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淺談讀《史記》的政治意義
首先《史記》寫作目的：
是要給後世人提供治國做人的借鑑，不是專門給當時統治者用來加強統治用的。
他為什麼要寫《史記》？
為適應時代需要，他對武帝以前的中國文化進行一次歷史的總結
《太史公自序》說：
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意思是想要研究天道和人事的關係，貫通從古以來的演變，成為一家的言論。)這三句話與先秦時代的巫文化、史官文化、諸子文化相對應，他從三個層面對武帝以前的中國文化進行一次歷史的總結。
他寫《史記》還有自己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後世所有的人看的。
他自己在給朋友任安的信裡說“述往事，思來者”。（《報任安書》）意思是“我敘述歷史往事，想著是為後世人提供借鑑。”
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為後世所有人看的。
那麼給後人看什麼呢？
司馬遷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意思是：生活在現代的人，應該記住以前的道理，用它來做借鑑。)
司馬遷寫書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後來的人們，如何治國，如何做人。
概括說，治國做人就是《史記》的最主要的內容。
不論你是政治家，或只是普通人，都可以從他的書裡得到啟示和教益。治國主要是政治家的事，而做人與各人的切身前途緊密相關，是每個人都看重的。
《史記》不只是一部傳播歷史知識的教科書，還是一部教人怎樣做人的人生讀本。
人物選擇：全書寫的人約有4000人，重要的有100餘人，並非都看官位，而選擇對歷史有影響的人物。
《張丞相列傳》（寫文帝時張蒼附記）（自景帝至今上的一些丞相）“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不記載。但事關治道的下層人物，醫卜星相，刺客遊俠卻立傳。
《史記》是以寫人為主的，這與文學是人學一致。
《史記》寫政治大人物寫得最好的是《項羽本紀》和 《高祖本紀》，把秦末漢初兩大政治風雲人物項羽和劉邦寫的很富文學色彩。他們兩人因主要的的政治選擇不同，導致劉勝項敗。
其次《史記》人物對人性的三種主要選擇。
《史記》70篇列傳都是寫臣子將相和普通平民的，最能體現他對做人的看法。
第一，
對“義”與“利”的選擇。司馬遷讚揚人要講“義”，同時肯定人性求富求利的合理。
什麼是“義”？
中國古代是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範疇。本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義”體現群體的道德價值。>什麼是“利”？指利益，古代多與個人利益聯絡。所以成語有“自私自利”，即把私與利相聯。
第一篇列傳《伯夷列傳》側重寫伯夷、叔齊兩人的求“義”，而第六十九篇《貨值列傳》是寫商人的求富求“利”。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是自傳，也是序文。而其中從第二篇到第六十八篇，各篇分別寫歷史人物不同的人性表現。
《伯夷列傳》，以議論為主，是70篇《列傳》的總論，表明是論人事的。《太史公自序》說本篇寫作意圖：“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可見主題是頌揚“奔義”，譴責“爭利”。
即寫人應有的道義。
傳記寫殷末周初兩位高士伯夷和叔齊，他們是孤竹國君的兩個兒子，因激於道義而互相爭讓君位，都不想繼承君王的位置；周武王伐紂時他們扣馬而諫；周朝建立他們又恥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他們的行為都是為了一個“義”字，堅守精神上的一種道德信仰。對他們的守“義”行為，司馬遷是讚揚他們、同情他們的。當然，今天看，他們的“義”是不合時宜的。
列傳的第69篇，《貨殖列傳》是寫商人的。貨殖，即經商，所以貨殖列傳就是商人列傳。指出求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社會上各種人都在求富。他引用民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說明各種人為利奔走。同時，該篇記敘了自秦漢以來的一批富商大賈的言行，如范蠡、計然，孔子的學生子貢，還有商人之祖的白圭，做鹽鐵生意的猗頓、郭縱，富比王侯的烏氏倮（luǒ）（搞畜牧業）、寡婦清（開礦）等，他們或因畜牧，或因採礦致富，都得到秦始皇的獎勵，當時他們都是體面的人。司馬遷對他們正當致富都加以肯定和讚賞。
司馬遷既肯定伯夷和叔齊的高尚的道義，也肯定商人們正當的致富求利。求富也是人的一般本性，並非只是小人要求利，君子也會求利。司馬遷看來，人性從“喻於利”追求物質開始，進一步要提升到“喻於義”的精神境界，即人性的最高境界。
第二，
從政者在“義”與“利”的選擇上，表現為對“廉”與 “貪”的選擇。司馬遷對從政者讚揚 “廉”，反對 “貪”。從政者是否廉潔，關係國家的存亡興衰。《越王勾踐世家》和《吳太伯世家》提供了答案。春秋時代，吳越相爭，起初互有勝負，但最後吳亡越存，吳王夫差自殺。吳王不聽伍子胥勸諫，聽從內奸太宰嚭意見，與越談和。吳君臣貪財受賄，失去警惕。越王為政廉潔，生活節儉，取得民眾支援。最後越勝吳敗。
從政者是否廉潔，關係到個人的成敗。
《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寫了楚漢戰爭雙方主角項羽和劉邦對財物的態度。劉邦本來貪財，入關後，“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其志不在小。”（《項羽本紀》范增語）有了更大奮鬥目標，抑制了私慾。項羽攻下咸陽，就想東歸，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項羽無統一全國的願望，只想富貴還鄉。
在廉潔態度上，各向相反轉化，志向變化，預示日後雙方成敗結局。劉邦是在聽了張良勸說轉變的。項羽不聽范增。成敗已定。
官員廉潔得人心，否則失敗。
《李將軍列傳》寫漢代李廣廉潔得民心。“廣廉，得賞賜，則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廉頗藺相如列傳》附傳寫了因“紙上談兵”著名的趙括為將的故事。趙括代廉頗為將，趙母上書趙王，反對兒子為將。趙母將兒子與丈夫作了對比。丈夫為將，賞賜分給部下，受命後不問家事。趙括為將，君王所賜金帛藏於家，買進便宜田宅，一心為己，一點不廉。兒子為將後果不堪設想。結果趙括慘敗。司馬遷筆下的貪官汙吏多無好下場。如鄧通餓死（《佞幸傳》），伯嚭被勾踐命武士斬首（《吳太伯世家》）。
第三，一般人際關係中對“義”與“利”的選擇，表現為對人性“善”與“惡”的選擇。司馬遷肯定選擇善良的人性，反對邪惡的人性
在中國戰國時期，學者們對人性展開廣泛的討論。孟子主張性善說，荀子主張性惡說。這種爭論雖無定論，但促進了人們對人的本性的重視。到了漢代，司馬遷對人性的認識就是在戰國士林的認識基礎上的發展。他在《史記》中對人性的善與惡都有描寫。他高揚與人為善的人性，鞭撻與人為惡的人性。
人性善的例子，如漢代名臣韓安國與人為善。
《韓長孺列傳》：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
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
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韓安國本人曾經因過失違法犯罪，獄吏田甲侮辱他。
韓安國說：“滅了的灰燼難道不會再燃燒了嗎？”田甲說：“如果燃燒了，就用小便澆滅它。”
