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五言詩發展的全盛時期,而且開始形成不同時期和不同風格的詩體,主要有建安體、正始體、永嘉體、陶體、謝體、永明體等。

南北朝的詩歌形式,上承漢魏,下開唐宋,在民間歌辭的基礎上,經過許多詩人的努力,逐步形成各種詩體,成為一個重要的詩體過渡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日益擺脫經學的影響,而獲得獨立的發展,開始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詩歌、散文、辭賦、駢文、小說等文學樣式,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漢末建安時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為核心、加上“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籍、應暘、劉楨)組成的鄴下文人集團,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並普遍採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創造了“建安文學”的輝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大多反映時代動亂和人民疾苦,抒寫個人理想抱負,具有“慷慨以任氣”、“志深而筆長”的風格,他們的詩作表現了時代精神,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氣派,形成為後世稱作“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建安詩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為傑出

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風雲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最高,人稱“建安之傑”。曹植(192-232)的詩歌內容富於氣勢和力量,描寫細緻、詞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白馬篇》、《贈白馬王彪》分別是他前期和後期詩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辭賦也表現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著名的(洛神賦〉美不勝收。建安時代的詩,是從漢樂府發展到五言詩的轉變關鍵,曹植是當時的代表詩人。他的詩受漢樂府的影響,但卻比漢樂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兩晉時期的詩歌創作逐漸走上形式主義道路,詩歌內容空泛。

西晉太康時期詩歌繁榮,詩人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之稱,陸機、張協、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麗辭縟採,開中國詩歌雕琢堆砌的流風:繼承和發揚“建安風骨”傳統,作品內容充實的詩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詠史詩》八首,借古事諷喻時事,思想性很強,情調高亢,筆力矯健,有“左思風力”之稱。但這類詩作畢竟不是主流,而且越來越少,直到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才給詩壇帶來接近現實的作品

東晉在玄學的彯響下,“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氾濫一時。直到東晉末年陶淵明的出現,才使詩壇驟添異彩。代表作《歸園田居》《飲酒》《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隱居不仕的陶淵明把田園生活作為重要的創作題材,風格自然沖淡,“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團蘇過語),對唐代山水田園詩派有直接影響。因此歷來人們將他稱作“田園詩人”。在當時崇尚駢驪、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時代氣氛中,陶淵明繼承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形成了他單純自然的田園一體,為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而目五言詩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發展。

南北朝時期,許多文人專力於文學創作,而主要運用的文學樣式是詩歌和駢文。南方的代表詩人有謝靈運、謝眺、鮑照等。北方最有成就的詩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南北朝樂府民歌足與漢樂府前後輝映。南朝民歌清麗婉轉,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獷剛健,代表作是《木蘭詩》。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又一發展時期,這表現在又一批樂府民歌集中地湧現出來。它們不僅反映了新的社會現實,而且創造了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這一時期民歌總的特點是篇幅短小,抒情多於敘事。南朝樂府儲存下來的有480多首,一般為五言四句小詩,幾乎都是情歌。北朝樂府數量遠不及南朝樂府,但內容之豐富、語言之質樸風格之剛健則是南朝樂府遠不能及的。如果說南朝樂府是談情說愛的“豔曲”,那麼北朝樂府則是名符其實的“軍樂”、“戰歌”。在體裁上,北朝樂府除以五言四句為主外,還創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並發展了七言古詩和雜言體。北朝樂府最有名的是長篇敘事詩《木蘭詩》,它與《孔雀東南飛》並稱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雙璧”。

一，建安和正始文學

漢未建安時代，文學有了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標誌著文學發展的新時期已經到來了。這一時期的作家們被捲入了極度動盪的時代的漩渦，生活和思想都有較大的變化。他們的創作不僅直接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而且還表現了重建封建社會安寧生活的理想與壯志，具有“慷慨以任氣”的獨特風格，形成了“建安風骨”這一優良傳統，對後代文學具有深遠的影響。建安時代又是文人五言詩的重要發展時期。曹氏父子為中心的眾多作家，掀起了五言詩創作的高潮，為五言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經正始詩人的努力，五言詩便成為詩歌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在這一時期中，賦於散文等其他文學體裁也都有著明顯的變化和一定的成就。

