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印象中，日本人是一個講究集體主義、服從精神的民族，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身份等級制度以及等級觀念根深蒂固。但每到歷史的轉換節點，就會頻繁出現一種下級推翻上級，即“下克上”的情景。比如戰國時代，比如明治維新，就是“下克上”的典型時期。

題中的“二戰時期”應該是個籠統的時間概念，因為就日本軍隊內部的“下克上”而言，早在戰爭爆發前就有了，其最突出的就是二二六兵變。二二六事件源於軍部內統制派和皇道派間的爭鬥，是以尉級軍官為主體的皇道派以軍事政變、暗殺等手段試圖顛覆佐級軍官為主體統制派的主導地位，改變舊的軍隊秩序的一次暴動。幾年前，海軍還主導了一次五一五事件，暗殺了犬養毅總理大臣，也得算一次“下克上”了。除了軍隊內鬥、軍政關係矛盾，“下克上”還表現在戰爭過程中下級軍官抗命一意孤行，比如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等為達到侵略東三省的目的公然違抗大本營參謀本部的命令，石原自己甚至不惜脫離日本國籍。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時候也是這樣，前方軍人不顧軍部和政府的意見導致事件失控，戰爭擴大化，加速了日本的全面侵華。

日軍“下克上”風潮的源頭，是在昭和之前的大正時期，一戰結束後的裁軍。那次裁軍對日本衝擊很大，尤其是海軍。那之後一些青年將校就開始對當時的政府和軍隊高層意見很大，認為明治時期的那些“老軍閥”掌控了國家，而且對外過於軟弱、保守。後來就誕生了櫻會這樣的激進軍人團體，然後就有了各種政變。至於戰爭中的下級違抗上級命令，是因為日軍的統帥機構裡存在一個叫“統帥權”的東西。統帥權獨立源自明治初期的參謀本部獨立，軍令和軍政分離，參謀本部有不透過政府直接與天皇聯絡的“帷幄上奏權”，所以在戰時軍隊完全脫離政府的控制，可以獨立行動。而“統帥權”後來被一些激進的軍事獨裁者重新進行解釋，出現“統帥權擴大化”的傾向，如果政府或上級有意見，就說其“干犯統帥權”。這個帽子非常厲害。不光是參謀本部這樣，外徵軍的作戰參謀也屢屢利用“統帥權”為自己的一意孤行辯護。所以，現在的日本學界用“獨走”一詞來形容失去中央控制的外徵軍隊。

其實二戰時期日本軍隊之所以會發生下克上的現象，可以說是非常有歷史淵源的。甚至我們可以就那麼認為下克上是日本民族中的一個特性。日本軍隊之所以會發生下克上的情況，可以說是不足為奇的。

介於篇幅的關係，筆者就只談談日本軍隊之所以會發生“下克上”的一些原因。

我們現代人理解的所謂的“下克上”，大概就是某個日本軍官不聽從上級的命令私自的調動軍隊而導致軍隊一系列暴走的事情，這就好比是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其實是一個特例，關東軍的主要上級並不是當時控制日本陸軍的日本陸軍省，關東軍的最幕後老闆是日本天皇，換言之，在“九一八事變”前的一些現象中，就可以看出關東軍是絕不可能沒有暴走的結果。

後來自殺的本莊繁，其人原本就是張作霖麾下的日本顧問。東北軍的情況，他自然是一清二楚。他成為關東軍司令的安排，這就已經是表明一個訊號，關東軍會在東北製造一系列大的事故。

也就是說在“九一八事變”中，他的幕後操縱者其實是天皇，或者說，天皇在事前其實已經有了一個心理預案。那就是預設關東軍暴走，進而在中國東北靠武力，可以獲得他所想要的土地等等利益。

