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規的歷史觀點中，“安史之亂”是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但是，實際上“安史之亂”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恐怕超越千年，甚至延續到近現代，堪稱中華民族命運的轉折點。

影響一：重文輕武，漢人血性消磨殆盡！“安史之亂”的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藩鎮割據，而藩鎮割據又導致了五代十國疊起。

為了防微杜漸，宋太祖採取了“杯酒釋兵權”，不僅僅另武人永遠受制於文官集團，而且造成了普遍意義上的社會輕視心理，正所謂“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令漢人血性消磨殆盡，面對金、元、清的輪番進攻，難以組織有效反擊。

影響二：進取心減退，西域脫離漢地愈千年“安史之亂”之後，不但安西四鎮淪落敵手，就連隴右之地亦失陷於吐蕃之手，漢文明對於中亞的影響消失殆盡，直到1000年後的大清乾隆年間，才有重新踏上封常青、高仙芝曾經為之奮鬥過的土地。

影響三：包容性降低，中原政權越來越自我封閉。“安史之亂”在漢民族的心中成為永遠的痛，並被打上胡族作亂的印記，從而產生了對外族的排斥情緒。

“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時期那種兼收幷蓄和包容含蓄的氣度逐漸萎縮，中華文明的強大凝聚力和對世界的吸引力逐漸減退，眼界也日益狹隘侷促，中原王朝一步步走向專制、走向封閉，進而走向沉淪。

影響四：重心轉移，江南經濟獲得巨大發展。“安史之亂”不僅僅將北方的經濟基礎破壞殆盡，而且由於長期的藩鎮割據，北方對於朝廷的經濟貢獻率越來越低，唐朝越來越依賴江淮地區的經濟支撐，從而也相應地調整了經濟政策。

對於江南地區給予了更多地政策扶植，並最終導致中國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且出現不可逆轉的趨勢。而北方則越來越不受重視，越來越被“胡化”，南方越來越成為漢文明的寄居之地。

安史之亂嚴重破壞了唐朝的中央統治力，也破壞了唐朝的社會經濟，成為唐朝由盛轉衰的重要標誌，個人認為它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經濟影響。給經濟社會一個嚴重的打擊，讓唐朝幾乎失去了一半的人口，大量人口南遷，雖然給南方帶來了經濟進步，但是卻給北方的農業生產造成巨大影響，大量的耕地田土無人耕種，大部分城邑被破壞，如同鬼城般。

二是政治影響。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政府無力鎮壓，只能藉助地方軍閥勢力鎮壓叛亂軍閥，結果軍閥割據越來越多，也反過來嚴重威脅中央統治。安史之亂雖然被平定，但是卻讓中央權威不復存在，從此唐朝出現四分五裂的局面。割據方鎮“自補官吏，不輸王賦”，“貢獻不入於朝廷”，甚至是自稱國家。

三是國家影響。正當中原王朝與軍閥混戰時，也讓外敵乘虛而入，周邊少數民族趁機佔領了唐朝土地，包括塞北、河西走廊等地。失去了對部分少數民族的控制，也讓很多附屬國倒戈。

四是百姓影響。古語云元代詞人張養浩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國家興盛時，國家會對人民群眾納稅；國家衰亡時，不僅更加加緊搜刮，還會因戰爭破壞百姓的農業生產。所以安史之亂影響最大的還是百姓，讓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

安史之亂可以說是一場地方與中央爭奪統治權的戰爭，既然是戰爭肯定就會帶來一系列的危害，所以也是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期。安史之亂長達七年，由三代皇帝平定，雖然亂事最終得以平定，可是對中國後世政治、經濟、文化、對外經濟的發展，均產生了極為深遠而又巨大的影響唐朝就此變得平庸，再無大唐雄風。