不久，韓安國被起用為諸侯國樑國的主民政之官。田甲聽到韓安國又做官就逃走了。
安國說：“田甲如果不回到官府，我消滅你宗族。”田甲因而脫衣露胸前去謝罪。安國對他笑著說：“你現在可以撒尿了，你這種人值得我懲治、較量嗎？”韓安國到底都善待田甲。）此事可見韓安國與人為善，以德報怨，胸襟寬廣，人性之善。
再如漢文帝時的廷尉（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張釋之，按法辦案，執法不阿。《張釋之列傳》記載了“縣人犯蹕”（縣裡的人冒犯皇帝車駕）的故事。
有一次文帝出行，經長安的中渭橋，無意跑出一個行人驚了皇帝大駕，文帝發怒要殺此行人，交張釋之法辦，張只判其罰金，沒有殺他。文帝不滿，張仍說服文帝，按法辦案。司馬遷在傳末讚揚張釋之是“長者”。即是忠厚善良有德的人。張釋之確實當之無愧。他的善良表現為依法執法。
人性惡的例子，如秦相李斯。
《李斯列傳》開頭寫了一個李斯與老鼠的小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最後一句意思：一個人有沒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樣，在於自己如何處世。是由自己所處的環境決定的。賢，有才能。不肖，不成材。處：處理。）他把糧倉的老鼠當成人生追求的目標，志向低下，人性可惡。他後來雖然幫助秦始皇統一中國有功，但其人格低下，人性可惡。《韓非列傳》載李斯在秦王前毀謗韓非，陷害同學韓非至死。
秦始皇死後，為保住自己祿位，聽信宦官趙高立胡亥為秦二世，最後自己被腰斬咸陽。
《李斯列傳》寫李斯有五次感嘆，非常精彩。
第一次感嘆，得意；
第三次感嘆，長子“李由為三川守，置酒於家，百官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無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有預感，但不收手。第五次感嘆，二世二年七月……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平常的生活再不可得。張大可評：但（李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其死雖慘，固不足惜也。《史記論贊輯釋》第286頁。
司馬遷對善與惡的人性的矛盾，表現在歷史人物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在對上司、對下屬和對朋友最常見三類交往中，選擇正直真誠的人性，反對虛偽冷酷的人性。
在對朋友的選擇上，對“義”與“利”的選擇，表現為對忠誠或虛偽的選擇。
司馬遷讚賞對朋友要真誠，反對虛偽。
司馬遷嚮往朋友之間的真情的人性，憎恨虛偽的人性。
他寫的春秋時代齊國政治家管仲和鮑叔的友情故事很有名。《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牙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牙謀事而更窮困，鮑叔牙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牙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牙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牙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因鮑叔對自己的深刻了解，五次真誠地幫助自己，使自己成就事業，所以管仲感慨地說：“生我的人是我的父母，但真正瞭解我的人是鮑叔朋友啊。”司馬遷寫管仲實際讚揚了鮑叔對朋友感情真誠的人性，鮑叔把幫助朋友成。
人生選擇中,最困難的是對命運的選擇。
3，《史記》人物對命運的三種主要選擇。命運可以選擇嗎？
什麼是命運？
什麼是天命？
古代把天當作神,稱天神的意旨為天命。而所謂命運,古人指人的生死、貧富、壽夭等是生來就已決定的,人是無可奈何的。因天命、命運都可指支配人的生死、禍福的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兩者有一致性。只是天命偏重指天的意志,命運則主要指影響人的前途、結局的一種盲目必然性。
孔子的學生子夏聽人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意思是一個人的死與生，富貴與貧窮,都是上天和命運決定的。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寫人的命運的大書。司馬遷在《史記》中探討的命運哲理，是每個人都關心的，但又大都感到會很茫然，不好事先把握。而對數千年來各色真實歷史人物命運全過程進行觀照審視的書，在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只此《史記》一部！
司馬遷對《史記》人物命運的選擇有以下三點值得注意：
第 一，對天道、天命、命運，司馬遷選擇了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
司馬遷對天道表示懷疑,甚至傾向於否定。《伯夷列傳》以伯夷、叔齊為例,他們是商朝孤竹國的兩個王子，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紂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後，又恥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最後餓死在首陽山上。
司馬遷對這樣的“義人”感到非常疑惑：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
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餘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假如有所謂天道,天道常應該幫助善人。天是善的,這是一種天善論。
但司馬遷眼見的殘酷現實與天善論發生了矛盾,因此懷疑天善論,這實即對社會不合理現象表示了懷疑與不滿。
《陳涉世家》寫秦朝末年陳涉、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起義, 對抗不合理的秦朝統治,改變了“法皆斬”的命運,否定了“死生有命”的說法。
陳勝在動員群眾起義時鼓動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他的話也否定了“富貴在天”的說法。起義後,陳勝自立為王,他以自己的行動給自己提出的問題作了回答。王侯將相沒有種,富貴不是天決定的。
《貨值列傳》寫了一系列以商致富的富人,他們的富貴也不是命中註定的,而是各人自己努力經營的結果。
說明死生不在天,富貴不在命,這種哲理意蘊在《史記》中。
司馬遷對一些自認為獲罪於天而死的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如眾所周知的在《項羽本紀贊》中批評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
乃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大意：結果五年之間終於丟了國家，身死東城，仍不覺悟，也不自責，實在是太錯誤了。而他竟然拿“上天要滅亡我，不是用兵的過錯”這句話來自我解脫，難道不荒謬嗎？)在《蒙恬列傳贊》中批評蒙恬“阿意興功,此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這些傳記均可說明司馬遷否定天命的傾向。
