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遺民對八股文的批判潮流中，王夫之是一員主將，在反思中他極為認真地分析研究了八股文的特質、功用與寫作手法，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八股文觀，其獨到之見在八股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又號夕堂，或曰一瓢道人、雙髻外史。晚居衡陽石船山觀生居，自署船山病叟，學者稱船山先生。湖廣衡陽（今湖南衡陽）人。

王夫之出生於中小地主之家，自小即攻讀經史，且熱衷於科舉功名。據他自述，“身本經生，十歲授之父。弱冠，有司錄以呈之君”（王夫之《王薑齋四書文自序》，清光緒刻本。），可知他二十歲時考中了秀才。崇禎十五年，二十四歲的他在武漢考中湖廣壬午（1642）科舉人。次年，欲入京會試，恰逢李自成爭奪河南，中途遙阻，未能成行。一生心願被毀，又吃過張獻忠部擄掠之害，故終生痛恨李自成、張獻忠之流。

清兵入關佔據北京，又大舉南下。順治五年（1648），讀聖賢書，牢固樹立了夷夏之防理念的他在家鄉招募義兵，奮起抗清。兵敗退至廣東肇慶，投桂王，受瞿式耜的推薦，任南明永曆政府行人司行人。因反對內訌，曾三次上疏，揭露大學士王化澄等“誤國”，並警告永曆帝不要“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王化澄恨之入骨，幾次陷害，陰謀殺害他。他被迫辭官。桂林陷落，瞿式耜殉難，他返回湖南。

為避難，他遁跡民間，往返於永州浯溪、郴州、耒陽、晉寧、漣邵一帶，目睹了晚明因腐敗所造成的各種尖銳社會矛盾，決心探尋明朝迅速敗亡的原因，總結其經驗教訓，便隱居衡陽石船山麓四十八年。在窮困乏食之下，以“六經責我開生面”自詡，耐著飢寒疾病，鍥而不捨地埋頭著述，不聞外事。據他兒子王敔《大行府君行述》中所記：他“啟翁牖，秉孤燈，讀《十三經》《二十一史》，及張、朱《遺書》，玩索研究，雖飢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於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於臥榻之旁，力疾而纂注。顏於堂曰：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傳記之部》，嶽麓書社，1996年，第73頁。）以這樣艱苦卓絕之精神，終於寫下一百多種、四百多捲髮前人之未曾發，創見疊出的著作。在湘賢鄧湘皋、歐陽兆熊的鼓吹努力下，終於編成《船山全書》三百二十四卷，於晚清時刊刻出版。

王夫之講求氣節，“素惡東林、復社馳騖聲氣標榜之習，與中原人士、江介遺老，不相往來。”（歐陽兆熊《水窗春囈·王船山先生軼事》，中華書局，1984年，第7至8頁。）清朝建立後，剃髮之令極嚴，有“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之說。但他至死未曾剃髮毀服。剃髮令初下時，他正在樓上著書，“檄至，府縣會營將草堂圍定，郡守朱某先登樓，見先生出座拱立，不自覺其五體之投地也。亦可想見盛德之容令人欽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其學識、精神和人格折服了許多代人，陶澍為其撰聯雲：“天下士非一鄉之士；人倫師亦百世之師。”推崇備至，但非過諛。湖湘學人志士，都奉其為精神導師，曾國藩、左宗棠、譚嗣同、黃興，無不如此。

王夫之自小聰明，多聞博學，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學者。博通群籍，無所不學，於經史百家研究皆有心得，精於哲理，長於思辨。論學以漢儒為門戶。死前，他自己題《碑銘》說：

“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銜恤以永世。”（潘宗洛《船山先生傳》，載《衡陽縣誌》，清嘉慶刻本。）

這裡所披露的心跡是：自己抱有與東晉劉琨一樣的愛國忠忱與義憤，可惜不能戰死以報國；有志繼承張載的正學，自愧能力達不到。寥寥數語，傾吐出他有劉琨式的愛國之心，又奉張載為正學，希圖承繼張載之學的心聲，也勾勒出他一生的追求軌跡。

