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是秦統一六國是社會的進步。從公元前230年攻打南韓到前221年滅齊國結束，共計10年的時間，先後按順序消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結束了中國自春秋以來長達500多年的諸侯割據紛爭的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君主中央集權國家，即秦朝。

秦始皇用不到20年時間，並滅六國，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550多年的戰亂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這個大帝國對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制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使中國古代社會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秦的統一使人民可以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從事生產。秦朝推行了許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為中國長期的統一奠定了基礎。這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俗話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於同一事情，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但是，對於同一歷史事實，有完全相反的兩種看法就不是很正常了，這必然是有一方錯誤或者兩方都錯了。而導致錯誤的原因無外乎前提條件考慮不周、論據錯誤或者不充分、邏輯錯誤或不夠嚴密等。

現把歷史背景和其中兩種最針對的觀點明確列出來，供列位看官評判，看到底哪個更有道理更經得起檢驗。

一、歷史事實：戰國後期，周天子日益衰弱，對諸侯控制名存實亡，導致“禮崩樂壞,瓦釜雷鳴,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經過兼併、分裂等動盪，諸侯國數量急劇減少，逐漸形成了以“戰國七雄”為主的局面。各國家之間相互攻伐，混戰不休，同時，思想繁榮，各種思潮相互激盪。在動亂中，各個國家為了強國圖存，變法逐漸成為主流趨勢。比較成功的變法是魏國的吳起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趙國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中最徹底最成功最系統的是商鞅變法，變法後經過以秦惠王、秦昭襄王為主的苦心經營，使秦國具備了超過其他國家實力戰爭能力。嬴政親政後，展現了過人的眼光和用人才能，從而一舉統一了六國，除了在楚國遇到較為激烈的抵抗外，其他五國相對來說比較順利。統一後，秦始皇推行郡縣制、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修建馳道等，同時進行了“焚書坑儒”、橫徵暴斂，留下了“暴秦”的罵名。後來由於接班人選擇不當，導致二世而亡。經過楚漢爭霸後，漢承秦制，但是吸取教訓，改變了秦的嚴刑峻法，先是無為而治，後尊奉儒家，從而奠定了農耕時代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

二、正方觀點：秦統一六國，推行郡縣制，實行中央集權，是歷史的進步。中央—郡—縣—鄉的管理層級基本現在仍在沿用，說明郡縣制的科學性。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修建馳道，降低了社會交往的成本，增強了國家認同和文化凝聚力，提高了社會動員能力，為以後中華民族應對遊牧民族的挑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而保證了中華文化的不中斷和在漫長的農耕社會遙遙領先於歐洲。

三、反方觀點：秦統一六國，推行郡縣制，統一文字等，是歷史的倒退。暴秦的統一，是出於秦始皇私心的需要，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造成了民族的奴性。由於實行中央集權，一旦中央衰落，會導致整個國家的崩潰，無法抵擋遊牧民族的入侵。大一統下缺乏競爭，導致了現在的落後，如果秦始皇不統一六國，當前的中國會像現在的歐洲一樣繁榮富強自由。

四、上人點評：秦政雖暴，秦制合理，所以後世基本採用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但是在其基礎上進行了逐步最佳化，透過推廣儒家思想，改變了嚴刑峻法的弊端，並形成了對皇權的約束。透過政統、道統、法統相結合，保證了社會治理的合理。大一統、中央集權、統一的文字、強大的文化凝聚力等是歷史的趨勢，是進步的體現，是兩千多年領先的關鍵所在。