（一）曹操、曹丕

曹操的反傳統精神在他的文學創作中，表現了他的樂府詩不因襲古辭古意，而能體現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精神，以古題寫時事，因此有不少反映漢未社會動亂的詩篇，如《蒿里行》、《薤露行》，後來的新樂府正是這種精神的繼承和發揚。他的抒情詩表現了統一天下的壯志和實現壯志而奮鬥的積極進取精神，如《短歌行》、《龜雖壽》等。他的四言篇章繼承了《詩經》的傳統而又有發展，帶有濃厚的個人抒情意味。後來嵇康和陶淵明等詩人的四言詩都走的是這條道路。曹操的詩風悲涼慷慨，沉鬱雄健，語言古樸。曹操在散文方面也富有創造精神，魯迅稱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師”，他的散文《讓縣自明本志令》就是一篇有政治家鋒芒的生動自傳，他的散文具有“通脫壯大”的風格。

曹丕他主要是生活在建安後期與魏初天下三分已定的時期。生活的貧乏決定了他的創作題材狹窄、思想單薄。他的主要成績是學習樂府民歌，善於淺顯的語言形象地表現思鄉與別離等纏綿悱惻的感情，如《雜詩》、《燕歌行》等。《燕歌行》對七言詩的發展有一定的作用。他的散文，如《與吳質書》等，雖字句趨於整飭，而風格清新流暢，頗能動人。他的《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一篇有價值的文章。

（二）建安七子和蔡琰

“七子”（孔融、陳琳、壬粲、徐幹、阮瑀、應暘、劉楨）也是建安時代的重要作家。他們的憂患的經歷對創作具有決定意義。他們的詩歌的傑出貢獻是反映了漢未人民的苦難生活，如王粲《七哀詩》、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此外，劉楨《贈從弟》歌詠了具有高尚志趣的貞剛性格；王粲的《登樓賦》，以富有詩意的抒情筆調描寫了鄉土之思和對和平安寧生活的嚮往，表現了處於亂世功業無成的慨嘆，是抒情小賦中的名篇。孔融、阮瑀、陳琳也擅長書記或章表，他們的散文具有縱橫騁詞的特色。

蔡琰的生平經歷。她的《悲憤詩》是一篇自傳體的五言長詩，它暴露了軍閥混戰的罪惡，胡兵的兇殘，反映了人民特別是婦女在戰亂中的悲慘的命運和封建社會中婦女地位的低下。它善於透過細節描寫場面，並深刻曲折地表達了詩人的內心感受。它在現實主義詩歌藝術的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騷體《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尚不能斷定真偽，但後者實是一篇浪漫主義長篇傑作，感情洶湧澎湃，充滿對不幸命運的不平與控訴。

（三）曹植

曹植是建安時代最有成就的作家，他所處的時代與曹丕不相同。他的生活與創作都可以曹丕即位為界分為前後兩期。

曹植具有“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立金石之功”的功名亊業心。前期的代表作《送應氏》與《白馬篇》，或慨嘆社會的殘破，或渴望為國立功，都表現了積極進取的精神。不過貴公子的豪華放逸的生活，也使他寫下了一些“但美遨遊，不及世事”的平庸無聊的作品，如《侍太子坐》等。他的後期由於與曹丕爭位的一段經歷，倍受曹丕父子的壓抑，詩歌主要是抒寫建功立業抱負不得施展的悲憤，對迫害的不平與反抗，對遷徙不定的困辱生活的不滿和對自由生活的渴望。如《雜詩》、《贈白馬王彪》、《野田黃雀行》、《吁嗟篇》、《仙人篇》等，這些詩都同時在客觀上暴露了統治階級為了權位而骨肉相殘的醜惡。後期遊仙詩中所表現的追求長生避世的思想，是詩人軟弱性與消極性的反快。詩人後期能體會一些人民的疾苦，《泰山樑甫行》、《情詩》等表現了對人民生活貧困、傜役繁重的同情。

