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問題太怪了，什麼是壞人？什麼人又是好人？如果你指張居正生活腐敗貪汙受賄，哪張居正就是你指的壞人。但他又大力改革，減輕農民的負擔，所以又是個‘好人’。人都有倆面性，不能一概而論。

張居正（張白圭，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今湖北荊州），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文官。 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1572年，萬曆皇帝登基後，代高拱為首輔。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時期，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萬曆新政（又稱張居正改革）。1582年張居正卒，贈上柱國，諡文忠。去世後被明神宗抄家，1622年恢復名譽。

張居正的理財政策除了為朝廷公室謀利，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透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甚至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

萬曆十年（1582年），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這時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1567年）至萬曆七年（1579年）間各省積欠錢糧。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他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勞瘁而死

張居正為國事夜以繼日地操勞，萬曆五年，多年未見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員的父母過世，必須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個月，期滿起復為官。張居正的改革才剛剛開始，此時離開必使改革功虧一簣，他做出了唯一的選擇：奪情。

明朝計程車大夫忠君盡孝的觀念根深蒂固，未能盡孝何來忠君。

武宗朝的大學士楊廷和也是一代名輔，收到父親的訃告即回家守制。如此一來，人情洶洶，無論是御史還是六部官員都上疏要居正守制，給居正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此時神宗還不能親政，國家大政均需居正裁決，不想讓居正回家守孝。最終由神宗詔諭群臣，再及張居正奪情者，誅無赦，非議才消止。

萬曆十年（1582年）6月20日，張居正病逝，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文忠”。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瞭張居正的失寵。言官也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而且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屍。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後萬曆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張居正在世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天啟二年（1622年），天啟皇帝為張居正復官復蔭。

改革措施

政治

政治上，實行考成法。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中心是解決官僚爭權奪勢、翫忽職守的腐敗 之風。他認為當時朝野洩沓成風，政以賄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課吏職”即加強官吏考核為手段，“斥諸不職”，“省冗官”，淘汰並懲治了一批官員。

在執行上，他“信賞罰”，“持法嚴”，使賞罰有準，不姑息。在他執政期間，“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飾非”，朝廷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國公沐朝弼屢次犯法，應當逮捕，但朝廷輿論認為此事很難辦，張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兒子襲爵，派飛馬前去捆綁沐朝弼，沐朝弼沒有反抗，被解到京師，張居正免他一死，將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張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撫，決定壓一壓他們的氣焰。只有他們有一件事稍不妥，馬上加以責罵，又飭令他們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當時天下不太平已經很久了，盜賊群起，甚至搶劫官府庫房，地方政府常常隱瞞這類事情不上報，張居正下令如有隱匿不報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職，地方官再不敢掩飾真情，抓到強盜，當即斬首處決，並追捕他們的家屬，盜賊因此衰敗。

軍事

軍事上，用戚繼光鎮薊門（今河北遷西縣西北），李成梁鎮遼東（今遼寧遼陽），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敵臺”三千多座，加強北方的防備。並在邊疆實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馬匹大增，減少了太僕寺需的種馬，就叫老百姓折價交銀，使太僕寺積蓄金四百餘萬。

互市又使邊疆在政治經濟上保持穩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領）為順義王，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立茶馬互市，保持貿易往來，俺答長久沒有來犯邊關。

經濟

清查土地

他認為“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是“國匱民窮”的根源。在1578年（萬曆六年），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到1580年（萬曆八年），統計全國查實徵糧土地達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期增加了近三百萬頃。朝廷的賦稅大大增加，所以說：“自正（正德）嘉（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

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是：

以州縣為基礎，將所有賦稅包括正稅、附加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併為一條”，總為一項收入。過去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徵收上又有種種名目，非常繁煩，如今統一徵收，使國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從中貪汙。

關於徭役徵派，過去有裡甲、均徭、雜泛之分。裡甲按戶計徵，不役者納“門銀”（戶銀）；均徭、雜泛按丁分派，應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應服）、銀差（納銀代役）之分。如今取消裡甲之役，將應徵的全部門銀，同丁銀合併一起。“丁銀”的計算辦法，是將力差的“工”（勞動）和“食”（服役期間全部生活費用）折算為銀；如“銀差”則按納銀數再加收少量“銀耗”（碎銀化鑄銀錠時的損耗），然後全部役銀以“丁”和“地”或（田糧）兩大類因素統一考慮編派徵收，即所謂“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自此，戶不再是役的一種根據，丁的負擔也部分轉到“地”或“糧”中。

