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知道曾國藩打太平天國打得有多辛苦大家會不會覺得曾國藩說這樣的灰心話沒有道理了，反而這句灰心喪氣的話證明了太平軍當時有多麼的勢大了。

太平軍起事後,清廷先後派李星沅、賽尚阿、徐廣縉、向榮等多位大臣前往鎮壓,都沒有打敗太平軍,相反太平軍勢如破竹,很快佔有廣西等地， 李星沉於1850年(道光三十年)年底來到廣西,他就判斷洪秀全等人來都不 善,上疏清廷,請求集聚重兵,一鼓作氣,聚而殲之。他認為前方將帥“事權 ,請派大將軍出征統率,咸豐帝沒有聽從李星沅的建議,反而責備他推卸責任，憂懼交加的李星沅不久卒于軍中。

繼任的賽尚阿貴為清廷軍機大臣,出行前咸豐帝給了他二百萬軍餉,又調集 了四萬兵力,但是他身邊沒有一個正人君子,也沒有一個有用的謀士,而且他刻薄陰險,滿腦子內務府習氣。當太平軍攻打長沙時,他被革職查辦。 賽尚阿之後的徐廣縉,以欽差大臣署理湖廣總督,與太平軍周旋。太平軍 攻長沙時,他躲在湘潭;太平軍圍攻武昌時,他在湖南停留不進兵,並且向朝廷 秦報說:“當可解圍,乃數目之間”,清廷剛接到奏報,武昌城就被太平軍攻下，咸豐帝上諭說:“該大臣如此料賊,殊堪浩嘆!” 被革職押解回京,定為斬監候,原籍家產及任所資財全被查抄,不，之後,又釋放了他。

其後,清廷以向榮代任總督。與前任相比,他也沒強出多少。人論日;落 秀全金出初起。苟車略一致,舉動得宜、未嘗無坐弭巨敵之望,然自林則徐遊 期月之回,將帥腰易,文武不合,秀全勢焰始熾,是知禍之來,有莫之致而數者已！清廷將士的情況也很糟糕,當時一位路過兩湖的官員說:“兵畏賊,不畏將;將畏兵,不畏法。李星沅也承認:“將備弁兵毫無顧忌,見賊輒走,已成故套。”

向榮所率部隊戰鬥力較強,但每打勝仗一次,一兵要賞銀一兩,後改為三錢,軍中於是譁然,發誓不再出力。

將帥之間互相猜忌,將與兵如同路人,暴露了清朝原有的軍事體制已很難適應戰時的需要。就在這種情況下,興起了“團練”這個群體。曾國藩在如此壓力之下受命團練湘軍，並且在軍中內不避親的任命自己的哥哥與兄弟為負責人各自領軍編訓之外其麾下還有好友左宗棠等人，一時之間湘軍的規模達二十萬人。

洪秀全帶領太平軍在南京定都後的一個多月裡,分別派出軍隊,進行北伐和西征。由於北伐軍被阻截,東戰區揚州被圍,西戰區因兵力不足而退出漢口、漢陽,東王楊秀清決定縮短戰線,奪取安徽,再集中兵力西征,攻佔兩湖。西征軍由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賴漢英率領,他們帶領戰船千餘艘、兵員兩三萬人,自天京溯江而上。大軍於1853年(咸豐三年)12月16日攻克廬州。安徽巡撫江忠源因難以抵擋,最後選擇投水自盡。

1854年(咸豐四年)正月十五,西征軍在黃州大敗清軍,曾國藩的老師吳文溶在這場戰役中不幸身亡。接著,西征軍又一舉將武昌攻下,並於同年正月下旬再一次進入湖南,並攻下寧鄉、湘陽等地。到這時咸豐地慌了，才急命曾國藩帶領著未經訓練裝備不齊的湘軍水師去抵抗太平軍對於長沙的攻擊，這意味著曾國藩將在缺彈少槍，未經訓練的情況下率領著自己的家鄉父老與太平軍作戰。

