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莊公是春秋時代的第一位霸主，武功赫赫。

他十七歲即位，統治時間長達四十三年。在前二十二年，弟弟叔段割據一方，鄭國實際上處於分裂狀態，他韜光養晦，隱忍待發，終於一舉平定叔段之亂，開啟鄭國曆史的黃金時代。在他統治的後二十年，橫行中原，遠交近攻，縱橫捭闔，將其軍事才華與政治才華發揮得淋漓盡致，最後逐一擊垮對手，贏得中原大戰的徹底勝利。他還破天荒地與周王室的軍隊展開大戰，令周桓王掛彩，從此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在攘夷戰爭中，全殲來犯的北戎軍隊，又援助齊國擊退戎人進攻，連東方大國齊國都不得不倚借鄭國的軍事力量，足見鄭莊公時代國力之強盛。

春秋初期鄭國的崛起有點令人不可思議。作為一個新興諸侯，鄭國在土地面積與人口上都沒有優勢，四周諸侯國林立，缺乏擴張的基礎。鄭國的輝煌更多得益於鄭莊公本人的非凡才干與堅忍的意志，當這位一代雄主去世後，鄭國的衰落就成了必然。

那麼，為什麼史學家津津樂道於齊桓、晉文的霸業，卻很少說到鄭莊公的霸業呢？

這裡，就要說說齊桓公的霸業是怎麼回事。

如果單純論武功，齊桓公未必比鄭莊公顯赫，但霸業不只是武功。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列舉霸業的四個基本標義，可以參考下：第一，尊王。尊王不僅是要尊重周王室，還要尊重霸主的命令，如同代替周王行使王權，即將霸權等同於王權。第二，攘夷。尊王與攘夷是密不可分的，因為在春秋初期，華夏文明遭到戎狄的嚴重威脅。第三，禁抑篡弒。遇到某國有篡弒，同盟國互不承認，並出兵平亂，另立新君。第四，裁製兼併。同盟國之間互不侵犯，有事端提交盟主公斷。

如果說鄭莊公是舊秩序的破壞者與終結者，那麼齊桓公則是新秩序的開創者，這種新的國際政治秩序，就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意指多次召集諸侯國會議，據史料記載，齊桓公主持召開諸侯會議多達十五次。參與最積極的是宋國，每次都參加了；魯國、鄭國、陳國各參與十次；衛國參加九次；曹國和許國各參加七次。與會諸國主要是黃河下游東部及黃河中游南岸的中原各國。

以第二次葵丘會議為例，這是齊桓公“九合諸侯”中的一次重要會議，與會諸國達成了以下的盟約，共有五款：

其一，“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這一條是用來防止國內動亂的產生，對於公子中不孝的，堅決誅殺，以免日後引發政變，不得隨意更改廢立太子，不得將妾室立為正妻。這個原則是依據春秋初期兄弟間爭奪君位而導致的流血事件過多而制定的。

其二，“尊賢育才，以彰有德。”重視人才，以求華夏族之繁榮穩定。

其三，“敬老慈幼，無忘賓旅。”突出華夏文明的美德，體現了各諸侯國在華夏文明的立場上是一致的，為“攘夷”事業打下共同的文化基礎。

其四，“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士人的官職不搞世襲制，不要兼任幾個差事，錄用士人一定要得當，不得專橫殺戮大夫。這是規定了諸侯國內政的一些原則。

其五，“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這一條是涉及到結盟各國之間的利益。曲防就是在河流上做手腳，比如說位於河流上游的國家將水源截斷。在葵丘會議上，嚴申各國不得擅自截斷水源以涸下游國家。“無遏糴”就是不阻止鄰國來購買糧食，就是要打破貿易壁壘，結盟國之間實現商品交易自由化。各諸侯國內如果有重大的封賞事件，一定要互相轉告，要求政務公開。

諸侯國之間訂立盟約，沒有帶頭大哥主持是不行的，而齊桓公就是帶頭大哥，這是他與鄭莊公的最大不同。當然，齊國霸業的真正靈魂人物，並不是齊桓公，而是管仲。管仲是“尊王攘夷”霸業理論的提出者與實踐者，因為有管仲，齊桓公才得以超越鄭莊公。鄭莊公有霸主之實，卻沒有管仲那樣的政治新思維與思想深度。