“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是曹植詩歌藝術的特色。他在創作上注重藝術的錘鍊。他的詩詞藻華美，比喻豐富，對偶漸趨精宻，起調講究氣勢，而且善用警句來帶動全篇。這些技巧提高了詩歌的形象性，促進了五言詩藝術的成熟，但也開了雕琢詞句的風氣。

曹植的創作是多方面的。他的《洛神賦》利用神話傳說，透過夢幻境界的描寫，表現了一個人神戀愛的悲劇故事，在封建社會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藝術上想象豐富，描寫細緻，詞采流麗，富有濃厚的抒情意味與神話色彩。他的《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多用排偶句法，對駢文的形成有一定影響。

（四）阮藉、嵇康

正始時代，文學的精神面貌和建安時代顯然不同了。這個時代統治階級日益荒淫腐朽，司馬氏與曹魏爭奪政權的鬥爭殘酷而激烈，政治環境險惡。代表作家阮籍、嵇康都有較進步的政治思想，他們不滿意統治階級的腐朽、自私與爭權奪利，以老莊思想為武器，透過狂放的言論和行為反對成為統治階級工具的虛偽的禮教，以遺世的態度表示對司馬氏的不合作。他們的創作反映了現實的一些方面，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阮籍的代表作八十二首《詠懷詩》，是詩人一生的抱負、追求、反抗、苦悶與感傷的真實記錄。它一方面表現了詩人倜儻的性格，高遠的襟懷，如其十五、廿一、卅九等首；同時也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荒淫腐朽和禮法之士的卑鄙虛偽，表現了反禮教的精神和憤世嫉俗的感情，如其十一、廿五、卅一、五十二、六十七等首；他有些詩也揭示了當時政治環境的險惡，表現了正直之士不肯同流合汙的高尚品格，如三、廿一、卅三等首。《詠懷詩》中流露的畏禍避世思想和感傷頹廢情緒是士大夫軟弱性和老莊思想消極影響的表現。阮籍處於政治的高壓之下，作詩多用比興和象徵手法，詩意隱晦難明。這在藝術上不免是一種缺陷。但他創造了一種在黑暗的政治環境中抒發自已的痛苦和不滿的表現手法，對後代產生了很大影響。阮詩的另一特色是善於透過景色的描寫烘托出時代的氣氛。阮文使氣騁詞，往往奇偶相生，間雜韻語。。他的《大人先生傳》是一篇激烈的反對禮教的名作。

嵇康在反抗現實的行動上比阮籍更為激烈。他散文的成就高於他的詩。他在散文中表現了極為大膽的反抗思想，敢於“非湯武薄周孔”，並指斥“六經未必為太陽”。《與山巨源絕交書》是反禮教的宣告書，也是與司馬氏腐朽政權的絕交書。文章鋒利灑脫，很能表現他剛烈的性格。他的詩過於追求一種清逸脫俗的境界，現實內容不夠豐富。他的《幽憤詩》、《贈秀才入軍》“雙彎匿景曜”等揭露了現實的汙濁、政治環境的險惡，表現了憤世嫉俗的感情和堅貞不屈的意志，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他四言詩的成就高於五言。

二，西晉文學

司馬氏建立了西晉王朝，並平滅蜀吳取得了短期的統一。晉武帝實行了一些進步措施，生產有一定的恢復，但士族門閥制度也逐漸形成。這時以陸機、潘岳為代表的一般士族文人，生活空虛，創作上輕視內容而追求形式的華美，走上了形式主義道路。只有左思等少數作家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優秀傳統。

