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宦官，非常奇特。

宦官的真實身份，其實是屬於皇帝的私臣，而唐朝的宦官，在唐朝中期，取得了一項巨大的權力-神策營的兵權。

宦官是如何取得這個禁軍權力的呢？

這要從安史之亂說起，話說唐玄宗的放縱，導致了藩鎮格局的局面。

自此以後，唐朝的皇帝，意識到皇權必須與軍隊結合，才能保持中央的威權，否則就是個傀儡。

於是安史之亂以後的，皇帝都有意識的培植自己在軍中的勢力，而這些勢力的代言人，不再是將領，而是皇帝的私臣宦官。

這些宦官頭目，迅速從將領手中，接管了神策軍，並安插了大量的私人親信，這支原本拱衛皇宮的禁軍，徹底淪為了宦官們的私人武裝。

自此以後，宦官們作為一個強勢政治團體，在中唐以後迅速崛起，背後正是依靠這支神策軍勢力。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反映出問題的答案。為何殺了宦官還要用宦官，如果殺了就不需要用就不會連殺三名宦官了。

這是由唐代面臨的具體形勢來決定的。唐朝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面對外族入侵威脅非常嚴重的時期，有著吐蕃，突厥等一系列邊境問題，這就決定了唐朝要面臨巨大邊軍開支問題。只有保證邊境平穩，中央王朝才能夠存在。但是中央加強地方的軍隊勢力的同時，也增加邊境反叛的可能性，這就需要出現一個強力的勢力來平衡巨大邊境力量。宦官開始登上唐朝的歷史舞臺。

唐代宗登上帝位之時，由於平叛安史之亂，西部大部分軍隊撤回，導致吐蕃大舉入侵唐朝，佔領了陝西鳳翔以西，分州以北的十餘州，公元763年十月又佔領了奉天（今陝西乾縣），兵臨長安城下，代宗逃到陝州避難。這個責任主要是程元振知情不報所致。唐代宗一行鼠竄到目的地後， 立即下詔調發各路兵，要求立即前來勤王，但擁有重兵的李光弼等將領，因恨程元振專權害人，拒不前來，眼看皇帝就成了光桿司令！在這危難時刻，倒是駐守陝州的觀軍容使魚朝恩，帶領少數精兵急忙趕來救駕，代宗李豫頓時百感交集。由此在心中形成一種誤判——危難時刻，文臣靠不住，武將也靠不住，還是宦官最貼心啊！這件事充分反應了，唐朝的皇帝有多難，必須平衡地方和中央的勢力，隨後唐代宗讓魚朝恩執掌禁軍。

隨之到了後期，魚朝恩專橫跋扈，囂張至極，以至於懦弱的唐代宗都忍受不了，與元載設計殺了魚朝恩。這是代宗殺得第二個宦官魚朝恩。但是唐朝邊境問題的死結不開啟，就註定宦官作為平衡地方必然存在，但是這個需要極高明的政治手段，如果過頭了，一不小心就會失控，導致地方反叛或者宦官專權。

要回答唐朝中後期為什麼宦官橫行，先了解一下唐朝宦官專權的特點。

唐朝是歷史上宦禍最為嚴重的三個朝代之一。唐朝的宦官專權亂政，與東漢和明朝最主要的區別就是，宦官的權力甚至到了可以隨意廢立皇帝的地步。

唐朝宦官專權始於唐玄宗時期的高力士。唐玄宗做了一輩子太平天子，後期怠於政務，朝政基本全部委託給宦官高力士。高力士不但有能力，而且此人對唐玄宗忠心耿耿，算是個賢宦，雖然專權，但並不亂政。

唐朝真正專權亂政的宦官第一人是李輔國。此人先後擁立肅宗、代宗即位，權勢沖天。代宗是個很想有一番作為的皇帝，對宦官專權很憤怒，所以皇位穩固後，先後除掉了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三大權宦。