安史之亂是唐代玄宗末年由安祿山和史思明聯合發動的軍事政變，雖然這場政變以被鎮壓結束，仍然對此後唐代的歷史走向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這場政變不僅帶來了社會混亂等現象，更造成藩鎮割據、邊疆不穩的局面，成為唐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唐朝皇帝為平定叛亂，向回紇借兵，在趕走胡人後，唐廷任由回紇兵在京城姦淫擄掠三天（無政府狀態），丟盡顏面，同時向外界傳遞一個訊號，李廷再也不是高高在上，權威已無存。節度使之藩鎮擁有軍政民財四大權力，儼然獨立之王國（軍閥）。這時的唐國，與其說中央王廷，不如說是鬆散之“邦聯”，各節度使名義上由朝廷任命，實際上，朝廷無法調動節度使，遇戰事，節度使為保持自身兵力，也不會聽命。直接結果是，戰爭動員能力很弱。

七年的戰亂讓國庫的資金被掏空。由於連年征戰，百姓無法正常的勞作，生活受到很大的衝擊，也造成中央財政入不敷出。據很多史料記載，安史之亂之後民間曾有一場大饑荒。民不聊生、百姓無家可歸，何來安居樂業？

從經濟上看，這次平定暴亂花了不少的物力，中心的財務狀況有點被掏空的感覺。而且由於在打戰，人們也無法安心腸耕耘。中國一向是一個農業大國，沒有了安心耕耘的環境，人們的日子會受到很大的衝擊。據許多史料記載，在這次的安史之亂結束後，民間便有了一場大饑荒。這就能夠證明，這次戰役關於經濟的衝擊是多麼的大。

757年，郭子儀等人率領唐軍及回紇兵15萬人，攻克長安，收復洛陽。史思明則打敗唐軍又殺了安慶緒，在范陽稱大燕皇帝。不久史思明被其子史朝義所殺，叛軍分裂。763年，在郭子儀、李光弼率領的唐軍和回紇兵的反擊和夾攻中，史朝義兵敗自殺。至此，持續8年的安史之亂結束。安史之亂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從此，唐朝迅速走向衰落。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自兩晉南北朝是就已經開始，在安史之亂後，北民南遷的狀況越來越明顯，致使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南北經濟趨於平衡。

大唐帝國因為安史之亂徹底衰落下去而且一蹶不振，王朝的中央朝廷威信掃地已經失去了對很多地方的實際掌控。但是這些都不足以使得南方成為帝國的中心，真正使得南方得以發展的原因是北方尤其是關中的環境急劇惡化。

現在我們看西北，似乎都是窮鄉僻壤，但是實際上在先秦兩漢時期，關中地區的環境非常好，大秦帝國就是建立在關中肥沃的土地上的，而到了漢太祖高皇帝劉邦建立大漢帝國，更是放棄了出生地豐沛而選擇了長安，長安有”八水繞長安”之說，水力資源豐富意味著全天下的資源都可以很方便的透過水準進入長安，這樣比陸運成本低得多。

可是經過千年的開發，關中地區的環境已經逐漸惡化，到了大唐帝國已經是強弩之末，再加上安史之亂爆發後長安數次被攻佔，燒殺搶掠時時都在上演，這就更加劇了環境的惡化。到了宋朝，西北的環境已經和我們現在沒區別了，都是十分的貧瘠，因此作為相對環境比較好的南方才得以發展。

唐朝（618年至907年）存續了289年，可是在大家的印象中，安史之亂前的那個盛世大國才能稱為唐，中後期就像是歷史的累贅。實際上，中晚唐也很精彩，有“元和中興”，有楊炎、劉晏的稅制改革，有柳宗元、韓愈、白居易等詩人文豪。

是什麼原因導致的，筆者就以唐朝中後期的經濟、貿易和財稅制度等變化為出發點，來談為什麼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唐朝前期人口的快速增長，土地資源已經很難滿足授田需求。根據《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的記錄，唐朝立國80年前後便出現授田不足的情況，敦煌百姓基本只能滿足20畝永業田的授予，口分田存在較大缺口，平均授田率只有1/3，此時已經有許多的百姓逃離土地，或者託庇到地主豪強的底下，成為隱戶。

逃戶增加，土地兼併加劇。安史之亂動搖了唐朝的統治，中央政府為了平叛和削藩，不斷壓榨百姓，加上百姓本身就存在授田不足的情況，因此越來越多的百姓脫離戶籍，成為隱戶、逃戶或流民。地主豪強則加速兼併土地，大量的百姓從自耕農變成佃農。勞動力脫離土地（生產資料），奠定了工商業發展的基礎。