{一）傅玄、張華

傅玄、張華是西晉初年的著名詩人，他們的詩表現了由魏到晉的過渡。傅玄以樂府見長，他作詩愛模擬，開了西晉機械模似的風氣，如《豔歌行》等。但他另一些詩仍能繼承漢樂府精神，反映現實問題。如《秦女休行》、《豫章行-苦相篇》等，或歌頌女子反抗強暴的復仇精神，或揭示婦女社會地位的低下，都具有較深的社會意義。有幾首愛情小詩如《車遙遙篇》、《雜言》，善用比興，語短情長，頗近樂府民歌。張華的《輕薄篇》、《遊獵篇》諷刺貴族荒淫奢靡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漢樂府精神。但過於講鋪張、堆砌、對偶，“通首華縟”，也起了一些倡導形式主義的作用。《情詩》等作品，用筆較平淡，感情較真摯，有一定特色。

（二）陸機、潘岳、張協

太康時代出現了“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等眾多的作家，是西晉文學比較繁榮的時期，也是形式主義傾向更加發展的時期。陸機在太康時代詩名最大，但形式主義的表現也最突出。他的詩內容空虛，一味追求詞藻華麗，對仗工整，語言形式也很板滯。他的一些擬古詩更是亦步亦趨、模擬古人，毫無新意。只有《赴洛道中作》等少數作品多少有一點詩人自己的感受。他的賦和文比詩稍好，除精心結撰的論文名作《文賦》以外，《嘆逝賦》、《弔魏武帝文》、《演連珠》都寫得比較好。前二文有他自己的感觸體會，後者在駢儷文的組織運用上有較高的技巧。

潘岳與陸機齊名，總的風格也是趨向綺麗工整，但不象陸機板滯。尤其擅長哀弔的詩文，《悼亡詩》寫得情深語俊。《關中詩》反映了晉世現實的一些方面，也流露了作者“憫民”的思想。此外《懷舊》、《秋興》、《寡婦》諸賦，文筆清雋，都是“巧於序悲”（劉勰）的名作

張協在詩方面藝術成就比較高。他的詩無繁見平弱之累，能“巧構形似之言”，“詞采蔥倩，音韻鏗鏘”，並能做到情景交融。《雜篇》是他的代表作，情志的高遠，造語的清新警拔，都超過陸、潘等人的作品。

（三）左思、劉琨、郭璞

左思是太康時代特殊的詩人。他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優良傳統，在形式主義風行時，能以詩歌反映現實，代表著太康文學的進步傾向。

左思具有統一國家、鞏固邊防的雄心壯志，積極要求用世。但由於出身寒微，在門閥制度下，只能屈居下位，碌碌無成。他的代表作《詠史》八首就是借詠史的形式表示對這種不合理現實的反抗。這些詩表現了詩人進步的政治抱負、積極用世精神和功成不受爵的高尚品格；揭露了門閥制度扼殺賢能的罪惡；表現了對“高門”的否定、對權貴的蔑視、對醜惡現實的決裂態度。左思的詩筆矯健，情調高亢，氣勢充沛，充滿反抗精神，具有浪漫主義的特色。在五言詩的表現藝術上也更為成熟。

劉琨略後於左思。原為貴公子，西晉未年，在尖銳的民族矛盾中成為愛國志士。作品雖只存三首，卻都具有愛國精神。《扶風歌》表現了詩人救國的壯志和對祖國深沉的感情，詩中表現衛國抗敵的艱苦情況，透露了東晉政權的黑暗腐朽。《重贈盧諶》抒寫了自己失敗被囚後不忘抗敵的堅定意志和悲痛心情。他的詩具有清剛悲壯的特色。

在玄學盛行的影響下，西晉未年興起了玄言詩；“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這種詩風統治詩壇直至百年之久。它與形式主義詩歌一樣，表示著士族文學的墮落。郭璞是在這種風氣中有所變化而獲得一定成就的詩人。因為他有著“庶唏河清”的願望，並不是完全忘懷現實的人，所以他的代表作《遊仙詩》往往“辭多慷慨”，是借遊仙而詠懷。其中所表現的對“朱門”的否定以及感嘆才智之士知遇難期都有一定思想意義。但他詩歌的主旨卻在歌詠高蹈遺世、逍遙永年，消極性很大。

