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內製外牽制宰相

中書省成為元代朝廷的新的行政中樞後，怯薛組織與樞密院、中書省之間，長時間處於既協調配合又矛盾衝突的狀態。怯薛人員或以內線贊襄，或用聖旨威脅，或暗中上奏彈劾，進行了一系列的以內製外、牽制宰相的相關活動。

二、參與宮廷政變以及皇權更迭

元朝時，由余內廷怯薛以及怯薛“跟腳”的朝中大臣掌握著宮廷機要、禁衛大權，其中勳貴還能參與“忽裡臺”會議，他們在宮廷政變以及皇位更迭中也能發揮重大影響力。

三、介入御前決策

元代御前決策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皇帝聽取少數怯薛人員報告政情後作出決策；一是樞密院、御史臺、中書省以及怯薛相關人員共同進奏議政，輔助皇帝決策。在這兩種決策方式種，怯薛均能直接影響朝政。

隨著元朝的建立，各類中央政府機構的不斷完善，怯薛的職能範圍縮小，怯薛逐漸從大蒙古國時期的中央軍和中央行政機構轉變為純粹的皇家衛隊和家務機構。怯薛隨侍皇帝，“中夜有需，不需燭索，可立至前”。同時，怯薛成為元代政府官員，尤其是上層官員的首選群體，“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尤其是宰相，更是要“好跟腳出身”，大多出身於“斡脫古·孛斡勒”，也就是皇帝最為信任的“世襲奴隸”，因為“立過值得嘉獎的功績”而有著“[蒙恩的]權利”，與元朝皇室的親密非同尋常，其主奴關係久遠而緊密。於是，怯薛作為“預怯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和“宿衛之士”，是最接近皇帝，最為皇帝所信任的勳貴群體，必然是入主相位的首選。

由此可見，雖然怯薛入仕與中國傳統的“內朝”十分相似，都是皇帝最為親近的內侍出而為官，執掌中樞。但考察元代怯薛入仕乃至入相的情形，尤其是元代中前期，就會發現其與傳統的內朝還有很大不同。

首先，傳統內朝官員都是由皇帝的近臣、侍從組成，因被賦予特殊的權力而成為凌駕於正式體制之上的官僚系統，他們奉行天子旨意，憑藉皇帝名義，出納詔命，掌參機要，奏聞朝政，參決政事，以分割外朝之權。但是，內朝官員的權力並非來自於制度，而僅因為是皇帝的私人，即如錢穆所言“內朝用私臣”，歸根結底是一個變態的產物。而元代的怯薛卻是有著明確的任職制度，由宿衛也就是怯薛進入仕途成為外朝官，是制度所保障，“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為，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一品官。”

其次，傳統之內朝因為是變態產物，故僅能代表皇帝利益，而不能代表官僚集團的利益，內外朝之爭從來不可避免。但怯薛入仕乃至拜相掌管中樞，是元代的既定國策，所謂內外一體。怯薛為外朝官，同時仍要履行宿衛職責，既能夠密近天光，又能掌管政府，“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之內廷，則執其事如故”，因此內外朝之爭便不復存在。

再次，傳統內朝是為皇權削減外朝，尤其是宰相的權力而存在。內朝一旦出現，便意味著外朝權力的減弱。而元代怯薛以近侍而為外朝官甚至成為宰相。其大多出身於“斡脫古·孛斡勒”，與元朝皇室的親密非同尋常，故而很得皇帝信任，能夠真正做到“委任責成”。從而出現了很多權傾一時而又能與皇帝善始善終的權相，相權不但未能減弱，反而增強了。

由此可見，元代怯薛雖有內朝的特點，但因其特殊屬性，並不能以傳統的內朝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