商品經濟興起。農民失去土地後，要麼變成佃農，要麼變成軍人、小商販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從而誕生商品經濟。唐朝中後期的藩鎮割據、募兵制、土地兼併，間接變成商品經濟興起的溫床。

商品經濟促進了社會分工，全國出現了各具特色的商業中心。如廣陵的銅鏡、傢俱，丹陽的錦、綾，會稽的越羅、絳紗，豫章的名瓷、酒器，都是名揚天下的手工業品，這便是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生產出現分工的表現。全國的商品經濟又以江淮為中心，各地的手工業品都集中到揚州，經京杭大運河運往全國各地，揚州於是成為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唐朝就有許多反映當時揚州繁華的詩篇，如王建的“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

唐朝東邊的經濟中心是揚州，國家的西部則是“天府之國”的成都，城區人口10萬戶，除東、南、西、北等4個經常性市場，還有花市、蠶市、錦市、藥市等定期市場，更有聞名天下的“蜀錦”。宋代的海外貿易聞名後世，可市舶司最早出現在唐朝。安史之亂後，安西、北庭等都護府被吐蕃佔領，陸上絲綢之路斷開，唐朝更加重視海外貿易，設有市舶司（唐玄宗就有設立）的廣州人口接近40萬，其中阿拉伯商人10萬。廣州、唐朝中後期，揚州、泉州是重要的通商港口，大量的絲綢，綾、絹、絲、棉等紡織品透過海上絲綢之路，銷往西亞的西拉夫、末羅國、依法爾等地。

經濟重心：從北方轉向南方

安史之亂前，中國的經濟重心一直在北方，人口結構就是很好的例子。筆者在文章《隋朝經濟研究之一：人口變化及真實的耕地面積》提到，隋朝大業年間，北方人口占比為76%，南方只佔24%。到了天寶元年（742年），南方戶籍人口已經達到2055萬，佔比40%。安史之亂後，北方受到戰亂波及，人口銳減，南方未受影響，實際人口已經超過北方。以元和15年（820年）統計到的戶籍為例，南方申報戶數為149萬，超過北方的87萬戶。實際唐朝能平定安史之亂，後來實現“元和中興”，唐武宗、唐宣宗能夠壓服北方藩鎮，都是依賴南方的賦稅。淮南、江西、湖南、浙江等地區自唐朝中期，一直是國家穩定的後方，經濟穩定繁榮發展，成為中央政府的穩定財源，也側面映證了南方經濟強於北方。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經濟和民生遭到極大破壞，均田制崩潰，百姓和土地失去聯結紐帶，佃農大幅增加，過去的“租庸調”難以適應社會變化。例如佃農（客戶）沒有土地，怎麼能按照均田制徵收田租呢？租庸調按照授田100畝確立徵稅標準，耕作30畝和耕作50畝的農戶難道都交2石糧嗎？這肯定不合理。

中唐之後，租庸調淘汰，兩稅法走上歷史舞臺。兩稅法的提出者是楊炎，稅率依照土地的肥瘠確定，按耕地的面積和產量徵收田稅。兩稅法以畝定產、以產定稅，無論主戶和客戶，都需納稅，按春、秋兩季徵收。兩稅法是古代重要的農稅改革，一直沿用到新中國成立。

農業稅不夠用，怎麼辦？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權威跌至冰點，藩鎮林立，中央控制的領土和戶籍大幅縮減，唐憲宗元和年間再次統計戶籍時，中央掌握的戶籍數只有240萬，連天寶年間的30%都不到。戶籍是農業稅的基礎，戶籍大為減少，農業稅自然不多，靠農業稅支援國家運轉是不現實的，因此唐朝政府將目光投向了商稅和專賣。