但之後，唐朝的宦官專權並沒有根除，反而越來越嚴重。究其原因，與當時的社會形勢有著密切的關係。

藩鎮作亂一直是唐朝政府頭疼的問題。特別是安史之亂後，朝廷為了控制藩鎮勢力，實行監軍制度，派宦官擔任觀軍容史，這就給了宦官掌權的機會。代宗在清除了三大權宦之後，一度中斷了宦官典兵制度。

但德宗即位後，又發生了叛亂事件。一次，奉命出兵平叛的涇源節度使平叛途中發生兵變，掉頭回攻都城長安。唐德宗情急之下，只好調禁軍抵禦，但平時禁軍訓練太注，戰鬥力太差，德宗只好外逃。

透過這件事，使德宗對軍隊將領產生了猜忌心理。回到都城後，對手握重兵的大將進行權力分解，罷免了一大批。並開始大力發展神策軍，並從制度上確立了宦官掌管神策軍的正式地位，這一制度一直到唐末都沒有改變。

神策軍制度的確立，大大增強了宦軍的權力，更提升了宦官的地位。神策軍成為朝廷直接掌握、最為信任的一隻軍隊，職能也大大擴大，除了日常皇宮守衛，還擴大到戍守、征戰等領域。

另外，唐中後期，朝廷還實行了宦官但任樞密使制度。唐代宗時期，宦官任樞密使，職責也受到限制，主要是上傳下達。但後來，隨著宦官地位的上升，樞密使的職能也不斷擴大，甚至到了和宰相共參國政的地步，這就意味著宦官開始參與中樞機要事務了。

既掌兵權，又參與朝廷機務，就給宦官假傳詔令、廢立皇帝提供了方便，後期的皇帝大都是宦官所立，新皇帝上任，往往對擁立有功的宦官進行封賞，所以就形成了宦官專權越來越嚴重的局面，這一局面直到唐朝滅亡。

唐代宗李豫連殺三大禍國殃民的宦官，宦官仍然橫行，有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個，自從安史之亂，唐玄宗從長安逃離開始，後面的幾任皇帝都有那種逃難的經歷，在逃難的時候，跟在身邊的是宦官，衷心耿耿並且把皇帝照顧的不錯，皇帝也是人，所有，有過一起的這種經歷，自然對這些宦官不一樣了；

第二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安史之亂剛剛結束不久，安祿山和史思明的造反，讓皇帝對外臣充滿猜忌，好不容易回到長安，接著能當皇帝了，所以，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出現，最好呢，還是把一些位置交給可靠的人；

第三個，擁立之功，從李輔國開始，基本上每個宦官都有擁立之功，李輔國能做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幫助李亨登基，又擁立了李豫登基，所以，權傾一時，他也為後來者趟了一條路子；

第四個，沒有有效的渠道選取到大量的有才能的，並且衷心耿耿人，前面留下的要麼混吃等死，要麼時不時跳出一個叛亂的。德宗時期大力整頓，基本已經架空了宦官，重新迴歸到以前的狀況了，但發生了涇元之變。朝廷調集的平叛軍路經長安時，因為朝廷犒軍不當，引起譁變，擄掠京師。當時5000人的軍隊就把長安城鬧了個底朝天，德宗棄城而逃，奔往奉天避難。後在名將李晟等人的努力下打敗了叛軍。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就是德宗選得禁軍將領白志貞不會練兵，收的全都是紈絝子弟，有才能的人也被擠跑了，所以，禁軍沒多少人不說，一打起仗立馬作鳥獸散。逃跑的路上，德宗想的肯定是：武將靠不住還得靠家奴啊。

第五個，皇帝的本領決定了他無法改變當前的狀況，代宗在當初算得上是很厲害的了，後面的皇帝，多是吃喝玩樂的主。

第六個，死真的沒啥，相對於獲得更高的地位來說。田令孜行刑前還向行刑人仔細演示了一遍行刑的方法，然後受刑而死。

所以，在沒有新的有效的措施的實施，沒有人才填充的，緊靠殺人，根本不能制止後來者。

唐代宦官專政可以說是將唐帝國送入萬劫不復之地的重要推手。

從安史之亂的李輔國、魚朝恩，再到後面的俱文珍，仇士良等人，一直到唐末的田令孜，劉季述。這些宦官層出不窮，即使有唐代宗的誅殺宦官，即使有小太宗李忱的英明，仍然無法挽救唐王朝。其問題的根源在於積重難返，彷彿一棵大樹的根脈已經腐爛，縱使下再多的猛藥也是無濟於事。

