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社會風氣較之前有很大的變化，比如說結婚這事。宋朝之前，華人的擇偶觀基本都是強調門第、身份、地位,並嚴格遵從等級。閒衙冷槽的窮酸官員的女兒，寧可嫁不出去也不會嫁給京城首富的兒子，丟不起那個人。可到了宋朝就不一樣了，談婚論嫁時大家最重視的是對方的經濟實力，是聘禮和嫁妝的多少。有些新科進士娶妻的標準是嫁妝的多少，嫁妝少的根本不予考慮。普通人家還有男子為了錢財，競相入贅富家，去做上門女婿。甚至一些沒落的宗室成員，都出現了為了經濟利益，“以女賣婚民間,”的情況。這說明傳統的重義輕利思想逐漸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義利並重，甚至是重利輕義的思想。

這樣的風氣在另一個方面也有所體現，那就是眾多官員參與商業活動，追逐利益。要知道，在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直奉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商業一直被視為“末業”，商人逐利，一直被視為小人。但在宋朝，以君子自居計程車大夫們卻開始與小人為伍，這說明他們對錢的觀念轉變了。這些士大夫只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其實當時的人們大都認識到了錢的力量，並且唯利是圖。

據《都城紀勝·坊院》載,臨安城北白洋地有幾百所塌坊,大的有幾千間房子,小的也有幾百間房子,都是大官僚貴族經營的。史稱,南宋時期“披堅執銳之士,化為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

另外，宋朝貪汙腐敗的現象也很嚴重，社會瀰漫著腐朽、糜爛的風氣，真可謂是紙醉金迷花天酒地。但即使是這樣，我也很想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可愛的王朝。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宋朝有這樣的社會風氣，說到根子上是因為宋朝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宋朝時打破商業經營的時空限制，街道兩旁商店、旅舍、貨攤林立，人來車往，十分熱鬧。市場上的商品既有來自國內各地的百貨，也有來自國外的各種商品。營業時間不受限制，除白天營業外，還有夜市和曉市，晝夜相連。

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頭或雛形，如商業一條街、連鎖店、24小時營業店等。如潘樓南街（鷹鶻一條街，專門販賣稀有飛禽走獸的）、茶湯巷（茶坊一條街）、馬行北街（醫藥一條街）、和樂樓（馬市）等等。潘樓東街，服裝一條街，24小時營業，宋時稱之為“鬼市子”。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從食、史家瓠羹店、萬家饅頭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鄭家油餅店、海州張家胡餅店、馬鐺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連鎖經營。

在宋朝，商業稅首次超過農業稅，這在一個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王朝是不敢想象的。這也充分說明了宋朝商品經濟的發達。另外，宋朝海外貿易之盛，也是空前絕後的。宋朝首次開闢了“海上陶瓷之路”，宋代的“五大名瓷”譽滿全球。而其商船的噸位之大，數量之多，皆為世界之首。當時，大海船達300噸，而幾百年後的哥倫布航船才120噸。採用指南針導航的300噸海船，穿過印度洋遠達阿拉伯與非洲東岸。進出口商品達300多種，成為當時最發達的海洋國家。

宋朝的商品交易量已經大到金屬貨幣已不再適用的地步，所以聰明的宋朝人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我們都知道，貨幣的形式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

北宋的財政收入是每年1.6億貫，南宋是每年1億貫，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如果歷史能夠假設，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崖山海戰，如果宋朝沒有被少數民族所滅，那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很有可能就是我們，那樣的話，近代就沒有西方什麼事了。

另外，宋朝厚待士人，是讀書人的幸福時代。宋朝皇宮內有一間密室，只有皇帝才能進去，裡面有塊碑，刻著趙匡胤留下的三條祖訓：

第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第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第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所以，在宋朝，只要你是讀書人，有功名，你就沒有死罪。而且宋朝官員的俸祿都很高，傳說宰相的年薪相當於現在的三百萬人民幣，宋朝有名的清官也都是個個深宅豪院，錦衣玉食。雖然這也是造成兩宋冗官冗費，積貧積弱局面的重要原因，客觀上必須承認它的弊端，但主觀上還是讓人覺得可愛，至少是不讓人討厭吧。