商稅和專賣齊上陣。商稅和專賣的好處是不依賴龐大的基層就能徵到稅，具體看：1）商稅以流通環節為主，盯著全國重要的商業樞紐，錢就能徵到國庫；2）鹽鐵是必需品，鹽產地集中在淮南鹽池，控制源頭就能保障稅收；2）茶和酒屬於富人的消費品，徵稅不影響窮人的利益。總之，商稅和專賣都屬於間接稅源，不需要絕對地控制全國領土，控制住江淮、江南和沿海地區，就能保障國庫的收入。當然，唐朝中後期也是這麼幹的，以江南的賦稅和錢財供養軍隊，控制住大運河，仍然維持了100多年的相對穩定。

漢隋的影子，兩宋的輪廓

分析完唐朝經濟、貿易和財稅制度的變化，是否覺得唐朝前後完全是兩種制度？盛唐之前是秦漢至隋唐的影子，安史之亂以後便是宋朝的輪廓。

1）安史之亂前，唐朝純粹的小農經濟，這是秦漢至隋唐延續下來的經濟體。軍事上，府兵制與秦漢的“兵農一體”本質是一樣的。因此說，盛唐之前是秦漢至隋唐的影子。

2）安史之亂後，土地兼併加劇，越來越多的土地歸為私有，百姓失去土地為商品經濟提供勞動力，生產力的進步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因此，唐朝中後期的經濟體變成“小農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的模式，相應的工商稅走向歷史舞臺。商品經濟、海上絲綢之路、商稅及專賣，誕生於唐朝中後期，最終在宋朝發展成形。

安史之亂就像一把刀，將中國歷史斬為兩段。可惜制度更先進的宋朝沒有繼承漢唐的武勇，沒有漢武唐宗的知恥後勇，以金錢換和平，只會不斷養大敵人，最終野蠻摧毀文明。

盛唐轉入衰落的標誌性事件就是安史之亂。

雖然唐王朝最終在回紇兵、藩鎮力量支援下消滅叛軍，但國力大損，人口驟減，關中洛陽河北等傳統富裕地區幾成廢墟。

此外，中央威權下降，藩鎮逐步強勢，唐王朝無力削藩，地方割據漸成。最終也是藩鎮滅亡龜縮於關中的皇室。

經濟上，因為北方殘破，江淮地區的經濟佔比凸顯，中國的經濟重心從此轉向江南。

帶來的嚴重後果是漢族被迫向陝南收縮，中央王朝失去對西北方向的傳統控制力，由此而來的就是千年隱患。

漢代西域都護府：

盛唐的安西都護府、北廷都護府：

唐代地圖對比：

北宋已完全失去西域控制權：

安史之亂是唐變化前和變化後的一個轉折，這是主流史學界的共同認知，這種轉折具體反映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兩個領域在事實上是互相影響的，這種影響直接的後果就是導致了唐由盛轉衰，開始走下坡路。背景介紹；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是唐朝將領安祿山、史思明發動的一場武裝叛亂，旨在奪取中央政權，持續了近八個年頭，最後以中央政府的勝利而告終。

政治上的轉折

1、政治人物

安史之亂之前，中央誕生過許多位當世人傑，例如房玄齡，杜如晦，張九齡，張說，長孫無忌、侯君集、楊師道、戴胄、劉洎、李世績、張亮、馬周、褚遂良等人，這些人在歷史上皆赫赫有名、舉足輕重，但到了安史之亂之後，在地方藩鎮的影響下，原本把持朝政的世家大族喪失了在地方的政治特權，由此，唐朝任用官員很重要的一個來源，門閥世族式微了，再加上在整個安史之亂期間，大量的官員沒有跟隨皇帝南逃，隨著戰爭的降臨，關中地區的大部分官員，世家被屠戮一空，其形成的巨大政治力量也隨之空白。於是，在代宗朝，尤其是之後的數代皇帝中，宰相，對政治局面不再有掌控全盤的能力，例如元載、李輔國，楊綰、杜佑人，這些大部分在歷史上不輕不重，屬於可以一筆帶過的人物。

