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幾千年，歷朝歷代，儲君之位，也就是太子，由於與君權互需互制的特殊關係，都是極為敏感的位置。可是，大概唯獨秦朝這一個朝代，可以說秦始皇的所有兒子，每個都是處在極為敏感的政治位置上。這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他們生時為匹夫，而且都未得好死的命運...

一、第一次路線之爭與時人傳統意識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秦國統一之初，海內化一。但凡時人能夠知道的世界，基本上都屬於秦國政權統轄範圍了。這個時候，是將本為秦國一國的集權政治擴大到世界的每個角落，還是以秦君為天子，重新對關東封建君主進行一次人事和族群洗牌，成為了朝堂上最為激烈的政題辯論。一派以當時的丞相王綰為主，主張封建制度。一派以當時的廷尉李斯為主，主張集權制度。

王綰主張封建，其實並非逆流之舉，反而是很順應歷史傳統的受眾廣泛之舉。而從漢初郡國並行同姓王制度來看，未必不是合時宜的方案。要知道，人類從原始社會步入文明開始，到秦朝經歷了：部落-城邦-邦國-王國-帝國。而集權的帝國制度被確立前，天下從來沒有歸屬一家過。

這和時人的政治身份歸屬意識是有關的。在先秦社會，“民”自身就是依附並歸屬於貴族的財產，和土地、財貨一樣。在周朝只有天子、諸侯、大夫，他們是層層分封，層層授土授民，是不同級別的貴族，但卻是對分屬內土地與臣民擁有獨立治權的“主人”，而非僅僅在高一級貴族的行政政務擔職的官僚。雖然在諸侯政府中擔任行政職務有助於維繫家族利益的穩固。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慾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魯國作為對周制較為堅持的國家，南蒯叛逃一例，最能表現出當時人的歸屬意識。南蒯是魯國控制國家權力的大夫，三桓之一季孫氏的家臣。大夫是最低一級封建貴族，是君，他的家臣南蒯則是僱傭性質，是臣，非君。季孫氏將費地交由南蒯經營。南蒯後來卻要造季孫氏的反，聯合魯國公室試圖搞倒季平子。但不料平時順從南蒯的費地庶民認為季孫氏是他們的主君，反而驅逐了為國君做事的南蒯。南蒯逃到齊國。齊景公罵他是叛夫，他卻委屈的說他是想要匡扶公室，效忠於國君。作為齊國大夫韓皙更是追罵他，說他作為大夫的家臣卻要效助國君，這樣罪過更大。

這麼一個簡短的事例，卻傳達出了時人與後人截然不同的政治倫理意識：

於民而言，在誰的封地上就是誰的民。既然封地是國君封給大夫的，大夫就是他們直接的主君。他們不該越級效忠國君。於家臣而言，和民一樣，只是有權勢的民，大夫是自己的主君，不該越級效忠國君，背叛主君可恥，會千夫所指。於大夫而言，自己是直接效忠國君的。同理，自己也是不必越級效忠天子，背叛國君可恥。於諸侯而言，大夫的家臣背叛大夫，去效忠諸侯，一樣是不值得同情的叛逆。齊景公作為諸侯亦深徹認同此理。同理，諸侯自己則是效命天子。雖然東周時期，這層政治倫理已經崩壞，但這也是周天子僵而不死，以彈丸之地延續了四百多年的傳統觀念原因。

時人分級效忠，直屬效忠的意識，與漢朝形成，直到今天仍適用的“位卑不敢忘憂國”愛國意識，是完全不同的。

秦宗室自己也是上古社會的原生貴族，由少昊部落、嬴姓部族發展而來。故而時人歌頌秦始皇統一功績的時候，總說“永偃戎兵”“各安其宇”“天下和平”“法令出一”等等，提到庶民時，只說“黔首安寧”“振救黔首”“庶心鹹服”一類的，而不會有後世視角那種愛民如子的論調。為什麼呢？因為先秦貴族視民為己物，愛民如愛財啊。那時的主君，對“民”是佔有和驅使性質的，最大的功德莫過於讓“民”安寧的活著。這也不是秦一家，適用於所有諸侯國，是自原始社會以來形成的觀念。所以孟子“民為貴”之道諸侯會聽，以向民間昭顯親民，但堅決不用，更不會以此立法。