但司馬遷在另一些人物傳記中又承認了天和命運。
顯著的例子，如《外戚世家序》中說“人能弘道,無如命何⋯ ⋯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焉能識乎性命哉！
”又如《留侯世家贊》說“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
高祖離困者數矣, 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這說明司馬遷對於天和命運的認識抱老實的態度,遇到對一些無法解釋的人事現象仍歸之於天和命。
所以《史記》人物傳記己中, 司馬遷既有否定天命、又有承認天命或命運兩種矛盾的觀點，顯示了他的探求精神。
第二，命運選擇與時勢、機遇有密切關係。《史記》中多悲劇人物，即人物多悲劇命運，往往非正常死亡。悲劇命運的人物是自己選擇的嗎？
《史記》全書130篇，其中112篇寫人物傳記，此中57篇以悲劇人物姓字為標題，另20篇也多些悲劇人物。大小悲劇人物120多個。有的是自己選擇自殺，如屈原自沉，項羽自刎，周亞夫餓死，李將軍李廣自殺；有的是被殺，如商鞅變法被車裂，陳涉被車伕所殺，韓信被呂后謀害，什麼原因使他們非正常死亡？
考察這些悲劇命運的人物，其命運與時勢、機遇有密切關係，與外部社會原因有關係。 時勢和機遇不是命運，它們只是一種個人不易認識與改易的外力,一種外在的歷史條件。它們對人物命運有制約作用。
“時”,就是時機, 是人物活動的時間背景。《李將軍列傳》寫西漢“飛將軍”李廣的機智勇敢、廉潔寬厚，以及有功不得封爵，最後被迫自刎的不幸遭遇。
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豈足道哉！”（漢文帝評李廣說“可惜啊！你生不逢時。
假如讓你生在高帝時,封個萬戶侯也是容易的！”）意思是時機的不同, 李廣沒有了立功封侯的機會。
但李廣的不遇時,實與封建帝王對功臣的不公正態度直接有關。
《平津侯列傳》寫漢武帝時喜歡對皇帝奉迎吹拍的公孫弘,就是遇到了好時機。因公孫弘善投武帝所好,以至升為丞相,封為平津侯。李廣的“不遇時” 和公孫弘的“遇時”,可見時機對他們人生的重要。但司馬遷這兩處指出的“時”都含有諷刺意義, 很值得玩味。
《佞幸列傳》寫帝王身邊寵幸的人，如鄧通，文帝時可以自己鑄錢，景帝時不名一錢，寄死人家。皇帝愛憎決定了鄧通的命運。
外部原因之二，人性之惡造成某些人悲劇命運。 人性之惡造成某些人悲劇命運。
《韓非列傳》寫李斯出於自私、妒忌，害死老同學韓非。
《孫臏列傳》寫龐涓也是出於自私、妒忌害老同學孫臏成殘疾人。但為惡者不少以害人始，而害己終。李斯被腰斬，龐涓自剄。告誡為惡者無好下場。
《魏其武安侯列傳》寫西漢外戚竇嬰、田蚡與將軍灌三人之間的矛盾，田蚡害死竇、灌。
司馬遷看到了造成個人悲劇命運的外部社會原因，多對歸咎於作惡的個人，他還不能探究到社會制度的深層次問題。
第三，司馬遷注意了性格對命運選擇的影響。性格選擇行動，行動影響命運。瑞士著名哲學家榮格（1875～1961），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認為：性格決定命運。（《榮格的智慧:榮格性格哲學解讀》第一章：性格決定命運。編譯:劉燁，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出版。)人的性格如何，確實影響著一個人的命運。但命運並不全然與性格相關。環境、條件、際遇有時比性格更能影響和決定人的命運。但一個人的性格對於人際環境、事業成敗確實擁有不可小覷的強大影響力。性格在本質上是一種人生的特色，是個體生命區別於其他生命的一種標誌。
不同性格確實會演繹不同人生。漢初三傑張良、蕭何、韓信，同為劉邦手下開國功臣，代表劉邦手下來自三個階層，從三個途徑投奔劉邦手下的人。
但個性不同，結局不同。
張良出身南韓貴族後代，屬六國舊貴族，他在劉邦起事途中加入，後為劉邦，“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他既能為劉邦謀劃軍事，也能為自己謀劃前途。看到劉邦殺功臣，自己能功成身退，“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保全自己。(《留侯世家》）
蕭何出身原是秦時沛縣主吏，屬舊秦小官吏，在沛縣隨劉邦起事，為劉邦“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深謀遠慮，公忠體國，鎮後方，為前線送兵員軍糧，是“功人”，又知權善變，委屈事上，保住名位。但晚年遭遇也很可悲。他委屈事上突出表現：劉、項戰於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經人提醒，蕭把家人全送劉軍作人質，使“上大悅”。漢十一年，劉封蕭相國，增添封邑和侍衛，經人點撥，蕭不受封，“舉家財佐軍”，使“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劉打黥布軍，又“數使使問蕭何何為？”蕭買地以“自汙”，又使“上乃大悅”。(《蕭相國世家》)
韓信出身平民，是從項羽部隊投奔劉邦的，成了劉邦手下“連百萬之軍，攻必勝，戰必取”的大將，能通觀全域性，智慧雙全，但貪戀爵位，矜功自傲，不為自己謀，最後被呂后謀害。引語見《高祖本紀》劉邦的話。（《淮陰侯列傳》)
司馬遷對命運選擇，總的抱積極的態度，正確的人生選擇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司馬遷突出地寫了敢於向命運挑戰的兩種人：
面對際遇敢於抓住不放的人。有成功的希望。大家熟知的一個成語叫“毛遂自薦”。《平原君列傳》寫戰國時候有個人叫毛遂。當時趙國的平原君要挑選20個食客出使楚國而尚缺一人,毛遂就主動自薦了,終於脫穎而出。還有《廉頗藺相如列傳》寫戰國時趙華人廉頗和藺相如，他們是“將相和”故事的主角，也是主動向君王自薦而成功的。藺相如原來的地位很低，只是趙國宦者令繆賢手下的人,他主動向趙王要求出使秦國，打破秦國的威脅與要挾，做到完璧歸趙。廉頗是趙之良將,但後來居魏國,又不被信用。廉頗為了表示自己尚可用,一餐飯, 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被甲上馬。雖然後來趙王以為廉頗年老而不用，但廉頗積極爭取再用於趙的精神是可嘉的。這些人面對際遇,都能努力抓住不放,從而改變原有的境遇,也就是向命運作了勇敢的挑戰。
《司馬相如列傳》儲存了漢代一個真實的郎才女貌的愛情故事。司馬相如“家貧，無以自業。”但與臨邛（成都市邛崍市）令王吉相善。後到富人卓王孫家赴宴，琴挑新寡卓王孫女卓文君，主動出擊，終於成功。也是敢於抓住機會，敢於向命運挑戰的人。有學者講《史記》，認為“這個美麗的愛情故事原來竟是一個先劫色後劫財的騙局。”認為這個故事是《欺騙世人兩千多年的愛情神話》，這種觀點明顯與司馬遷的記載不符。
面對挫折敢於發奮圖強的人，有改變命運的希望。《范雎蔡澤列傳》寫戰國時范雎、蔡澤兩人因為機會好,在秦取得卿相的高位。范雎本是魏國中大夫須賈
門客，因被懷疑通齊賣魏，差點被魏國相國魏齊鞭笞致死，後在鄭安平的幫助下，易名張祿，潛隨秦國使者王稽入秦。范雎見秦昭王之後，提出了遠交近攻的策略，範遂被拜為客卿，之後，秦昭王，拜范雎為相。范雎掌權後先羞辱魏使須賈，之後又迫使魏齊自盡。
但是司馬遷還指出“如果他們兩人不遭到困厄,怎麼能激發出他們的奮鬥精神呢?”正是因為他們遭遇困厄後,能激勵奮發,才能取得成功。類似範、蔡曾經遭遇不幸而發奮圖強的,《史記》中還寫了伍子胥、虞卿、孫臏、季布、欒布等一批人,他們都經受各種嚴重挫折，甚至差點失去自己生命。但在挫折面前，冷靜面對，經過自己的奮鬥，終於改變命運。
《伍子胥列傳》寫春秋末期的伍子胥，他本是楚華人。因楚平王懷疑太子作亂，於是遷怒於伍子胥之父伍奢和兄長伍尚，將他們騙到郢都殺害，伍子胥隻身逃往吳國。伍子胥到吳國後受到闔閭重用，發兵擊敗楚國，破楚首都郢；子胥掘楚王墓，鞭屍三百，報父兄之仇。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都傾注了同情,給予高度的讚賞，並寄寓了自己的身世感慨。