宦官干政

宦官干政，絕對是唐代政治最大的幾個特點之一，甚至在中國歷史上，宦官干政的教訓也被諸多政治家引以為誡，唐朝初年，政治清明，皇帝的權威也相當穩固，宦官不被允許做官，一輩子只能是賤役，安史之亂之後，外重內輕的局面己然形成，中央的權威大不如前，藩鎮勢力坐大，宗親勢力較弱，所以皇帝只得倚靠宦官，終唐一朝，尤其是後期，從代宗皇帝開始，宦官的官方機構內侍省權柄日盛，宦官不得任三品以上官職，包抬三品的規定被廢除，宦官成為了皇帝的政治盟友，皇帝用其對抗藩鎮勢力，雙方各取所需。

但皇帝久居宮中，對好些事物都不瞭解，於是，宦官便充當其耳目，爪牙，與外廷溝通，皇帝也用宦官制衡外廷，於是，平衡便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宦官開始弄權，掌握兵權，過問人事權，插手中央事務，漸漸地，宦官日盛，位列中樞的群宰權力此消彼長，死迴圈下來，後果便越來越嚴重，惡劣。

財政官員

而又由於安史之亂的教訓，加之財政制度己不合時宜，皇帝認識到了錢的重要性，於是，從代宗皇帝開始，加上此後的數代皇帝，皆使用了一批在經濟上享有專斷之權的臨時官僚，為皇帝大肆斂財。

經濟的衰落和南移

財政的窘迫主要體現在官員的欠薪問題上

國家的財政儲存皆被戰爭用度一空，而未徵收的賦稅也因為戰爭的緣固收不上來。官員被殺或者投降叛軍，皆導致中央喪失了在河北等地的稅源。為了解決越來越多的財政問題，皇帝只能靠一些臨時的措施來斂財，保證皇室的正常開支。其中就有鹽鐵專賣政策，早在漢武帝時期，政府為了彌補財政的窘迫，將鹽、鐵等民生物資收歸國有，國家壟斷，國家經營，也就是官收、官運、官賣，到了晚唐，這一政策不再適用，758年，政府又一次對鹽進行了國有化，設鹽鐵署，鹽鐵史，具體政策改為官收、商運、商賣，用最小地行政成本控制了貨物的源頭，壟斷了市場，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直到唐朝滅亡，鹽鐵使署的職能依然還在丙履行，這種機制為國家財政提供了近大半的收入，彌補了田賦的不足。

4.從租庸調製到兩稅制

租庸調製，可以說是一種市場經濟，人的方方面面都被規劃好了，比如土地的所有權，能不能流通，人的戶籍制度種種，但由於戰亂的破壞，大流的人口遷徙，流向南方，舊有的租庸調製便沒有了實施的土壤，兩稅制便覆滅掉了租庸調製，鄭重登場。

兩稅制具體來說就是允許人自由流動，允許土地自由流動，地有多少，便交多少稅，一年收兩次稅，故得名兩稅制。

也就是說，從租庸調製到兩稅制的進步是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進步，為什麼資本主義在宋產生了萌芽？就是因為兩稅制開啟了自由經濟的先河。

而整個經濟中心的南移，可以說是自東晉開始，直到宋朝，才徹底完成，唐朝只是其中一個過渡時期，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一趨勢在逐漸加快，尤其是幾次重大變革的催化，北方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關中地區在持續地衰落。