而且，宋朝的皇帝也都算是宅心仁厚了，他們幾乎都遵守了這三條祖訓，據我所知，兩宋三百年的歷史只殺了兩個大臣張邦昌和岳飛，而且兩個人也都有其必死的原因。宋朝皇帝的宅心仁厚從第一條厚待柴氏子孫上俄可以看出來。奪了人家的江山，心有愧疚，立碑要求子孫厚待，而且子孫也都遵守了，這在中國殘酷血腥的王朝更迭史上應該是絕無僅有的。

還有就是宋朝市民的業餘生活也是相當豐富的，當時出現了一種叫做“瓦子”的娛樂場所，相當於現在的大型文藝演出的場所，裡面表演各種各樣的節目，諸如有說唱（話本）、曲藝、雜技（踏索、吞鐵劍）、傀儡戲、口技、相撲、耍猴等等。娛樂業遍地開花，從京城到地方，從達官顯貴到平民百姓，無處不在。

除了到瓦子花天酒地以外，宋朝一些人也可以選擇現在依然很流行的休閒方式——旅遊。宋代旅遊業也有一定規模，各大城市經常舉辦“旅遊節”，招攬遊客，譬如開封的菊花節、洛陽的牡丹花節。洛陽牡丹花節時，比過年還熱鬧，城中所有居民，上到達官貴人，下到販夫走卒，皆插花。此節日一直持續到花謝為止。

除了這些，雅緻的人也可以選擇讀書，因為在宋朝文化商品也形成了行業，諸如詩詞、賣字、賣酸文也都非常的盛行。

歷史教授楊渭生先生也認為：“兩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是座頂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佔領先地位。

宋朝的缺陷自然是不少，但站在時代的角度審視，並不能掩蓋它的可愛之處。

【宋朝對外高額“歲貢”，破壞了家庭社會穩定基礎！】

宋朝是一個道德淪喪、男盜女娼的社會。男盜的原因，宋朝從公元960年建國，不但沒有平均土地，反而“杯酒釋兵權”，造就了一大批豪強“地主階級”。土地高度集中，絕大多數人男人沒有土地，只能給人做長工。遇到災年荒年，沒有土地的男人們只能“為匪為盜”。

宋朝“抑武揚文”的特殊政治體制，打造了“重文輕武”的畸形社會。一方面對“知識分子”的相對開明，大幅提高了讀書人的社會地位。自私的地主文人階層，他們不關心國家民族的利益，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受到壓制的軍人們只能忍氣吞聲，帶兵權和練兵權分離的軍事體制，使得宋朝的軍隊沒有多少戰鬥力，在對外戰爭中北宋屢屢失敗。

1004年的澶淵之盟，1038年的西夏合議，迫使北宋對遼和西夏稱臣納貢。北宋每年給遼和西夏30萬兩白銀、25萬匹絹（摺合白銀150萬兩），是一個承重的經濟負擔，佔到北宋年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南宋殺害岳飛以後的“宋金合議”，南宋向金國稱兒子，歲幣25萬兩、絹25萬匹（摺合白銀150萬兩）。這些鉅額的對外“歲貢”，全部轉嫁到人民的頭上。

宋朝（北宋）從建國初期，就伴隨著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公元993年，土地兼併和高額貿易稅，逼反失去土地的農民（茶農），爆發了規模浩大的王小波、李順起義，提出了“均貧富”的政治綱領，建立了“大蜀”政權。南宋初年在太湖流域爆發了“鐘相、楊么”起義，更進一步提出“等貴賤、均貧富”。300年的宋朝，從開始到滅亡，爆發了數百次人民起義。