唐代後期，國家雖然還是正常透過科舉選拔人才，但是更多的優秀人才卻源源不斷的流向了地方軍閥的幕府之中。從唐玄宗晉封高力士為大將軍開始，天下的讀書人就曾經有過抱怨。因為，宦官畢竟是皇宮內部的奴僕，僅僅是憑藉皇帝的寵幸就掌握實權實際上是對於讀書人的蔑視，即使是東漢末年宦官專權也不過是以中常侍、上軍校尉等身份參與國政，南北亂世時雖然有宦官和士開升任尚書右僕射，但還從沒有過宦官出任大將軍的例子。這就寒了天下文臣武將之心。而肅宗繼位更是大力重用李輔國、魚朝恩，從側面上講也是因為中央已經沒有更多的賢臣可堪驅使。

從歷史發展的規律上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興盛往往有賴於眾多賢臣前赴後繼的努力，但是國家衰亡的時候卻很少有賢臣出現。這就是因為國家內部的人才流向了其他地方。東漢末年人才流向地方豪強，晉末人才流向世家大族，唐末人才流向軍閥勢力，都是同樣的情況。中央缺乏人才，只有默許這些宦官掌權，維持朝廷上的秩序。

同時，僅僅憑藉著代宗誅殺幾個奸宦頭目並不改變朝堂上的遊戲規則，構建朝廷內部的政治秩序，這是治標不治本。代宗時期，唐王朝基本終結了安史之亂的影響，開始療傷。但是，吐蕃入侵，僕固懷恩反叛，京城長安兩度淪陷。廣德元年十二月，郭子儀率軍奪回了淪陷十五天的長安。代宗回到長安，郭子儀伏地請罪，代宗說道：“朕沒有及早用卿，所以才到這種地步”。有賢才而不能有效利用，這才是中唐時期最大的問題所在。安祿山曾經是唐玄宗最寵信的大臣，但是他的反叛幾乎斷送了大唐王朝。所以，君臣之間多多少少存在“囚徒困境”，賢臣寒心遠遁，而宦官就可以渾水摸魚，竊取權力，不由得令人感慨。

文：經典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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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皇帝裡面，有做為的明君並不多，大概有三分之一吧，唐代宗應該是其中之一。除了李淵、李世民、李隆基、憲宗李純外，對唐朝貢獻較大的就屬代宗李豫了。他的貢獻首先在於，以兵馬大元帥身份平定安史叛軍。其父唐肅宗李亨早逝（762年去世），安史之亂最終是在李豫手裡終結的。不過李豫跟其父李亨一樣，都對武將有很大的猜忌心理，這就給宦官留下了鑽空子的機會。那些一心往上爬的宦官們，想方設法成為皇帝的心腹，利用皇帝不信任武將的心理，千方百計去幫助皇帝監視那些武將，動不動就誣陷他們謀反，從而殺害他們以樹立自己在朝中的威嚴。

高仙芝、封常清、來瑱、李懷讓、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等名將，都是讓那些宦官殺害或者打擊陷害過的。面對這個問題，唐代宗李豫屢次痛下殺招，殺死幾個大宦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個。這三個宦官全是權傾朝野、禍國殃民的東西，為了幹掉他們，唐代宗可謂是煞費苦心，歷盡艱難，最終讓他們一個個上了西天。

唐代宗對罪大惡極的宦官，痛下殺招，連殺三人。從762年殺李輔國開始，到764年殺程元振，再到770年殺魚朝恩，前後才8年時間。8年幹掉三大惡賊，這個力度不可謂不大，足以威懾後宮，那麼為何後來宦官又開始橫行了？

何為宦官？

宦官（俗稱“太監”）是中國古代京城專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員。先秦和西漢時期並非全是閹人。自東漢開始，則全為被閹割後失去效能力的人,又稱宦者、中官、內官、內臣、內侍等等。