開啟春秋諸侯爭霸歷史序幕的並不是日後威名赫赫的齊、晉、楚這些霸主，而是國土並不大、人口並不多的鄭國。鄭國在經歷鄭桓公、鄭武公兩代人的經營後在鄭莊公時代遠交近攻縱橫捭闔——不僅一再打敗周邊的衛、宋、許等國，甚至還曾一箭射中周天子的肩膀，從此開啟了強勢諸侯取代周天子維持華夏秩序的歷史，在對外攘夷方面甚至連日後的霸主齊國也不得不倚重鄭國的力量，甚至試圖與鄭國和親。然而鄭莊公說到底也只是一方區域小霸，並沒能像後來的春秋五霸一樣號令天下，這又是為什麼呢？

不可否認鄭國的地理位置的確是極其不佳的：西有悍秦，北有強晉，難有蠻楚，東有霸齊，十足的四戰之地。長年累月的戰爭令鄭國疲於奔命，很難得到休養生息的時間。不過這也並不是阻止鄭國成就霸業的全部原因所在——楚也是在南蠻部族的包圍中崛起，秦也是在和西戎部落的長期交鋒中興起的，由此可見地理區位並不是決定霸業的唯一原因。不可否認鄭國霸業未成有很大的地理因素，但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原因導致鄭國霸業未成。

鄭國在鄭桓公、鄭武公、鄭莊公三代國君治理下崛起成為春秋初期一方小霸，但卻沒能成為一個號令天下的真正霸主，說到底這是因為鄭國的崛起更多的是依靠三代國君敏銳的政治眼光和權謀詭計，而對涉及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體制則沒過多的創新改革，鄭桓公、鄭武公、鄭莊公是舊時代的佼佼者，但卻無法真正開啟一個新時代。而另一個大國卻抓住歷史的機遇進行了全面的制度創新，這個大國就是齊國。相比鄭國一方小霸的成就，在整個春秋戰國時代齊國都是當之無愧的大國。我們不妨對比一下鄭莊公死後鄭、齊兩國的發展軌跡，或許能從中找到鄭、齊兩國之所以一個成為一方區域小霸而另一個成為號令天下的真正霸主的原因所在：

鄭莊公死後鄭國的沒落和鄭莊公手下一個大臣息息相關——這個人名叫祭足。祭足是一個極其有個性的人物：他曾罵過鄭莊公的母親太后武姜，也曾跑去割了周天子的麥子，也許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去死就沒他不敢幹的事。祭足本來是鄭國邊境一名底層公務員，儘管相比平民百姓好歹算是體制內人物，但按周禮規定的世卿世祿制度：他們家祖祖輩輩都該守著自己位於最底層的官職，絕無晉升的可能。然而春秋時代正是周禮逐漸解體的時代或者用孔子的話說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而圓滑的祭足抓住了時代提供給他的機會從而很快得到領導的賞識。鄭莊公上臺後祭足更是一步登天——直接成為鄭莊公身邊的近臣。鄭莊公需要像祭足這樣在朝中沒任何根基背景的人物，正因為他沒有根基背景就只能緊緊依附於提拔自己的鄭莊公，另一方面祭足要想成功上位就必須扳倒朝中那些瞧不起他的世家貴族子弟，於是他就成為了鄭莊公打擊世家貴族以強化君權的一把利劍。也許是因為以前窮怕了，在獲得權力後祭足更怕失去權力，為鞏固到手的權力幾乎什麼齷蹉的事他都肯做。

鄭莊公死後其子鄭昭公繼位，祭足依舊是朝廷重臣，可他和鄭昭公從一開始就不大合得來。後來祭足在一次出訪宋國歸來之後就在宋國支援下廢黜了鄭昭公並擁立鄭昭公的弟弟做了鄭國新君。關於祭足推翻鄭昭公一事正史上堂而皇之記載著他是被宋國脅迫而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鄭莊公死後祭足實際成為鄭國的頭號權臣，甚至勢力強大到足以廢立國君，而鄭國又明明強於宋國，結果一個強國的實際執政者被一個弱國脅迫是什麼情況？