1854年4月曾國藩率領湘軍水師進軍保衛長沙城為了剿滅太平軍水師，曾國藩準備對其駐地靖港發起進攻，進而與太平軍水師打了曾國藩率軍的第1場大敗仗。由於湘軍水師許多新兵剛剛入伍，訓練嚴重不足，甚至連戰陣都沒有演練過只是來長沙途中舉行了幾次操演可想而知這樣的湘軍水師遇見太平軍那經過多次戰爭的水師高下立判，並且最要命的是老天爺也幫著太平軍水師，在雙方真正交火之後突然颳起很強的西南風湘軍水師營的船駛到靖港停不下來，只有輪番發炮轟擊太平軍，太平軍水師開炮還擊，湘軍水師由於船高炮低，加上大風，命中率極低，一時間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太平天國水師派出小船200餘，順風駛進水師大船，湘軍水銀開炮轟擊，但是未見太平軍船隊被打沉，湘軍水師士兵見場面難以控制，便紛紛棄船登岸，戰艦被焚燬無數餘下的遭太平軍俘獲，曾國藩在白沙洲聽到這個訊息，急忙領陸軍來援救，見水師失利，多數士兵不敢出擊。太平軍主動攻擊湘軍，士兵們亂了手腳為了保全性命，軍中人人爭上浮橋，浮橋是臨時用主機板搭建而成，並不結實，爭搶之中浮橋損壞，一時間死傷無數。曾國藩持劍上前喝令士兵不許後退，凡事後退者斬，但士兵們已經慌亂，大家仍然爭相後退死傷無數。曾國藩看見家鄉子弟死傷大半，決定跳水自殺以死謝罪，幕僚李元度見曾國藩支開隨從表情奇怪，便讓章壽麟尾隨其後，曾國藩心灰意冷，沒有活下去的勇氣，跳入水中章壽麟救他之後曾國藩不感謝他反而責備。

曾國藩見大勢已去，灰心喪氣，悲觀到極點，回到長沙後，不肯更衣蓬頭垢面不飲不食，將自己封閉在長沙城外，不與任何人說話。之後又到妙高峰上起草了遺書，與上交朝廷的遺疏，共計2000多字，然後命令他的八弟曾國葆替他把買好棺材，決定再次自殺。但就在這時從湘潭傳來塔齊布的捷報，塔齊布擊敗了石達開的部將林紹樟章，殲敵無數，證明了曾國藩團練的湘軍可用，更是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事實證明，曾國藩花費時間精力無數的湘軍並未白費，長沙南北總算有了一隻真正可用的部隊，不久，靖港太平軍自動撤退長沙之圍宣告解除，在全城居民歡呼慶幸之際，曾國藩總算打消了尋死的念頭。

太平天國之強大，湘軍圍剿太平軍之艱難，是你們不敢想像的。毛主席曾說過：“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

太平軍出廣西時連老弱婦孺一起才七千，攻武昌時人數己愈十萬，其號召力可見一斑。且太平軍處處抄富戶、聚民財，擁財富無數，從洋人處購買大量當時的先進武器。無論是人數是裝備，大部分時間，太平軍都要甩湘軍好幾條街。每每都是幾十萬太平軍拿著進口火槍壓著幾萬或者幾千還拿著刀劍弓弩的湘軍打。

即使“天京事變”後，太平軍實仍然強勢，每戰動則幾十萬圍攻湘軍。其裝備更是犀利，光李秀成的侍衛，就擁有三千多枝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來福槍，連慈禧太后都沒這待遇。

曾國藩在家鄉辦團練肅清土匪有功，清廷便迭次下令命曾國藩率領團練與太平軍作戰。

本來是輔助正規軍，純粹用以維持本地社會秩序的湖南團練，懷著保衛中華文化的遠大目標，離開本土，走上前線。離開湖南省境作戰的湖南團練，全軍上上下下都是湖南人，所以被稱為“湘軍”。從此，太平軍便開始與一支有訓練、有理想、有巨大凝聚力的軍隊作戰。

