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聖外王，指內具有聖人的才德，對外施行王道。“內聖外王”一詞最早出自《莊子·天下篇》。但這並不妨礙用“內聖外王”來闡釋儒學，因為自宋以來，隨著儒道釋三教合流，理學出現，隨之開始用“內聖外王”來闡釋儒學。

出處：先秦·莊周《莊子·天下》：“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內聖外王”之道，後世學者無一例外將其歸於儒家的主要思想，但並非儒家首創。孔子的儒學思想內涵深遠，內容豐富，既能體現在道德、人格方面，也體現在其政治思想方面。下面即對孔子的“內聖外王”之道及其政治思想簡要分析。

“內聖外王”最早出現於《莊子·天下篇》。《天下篇》作者說：“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道）。此即“內聖外王之道”。照《天下篇》看，“內聖外王”是天下之治道術者所追求的，“內聖”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它表現為：“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燻然慈仁，謂之君子”；“外王”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它表現為：“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天下篇》作者的“內聖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結合的產物。其內涵通俗的講，“內聖”就是修身養德，要求人做一個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內聖外王”的統一是儒家學者們追求的最高境界。

雖然“內聖外王”一詞不是直接出自儒學和孔子之說，但《天下篇》作者所闡述的“內聖外王之道”與孔子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這就為儒家採用這一術語提供了理論依據。“內聖”方面，孔子主張，“為仁由己”。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一個人能不能成為品德高尚的仁人，關鍵在於自己。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2]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為起點，而以“治人”為終點。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3]在孔子的思想中，內聖和外王是相互統一的，內聖是基礎，外王是目的，只有內心的不斷修養，才能成為“仁人”“君子”，才能達到內聖，也只有在內聖的基礎之上，才能夠安邦治國，達到外王的目的。同樣，內聖之有達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義，外王實現了，內聖才最終完成。比如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立身，通達了，也不要忘記使別人也能立身，通達。也就是說，在滿足自身需要的同時，也要滿足他人的需要，兩者都滿足了，才是一個真正的“仁者”，也才能真正做到“內聖外王之道”。立己，達己是基礎，立人，達人是歸宿。

孔子“內聖外王”政治思想中，體現了道德與政治的直接統一。儒家無不講道德，也無不談政治，認為政治只有以道德為指導，才有正確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實到政治中，才能產生普遍的影響。沒有道德作指導的政治，乃是霸道和暴政，這樣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難以長久的。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要求政治家首先出自道德家，統治者只有先致力於聖人之道，成為“仁人”，才可能成為天下愛戴的“聖主”。怎樣才能成為道德家呢？按照孔子的言論，要做到“仁”與“禮”，達到內聖，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統治者。在孔子思想中，政治和道德教化是不分的。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vi][6]孔子以下層百姓為物件，以利樂為主要工具，輔以刑政，試圖達到“名人倫”的目的，來穩定民心，穩固統治。

道德與政治的統一，也就是由“內聖”到“外王”。這裡，“內聖”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礎，“外王”是“內聖”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結果。“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

作為儒家思想之一，孔子時代並沒有明確提出“內聖外王”這一概念，而是道家思想代表莊子所提出，但其思想內涵與孔子在《大學》所提到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一統治天下的準則，即把個人修身的好壞看成政治好壞的關鍵這一觀點相吻合，三大綱領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步驟）被視為實現儒家“內聖外王”的途徑，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被視為內聖之業，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被視為外王之業。“內聖外王”這一儒家思想也對中國的政治、倫理、文化以及哲學等產生重要影響。

“內聖外王”作為一種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其強調的是在既定的社會體制下的自身修行，並不對外部社會制度有所訴求，要求制度的建設與改善，即要求完善自己的精神層次，但不要求外部制度對肉身的保障。與西方民主、憲政、自由主義制度相比，“內聖外王”中的透過內修的濟世功用，以實現個人理想和達濟社會，進而達到王道社會這一中國傳統政治理想，在中國封建社會，由於專制皇權導致人治而法治不及，加上其思想主張缺少分權制衡、社會制度建構的非正義性而導致其實施起來較難，常常出現“內聖不外王，外王不內聖”的局面，是一種政道有餘但治道不足的表現。