宋朝喪失了河西走廊之後，“絲綢之路”貿易完全掌握在遼和西夏的手裡。對外貿易的拳頭產品絲綢（絹），每年25萬匹進貢給遼和西夏，遼和西夏拿這些白得的絲綢，運到中亞做國際貿易。一匹絹在中原價值六七兩白銀，一匹絹運到中亞就變成了六七兩金子，阿拉伯商人把絹再轉運到歐洲，就變成了“一兩金子一兩絹”。

宋朝喪失了絲綢的貿易權之後，就完全變成了免費的國際“絲綢”加工廠。宋朝的富庶和繁榮是一種表面現象，暗藏著諸多的矛盾和危機。宋朝的虛假繁榮，最終導致財政破產，不得不啟用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觸動地主文人階層的利益，司馬光廢除了王安石變法，直接導致宋朝全面“經濟危機”，北宋末期大量拖欠官員和軍隊的工資，盜賊遍地和各種民眾起義，才是宋朝的真實寫照。

在宋朝文人嫖風是時尚，宋朝的詩人文豪們大都“納妾嫖妓”，很多文人還以身作則的“亂倫”，比如蘇東坡“扒灰”亂搞兒媳婦，偽聖人朱熹都禍害到了孫女的身上。正是由於文豪大儒們帶頭幹有違反道德底線的事情，社會風氣日漸墮落。婦女的享樂思想，更是火上澆油，嚴重破壞社會細胞家庭的穩定。

宋朝的“女娼”是一種普遍現象，“嫁漢吃飯”思想是女人的生存之道，這是無可厚非的。大唐開放之風，解放了婦女思想。大唐之富庶，又更加激勵了婦女解放，婦女思想的過渡解放，最終演變為“不健康的腐化墮落”。當發展到宋朝的時候，虛假繁榮的宋朝社會，不能滿足大多數婦女的“物質慾望”時，“笑貧不笑娼”成了很多婦女的人生格言。

《水滸傳》揭示了真實的宋朝社會道德面貌，因為婦女出軌而逼迫男人犯罪造反的案例，在《水滸傳》中比比皆是。僅梁山軍方面，林沖是因為高衙內想霸佔美貌的張貞娘而被逼上梁山的；武松是因為嫂子潘金蓮出軌而殺人的；宋江是因為閻婆惜出軌要挾而殺了閻婆惜的；楊雄和石秀是因為殺了縱慾“性快樂”的潘巧雲而上梁山的；盧俊義的老婆賈氏出軌，和姦夫管家李固一起陷害盧俊義。

梁山軍108將，一大半是娶不到老婆的光棍，女人們寧願給富人做妾，也不願意嫁給窮漢。

而有老婆的梁山好漢僅僅三四十人，而老婆出軌的比例之高，並非是奇談怪論，這是宋朝社會風氣很壞，“男盜女娼”的真實寫照。在《水滸傳》中，到處是開黑店的，比如菜園子張青和孫二孃；到處是打家劫舍的，比如李鬼夫妻二人；強搶民女者大有人在，山賊周通就是典型人物……

宋朝的虛假繁榮和道德淪喪，誘導享樂思想的婦女們出軌，女人的大面積出軌，造成大面積家庭的破產，家庭的不穩定又衝擊社會不穩定。亂倫的偽聖人朱熹，自己不能以身作則，帶動社會風氣好轉，竟然藉助《程朱理學》，把“三從四德”的精神枷鎖強加在婦女身上，更喪心病狂地給女人裹腳，摧殘婦女的身體。

755年唐朝的“安史之亂”起，到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王朝止，有二百餘年的時間，在當時中國的這片土地上，都是軍閥混戰，政權如走馬觀燈一樣變幻莫測。一些無德無識的膽大無恥之徒，憑藉燒殺搶掠，便可稱霸一方，甚至當上皇帝，號令天下。在那樣的政治條件下，禮義廉恥掃地，社會風氣大壞。