是社會的進步：（一）中國的疆域版圖，自秦至今沒有大變動，古代中國在黃河流域，秦後到了長江、珠江流域，但上述疆域是戰國以來陸續開闢而成的，南至安南，北至北韓，長城方面則到達大同。 古代中國蠻夷雜處，有耕稼與遊牧兩種人民，是以文化分，不能以血統分。血統不能決定國家，乃以文化來決定。當時人民有兩種生活與文化，便是耕稼與遊牧。民族之形成除血統外，尚須有文化構成。 （二）關於人口問題。秦統一中國後，全華人口一起總算，當然大量增加。秦始皇二十六年滅六國而統一中國，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駕崩，秦二世二年為趙高所殺，立子嬰僅一年而秦亡。由於秦之統一，因此中華民族遂融凝會合成一體。從前華夏夷狄之分而治之之局面亦隨即消融，而成為一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之社會。當時之巴蜀開闢於秦，兩廣及安南要待秦並六國後，遂開始為中國之郡縣。於是全華人民生活於同一版圖，沐浴於同一文化。 （三）中國至此有統一的新政治制度。秦是郡縣制的統一。從前之封建制度終於徹底破壞，不能再興矣。直至今日，仍可說是郡縣的國家，統一的國家。此時期之中央政府不再封國家，郡等於省，省再分若干縣。秦分為四十二郡，郡下再分縣。封建只是封一國之諸侯，子孫相襲，是世襲的貴族。郡則派太守任三五年，或十年八年亦有，但不讓其子世襲。

歷史的程序始終都是碾過那些無情的歲月，秦朝統一六國已經2000餘年前，所以其作用很大，第一統一文字。第二度量衡，第三國土面積。所以嬴政是牛X的。

我們今天不談秦始皇北擊匈奴南征嶺南的蓋世武功，不談秦帝國留下的長城、都江堰、靈渠、棧道、直道、馳道、鄭國渠等偉大的歷史遺蹟。只談談文化、制度方面秦朝的歷史意義，和我們的關係。

秦帝國的建立，不只是中國，也是全世界第一個郡縣制國家的出現。西漢以後近兩千年的歷史當中，統一的王朝社會制度，基本上都是半郡縣制的，對於邊疆的統治一直都是都護府、都司等羈摩制度。我們中國的歷史是全世界最完整的，中國也是唯一一個完完整整記錄了長達三千年歷史的國家。

透過歷史我們可以清晰的看見，郡縣制統治下的國土，都是最穩固的，一般都在王朝統治的最後才會由內部產生分裂。而且在新王朝建立初期，就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迴歸統一，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個是文化的認同，大家同文同種同血同源，這也得益於秦帝國統一文字度量衡的深刻影響。第二個原因就是，郡縣制統治下的人民百姓只知道有國，不知道有諸侯，因為他們的領導總換啊。而一方的諸侯也是隨時的調換，很難形成派系、黨羽，也就難以形成勢力了。

而羈摩制度下的地區就完全不同了，那些地方的實力統治者，都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大多都是當地的貴族後裔，他們對中央政府只不過是名義上臣服，權利非常獨立，更不可靠的是，他們世世代代承襲地區的統治，有自己的完整的下屬體系，統治機構，乃至軍事機構。可想而知，一旦中央政府發生一點變故，這些邊疆地區就可能立刻脫離出去，很多時候都成為中原王朝的邊患。這些問題歷史上有許多人早就提出來過，最著名的，當數柳宗元的《封建論》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拿來讀一讀。

秦朝還建立了相當完備的政治制度，三公九卿制度，法治制度的完備程度，也不是周朝時代可以同日而語的。這些制度當中，有許多都沿用至今。在後世漫長曆史當中，只有隋朝的科舉制，對秦朝的制度做了歷史性的發展和完善，其他朝代幾乎沒有什麼本質的改變。

可以說，自秦朝以後，中國一直沒有發生過和周秦之變相比擬的變革。打個比方來說，周秦之變，如同win95視窗系統的出現，相比dos系統黑黑的螢幕，win95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雖然我們的xp系統，甚至win7系統，比95系統更強大，更漂亮，更穩定。但它與win95之間的差異，與win95與dos之間的差異是不能比擬的！

秦始皇統一六國，是華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在六十年前，稱秦朝代替周王朝。是新興地主階級代替奴隸主階級。是社會的進步。那是一個說謊的時代。

周王朝的奴隸，占人口的比重不到1％，並非奴隸社會。而秦朝的奴隸占人口的比重，高達10—20％，是不折不扣的奴隸社會。奴隸的來源除了戰俘外。還有收孥。即一人犯罪，妻子、兒女沒籍，充為奴隸。秦國統一天下後，更是採用暴力手段，將工匠、商賈直接沒籍，充為奴隸。考古出土的秦國竹簡中，更是以法律形式捍衛奴隸主的利益。秦朝是不折不扣的奴隸社會。