自秦朝到清末，宦官是一直都存在的，制度其實非常完善了，因為宦官都是皇上貼身的人，而且他們沒有家室不用擔心他們結黨營私，加上他們常年在皇宮裡沒有機會和外面的人接觸，因此皇帝對他們很是信任，宦官除了照顧皇帝的生活還會進行一些政務上的上傳下達。

古代帝王當中，明君少，昏君多，這久導致了皇帝想偷懶，自然會把權力下放，權力一到太監手裡，又沒有人制約他，就會形成太監專權。秦之趙高，明之魏忠賢都是有名的宦官等等，還有什麼東廠西廠啥的。

宦官能否橫行於世，取決於當朝皇帝，皇帝清明，則宦官本分，皇帝昏聵，則宦官橫行。就算當朝皇帝能殺十個百個，甚至上千個宦官，你都不能保證後面沒有宦官橫行，宦官這個群體是伴隨著帝制而生的，只要有帝制就會有宦官，有宦官就會出現宦官橫行的時候。

因為帝制所要求的是，後宮之內除去皇帝本人及未成年皇子，絕不能出現另外的男人，所以，宦官橫行才會時不時的出現，這個事情沒法杜絕，只能依靠有為明君。

我是專注歷史的中國小賤，我來回答。

唐朝的宦官亂政，始於李輔國。

安史之亂，打破了唐王朝多年的和平，戰亂導致原本的社會政治秩序大混亂，國敗家亡之際，必定多有妖風邪氣。

正當唐玄宗逃亡四川的時候，李亨在心腹太監李輔國的大力協助之下，登基即位，是為唐肅宗。得益於擁立之功，李輔國順利爬上了帝國權利的巔峰，由此也拉開了唐帝國宦官亂政的局面。

及至唐代宗時期，深感於宦官的禍國殃民，於是在八年之內接連制服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大宦官。唐代宗的時候，宦官對於軍權的滲透和掌握還不是很牢固，因此，代宗才有能力和機遇一打三。

那麼，既然一下剷除了三個大宦官，為何唐代宗不一鼓作氣徹底剷除宦官勢力，避免後期宦官橫行呢？

當時的客觀環境不允許他這麼做。

安史之亂，大大削弱的唐朝中央軍的實力，反而讓地方藩鎮趁機崛起。縱觀唐朝中後期，整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唐政府和地方藩鎮之間的矛盾。而為了制約地方藩鎮，皇帝不得不派身邊最親近的人，也就是宦官，作為監軍前往藩鎮。

作為皇帝手中制約藩鎮勢力的武器，宦官是一把雙刃劍，可惜唐帝王的武功修為頗為低劣，反而屢屢被這把劍傷筋動骨。

到了唐德宗的時候，宦官徹底掌握了唐朝的命脈——神策軍。

在經過“甘露之變”後，宦官權利徹底蓋過了皇權。此時喪失軍權和行政權的皇帝，已經淪為宦官手中的傀儡。

綜上所述：之所以唐朝中後期宦官一直橫行，是因為兩點：

宦官集團掌握軍權；

藩鎮勢力的存在，不得不讓皇帝選擇宦官進行制約。

藩鎮割據勢力的存在，是唐朝宦官亂政存在的根源！

他們登基後都殺了宦官，信任武將、文官，結果都被打臉了，比如代宗的兒子德宗、崇禎。

看看唐德宗，他在位前期，以強明自任，堅持信用文武百官，嚴禁宦官干政，打擊宦官勢力，

後來在削番時，勤王軍因伙食不好造反，“涇原兵變”爆發，結果他發現，禁軍沒有一個人來的，文臣武將都躲得遠遠的，只有一群太監跟著他，德宗只有逃亡奉天，從此以後，他用太監比他爹厲害多了。