除了這個後臺操縱者可謂是天皇以外。日本軍隊其他一些暴動的例子，其幕後主持人並不是日本天皇。而那些叛亂的人，背後的主使人是誰？也許現在還未可能有答案。

日本發生過兩次的刺殺日本首相的例子，分別是“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

這當中去刺殺日本首相的人分別是日本海軍和日本陸軍的人。從關係上來說，後來在“二二六”被殺的高官中還包括有日本陸軍大將和海軍大將，這其實就是一種“下克上”的。而之所以會形成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就在於當時的日本陸海軍內部激進派的狂妄思想。

筆者在寫此文時，曾經看到有人提到日本的集體主義。其實在現實中的日本人並不是集體主義，或者應該說日本的集體主義也許並不是我們現在人所講的集體主義。還是以日本軍隊來為例，在“下克上”發生之後，不管刺殺高官的人，他們的目的動機如何，事情發生後，有許多製造事件的罪犯都得到了赦免。換句話說，在日本內部其實就很縱容“下克上”的風氣蔓延。

舉例來看，在整個日本軍隊的作戰中，幾乎都可以見到“下克上”的重大事件。

先是七七事變之後，日本進攻上海的日軍司令松井石根接到的命令是，不許在向南京進軍，而他，包括後來被中國軍隊擊斃的冢田攻，違背了日本政府發來的命令。要求日本政府進攻南京。

1938年的臺兒莊大戰後，臺兒莊大敗的訊息，讓整個日本政府可謂是舉國譁然。日本陸軍省不僅沒有打算在臺兒莊大敗後怎麼收尾。還要求日本繼續進攻中國軍隊。當時的日本陸軍大臣笨蛋元帥杉山元，還藉口說可以藉此一口氣殲滅在徐州地區中國軍隊主力，還要求日本透過徐州作戰方案。在後來的作戰中，中國軍隊的徐州大撤退，讓日本軍隊撲空。這其實是日本陸軍的又一次大敗仗，而日本軍隊又沒有反思自己的錯誤，繼續要求進攻中國的重鎮，像是開封，武漢等地。

除了日本陸軍之外，日本海軍也有非常多的情況發生。

珍珠港作戰以及中途島之戰的本質，說到底的話並不是日本海軍省希望發動的對美作戰方案。而是以山本五十六為代表的聯合艦隊司令部，強勢通過了珍珠港作戰以及中途島作戰。當中山本五十六以辭職相威脅。

中途島大敗之後，聯合艦隊司令部竟然隱瞞了中途島大敗的訊息，當時的日本首相是東條英機，東條本人在幾個月之後，透過其他途徑才得知日本海軍的失敗。這看似好像並不是一次“下克上”。可是，東條內閣的成員之一，海軍大臣是島田繁太郎。島田與東條的關係可謂是異常密切。甚至當時有說法，“島田是東條的副官”，“他是東條的男妓”這類蔑稱。足可見二人的親密。東條本人要是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得到中途島大敗的訊息。只能說明當時的聯合艦隊司令部也欺瞞了海軍大臣。

（正當中的，就是福留繁）

據說之所以沒有向海軍省封鎖訊息的人，是當時從聯合艦隊升遷到海軍省軍令部第一部部長，也就是福留繁少將的所作所為。從後來的歷史來看，這個傢伙還真是和聯合艦隊臭味相投，1943年，已經是海軍中將的福留繁又到聯合艦隊去當參謀長。

以下犯上這是二戰時期的日本陸軍自打明治維新以來的特點，因為倒幕運動、還政天皇本來就是以下犯上的造反行為，何況陸軍的前身長洲藩在倒幕運動中立下了大功，這就給了後來陸軍越來越多的迷之自信，總認為自己做的是對的，而且有時候他們這樣以下犯上的事還會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所以下克上是日本陸軍的事，和海軍沒太多關係，不過海軍真要下克上的話他們往往會選擇炸—軍—艦，這幾乎都成了聯合艦隊的傳統。

日本陸軍之所以經常以下犯上是因為這樣就相當於一場豪賭，和日本的國民性是一樣的，在小事上做得非常細緻，但是在大事上卻沒有遠見，只依靠走一步看一步，實在不行就賭一把。但是小賭怡情、大賭傷身，豪賭灰飛煙滅。而日本從倒幕運動以來就是在不斷的在賭。倒幕運動賭贏了，長洲藩獲得掌控國家的權力。甲午戰爭賭贏了，日本成為獲得進入帝國主義國家的行列。日俄戰爭賭贏了，成為遠東地區第一軍事大國。