王夫之強調學問要經世致用，要格物致知，批判晚明的空談誤國，強調實學。他兒子說他“自少喜從人問四方事，至於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極意研究”（王敔《薑齋公行述》，《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84頁。），文章乃其餘事。然而，他並不排斥文學。他工詩善文。論文反對明代的因襲模擬之風。論詩特別重視其抒情性。無論詩文，都重內容，重對現實的反映，主張以言情為主，但又反對情奪其性。即便對於當時許多人加以痛斥的八股文，他也因它是用以選拔人才的工具，有其實用性，非但不加鄙薄，還對其傳輸孔孟之道的功能大加肯定，並欲糾其弊、揚其正，使其成為闡發理學的利器。

他十歲受經於父，曾致力於八股文的揣摩與寫作。憑藉一手出色的八股文二十歲時取得了生員名頭，二十四歲以第五名考中舉人。本想一鼓作氣奪得進士功名，理想卻被李自成打碎，成了一個遙遠的夢。但對八股文仍一往情深。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已入老年，在總結了明代八股文的得失之後，也對自己的少作做出反省，說“弱冠，有司錄以呈之君，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時，壯夫不為。嘗於九經有所撰述，而此藝缺然，亦緣早歲雕蟲之陋，深自慚忸”（王夫之《王薑齋四書文自序》，清光緒刻本。）。然而對八股文實難以忘懷，便“略作數十首以補早年雕蟲之悔，稍有發明及勸戒，不必聖賢之言如此，期不叛而已”。這便王夫之現存的八股文。

湘西草堂刻本《夕堂永日緒論》後之曾載陽、曾載述二人所作《附識》則將王夫之老來所作八股文的原因及其價值揭示得更為明白：

年六十一，各書著述將竣，於觀生居授《四書講義》，時灑筆作經書文，隨手而就，亦隨授所問者，而稿本不存。年七十時，自定四十篇，今存三十八篇，皆發《五經》奧蘊，當與《思問錄內外篇》並傳。今刊刻與《緒論》相比次，以《緒論》下卷僅詳論制義之法，而《經文》一編，則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三冊《夕堂永日緒論附識》，嶽麓書社，1996年，第698頁。）

這篇《附識》指出現存王夫之的八股文是他六十一歲在將寫完各種著作，給門徒講授《四書》時寫就的範文，“亦隨授所問者”。七十歲時，他從中選定四十篇留存。它們“皆發《五經》之奧蘊”，當與《思問錄內外篇》這種精深簡明的著作並傳，是“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即深刻闡揚了孔孟之道之作。評價可謂高矣。

從《王薑齋四書文自序》及《夕堂永日緒論附識》及王夫之老來所作，精心挑選而留傳至今的八股文來看，王夫之將其少時所作，即為求科舉功名而作的八股文視為“雕蟲之陋，深自慚忸”，只有在其晚年，在精研了儒家經典，能“發《五經》奧蘊”即深刻闡發了《四書》《五經》內在精義，能指導人們踐行而作的八股文才是真正的八股文。分析王夫之現存的三十八篇八股文，可以看出它們有幾個特點：

一是對題旨把握精確，這與他的經學功底精湛有關。他的經說考核精詳，又實事求是，這種精深功力施之於同為說經的八股文，就顯出高於一般學者的水準。

其二是說理透闢，時有創新，即他自己說的“稍有發明及勸戒”。這與他在哲學與史學方面的造詣有關。作為明清之際的大哲學家與史學家，自然會運用哲學的思想方法和史識去解經說經，其結果當然會有所發現有所發明，卻又不違背孔孟的大旨。

其三，他的八股文皆平實自然，層層闡述，不刻意講求技巧，而文皆清通可讀。

古代八股文試卷

上述特點，只要分析一篇題目出自《論語·為政》之文即可說明。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一章

聖人之所答為政之請，繹《書》而遇之也。（破題）

蓋孝友者聖人之天，故曰是亦為政也。《君陳》之篇能及此乎？而理則在是矣。（承題）

且聖人之大行也，德盛化神，覃及於天下，其大用昭垂而其藏固未易測也。非有不可測之藏也，天理之流行無土不安，而性之不容己者肫然獨至。蓋亦昭然於日用之間，而由之者不知耳。（起講）

或以為政勉夫子，於夫子亡當也，而有觸於夫子之心，乃求所以形似其行藏合一之理，示天下以無隱。爰取《書》而詠歎之曰：《書》雲孝乎？《書》其有以體孝之誠乎？《書》其有以極孝之量乎？《書》其達孝於政而推行之乎？《書》其該政於孝而包舉之乎？今取而繹之，又從而涵泳之，惟孝友于兄弟，人無不可盡而何弗盡也。以是而施於有政，無待於施而無不施也。由此思之，吾將有以自信矣。（入題）