崇禎剛做皇帝，以為只要把魏忠賢殺了，任用正直的東林黨，就能眾正盈朝，海晏河清，結果魏忠賢剛死，自己說話就沒人聽了。

他以為信任武將，給武將權力，武將就能打勝仗，結果他發現，給了武將權力，武將就擁兵自重，不聽調遣了，

代宗李豫也是一樣，殺李輔國是因為他是別人的狗，有點礙事，不殺了他，自己就無法掌權，也因為他，他對宦官有所不滿，

代宗剛開始殺宦官，結果發現，武將沒一個聽話，文臣也好像都不聽話，只有太監最聽話，而且，用太監安全啊，不會被反噬，用其他人都很危險，

一旦認為太監不聽話了，馬上可以殺了太監，重新換個太監。

就像唐憲宗說的，上曰：“此家奴耳，向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宦官橫行不僅僅只發生在唐朝的中後期，在他之前秦有趙高，漢有十常侍，在他之後宋有童貫，明有劉瑾、魏忠賢，清有李蓮英等，可以說哪個朝代沒有權宦亂政？如果說以史為鑑，歷代君主都應該知道宦官會亂政，可為何屢屢重蹈覆轍呢？

這是因為對於皇權來說，始終存在著一個無法消滅的敵人！那就是官僚階級。面對他們，所有的帝王其實都是矛盾的。一方面必須要依靠官僚階級統治幅員遼闊的天下。另一方面又要時刻提防著他們，害怕他們在權利坐大之後“黃袍加身”。

在這種環境作用下，皇帝就必須要培養只忠於自己的親信力量以制約外臣。而這個最佳人選自然不會是同姓皇族，因為在無上皇權面前兄弟相殘，父子相殺的例子數不勝數。算來算去，唯一合適的人選只有和皇帝在生活上最親近，又沒有生育能力的宦官們。

皇帝將自己的權利分享給宦官，讓他們充當和大臣們鬥爭的馬前卒，以此來維護自身統治。這種行為就像是懸在頭頂的達克摩斯之劍一般，在威懾敵人的同時，也會隨時要了自己的命。具體會導致什麼結果，完全取決於皇帝本人的控制力。因此在歷史上，哪怕是宦官最臭名昭著的明朝，在君強臣弱的王朝前期都不會出現宦官干政的情況。而到了皇權出現真空的王朝後期，無不例外的都出現了宦官干政的情況。

唐制繼承於隋制，而隋制又是總結至戰亂不斷的南北朝時期，這種制度在奠定了唐朝強大軍事實力的同時，也為唐朝的外強內弱埋下了伏筆。

第一，唐朝的地方行政缺陷。

據開元二十八年戶部記載，唐朝有郡府328，縣1573，而幅員類似的漢朝到漢哀帝時期有郡國103，縣邑1314，道32，侯國241。唐和漢一樣，採用的都是中央—州郡—縣三級的管理，在相似幅員的情況下，唐朝郡一級的行政單位竟然是漢的3倍。這就導致了以下的問題：

1、唐朝中央，也就是皇帝的工作量是漢朝的3倍。這就要求唐朝的每個皇帝必須非常非常的勤政才能控制全國的郡縣，但凡中間出現一個稍微鬆懈一點點的皇帝，就會出現權力旁落的危險。

2、過多的郡縣，分散了中央的權力，使外臣勢力增大。

3、 3倍的郡縣，也就意味著相對於漢朝來說，唐朝需要3倍數量的州郡官員。這其中光2000石俸祿的太守刺史就有300餘人，更不用說相應的配套人員和開銷。對於中央朝廷來說，這是一筆龐大的開支，如果國力強盛，地方還能牢牢控制在朝廷的手中。但隨著國力下降，這筆支出將難以維持，所帶來的結果就是財政大權將不得不下放地方。

以上的問題就帶來了兩個結果，一是皇帝需要更多的親信幫助自己監視地方，而蛇鼠一窩的大臣自然是不可能的，這必然就導致了宦官的權利增加。

二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儘管皇帝本人並不願意，但也不得不在中央朝廷和州郡之間再增加一級地方管理機構。貞觀元年，唐太宗分天下為十道，開元年間又設定了十五個採訪使道。而為了加強邊防地區的軍事防禦能力，唐高祖武德年間又設定有總管府。這些措施，雖然短暫加強了中央集權，但長期以往也使地方權力越來越大，成為後來節度使的雛形，為藩鎮割據埋下隱患。而皇帝為了和大臣爭奪這一級地方機構的管理和監督權，必然又需要更多的宦官，甚至賦予他們監軍領軍的權力。