而以上的這些都是賭國運的，也有一些讓陸軍賺的盆滿缽滿的小賭，那就是1931年發動的九一八事變，關東軍在未得到陸軍大本營和參謀本部的許可下發動軍事事變，而結果卻是日本獲得比日本本土面積大幾倍的東北以及大量的資源。當然日本以下克上也有失敗的時候，那就是1936年的226兵變，陸軍一些自以為是的陸軍基層軍官不滿海軍內閣的蠶食政策，以為海軍阻擋了自己建功立業，所以發動兵變，不過最後失敗了，不過最後還是陸軍那幫缺乏遠見的傢伙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所以1937中日全面戰爭、1941年美日太平洋戰爭這樣的豪賭讓日本輸了最後的國運。所以有些東西和一個國家、地區的人的性格是有著非常大的關聯的。都說海軍是被日本貴族壟斷的軍種，不過相比之下陸軍的貴族化和官僚化比海軍還嚴重，在陸軍平民幾乎沒有出頭之日

日本的這種下克上，其本質實際上卻是日本國家高層的權力鬥爭。這裡有必要簡單地介紹一下1900-1940年間，日本國內的歷史背景。

在1900-1940年間，日本前後總共有3個天皇，分別是明治天皇（1852-1912），大正天皇（1879-1926），昭和天皇（1901-1989）。

這其中，明治天皇就是操縱倒幕戰爭，一手推動明治維新的大佬，可以看作是近代舊日本的開國君主。而大正天皇是他兒子，昭和天皇是他孫子。

倒幕戰爭及後來的明治維新奠定了近代日本的國家基礎，資本家，皇族相互制衡的政治體系取代了此前延續數百年的幕府將軍統治日本的局面。一山不容二虎，資本家與皇族之間必然會爭權奪利。

實際上我們不妨看看地球另一頭的英國，英國的資本家和皇室之間，打架打了幾百年，從16世紀末到開始，到19世紀初，資本家們才完全佔據上風。

這種資本家與皇族對於權力的爭奪是必然發生的，而在日本，這種鬥爭以另一種形式發生，雙方並沒有直接衝突，而是透過扶持代理人的方式，操縱資歷尚淺的年輕人們互相爭鬥，其最終表現的結果就是“下克上”。

說白了，天皇授意讓一幫青年軍官去把政府官員給砍了，這是下克上嗎？根本不是，這是權力鬥爭。

但是畢竟天皇還是要臉的，事情說出去不好，就說是青年軍官肆意妄為的獨走，下克上。

“下克上”指的就是下級透過武力取代、消滅上級，主要流行於日本戰國時代，織田信長、德川家康、武田信玄等耳熟能詳的人物都是此道高手，此後這一風氣成為日本特色之一。但是明治維新以後，“下克上”成為了天皇和政黨、財閥、軍閥間爭權奪利的工具，看似是底層人士透過兵變、刺殺表達訴求，背後全是高層的算計。

19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維新志士提出尊王攘夷、王政復古等口號，力圖推翻德川幕府統治，將政權交歸日本天皇，但是口號只是口號。1867年1月30日，年僅36歲的孝明天皇突然死亡，這位天皇非常有意思，他支援德川幕府的統治，使得倒幕派的行動缺乏法理支援一直沒能成功，而他死後不久就發生了宮廷政變，德川幕府倒臺，因此一直有傳言孝明天皇的死有蹊蹺。

孝明天皇死後，年僅十五歲的明治天皇繼位。1867年11月岩倉具視、三條實美等公卿貴族就偽造了一份倒幕密詔，假借明治天皇名義號召長州和薩摩藩武裝討幕；1868年2月，經歷鳥羽、伏見城等一連串戰敗後，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投降，二百六十四年曆史的德川幕府退出政治舞臺。德川幕府是倒臺了，但是權力卻沒回到天皇手裡，日本進入藩閥政治時代。