湘軍與其他軍隊不同：

第一，湘軍中無論將帥、士卒、伕役，都是湖南人（只有極少人是例外），作戰時期傷亡後的遞補者，也全是湖南人。當時有很多這樣的情形，哥哥在前線陣亡，其名額由弟弟遞補，再陣亡，其另一弟又繼之，有的則一家兄弟都在軍中。曾國藩有弟四人，除大弟一人在家鄉料理家務外，其他三個弟弟俱從徵在外。

第二，湘軍中士兵與官佐之間，官佐與官佐之間，士兵與士兵之間的關係與眾不同。曾國藩雲：

臣等一軍，勇逾萬餘，兵僅數百。其管帶之員，文職多擇取士紳，武職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誼，無軍營之氣習。不特臣國藩、臣塔齊布二人親如昆弟，合如膠漆，即在事人員，亦且文與武和，水與陸和，兵與勇和，將與卒和，糧臺官紳與行間偏裨，均無不和。全軍二萬人，幾如家人骨肉之聯為一體，而無纖芥嫌隙之生於其間。

這種情形，與當時正規軍的“訾窳驕惰，聞徵調則驚號，比至前敵，秦、越、楚、燕之士，雜糅並進；勝則相妒，敗不相救；號令歧出，各分畛域”的情形相比，迥然有別。蓋湘軍軍營之編制，亦多按地域劃分，同隊者多有戚誼關係，或彼此世代為鄰、守望相助，今同上戰場，出生入死，自然其親有如“家人骨肉”。這種軍隊團結堅鞏，不易潰散。

第三，湘軍是以曾國藩個人為中心所組成的軍隊。部將均由他親自選拔而出，如羅澤南、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李續宜等人，原來都是默默無聞之輩，經他賞識而膺重要軍職。這些人對曾國藩的道德文章和胸襟氣度都萬分傾倒，所以他們也只忠於曾國藩一人。湘軍中將官的賞罰黜陟之權，實際上操於主將曾國藩手中，因此他們與朝廷的關係很淺，甚至可以說毫無干係。

第四，湘軍的將官多是受中華文化薰陶甚深的儒生，他們奮臂而起與太平軍對抗，完全是為了保衛民族文化。羅澤南、彭玉麟等人，便終生拒絕清政府的祿位，以明志向。湘軍計程車兵都是殷實淳樸的農民，他們反對太平軍對中國社會傳統倫常與習尚的破壞，故奮起從軍。所以曾國藩說：“諸公之從我，非利動也。”他們為了義而戰，所以湘軍是有主義的軍隊。

當清朝腐敗透頂的軍隊與新興的太平軍對陣時，前者自然只有望風披靡的份。將湘軍與太平軍相較，二者都是有訓練、有理想、有巨大凝聚力而復忠於個人的地方性軍隊，僅僅是它們的目標、內容與領導人的性質迥然有別而已。兩軍相戰，自是棋逢對手。

湘軍的成功經過了一段極艱辛苦鬥的歷程。在十一年的殊死戰鬥中（咸豐四年到同治三年，1854—1864），曾國藩因兵敗自殺過兩次，預自殺者一次，到同治元年（1862）時，他在寫給兒子的信上尚說：“細觀天時，默察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域性不速決裂，而餘能速死，而不為萬世所詬罵則幸矣！”

同年他在寫給友人朱堯階的信上說：“逆回熾於秦中（陝甘回亂），有苗叛於淮上（捻軍苗沛霖）；觀其氣象，均非倉卒所能戡定。即發逆老巢（南京）或能倖免，亦將變為流寇，貽禍南服。”

曾國藩如此悲觀，自有原因：

一、清自入關以來，封疆大吏與統兵大員絕少用漢人充任。太平軍初興時，奉命督辦廣西軍事的欽差大臣李星沅並無實權，實際統兵的向榮與烏蘭泰（滿人）便互相齟齬，李星沅形同傀儡。他報告朝廷“事權不一”，希望皇帝給予實權，結果大受申斥。清廷對漢人的猜疑由此可見一斑。據說湘軍的捷報送到北京時，咸豐皇帝大喜，軍機大臣祁寯藻進言道：“曾國藩以一匹夫在鄉，振臂一呼，從者萬人，非國家之福。”咸豐皇帝遂為之變色。這一傳說是否屬實，姑不必論，不過事實上在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曾國藩並未有管轄地方之權，所用關防亦系木製，地方官吏因他不是直屬長官，更不與之積極合作。清廷對他如此猜疑，當然影響其軍事行動。