趙匡胤是從後周的孤兒寡母手中奪得的天下，其方式同此前五代十國那些帝王用陰謀手段搶權，並無多大區別。奪取政權後，如果也是繼續不顧社會風氣的淨化、整頓，那麼趙宋王朝，也只會是一個稍縱即逝的短命小王朝。

趙匡胤同此前的那些軍人政權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他用歷史的眼光審視了形勢，在奪取政權後，立刻實行以儒治國，狠抓了社會風氣的淨化。

趙匡胤對後周的皇室，不予殺戮，以禮相待；對後周肯於投降的大臣，如宰相範質、王溥等，繼續原職留任。對於曾起兵反抗宋軍後周將領，如汴京衛戍副司令韓通，雖在戰鬥中被宋軍所殺，卻並不敵視，反而褒獎其忠勇。

趙匡胤為防武人和功臣專權，並未像有的王朝那樣，建國之後大殺功臣，而是用和平的方法，搞了“杯酒釋兵權”，然後以鍛鍊軍隊刻苦善戰的名義，讓軍官經常調動，使兵不識將，將不專其兵，並用文臣知州，“重文抑武”。

趙匡胤還留下嚴懲貪墨之官和不殺言事之官的“祖訓”。

趙匡胤這所有的“祖宗之法”，都是針對唐末五代十國以來二百餘年社會風氣大壞而發的。

宋朝初年很快就出現了廉恥相尚的好風氣。在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和第四代皇帝宋仁宗時，朝野上下讀書成風，忠於職守成風，講真話成風。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等一大批直言敢諫之士，得到重用。從而使趙宋王朝出現了百年太平的政治形勢。

[ 轉自鐵血社群 http://www.tiexue.net/ ]

“天下太平”的形勢，使朝野上下滋生一種思想認識：“祖宗之法”是“良制美法”，因而是永遠不可更改的。其實，瞭解歷史的人都明白：世上哪有永遠不可更改之法？

“祖宗之法”在趙宋王朝的初年，即太祖、太宗時期，確實發揮了治國安民的良好效用，但是，到了真、仁、英、神、哲、徽、欽，以及金兵入主中原，南宋偏安一隅之後，隨著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的變化，再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就僵化了，就要四處碰壁了。

事實上，到了宋仁宗（第四任皇帝）掌政時，全國性的社會風氣就已悄悄地產生了許多弊端了。“重文抑武”的國策，大大弱化了軍隊的戰鬥力，面對西北邊境強大起來的西夏、契丹以及後來的金人武裝進攻，屢打敗仗。由於姑息政策的演化，到真宗（第三任皇帝）時，對貪官就一個不殺了。

由於官僚機構疊床架屋，任職而不幹事的官員越來越多，只靠熬年頭，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便可提職提薪，高官們還有“恩蔭”的特權，其子孫不用任何條件，就可得官位。政以賄成，十官九貪已見怪不怪。“冗官”、“冗費”、“冗兵”的“三冗”現象出現了，到仁宗（第四任皇帝）寶元元年（1038）“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宋史·蘇舜欽傳》）。

社會風氣大不如宋朝初年了，人民聚眾起義也開始一夥接一夥了。

在這種形勢下，仁宗把志在改革的范仲淹召進朝廷，任參知政事（副宰相），改革弊政。但是遭到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強反抗，他們先是誣衊改革派為“朋黨”，繼而造謠說范仲淹等要廢掉仁宗皇帝。於是仁宗皇帝一改支援“新政”的態度，范仲淹等受到政治清算。

[ 轉自鐵血社群 http://bbs.tiexue.net/ ]

仁宗皇帝這一反覆，大壞了官場風氣。

又過了三十年，即當趙宋王朝立國110年那年（宋神宗熙寧二年），銳意變法的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社會上傳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之言，稱“三不足”。“三不足”是否為王安石親口說出，尚無證考核，但是，它反映了一種改革的呼聲。