藩閥政治就是倒幕運動的主力長州藩、薩摩藩、公卿貴族出身的人主導日本權力中樞、操控政權的情況，特別是他們對於軍隊的控制，所謂“長州的陸軍，薩摩的海軍”，而代表人物就是日本9元老，分別是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縣有朋、松方正義、井上馨、西鄉從道、大山岩、桂太郎、西園寺公望。這些元老早期親自擔任首相，組織內閣，交替執掌政權；明治中期以後，元老們退居幕後繼續操控政局，成為明治、大正時代的政治中樞。

這幫日本元老們有多牛呢？制定明治憲法，確立近代日本天皇制是他們乾的；日本首相、樞密院議長、內大臣等重要職務的任免是他們決定的；日本的內政外交方針的制定，比如發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還是他們；就連日本天皇的家事也有他們插手，1921年日本元老以大正天皇精神錯亂為由逼迫其隱退，讓太子裕仁攝政。

裕仁對於日本元老們早有不滿，舉一個簡單例子就是裕仁的婚事。1918年，裕仁17歲，當時內定久彌宮良子為太子妃，但是山縣有朋等人以良子母親有色盲為由反對，鬧了一年多才在裕仁的堅持下確定娶良子為妻。但這事沒完，此後日本不斷有大事發生，大正天皇隱退、皇族長者東伏見宮依仁親王去世、關東大地震等等，裕仁的婚禮一直推遲到1924年才舉行，你說裕仁對這幫元老們能有好感麼？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裕仁天皇登基，當時日本9元老只有西園寺公望還活著，但是這幫元老們留下的政治勢力還在，政黨、財閥、軍閥依然把持權力，只是沒有了一言九鼎的人物。早在1921年裕仁前往歐洲旅行的時候，就秘密接見了日本駐歐洲的十幾個武官，獲得了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東條英機、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青年軍官的宣誓效忠，以這些人為班底從元老們手中奪權。

裕仁要提拔永田鐵山等人總要有個理由吧，這就是“下克上”事件頻發的原因，有功了青年軍官們受賞，有過了掌權的高層們受罰。

比較著名的事件有1928年皇姑屯事件，關東軍高階參謀河本大作不顧日本政府命令，私自炸死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事後河本大作啥事沒有還升了官，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背鍋下臺，而田中義一是繼山縣有朋之後長州藩第二代領導人；

再比如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表面上看是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等人私自行動，實際上關東軍高層、軍部高層都是默許的。1931年9月19日，日本內閣就已經下令關東軍停止進攻，但關東軍無視日本政府的決定，侵佔了中國東北，事後若槻禮次郎內閣垮臺，而裕仁親自為攻佔東三省的將領授勳；

再比如1932年2月、3月的血盟團事件，銀行家井上準之助、三井財閥的領導者團琢磨接連遭到刺殺，但是井上日召、小治正、菱詔五郎等殺手並沒有遭到嚴懲，1940年就全部被釋放了，日本財閥勢力遭到重創；

再比如1932年5月的五一五事件，時任日本首相犬養毅被11名青年軍官殺死在首相府，事後殺人兇手卻因為宣稱“對天皇耿耿忠心”而受到庇護，法院不得不從輕發落，沒幾年這幫人就都被釋放了。從此日本政黨勢力遭到重創，基本退出權力核心，永田鐵山等人慢慢掌握軍政實權。

因為很容易就能達到政治訴求，“下克上”的風潮越演越烈，最終因為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差點波及裕仁而被終止。隨著一系列暗殺等“下克上”事件的發生，藩閥政治的局面基本被打破，永田鐵山等人掌權後因為政見不同發生分裂，形成了“統制派”和“皇道派”，而永田鐵山就是統制派首領，被稱為日本軍中第一大腦，是裕仁的親信。