這也就意味著宦官政治的產生，對於唐朝皇帝來說就和放化療一樣，沒有他們，皇權將會被地方藩鎮架空，使用他們又會被反噬。只能說是結構缺陷帶來的苦果，不得不吞下。

二、門閥政治的殘餘

雖然在唐代門閥政治已經開始走向式微，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科舉制度培養計程車人階級依然無法與其抗衡。更何況唐時昂貴的教育成本，使透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精英人才大多數還是來自於門閥世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全唐一朝的宰輔依然大多數出自崔、韋、裴、薛、李、王等幾個大姓。他們利用對朝政的把持，以及宗族在地方的影響力，依舊控制著整個大唐帝國。甚至到了藩鎮割據的中晚唐，還能夠找到生存的空間，他們或者和地方藩鎮內外勾結，或者乾脆自己就是一方藩鎮。

這個問題其實早在唐朝建立之初就已經被預料到，無論是太宗李世民，還是之後的高宗李治，甚至是武則天都曾經大規模的削弱門閥力量。但是因為當時士人階層還沒有成熟，國家執行依然需要依靠大量出自門閥的精英階層，因此直到唐門農民起義，大量豪門子弟被殺，門閥政治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這個過程是毀滅性的，是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願意承擔的，所以他們需要一種相對溫和的方法來對抗門閥政治，這就是宦官政治。所以唐朝宦官的權力，可以說是伴隨這門閥政治而存在的，門閥一日不消失，便一日不能解決宦官橫行的問題。

三、府兵制的破壞

唐朝的府兵制，脫胎於隋朝，其基礎是均田制。因為在隋末唐初的農民起義中，地主階級被削弱，大量無主土地被唐王朝所掌握。唐王朝將其中的大部分拿出招納無主的流民，而作為代價，這些流民需要服兵役。“於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選才力一人，免其身租傭調”，這便是唐初建立的府兵制。

府兵在入伍之後，他們的軍籍就會歸入折衝府，但是戶籍和耕田還是歸屬於州縣。府兵平時依舊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只在每年冬十一月由折衝府召集統一訓練，除了宿衛京師、防守邊疆，以及外出作戰外，他們基本不會離開家鄉，實際和農民並無區別。

府兵制給早期的唐王朝提供了充足且具有戰鬥力的兵員，但是隨著唐朝經濟的發展，府兵制的基礎被逐漸破壞。由於唐王朝所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再加上對地方控制力的減弱，新入伍府兵所能分到的土地也越來越少，負擔卻越來越重。原本人人爭當的府兵，開始被人認為是低賤恥辱的。

按照唐初的舊制，府兵服役時間以四年為限，但是到了高宗、武后時期，因為兵員的不足，開始被大大的延長。唐玄宗開元十年，張說曾上書：“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謠，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唐以20歲開始服兵役，正常情況在外服役時間為四年，但到這時候大多數府兵卻要一直等到60歲才能役滿回家，且雜謠依然不被免除，這使得逃兵役成為了常態。

所以從高宗、武后時起，募兵開始逐漸代替原有的府兵，也是此時唐軍中的外族數量開始激增。到了唐玄宗時期，府兵制被正式下詔終結，並完全以募兵制代替。

府兵制的逐年破壞，直到被徹底廢除，使得唐王朝直接掌握的兵力人數也迅速的下降。到了天寶元年，戍衛京師的人數僅有6萬左右，而各邊防藩鎮的兵力已經達到了49萬。同時，地方提供給朝廷的兵員大多是“老弱病殘”，而自己卻都是“精兵猛將”。加上唐朝各地將領常常幾十年都不會調換，使得除政治、經濟之外，軍事也落入了地方的控制中，終於在安史之亂後徹底形成了藩鎮割據。