王安石的銳意變法，反映了那一時代的主流思潮。但是，他沒有“摸著石頭過河”，且主要目的是為扭轉國家財政的危機，一系列變法內容對普通百姓沒有好處，還有“擾民”之嫌，所以一些持重穩健的官員，多不肯同他合作。於是，王安石任用了以呂惠卿為代表的急於當官而不擇手段的年輕人到政府各部門出任要職，王安石這一破格提拔年輕人的做法，給一些德行不好、投機取巧之徒開了方便之門。於是，社會大行鑽營投機之風。事情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是王安石最為依仗的、視為可靠的接班人呂惠卿，在自覺翅膀硬了之後，向神宗皇帝誣告王安石有反叛之心。王安石親自嚐到了他所重用的人帶來的苦果。儘管王安石在後來認識到了呂惠卿是無恥小人，但是十幾年以來，這種激進的變法和對於鑽營之徒的提拔重用，已使社會風氣大壞。這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王安石下臺，司馬光上臺執政。

司馬光本來是一個穩健之人。但是，他執政時已風燭殘年（只執政18個月就死在任上），急於想把王安石變法來個“一風吹”，於是又給投機之徒造成了機會。奸臣蔡京瞧準這一機會，在他所管轄的開封府，只用半個月就把王安石變法全廢掉了。王安石的變法並非全不好，蔡京這樣不分青紅皂白，莽撞行事，也是擾民之事。司馬光卻大大表揚了蔡京。可是，就是這個執行司馬光政策的急先鋒，司馬光一去世，他立即來了一個急轉彎，把司馬光等人打成了反革命（所謂“元祐黨”）。

蔡京比呂惠卿更壞，他給社會風氣的汙染也更甚。宋徽宗上臺後，蔡京投皇帝所好，在江南的蘇杭一帶搜求古董奇石，運往汴京，稱“花石綱”。“花石綱”把皇帝引向不務正業，把百姓搞得傾家蕩產。蔡京大搞宗派，任人唯親，奢侈腐化，貪汙納賄，無所不用其極，使本來已經江山不穩的趙宋王朝，雪上加霜。

[ 轉自鐵血社群 http://bbs.tiexue.net/post_6604315_1.html/ ]

宋朝末年，統治階級內部黨爭頻起，貪官肆無忌憚，皇帝不務正業，毫無危機感。百姓走投無路，起義反抗此伏彼起。社會風氣完全壞了。金兵的鐵蹄，把趙宋王室趕到江南。但是，宋高宗出於一己之私，害怕被金兵掠而北去的徽宗、欽宗回來爭奪皇位，竟重用當了金兵俘虜，又被派回來做奸細的秦檜。秦檜以“莫須有”之罪，殺了抗金大將岳飛父子。朝野上下，一片恐怖。忠奸不分，好人壞人顛倒。南宋王朝一開始就作胎不正，可知以後了。

對於趙宋王朝的社會風氣由好變壞，生當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大詩人陸游，曾寫過一首五言詩《歲暮感懷》：“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僕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

陸游是當世人，又是當事人。他認為：用人唯賢（人材兼南北），言論開放（議論忘彼此），是風俗粹美的表現；結黨營私（誰令各植黨）是風俗敗壞的表現。最後，他以切實感受大聲疾呼：要想天下太平，應以淳厚社會風氣開始。

限於一首短詩，論述不可能全面。但他的結論“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則是十分正確的。

綜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一些認識：

一、社會風氣的好壞，或由壞變好、或由好變壞，最根本的原因是最高當政者能否從歷史吸取教訓，從社會實際出發，制定好的方針政策。

[ 轉自鐵血社群 http://www.tiexue.net/ ]

二、世界上沒有永遠不變的良制美法，形勢了，法律制度也要相應的改革。

三、改革，是治國安民的永恆主題。改革不可急躁冒進，要摸著石頭過河。

四、改革首先要考慮給百姓是否帶來利益，而不能脫離百姓、只追求所謂的“國富”。

五、用人問題，從來都是當政者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問題。要特別警惕反覆小人的投機取巧。