在永田鐵山帶領下，統制派獲得了更多上層人物的支援，慢慢壓倒了皇道派，取得對陸軍的絕對支配權。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刺殺了永田鐵山，拉開了“統制派”和“皇道派”的大決戰，“統制派”趁機清洗“皇道派”軍官，最終釀成了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部分“皇道派”青年軍官率領千餘名士兵展開大規模刺殺，內大臣齋藤實海軍大將、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陸軍大將、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先後被殺；首相岡田啟介海軍大將、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海軍大將、元老西園寺公望也遭到了襲擊；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警視廳等中樞權力部門被攻佔。

裕仁天皇最終對二·二六事件的責任人進行嚴懲，是因為這些人威脅到了自己。首先是叛軍佔領了皇宮正門櫻田門，有突入皇宮的意圖，威脅到了裕仁的人身安全；其次皇道派軍官和裕仁的弟弟秩父宮雍仁親王來往密切，叛軍打出了“秩父宮是我們首領”的口號，而日本歷史上天皇之弟篡位的事多得不勝列舉。在暴怒的裕仁的嚴令下，政變於2月29日被鎮壓，而與以往事件從輕發落不同，二·二六事件19名領導人物全被處死，其餘人被判處監禁，此後“下克上”之風受到打壓，日本一度流行以刺殺方式達到目的的活動終止。

“下克上”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十五世紀，那是日本的戰國時代，戰亂頻仍，地方大名對抗幕府將軍、家臣反叛家主、農民驅逐武士……總而言之，“下克上”就是指身居下位的人戰勝或推翻了身居上位的人。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在中國熱播，該劇講述了一個佃農的女兒最終成為富商的故事，女主角阿信因吃苦耐勞、堅韌不拔成為勵志的典範，童年和少年時期的阿信更是賺足了觀眾的眼淚：因為家庭極端貧困，年僅7歲的小阿信不得不離家去當女傭，飽受管家的虐待，少女時又差點被父親賣去當妓女，她的母親也被迫當過女招待、搬運工，兩個姐姐也是從小出去務工，在絲廠做工的大姐因積勞成疾，正是19歲的花季就離開了人世。

《阿信》劇照

小阿信的遭遇正是二十世紀早期日本農民家庭的真實寫照。

當時的日本，由於一戰爆發出口貿易迅速增長，使得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可是經濟繁榮帶來的財富主要落在了財閥的手中，財閥是四個以家族為中心的大企業（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的通稱，這四大家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止，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資本的3/4，日本所有私人銀行存款的1/3，所有信託存款的3/4，所有人壽保險單的1/5。所以，普通老百姓並沒有享受到經濟繁榮帶來的好處，反而得承受物價上漲的痛苦。

財閥一面殘酷地剝削勞動者，一面與政黨勾結操縱金融和政府的政策，進一步加大了貧富的懸殊，尤其是農村完全陷入了極度的貧困中。

當時日本的農民中，只有7%的家庭擁有5英畝或5英畝以上的土地，很多家庭是佃農，因為地租高、債務重淪為赤貧，農民們除了耕耘土地之外，還需養蠶，進城做工貼補家用，即使這樣也難以解決一家人的溫飽。

日本軍隊的兵源主要是農民，軍官中也有相當多的是農民出身。以1932年考入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為例，337人中，農民出身的就佔了40%，這些人對農村的貧困自然有著切身的體會，至於非農民出身的軍官，他們也能夠從自己計程車兵那裡深刻地瞭解到貧困的狀況。這些青年軍官出於愛國忠君的思想，對政界、財界的腐敗十分痛恨，認為他們的上級、政客和財閥是破壞國家的國賊，他們要為腐敗以及所造成的貧困負責。

於是，在少壯軍人中形成了這樣的思想：為了忠君愛國，必須使用非常手段，以達到誅戮國賊、革新國政的目的。在參謀本部、陸軍省以及軍隊中，有不少高階將領和中堅將校也鼓吹這種思想，把士官學校的學生與青年軍官都鼓動起來了。他們組建、加入各種秘密組織，這些秘密組織有的主張直接行動和暗殺，如“天劍黨”；有的則主張對內實行改革，對外實行領土擴張，如“一夕會”、“櫻會”。