先說“內聖外王”是什麼意思。

這個詞出自《莊子·天下》：“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後來這個詞以我不知道的原因成為了儒家思想的一種。資料中具體解釋是這樣的：

“內聖”就是修身養德，要求人做一個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內聖外王”的統一是儒家學者們追求的最高境界。

再說曾國藩這個有爭議的人物。

我們知道曾國藩多半源於歷史教科書和《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家書》處處透著一個長者的智慧，是家庭教育的典範，也能看出曾國藩是在不斷提高自身修養，修身養德，逐漸向“內聖”標準靠攏，在文章的、學問、書法等領域都有所成就。

歷史教科書提到曾國藩兩件事繞不過去，一是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一是興辦洋務。

對於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大家的評價並不一致，我覺得每個人都走不出自己所處的時代，站在當時來看，曾國藩作為政府官員去鎮壓造反的農民，本是他的職責。

在鎮壓過程中，他“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可以說是鞠躬盡瘁，當然他成功了，雖然對這種成功很多人嗤之以鼻。

但他的對手太平天國領袖之一石達開說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劃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見也。”

他把儒學融入治軍，讓軍隊有擔當和社會責任意識。

曾國藩親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在鴉片戰爭中，他一方面痛恨西方的掠奪，另外一方面又看到了西方的進步之處，所以他很快就調整思路，在中國實行洋務運動。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解釋“內聖外王”時說到一段話：

內聖，是說他的內心致力於心靈的修養，外王，是說他在社會活動中好似君王。這不是說他必須是一國的政府首腦，從實際看，聖人往往不可能成為政治首腦。“內聖外王”是說，政治領袖應當具有高尚的心靈，至於有這樣的心靈的人是否就成為政治領袖，那無關緊要。

從這個角度看，曾國藩實現了“內聖外王”！

關注“好風讀詩書也”，我們一起讀書！

曾國藩一直是一位被熱議的歷史人物，從做官的角度看，曾國藩的表現確實是十分了不得的，在晚清的亂局中，一位讀書出身的知識分子，能在京城的官場中得到快速升職，並利用回家丁憂之際，在滿清權貴對漢人掌兵十分忌憚的時局中，白手起家創立了湘軍。曾國藩由“文”入“武”，成了湘軍統帥，實現了由文人到軍事統帥的華麗轉身，並把湘軍做大做強，使湘軍成了超過了清王朝八旗子弟，勝過了滿清綠營兵，並最終打敗了太平天國強大的起義軍。曾國藩創立和發展湘軍，這是一種既依託於統治體制又獨立於統治體制的奇妙軍隊發展模式，曾國藩依託清王朝的授權、策令，但又獨立於清王朝，他依託湖南宗親力量，在他的門生、師友、親屬的支援和配合下，在各種政治軍事力量的狹縫中，成功地組建和壯大了湘軍，並利用湘軍的崛起，爭得了強大的政治權力。在滿族勢力時刻提防漢人掌握兵權的特殊歷史時期，曾國藩能指揮湘軍，馳騁疆場，威震朝野，這在大清一朝，極為罕見。

在清王朝的漢族官員中，曾國藩的成功是空前的，曾國藩的權勢之盛，為清開國以來漢人所能達之最高峰。當太平天國軍隊掌控的“天京”被湘軍攻陷後，江南半壁江山基本上是由曾國藩所掌控，長江以南區域能的總督、巡撫等政治要員，絕大多數是曾國藩的門生或宗親，晚清朝廷靠曾國藩的軍事力量支撐著，曾國藩成了名聞遐邇的“中興名臣”，清王朝末期，曾國藩手握重兵，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其地位十分顯赫，那麼，曾國藩為何能有如此大的成功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曾國藩是中國封建社會，踐行“內聖外王”之道最成功的文人出身的軍事統帥之一。