（四）陶淵明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傑出的詩人。他生活於東晉後期。

陶淵明早年具有儒家用世思想，有“大濟於蒼生”的志向。三十歲前後，曾屢次出仕，也屢次遭受挫折。在老莊思想盛行的響影下，他產生了歸隱田園的思想，終於在四十一歲時對統治階級表示了最後的決裂，拂衣歸田。

陶淵明由於對現實有較清醒的認識，他的創作能夠對現實有一定的揭露，如《飲酒詩》“行止千萬端”、“羲農去我久”及《感士不遇賦》等，表現了對汙濁現實的否定，以及他堅決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高尚品格，如《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飲酒》“結廬在人境”、“清晨聞叩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等。

陶淵明不同於一般隱士是他親自參加勞動。歸隱後並設有完全忘懷現實。《述酒》、《讀山海經》“巨猾肆威暴”、“精衛銜微木”、《雜詩》“白日淪西阿”、《詠荊軻》等詩，表現了詩人對時事的關懷，“有志不獲騁”的憤慨和憤世嫉俗、反抗強暴的精神。這“金剛怒目式”的一面是詩人人格與創作不可分割重要方面。

陶淵明詩歌的藝術特色和詩人的田園生活和樸實真率的性格宻不可分。他詩中所寫的都是普通的事物、平常的生活，由於詩人依據表現的需要，對生活素材進行了精宻的選擇，在客觀素材上傾注了詩人的感情，從而構成了情景交融、渾然一體而具有特定的思想意義的意境。陶詩在描寫上主要採取白描手法，平平地敘述，淡淡地描寫，卻顯得精煉省淨而富於形象性。陶淵明善於提煉口語，他的詩語明白如話，卻又極富於形藝術表現力。所有這些便形成陶詩平淡、自然、省淨、淳厚的藝術風格。

他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汚的品格，為後代許多進步詩人所景仰。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精神，與此一脈相通。

陶淵明開創了田園詩一派，藝術成就很高，對後世影響極為深廣。

三，南北朝樂府

南北朝民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它繼承了周民歌和漢樂府民歌現實主義精神，尤其是北朝民歌。這在形式主義猖獗的南北朝，特別可貴。它開闢了一條抒情小詩——五、七言絕句體——的新道路，當時鮑照、謝脁等人已有仿作，它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或含蓄，或誇張，新奇的想象和警喻、巧妙的雙關語，都對後代大詩人李白、杜甫等有所啟發。此外，如口語的運用，也大大地充實了文學語言，增強了詩歌的生動性和親切感。

南朝情歌，基本上是健康的，但在客觀上，對梁陳宮體詩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四，南北朝詩人

（一）謝靈運是第一個大量創作山水詩的詩人。他在劉宋統治下政治上很不得意，於是肆意遊遨山水，寫了許多山水詩。由於他對政治權勢很熱中。“山水不足以娛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憂”。他遊覽山水往往只求暫時的適意，寫詩也是“寓日輒書”，他詩中的許多玄言佛理也往往不是他真實的思想感情。

他的山水詩善於鋪陳雕琢，具有富豔精工的特色。他詩中名句很多，有些象“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有的卻有雕琢痕跡。他的詩中，《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石門嚴上宿》等少數篇章，藝術上比較完整。多數的詩都“有句無篇”，沒有割掉玄言詩的尾巴，結構也有些雷同單調。