主張領土擴張的人認為，滿洲（中國東北）土地肥沃、人煙稀少，如果得到滿洲，不但可以為日本過剩的人口找到出路，還能為日本的工業提供極需的原材料和產品市場。可是東北當時還在中國軍閥張作霖的統治下，張作霖雖然是日本一手扶持起來的，但對日本並非言聽計從，於是關東軍對他的不滿與日俱增，已經有了讓他下野另外扶持傀儡的計劃。

1928年，隨著奉軍節節敗退，北伐軍步步逼近，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派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勸張作霖返回奉天，張作霖面對內外雙重壓力只好答應。關東軍認為實現計劃的機會來了，決定擁護張作霖返奉，等他出關後立即解除奉軍武裝，奪取滿洲實權。田中首相禁止了關東軍的計劃，讓關東軍的將校們非常失望，於是關東軍高階參謀河本大作大佐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策劃了暗殺張作霖的行動。

1928年6月3日，張作霖乘專車悄悄離開北京。4日5時30分，專車到了瀋陽皇姑屯車站附近的吊橋下，關東軍預先安放在那裡的炸彈爆炸了，炸塌的橋板正好壓在張作霖的座車上，把他壓成重傷，當天上午10時就死了。

張作霖被炸現場

田中聽到張作霖被暗殺的訊息後非常氣憤，因為他派人和張作霖談判的滿蒙新五路協定①已經大半簽訂了，田中正想等張作霖回到瀋陽後，繼續威逼利誘以完成分離滿蒙的陰謀。關東軍的獨斷專行使他的陰謀落了空，田中極為憤慨地指責關東軍“子女不知父母心”。

①滿蒙新五路：一、敦北至圖們江；二、長春至大賓；三、吉林至五常；四、延吉至海林；五、洮南至索倫。其中敦圖鐵路是日本最想建的，如果建成，從長春到大阪的時間不但可以縮短到35個小時，還可以避開海上敵艦的威脅。

滿蒙新五路協議中的五條鐵路圖

張作霖被暗殺讓田中有了整頓軍紀的打算，他對陸相宇垣一成和海相岡田啟介說過要把策劃暗殺的軍官交給軍事法庭懲戒。但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官員卻堅決反對，理由是這樣做就把此事公開了，一來會給陸軍的聲譽造成嚴重影響，二來會使日本在國際上處於不利地位，勸田中不要將“國恥”宣揚出去。得不到支援的田中只得宣稱日本軍人與此事無關，但要負“警戒上的責任”。處理結果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和河本大作等人被停職，但隨後就被編入預備役，一件在他國領土上暗殺他國領導人、震驚全球的事件就這樣不痛不癢地了結了。

河本大作

田中義一是陸軍大將，作為軍人出身的首相，連他都沒有能力控制住這些將校，由此可見他們的跋扈已經到了何等程度了。

“軍部的實況，已經到了連這種基本名分都不遵守的無統制、無紀律的地步。而隱蔽炸死張作霖事件的理由，是唯恐對國際關係發生惡劣影響，因此就給了軍部一個印象，今後凡是對國際關係有惡劣影響的陰謀，就是實行了，國家也可以預設。……其惡劣影響國家也必定替他負責，當事人不受任何制裁。”

1930年，東京的少壯軍人違反明治天皇“軍人不准許政治結社”的敕令，成立了“櫻會”，1931年，“櫻會”成員計劃在3月20日出動軍隊包圍國會，推翻內閣，擁護陸軍大臣宇垣一成掌握政權。由於宇垣的拒絕，讓這一政變胎死腹中。

這個“國內政治改造”計劃失敗後，少壯軍人們把目標轉移到了國外，決定先以武力佔領滿蒙，再實行“清除君側，自奪政權”的事業。於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也就不可避免了。