賦、役之中，除國家必需的米麥絲絹仍交實物和丁銀的一部分仍歸人丁承擔外，其餘“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

官府用役，一律“官為僉募”，僱人從役。過去由戶丁承擔的催稅、解送田糧之差、伐薪、修路、搬運、廚役等一概免除。這一改革措施賦役折銀徵收，既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結果，又必然促進商品經濟的繁榮。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徵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徵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看，明朝財政是最保守，最簡單的。就是人口稅和土地稅，加上一點鹽茶專賣的收入，所以，政府的收入基本是固定的。明代工商業其實非常發達，但是因為朱元璋給明代財政定下來的這個小農基因，導致政府沒有能力對變化無常的工商業收稅。

你懂的，王朝越到後期，支出總是越來越大，僅僅養活明代皇室的那筆錢就大得嚇人。軍事支出要是再一起來，這個僵化的財政體制，根本就對付不了。

明白了這個背景，我們就可以聊聊那次著名的張居正改革了。

張居正上臺當首輔的時候，其實改革的條件是不錯的。萬曆皇帝剛剛登基，還是一個10歲的小孩。他媽媽李太后非常信任內閣首輔張居正，宮裡的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和張居正關係也很好。這是一個大臣施展拳腳的最好環境了。

但是，張居正的所謂改革，其實根本就稱不上是一次改革，核心只有一樣，就是怎麼更高效率地收稅。

當然，這不是求全責備，每個人都受制於兩個東西。一個是環境。一個是自己的格局。

作為一個改革家的張居正，環境不錯，但是格局是一般的。為啥這麼判斷？因為他就是一個現實派。現實派的好處是能做成事，缺點是很難超出現實給定的格局做成事。張居正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和權臣，太監的關係都不錯，對於以權謀私的行為，比如讓兒子中狀元，這種事，張居正是不太避諱的。這樣的人，當然對於整個行政體制也只能做點縫縫補補的工作。也就是所謂“理順式改革”。

張居正最大的政績，就是整理稅基，清查人口和土地。就是把朱元璋幹過的事，再幹一遍。

一通全國大幹快上，結果出來了，全國土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雖然比朱元璋的時候還少一點。但是比明孝宗的時候多了將近一倍啊。朝廷對於全國土地有了全新的掌控力。

有了這個大資料基礎，張居正就幹了那件讓他名垂青史的事，“一條鞭法”。我們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上學到這個一條鞭法，寫的都是鞭子的鞭，但實際上，應該是編輯的編。

為啥呢？因為這個改革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讓朝廷和老百姓之間的稅收關係變得更簡單。不再分什麼土地稅、人口稅、勞役、攤派。所有這些統統按照土地數量來交。現在朝廷經過清查，有了相對準確的土地資料了嘛。所以，在賬本上，一家人的名字後面，只寫一條，你家該交多少錢。所以，這是一條“編”，編輯的編。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專案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這次改革的結果，你想都想得到，朝廷和民間的關係變得簡單而純粹：朝廷只掌握土地，你種地就交稅，沒有什麼廢話。朝廷只要銀子，其他什麼糧食、布匹，一概不收。朝廷一年只麻煩你一次，大家交稅也都方便，國家的行政效率即使有所退化，也能徵收上來這種簡單的稅。

所以好處是，張居正改革之後，明朝的財力大增。據說，張居正死的時候，北京的糧倉裡裝滿了夠吃九年的糧食，府庫裡面也堆滿了銀子。

但是，因為張居正的改革，歷史也為大明朝打開了一扇通向地獄的大門。為啥？就是這項改革讓王朝徵稅太方便了。

萬曆44年，努爾哈赤七大恨祭天，東北的局勢馬上要惡化了。明朝的軍費要增加了。怎麼辦？明朝的紙幣信用早就崩潰了。所以，這種小規模通貨膨脹的手段，明朝政府手裡是沒有的。但是他有另外一個工具，張居正改革留下的一個高效稅務系統，可以隨時加稅啊。萬曆44年，戶部尚書李汝華請求除了貴州和北京周邊，全國所有地區，每畝加收三釐五毫銀子，這就是200多萬兩銀子的總收入。