秦始皇還為扼殺思想和言論，還創立誹謗之法，夷族連坐之法。始皇立法，是中國法治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打碎了一箇舊世界。建立了一個新世界——秦朝。我們先看舊世界：

一、人與人相對平等，人民沒有絲毫奴性。

《左傳·宣公二年》記載：鄭國大舉伐宋，華元帥軍抵抗。在戰前，華元賞賜羊肉給將士，但遺忘了為其駕馭的車伕，車伕便在大棘之戰中，駕著戰車直奔鄭軍之中，導致主帥華元被俘，宋國大敗。之後宋國以兵車百乘將其贖回。

不久，宋國築城，華元任工程總監。築城的役夫見華元巡視工地，便作歌吟唱，以諷刺他兵敗被俘。由於華元隨從人少，寡不敵眾，只得離去。

華元身為宋國六卿之首，著名政治家。歷事昭公、文公、共公、平公四君。長期任右師，執掌國政。且身兼築城總指揮。卻被役夫嘲笑、譏諷。

這說明周王朝人與人之間相對平等。不存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說。人民沒有絲毫奴性，役夫當面譏諷卿大夫、國君十分正常。

二、執政者對人民有敬畏之心。

《詩經·莆田》有云：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在耕種季節，周天子慰問農夫，給農夫送飯。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此詩中的周天子便符合儒家君道的標準，對人民有一顆敬畏之心。以法家思想治國的秦始皇對人民斷不會有敬畏之心，而是視人民為草芥、螻蟻。因為在法家眼裡，人民生存的唯一價值，就是被君主奴役，為君主致死盡忠。

三、執政者忠於人民。

孔子所提倡的“忠”本意為與人坦誠相待，工作盡職盡責。君臣之間，上下級之間，都可以互相盡忠。

在《左傳·莊公十年》中，有一則曹劌論戰的故事:

曹劌問魯莊公，你憑什麼和強大的齊國作戰？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曹劌所言，是指魯莊公是盡職盡責，忠於人民的合格君主。

《左傳·桓公六年》有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又曰：“民者，神之主。聖王先成與民而後致力於神。”

但韓非卻將儒家之忠“法家化”。把原本的“工作盡職盡責，與人坦誠相待”篡改為“君主的利益高於一切”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只限於下級對上級，臣民對君主盡忠。

四、人民言論自由，有批評議論政治的權利。

《詩經》的成書得益於周王朝的采詩制度。目的是“觀民風，知得失，自考正。”側面反映了周王朝言論自由，支援人民批判和議論政治。這與《左傳》中子產不毀鄉校互為印證：

鄉校是先秦時期，人民休息和議政之所。子產執政時，鄭人常聚集鄉校，謗子產之政。然明建議毀掉鄉校。子產卻認為，鄉校是人民休息，議論政治之所，“民所善者，吾則行知；民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何以毀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不如吾聞而藥治之。”

仲尼聞後，盛讚子產大仁。

由此可知，無論是子產，還是孔子，都是反對專制獨裁，支援言論自由，支援人民批評和議論政治的。

五、職業平等無貴賤。

在周王朝，各行各業平等。所謂農夫赴時，百工制器，商賈趨利。但法家卻認為工商與儒家一樣，皆是國家的蛀蟲，應當消滅。秦朝統一天下後，更是採用暴力手段，將工匠、商賈直接沒籍，充為奴隸。

（自漢代起，一直至清朝滅亡。對工商的態度。既非儒家思想，亦非法家思想。而是採用黃老學派主張。採用非暴力手段。在經濟上制裁工商，在政治上鄙視工商。工商皆為賤民，非良家）

正因如此，孔子才會維護周禮。

而秦朝則把全國建成一個大監獄。以韓非思想為指導：大臣是“從主之法，順上之為。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人民是——“戰時用其死，安平盡其力”，“赴湯蹈火，死節之民，寡聞從令。”臣民生存唯一的價值，就是踏踏實實作奴才，致死為君主盡忠。