前幾年，談論曾國藩的書書籍成了暢銷書，比如湖南文史研究專家、著名作家唐浩明在當時成了研究曾國藩方面最著名的學者，它編輯出版了《曾國藩全集》，創作了聞名世界華人圈的歷史小說《曾國藩》，還寫編撰了《唐浩明點評曾國藩家書》《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奏摺》等，掀起了好一陣子的“曾國藩熱”，影響深遠。近代史上，出現了所謂的“曾國藩現象”其中，一個熱門的話題便是關於“為官當如曾國藩”的問題。為什麼說“為官當如曾國藩”呢？主要是因為曾國藩在清朝官場的表現太出色了，他有高超的政治謀略，是政壇的大智者，是經過屢敗屢戰而後獲得巨大成功的政治家。

其實，如果仔細閱讀曾國藩的家書、奏摺、日記以及他所著的《挺經》等，就不難發現，曾國藩在政治、軍事上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非常出色地踐行了古代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

比如，曾國藩精心編著的《挺經》，就是一部深刻地表現了曾國藩踐行“內聖外王”之道的著作，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李鴻章稱讚《挺經》提供了“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秘訣，這是有道理的，李鴻章道出了曾國藩在官場之所以能縱橫捭闔的訣竅。曾國藩是清朝大官中最善於“挺”的文人武將，作為文人，他有謙虛、內斂、儒雅、理智的一面，但是作為軍事統帥，他又有堅定剛毅、殺伐果斷、氣度宏大的一面，以文人豐富的內在涵養，“挺”著一股子統帥的氣度。所以，曾國藩謙虛、低調，善於以退為進，能寬容忍讓；同時，他又積極進取，敢於出擊，不懼強壓，有一股子不達目的絕不罷休韌勁。他於在困苦中求挺直，在厄難中求出路，以出世的心態處入世之事，盛世善做衰時想，以負缺為完美，剛柔相濟，以柔克剛，看似無為而又執著於無不為，其一生成功，全憑一“挺”字之訣。

那麼，曾國藩為何如此能“挺”呢？其實，秘密就在於能奇妙地踐行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

曾國藩不僅僅是文人高官，也不僅僅是軍事統帥，他還是清朝著名的理學家，他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又不刻板尊奉理學。他對於王陽明的心學，也能避其異，揚其長，相容並收，他還努力於將張載“氣學”生成論方面的理論吸取來彌補理學之不足，所以，曾國藩對張載的《正蒙》尤其讚賞，稱其為“醇厚正大，邈焉寡儔”。

曾國藩是有自己的哲學思想的，他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乃構成天地萬物之最終基元。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所稟有之氣起初同，但終究是不相同的，他說：“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縕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參看曾國藩《答劉孟容》）當然，曾國藩論“氣學”，但其根本思想還是屬於程朱理學的，他說：“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體乃同出一源。”他還說：“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同上）顯然，在曾國藩看來，“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理是決定本性的，而氣是決定成形的，因為稟氣不同，所以，親人與他人、人與物、鄉鄰與同室之間是存在差別的。

作為理學家，曾國藩是有理學的系統理論的，正是在這一關於“人之生”與“理”“氣”根本理論上，曾國藩論述了他的心性修養之道。曾國藩接受了朱熹的觀點，主張透過“格物致知”來逐漸成“聖”。他說：“一息而不格，則任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唯息息格物……乃其所以成聖。”只有格物，才能成聖，當然，格物能成什麼樣的“聖”還是有區別的，他說：“固凡僕之所至，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與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同上）曾國藩謙虛地認為他不是那種最聰明的人，所以，要靠後天的勤奮努力，所以，他堅持“息息格物”，這便是他日常修養之道。

為了提高心性修養，為了在“內聖”方面提高境界，曾國藩自覺督促自己，採取了很多方法來勤奮“格物”，因為他深信：“一息而不格，則任有所不熟”。

比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國藩給自己訂下了每天讀書和修養的十二條規矩（這是一位龍馬生涯的湘軍統帥令人讚歎的的修學之道）：