祭足透過廢立國君成為了鄭國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國君反而成為了他手中的提線木偶，他為進一步爭奪權力和鄭國君主的同族不斷鬥法：祭足以鐵腕手段清除了鄭國內部對他不滿的各路政敵，甚至連自己的女婿也被清除。就這樣祭足從一個邊關小官到朝堂大臣，再到廢立國君的一代權臣，就其個人成就而言的確富有傳奇性。然而對鄭國而言：這就未必是什麼好事了。從祭足個人的人生經歷來看：在人治社會一個人要想發財成名最好的途徑就是做官，做了官之後就要脫掉道德的袈裟，實現所謂“人性解放”——說得再直白一些就是放棄一切底線。當然這樣的行為只適用於不講法律的人治社會——在人治社會里權力和財富可以互換，與此同時權力是不受監督制約的，所以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失去監督制約的權力，僅僅幻想做官之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行足以自我約束是不切實際的——恰恰相反在人治社會中能從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中活下來併成功上位者幾乎沒有誰不是厚黑學的集大成者。

祭足正是一位從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中活下來併成功上位的厚黑學的集大成者，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權力他不惜廢立國君——這麼做他自己的權力是鞏固了；鄭國卻為此付出了政局不穩的代價。事實上權臣弄政、朝廷黨爭幾乎是人治社會無法避免的通病，只有民主才能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律——在一個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的國家像祭足迫切希望上位的人必然是前赴後繼。鄭莊公的霸業就這樣在祭足和政敵的鬥爭中一去不復返了。

本來鄭國就不是很大，只是靠著國君的敏銳眼光抓住機遇才能佔領先機，鄭莊公死後鄭國在祭足同政敵的內耗中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打擊，因為地處中原東南西北皆為強敵，從此鄭國一蹶不振再也沒能恢復鄭莊公時代的輝煌。而與此同時東方的齊國正猶如一輪冉冉升起的朝陽正放射出萬丈光芒。而說起齊國的霸業就不能不提到管仲。長期以來西方人有一種迷之自信，他們自以為是地認為華人只關注朝堂爭鬥而忽略國計民生，這也難怪泱泱大國上下五千年除史記之外翻遍二十四史再沒一本史書系統介紹過經濟文化民風方面的事，看中國的傳統史書都是寫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借用《人民的名義》裡祁同偉的話”老百姓在哪兒呢？我咋沒看見呢？“前段時間劍橋大學還專門寫了一部中國經濟通史，聲稱華人自己沒寫自己的經濟通史所以他們寫了。客觀來說咱們華人的確沒寫出自己的經濟通史，但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我們早在春秋時代就誕生了十八世紀以前全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沒有之一），他的經濟理念即使比之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都並不顯得落伍過時，更難能可貴的是此人並不是一位端坐書齋坐而論道的純粹的經濟學家，而是一名求真務實的實踐者，他親手推動了春秋戰國時代第一位真正的霸主橫空出世，這個人就是管仲。