第二年，再加，每畝再加三釐五毫，再搞200萬兩。第三年，再加，每畝再加二釐。加起來這就是明末所謂的“遼餉”，為了應付遼東事務而加的稅。

到了崇禎皇帝的時候，麻煩事更多。但是不怕啊，有了張居正的這個高效的收稅系統，加稅就好了嘛。這個心理和有紙幣的國家無法剋制印鈔票的衝動是一樣的。所以，崇禎時期，又有了“剿餉”和“練餉”，就是剿匪的餉和練兵的餉。每次加稅之前，崇禎皇帝通常都要真心誠意地說，沒辦法，國家要用錢，再苦吾民幾年。每次都不好意思，每次都忍不住，一直加稅到民窮財盡，國破家亡為止。

聽到這兒，你覺察出了一種荒誕沒有？一個高效的工具，可能是一個讓你沉迷其中的工具。一個救命的手段，也可能演化成致命的手段。

權力給自己開出了一條筆直寬廣的大路，然後一路狂奔，直到在道路的盡頭撞得粉碎。

總評

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張居正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權力上，居正和神宗成為對立面。張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裡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

從歷史大局看，張居正新政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張居正改革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瀾，奇蹟般地在北疆化干戈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長了明王朝的國祚；還表現在一舉扭轉“神運鬼輸，亦難為謀”的財政危機，弼成萬曆初年之治，為萬曆年間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更體現在對近代前夜國家統一與社會轉型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一條鞭法是介於“兩稅法” 與攤丁入畝之間的賦役制度。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賦役制度的演變中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

張居正的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並沒辦法改變明朝財稅制度深層次的弊病。一方面，開國之初廣泛的小自耕農經濟在中葉以後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權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導致了越來越多的流民，產生大量佃農，地主憑藉土地壟斷對佃農進行過度盤剝。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權分散狀態設計的賦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斷膨脹的財政需求和無法遏制的非法征斂成為民間社會的不堪承受的重負，晚明的財稅改革已經無力醫治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惡疾，國家機器的敗壞已無法挽回。

張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字叔大，號太嶽，幼名張白圭，湖北江陵人，時人又稱張江陵（今湖北荊州）。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1572年），萬曆皇帝登基後，因為李太后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的支援，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十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萬曆十年（1582年）7月9日（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卒，享年五十八歲，贈上柱國，諡文忠（後均被褫奪）。張居正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文官。去世後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恢復名譽。著有《張太嶽集》、《書經直解》、《帝鑑圖說》等。

總體上來說還是個好人，他當丞相的那幾年是明朝發展最好的幾年，他死後，明朝就開始走下坡路了，百姓的日子就開始不好過了。不過人無完人，但總的來說，他還是個好官。

我認為，張居正不是壞人。

單說他推行的新政，就足以給大明帝國打了一針強心劑，又使大明帝國延續了好些年。

再說他的“一條鞭法”稅務改革，對後世影響很深遠。

有人說，他貪汙腐敗。但是你們想想，和張居正大概同時期的海瑞，清正廉潔，但是他確實沒有很大的作為（沒有貶低海瑞的意思，單說歷史貢獻，海瑞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人）。在歷史中，像海瑞這樣純粹白（清正廉潔，阿正不阿的意思）的人，基本都沒有做出對後世發展延續做出實質性的貢獻。然而像嚴嵩之輩，只顧得貪汙腐化溜鬚拍馬的人對後世也沒有做出影響很大的貢獻。要推行新政，靠的是各級官員的努力，不是靠他張居正一個人就能推行的了的，所以他得收攏大多數官員的心。如果他像海瑞一樣，純粹是白的，那麼他的身邊不會有為他賣命幹活的人的。俗話說的好，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你自己沒有汙點，如何讓有汙點的人和你志同道合呢。

綜合來看，他貪汙那點東西比起他的貢獻來說根本不值一提。他是好人。

不知道提問者對好人的評價標準是什麼，我個人認為從張居正的改革來說，其對整個明王朝的貢獻都是巨大的，其歷史意義長遠，如果說張居正在位期間貪慾享受，從其死後抄家結果來看，對一個全權掌握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來說很是平常了。