感謝悟空邀請。安史之亂是唐玄宗755年12月至唐代宗763年2月，歷時8年，這場內戰致使唐朝國力人口銳減元氣大傷，所以說安史之亂是大唐朝由盛而衰重大轉折點，從晉期開始五胡亂華，河北中原就有大量胡人，唐玄宗怠政懶政，重用奸相李林甫當政19年，為鞏固自己相位，杜絕邊將入相之路，稱胡人忠勇無異心，建議唐玄宗重用胡人出身安綠山三大兵鎮節度使，掌控三大兵鎮18萬3千多人，具有反叛朝廷的實力和底氣，太監勸戒唐玄宗說，邊將擁兵太重，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就是讓安綠山掌握一鎮節度使，所掌握兵馬也不足以反叛，754年安綠山奉命入長安，要是聽從高力士之勸告，一是殺了安綠山，二是罷免安綠山兵權，三是任命安綠山為一鎮節度使，關鍵是節度使要是單管軍事也可，後來又兼職按察使，安撫使，一鎮行政，財政，人民戶口，土地大權於一身，雄踞一方，真正虎踞龍盤今勝昔，真正具有反叛朝廷的能力和軍事實力，安綠山擁兵自重，三鎮節度使兵馬近20萬大軍，邊鎮總兵力50萬人，中央首都長安兵馬不足8萬人，當然要是堅守潼關，等待各鎮兵馬保衛首都長安，宰相李林甫提拔安綠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李林甫重用胡人，因為不是漢人功勞再大也不能入朝當宰相，就是在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年間，忠誠效力胡人得到提拔，仍然不能當上將，更別想提拔成大將，想都別想，唐玄宗就信任李林甫的用人策略，史思明和安綠山是同鄉，先祖是西域粟特貴族，因功受唐王賞封姓安，如果鎮守潼關哥舒翰，堅守潼關不出戰，安綠山休想打進長安城，唐玄宗聽信宰相楊國忠建議，命令統帥哥舒翰領兵出潼關結果戰敗，安綠山攻打潼關己經幾個月，安綠山的糧草弓箭很快用光，軍中無糧，不打自亂，熬也把安綠山熬死拖垮，安綠山久攻潼關不下，己經堅持不住了，有回撤的打算，但是唐玄宗李隆基老糊塗了，高仙芝和封長清採取固守的作戰方法，就是要活活熬死拖死安綠山，沒有糧草看你安綠山還怎麼打仗，哥舒翰正確判斷當前形勢，當時鎮守潼關兵馬達20萬，堅守不出是當時最佳禦敵策略，關鍵是唐玄宗失去耐心了，潼關外挖有三條戰壕，都是二丈寬一丈深，唐軍守潼關20萬大軍，逃回潼關僅有8千人，人馬把三條戰壕填滿，前赴後繼就踩著屍體過去，潼關號稱天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不管死多少人也別想打下來，此戰是中國戰爭史上伏擊戰典型戰例，誘唐軍進入伏擊區，潼關外，靈寶南面靠山，北臨黃河，中間是一條70裡狹窄長山道，叛軍將唐軍引入隘長地區，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下，然後迂迴背後殺出，前方隘道用投下滾木雷石草車縱火焚燒，唐軍將士擁擠於隘道，任你千軍萬馬也難以展開，死傷無數，唐玄宗李隆基利令智昏，完全沒有年輕時英明果斷，將封長清高仙芝斬首示眾，本來兩位將領採取固守正確作戰方針，安綠山叛軍遠道而來，急於速戰速決，潼關是長安屏障，潼關戰爭是中國歷史上典型伏擊戰戰例，唐玄宗李隆基錯誤估計形勢，應該採取據守險要，爭取持久疲敵戰略，安綠山20兵馬，一天人吃馬喂得需要多少糧草，熬死拖垮安綠山，當時安綠山主力被阻於潼關數月，安綠山見強攻不行，將精銳隱藏起來，命崔乾佑將老弱病殘屯兵於陝郡，今河南三門峽市西，誘惑哥舒翰棄潼關出戰予以全殲潼關20大軍，但是弱智唐玄宗李隆基相信安綠山20萬雄兵是老弱病殘，命今哥舒翰出兵收復陝西洛陽，哥舒翰立即上書唐玄宗李隆基，認為安綠山久習用兵，今起兵叛亂，肯定有所準備，叛軍勞師遠征，以求速戰速決，主張堅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在河北攻打叛將史思明，二人也認為潼關只宜堅守，二人主張引朔方軍北取范陽，直取叛軍巢穴，定叫叛軍失去根據地老巢穴，促使叛軍內部崩潰，弱智唐玄宗李隆基聽信宰相楊國忠說哥舒翰按兵不動，坐失良機，讓哥舒翰出戰，哥舒翰完全可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可以堅守潼關不出戰，給果哥舒翰被俘，20大軍全軍覆滅，就是兵出潼關，不遠離潼關不追擊，還不違反皇命，存在就是真理，守住潼關就是勝利，崔乾佑藏鋒蓄銳，誘惑唐軍棄潼關出戰，誘惑敵軍深入隘道險要地區，掐住隘道兩端予以全殲唐軍，弱智唐玄宗李隆基哥舒翰果然中計，出潼關還冒險追擊陷20軍隊於死地，當時安綠山因潼關久攻不下，打算撒軍回范陽，平盧，河東三鎮老家，安綠山於公元755年12月起兵叛亂，安綠山手下將領大多數是漢族，手下步騎精銳煙塵千里，老百姓幾代人沒有見過戰爭，弱智唐玄宗李隆基還不相信安綠山會造反，安綠山祖上是西域粟特貴族，因功受唐王朝賞封賜姓安，後來安綠山被兒子安慶緒殺死，史思明與安綠山是同鄉，後來也被兒子史朝義殺死，史思明在鄴城南，誘殺安慶緒，高尚，崔乾祐，史朝義後來無路可走自殺身亡，歷時七年零2個月安史之亂結束，但是安史之亂重創唐朝政治經濟人囗，後果極其嚴重，影響極其深遠，是中國歷史空前浩劫，加劇封建割據，極大震懾削弱中央集權，整個黃河中下游真是赤野千里無人煙，從潼關和虎牢關幾百裡僅有千戶，鄧州方城縣天寶年間有萬戶，銳減至2百戶以下，內部動亂戰爭，邊疆必然丟失殆盡，安史之亂唐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回內地，邊防空虛，西邊吐番乘機盡得隴右，河西走廊，790年唐朝盡失西域安西北庭，唐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日落西山，夕陽西下，更加劇中國經濟中心南移，其實從兩晉南北朝就己經開始了，人都快死光了還玩什麼，安史之亂之後，北方老百姓南遷情況越來越明顯，安史之亂對北方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影響極其深遠，大量北方人南遷，同時也帶去大量勞動力，先進生產技術，促進江南經濟發展。