齊國國君齊桓公第一次接見管仲時請他說出自己的治國理念。管仲胸有成竹地說：“治理國家首先要整飭政治秩序，而整飭政治秩序的根本在於樹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所以治理國家一定不能急於求成，必須用三年的時間來從事教育宣傳新政，用四年的時間來選拔優秀可用的人才，再用五年的時間來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而要樹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根本是在於在順應民心，如果拂逆民心那麼政事就會沒法收拾了。平常百姓不喜歡勞苦，所以要讓他們快樂起來；不喜歡貧賤，所以要使他們富裕起來；不喜歡陷入危惡的境地，所以要使他們有安全感；不喜歡絕子絕孫，所以要讓他們有安家生育的機會。這樣人民自然就會擁護政府了。”齊桓公聽罷說：“先生說得精采，可是怎麼才可以使人民畏懼我呢？”管仲答道：“這不是為人君主所說的話，要人民畏懼並非難事，但是這並不是治理國家的方法，如果人民畏懼主公你而避而遠之，那麼主公的的禍患也就要到了，這種做法並不是長久之計。我做了善事，百姓會稱讚我，我做了錯事，百姓會責怪我，所在百姓的觀察是很細緻的，所以以前歷代明君都敬畏人民。”齊桓公再問：“那麼如何來使政府正常地運轉呢？”管仲答：“關鍵要建立一套完備的法律制度，有了完備的法律制度，國家才會有正常的秩序。法律由君主主持制訂，但是也不能憑一時意氣，任意為之，而要以人性的天則作為制訂法律的標準。如果君主和臣民都可以遵循法律制度，那麼國家就可以大治了。不過依法治國，一定要令行禁止，法重於情，不可因喜惡而枉法，賞與罰都應該依據法律規定，而不可依據個人的喜好。推行法治最難的莫過於無私，而危害法律最厲害的，莫過於心存私心。”齊桓公又問：“那如何使國家富強起來呢？”管仲答：“要重在發展國民經濟，而不單單是增加國家財政，國民經濟發達了，國家財政自然增收。百姓貧困，就會逃離，教育就無法施行，法令就無法推行。而人民貧困的原因，在於生產力不足，或者貴族君主的剋扣，或者是豪強的兼併，或者是民俗上的奢侈的習慣，或者是財貨的外流。因此要獎勵人民的經濟生產，注重商品的流通。國家不要過分的奢侈和揮霍，但是合理的積極的消費對生產也是有刺激作用，可以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要善於利於天下的財貨，積極開展對外貿易，使國家的經濟強大起來。”齊桓公在問：“那又如何來提高國防力量呢？”管仲說：“要實行軍國民主義。可以將國家分為二十一個區域，其中六個區域用來發展工商業，作為工商行政區；十五個區域是培養士兵的地方，作為士級行政區。具體的方法是這樣的：每個士級行政區安置兩千個家庭，每個家庭必須要出一個人來充當戰士，因此每個區域可以有二千名士兵。把這十五個區域劃分為三個軍區，每個軍區就有一萬名士名，這樣全國的常備軍就可以達到三萬人。實際的操作是，五個家庭組成一軌，各出一名士名，總共五人，五人為一伍，為軌長來管理；十軌組成一里，共有五十個家庭，士兵五十名，由里長來管理；四里組成一連，共有二百家庭，士兵二百人，由連長來管理；十連組成一鄉，共有二千個家庭，士兵二千人，軍事編制是一個旅，旅長就由這個鄉的有幹才的人來擔任。五個鄉（士級行政區）有一萬家庭，士兵一萬人，軍事編制是是一個軍，由五個鄉的最高軍政長官擔任統帥。所以全國三萬人的常備軍，共計有三個軍，十五個旅，一百五十個連。為了加強軍隊的戰鬥力，在每年的春、秋季的狩獵時節，要定期進行軍事演習。這樣將軍事上的編制與民政上的編制相統一，使得全國除工商業者之外，每個家庭都是國防的中堅，這就是軍國民主義。”

從管仲和齊桓公這番對話中個人以為我們現代人至少應該得到如下啟示：其一，國家要生存並發展有三樣東西必不可少——錢糧、軍隊和國家誠信，沒有錢糧則無法填飽人民的肚子，國家自然無法生存，沒有軍隊則無法保護人民和人民手中的錢糧，沒有國家誠信就會人心渙散；其二，盲目秀肌肉只會讓人們害怕自己，而不會讓人們發自內心敬重愛戴自己，用鞭子驅趕別人為自己服務，不如讓他們在共同的事業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從而實現合作共贏；其三，人性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從社會治理的角度而言必須依賴法律制度建設來規範人們的行為，而不能寄希望於看不見摸不著的人性自律；其四，單純增加國家財政總量是不可取的，只有藏富於民，讓人民真正富裕起來才是國家長久可持續發展源源不竭的強大動力，因為當國家的強盛建立在人民的富裕基礎上時當每個人為他自己而奮鬥時就是在為國家的強大添磚加瓦；其五，培養國民自強自立自信的尚武精神，寓兵於民，打造一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鐵軍；其六，治國理政不能頭腦發熱心血來潮，無論是加強法制建設或是改善經濟民生、強化國防建設制度創新是關鍵，只有根據時代的發展適時適度適當創新改革體制才不至於被時代淘汰。