二、清代皇帝總攬軍事指揮大權（由軍機處負責），隨時不顧前方軍事實情，任意排程軍隊，決不讓曾國藩有統籌全域性和指揮軍事的全權。所以曾國藩曾對湖南巡撫駱秉章發牢騷道：“京師之人，以耳為目，動輒保奏特出辦軍事，此事誠不知如何了局也！”他既要針對軍情排程軍隊，又得委婉曲折應付“以耳為目”的清廷，其處境之尷尬，自可想見。

三、兵勇之間自始即極不相容，在湖南時，連曾國藩亦幾為綠營兵所害。此後綠營常與湘軍並肩作戰，嫉功忌能，常有衝突。曾國藩寫信給朋友訴苦稱：“曩者己酉新寧李沅發之變，鄉勇一躍登城，將攻破矣，諸兵以鳥槍射擊，勇墜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尤層見疊出。”

這樣在戰場上自相殘殺，焉得不令人氣餒。

四、湘軍的餉糈並無確定的來源，最主要的是靠“捐輸”。所謂捐輸，實際上是強迫殷富之家在交糧納稅之外，再額外繳納軍費。軍費的籌措竟用這種漫無標準的辦法，所以軍中常因餉款不濟而發生欠餉的事，而這自然會影響軍心。同時辦理糧臺的人良莠不齊，“勸募”之時未能公平，惹起一般人的反感。王闓運的《湘軍志》對這種情形的記載很多，如：“令故總督陶澍家倡輸萬金，以率先鄉人，澍子懇於巡撫，籍其田產文卷送藩司，官士大譁，遂以得免。”

用“令”而行的捐輸，簡直就是勒索，這對湘軍的聲譽自有不良的影響，常有害於民心的爭取。

五、最重要的是兵、勇的紀律都太壞。《湘軍志》形容綠營：“民間徒知其（兵）擾累，莫肯憐其送死，故徵役者益怨恨，讎掠於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賊之義起矣。”

其實勇也是一丘之貉，曾國藩非常清楚這一點。他說：

民間倡為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覆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間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轉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

這些話由曾國藩親口道出，便可見太平軍的軍紀實勝一籌，“愚民避官迎賊”被證明是屢見不鮮的事實。曾國藩並不能用言語感動他們，“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仍然是“官兵與賊不分明，到處傳入醜聲名”（曾國藩作“愛民歌”中的兩句）。豈止此也，李秀成被俘後，曾國藩還要懼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尚堅”呢！

綜上所述五點，宜乎曾國藩在經過八年戰爭後，要說“此賊竟無能平之理”那種灰心的話了。

曾國藩與李鴻章、左宗棠和張之洞被並稱為“晚清十大中興名臣”，他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曾國藩一生的成就，和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是分不開的。但是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他曾經幾度絕望，甚至說出過“此賊竟無能平之理”的喪氣話，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初，洪秀全在廣西起事，太平天國起義很快就席捲了半個中國。儘管清政府調集了大量八旗軍和綠營官兵來鎮壓太平軍，但這兩隻部隊都已經十分腐朽，毫無戰鬥力，節節敗退。清王朝只能屢次頒發命令，獎勵團練，希望利用地方上的地主武裝來對付太平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咸豐二年11月，曾國藩受命辦理團練。