一、主敬：整齊嚴肅，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後不沾戀；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

五、讀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點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六、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節勞，節慾，節飲食；

九、日知其所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

十、月無忘其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的多寡，養氣之盛否；

十一、作字：飯後寫字半時；

十二、夜不出門。

（參看《曾國藩心述手記》《曾國藩家書》）

注意這十二條自我規定，前三條既是為讀書作準備，亦是心性修養之道，靜心修養，體悟知之境界。第四、五、九、十、十一條是讀書的方法和閱讀數量規定。第六、七、八、十二條既是身心的功夫修煉，也是為讀書做時間和心理上的準備，總之，為的是提高讀書和修養的效果。

顯然，曾國藩把讀書視為是“格物”的基本功夫，他對於讀書是非常講究的，有一套系統的方法。

首先，曾國藩讀書規定了在一定時間內需要完成的讀書之量，他要求自己：熟讀書十頁；看書十頁。並與堅持練書法寫日記結合起來，每日習字一百；“記過隙影（日記）”“記茶餘偶談一則”。

其次，不僅有日定量，還有月定量：“每月課程：逢三日寫回信。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熟讀書是：易經、詩經、史記、 明史、屈子，莊子，杜詩，韓文）”

再次，讀書很講究有效方法：一是手到口到，“每日所看之書，皆過筆圈點；讀文以聲調為本, 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二是堅持“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講究“三法”，即“約、專、耐”。“約”是化繁雜為要約，因為讀書如同萬壑爭流，必有主脈，如能把握神理之所在，其他次要問題皆能附會旁通；“專”是求專業之精，“凡人為一事。以專為精，以紛而散。”讀書如譬若掘井，掘數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見泉。“讀書總以背熟經書，常講史鑑為要，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末完，勿換彼書耳。”“耐”是堅持都通。“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

還有，讀書要做到“看、溫、習、思”並行。看書不求快，要以溫習來達到精熟，以常習背誦來牢記，同時，要常思考，思透了更能記牢。

最後，讀書要做到看、讀、寫、作並舉。“吾意學者於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即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拳，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上防隘”。至於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至於作文，則“所以浦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參看《曾國藩書信》咸豐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復鄧注瓊）。

值得注意的是，曾國藩讀書不僅是為了心性修養，不僅是身體力行而已，他還將自己的讀書經驗和在知識智慧方面的收穫及時地傳播給他人，對他的家人和門生等進行言傳身教，他諄諄教導他的子孫後代要注重讀書。他一生大多數時間是在戎馬生涯中度過的，但他卻在緊張的軍事生活之餘，留下的一千餘封家書，而多數的家書是在教導他的弟弟和子女讀書的。如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諭其次子紀澤家之書中曰：“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易經》《左傳》請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傢俱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上字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田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同上）曾國藩對曾紀澤的囑咐非常仔細，從讀書具體方法到讀書內容，再到讀書經驗等。顯然，從這一方面看，寫家書的曾國藩不像是一位殺伐果斷的湘軍統帥，而更像是一位書院中諄諄教誨的老夫子。

曾國藩有一個幾十年長期保持的習慣，即堅持自我修養，他每日深省其身，而且，他還將其自我修養推及他人，推及於經世致用之中。

無論是讀書時代，還是當京官時，或是在戎馬生涯中，曾國藩始終堅持自我修養，他每日一定要做自我反省，透過反省和總結經驗，不斷提高自己的“內聖”境界。從29歲起，他每天堅持寫日記，反思自己的行為，總結得失，規劃自己未來的行動；從32歲起，他每天堅持自省，注重早起、立敬、靜坐、養氣、保身、夜不出門，注意謹言、讀書不二、讀史、寫日記、練書法等。據曾國藩自己說明，他有自己的一套修身秘訣，被後人稱為是經典五字箴言：“誠、敬、靜、謹、恆”。何為誠？曰：“內不欺已，外不欺人，是為誠”；何為敬？“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是為敬”；何為靜？“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是為靜”；何為謹？“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是為謹”；何為恆？“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是為恆”。（參看《曾國藩家書》）