管仲對齊國進行了上上下下全方位的創新改革，其具體內容包含但並不侷限於創新國家管理體制、創新官吏選拔機制、創新農業發展機制等等不一而足：

創新國家管理體制，建立”叄其國伍其鄙“的軍政合一制度：在國都城市為使國民安居樂業，將居民按”士、工、商“三類組織起來，建立軌、裡、連、鄉四級行政單位，在廣大農村則設立五級行政單位，增強了政府管控社會進行宏觀調控的行政效率。管仲的國家行政體制改革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把整個國家像軍隊一樣組織起來，像管理軍隊一樣管理老百姓。透過組織人們在農閒時節進行軍事訓練和不斷進行愛國主義宣傳教育，培養國民的尚武精神，透過這種”作內政而寄軍令“的做法建立起軍政合一的制度，打造了一直召之即來來則能戰的鐵軍。

創新官吏選拔機制，建立三選制：在此之前無論是周王室還是各諸侯國選拔官吏幾乎都採用世卿世祿制，就是由貴族世代繼承祖上的官爵，對平民子弟而言是完全沒有任何出人頭地的機會的。為了拓寬選拔賢能的途徑，管仲創立了三選官制度，為出身下層的人才創造參政議政的機會：第一選由各鄉的負責人把本鄉有才德、有武功的人推薦給國家；第二選由國家把各鄉推薦的人選分派到各部門試用；第三選各部門長官將在試用期表現優秀的人才推薦給國君，由國君親自稽核考問，合格者授予官職。此舉打破了官職世襲帶來的暮氣沉沉，大批優秀人才得到提拔和重用，為齊國政治增添了蓬勃的生計活力，同時出身下層的人士也看到了改變自身命運的途徑。

創新農業發展機制，建立相地而衰徵的新賦稅制度：在上期的拙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已提到此事，在此只簡略提一下。管仲主張以農立國並反覆強調”民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為解決田荒問題，充分調動農業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管仲順應時代潮流，抓住關係農業發展的核心問題即土地關係問題進行了重點調整，這種調整大體上類似於中國改革開放中的包產到戶。

創新經濟宏觀管控機制，建立鹽鐵專賣制度：規定鹽、鐵等資源由國家所有，專門設立鹽鐵官負責管理。鹽鐵專賣制度被後世歷代王朝所繼承延續，但與後世某些朝代相比，管仲將經營權下放，開放歸國家所有的鹽池和冶鐵作坊，讓民間自由生產。經營權的下放讓民間經營者有利可圖，自然提高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避免了絕對國有化之下的效率低下和資源浪費問題。與此同時國家壟斷定價權，生產出來的鹽、鐵由政府統購統銷，從中獲取豐厚利潤。除了鹽鐵專賣制度外，管仲還有另一個調控經濟的高招就是開物價調節之先河。為穩定國內物價，管仲建立了國家調控制度：豐年透過國庫收購餘糧；荒年則以正常價格把糧食賣給老百姓，有效避免了物價大起大落帶來的不安定因素。管仲甚至利用國家對經濟的調控作為一種同別國競爭霸權的手段，首開貨幣戰爭的先河，在這一點上他又讓中國遙遙領先於以貨幣戰爭鼻祖自居的西方。

公元前757年，鄭莊公出生；公元前744年，父親鄭武公去世，年幼的鄭莊公繼承了鄭國君位。

鄭莊公繼位後的頭二十二年，比起父親鄭武公時，在江湖上還是低調了不少。這不是鄭莊公不想作為，而是別有它因：一是因為年紀小，不通世事；二卻是因為母親與弟弟一直對國君之位虎視眈眈，讓他不敢輕易離開國都半步。

公元前722年，武姜與姬段準備了多年，終於決心發動政變。而隱忍了二十多年的鄭莊公卻突然搶先發動，偷襲了弟弟姬段的老巢京邑，迫使他南下逃亡到了鄢邑。鄭莊公隨即命令大軍圍攻，結果姬段身受重傷，逃亡到了衛國。