司馬遷本人和上述這些人都曾遇到挫折,那麼這些人也正是勇於與命運挑戰,才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另外，司馬遷在《史記》裡，譏刺迷信妄為的人。秦始皇（見《秦始皇本紀》）派遣齊人方士徐市發動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又使人求仙人不死之藥。漢武帝（見《今上本紀》）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方士之欺騙,也當屬迷信妄為無疑。
瞭解司馬遷的人生價值取向，開拓我們做人的胸襟。人生就是選擇，正確或錯誤，都影響人生。司馬遷三次重要的人生選擇，成就他偉大的一生，留下不朽鉅著《史記》。司馬遷選擇寫三種主要的人性矛盾，啟示我們做有道德的人。司馬遷選擇寫三種人的主要命運，啟示我們積極面對命運。
：
延伸閱讀
我讀《史記》的政治價值意義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腳，《兵法》修列；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司馬遷深刻認識到這一點，不斷激勵自己，才有了《史記》的橫空出世。在刑不上士大夫的西漢時期，士人被處以宮刑乃奇恥大辱，生不如此，但司馬遷為了完成父親之遺願，忍辱負重，終究苦心人、天不負，完成了《史記》的宏偉篇章。
近人梁啟超贊其為“千古之絕作”，魯迅譽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足見《史記》的巨大價值和深遠意義。
《史記》，又稱《太史公》傳，創造了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三千年的通史，把歷史撰述從一個狹小的天地引向了廣闊無垠的大千世界。《史記》內容系統而豐富，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計130篇，52萬多字，無論從內容和分量上看，都是中國第一部空前未有的紀傳體通史鉅著。 《史記》，正如司馬遷自己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一部至真至美的文學著作。雖然文中帶有司馬遷個人的主觀臆斷，但司馬遷乃至情至性之人，絕非世俗諂媚之屬，不虛美，不隱惡。因此其文章體現的是一種真善美的追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史記》以創造社會文明的主體——人為中心記載歷史，具體生動地反映了中華文明的程序。中華文明是在中華民族為了生存、發展而不懈努力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文明成果則是中華民族全體成員特別是眾多傑出人物共同創造的結晶。
因此，對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的記載，是紀錄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不可或缺的內容。
《史記》所創紀傳體,就是以人物為中心。其五種體例，本紀、世家、列傳基本是人物的專篇，而表與書也反映了大量人物的事蹟和活動。而且《史記》所寫人物涉及面很廣，上至帝王將相、皇親國戚、文武大臣，下至學者、平民、商人、婦女、遊俠、醫生、卜者、倡優，以及農民起義領袖等，凡是活動在從黃帝到漢武帝這三千年的歷史大舞臺上的各種各類、各行各業的代表人物，都有詳細且真實地記載。這就為全方位地研究社會文明的進步，提供了大量具體而生動的資料，奠定了十分厚實的基礎。
《史記》真實系統地記載了古代社會的生產活動和經濟發展。人類文明史，是從解決自身的衣、食、住、行開始的，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的每一項創造，都是文明進步的成果。司馬遷之前雖然也有許多學者談及經濟問題，但是較為系統地記載社會經濟史的專篇，則是由《史記》首創的。
其中《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最為典型，記載經濟概況和活動最為具體，詳細，兩者緊密聯絡，互為表裡，從縱橫兩個方面真實地反映了古代社會經濟活動情況，為我們瞭解古代社會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可靠資料。
《史記》奠定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歷史觀，這是它至美的一個方面。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大家庭，如何處理好民族之間的關係，不僅是歷代統治階級需要慎重考慮和解決的問題，而且也是歷來史學家們需要認真考慮和不可迴避的問題。
在《史記》之前的眾多中國古代典籍中，雖然也不乏對少數民族的記載，但只不過是隻言片語，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而且受儒家思想嚴重，“夷夏之辨”之說盛行。然而司馬遷以其卓越的見識、寬廣的胸懷，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第一次系統地記載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歷史。
《史記》開卷為《五帝本紀》，塑造了人文始祖黃帝統一部落、草創國家的生動形象，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中華民族不斷壯大，各民族互相融合，遠方殊俗日益統一，這樣一條敘史紅線貫穿在《史記》全書中。雖然司馬遷關於各民族皆為黃帝子孫的說法有值得商榷之處，但他第一次打破了種別域殊的內外界限，破除了以華夏為中心的大漢族主義，視各民族為統一不可分的整體，揭示了春秋戰國頻繁的兼併戰爭，使各民族不斷融合並實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政治趨勢。司馬遷提出的各民族皆為黃帝子孫的觀點，奠定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歷史觀，對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質和民族精神，加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司馬遷本著一顆至真至美的心，既不溢美，也不苛求，似一位極其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於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在《史記》中，我們看到的是司馬遷求真務實的精神，看不到“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形而上學的做法。這也是《史記》能夠成為舉世聞名的信史的最大原因。
總而言之，《史記》全面地敘述了中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展，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它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巍峨的豐碑，具有深刻的價值意義，對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讀史記的意義是讓你知道是非成敗之理，一個國家為什麼興起？為什麼衰敗？讓你知道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