先秦的政治倫理，就是這樣產權歸屬層層分級的模式，是扁平化的。而非後來帝國制度下，職業官僚垂直化的中央集權治理模式。自原始社會以來，人類步入文明，直到秦國兼併六國，這片土地上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一統”。雖然秦國在本國範圍內的集權制度革命取得巨大功效，但在分治意識尚未完全瓦解崩潰之時，連秦國統一這一重要節點上的秦國丞相都認為，秦國仍舊應當在關東採取分封制度。可見，大一統集權制度，不僅不合關東風俗意識，並非天下共識，而且也不是秦國國內的政治共識。秦朝建立，實際上是第一次從制度層面削平等級身份，但過於迅速剛猛，沒有西漢足夠的過渡時間以適應轉變自上而下的全民意識。秦朝甚至是第一個經歷農民組建政權起義的時代。

秦朝皇子們雖然尊貴，但在當時個人顯貴並不是擁有土地和人口及世襲權利的貴族標識。沒有世卿世祿制的保障，先秦小宗支脈的淪落是非常快的。皇子們並沒有得到先秦那樣名正言順的世襲貴族身份和權利。清朝的郡王、貝勒尚且能夠世襲啊。當時不止是貴族階級，連底層庶民也極為認同這種身份等級。在交通技術、傳播技術尚不發達的2000多年前，有本土的封建貴族做主，對百姓而言，意味著更接近管理自身的主君，訴求可以更便捷的表達。總體來說，時人的意識是擁護封建等級貴族制度的，這種認知來源不僅是來自原生社會的分治傳統，也是源自周朝定下分封制度、禮樂制度、宗法制度後長期形成的社會、政治結構。

史料對事件的記載，作為高度濃縮的概括，並沒有體現秦國國內，當時激烈的分封與集權路線之爭。但李斯作為集權路線的領軍人物，其觀點被秦始皇所接受與認可，很快接任丞相之職，負責設計帝國新制度，可見鬥爭之激烈，秦始皇對路線貫徹之重視。這的確是一次改頭換面的革命。對於王綰等秦國內部分封建制派來說，集權有範圍，封建有程度，是一個分寸問題。而對於秦始皇、李斯等改革派來說，集權與封建二者留其一，是一個選擇問題，且應當選擇全面施行郡縣與中央集權。而這次王綰的主張，是站在“請立諸子”的態度上，既考慮秦國的宗主利益，又考慮透過封建對關東“地遠”之國的控制。這是對立國體制的深刻考量，是站在秦國利益視角的爭論，比較溫和。秦始皇做出採納李斯大方案的決策後，並未對統一戰爭中擔任丞相要職的王綰有任何個人意見。

王綰之所以堅持提出這一點，應是考慮當時施行全面的集權改革，是有明顯現實阻力的。這個改革不僅讓關東盤根錯節的舊貴族大地主失去了對采邑土地人口的治權，甚至剝奪了他們的貴族身份。而廣闊的關東地區，並沒有經歷西部秦國那樣百年間漸進式的制度適應過程。遠離帝國中央的他們甚至沒有可依傍討好的地方君主。主導著關東鄉里輿論的地方世家，就算不求六國復辟，起碼也期盼能有皇子就封，可以依附。事實上秦始皇的集權改革，之所以專門放到六國全部都兼併之後才啟動，也應有不願在統一過程中觸碰關東地方豪族利益，給戰事局面和統戰局面徒增不確定性的考慮。

秦始皇26年，統一之初的這次路線之爭，就這樣過去了。一切看似塵埃已定。秦始皇此時也沒有焚書坑儒，獨尊法家。而是給予各學派一定的包容。期間，秦始皇封禪泰山，是中國第一位封禪東嶽的帝王。此舉屬於開闢性質，是與“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這段時期，秦始皇與儒生互相間還是抱有一定尊重的。但秦始皇遇到兩次暗殺，說明反對勢力仍舊潛伏在暗處。

形勢急轉直下是在秦始皇34年。

二、第二次路線之爭與秦始皇的政治轉向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闢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博士，齊人，儒生，淳于越，再次提出分封，引發更為激烈的路線之爭。“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這已經是直接譴責秦始皇採納集權方案，是過錯，是不澤後代的道德問題了。皇子們又被推到了輿論和政治鬥爭的前沿。這是把秦始皇架在道德的火爐上烤啊，不分封就是對不起祖宗和後代。以華夏族的宗法觀念之深，可想秦始皇心中應當是很憤怒的，但君主居中牽衡是權力運作的基本手段。他沒有直接發難，而是依規矩“下其議”。丞相，舊臣，法家，李斯，就又出面抗衡了。李斯這次也不像對站在秦國利益上提出溫和意見的王綰那麼客氣了：“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這就是焚書事件，以及全面樹立獨尊法家的“以吏為師”。這路線之爭背後，不僅是各自的政治倫理、意識和理想不同，更是因統一而仕途渠道受阻的關東士人，與遍佈中央地方的法家職業官僚的利益之爭。以吏為師，其實是為李斯身後龐大的“法吏集團”謀求仕途渠道更加穩固之舉。