曾國藩在家鄉湖南一帶，依靠師生、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建立了湘勇，並徵用了當時還是都司的塔其布。曾國藩對湘勇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衡州練兵時，事事親力親為，並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曾國藩花費大量心血，對湘軍精心操練之後，咸豐四年，曾國藩自信滿滿的帶領湘軍貨巢出動，併發布所謂的《討粵匪檄》，動員廣大的知識分子共同對付太平軍。可是曾國藩沒有料到，他依為干城的湘軍並沒有取得耀眼的戰績，先是在嶽州戰事失利，然後在靖港水戰中又被太平軍石祥貞擊敗。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曾國藩羞憤之下投水自殺，被幕僚所救。

曾國藩收拾心情之後，重整旗鼓，在7月帶領湘軍攻陷嶽州，並攻克城陵磯，10月又相繼攻取武昌、漢陽，12月攻陷田家鎮，殺敵數萬，焚舟數千，進圍湘江。曾國藩成為清庭鎮壓太平軍的最大希望，各種封賞從天而降。但好景不長，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二月，石達開率太平軍在湖口對湘軍水營發動總攻，燒燬湘軍戰船100餘艘，曾國藩跳般才得以免死，座船也被太平軍奪去了。曾國藩當時氣極之下，打算赴敵以死，被手下力勸乃止。後來曾國藩到江西招兵造船，石達開又進攻江西，把他困在南昌，逼入絕境。後來洪秀全與楊秀清內訌，南昌才得以解圍。

十年征衣，幾度自殺，這對於一軍統師的曾國藩來說，是多麼的無奈。雖然曾國藩最終把壓力轉化為動力，咬牙堅持下來，但他對太平軍的態度，也早就完全沒有了最初的輕視之心。多次慘敗使他的心理蒙上了沉重的陰影，開始變得萬分謹慎，不那麼自信了。

正因如此，後來湘軍攻陷安慶後，曾國荃率軍進駐雨花臺，與彭玉麟的水師圍攻天京時，曾國藩仍然心懷疑慮，生怕會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在這種情況下，他數次苦口婆心的勸曾國荃先暫時從雨花臺撤退到鞋蕪湖、金柱關一帶，日後再擇機而動，不要給太平天國翻身的機會。但是曾國荃不以為然，不聽他的建議。這讓曾國藩更加憂心沖沖，甚至感到絕望。在這種情況下，他才會在家書中寫下“仰觀天時，默察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域性不遽決裂，餘能速死，不為萬世所痛器則幸矣”。

鴉片戰爭失敗，《南京條約》簽訂，割地加賠款，國內老百姓的負擔日益沉重。作為沿海城市的廣東，首當其衝。

洪秀全出生在廣東的一個耕讀世家，自幼聰慧，私塾的先生也誇讚他日後必然考取功名，蟾宮折桂，光宗耀祖。

洪秀全抱著“一舉成名天下知”的熱情參加省城的鄉試，無奈接連四次都名落孫山，這對他的打擊實在太大，回到家裡，大病一場。

一偶然的機會，洪秀全受到一本《勸世良言》一書，讀後茅塞頓開，決定和傳統的孔孟之道決裂，改信基督教，於是，他以傳教為名迅速組織起一支兩萬餘人的隊伍，這兩萬餘人一直是太平軍的核心主力。

1851年，在洪秀全38歲生日那一天，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開始了。

1851年9月25日，太平軍奪取永安，在那裡洪秀全制訂了一系列太平天國的基本軍政制度，並分封諸王，史稱“永安建制”。

永安建制後，太平軍氣勢高昂，一舉攻克嶽州、武昌、九江、安慶，於1853年攻陷南京，該為“天京”，並在此建都，太平軍達到鼎盛時期。

太平軍戰火蔓延南方十餘省份，清廷軍隊腐敗，八旗子弟已經毫無戰鬥力，綠營也不堪一擊，在這種情況下，咸豐帝下令各地組織團練，抗擊太平軍。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出場了。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1811年出生，1838年考中進士，1849年出任吏部左侍郎，是一位二品官員。1852年，曾國藩母親病故，曾回家丁憂，就是守孝三年。在家守孝期間，太平軍禍亂湖南，曾國藩自掏腰包，組建了湘勇，對抗太平軍。