他新創的山水詩對南北朝、唐朝的山水詩文有很大的影響，當時和他齊名的顏延年，詩的藝術成就遠不如他。

（二）鮑照和七言詩

鮑照貧賤的出身和受壓迫的生活經歷。他的出身地位決定他的創作道路和謝靈運不同。他注意繼承和發揚漢魏樂府的傳統精神。他的優秀作品都是樂府詩。《代東武吟》寫窮老還家的兵士報國無路的悲涼心情。《代出自薊北門行》寫邊塞戰士的衛國壯志，《擬古》“束靳幽篁裡”中反映人民的疾苦，以及《採菱歌》、《中興歌》等模仿當代民歌，描寫健康愛情的五言小詩。

他的七言和雜言樂府最具有創造性。《擬行路難》是他最傑出的代表作。他的七言雜詩體，音節又激昂頓挫，富亍變化，使他的詩篇煥發出新的光彩。當時文人讀他的詩感到“發唱驚挺”，“傾弦心魂”。

七言詞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比五言更為艱難曲折。先秦兩漢時代巳有七言民間謠諺，但是長期以來除曹丕等少數作家外都不重視七言詩，直到西晉時代，七言還被文人看作“體小而俗‘”的形式。鮑照不僅大膽地採用七言形式，而且以豐富的思想內容充實了這種形式；用創造革新的精神改造了這種形式，使原有的七言詩體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三）謝脁和新體詩

自魏晉以來，中國聲韻學由於受印度梵音學的影響有了新的發展，齊永明年間周顒發現了“四聲”，沈約等詩人又根據四聲和雙聲、迭韻來研究詩句中聲、韻、調的配合，提出避免“八病”的主張，並結合晉宋以來詩歌講對偶、雕琢的技巧，創造了“永明體”新詩。這是中國格律詩的開端，反映了詩歌從比較自由走問講究格律的自然趨勢。聲律說的產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事件，它對詩、賦；駢文以及詞、曲等文學形式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

謝朓是齊代最優秀的詩人。他的詩主要是遊宦生活中寫的山水詩。他繼承和發展了謝靈運山水詩的成就，詩風比較清新流麗，很少繁蕪詞句和玄言成分。但也存在“有句無篇”和“善自發端而末篇多躓”的缺點。《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等詩是他的代表作。他集中新體詩不多，《入朝曲》等篇很象唐人律詩。《玉階怨》等五言小詩仿南朝民歌而有所提高，情味雋永，對唐代五言絕句影響較大。李白對謝朓詩有很高的評價。

沈約、王融等詩人寫的新體詩，在運用格律技巧上也獲得一定的成就。

（四）梁陳詩人和宮體詩

梁代詩歌內容日益委靡空虛。梁簡文帝君臣所提倡的宮體詩，更是當時官庭腐化荒淫生活的反映，這種以綺靡形式寓色情內容的詩，標誌著詩歌的墮落。這種詩風一直影響了梁至初唐一二百年的詩壇。

但是，梁陳也有少數較有清新氣息的作品。梁江淹的擬阮籍、劉琨、陶潛等人的詩，氣息能接近原作，思想也有所寄託。吳均的《贈王桂陽》、《山中雜詩》，何遜的《臨行與故遊贈別》、《相送》，陳代陰鏗的《晚出新亭》、《五洲夜發》等詩，或抒情懷，或寫山水，都有一定成就。杜甫對何遜、陰鏗的詩有一定的讚美。

（五）庾信及北朝詩人

庾信前期是梁朝的宮庭詩人，四十二歲到北朝以後，生活和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他到北朝後的詩以《詠懷》二十七首為代表作。在這些詩裡他反覆地傾訴了自己屈身事敵的恥辱、痛苦和懷念故國的深厚感情。內容豐富複雜，感情沉鬱悲涼。如《搖落秋為氣》寫梁朝敗亡的悲劇，《

蕭條亭障遠》寫在荒寒北國送別南歸故國的朋友，都能體現這些特點。他的《寄王琳》、《寄徐陵》等小詩，也是寫同樣的思想感情，能寥寥數語中見到千迴百轉的痛苦。

他繼永和發展了南朝詩歌形式格律的成就，在五言、七言的各種形式上都有所創造。他的詩代表南北詩風的統一，即有南朝詩歌的精密華美，又有北方詩歌的質實剛健。他的詩對唐朝有更直接的影響。杜甫對他“暮年詩賦”的稱讚不是偶然的。