循《書》之言而苟為之矣，無有不順也。晨而定，昏而省，恂恂而率子弟之恆乎！無形無聲而樂遇其天，以翕以和而因於其性，蓋將終日於斯而無有斁也，行焉而無所阻也。（前比之出股）

奉《書》之言而固為之邪？無容不慎也。不苟訾，不苟笑，夔夔而無一念之違乎！我日斯邁而喜與懼並，我月斯徵而心與力詘，蓋亦企及於此而有不遑也，勉焉而固無餘也。（前比之對股）

誠如是邪，以為政焉可耳。世將授我以為，勿容謝焉。天下之親親長長與我均焉，而只以無慚於孺慕。言有政也，斯有施也，推而準之，無所於增，奚為其汲汲哉？（後比之出股）

惟如是也，不為焉抑可矣。我既有所以為，胡他求焉！吾心之不怨不尤有其樂焉，而無可以易吾至性。業有為也，何非政也，近而取之，無有不足，抑可以逌然矣。（後比之對股）

夫安得謂我曰：自奚不為政乎？嗚呼！聖人之安，聖人之誠也，漆雕開有其志，而量未充；曾皙有其量，而誠未致。善學夫子者，其顏閔乎！不改之樂，行藏之與孝哉之稱，汶上之辭，所謂殆庶者也。（大結）

該文題目全文為：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按照程朱傳注，這一章書應作這樣的理解：

魯定公時季氏擅權，陽虎作亂，孔子不肯出仕理國政。有人就問孔子：“夫子有這等抱負，正當乘時有為，為何不肯出仕呢？”孔子不肯正面回答，就借《周書》上的話說：“你不知《書》所言之孝嗎？《書》言《君陳》能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為一家之政，使長幼尊卑都歡然和睦，肅然整齊，沒有不歸於正的。《書》之所言如此。這樣看來，人處家庭之間，能帥人以正，就是為政了。為何一定要去當官任職，才叫為政呢？”

這個題目的要旨在於要闡發孔子難以明言的不仕之意，只能以《周書·君陳》篇中的話做託詞來回答別人的問答。因為他是魯定公時的臣民，按禮法他不能直接批判魯定公初年時的亂政。所以對《周書》中為孝即為政的奧蘊一定要揭示明白，因按理學的說法，所謂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於國，使一國的人服從教化，固然是為政，修之於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禮法，也是為政。把為孝即為政的道理揭示出來，就是完整、準確地將題旨複製出來了。

王夫之在這篇八股文中的破題與承題就直接將為政與孝友相連結，指出做到《書》中的孝友即是為政，因為“孝友者聖人之天”，孔子最重視也能最好地踐行孝友之道，而理由就在《君陳》之中。

起講分兩層，第一層指出孔子是以德行來澤及天下，但其行藏之機“未易測也”。第二層指出行藏即出仕與否也並非不可測，因“性之不容己者肫然獨至”，“昭然於日用之間”，只是一般人不知而已。

入題的第一層實際上就是原題，即點明孔子為何要在別人問他怎麼不出仕時要以《君陳》之篇的言論來作答的道理，一連用了五個疑問句，一層層深入地將《書》中關於孝及孝與政的關係闡發出來。第二層點明孔子取《君陳》篇關於孝的言論而解釋為何不出仕並“涵泳之”的原因，即“惟孝友于兄弟，人無不可盡而何弗盡也。以是而施於有政，無待於施而無不施也。由此思之，吾將有以自信矣”。

正文分四股。前比兩股具體闡發只要按《書》中的教言去踐行孝道即可使全家遵行禮法，也就是使一家人“正”了。後比兩股分用“誠如是邪”、“惟如是也”的口氣肯定踐行孝友之道即是在“為政”，且是“近而取之，無有不足”，暗示在季氏擅權、陽虎作亂、不能尊信孔子的情況下，使一家遵行禮法比出仕是更好的為政。