此外，先秦儒家已經有立法為民，司法獨立，疑罪從無，不罪無辜的舊思想。與法家立法為君，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罰，夷族連坐，寧枉勿縱的新思想爭鋒相對，水火不容。

秦始皇依據法家思想建立的新世界，使人民失去了平等、自由和人權。

在五千年華夏文明史中，最接近民主法治社會的時期有二：一是周王朝，二是北洋政府時期。最為專制獨裁，社會最倒退的時期也有二：一是秦朝，二是某個時期。

法家和秦朝是民主、法治、憲政的頭號死敵。法家思想不滅，中華民族不興！

這個問題還是得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一。六國結束多年戰爭對峙的局面，有利於時代的進步，一個統一的龐大帝國的建立，為後代的中國統治者立下了榜樣。大一統的中國從此誕生。我們看下商周就可以知道，商是一個活躍在河南流域中原腹地的統治力量，其影響力並沒有延伸到長江之南的區域，而周朝的分封制，中央的力量太過於弱小，國中國的出現最後就是各個小國你爭我鬥，根本不利於發展。而秦統一六國後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秦的出現，堅定了中國作為大國的良好開端，我們至今受益。

二，說到倒退，很多人會說到秦的殘暴和專制。可是這是當時社會發展的必經歷程，中國如此，西方文明也是如此，沒有什麼好講的。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國家或者社會出現超越其本身認知的形態出現，我說您還講道理不？秦專制，其他六國也好不到哪去吧？不用懷疑。

最後，綜上，秦的出現是社會的進步。不管是社會屬性還是國家制度，他都好於六國混戰的戰國時代。

這倒是個新鮮問題。社會和時間一樣不會倒退。只會向前。任你和以前一模樣，那也不是以前。所以無論怎麼折騰這個這會，拆了也好，重修也好這都是與時俱進。

或許，更大規模國家的出現，是歷史發展或者說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不是秦國，也會是其他。未來，或許一個星球只是一個國家。

秦統一六國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倒退？

我個人認為，秦一統天下，對中國社會發展是一種倒退。

前221年，秦始皇以風捲殘雲之勢收拾天下，面對前所未有的龐大的國土，秦始皇不愧為一代帝王，雷厲風行地廢除實行達二千年之久的諸候分封制，改為實行郡縣制。在這裡，廷尉李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李斯的理由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候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候不便。”李斯的理論似是而非，秦帝國並不能實現萬世而安，卻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短暫的一個王朝，這就是明證，而後世所尚用秦帝國的制度，終於使中國一步一步走向衰微。

歷史事實是衡量政治理論的最好註腳。秦之前實行諸候制的三個王朝（夏、商、周），其共延續達1800年之久，而之後2100年的時間裡，中國基本上都沿用秦帝國的郡縣制，卻出現了不計其數的王朝，“城頭變換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臺”就是這2000餘年政治之真實寫照。

以此分析，中國政治由盛而衰之分水嶺，以秦一統中國為分水嶺，之前中國文明是上升之勢，之後中國文明是下降之勢。中國洋洋五千年文化，奠基於夏、商，而大成於春秋戰國，自秦帝國後，中國文化只是集中在註解先秦經典和引進印度文化、並融合印度文化上，罕有開拓者，這種文化的退步，是政治制度造成的。

分封諸候制與郡縣制區別，實際上是分權制與集權制的分野。雖然在諸候制中，天子仍然是名譽上至高無上的一國之君，但實際上其政治權力並不能滲入到各諸候國的內政中，諸候國不僅有一套領域中的政治權力機構，而且還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各諸候國並不是對君王絕對、無條件的效忠。《史記·夏本紀》：“夏后氏德衰，諸候畔之。”，“湯修德，諸候皆歸湯”；《史記·殷本紀》：“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候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不可否認的是，在夏商周三朝的大多時間裡，貴為天子的君王有著比諸候更大的權力與實力，但是各諸候紛紛選擇叛離而聯合對付君王時，則能完全佔據上風。