曾國藩在抗擊太平軍初期，戰事極為不順。因為他碰到了一位厲害人物——石達開。

在20歲這一年，石達開遇到了44歲的曾國藩。1854年，太平軍在西征戰場上遇到曾國藩湘軍的兇狠反撲，節節敗退。湘軍勢如破竹，直逼湖口。石達開看到湘軍的最大優勢是水軍，他頓生一計，當湘軍水師進入湖口之後，他用裝滿砂石的大船堵住航道，將湘軍水師分割成兩部分，然後各個擊破，湘軍大敗，水師潰不成軍，曾國藩憂憤投江，被部下救起。

之後，石達開揮師進入江西，4個月內連下七府四十七縣。

1856年，他與曾國藩率領的湘軍在江西樟樹對陣，結果，湘軍又一次大敗。石達開把曾國藩團團圍在南昌城，湘軍潰敗指日可待。困苦之餘，曾國藩感到來日無多，暗自感嘆“此賊鉅奸，竟無能平之理！”

然而，關鍵時刻，石達開收到了天京發生內亂的訊息，石達開撤圍而去，進入天京主持大局。回到天京後，東王已經被韋昌輝殺害，他的上萬部署也遭到清洗。

石達開反對株連，韋昌輝把他反對株連的主張看作是對楊秀清的偏癱，暗自舉起屠刀。石達開逃出天京，而他的家人部署無一倖免。

之後，石達開在安徽舉兵靖難，天王召其回京誅殺韋昌輝。石達開深得人心，受到天王猜忌，不得不於1857年輕離開天京，直到1863年清軍在大渡河南岸包圍了石達開，2000多名起義軍被殺，石達開被捕，受凌遲而死。

石達開的出走，標誌著太平天國真正走向衰落的開始。這又給曾國藩以喘息的機會。

1861年，咸豐帝駕崩，慈禧和奕訢聯合發動政變，掌握朝政，恭親王奕訢大力支援曾國藩。讓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節制蘇、皖、贛、浙四省軍務，曾國藩舉薦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撫，李鴻章出任江蘇巡撫，沈葆楨出任江西巡撫，駱秉章出任四川巡撫，進一步統一了人事指揮大權。

曾國藩呼叫南方數省的人力、物力、財力，與太平軍死磕。

此外，曾國藩發現太平軍善於野戰，常於肉搏，為此發明了“築堡壘，打呆仗”的策略。先挖戰壕防守，再利用自己火炮、火槍上的裝備優勢殲滅太平軍。

攻打安慶是採用這種戰術，圍攻天京也是採用挖地道、挖戰壕的戰術。這種戰術讓太平軍吃盡苦頭。

曾國藩能夠戰勝太平軍的有一個因素是西方列強的支援。在太平天國運動初期，因為是打著耶穌的旗幟，列強認為這是西方民主在東方開花結果的體現，既然與基督教一致，西方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誰大勝了就支援誰。

誰知在與洪秀全的幾次接觸之後，發現他們信奉的基督教已經變了味，洪秀全認為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與耶穌並列，耶穌是自己的哥哥，我這裡就是正統，爾等都是下屬，既然是下屬，為何不來進貢！

再就是，太平軍所到之處，斬殺洋人，反對外國侵略者，這嚴重侵犯了西方列強的利益。西方列強迅速轉向，支援曾國藩，把大量先進的武器賣給了曾國藩，使湘軍實力超越了太平軍。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天京很快淪陷，忠王李秀成被俘，太平天國運動就此一蹶不振。

在太平天國起義中，太平軍，由廣西金田走出，一路勢如破竹，打的清軍滿漢八旗兵和綠營兵是找不找北，由於清朝軍隊的墮落腐化，完全不能阻擋起義軍前進的腳步，這時，清朝想起了漢族豪強和他們私人軍隊。