在充分闡發了行孝即為政的道理之後，作者在大結開頭以孔子的口吻來反問提問者作答：“夫安得謂我曰：自奚不為政乎？”真正是理足氣雄。並在大結中，作者以孔子之弟子來襯托孔子，高度點讚了孔夫子在天下無道即藏、有道即行所表現出的誠之德意來收結全文。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夫之對《四書》《五經》研究之精深，對每一句話中的微言大義都能確切領悟，故能以代言的方式將題目的奧旨意蘊一絲不差地複製出來，且處處以經典為本來體察聖賢立言之真心，故能將孔子的心意生動準確地再現出來，又從人性的角度加以引申從而有了新意，即他自己所說的“稍有發明及勸戒”，其中的艱難之處和良苦用心，從王夫之對此文的《自評》中即可看出：

竊意夫子之言甚大甚至，兢兢一字不敢妄設，猶恐毫釐千里。舊說為定公戊辰之故而云，恐不相當。且夫子之仕，固定公季斯也。（王夫之《王薑齋四書文》該文《自評》，清光緒刻本。）

既要將孔子“甚大甚至”之言的奧旨大義闡發出來，又“兢兢一字不敢妄設，猶恐毫釐千里”，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而王夫之認為過去認定孔子不仕是因魯定公時之無道，這種說法“恐不相當”，因“夫子之仕，固定公季斯也”，且他認為“作經義者，非取魯、衛、齊、梁之君臣痛罵以洩其忿，則悲歌流涕若無以自容，其醜甚矣”，（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55頁。）所以在文中迴避前人傳注之解，全力去闡發《君陳》中行孝道即為政的道理，而只將魯定公時的無道加以暗示，不加直接論述，故與前人所作同題文相比顯得立意高遠，更符合孔子原意。這就是王夫之晚年八股文的獨到之處，也體現出其經學水平之高。難怪曾載陽、曾載述要稱這些八股文為“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

王夫之在八股文史上的貢獻，更多的體現在他對明代八股文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探討上。抗清五年，流亡三年，刀兵血火，艱苦備嚐，九死一生。從生不如死的親身經歷中，他痛感要對明亡的慘痛教訓進行總結。他選擇了八股文這個明朝用以選士的工具進行了研究，看它對明代人才培養選拔到底產生過什麼影響，其利弊何在。於是，他大量閱讀評點八股文。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閱古今人所作詩不下萬首，經義亦數萬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點定”（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三冊《夕堂永日緒論自序》，嶽麓書社，1995年，第694頁。），並寫下了五十四條札記，即《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全面闡述了他對明代八股文的研究心得，對八股文的本質、功能與價值作出全盤肯定，對那種為圖功名而偏離甚至破壞八股文字質與功能的種種做法進行無情的批判，從而在八股文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八股文觀，在八股文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首先，王夫之正確地揭示了八股文為說經文體，即闡發、複製《四書》《五經》中的微言大義這一本質特徵，並反覆強調“經義之設，本以揚榷大義，剔發微言”“經義體聖賢之言而繹之”“經義以引申聖賢意立言”（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以此為基礎，用簡練的語言闡明自己對八股文的本體、功用、價值、作法、發展變化等一系列觀點。

作為一個對儒家正統思想的推崇者，憑藉對八股文是闡發、複製《四書》《五經》這一本質特徵的認識，王夫之對八股文的功用作了肯定：“先儒言科舉業非不可學，況經義本以引申聖言，非詩賦比者”（《王薑齋四書文自序》，清光緒刻本。）。然而，他又強調，僅為科舉功名而寫作的八股文是低劣的，這是他憑自己的親身體驗和閱評了幾萬篇八股文後得出的結論。他說，對自己考科舉取錄之文，“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時，壯夫不為。嘗於九經有所撰述，而此藝缺然，亦緣早歲雕蟲之陋，深自慚忸”（《王薑齋四書文自序》，清光緒刻本。）；“科場文字之蹇劣，無足深責者。名利熱中，神不清、氣不昌，莫能引心氣以入理而快出之，固也。況法制嚴酷，幾如罪人之待鞠乎？漢、晉以上，惟不以文字為仕進之羔雉，故各隨所至，而卓然為一家言”（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69頁。）。相反，在落榜者的八股文中多佳作：“為一代文人而不遇者多矣，則膠庠之下，自應有偉人傑作，睥睨今古”（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70頁。）。他們與自己晚年所作的四十篇八股文一樣，非為功利而作，超越了功名之心，“皆發《五經》奧蘊”，是“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三冊《夕堂永日緒論自序附識》，嶽麓書社，1995年，第698頁。）