其實，曾國藩所強調道理不難理解：其一，做人要講誠信，人無信而不立。欲成大事者，需靠朋友支援，而誠信是交往的根本，如果欺騙了人，人們就不會信任你，事業就不可能成功。其二，善於尊敬人非常重要，孔子說過：“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做人要謙虛，當然，不能自卑；做事有認真，但不張揚，這才會讓人尊重。其三，心靜才能心裡感到安寧，才能專注於做事，曾國藩每天有早起靜坐的習慣，養就了沉穩冷靜、臨危不亂、做事專一的氣度和習慣。其四，謹言慎行是一種人生必備的生存智慧，態度謹慎，做人不浮誇，這常常是成功的關鍵。其五，恆心是成就事業的關鍵因素，半途而廢，做事難成，只有持之以恆才有機會成功，所以，每做一件事，都應有始有終，才能獲得成功。

曾國藩堅持修養，並養成了自己的修養習慣，而他在讀書方面，並不死板，他活讀古書，善於借鑑歷史，善於用他豐富的學識來分析複雜的局勢。在處事很面，他謹慎務實，不張揚，不自以為是，不想當然，不把希望寄託在虛妄之中。他親躬慎為，一步一個腳印，是非常務實的。

所以，曾國藩雖然是理學名家，但卻能實事求是去做事，並不停留的純粹的理學學理的空談上面。作為理學家，曾國藩與其他人大不一樣，他主張好文章必須具備“義理、辭章、考據、經濟”四大因素，其中，“經濟”（經國濟世）是曾國藩自己獨創的對文章的要求。由此可見，曾國藩雖然強調內省、修養，但他並非是傳統書生的精神自愉，而是非常注重經世致用的。

曾國藩接受傳統儒學的教育，特別是受到了理學家的重要影響，在他思想意識裡，有著強烈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理想追求，所以，他的積極入世意識是非常強烈的。而且，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他的家庭生活環境，以及他進京以後與京官們的交往，對他經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影響很大，曾國藩十分注重把學理上的收穫付諸行動，積極將理論踐行於實踐之中。

當曾國藩供職於京師時，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面對著外患中“英夷”欺壓中國，“內亂”中有太平天國反朝廷，而且還有黃河決口災難等，他作為有責任有擔當的文人官員，讀書更注重於經世致用。為官閒暇之時，曾國藩專注於博覽書籍，尋找對於軍政大計和各種庶務有關的問題解決之道，他善於把現實問題與學理之道結合在一起進行考究，將學問與經世結合起來。十多年京城官場生活，他一方面堅持讀經世致用的書籍，另一方面，他積極與京師名流特別是與在經世方面能力很強的高官交往，他關切時務，做好應對事變的心理準備。此外，曾國藩積極提高官場處事能力，在當時清朝行政機構的六部中，除了戶部之外，曾國藩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積累了豐富的為官經驗，提高了官場的處事和應變能力，而且，他比別的官員更厲害的在於，他專心潛研讀《通典》和《資治通鑑》等，以所學的歷史經驗，幫助認識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時事危急等。比如，曾國藩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他遍閱清代道光以上歷朝文獻，結合時局認清當時政治狀況，因而，當皇帝之下詔求言時，他能結合史實呈報條陳時務的奏疏，闡明經世方面的見識，得到了升遷的機會。

