病死的，只有一個信國公湯和了，他第一個交出兵權，久患中風，除了不停地淌口水，一句完整的話也說不全了。

他所封的全部五十多個侯爵，只有最平庸最沒有威脅的兩個還活著。

在朱元璋奪取天下之初，其實是沒有什麼實質意義上的“黨爭”，淮西集團的老大就是朱元璋本人，沒有那個所謂的“朋黨”能和歡喜集團抗衡。

在一些人認為的以劉基劉伯溫為首的“浙黨”，嚴格意義上講是不存在的，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講，所謂的“浙黨”，其實是可以看做“非淮西集團”。

在朱元璋奪取江山的過程中，以他的“發小”以及“哥們”為主的淮西集團，包括徐達，湯和，常遇春，李善長等老鄉們是朱元璋的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班底，當然也是朱元璋最信任的班底。朱元璋以這個班底為基礎，建立了強大的淮西集團，老鄉政治就是那個時期的本質特徵，朱元璋認的乾兒子們都是他的老鄉。

但是，隨著朱元璋事業的不斷壯大他的淮西老鄉集團就不大夠用，朱元璋需要更多更厲害的角色。在這個背景下，包括劉基劉伯溫以及朝廷的重臣宋濂等來自南方的非淮西集團的人才被朱元璋網羅。總的來講，這些“新鮮血液”的能力和學識都是要強於淮西集團的很多人。

僅就李善長和劉伯溫之間的對比，無論是身份，出身還是學識，見識以及戰略眼光等等，劉伯溫應該是都勝李善長一籌，進士出身的劉伯溫打心裡不大看得上舉人出身的李善長。

一直到朱元璋奪取天下之後，淮西集團都是總體排外的。在排外方面淮西集團是比較團結一致的。這種排外其實是得到了朱元璋的“默許”的。不僅如此，朱元璋本人也是偏袒淮西老鄉，骨子裡排斥和堤防幾乎是所有的淮西集團外的臣下。在建立發明之初，朱元璋在論功行賞方面對劉伯溫的蓄意打壓表現的尤其充分。

在這種背景下，不可能有黨爭的情況出現。事實上明初的狀況是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對淮西外的官員群體的打壓，這種打壓的目的，就是壓制以劉基劉伯溫為代表的所謂的“浙黨”，實質上是一種純粹的權力之爭和“勢力之爭”。這種打壓在朱元璋的偏袒下，劉伯溫們幾乎是連招架之力都沒有。劉伯溫死的時候估計知道了“惹不起也躲不起”的可怕。

這種打壓造成的結果，就是淮西集團一家獨大，形成了對朱元璋本人的威脅，尤其是“胡惟庸案”的出現，讓朱元璋感到了淮西集團給他的壓力和威脅，所以，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對淮西集團進行了更加殘酷的打擊。這種打擊一直到“藍玉案”之後，跟隨朱元璋打天下的淮西集團基本上被朱元璋殺乾淨了。

黨爭從來都是對權利、利益的爭奪，歷代王朝都會存在的。

01

淮西黨和浙東黨

淮西黨：以李善長為首，是朱元璋老家的人，明朝開國功臣一大半來自淮西。

浙東黨：以劉伯溫為首非淮西人，是後來追隨朱元璋的開國功臣。

02

黨爭——權利、利益

明朝立國後，朱元璋為功臣分封絞盡腦汁時，開國功臣們就已經開始暗流湧動，其中藍玉是表現最突出的一個。

打壓異己，互相排斥，都想謀取高官厚祿，李善長、劉伯溫儘管沒有太多心眼，卻管不住其他人，所以二人的結局也都是受到牽連。

明初的幾次大案都是因為黨爭引起，朱元璋也是被逼下重手。

03

太子朱標

朱標的位置從來沒有過爭議，自幼被培養為合格的儲君，也是一位多謀、仁義之君。

但治國從來不是依靠少數人，更不可能單單依靠淮西一地，那樣明朝就又成了分裂割據的地方政權。

所以朱元璋早晚也會清算，重新洗牌，避免一方勢力太大影響皇權，廢除丞相制，一人獨斷專權也是不得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