良臣巨輔匤世奇才堪稱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幾位驚世偉才的賢相奇宰。張居正是繼商君和王安石之後的有一位偉大的改革家，獨聚慧哏且中時鱉，推行一條鞭法，豐盈了財政收入使國泰民安，天下百業興旺，大明王朝有了中興強盛的勢夫。他和李太后，馮保三位一體內修仁孝外有猛將，李成梁，戚繼光大將軍，噠噠十餘年未敢入邊掠奪，可謂功高蓋世。但由於權宰巨輔執政過於嚴苛冷俊無情，在推行新政中得罪了王公大臣皇氏權貴和資產階級土毫烈紳的土地收入權益，惹的牆倒眾人推，鼓爛萬人擊成為眾失之地，在其父去世後歸鄉丁憂守制，不幾年積勞成疾而仙逝令人窒息悲哀。他若多活上十餘年大明帝國必強大久立於世，可惜不知感恩的萬曆皇帝，由於內心扭屈從小被壓制管教，一朝得釋反轉成禍，僅一反常態對張居正反攻倒算罷爵嚴肅打擊。使氣象萬千的大明王朝一落千丈積重難返，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張居正在建立偉大政績的同時有又以葉障目的劣行。不可以好壞評之，無愧於封建社會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改革者勤政愛民的萬世師表。

用壞人來形容張居正是錯誤的，縱觀明王朝一朝，能和張居正所比擬的首輔沒幾個，有人將他和于謙相比，他的萬曆新政給明王朝續命了上百年！

張居正首先不是壞人，而是一位能臣，只不過能臣突顯的比其他首輔大臣更強，讓萬曆失去了光環而已。以萬曆皇帝的政治能力張居正也是不能比擬的

這個問題很想回答，因為我是荊州人。張居正算是我的歷史偶像，一個人褒貶不一說明這個人做實事，所以從這個點出發，我覺得他應該不是壞人。因為歷史早就證明這個世界並不是非黑即白，好壞要從出發點或者某個人某個陣營來說。張居正的事蹟不用說，百度都能查到，但是他做的事情最後產生了萬曆中興是有他的很大功勞的，晚年的淒涼和身後的家族悲劇都是因為站在那個時代觸動了皇權和權貴的根本利益，讓人民得到了好處，解放了一部分封建社會思想。所以這跟好壞沒關係，他所做的一切，自有歷史評價，但是至少不算壞人，只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越過了一點點臣子的界限，為封建制度權貴體系所不容而已。

請問壞人該怎麼定義？好人又該怎麼定義？是不是殺個人就算壞人，或者行過善就算好人。大多數人對一個人好壞只是道聽途說，沒有自己去證實，沒有自己去思考，就跟著大家人云亦云。當然站在對立面，肯定認為他是壞人，往往被標榜為壞人的，都是阻止他人獲得某種利益的人，張居正正是大部分官員眼中的壞人。

張居正的改革中心是解決官僚爭權奪勢，他認為當時朝野烏煙瘴氣，攀比、貪汙腐敗、奢侈成風、官員翫忽職守等，民不聊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吏治不清”。他的考成法十分嚴厲，處分了一批官員，官員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辦公，他在位時政令上通下達，效率十分快捷。

比如萬曆年間盜匪橫行，有的甚至敢打劫官府庫房，官員們為保全自己往往不敢上報，張居正下令：“凡事不報者，即使呢是好官一樣撤職查辦。”地方官也不敢再有隱瞞，但凡抓到盜匪當即格殺，並且追捕他們的家屬，讓盜匪們苦不堪言。

他的一條鞭法，把實物直接折成稅銀，讓下面的官員少了貪墨的地方，又重新丈量全國土地，理清那些隱藏不報的大戶，沒有地的又重新劃分土地，這點在百姓眼中他就是好人。

在軍事上，用戚繼光鎮薊門（今河北遷西縣西北），李成梁鎮遼東（今遼寧遼陽），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敵臺”三千多座，加強北方的防備。並在邊疆實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馬匹大增，減少了太僕寺需的種馬，就叫老百姓折價交銀，使太僕寺積蓄金四百餘萬。這點對國家對他就是好人。

死後被挖墳掘墓，那是因為活著的時候得罪了太多官員，大家都不放過他。後來官員們乾脆用張居正作為黨爭，打擊對手的萬能武器。（黨爭的發展在萬曆朝壯大，因為萬曆不管事，為後來的亡國埋下禍根。）

當然人無完人，張居正在世時，倡導皇帝官員節約，他自己在回鄉的路上竟然坐36人抬的大轎，鋪張浪費，讓從小受他教條的萬曆皇帝備受打擊，人生觀發生一些改變。

總體來說張居正是好人，對百姓對國家都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