王夫之從八股文說經的本質出發，提出了八股文寫作是進行文化複製的觀點，他認為，“程子與學者說《詩經》，止添數字，就本文吟詠再三，而精義自現。作經義者能爾，洵為最上一乘文字”（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43頁。）。故他認為，只有三類以文化複製的方法寫出的八股文才是真八股文：

“鉤略點綴以達微言，上也。其次則疏通條達，使立言之旨曉然易見，俾學者有所從入。又其次則搜尋幽隱，啟人思致，或旁輯古今，用徵定理。三者之外，無經義矣。”（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45—846頁。）

從這一觀念出發，他提出要寫好八股文，讓其“精義自見”，就要“與聖經賢傳融液吻合，如自胸中流出”方可。他強調八股文先要博覽，“不博極古今四部書，則雖有思致，為俗軟活套所淹殺，止可求售於俗吏，而牽帶泥水，不堪挹取”（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58頁。）。他強調作八股文必須遵經守注，但也要有所發明，“經義固必以《章句》《集註》為備，但不可背戾以浸淫於異端。若注所未備，補為發明，正先儒所樂得者”（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54頁。）。他反對“以酸寒囂竟之心說孔孟行藏”，認為“言之無怍，且矜快筆，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從這些認識出發，他反對王陽明的“良知說”，斥責“李贄以佞舌惑天下”（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59頁。），認為他們的學說一侵入八股文，便偏離了八股文載道之旨，使得內容變味，世教陵夷。他也反對割裂經文出那些截搭題，這是使人“侮聖言而莫敢違之，經義之不足傳，非此等使然與”（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68頁。）？

由八股文說經的本質特徵出發，王夫之堅持八股文只能進行文化複製，反對由王鏊開創的所謂“成弘法脈”和鉤鎖呼應、代字、填砌濃詞虛字、反起正倒、模仿唐宋八大家之種種文章作法。他認為八股文“自王介甫至天順以前皆自以意傳聖賢之意，錢鶴灘、王守溪者起，始為開合起結排比之桎梏。嘉靖中葉周萊峰、王荊石以來，又剿襲古人文字，其變不一，乃不知人間何用此物”（王夫之《王薑齋四書文自序》，清光緒刻本。）。他認為，八股文寫作只有“鉤略點綴以達微言”，“疏通條達，使立言之旨曉然易見，俾學者有所從入”，才能原汁原味地複製出經旨和傳注的奧旨微言，方是正道。“經義豎兩義以引申經文，發其立言之旨，豈容以史與序記法攙入”（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48頁。）。因大講作法，使得成化、弘治以後的八股文“一變而愈之於弱靡”。他特別反對明代王鏊、錢福、唐順之、瞿景淳“四大家”“各有蹊徑，強經文以就己規格”（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43頁。）的做法，因為這就有曲解聖賢旨意的可能。從八股文的本質出發，他認為“經義固受法於題，故必以法從題，不可以題從法。以法從題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允。以題從法者，預擬一法，截割題理而入其中，如舞文之吏，俾民手足無措”（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45頁。），這是應批判的，因它違背了八股文是解說經文即題目這一本質特性，會導引八股文走上以法“害道”之邪路。

在批判明代八股文的種種錯誤理念與做法時，王夫之指出了它們產生的時間及其代表人物，從而勾勒出了明代八股文發展變化的軌跡。

如他指出

八股文“自王介甫至天順以前皆自以意傳聖賢之意，錢鶴灘（福）、王守溪（鏊）者起，始為開合起結排比之桎梏。嘉靖中葉周萊峰、王荊石（錫爵）以來，又剿襲古人文字，其變不一，乃不知人間何用此物，法雖屢變，要皆皎然《詩式》之類耳。”（王夫之《王薑齋四書文自序》，清光緒刻本。）

這段話及“國初人文字止用平淡點綴”（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44頁。）一句，就以簡潔的語言，把八股文自宋代王安石起，至明代天順以前的作法，及成化、弘治至嘉靖中葉時的變化情況勾勒出來。

又如，他指出：

“四大家未立門庭以前，作者不無滯拙，而詞旨溫厚，不徇詞以失意。守溪起，既標格局，抑專以遒勁為雄，怒張之氣，由此而濫觴矣。及《文鈔》盛行，周萊峰，王荊石始一以蘇、曾為衣被，成片抄襲，有文字無意義，至陳（棟）傅（夏器）而極矣。隆、萬之際，一變而愈之於弱靡，以語錄代古文、以填詞為實講，以杜撰為清新，以俚語為排程，以挑撮為工巧。”（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49頁。）