曾國藩把他讀書的心得、學識等用於治軍上，他本是個文人，但後來創辦湘軍之後，成了一個帶兵的軍事統帥，他把從書本中學來的知識廣泛用於指揮打仗上。曾國藩打仗以求穩為主，在奇正結合方面，以正為主，他說：“我軍以寡敵眾，並不用虛聲奇計，專以扎硬寨、打死仗為能。”這種“扎硬寨、打死仗”的戰法，與他讀書專一的精神是統一的，認準一個目標，持之以恆地堅持進攻。在用兵原則上，曾國藩強呼叫兵要專，即集中優勢兵力來打擊敵人，這與他在讀書上的所謂的“專字訣”是相通的，專心讀一書，非弄懂不可，不可一知半解便換讀其他書。曾國藩對王船山著作有特別的愛好，他認真研讀，並把讀該著作的心得體會運用於官場或治軍上。而且，他還勸導湘軍的其他將領認真閱讀王船山的著作。以之作為提高湘軍將領素質的措施。

曾國藩善於將其心性方面的修養推及到處世上，推及於治政、治軍上，由“內聖”而推及“外王”，這在多方面有精彩表現：

比如，曾國藩以宗親血緣關係為基本紐帶，以師生情緣為關係，建立了具有私家軍性質的湘軍。曾國藩熟讀孔孟著作，深知程朱理學，對於中國傳統的禮樂文化所反映的血緣宗親關係非常熟悉，他將儒家的忠孝觀念，將程朱理學的綱常倫理這些原來是“內聖”修學的內容，運用於經世致用、治政治軍上，同時，還將共同學習儒家之道的師生情緣也納入了湘軍的結緣關係中，創造了一套以宗親關係和師生情緣為紐帶的湘軍管理方式。

湘軍具有很強的血緣聯盟關係，有大量他的弟子、宗親、師友的弟子、同鄉進入湘軍將領之列。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葆、曾國華、曾國荃都成了湘軍的主要骨幹。在建構上，帶兵官員與士兵之間有很強的血緣宗親關係，這使得兵將之間形成生死和利益牢固共同體。因此，湘軍建隊方式上和管理體制上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首先，湘軍由帶兵的人自己招募兵員。湘軍各營，哨長招士兵，營官招哨長，各營的哨長，都是各營長官自己招募的，所招募的都是自己人，從士兵到軍官，只聽命於自己的長官。而且，如果長官陣亡了，則該營便解散。其次，湘軍有“取具保結”的規定，湘軍每招一個士兵，都要登記其府縣、鄰里、父母、兄弟、妻子，如果該士兵有臨陣脫逃，投敵叛變的行為，他的親屬將遭到懲罰。這是一種建立在血緣關係之上的責任“連坐”制度，對於管理軍隊非常有效，非常厲害。再次，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而在選將標準上，他注重德才兼備、智勇雙全，但將“德”是第一位的，他把“德”概括為“忠義血性”。他說：“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還說：“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參看《曾胡治兵語錄》）在曾國藩看來，“忠義血性”是將領必須具備的第一要素，因為將領受儒家忠義思想的影響，一般來說，也會忠於湘軍的首領。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選將因素的影響，在湘軍中，儒將的比例是歷代軍隊裡最高的，因為他們更懂仁義之道。

此外，在師生情緣方面，曾國藩將大量由曾氏培養提拔的人才安派在湘軍的重要位置上，安插在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政治崗位上高職，而這些人原本是曾氏的門生，自然都認曾氏作恩師，他們為報恩德，同時也因為靠在恩師的這張強大的“網上”，將更有政治、軍事前途，所以，極力遵從於曾氏，於是，曾氏便編織了一張巨大的人緣關係網，擁有強大的人脈力量，這使得曾氏在官場，長時間屹立而不倒。

再如，曾國藩以程朱理學為治理湘軍的指導思想，他打著捍衛孔孟之道的仁義旗號來對抗太平天國軍隊的“外來宗教”，以宗法政治來對付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曾國藩明用“程朱理學”，暗用“申韓之道”，並糅合道家的“無為之術”，以傳統文化的主要哲理思想來對付太平天國軍隊的所謂的“邪教”。