於是乎，朝廷徵集地方豪強武裝鎮壓太平軍的懿旨，發往湖廣，江南各省。地方團練鄉勇應運而生。

不斷攻擊太平軍，並取得了好成績，太平天國的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分別戰死。

曾國藩在鎮壓起義軍的過程中，嶄露頭角，成為了地方武裝集團湘軍的統帥，叱詫風雲。

為了切斷太平軍的水路補給站，湘軍，在湖口、九江等地開展大會戰，太平天國也派出了頭號戰將石達開，進行對決，結果曾國藩都給戰敗了，損失慘重，尤其是在九江水軍決戰中，曾國藩的水軍幾乎被石達開的軍隊全部殲滅，曾國藩仰天長嘯：此賊竟無能平之的長嘆！！！

逼得曾國藩，幾乎要跳江自殺，被隨從勸阻拉住！！！

自此以後，曾國藩所向披靡，成為了，鎮壓太平軍的主要軍事統帥。

這次的失敗是其一生為數不多的失敗！

足見對石達開的映像之深！

1861年3月，曾國藩有理由說出這樣的話。

曾經信心滿滿

天京事變、石達開出走，太平天國連續內訌，元氣大傷。

趁此機會，曾國藩攻破九江，直逼天京門戶安慶！下游，江南、江北大營也步步為營，連續挫敗太平軍。

此時的曾國藩信心滿滿，他認為太平天國已經蹦躂不了幾天了，預計：大約1858年6、7月間就可以攻破天京！

但是...

1860年，攻破江南、江北大營，攻取蘇南。

不僅如此，太平軍大軍迅速西進，把曾老爺子嚇得不清！

牛皮已經吹出去，隨時可能淪為笑話！

此時的曾國藩，面臨著淪為笑柄的危險。

在太平軍攻蘇浙期間，朝廷多次下旨意，要求他解安慶之圍，增援江蘇戰場。

咸豐從苦口婆心地商量，到嚴旨要求，多次要求曾國藩救援江蘇。而且，咸豐還明確地指出：即使攻取安慶，蘇常有失，也得不償失！

曾國藩頂住壓力，丟擲著名的“上游理論”：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方能成功！

不久，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咸豐忙著跑路，沒心思商量了，等到咸豐緩過神來，蘇南已經丟了。