正是因為害怕這些手握重兵的藩鎮起兵造反，所以唐朝的宦官罕見的被賦予了領軍的權力，從名義上這些軍隊是代替皇帝掌握的。但是實際上，此舉雖然威懾住了各地藩鎮，但同時也拉開了皇帝和他們之間的距離，更將自己的命脈交到了宦官的手中。

從唐高祖到唐玄宗早期的這段時間，皇帝依然對整個唐王朝擁有控制力。但是因為以上三個原因，中央的權力逐漸向地方分散，再加上唐玄宗後期荒淫，加劇了帝國內部的矛盾，雖然用歷史上比較少見的賢宦高力士控制朝政，但也無法阻止朝政的崩壞，更開啟了宦官干政的先例。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徹底形成，皇帝已經實際上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為了防止叛亂再次發生，為了爭奪軍權，於是唐玄宗之後的皇帝都走上了宦官監軍的道路。雖然對地方藩鎮和朝臣形成制約，但也導致了宦官勢力快速坐大，架空皇權。

唐代宗在安史之亂期間，以天下兵馬大元帥的身份先後收復了長安和洛陽，又在即位的第二年平定安史之亂，之後以“養民為先”的政策積極恢復民生，成為了力挽狂瀾的“中興之主”。但是他在位期間藩鎮割據，宦官崛起已經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他看似剷除了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三宦，但其實是對大勢已去的無奈。

唐代宗所除第一宦是李輔國。他在玄宗時入宮侍奉太子李亨，40歲以前默默無聞。安史之亂爆發後，他扶持懦弱的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因此受到寵幸，被封為元帥府行軍司馬，授予軍政大權。

之後李輔國開始獨攬大權，排除異己。為怕唐玄宗復位，李輔國矯詔軟禁唐玄宗，並驅逐對其忠心耿耿的心腹宦官高力士。

他還設立“察事廳子”，以偵察官員活動。朝中大小事務均要經過他手再告訴唐肅宗，他甚至還想做唐朝第一個宦官宰相，為此逼走宰相蕭華。他又勾結唐肅宗皇后張氏，誣陷害死建寧王李倓。

在唐肅宗病重期間，李輔國為了和張皇后爭權，挫敗了她準備殺死太子扶持越王的計劃。唐肅宗死後，李輔國又扶持太子李豫即位，為唐代宗。

以兩次扶立之功，李輔國日益囂張跋扈，甚至對唐代宗說：“大家（皇帝的俗稱）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如此僭越之言，引起了唐代宗的殺心。

於是他表面上稱李輔國為“尚父”以麻痺他，私下卻聯通另一個宦官程元振，以藥子昂代元帥府行軍司馬，掌握禁軍，奪取李輔國的兵權。繼而又罷他官職，進封為博陸郡王。不久派人於深夜刺殺李輔國，並將他的頭顱割下仍入糞坑。

（李輔國原名李靜忠）

在除掉李輔國的過程中起到重要重用的程元振，正是當初發現張皇后陰謀並告知李輔國的人。之後也是他奉李輔國之命，調集禁軍衝入長生殿，逮捕了張皇后和越王等人。本是李輔國“心腹”的他，卻是通過出賣李輔國得以上位，而在成功之後，他又成為了第二個李輔國。

為了進一步掌握權勢，他不斷迫害來瑱、李懷讓、李光弼、郭子儀等朝中的忠臣良將，使得軍中人人都畏懼他更甚於李輔國。各鎮的節度使、大將也因為害怕他的陷害，紛紛擁兵自保，使得朝廷進一步失去了對各藩鎮的控制，而他卻對此自鳴得意。

廣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舉東進，邊關告急，程元振卻對此隱瞞不報。直到吐蕃軍浩浩湯湯的到達了邠州，唐代宗才得到訊息。

十月，唐代宗下詔調兵救援，但各地將領卻因為代宗寵幸程元振而遲遲不肯發兵勤王，使得吐蕃軍攻下長安，唐代宗連夜逃往陝州。到達行都後，群臣上書要求立斬程元振以救社稷，但唐代宗始終以其有保護之功而不肯，只是削去官職，放歸田裡。