一場內亂，在鄭莊公二十二年的精心設計和防備下，終於有驚無險地平定下來了。

可是，意外卻此時發生：因為姬段一家人的逃脫，讓鄭國這場內亂，演變成了引爆東周江湖一場大混戰的導火索。

因為鄭國內亂，導致了東周江湖上的其它諸侯國紛紛對鄭國進行干涉，從而引發了東周江湖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鄭莊公不但削弱了衛國，更是讓宋國臣服於鄭國腳下，可謂是春風得意。鄭國自東遷以來，還從未與傳統中原大國有過大規模較量。鄭莊公上臺以來，花費十三年時間打敗了兩個重要的大國——衛國與宋國，可謂是鄭國曆史上又一次重大突破！

公元前707年，挾“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之餘威，鄭莊公又在繻葛（即長葛，河南長葛縣）大敗前來討伐的王室聯軍，甚至差點射殺了御駕親征的周桓王！

從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707年，鄭莊公在江湖上縱橫捭闔，東征西伐，取得了弱衛國、服宋國、敗周王的煌煌戰績，似乎距離稱霸江湖的夢想已是近在咫尺。

然而，現實卻非常殘酷。

公元前701年，鄭莊公一去世，鄭國就陷入了不斷的麻煩中：不但內亂不已，周邊諸侯國更是借鄭國內亂之際頻繁欺壓鄭國——不要說稱霸，在如此險惡的江湖上，鄭國能生存下來都是一件大幸事了！

鄭莊公老謀深算，鄭國實力也如此強大，為什麼鄭國卻無法稱霸江湖？反而是逐漸走向了沒落？

歸根結底，鄭國無法稱霸東周的根源就在於鄭莊公。

鄭國東遷的過程，就是鄭武公挾王命以“正”諸侯的過程。因為扶持周平王東遷功勞巨大，鄭國才得以成為王室執政卿。

東遷後的周王室雖然沒落，但是王室執政卿身份給鄭國所帶來的利益，無疑極為巨大。

可以說，鄭莊公縱橫江湖，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借用王室之名。再往前，鄭武公在洛邑周邊開疆拓土雖然是一己之力，但是如果沒有借扶助周平王之名，鄭國絕不可能滅了這麼多諸侯國還能安然無恙。

周王室雖然是個牌坊，但這個牌坊對鄭國卻是不可或缺。

然而，鄭莊公繼位後，卻沒能維持住與周王室這種合作關係。

因為母親與弟弟時時刻刻謀求篡位，鄭莊公自繼位的那刻起就不敢離開鄭國，所以他執政前期二十多年從未去王室朝覲過。王室執政卿二十多年不見人影，為保證國事正常運作，周平王就想再任命一位執政卿。結果，鄭莊公立刻向王室發出了最強烈的反對聲音。懦弱的周平王為平息鄭國之怒，不得不主動提出周鄭交質以換取鄭國信任。

表面上看，鄭國在這場與王室的權力鬥爭中佔盡了上風。可實際上，鄭莊公的強硬已深深傷害了王室的自尊心！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其孫周桓王繼位。早就看不慣鄭莊公霸道作風的周桓王，剛繼位就想分鄭莊公之政，任命西虢公與鄭莊公同為執政卿。鄭莊公得知此事，立刻派軍隊兩次攻入周王畿，以武力來威脅周桓王！迫於鄭國壓力，周桓王收回了成命，但是他對鄭莊公的嫉恨卻再也無法消除了。

此後，鄭國與周王室之間走向了惡性迴圈。

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西虢公為執政卿，位在鄭莊公之下；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解除了鄭莊公的執政卿之位，鄭莊公憤而不去王室朝覲，周桓王順勢聯合蔡國、衛國、陳國一起討伐鄭國，結果大敗……。

王室與鄭國從此徹底決裂，鄭國也就失去了縱橫江湖最強大的政治武器。

從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710年，鄭莊公所專注的最大事務，就是讓衛國和宋國向鄭國低頭。公元前710年，隨著宋殤公被殺和宋莊公被立為國君，鄭莊公生平最引以為傲的事務終於達成預定目標。在服宋國、弱衛國的過程中，鄭莊公充分發揮了個人老謀深算、縱橫捭闔的特長，為後人留下了一段精彩無比的歷史。