這段話就將“以古文為時文”的發展變化過程勾勒出來，並指出了“以古文為時文”運動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

對於割裂經文所出之小題，特別是所謂的截搭題中之“巧搭”題，王夫之是深惡痛絕的，他指出：

“經義之設，本以揚搉大義，剔發微言；或且推廣事理，以宣昭實用。小題無當於此數者，斯不足以傳世。其有截頭縮腳，以善巧脫卸吸引為工，要亦就文句上求語氣，於理固無多也。守溪作此，以剪裁尺幅為式，義味亦復索然，特不似後人作諢語耳。若荊川（唐順之）則已開諢語一路。”（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67頁。）

“橫截數語乃至數十語，不顧問答條理，甚則割裂上章，連下章極不相蒙之文，但取字跡相似者以命題，謂之‘巧搭’，萬曆以前無此文字。自新學橫行，以挑剔字影、弄機鋒、下轉語為妙悟，以破句斷章，隨拈即是為宗風，於科場命題亦不成章句……以功令束人，使相效以趨於卑陋，侮聖言而莫敢違之，經義之不足傳，非此等使然與？”（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68頁。）

這兩段話，將小題、巧搭題之產生時間、原因及發展過程都指了出來，並對其負面作用給予了嚴厲的指斥。這樣的言論還有不少。凡此種種，將其連綴，便形成了明代八股文的發展變化略圖。

為說好經，王夫之既反對離開題目大講作法，也反對用華詞麗藻來作文，主張八股文用詞要簡潔，以準確為上。他認為那些“憂憤填胸，一寓之經義，抒其忠悃”（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50頁。），如黃淳耀真情畢露的文章，是能“傳之異代，論世者必不能廢”的好文章。而湯顯祖、趙南星、王思任、劉侗的小題文，“以靈雋之思致，寫令生活”，“潔淨中含靜光遠致，聊擬其筆意以駘宕心靈”（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五冊《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嶽麓書社，1995年，第867頁。），也是值得稱道的。可見王夫之主張在八股文保持其經學性的同時，並不反對八股文寫真性情，不反對八股文的文學化傾向，其標準是要寫得好，在大的框架上不違背孔孟之道。

王夫之是第一個對明代八股文作出系統審視及評判的人。他的這些見解，代表了當時一批人的心聲，是值得重視的八股文理論。但王夫之站在衛道士的立場，又為明朝滅亡而痛心疾首，故在總結明代八股文的利弊得失時有不少偏激之論，如對“以時文為古文”，對隆慶、萬曆時八股文的變化情況都痛加鞭撻便有失公正，但從大處看，他的八股文觀還是有其獨到之處，不少話是一語中的，給後人以很大啟迪，這就充分顯示出這些論述的價值。

你好，針對您的問題，我認為是這樣的：

八股文又叫制藝、制義、時藝、時文 (相對於古文而言）、八比文等，是明清科 舉考試所採用的一種專門文體。它要求文 章必須有四段對偶排比的文字，共有八 股，所以稱為八股文。“股”是對偶的 意思。

它的特點主要有：1.題目必須用 “五經”、“四書”中的原文。2.內容必須 以程朱學派的註釋為準。3.體裁結構有 固定的格式，全文分為破題、承題、起 講、人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和大 結八部分。另外，八股文的字數也有規 定。明初制度：鄉試、會試，要求用“五 經”義一道，字數500; “四書”義一道， 字數300。清朝康熙時要求550字，乾隆 要求700字。八股文通常禁用詩賦中誇張 華麗的詞語，不許引證古史，不許比喻。

八股文的產生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歷代學者多數認為，它濫觴於北宋的經義。經義是宋代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以經書中的文句命題，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宋代的經義雖無固定的格式，但在代聖人立言這點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雛形。經義後來吸收了南宋以後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確定為一種獨立的八股文體，成化以後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遂演變成為一種僵死的官僚式文體。

由此，可看出八股文的難度是極大的。痛苦的不僅是考生，還有出題的老師。

朱熹曾經給四書寫過注，也就是標註他自己的理解，然而這些理解被統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學子，必須按照朱聖人，當年的思維來答題。聖人是什麼意思，“你的答案就應該是什麼意思，絕對不能有，自己的意思，有了自己的意思，那你就沒意思了，徹底涼涼”。