李斯所說惑亂黔首的，對政策內心不服，在街巷毀謗政策，在君主面前自誇，在民眾間帶頭造謠，甚至結黨的，遊學之士，其實就是到西漢中期仍舊活躍的縱橫家、策士、謀士...秦亡漢興，不僅是劉、項、韓這些軍頭的舞臺，更是范增、張良、酈食其、陳平、陳餘、張耳、蒯通、陸賈這些縱橫家的成功...關東地區的復辟與反對勢力，在秦始皇時期實則暗流湧動。

憤怒的秦始皇，再次做出決策：“可。”僅僅一個字，是秦國政治走入異端所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自此開始，法家獨大，李斯迎來了權勢的巔峰，車馬儀仗非常顯貴。甚至皇帝身邊的人，都有了李斯的內線。直到秦始皇發現並處死所有涉嫌的宮人。緊隨焚書而來的，就是儲君鬥爭的白熱化。儲君問題爆發的開端，是所謂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35年，欺諷秦始皇的關東術士，侯生與盧生等人逃跑。司馬遷記載他們背後說秦始皇的壞話，雖然都是抱怨詆譭的牢騷話，但我覺得有相當大的資訊量：

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倖。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秦國統一】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倖。——【尊崇法家】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拉攏關東諸學派，專設擁有議政權（廷議）的高職博士相待，卻不委以實權】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中央集權制度】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法制與郡縣制，地方制度】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中央集權制度】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中央集權並不成熟，政務系統的分揀劃歸，權責渠道並不順暢，諾大的國家出現後，皇帝就累成狗了】

這段話我覺得是極其珍貴的。因為術士，這一相對底層，但又同時是當時具有較高知識素養的關東人群，他們的評價恰恰是全域性輿論的反應。而這中間，諸多對秦始皇獨斷控訴的描述，表意我們看起來都能理解，但結合那個分治與一統剛剛交替和反覆碰撞的時代意識，我認為，那些是對中央集權，帝國制度的不適應與不理解。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這種政治制度和社會形態。如果這幾句算暴政，後世所有皇帝都是暴政。秦始皇也略作解釋說：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始皇知道自己焚書的政策會打擊文化，也做出一定彌補。】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諸生一直在民間進行輿論煽動活動】

秦始皇怒的是顛覆言論，“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這次坑殺的四百多人，不都是儒生，而是以各類術士為主，但他們大多“誦法孔子”，即追隨儒家觀點和輿論。可秦始皇沒想到，這時，皇長子扶蘇站出來了。

三、秦國繼承人問題與路線之爭的關係

秦始皇開闢帝國集權制度，也堪稱最為集權的一次：不立皇后，不立太子，不封皇子。但扶蘇作為皇長子，在深潤宗法制，奉行嫡長子繼承製的華夏族群中，依舊是不成文的皇位第一順位繼承人。他卻規勸秦始皇：

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黔首是誰？就是老百姓。“遠方黔首未集”，扶蘇也道出了秦始皇越發獨斷的政治形勢動因——集權制度根本沒有受到關東人心認可。所以才有了淳于越的再次對集權制度的發難，代表學界、政界、知識界，制度設計上的不滿。才有了關東術士對秦始皇的惡評，代表民間、底層的，粗淺認識上的不滿。扶蘇說“諸生皆誦法孔子”，也印證了，關東上上下下都是誦法孔子的，以儒家學派的封建理論為尊。這就是諸生煽動的輿論，反集權，要封建。扶蘇認為應採取懷柔政策，做出一定妥協，否則不利人心局面。