我來淺談讀《史記》的政治意義
首先《史記》寫作目的：
是要給後世人提供治國做人的借鑑，不是專門給當時統治者用來加強統治用的。
他為什麼要寫《史記》？
為適應時代需要，他對武帝以前的中國文化進行一次歷史的總結
《太史公自序》說：
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意思是想要研究天道和人事的關係，貫通從古以來的演變，成為一家的言論。)這三句話與先秦時代的巫文化、史官文化、諸子文化相對應，他從三個層面對武帝以前的中國文化進行一次歷史的總結。
他寫《史記》還有自己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後世所有的人看的。
他自己在給朋友任安的信裡說“述往事，思來者”。（《報任安書》）意思是“我敘述歷史往事，想著是為後世人提供借鑑。”
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為後世所有人看的。
那麼給後人看什麼呢？
司馬遷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意思是：生活在現代的人，應該記住以前的道理，用它來做借鑑。)
司馬遷寫書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後來的人們，如何治國，如何做人。
概括說，治國做人就是《史記》的最主要的內容。
不論你是政治家，或只是普通人，都可以從他的書裡得到啟示和教益。治國主要是政治家的事，而做人與各人的切身前途緊密相關，是每個人都看重的。
《史記》不只是一部傳播歷史知識的教科書，還是一部教人怎樣做人的人生讀本。
人物選擇：全書寫的人約有4000人，重要的有100餘人，並非都看官位，而選擇對歷史有影響的人物。
《張丞相列傳》（寫文帝時張蒼附記）（自景帝至今上的一些丞相）“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不記載。但事關治道的下層人物，醫卜星相，刺客遊俠卻立傳。
《史記》是以寫人為主的，這與文學是人學一致。
《史記》寫政治大人物寫得最好的是《項羽本紀》和 《高祖本紀》，把秦末漢初兩大政治風雲人物項羽和劉邦寫的很富文學色彩。他們兩人因主要的的政治選擇不同，導致劉勝項敗。
其次《史記》人物對人性的三種主要選擇。
《史記》70篇列傳都是寫臣子將相和普通平民的，最能體現他對做人的看法。
第一，
對“義”與“利”的選擇。司馬遷讚揚人要講“義”，同時肯定人性求富求利的合理。
什麼是“義”？
中國古代是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範疇。本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義”體現群體的道德價值。>什麼是“利”？指利益，古代多與個人利益聯絡。所以成語有“自私自利”，即把私與利相聯。
第一篇列傳《伯夷列傳》側重寫伯夷、叔齊兩人的求“義”，而第六十九篇《貨值列傳》是寫商人的求富求“利”。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是自傳，也是序文。而其中從第二篇到第六十八篇，各篇分別寫歷史人物不同的人性表現。
《伯夷列傳》，以議論為主，是70篇《列傳》的總論，表明是論人事的。《太史公自序》說本篇寫作意圖：“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可見主題是頌揚“奔義”，譴責“爭利”。
即寫人應有的道義。
傳記寫殷末周初兩位高士伯夷和叔齊，他們是孤竹國君的兩個兒子，因激於道義而互相爭讓君位，都不想繼承君王的位置；周武王伐紂時他們扣馬而諫；周朝建立他們又恥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他們的行為都是為了一個“義”字，堅守精神上的一種道德信仰。對他們的守“義”行為，司馬遷是讚揚他們、同情他們的。當然，今天看，他們的“義”是不合時宜的。
列傳的第69篇，《貨殖列傳》是寫商人的。貨殖，即經商，所以貨殖列傳就是商人列傳。指出求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社會上各種人都在求富。他引用民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說明各種人為利奔走。同時，該篇記敘了自秦漢以來的一批富商大賈的言行，如范蠡、計然，孔子的學生子貢，還有商人之祖的白圭，做鹽鐵生意的猗頓、郭縱，富比王侯的烏氏倮（luǒ）（搞畜牧業）、寡婦清（開礦）等，他們或因畜牧，或因採礦致富，都得到秦始皇的獎勵，當時他們都是體面的人。司馬遷對他們正當致富都加以肯定和讚賞。
司馬遷既肯定伯夷和叔齊的高尚的道義，也肯定商人們正當的致富求利。求富也是人的一般本性，並非只是小人要求利，君子也會求利。司馬遷看來，人性從“喻於利”追求物質開始，進一步要提升到“喻於義”的精神境界，即人性的最高境界。
第二，
從政者在“義”與“利”的選擇上，表現為對“廉”與 “貪”的選擇。司馬遷對從政者讚揚 “廉”，反對 “貪”。從政者是否廉潔，關係國家的存亡興衰。《越王勾踐世家》和《吳太伯世家》提供了答案。春秋時代，吳越相爭，起初互有勝負，但最後吳亡越存，吳王夫差自殺。吳王不聽伍子胥勸諫，聽從內奸太宰嚭意見，與越談和。吳君臣貪財受賄，失去警惕。越王為政廉潔，生活節儉，取得民眾支援。最後越勝吳敗。
從政者是否廉潔，關係到個人的成敗。
《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寫了楚漢戰爭雙方主角項羽和劉邦對財物的態度。劉邦本來貪財，入關後，“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其志不在小。”（《項羽本紀》范增語）有了更大奮鬥目標，抑制了私慾。項羽攻下咸陽，就想東歸，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項羽無統一全國的願望，只想富貴還鄉。
在廉潔態度上，各向相反轉化，志向變化，預示日後雙方成敗結局。劉邦是在聽了張良勸說轉變的。項羽不聽范增。成敗已定。
官員廉潔得人心，否則失敗。
《李將軍列傳》寫漢代李廣廉潔得民心。“廣廉，得賞賜，則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廉頗藺相如列傳》附傳寫了因“紙上談兵”著名的趙括為將的故事。趙括代廉頗為將，趙母上書趙王，反對兒子為將。趙母將兒子與丈夫作了對比。丈夫為將，賞賜分給部下，受命後不問家事。趙括為將，君王所賜金帛藏於家，買進便宜田宅，一心為己，一點不廉。兒子為將後果不堪設想。結果趙括慘敗。司馬遷筆下的貪官汙吏多無好下場。如鄧通餓死（《佞幸傳》），伯嚭被勾踐命武士斬首（《吳太伯世家》）。
第三，一般人際關係中對“義”與“利”的選擇，表現為對人性“善”與“惡”的選擇。司馬遷肯定選擇善良的人性，反對邪惡的人性
在中國戰國時期，學者們對人性展開廣泛的討論。孟子主張性善說，荀子主張性惡說。這種爭論雖無定論，但促進了人們對人的本性的重視。到了漢代，司馬遷對人性的認識就是在戰國士林的認識基礎上的發展。他在《史記》中對人性的善與惡都有描寫。他高揚與人為善的人性，鞭撻與人為惡的人性。
人性善的例子，如漢代名臣韓安國與人為善。
《韓長孺列傳》：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
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
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韓安國本人曾經因過失違法犯罪，獄吏田甲侮辱他。