在明清兩代，八股文成為所有官私學校的 必修課。不會寫八股文，就無法透過科舉考試，也就無法做官。明清時期許多有識 之士對八股文深惡痛絕，所以八股文最終被廢棄，也是歷史的必然。

寫文章本來是為了表達某個意思，但是八股文可不是為了表達。一篇八股文的好壞，根本不看你到底寫了什麼意思，因為所有的意思都不能超過古人聖賢已經說過的範圍。重要的是形式，也就是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這八個部分，所以叫八股文。

還有，每個部分要講究對仗，講究音韻，甚至字數都規定好了。

蔡元培曾說過八股文的訓練程式：“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題，共兩句，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破題作得及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承題作得合格，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起講作得合格，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作領題，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兩股都是相對的。最後作一結論。由簡而繁和，乃是一種學文的方法。”這是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總結的。

八股文是明清時代科舉考試的文章結構，之所以有八股是整個文章都要清楚劃分成八個段落：

1.破題：就是首先要將題目的字面義思破解

2.承題：一定要將破題之後的意義道出，再轉入議論

3.起講：開始議論的題目

4.起股：開始議論

5.中股：要展開正反論點，是整篇文章的重點，就是應對題目給出正反論點及觀點

6.後股：要把題目中未論及的地方做一些後補

7.束股：總結整篇論文的論點

8.大結：全文結束語，唯一不用聖賢語的地方

其實八股文只是一種文體，跟我們現在的論文要起承轉合差不多，但明清科舉制度最大的文題是八股文只可引用四書五經，而且所有論點都要仿聖賢之言，不可有自己意見， 所以對思想有很大的限制，才會受到批評，做為一種論文體，八股文嚴謹，算是一種成熟的論文文體。

能講清講透明清八股文這一文體體例的，依我看非劉禺生所作的《世載堂雜憶》一書莫屬。

八股應指文體體例的形式，它們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組成。

《世載堂雜憶》雲：八股舉業，先習破題兩句，次作承題、起講，次加作頷下兩股，亦曰兩比，加習四股，再加作兩股，合為六股，於是合破、承、起講六比文，是為舉業完篇。時文原用八股，後多減用六股，皆合考試程式。

詩習試貼，先習一韻，加至六韻，即為合格。因童生及秀才科，歲考皆用六韻，科場則用八韻。學生完篇，其父母延宴先生，送禮敬，曰完篇酒，謂從此我家子弟可出考矣。

通例，凡應考者皆稱童生，入學則稱秀才。秀才科、歲試及其他考試，皆出大題。大題者，於四書文中，兩章三章，或一節一句為題目，不得割裂。應童生府、縣、院或其他考試，則用小題。小題者，於四書文中，任擇一句為題。鹹同以來，小題以路德之小題正鵠為正宗，凡小題之格式皆備。其中有所謂截搭題者，就原文上句與下句，各擷取數字，幾於不成文，至為可哂，當時卻習為風尚。

最為搞笑的是，在同治年間，河南有個學政叫俞樾，當年在他手裡出過這麼一題讓童生們晉考秀才，其題如：王速出令反（此題擷取《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上下兩句），君夫人陽貨欲（此題截搭《論語》季氏章未句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緊接下章首句陽貨欲見孔子）。

殺人吶，有這麼出題的？人家莘莘學子，青燈熬夜，苦學八股，欲考功名？被你這殺千刀的題一出，讓人家怎麼活，於是學子們投訴，吶喊，終於驚動了御史，御史參奏，開什麼玩笑，你把國家考試當兒戲了！擬加重處罪。後經其恩師曾國藩幫助，說這人有心臟毛病，宜革職回原籍，永不敘用，乃得免於嚴譴。不過這個俞樾在考題上亂來，但他的書法成就甚高，當今在蘇州寒山寺有他書寫的楓橋夜泊。他還有個曾孫子，也是個教授級人物，叫俞平伯（照片為左為俞樾與右為俞平伯），也是在1954年被山東大學的兩個學生搞得七葷八素，原因是兩個小人物用階級觀批判了他的《紅樓夢研究》和《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這兩本書，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因而其曾孫日子也不好過，不過當時並沒影響他的生活待遇，教授照當，工資照拿，一點都不影響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