為什麼是扶蘇站出來說這些呢？秦始皇為什麼直接氣得把扶蘇送到邊關軍隊裡呢？

現在迴歸一下話題本身，秦始皇的兒子都是沒有受封，沒有實際貴族身份的匹夫。扶蘇也是。但他同時又是第一順位繼承人，是公認的皇子中唯一的潛在得益者。因為分封與集權之爭，已經引發了毀滅歷史與文化，全面獨尊法家這樣的政治大地震。而且每次提出分封，都將他們推向方案的最前沿——皇子受封諸侯，在巨大利益與無端風險之下，在秦始皇最後五年突然迅猛而起的高壓政策之下，他們豈會沒有想法和憂慮？扶蘇應該已經感受到了兄弟們那同時帶著不平與期待的目光，感受到了那股來自關東民心，來自家宗室的壓力。他如果不表個態，或許將很快成為反對勢力與自家兄弟們最直接的靶心。這是任何時代儲君都有的壓力。而在兄弟們人人自危，擔心被法吏集團作為消除分封隱患而釜底抽薪時，那將是來自於整個皇子集團的壓力。扶蘇不得不說句話了，而且是站在堅持分封的人群那邊，代表了自己的弟弟們...事實上這也有利於他繼位後的穩定。畢竟沒有了秦始皇活著時的權威聲望，扶蘇繼位很可能會遭到封建勢力的全面整治反撲。都說秦始皇獨裁，秦始皇畢竟也不是能左右每個人心思的神，他再殘酷的政治決定，都是經過廷議，自己只做居中決策，說一個“可”。不把自己放在直接的對立面，這是權力運作的基本方式。所以，即使對儒家進行了一次強力的敲打，聲望甚深的博士七十人，仍舊穩穩站在朝堂上，且持續到二世時期還有叔孫通這樣結交豪強的能人。而關東，人心浮動，不僅六國復辟勢力在蠢蠢欲動，連會稽郡守殷通這類代表秦國法吏的封疆大吏，也是見風使舵，野心勃勃之人...只能說，秦帝國的中央集權還不成熟，至少在思想輿情控制層面，尚且無力。

扶蘇的壓力，也就是在繼承問題上的壓力，也是有跡可循的。胡亥登基後逼死蒙毅時：

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

秦始皇37年，秦始皇最後一次巡遊關東。“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從蒙毅臨死前的話“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來看，蒙毅臨死拍下胡亥馬屁的可能性不大，似乎立胡亥也是秦始皇一直在考慮的事情。

從情感上講，扶蘇有著政治先見和賢名，我們都願意相信秦始皇是突然死亡，讓趙高李斯鑽了空子，始皇本是要立扶蘇的。陳勝說過，當時人也都是這麼認為的。司馬遷的史記由於一手史料經歷了焚書和項羽燒咸陽兩次文獻劫難，採用了一些民間傳聞。描寫極其隱蔽的沙丘之謀的一手資料是從何而來，我們不得而知了。但他採信了。所以這裡我也只做一個假設一手史料源頭就有問題的猜想：胡亥也許是正當繼位的。近年出土的秦簡也發現了胡亥奉召繼位的文書，雖然這個並不能證明什麼。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縣賦援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

其實劉邦雖然是滅秦而興漢，但漢帝國轄區卻正是重合了秦國國境。承秦之制的漢，某種程度上相當於涅槃的秦地。秦末雖然民怨沸騰，但秦始皇個人的威望仍是巨大的，劉邦早年對其評嘆即可看出。畢竟是破天荒的人物，尤其在秦地。漢初如在繼位合法性問題上抹黑二世，或有其現實的輿論價值。就像現在經常輿論運作的主要責任在誰和三七開評價，儘可能避開秦始皇這顆輿論上的燙手山芋。但畢竟，陰謀論：“只有受益者才知道事實的真相。”

秦始皇晚年貶謫扶蘇，其實是牽涉儲君在政治路線上站隊的大問題，也屬於一次政治震動。胡亥順勢得寵，都屬於繼承人問題的爆發。有人分析始皇帝讓扶蘇去蒙恬軍裡，是讓扶蘇歷練掌兵，結識大將。這是一種可能，但如果胡亥繼位是合法的，那扶蘇受罷黜到匈奴與華夏殺掠之地，也許是始皇讓他親眼看看分封復辟，集權崩潰後可能招致的外禍。畢竟，以秦的軍事控力，相比邊軍，咸陽的京師駐兵，才是皇位坐穩的關鍵。從後來胡亥和趙高輕鬆除掉軍事集團代表蒙氏、馮氏來看，中央集權的秦政權力秩序，不足以讓儲君打造軍事履歷和過深軍方人脈的必要。始皇一生也未曾統領大軍親臨前線。扶蘇最後以“軟蛋”形象結束自己，難道僅僅是對一道詔書的失落和恐懼嗎？秦始皇貶謫他的真正目的，他應該是知道的...有一點比較明確，秦始皇對扶蘇繼位，有對自身政治路線破產的擔憂。