導讀：大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輝煌的王朝，通常我們把它和漢朝並列稱之為漢唐。但是兩個王朝又有所不同，與漢朝低調開局然後逐漸高開高走不同唐朝以安史之亂為界限表現的大不相同。前半部分基本上都是明君賢臣、國力蒸蒸日上，萬國來朝；而後半部分藩鎮割據、宦官當權，雖然偶有中興但是不過是為恢復大唐盛世而苦苦掙扎罷了。一個王朝前後差別如此之大，虎頭蛇尾的如此厲害讓人唏噓不已。所以說安史之亂雖然只有八年，但是對唐朝的影響綿延了一百多年。直接導致了盛唐的衰落和經濟中心的南移，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簡單闡述。

安史之亂之前，一切政令皆出自朝廷；朝廷具備無與倫比的權威，即使是玄宗時期的幾大節度使也是由朝廷一言可決。而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幾乎成了節度使一家一姓的小朝廷，形成了對朝廷的反制。安史之亂以前大唐自信、開放，而安史之亂以後大唐變的小氣、敝帚自珍。安史之亂以前，大唐版圖幅員遼闊橫跨中東亞、睥睨天下；安史之亂以後大唐痛失西域、委屈在中原，再無萬國來朝盛世景象。

安史之亂之前大唐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基本保持著絕對的心理優勢，高句麗、薛延陀、突厥、吐蕃都被吊打；可安史之亂以後吐蕃、回紇都看出了大唐的虛弱之處，趁安史之亂之機大肆掠奪民財。吐蕃甚至可以攻入長安、另立傀儡皇帝，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幾天。這一切都昭示了安史之亂直接造成了大唐的衰落，朝廷式微不可避免。

安史之亂在烈火烹油中滴入的涼水，其爆裂破壞程度不可估量。叛亂持續了八年，霍霍了整個北方。經濟、生活、社會秩序都受到的極大的破壞，客觀上推動了經濟中心的南移。

而在唐朝以前，中國經濟中心一直是在黃河流域。從秦始皇平定嶺南開始，經過吳國（三國時期）、東晉以及宋齊梁陳等南方割據政權的不斷開發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從安史之亂開始，北方戰火紛紛此起彼伏。這種狀況跨越唐、五代、兩宋一直到元朝統一才算結束。這長達數百年的戰亂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大量的中原人們遷徙南方，人口、先進技術、以及因絲綢之路斷絕催生的海外貿易都直接造成了經濟重心的南移。