韓安國說：“滅了的灰燼難道不會再燃燒了嗎？”田甲說：“如果燃燒了，就用小便澆滅它。”
不久，韓安國被起用為諸侯國樑國的主民政之官。田甲聽到韓安國又做官就逃走了。
安國說：“田甲如果不回到官府，我消滅你宗族。”田甲因而脫衣露胸前去謝罪。安國對他笑著說：“你現在可以撒尿了，你這種人值得我懲治、較量嗎？”韓安國到底都善待田甲。）此事可見韓安國與人為善，以德報怨，胸襟寬廣，人性之善。
再如漢文帝時的廷尉（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張釋之，按法辦案，執法不阿。《張釋之列傳》記載了“縣人犯蹕”（縣裡的人冒犯皇帝車駕）的故事。
有一次文帝出行，經長安的中渭橋，無意跑出一個行人驚了皇帝大駕，文帝發怒要殺此行人，交張釋之法辦，張只判其罰金，沒有殺他。文帝不滿，張仍說服文帝，按法辦案。司馬遷在傳末讚揚張釋之是“長者”。即是忠厚善良有德的人。張釋之確實當之無愧。他的善良表現為依法執法。
人性惡的例子，如秦相李斯。
《李斯列傳》開頭寫了一個李斯與老鼠的小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最後一句意思：一個人有沒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樣，在於自己如何處世。是由自己所處的環境決定的。賢，有才能。不肖，不成材。處：處理。）他把糧倉的老鼠當成人生追求的目標，志向低下，人性可惡。他後來雖然幫助秦始皇統一中國有功，但其人格低下，人性可惡。《韓非列傳》載李斯在秦王前毀謗韓非，陷害同學韓非至死。
秦始皇死後，為保住自己祿位，聽信宦官趙高立胡亥為秦二世，最後自己被腰斬咸陽。
《李斯列傳》寫李斯有五次感嘆，非常精彩。
第一次感嘆，得意；
第三次感嘆，長子“李由為三川守，置酒於家，百官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無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有預感，但不收手。第五次感嘆，二世二年七月……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平常的生活再不可得。張大可評：但（李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其死雖慘，固不足惜也。《史記論贊輯釋》第286頁。
司馬遷對善與惡的人性的矛盾，表現在歷史人物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在對上司、對下屬和對朋友最常見三類交往中，選擇正直真誠的人性，反對虛偽冷酷的人性。
在對朋友的選擇上，對“義”與“利”的選擇，表現為對忠誠或虛偽的選擇。
司馬遷讚賞對朋友要真誠，反對虛偽。
司馬遷嚮往朋友之間的真情的人性，憎恨虛偽的人性。
他寫的春秋時代齊國政治家管仲和鮑叔的友情故事很有名。《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牙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牙謀事而更窮困，鮑叔牙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牙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牙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牙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因鮑叔對自己的深刻了解，五次真誠地幫助自己，使自己成就事業，所以管仲感慨地說：“生我的人是我的父母，但真正瞭解我的人是鮑叔朋友啊。”司馬遷寫管仲實際讚揚了鮑叔對朋友感情真誠的人性，鮑叔把幫助朋友成。
人生選擇中,最困難的是對命運的選擇。
3，《史記》人物對命運的三種主要選擇。命運可以選擇嗎？
什麼是命運？
什麼是天命？
古代把天當作神,稱天神的意旨為天命。而所謂命運,古人指人的生死、貧富、壽夭等是生來就已決定的,人是無可奈何的。因天命、命運都可指支配人的生死、禍福的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兩者有一致性。只是天命偏重指天的意志,命運則主要指影響人的前途、結局的一種盲目必然性。
孔子的學生子夏聽人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意思是一個人的死與生，富貴與貧窮,都是上天和命運決定的。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寫人的命運的大書。司馬遷在《史記》中探討的命運哲理，是每個人都關心的，但又大都感到會很茫然，不好事先把握。而對數千年來各色真實歷史人物命運全過程進行觀照審視的書，在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只此《史記》一部！
司馬遷對《史記》人物命運的選擇有以下三點值得注意：
第 一，對天道、天命、命運，司馬遷選擇了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
司馬遷對天道表示懷疑,甚至傾向於否定。《伯夷列傳》以伯夷、叔齊為例,他們是商朝孤竹國的兩個王子，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紂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後，又恥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最後餓死在首陽山上。
司馬遷對這樣的“義人”感到非常疑惑：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
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餘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假如有所謂天道,天道常應該幫助善人。天是善的,這是一種天善論。
但司馬遷眼見的殘酷現實與天善論發生了矛盾,因此懷疑天善論,這實即對社會不合理現象表示了懷疑與不滿。
《陳涉世家》寫秦朝末年陳涉、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起義, 對抗不合理的秦朝統治,改變了“法皆斬”的命運,否定了“死生有命”的說法。
陳勝在動員群眾起義時鼓動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他的話也否定了“富貴在天”的說法。起義後,陳勝自立為王,他以自己的行動給自己提出的問題作了回答。王侯將相沒有種,富貴不是天決定的。
《貨值列傳》寫了一系列以商致富的富人,他們的富貴也不是命中註定的,而是各人自己努力經營的結果。
說明死生不在天,富貴不在命,這種哲理意蘊在《史記》中。
司馬遷對一些自認為獲罪於天而死的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如眾所周知的在《項羽本紀贊》中批評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
乃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大意：結果五年之間終於丟了國家，身死東城，仍不覺悟，也不自責，實在是太錯誤了。而他竟然拿“上天要滅亡我，不是用兵的過錯”這句話來自我解脫，難道不荒謬嗎？)在《蒙恬列傳贊》中批評蒙恬“阿意興功,此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這些傳記均可說明司馬遷否定天命的傾向。