秦始皇推行“黔首自實田”後，忽然大起工程，“益發謫徙邊”，以疲關東人力。或許是感受到黔首自實田推行艱難。諸生不遺餘力得“為訞言以亂黔首”。扶蘇也道出“遠方黔首未集”的現狀。“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關東流廣泛傳著秦亡讖語...集權制度不得人心，被很多人看做是獨斷專行的無道暴行，加上高壓政策，黔首們遲早是要爆發的。胡亥繼位後，也提到：

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

但再看胡亥的繼位文誥，“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可以明確感覺到，具有威望的秦始皇之死，的確是關東局勢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黔首未集附，局勢開始一點點失控。

四、諸皇子與秦朝的最終命運

胡亥是否為秦始皇所選定，歷史真相不得而知。但胡亥為趙高、李斯所選擇，斷然無誤。趙高在政治上是沒有底線和瘋狂的。李斯也顯得天真。但他們倆卻有一個共同點——信奉法家。

“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

能教皇子獄律令法事，在二世繼位後，伸張法令，趙高的法家取向應該是明確的。雖然他也殘酷的踐踏了秦朝法制精神。這是他與李斯能坐上一條船，說服李斯的前提。李斯，是一個被說服者。他除了丞相的身份，還有一個，就是秦始皇的親家。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

李斯的兒子都娶了秦始皇的女兒，李斯的女兒也都嫁給了秦始皇的兒子。這其中不知道是否有扶蘇。李斯就算與扶蘇不對付，但並未見記載有政怨私仇，做人和政治風格都厚道的扶蘇上位對他總不至於下殺手。即使不扶持幾個作為女婿的皇子，他與胡亥也無深交，為什麼李斯要與趙高合作，非要選擇冒險幫助秦始皇這個最小的兒子呢？真的是李斯一時糊塗，貪戀權位？或許有一個最關鍵的原因，志向。對於一個屌絲逆襲的傳奇歷史人物，親自為集權制度進行系統設計和操作掌舵的，帝國制度之父，秦朝改革總設計師，李斯看待事業，已經不是身價地位的層面了。面對黔首未集的巨大全域性壓力，那個搖搖欲墜，不被理解的新生制度，如同他培育成長卻隨時會夭折的孩子...

胡亥呢？繼位後的一切跡象表明，胡亥也是一個法家主義者，雖然對法制的理解極其膚淺。從他對趙高的依賴態度來看，法家取向的趙高，也給他灌輸了鮮明的法家傾向。他上臺後，申法令，巡郡縣，以示強。對秦始皇晚年的偏執政策，如發動幾大工程加重戍邊徭役，他不僅不糾正，反而火上澆油，變本加厲。胡亥是明確的秦始皇晚年政治路線擁護者和執行者。而這種可能早在秦始皇生前就已經顯露的政治傾向，所以得到始皇寵愛，也是李斯不惜政治冒險，扶植一個自己根本不瞭解的政治白痴加毒蛇上位之原因...

那麼，二世對那個始終處於高壓狀態的政治命題——分封or集權，是什麼態度呢？顯然，後者！有跡象嗎？

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秦始皇吞併天下，廢分封，行郡縣，大國皆絕嗣，唯獨留了已經遷徙，只有彈丸食邑的衛君。不知是他有功還是怎麼，但他算得上是舊戰國中唯一祭祀沒有滅絕的國君血脈，秦朝僅剩的被承認的原生貴族。可是二世，無理由的，無利益的，將這存苗一把剷除，有何政治意義？堅決抵制分封，重申擁護集權的政策意志。

一條線寫了太多，終於要說話題重點了，秦始皇孩子們的結局...

胡亥很可能是為了鞏固集權制度而做了另一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暴絕中華歷史之慘案，就是殺光兄弟姐妹！

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原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原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此前沒有代入政治形勢的考量，會覺得胡亥太瘋狂，而秦朝堂形同虛設，如此慘絕人寰的事件不該輕而易舉的發生，似乎總是說不通。但結合了政治路線之爭，才發現這也許不僅是以新君個人意志就能完成的...