王褒也是由南入北的詩人，他的《渡河北》等詩也接近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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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史上，魏晉南北朝多是連起來稱呼的，因為這兩個時期其實在文學的表現上有相似性，都屬於詩文過渡時期。

以詩歌來說，其實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詩歌主要以“近體詩”為主，但無論是從內容還是形式上，其發軔與成熟都在魏晉南北朝，到了唐代才能達到鼎盛。

但是，如果仔細分辨的話，魏晉和南北朝的詩歌還是有一些差距的，這表現在詩歌的功用以及背後的成因上。

魏晉詩歌是“士子”的風骨，也是走投無路的哀詠

魏晉時期有一個特色，不管是上層社會的貴族還是出自寒門計程車人，彷彿心中都有著極大的苦鬱不得抒發，這是時代所造成的。

就像《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對於上層社會中，有志於建功立業的文人來說，他們的詩歌多是對於時代的哀嘆。

比如曹操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那一個。

他在《蒿里行》中如此寫道：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曹操的早期是一個能臣形象，期待著能靖平宇內，為國盡忠，所以對於當時的亂世有著非常深沉的悲傷，尤其是其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一句，用白描手法寫戰爭給普通百姓所帶來的痛苦，是歷來寫戰亂最為形象的一句之一。

從這首詩歌當中也能感受到，曹操那種有心無力的感慨，世事多艱，任重道遠。

而在另一首詩歌《短歌行》中，即使有著“橫槊賦詩”的豪情，但其中也不乏憂慮感嘆的句子：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這首詩歌雖然表露著其願與天下英豪一同開創盛世的決心，但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表露自己的憂慮。

這是那個時代有志於建功立業計程車人所共有的特色，曹植、曹丕等等自然如此，建安七子也莫不如是。

對於下層社會中，有志於建功立業的文人來說，他們的作品裡更多了一份對於社會公平的抨擊。

這樣的文人就更多了，比如左思，就是那個“洛陽紙貴”的主人公。

左思出身貧寒，當過一段時間的貴族，對於上下兩層社會的經歷有著非常直觀的感受。所以他一連串的“詠史”詩就多了對於社會不公的感嘆。

比如其《詠史詩》：

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這首詩所提及的現象在三國時代還並不明顯，因為亂世之中都需要人才，不問出身，只問能力，社會上的階層分化還不明顯。但是到了大一統的晉朝之後，“九品中正制”逐漸完善，生活在下層社會計程車人上行空間就逐漸飽和了。

於是就出現了“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情況，官職的大小往往不論能力，而在出身。

所以，魏晉時期，大一統之後的文人，除了對於社會癥結的憂慮之外，還有對於社會不公的感慨。

但是，無論是戰亂還是一統，無論是貴族還是寒士，他們的詩歌中都有著對於理想的訴求，與實際緊密結合的詩歌在“詩言志”的傳統和獨特的文學風格下，就形成了“魏晉風骨”。

這是一個時代的文風，是這一時期大多數文學作品所擁有的共性。

南朝詩歌是上層文人的狂歡，也是底層民眾的悲歌

魏晉時期的文風被稱為“魏晉風骨”，而南朝詩歌絕大多數的作品都是以“綺糜浮豔”為主，這在主流文人和民間詩歌中都成為了潮流。

南朝時期雖然戰亂頻仍，但已經不像三國時代那樣風起雲湧了，上層社會中對於生活的享受有著非常執著的追求。

在物質生活得到滿足的時候，精神上的富足就要與之匹配。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如果一個文人的志向是建功立業，就像建安時期一樣，即使是像“三曹”一般生活富足，其作品也同樣有著質樸、慷慨的風格。但是，如果一群文人開始貪圖享樂，附庸風雅，那麼其作品中所表露出來的也多是綺糜的風氣。