其實，這也是一種以“內聖”的修為之學轉為“外王”的政治軍事之道的“推及”方式。曾國藩在帶領和管理湘軍方面，對於儒家的仁義之道的堅持表現得非常明顯。他認為帶兵過程中，要“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他對湘軍進行教育時強調：“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在他看來，士兵不尊重長官，下級不服從上級，這便是不忠的表現。而“信”是處理協調同級關係的準則。曾國藩說，“信以施於同列”，即要求將帥之間、兵勇之間要相互信賴，彼此團結，同舟共濟。而且，他還把“誠”與“信”緊密聯絡起來，他說“誠便是忠信”“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他還說：“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他把“勤恕廉明”作為將帥的行為準則，他強調：“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曾國藩要求將帥對兵勇要以“仁禮”相待，湘軍對百姓也要以“仁禮”相待。他說：“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曾國藩治軍不以權術而以誠信，不以貪財而以仁禮，這種以“仁義禮智信”來治軍的方法，是他“內聖”推及“外王”在領兵打仗方面的精彩表現。

又如，曾國藩在攻陷天京之後，很快地整修孔廟，恢復科舉考試，並刻印《船山全書》，這也是他將“內聖”之道推及至“外王”之道的非常巧妙的事例。

湘軍與太平天國軍隊的連年戰事使江南大地倍受蹂躪，廣大民眾蒙受其難，民不聊生，而三湘大地，更是因為戰事而戰死了很多湘籍弟子。此外，湘軍進入天京後，見人就殺，見屋就燒，見財物與女子就搶，直殺得天京城內血流成河，屍體湧進長江，使江水不流。這種慘烈的屠城，前所未有。作為湘軍統帥和理學名家，曾國藩深知自己在戰事中欠下很大的“債”，曾國藩為了平民怨，在攻下金陵的幾個月後，就疏通因戰爭毀壞的秦淮河，盡力恢復秦淮河往日的繁華景象，他還下令重新舉辦燈會，儘量讓秦淮河再度熱鬧起來。更重要的，他採取積極措施，重建部分夫子廟建築，重建江南貢院，同時，恢復江南會試，讓江南一帶因戰事而停滯多年的科舉考試得以恢復起來，這對於收買江南士人的人心是非常重要的舉措。還有，曾國藩重新刻印明末大學者王夫子的著作《船山遺書》，這是曾國藩的非常之舉，王夫之可不是一般人物，在明朝滅亡後，王夫之在家鄉衡陽抗擊清兵，失敗後隱居石船山，堅持著述，他認為自己是明朝遺臣，拒不接見清廷官員，更不接受禮物，他書寫了“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的對聯以表達自己的情操。曾國藩刻印這樣一位明朝遺臣的著作，這一方面是要有勇氣的，他要頂住清王朝的壓力，不怕朝中滿族權臣的議論；另一方面，這一舉動確實能獲得了江南文人的認同和支援，曾國藩正是以這樣一種特殊方式來收買人心的。曾國藩很厲害，戰事之後，開始收買人心，避免一直把罵名背下去，他積極向天京及江南民眾示好，博取好名聲，後來他獲得了“中興名臣”的稱號應該說是以這些舉動有關係的。曾國藩將他的“內聖”之道巧妙地推及於“外王”之道上，駕輕就熟地玩起他的“內聖王外”的化“問學”為“治政”的管理之道，這是很值得關注的。

其實內聖外王的精髓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一般的封建文人修身齊家做好了就很幸運了。齊家平天下，好多人是沒有機會的。即便有機會，把理論的治國道理運用到實踐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曾國藩做到了，首先修身他一輩子都在磨練自己的性情，向聖人的標準靠攏。沒有因為身居高位而有所懈怠，即便到了晚年也是如此。

在齊家方面曾國藩也是後世的楷模，一部《曾國藩家書》詳細印證了其對子女的教誨。而且他的後輩尊崇家訓，出了好多才學出眾的人才。由於太平天國運動，讓曾國藩走上了書生治國平天下的道路。在這條路上，他毫不懈怠，屢敗屢戰，最終取得成功，也把自己推向人生的巔峰。

曾國藩被譽為封建社會儒家最後一位聖人，而且他也是晚晴的名臣。可謂是真正做到內聖外王的封建文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