把“九一八事變”付諸實施的是“關東三羽鳥”，即關東軍的三個參謀：板垣徵四郎大佐，石原莞爾中佐，花谷正少佐，其中以坂垣和石原為核心。石原有頭腦，有謀略，是二戰時日本將校中少有的戰略天才，坂垣沉著冷靜，思維縝密，組織能力強。兩人一個負責計劃，一個負責行動，順利地實施了“九一八事變”。

板垣徵四郎

石原莞爾

關東軍發動事變的日期本來定於9月28日，但被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察覺了，向日本外務省發去機密電報稱“關東少壯軍官圖迫中國軍隊引起衝突”。外相幣原喜重郎據此質問陸軍大臣南次郎，11日，裕仁天皇也召見了南次郎，要他整頓關東軍的軍紀，讓南次郎感到惶恐不安。

9月14日，幣原又接到了林久治郎的密電，關東軍將在9月18日行動，幣原鄭重地質問南次郎。南次郎當即派作戰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前往瀋陽傳達皇命，制止關東軍的這一行動。但建川和板垣、石原都是“一夕會”成員，當然支援關東軍的行動，建川故意把這件事透露給參謀本部的橋本欣五郎中佐（“櫻會”成員），橋本立刻發出“事暴露立即堅決行動”“在建川到達瀋陽前應堅決行動”“國內無需擔心，應堅決行動”等幾封密電給坂垣。

建川於9月18日傍晚到達瀋陽，在坂垣的招待宴席上喝醉（是真醉還是假醉只有問建川本人了）後回旅館睡了，晚上10時30分，日本鐵路守備隊柳條溝分遣隊依照計劃按動了爆炸鐵路的電鈕。“九一八事變”就此爆發。

日兵在瀋陽城頭向城內攻擊

11點46分，一切已成定局，坂垣等人這才向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報告，並要求本莊追認這一行動（可見坂垣等人對自己的司令官也實行了“下克上”）。本莊思索片刻，表示由自己負這個獨斷行動的責任，然後下達了攻擊沈陽近郊、遼寧、長春、鳳凰城和鞍山的命令，同時向駐青島、駐北韓的日軍司令官發出急電，請他們派兵援助，並向軍部發出的電報，謊稱：“北大營西的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襲擊我守備兵，迫我守備隊與之發生衝突”。

本莊繁

首相若槻禮次郎得到訊息後，在19日上午10時，緊急召開內閣會議，會上，幣原喜重郎宣讀了林久治郎的來電。電報中，在瀋陽的滿鐵理事、撫順煤礦、關東軍長官和警保局長都證明關東軍並非自衛，使內閣成員們認定“九一八事變”不是中國軍隊故意挑釁、攻擊日軍，而是關東軍有預謀的行動，加上擔心這一行動會引起國際強國的制裁，於是內閣做出“事變不得擴大”的決議。南次郎把內閣的決議電告本莊繁時，還另加了兩點：一、不得佔領滿洲。二、不得設立軍政府類似機構。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身為軍人的本莊繁似乎不知道這個天職是何物，對決議毫不理睬，繼續準備出兵吉林和哈爾濱。9月21日凌晨3時，本莊收到了北韓軍一定會來援助的回電，立即下令第2師團出兵。22日又發出進攻哈爾濱的命令。

北韓軍越界進入中國，這更是毫無藉口可尋的侵略行徑，日本軍部發過幾次電報制止北韓軍的行動，但毫無作用，日本海外駐軍將領的囂張跋扈可見一斑。

由於日本軍部和參謀本部都嚴令關東軍不得再將事變擴大，並派人到關東軍軍部監視，本莊繁只得下令停止進兵哈爾濱。

對此，坂垣和石原非常憤怒，決定孤注一擲“回國舉行政變，剷除政黨政治，實現國家社會主義政府，除去三井、三菱等財閥，重新分配財富”。他們聯合青年軍官，陰謀在12月24日出動軍隊發起政變：一、襲擊首相官邸，把官邸內的內閣成員全部殺掉；二、佔領警視廳、陸軍省和參謀本部，逼迫長官支援他們的行動，不服從的則一律逮捕；三、請奏天皇下令由軍人組閣，讓荒木貞夫任首相、建川美次任外務省大臣。