當然這些都不是孤立的，安史之亂爆發也不是偶然的。因為安史之亂和經濟重心南移關係比較複雜，所以我們把它們雜糅到一起來說。

戰爭

由於天下承平日久，加上大唐的國防是外緊內松。所以這場發生在大唐內部的叛亂造成的破壞是難以想象的。政治上讓藩鎮增大了話語權，平叛的需要讓藩鎮猶如東漢末年的州牧一樣合理合法的從朝廷獲取了駐地的軍事、民政、稅收等權力。這嚴重削弱了大唐王朝朝廷的權威性和約束力。大唐朝廷的影響越來越小，如下圖所示：

為了平定叛亂，唐王朝別動的抽調精銳的安西北庭的邊軍進入中原。吐蕃趁機蠶食和吞併河西、隴右、西域；而南詔也趁機做大，不斷蠶食大唐西南領土；而回紇也因為協助大唐平定叛亂，幾次擄掠長安和洛陽的財富。內憂外患之下，大唐讓人看到勒虛弱徹底失去了萬國來朝的景象。其實唐朝的下半部歷史其實是一直在掙扎妄圖恢復盛唐的過程，但是時移世易、積重難返已經不可能了。

北方頻繁的戰亂造成大量的人口南遷，他們帶去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方法（在那個年代資訊傳播速度慢，如果不是因為戰爭南方且發展不起來）。出於平叛的需要，唐朝被迫把賦稅重地從北方轉移到了江南（傳統富庶的北方已經被安祿山叛軍佔據）。所以在政策和引導、交通是哪個上唐朝也對南方做了針對性的調整。相對安定的江南從唐朝後期到五代、兩宋一直沒有經過大的戰亂，所以經濟持續發展。經濟中心南移成為必然。

而吐蕃佔據河西和西域開始，傳統的東西方通商、交流的絲綢之路斷絕。從吐蕃佔據河西走廊和西域到元朝統一這幾百年，絲綢之路基本沒有通暢過。但是東西方還必須有相關的交流，這客觀上催生可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的繁榮。這客觀上促進了南方經濟的興起，加上兩宋對南方的開發南方的經濟重心正式確立。

氣候變化加過度開發

經過從秦漢開始的開發，關中以及北方的一直作為朝廷的財稅重地和經濟中心。到了唐朝時期，北方尤其是關中地區已經過渡開發了。隨著都城長安人口迅速的增長，大大加重了這種消耗。到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時期，經常發生糧食不夠吃而就食洛陽的情況。到武則天的武周時期乾脆就定都神都洛陽了。而唐朝重視軍功，在唐朝兩百多年的國祚中頻繁對外用兵。為了維持龐大的後勤消耗，唐朝不得不在胡漢交界雜居的地方屯田。但是長此以往，貧瘠的土地經過開發造成沙化嚴重。

而從唐朝中後期開始的氣候變化也是影響經濟重心南移的原因之一。天氣越來越冷，以關中為例。唐朝中前期還溫暖溼潤甚至可以種植柑橘，杜甫在詩《病桔》就有皇宮種植柑橘的記載。從唐朝初年到唐朝中期這一百年，北方溫暖溼潤很少發生旱災甚至很少下雪。但是到了唐朝中期氣候逐漸變冷，北方草原的部族被迫南遷。這客觀上壯大了三鎮節度使安祿山的實力，為他發動安史之亂提供了條件。

所以相對來說南方還是溫暖溼潤，所以這也為經濟重心向南移提供了條件。

小結：

突如其來的安史之亂讓大唐在興盛的道路上戛然而止，直接造成了唐朝由盛轉衰。戰爭、氣候、過度開發造成的環境影響都客觀上推動了中原王朝的經濟重心南移。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之前由東吳、東晉以及南北朝的開發和鋪墊；之後再有兩宋的承接。到明清時期，王朝的經濟重心已經妥妥的事在南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