然而，精彩過後呢？

公元前701年，鄭莊公剛一去世，他生前長期扶助的宋莊公就主導了鄭國第一次內亂：將祭仲誘捕到宋國，然後強迫他改立鄭厲公為君！自此以後，鄭國就陷入了長達二十二年的內亂之中，宋國、魯國、衛國、齊國紛紛捲入其中，讓鄭國根本無以得到發展壯大的機會。

鄭國內亂之所以讓眾多周邊國家紛紛藉機“打太平拳”，根源就在於鄭莊公。他在位期間，長時間欺壓他國，與衛國、宋國為首的周邊諸侯國結下了不解的仇怨。所以，鄭莊公一死，當年被他欺壓的諸侯國就紛紛反過來欺壓鄭國了。

鄭國失“盟”寡助，又沒了周王室這塊牌坊護體，被他國肆意欺壓時就顯得毫無抵抗之力。以這樣結局來看，鄭莊公生前與衛國、宋國纏鬥多年，就是一個戰略上的致命失誤。

鄭莊公於公元前744年繼位，在公元前701年去世。這一時期，南陽盆地的楚國正全力向漢水之東擴張，卻在三十年間都無法有效突破。南陽盆地及其周邊小國林立，大多還未與東遷後的周王室發生聯絡。早在公元前763年左右，鄭國就滅了胡國，站在了南陽盆地的大門口。如果鄭莊公能果斷放棄與衛國、宋國無謂的面子之爭，轉而將鄭國的發展重心改為南下，以鄭國實力不但能輕鬆將領土擴張到南陽盆地，還能有效阻止楚國日後的野蠻生長。

可惜，鄭莊公在大局觀上的致命缺陷，使得鄭國錯過了發展壯大的絕佳良機。

如果鄭莊公十年前甚至更早地將鄭國發展的重心轉向南陽盆地，楚國還能有發展壯大的機會嗎？

不過，鄭國在戰略上的短板是家族遺傳：鄭國在東遷過程中，大多是以“術”制人，而缺乏了“略”的創新，所以本質上，鄭國也許天生就缺乏了稱霸江湖的命。

鄭莊公有圖霸的雄心，最終卻霸業破滅。下面詳盡解析。

魯隱公五年，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鄭莊公以王師伐宋。之後，莊公數次朝覲周天子。

魯隱公九年，北狄侵鄭，鄭莊公與率公子突、大夫祝聃大敗北狄。

魯隱公十年，鄭伯會齊侯、魯公大敗宋師，取宋郜地、防地。鄭伯將宋二地歸於魯國。不久，宋國會同衛師、蔡師再次反撲，侵入戴地。莊公圍而克之，俘獲三國之師。

次年，鄭伯會齊侯、魯公伐許，入其都，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國讓魯公，隱公辭而不受。便將許國土地贈與鄭國，莊公曰：寡人有弟，而不能和協。焉敢受許。於是使許國大夫居之。

宋公不朝覲周天子。莊公以王命討之。

鄭莊公先將攻佔宋國兩地贈於魯國，然後又辭許地。這體現了其不計眼前蠅頭小利，以提高鄭國在諸侯中的威信和號召力，欲以圖霸天下的雄心。

由於周、鄭的矛盾愈演愈烈。周桓王終於罷黜了鄭莊公周王卿士之職，莊公無法參與周室朝政。鄭伯遷怒於周王，不再朝覲。於是，周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伯御之於長葛，王師大敗，鄭大夫祝聃射中王肩。祝聃欲追擊周王，鄭伯止之，稱諸侯怎敢欺凌天子！

此戰雙方沒有真正的贏家，周桓王顏面盡失暫且不提。鄭國雖然獲勝，但卻是鄭國的轉折點，鄭國原本有希望成為一等強國，但卻因在戰爭中射傷周天子，至使其威信大大降低，鄭國也永遠失去號令諸侯，圖霸天下的能力。