這在任何一個朝代中都是如此。

南朝值得稱讚的作品多是一些上層社會的文人，所以濃豔富麗、雕琢精巧的“齊梁宮體”和格式規整、聲韻鏗鏘的“永明體”是這一時期的主流文學。

它們所描繪的往往都是宮廷事物，甚至包括一些豔情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文學當中的“豔情”並不代表著“色情”，而是文人對於綺麗事物的一種審美欣賞，無論是從意趣還是從措辭上，都是十分高雅的。

比如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豔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花開花落不長久，落紅滿地歸寂中。

其用辭極為華麗，描摹極為細緻，意趣也並不庸俗，但其風格綺糜，被稱為“亡國之音”。

而因為南朝上層社會對這種詩風的推崇，導致在民間誕生的民歌同樣也聚焦在男女情愛之上。

比如著名的《西洲曲》，就是寫女子思念良人的情感變化，寫得非常婉轉動人，其結句“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更是被後世稱頌。

但因為此時的社會依然處於氏族門閥的控制之下，底層文人依舊找不到進身之路，所以有一小部分的文人的作品中會流露出與上一個時代相近的“風骨”之氣。

比如鮑照，也就是經常見於後世文學中的“鮑參軍”。

其《擬行路難》中，借用樂府舊題，詩風和魏晉極為相似：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其內裡蘊藏的悲憤之氣和無奈之情，讓人感慨萬千。

所以劉熙載《藝概》中如此評價：

明遠長句，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在當時不可無一，不能無二。

陶淵明也是類似的詩人，東晉末南朝初的時代背景，將對於時事的失望寓之於作品之中，其憤懣不平之氣自然極多。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庾信，因為早期在南朝以宮體詩歌著名，後來羈留北朝，受北地剛健文風影響，其詩歌作品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有了更為開拓的意境，南北融合之下，形成了唐朝詩風的先聲。

綜合來看，古典文學裡經常並列的“魏晉南北朝”，其實“魏晉”時期的詩歌作品是要遠勝“南北朝”的，但其中也有著非常明顯的繼承關係，魏晉的風骨雖然在南北朝時期消沉，但也不是全然沒有聲響，而南朝對於“豔體”詩歌的開創，對於唐代詩風有著深遠影響。

魏晉和南北朝的詩風分化，其實是由時代環境所決定的，不僅僅包括戰亂的社會現實，更是因為文人精神方面的困境有著些微的差異。

魏晉詩歌多閒散雄烈，如將軍烈馬西風

南朝詩歌多駢麗羸弱，多愁善感男歡女愛

產生這些差別的原因在於：

一，環境

魏晉時朝代更迭，屬於後三國時代，硝煙未遠，戰爭對環境的破壞還沒修復，新政權根基未穩，政治環境敏感，整體而言，就是偏軍事風格，絕口不談國事，衣食不穩不思男歡女愛

南朝處於江南水鄉，魚米俱足，政治環境安穩，正所謂“飽暖思淫慾”，詩歌多是濃妝豔抹，男歡女愛

二，人物性格

詩歌是詩人所寫，是詩人性格遭遇的寫照。魏晉定都北方，北人性格雄烈，政局顛簸，其人詩歌多有投筆從戎匡平天下之志

南朝處於魚米之鄉，又是南遷而來，只求蠅營狗苟，今朝有酒今朝醉，恰逢衣食飽暖，美女如雲，那還不是淫詞豔曲無病呻吟

北朝詩歌粗獷豪邁,如“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南朝詩歌溫婉細膩，如“微風搖紫葉，輕露拂朱房。 中池所以綠，待我泛紅光”

北朝大部分是由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遊牧民族長期和惡劣的環境鬥爭，彪悍粗獷。做的詩詞自然充滿了豪邁的氣概。南朝生活條件相對好一些，因此更有閒情逸志傷花惜月了，寫的詩詞溫婉秀麗。

直到現代，南方人和北方人性格也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