擅自發動戰爭侵略別國，還強迫政府予以支援，政府不支援就發動政變推翻政府，這些少壯軍官可算是把“下克上”發揮到極致了。

不過這一計劃洩露了，他們被迫終止行動，但第二天就有流言說關東軍要在滿洲獨立，脫離日本，宮內省立刻派侍從官飛往瀋陽，代表天皇慰問關東軍（關東軍當然否認有獨立意圖），而預備參加政變的的軍官們也只是象徵性地受了行政處分。在這種情況下，關東軍也就更加肆無忌憚，開始進攻黑龍江了。

面對關東軍一再的抗命不遵，日本軍部無奈之下於11月5日亮出了最後的王牌——《臨參委命》②

②《臨參委命》：天皇把統帥權的一部分授權給參謀總長，在一定的指導原則內，以天皇名義代行。

在日本人心目中，天皇有著神明一樣的崇高地位，可是關東軍將校們接到相當於御旨的《臨參委命》後，不但沒有撤兵，反而認為這是不信任本莊繁，聯名向參謀本部提出了抗議。

為了制止關東軍，參謀總長連續五次用了《臨參委命》，本莊繁迫於壓力，又得知土肥原賢二正在天津製造混亂，這才停止北進，改為南下進攻錦州。參謀本部又在11月27日和28日，接連用了四次《臨參委命》阻止，這才讓本莊繁停止了行動。

從11月5日到28日，參謀本部一共用九次《臨參委命》，可見在關東軍將校的眼裡，不但軍令，就是天皇的敕令也形同虛設。

就在政府和參謀本部全力制止關東軍的擴張行動時，日本的民意卻開始轉為支援關東軍。由於中國軍隊的不抵抗，使得關東軍攻城掠地的“捷報”接連不斷地發回國內，極大地刺激了國民的熱情，認為關東軍的行動是“英雄行為”，是在替國家擴充套件“生存空間”，政府應該予以支援。最終，連天皇都認可了關東軍這一“開疆拓土”的壯舉。

這樣，若規內閣對內無法控制關東軍的行動，還被民眾認為拖了關東軍的後腿，對外又無法應付國際輿論的壓力，只得在12月1日提出總辭。13日犬養毅內閣成立，少壯軍人擁戴的荒木貞夫大將出任陸相。很快，內閣就奏準第4和第8師團從日本調到東北，第20師團也從北韓移駐滿洲，讓關東軍順利佔領了錦州，然後又奪取了哈爾濱，完成了“九一八事變”的目的。

按理說，不經批准擅自侵略別國，違抗上級軍令，不服從《臨參委命》，隨便哪一種行為都是嚴重觸犯軍法，應該受到懲罰的，可是由於關東軍在東北的行動太過順利，損失太過輕微，而歐美強國又因經濟危機自顧不暇，根本沒有心思過問東亞的事情，更不會採取經濟制裁的手段來對付日本。輕易獲得了這麼一大片土地，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將校們自然就成了“開疆擴土、揚威海外”的英雄了，不但沒有被移交軍事法庭審判，反而獲得嘉獎、晉升。本莊繁於1933年4月6日升任天皇裕仁的侍從武官長， 6月19日又晉升為陸軍大將，1935年12月26日更被授予了男爵爵位，成為貴族。而坂垣徵四郎、石原莞爾作為“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更是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日本有一個著名音樂指揮家叫小澤征爾，就是因為其父崇拜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在兩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個字，才有了“徵爾”這個名字）。

關東軍將校們未經命令就侵略東北的行為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得到天皇褒獎的事實，給了少壯派軍官們啟示和鼓勵，於是他們紛紛效仿，使得“下克上”行為越發不可收拾。暗殺政府要人，發動政變，在中國故意挑起事端引發戰爭的事情就一件件發生了，不但給中國帶來無窮的災難，最終也把自己的國家拖進了戰爭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