後來收復長安之後，程元振又秘密潛回，希望重新得到唐代宗的重用，被御史發現，上疏彈劾。唐代宗才將他流放溱州，至江陵時被仇家殺死。

第三個被唐代宗除去的宦官是魚朝恩，比之前的兩個更是厲害。魚朝恩於唐玄宗年間進攻，安史之亂後，侍奉太子李亨有功，在其即位為唐肅宗後，魚朝恩被任命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等職，負責監領九個節度使的數十萬大軍。

但魚朝恩完全不通軍事，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他拒絕李光弼的建議，盲目指揮，在敵寡我眾的情況下取得鄴城大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又聽信謠言遭至邙山之敗，使河陽、懷州失守失守。

但是在皇帝眼中再多的過失，也抵不上一件功勞。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攻陷長安，唐代宗出逃陝州，魚朝恩率駐陝州軍及神策軍奉迎，從此得到唐代宗的寵幸，被任命為天下觀軍容處置宣慰使，專典神策軍，代替程元振，成為了第三個李輔國。

之後的魚朝恩繼續的橫行跋扈，曾對大臣說：“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甚至有一次還逼迫唐代宗賜他的小兒子魚令徽紫服（唐制文武三品以上穿紫服），金腰帶。

這些行為使唐代宗開始厭惡魚朝恩，大曆五年（公元770年），在宰相元載的策劃下，唐代宗於寒食節宮宴後，派人擒拿，縊殺魚朝恩。

唐代宗在短短八年的時間內除三宦，徹底震懾住了宦官勢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唐代宗消滅了宦官勢力，如此後的禁軍依然還是由宦官統領，只不過是他用強硬的手段控制了宦官勢力，成為他手中的利劍，保證他之後在位的十年內朝政的穩定。

其實從唐代宗除三宦的蛛絲馬跡中可以看出，剷除三人的真正原因，其實並不是他們多麼的禍國殃民。李輔國貪贓枉法，陷害忠良沒有被殺；程元振陷害忠良，隱瞞軍情使京師長安被攻陷也沒有被殺；魚朝恩盲目指揮導致數次大敗，丟失國土無數還是沒有被殺。因為對唐代宗來說，這些都不是罪，甚至陷害忠良，排除異己不排除是唐代宗所默許的。

他們真正該死的原因是，李輔國曾說過：“大家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魚朝恩也曾說：“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是他們覬覦皇權，對唐代宗的權威構成了威脅。

可以說唐代宗用宦官是為了對付朝臣和地方藩鎮的無奈之舉，但同時導致了宦官勢力的壯大，反過來威脅自己，只能不斷的扶立新的宦官，剷除已失去控制的宦官，陷入了無奈的迴圈之中。

但顯然唐代宗的後繼者唐德宗不明白這個道理，使得宦官政治不僅死灰復燃，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公元770年，唐德宗即位，一上臺就拿曾勾結大臣想要廢除自己的宦官劉忠翼祭刀，後來又流放了受賄的宦官邵光烈，一舉震懾住了群宦。之後更奪了宦官們手中神策軍（禁軍）的領兵之權，交於大臣白志貞。

結果在控制權交到大臣手中後，神策軍迅速的腐化墮落，大量的官家紈絝子弟充斥其間領取空餉，為了彌補兵員的不足，又用貧苦百姓充當人頭，數年之間神策軍戰力全無。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涇原軍五千人為平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亂經過長安，唐德宗下詔犒賞。結果京兆尹王翃只賞賜了一些粗茶淡飯，引起兵變。唐德宗馬上詔令白志貞率領神策軍抵禦，可是神策軍卻已經早一步做鳥獸散，潰逃的無影無蹤。僅僅五千人的涇原軍就這樣把長安鬧得天翻地覆，唐德宗不得不棄城出逃。

經過涇原兵變之後，唐德宗發現大臣都是靠不住的，於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變得只信任宦官。回到長安後，他就立刻奪了白志貞的兵權，交到了兩個心腹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手中。

手握重兵的竇文場和霍仙鳴，又有唐德宗的庇護，於是重新走上了李輔國的老路，開始把持朝政。宦官政治在唐朝只經過短暫的沉寂，又死灰復燃，並在之後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