但司馬遷在另一些人物傳記中又承認了天和命運。
顯著的例子，如《外戚世家序》中說“人能弘道,無如命何⋯ ⋯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焉能識乎性命哉！
”又如《留侯世家贊》說“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
高祖離困者數矣, 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這說明司馬遷對於天和命運的認識抱老實的態度,遇到對一些無法解釋的人事現象仍歸之於天和命。
所以《史記》人物傳記己中, 司馬遷既有否定天命、又有承認天命或命運兩種矛盾的觀點，顯示了他的探求精神。
第二，命運選擇與時勢、機遇有密切關係。《史記》中多悲劇人物，即人物多悲劇命運，往往非正常死亡。悲劇命運的人物是自己選擇的嗎？
《史記》全書130篇，其中112篇寫人物傳記，此中57篇以悲劇人物姓字為標題，另20篇也多些悲劇人物。大小悲劇人物120多個。有的是自己選擇自殺，如屈原自沉，項羽自刎，周亞夫餓死，李將軍李廣自殺；有的是被殺，如商鞅變法被車裂，陳涉被車伕所殺，韓信被呂后謀害，什麼原因使他們非正常死亡？
考察這些悲劇命運的人物，其命運與時勢、機遇有密切關係，與外部社會原因有關係。 時勢和機遇不是命運，它們只是一種個人不易認識與改易的外力,一種外在的歷史條件。它們對人物命運有制約作用。
“時”,就是時機, 是人物活動的時間背景。《李將軍列傳》寫西漢“飛將軍”李廣的機智勇敢、廉潔寬厚，以及有功不得封爵，最後被迫自刎的不幸遭遇。
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豈足道哉！”（漢文帝評李廣說“可惜啊！你生不逢時。
假如讓你生在高帝時,封個萬戶侯也是容易的！”）意思是時機的不同, 李廣沒有了立功封侯的機會。
但李廣的不遇時,實與封建帝王對功臣的不公正態度直接有關。
《平津侯列傳》寫漢武帝時喜歡對皇帝奉迎吹拍的公孫弘,就是遇到了好時機。因公孫弘善投武帝所好,以至升為丞相,封為平津侯。李廣的“不遇時” 和公孫弘的“遇時”,可見時機對他們人生的重要。但司馬遷這兩處指出的“時”都含有諷刺意義, 很值得玩味。
《佞幸列傳》寫帝王身邊寵幸的人，如鄧通，文帝時可以自己鑄錢，景帝時不名一錢，寄死人家。皇帝愛憎決定了鄧通的命運。
外部原因之二，人性之惡造成某些人悲劇命運。 人性之惡造成某些人悲劇命運。
《韓非列傳》寫李斯出於自私、妒忌，害死老同學韓非。
《孫臏列傳》寫龐涓也是出於自私、妒忌害老同學孫臏成殘疾人。但為惡者不少以害人始，而害己終。李斯被腰斬，龐涓自剄。告誡為惡者無好下場。
《魏其武安侯列傳》寫西漢外戚竇嬰、田蚡與將軍灌三人之間的矛盾，田蚡害死竇、灌。
司馬遷看到了造成個人悲劇命運的外部社會原因，多對歸咎於作惡的個人，他還不能探究到社會制度的深層次問題。
第三，司馬遷注意了性格對命運選擇的影響。性格選擇行動，行動影響命運。瑞士著名哲學家榮格（1875～1961），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認為：性格決定命運。（《榮格的智慧:榮格性格哲學解讀》第一章：性格決定命運。編譯:劉燁，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出版。)人的性格如何，確實影響著一個人的命運。但命運並不全然與性格相關。環境、條件、際遇有時比性格更能影響和決定人的命運。但一個人的性格對於人際環境、事業成敗確實擁有不可小覷的強大影響力。性格在本質上是一種人生的特色，是個體生命區別於其他生命的一種標誌。
不同性格確實會演繹不同人生。漢初三傑張良、蕭何、韓信，同為劉邦手下開國功臣，代表劉邦手下來自三個階層，從三個途徑投奔劉邦手下的人。
但個性不同，結局不同。
張良出身南韓貴族後代，屬六國舊貴族，他在劉邦起事途中加入，後為劉邦，“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他既能為劉邦謀劃軍事，也能為自己謀劃前途。看到劉邦殺功臣，自己能功成身退，“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保全自己。(《留侯世家》）
蕭何出身原是秦時沛縣主吏，屬舊秦小官吏，在沛縣隨劉邦起事，為劉邦“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深謀遠慮，公忠體國，鎮後方，為前線送兵員軍糧，是“功人”，又知權善變，委屈事上，保住名位。但晚年遭遇也很可悲。他委屈事上突出表現：劉、項戰於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經人提醒，蕭把家人全送劉軍作人質，使“上大悅”。漢十一年，劉封蕭相國，增添封邑和侍衛，經人點撥，蕭不受封，“舉家財佐軍”，使“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劉打黥布軍，又“數使使問蕭何何為？”蕭買地以“自汙”，又使“上乃大悅”。(《蕭相國世家》)
韓信出身平民，是從項羽部隊投奔劉邦的，成了劉邦手下“連百萬之軍，攻必勝，戰必取”的大將，能通觀全域性，智慧雙全，但貪戀爵位，矜功自傲，不為自己謀，最後被呂后謀害。引語見《高祖本紀》劉邦的話。（《淮陰侯列傳》)
司馬遷對命運選擇，總的抱積極的態度，正確的人生選擇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司馬遷突出地寫了敢於向命運挑戰的兩種人：
面對際遇敢於抓住不放的人。有成功的希望。大家熟知的一個成語叫“毛遂自薦”。《平原君列傳》寫戰國時候有個人叫毛遂。當時趙國的平原君要挑選20個食客出使楚國而尚缺一人,毛遂就主動自薦了,終於脫穎而出。還有《廉頗藺相如列傳》寫戰國時趙華人廉頗和藺相如，他們是“將相和”故事的主角，也是主動向君王自薦而成功的。藺相如原來的地位很低，只是趙國宦者令繆賢手下的人,他主動向趙王要求出使秦國，打破秦國的威脅與要挾，做到完璧歸趙。廉頗是趙之良將,但後來居魏國,又不被信用。廉頗為了表示自己尚可用,一餐飯, 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被甲上馬。雖然後來趙王以為廉頗年老而不用，但廉頗積極爭取再用於趙的精神是可嘉的。這些人面對際遇,都能努力抓住不放,從而改變原有的境遇,也就是向命運作了勇敢的挑戰。
《司馬相如列傳》儲存了漢代一個真實的郎才女貌的愛情故事。司馬相如“家貧，無以自業。”但與臨邛（成都市邛崍市）令王吉相善。後到富人卓王孫家赴宴，琴挑新寡卓王孫女卓文君，主動出擊，終於成功。也是敢於抓住機會，敢於向命運挑戰的人。有學者講《史記》，認為“這個美麗的愛情故事原來竟是一個先劫色後劫財的騙局。”認為這個故事是《欺騙世人兩千多年的愛情神話》，這種觀點明顯與司馬遷的記載不符。
面對挫折敢於發奮圖強的人，有改變命運的希望。《范雎蔡澤列傳》寫戰國時范雎、蔡澤兩人因為機會好,在秦取得卿相的高位。范雎本是魏國中大夫須賈
門客，因被懷疑通齊賣魏，差點被魏國相國魏齊鞭笞致死，後在鄭安平的幫助下，易名張祿，潛隨秦國使者王稽入秦。范雎見秦昭王之後，提出了遠交近攻的策略，範遂被拜為客卿，之後，秦昭王，拜范雎為相。范雎掌權後先羞辱魏使須賈，之後又迫使魏齊自盡。
但是司馬遷還指出“如果他們兩人不遭到困厄,怎麼能激發出他們的奮鬥精神呢?”正是因為他們遭遇困厄後,能激勵奮發,才能取得成功。類似範、蔡曾經遭遇不幸而發奮圖強的,《史記》中還寫了伍子胥、虞卿、孫臏、季布、欒布等一批人,他們都經受各種嚴重挫折，甚至差點失去自己生命。但在挫折面前，冷靜面對，經過自己的奮鬥，終於改變命運。
《伍子胥列傳》寫春秋末期的伍子胥，他本是楚華人。因楚平王懷疑太子作亂，於是遷怒於伍子胥之父伍奢和兄長伍尚，將他們騙到郢都殺害，伍子胥隻身逃往吳國。伍子胥到吳國後受到闔閭重用，發兵擊敗楚國，破楚首都郢；子胥掘楚王墓，鞭屍三百，報父兄之仇。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都傾注了同情,給予高度的讚賞，並寄寓了自己的身世感慨。