此後的齊桓公、晉文公都吸取了鄭莊公的教訓，每次大捷之後，皆獻俘於周，並朝覲天子。在大會諸侯之時，周王室有時也會派卿士赴會。

可見，鄭莊公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代雄主。但在圖霸之路上，卻是個失敗者。他缺少像管仲一樣知大勢的賢能之臣，故不知“尊王攘夷”之重要。也缺少一位的具有雄辯之才的外交家，以化解與周王室的矛盾，以及協調與諸侯的關係。

鄭是周宣王庶弟桓公的封國。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初封於鄭(陝西華縣)。桓公政績顯著，受到國內民眾的擁護。幽王時，聽周太史伯的勸告，把國內民眾遷往今河南新鄭一帶。驪山之亂，桓公戰死，其子武公在新鄭附近建立了新的鄭國。鄭莊公憑藉其政治地位和優越的地理環境，又執行正確的政策，故在春秋初年首先稱霸，史稱“鄭莊公小霸”。

鄭莊公是鄭國第三代國君，是周平王的卿士，其父武公協助平王東遷有功，鄭莊公因此居功自傲。平王五十一年(前720年) ，平王想把他的權力分給虢公一半，鄭莊公不同意，周鄭“交惡”。“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手於周。”

平王死後，繼位的周桓王想把全都政事委交虢公，鄭莊公於同年四月，派“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這時，已經絲毫不把宗周放在眼裡，鄭周關係更加惡化。

周桓王五年(前715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為右卿士，鄭伯鄭莊公仍“為王左卿士”。至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年)，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親率陳、蔡、衛等諸侯聯軍及王師伐鄭，“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祝聘射王中肩”。周王本想以武力壓服鄭國，恢復周天子的權威，可惜事與願違，周王竟吃了敗仗，威信掃地。周鄭交質、取麥、取禾、奪政、不朝、射王中肩，周王從此一撅不振，失去了天下共主號令諸侯的地位，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返，大國爭霸並始。“周綱之墜，鄭伯罪之首也。”

不過，鄭莊公也不敢把事情做絕了，當桓王軍敗，鄭大夫請乘勝追擊之時，鄭莊公則對眾大夫說：“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抗擊王師，是出於“自救”，只要社稷無損，則滿足了。於是，鄭莊公不僅不去追擊桓王，反而使人連夜“勞王，且問左右”。

鄭莊公除與周王較量外，還伐衛，抗宋、衛、陳聯軍，敗燕，伐宋入其郛，侵陳大獲，以王命伐宋，大敗北戎；合齊、魯伐宋，取宋二邑；取宋、衛、察三師；又入宋；會齊魯滅許；大敗息師；大敗宋師；救齊再敗北戎，合齊、衛伐魯，戰於郎，最後，齊、衛、鄭、宋盟於惡曹, 形成中原地區“鄭莊公小霸”的局面。

鄭國之所以能達到“小霸”的局面，其國力較為強盛是一方面。鄭國地處濟、洛、河、潁之間，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交通方便，為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鄭國統治者與商人盟誓：“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因而商業發達，稅收良多，國力日盛。但是國力並沒有強大到足以稱霸，因為鄭國其實質依舊是一個小國。而且鄭國到鄭莊公才經歷了三代國君，實力的積累也沒有達到稱霸的層次。更何況其間還經歷了共叔段之亂。

鄭莊公二十二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而鄭國為此拉上了王師和虢師才敢反攻衛國，而且還向邾國請師，甚至還拉上了魯公子豫，“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遂往。”衛國能夠單獨攻鄭，且取得一城，可見鄭國的軍力實在算不上強。

另一方面，鄭莊公能夠小霸，是其周王卿士的地位，他在討伐他國時經常借周王名義，號召諸侯一起發兵。討伐宋國罪名就正是“宋公不王”。這個大旗一舉，諸侯們也是紛紛響應。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之間力量相差不大，相互之間並沒有壓倒性優勢。《周禮》規定：“王六軍， 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各諸侯國軍隊數量也都有限。雖然平王東遷之後，制度遭到破壞，但是在東周初年，這一制度的變遷還未達到質變的程度。而且春秋時期的霸主，都是經過了一番內政、軍政的改革，國力大盛，才成就了自身的霸業。

鄭莊公死後，三子爭奪王位，相互殺戮，國內大亂，國勢日衰，使鄭國從小霸的地位上跌落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