諸候制本身並不是民主的政體，但與民主政體相似點在於諸候制實現了權力的分割，權力的相互制約是維繫一個國家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也使得國家的政治不會長期陷入腐敗和糜爛中，因為君王的胡作非為必將引起諸候的恐懼與反叛。夏、商、周在中國歷史上屬於政治的清明時期，這種清明從現在傳下的史料《尚書》中也可見一斑，即使臭名昭著的夏桀、商紂，同後代的暴君相比，也只是小巫見大。

諸候制發展到登峰造極，是春秋戰國時代，君王的至高無上地位被架空，僅是偶爾在諸候諸雄的競爭而，被作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工具，此時的國家權力已全然轉移到諸候各國的手中，此時的中國略似於近代歐洲各強之競爭，觀春秋戰國之歷史，為中國歷史上進步最快之時期，也是文化最昌明之時期，同期之政治除各國之爭鬥外，諸候各國內政清明，罕有暴君的出現，此為我所謂的“黃金時代”。

或反駁曰：春秋戰國戰事綿綿不斷，何能稱為黃金時代。答曰：自有人類社會，戰事本來就從未停止，這是各國各時代均不能避免之事，奈何獨舉春秋戰國？據我研究，夏、商、西周因史料奇缺勿論，春秋以降，敢問幾時中國戰事曾停止過？諸候割據之時代，戰事為諸候國與諸候國之戰爭，因政治清明，絕少人民起義，而往後各朝，莫不是以人民起義為王朝更替之先兆。人民起義之破壞力與慘重之傷亡，是諸候爭霸戰中所未有的,秦末之陳涉，西漢末之綠林，東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明末之李自成、張獻忠，清末之洪楊，舉難勝舉。

中國以儒學治國兩千年，卻未能得儒學之醇。儒學之核心，在於仁政，然於秦之後郡縣制度下，仁政其實只是空話。郡縣制取消了分封諸候，帝王大權獨攬，君臨天下，是為集權制。孟子在宋代成為亞聖，其著作堂而皇之位列儒家《四書》，對於孟子所鼓吹的推翻暴君的言論，似乎並未遭皇帝們的封殺，或許皇帝們根本就不相信有誰能撼動其堅不可破的權力。的確，宋、元、明、清各朝，皇帝之至高無上的權力，根本就沒有任何遭遇多大的挑戰。在湯武革命時，革命的主力軍是各諸候，而後世集權制下，最終只能由最下層的平民百姓為了生存的權利，起而反抗暴政，所以每次的王朝更替，都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血腥的殺戮。

高度的集權制導致中國近2000年曆史跳不出一個標準的模式：王朝的建立者都是一世雄才，其子輩孫輩尚能兢兢業業地守業，過三、四代後，皇家的溫室終究培育不出推倒一世的君王，直到被推翻為止。漢、唐、宋、明、清等，都在這個歷史迴圈中打轉，即使有識之士力圖挽救歷史之宿命，也只能是徒然無功。其實不是歷史的宿命，而是集權制的宿命。笙歌與美女，加上無止盡的權力，最終國家的機器由高速運轉而漸趨癱瘓，當鏽紋與腐敗俱生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奏響王朝的輓歌。

先秦學子有著後世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在諸候國林立的國度裡，“能用則留，不能用則去。”在深邃的思想背後，多了幾分從容與瀟灑。孔子的周遊列國，老子的西去函谷，墨子、孟子游說於各君主，進一步則施展平生抱負，利天下萬民，退一步則自在從容，著書以傳千秋萬代。自秦後，中國再也無法重現春秋的風采，這也是環境所逼，除了吟哦風月外，學子們的政治抱負不免帶上悲劇的色彩，因為這是一君號令天下的漫長的歷史，儒家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人生態度，在明儒中盡現無遺。論起剛直與勇氣，明儒可能還要超過其先秦之先師，但從方孝孺到楊鏈到黃道周，卻都被籠罩著一層濃厚的悲情色調，透過這種色調，是高聳、冷酷、窒息的專制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