算了，後悔也來不及了，曾國藩，聽你的吧！

曾國藩，扛住了，你就是高屋建瓴，扛不住，你就是書生笑話了！

半年內兩次寫遺書，後悔帶兵

1860年，湘軍開始攻打安慶。曾國荃率軍圍攻安慶，曾國藩親自坐鎮祁門，協調全域性。

1860年11月，太平軍開始第二次西征後，曾國藩迅速陷入到了巨大的危機中。

自十一月來，奇險萬伏，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曾國藩。

李秀成、楊輔清、李世賢，先後三次進逼祁門大營！

在1860年12月，和1861年4月，短短5個月間，曾老爺子兩次陷入絕境中，寫下了遺書！

儘管兩次都死裡逃生，但是，曾國藩很清楚：此時，皖南附近的太平軍接近20萬人！而整個皖南地區，湘軍都只有13000人！

所幸，太平軍協調不一，左宗棠強勢崛起，曾國藩躲過了這些劫難。

但是，曾國藩有理由相信，一旦太平軍統一指揮、協調作戰，他老曾是扛不住的！

在這段時間，曾國藩的信中，說自己是勉強支撐，“只求速死”！

而且，曾國藩此時還不斷告誡子孫：以後不要帶兵，太兇險了！而且：容易成為笑話！

意外！

曾國藩有理由相信太平軍會解決統一指揮的問題。因為，僅僅半年多前，太平軍各部就協同作戰，漂亮地攻破了江南、江北大營。

可是，曾國藩或許也想不到，此時的太平軍，人還是那些人，卻已經各懷心思了。

李秀成在附近晃盪了一下，就急急忙忙地走了，招了一堆兵，收了汪海洋等從石達開那邊回來的部隊，回蘇州去了。

陳玉成，儘管戰功卓著，此時卻與洪仁玕、李世賢等人鬧翻了，不便指揮！

洪仁玕，排程沒人聽，自己督軍，被打了個精光。

就這樣，整個戰役期間，曾經親密合作、統一協調的太平軍各打各的，曾國藩苦苦支撐，還真的撐了過來！

曾國藩攻太平軍，經常處於生死邊緣，分分鐘可能變成笑話。他本人，也曾經多次表達過絕望的心理。可是，他每次勉強支撐，都能熬過來！

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有希望！

與君共勉！

洪秀全是個賊，非是正義之師。只是為了個人享樂的人。也壞了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修煉正法的傳統，亂中華民族的人。曾國藩誰其不過是個平常之輩。招集了些不知民族大道的人，來武裝爭鬥。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正法門修煉都在山裡，哪有爭江山。也就洪秀全招集一幫子，不知啥是民族大道的人，到最後被曾國藩剷除。正法門不會把江山看重，更注重個人的修為。正法，會避開政治。太平天國，打的旗號大，沒有正法，也度不了人。也壞了正法門的修煉。成了中華民族的罪人。秦始皇尋正法，他知道正法是不會參與政治，只修煉個人長生不老，而只會使民族安定，繁衍生息，安居樂業。康熙不也認為民樸易治。

這句話出自《曾國藩家書》，原句為"近日心緒極亂，心血極虧，其慌忙無措之象，有似咸豐八年春在家之時。

而憂灼過之，甚思爾兄弟來此一見，不知爾何日來營省親？仰觀天時，默察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域性不遽決裂，餘能速死，而不為萬世所痛罵，則幸矣。"

這封家書中不僅寫了當時的戰時，還寫了一系列有關為官、為民、做人、做事、家庭、親情等方面的道理，是曾國藩"為人、治國、理政"思想的一個全面總結。

曾國藩在家書中寫了幾件事，1.慈禧垂簾聽政 2.太平天國戰爭 3.曾國藩心生退意

首先京師十月（1861年11月1日），新政大有更張，西太后（慈禧）垂簾聽政，中外悚肅。餘連線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

其次，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為事，可為寒心。唯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由此可見，曾國藩心存愛民之心，不願再帶兵打仗、卻不得不為之。

而家書中有關"太平天國戰爭"的記述如下：

1.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言戰危兵兇，軍事極危

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援，然猶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條生路。初五日進攻，強中、湘前等營在西門挫敗一次。十二日再行進攻，未能誘賊出仗。

是夜二更，賊匪偷營劫村， 強中、湘前等營大潰。……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平樂之敵，鮑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

戰事連日惡風驚浪，偽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晝夜，經沅叔多方堅守，得以保全。偽持王初三四亦至，現在金陵之賊近二十萬。……餘近日憂灼迥異尋常，蓋安危之機關係太大，不僅為一己之身名計也。

這說明，太平天國戰爭初期，湘軍始終處於弱勢地位，太平軍無論在兵力、戰鬥力方面都優於清軍，湘軍多面受敵、形勢不濟，難以抵抗太平軍的偷襲和進攻，軍心受到影響。

2.帶兵打仗並非自身所長

同時曾國藩也說，行軍打仗並非自身所長。兵貴奇而他籌謀佈陣太平；兵貴詐而他出軍太直，豈能辦此滔天之賊？之前屢次出兵均有克捷，其中存在著僥倖成分，而不是出於自身的期望矣。

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建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餘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氈。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

3.最後，曾國藩將戰事的成敗寄託在"聽天由命"上，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併產生罷官的想法。

餘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兇咎,則亦聽之而已。家中興衰，全系乎內政之整散。目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

要知道Sunny生活不是永遠，悲傷抑鬱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調味劑。在日常生活中，悲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讓悲傷永遠圍繞著你。普希金說過“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寂寞，憂鬱的日子很快就要過去”。在悲傷的日子裡，你可以嘗試著做些事來轉移注意力，聽一首節奏輕緩的歌不失為一個好方法。做些你喜歡的事，繪畫看書。如果實在閒得慌，可以走出房門，試試微風拂面的感覺，聽著小鳥枝頭鳴唱，看著嬰孩自由自在的戲耍，不失為解壓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