“諸公子必與我爭”。這個爭，或是爭皇位，畢竟老丈人李斯還在位啊。但也不排除爭地盤，即推助分封制，公子們想做諸侯。

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

始皇有二十餘子。古時說子也可包含女兒，這裡的子不確定是算上所有子女，還是僅兒子就二十多人。但從趙高後來挑選秦王，從旁支中還只挑出一個年長的子嬰來看，秦始皇的孩子很可能是都被殺光了。

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慘遭無端殺害的十二個公子加上十個公主，加上扶蘇、胡亥，恰好二十多人。

諸公子必爭，除了不認可胡亥年齡繼位的合法性，難道沒有自知險境被逼鋌而走險？那險境又會是什麼呢？已經發生了：全部遇害。這種還未發生的“必爭”與最終發生的“盡誅”的較量，為什麼胡亥與諸公子雙方對彼此都心知肚明？這背後是多大的政治勢力博弈？不得而知...

這件慘案爆發後，司馬遷有一句話值得玩味：“黔首振恐”。

很多分析認為，這裡是司馬遷誇張了，畢竟是高層權力鬥爭，平民就算震驚，罵娘，也不一定要恐懼。但如果結合分封制度在關東黔首長期的輿論造勢，黔首長期以來對始皇帝諸公子能夠被就封為關東諸侯的期盼，期待結束那種被遙遠帝國中央無度驅使的苦日子...好賴給個本地的諸侯或大夫嘛，在那個窮人連寫字竹簡都用不起的大文盲時代，也好近距離表達自身的民意訴求啊。當得知秦始皇的兒子全部遇害，無一人倖存時，種長期的輿論期待瞬間破滅了。秦朝分封制度幾乎被釜底抽薪，可能性成零了...黔首的振恐，以及失望，這樣理解是否就變得自然了？

“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遇害的，還有李斯的多個女婿和兒媳。李斯等高層大吏竟不發一語。此案發生同時，趙高還殺了一批“郡縣守尉有罪者”，其實也同時是對前朝老臣李斯所代表的法吏集團動了刀。胡亥此時繼位只有兩三個月，在外巡遊，李斯不願正面抗衡胡亥，還彈壓不了總管公車事務出身的趙高勢力？恐怕，李斯沒有任何動靜，也是忍痛殺親，壯士斷腕，也是為了能對越發激烈的分封制壓力進行釜底抽薪...為了他的制度和理想長存...他選擇不止是胡亥，更是自己的路線。所以高層官僚集體對這樣駭人聽聞的行徑出奇的沉默，甚至是默許。

可是上天和他們三個人都開了玩笑。僅僅三年，李斯苦心呵護的事業和制度，也如搖曳中驟落的殘花，敗了。趙高醉心玩弄的陰謀和權力，也如漆黑中閃現的曇花，沒了。胡亥一心追求的安穩和逍遙自在，也終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水月鏡花，碎了。一同失去的，還有他們本可以不戛然而止的生命。暴力強制輸給了暴力反抗。封建制度迴歸了，中國集權革命的歷史步伐，停滯了近一百年...秦漢之交，以家家有冤魂，父子暴屍於道，遠超戰國統一戰爭的慘烈，與秦始皇時期的和平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歷史也用天下戶口三減其二，血流成河的代價，教會了當時每個華夏族人：統一，總好過為意識形態而戰。

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

胡亥殘殺所有兄弟姐妹之後，僅三個月，大澤鄉起義的燎原之火便熊熊燃燒。而那杆高高舉起的復仇大旗，不僅浸染著關東黔首的民心血淚，也哀哭召喚著扶蘇縈繞不去的靈魂...以及悲徹華夏大地的二十餘條血脈冤屈...

1976年10月，在秦始皇陵東側發現大量的陪葬陵墓，陪葬等級很高，從裡面的佩戴品來看都是皇家專用，十分尊貴。可裡面屍骨卻雜亂無章，全是一塊一塊的，顯然都是殘殺酷刑下的非正常死亡。專家研究確定這就是秦始皇子女陪葬坑，裡面悽慘無比，這也說明史書記載的準確性。

趙高、胡亥、李斯，他們不明白，高高在上的權力，不僅是由實體的行政體系所構架而成，更是被一種無形的信譽網路所託舉。一旦不顧公德人心，嚴重透支權力的信用，那結局只會是從高處墜落的，粉身碎骨！從這個角度上講，秦與胡亥的命運，倒是給中華民族後來的發展以深刻的案例教訓與可能性展示，鞭策了漢朝賢君政治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