司馬遷本人和上述這些人都曾遇到挫折,那麼這些人也正是勇於與命運挑戰,才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另外，司馬遷在《史記》裡，譏刺迷信妄為的人。秦始皇（見《秦始皇本紀》）派遣齊人方士徐市發動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又使人求仙人不死之藥。漢武帝（見《今上本紀》）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方士之欺騙,也當屬迷信妄為無疑。
瞭解司馬遷的人生價值取向，開拓我們做人的胸襟。人生就是選擇，正確或錯誤，都影響人生。司馬遷三次重要的人生選擇，成就他偉大的一生，留下不朽鉅著《史記》。司馬遷選擇寫三種主要的人性矛盾，啟示我們做有道德的人。司馬遷選擇寫三種人的主要命運，啟示我們積極面對命運。
：
延伸閱讀
我讀《史記》的政治價值意義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腳，《兵法》修列；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司馬遷深刻認識到這一點，不斷激勵自己，才有了《史記》的橫空出世。在刑不上士大夫的西漢時期，士人被處以宮刑乃奇恥大辱，生不如此，但司馬遷為了完成父親之遺願，忍辱負重，終究苦心人、天不負，完成了《史記》的宏偉篇章。
近人梁啟超贊其為“千古之絕作”，魯迅譽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足見《史記》的巨大價值和深遠意義。
《史記》，又稱《太史公》傳，創造了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三千年的通史，把歷史撰述從一個狹小的天地引向了廣闊無垠的大千世界。《史記》內容系統而豐富，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計130篇，52萬多字，無論從內容和分量上看，都是中國第一部空前未有的紀傳體通史鉅著。 《史記》，正如司馬遷自己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一部至真至美的文學著作。雖然文中帶有司馬遷個人的主觀臆斷，但司馬遷乃至情至性之人，絕非世俗諂媚之屬，不虛美，不隱惡。因此其文章體現的是一種真善美的追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史記》以創造社會文明的主體——人為中心記載歷史，具體生動地反映了中華文明的程序。中華文明是在中華民族為了生存、發展而不懈努力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文明成果則是中華民族全體成員特別是眾多傑出人物共同創造的結晶。
因此，對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的記載，是紀錄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不可或缺的內容。
《史記》所創紀傳體,就是以人物為中心。其五種體例，本紀、世家、列傳基本是人物的專篇，而表與書也反映了大量人物的事蹟和活動。而且《史記》所寫人物涉及面很廣，上至帝王將相、皇親國戚、文武大臣，下至學者、平民、商人、婦女、遊俠、醫生、卜者、倡優，以及農民起義領袖等，凡是活動在從黃帝到漢武帝這三千年的歷史大舞臺上的各種各類、各行各業的代表人物，都有詳細且真實地記載。這就為全方位地研究社會文明的進步，提供了大量具體而生動的資料，奠定了十分厚實的基礎。
《史記》真實系統地記載了古代社會的生產活動和經濟發展。人類文明史，是從解決自身的衣、食、住、行開始的，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的每一項創造，都是文明進步的成果。司馬遷之前雖然也有許多學者談及經濟問題，但是較為系統地記載社會經濟史的專篇，則是由《史記》首創的。
其中《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最為典型，記載經濟概況和活動最為具體，詳細，兩者緊密聯絡，互為表裡，從縱橫兩個方面真實地反映了古代社會經濟活動情況，為我們瞭解古代社會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可靠資料。
《史記》奠定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歷史觀，這是它至美的一個方面。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大家庭，如何處理好民族之間的關係，不僅是歷代統治階級需要慎重考慮和解決的問題，而且也是歷來史學家們需要認真考慮和不可迴避的問題。
在《史記》之前的眾多中國古代典籍中，雖然也不乏對少數民族的記載，但只不過是隻言片語，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而且受儒家思想嚴重，“夷夏之辨”之說盛行。然而司馬遷以其卓越的見識、寬廣的胸懷，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第一次系統地記載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歷史。
《史記》開卷為《五帝本紀》，塑造了人文始祖黃帝統一部落、草創國家的生動形象，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中華民族不斷壯大，各民族互相融合，遠方殊俗日益統一，這樣一條敘史紅線貫穿在《史記》全書中。雖然司馬遷關於各民族皆為黃帝子孫的說法有值得商榷之處，但他第一次打破了種別域殊的內外界限，破除了以華夏為中心的大漢族主義，視各民族為統一不可分的整體，揭示了春秋戰國頻繁的兼併戰爭，使各民族不斷融合並實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政治趨勢。司馬遷提出的各民族皆為黃帝子孫的觀點，奠定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歷史觀，對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質和民族精神，加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司馬遷本著一顆至真至美的心，既不溢美，也不苛求，似一位極其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於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在《史記》中，我們看到的是司馬遷求真務實的精神，看不到“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形而上學的做法。這也是《史記》能夠成為舉世聞名的信史的最大原因。
總而言之，《史記》全面地敘述了中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展，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它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巍峨的豐碑，具有深刻的價值意義，對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