以上幾個問題處理得好，社會風氣就會淳化起來；處理不當，社會風氣就會越變越壞。

宋朝社會風氣由好變壞，乃至亡國，給後世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 轉自鐵血社群 http://bbs.tiexue.net/ ]

宋朝時期社會風氣和之前相比有幾項大的的變化。(具體幾項，我也沒統計，寫了幾項就算幾項)

談到社會風氣的不同，首先要提的街區、市場的變化。宋時街區的最大特點是，店鋪不避開官衙，官衙不趕跑店鋪。兩者耳鬢廝磨，相映成趣。在現代讀者看來，商店與機關、學校、寺廟雜處交錯，是司空見慣的事。

可是，歷史畫卷留下的真跡說明，並非從來就如此。宋之前，卻是另一種風貌。先秦以來，中國古代城市基本模式，是一種嚴密封閉的街區結構。以唐長安、洛陽為例，城內，皇宮被封閉，百來個居民區——坊，三兩個商業區——市，又分別用圍牆各自封閉起來。白天開放，黃昏關閉。坊與坊之間，有若干條橫直大街。大街兩邊，沒有商店，也沒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階官僚府邸才能臨街開門。漢代有臨街開門資格的是萬戶候。走在這些大街上，聽不到叫賣，聽不到吟誦，當然更聽不到打情罵俏。這些城市的形制充分說明，商品交換極為有限。唐代長安就只有東市和西市兩個商業市場，而且是隻做大半天生意。

商品經濟的發展，是決定社會交往發展水平的主要條件。物質交換增多，同樣影響精神交流。唐以往的城市中，多數居民，特別是下層居民的生活，相當冷寂。沒有交換關係的強烈影響，下層居民難以體驗和認識自身價值，只能充當統治階級的附庸。

北宋時期，坊市制的徹底崩潰使城市從冷漠中走出來。連東京最莊嚴肅穆的御街（從內城朱雀門到皇城宣德門有條御街，御街中心的御道是皇帝專用）也變得熙熙攘攘，喧鬧嘈雜。在北宋最後十多年裡，才下令禁止在御廊（相當於人行車馬道）中設攤交易，並佈設了一道黑漆欄杆，保證車馬的通暢。

仁宗時期曾禁止京城所有橋樑上搭蓋攤鋪，以免妨礙車馬同行，可到了北宋後期，完全成了一紙空文。宋朝的皇家園林可以定期向公眾開放，這已經夠令今人驚歎了，還讓人萬萬想不到的是，園林裡面居然可以讓百姓擺攤設點。

商業之發達，令人咋舌。

商業的發達，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宋朝時期，中國傳統的“士農工商”的思想影響也開始發生變化。

葉適的門生、學者陳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將工匠與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對於國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取俸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於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

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國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實、賈琚、屠友、張通、蔣湮、牛宥、楊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這充分說明了對這些工匠勞動成果的認同。

可以說，四大發明的三項出現在宋朝，並不是偶然。還有因為海外貿易發達，宋朝時期水密艙、平衡舵等技術也是世界首創，航海技術的領先也一直保持到明朝。

所以說，並不需要政府做過多的干涉，只要不扯後腿，底層的勞動人民自然而然地會適應時代發展，做出更新改進。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端就是珍妮機，也是純技術性的。任由中國手工作坊發展下去，沒有可能不產生類似珍妮機這樣的東西。

可是之後的明朝卻大不一樣，除了極度抑商，對手工業管制也是絲毫不留情。入明以後，嚴格的匠籍制度規定匠不離局、匠役永充，凡被編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脫籍，這些規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試想，一個社會如果工匠沒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識就會喪失，其職業精神、創新精神焉在？遑論工匠精神！事實上，也正是這樣。《大明會典》記載，“諸色工匠，多有逃逸”。

(不好意思，想到宋朝的發展被打斷，情緒上有些影響，吐槽了一下)

轉回到工商人士身份認知上的話題。宴殊選擇富弼為婿時，富家並不是高官大族。富弼選擇馮京為婿時，馮家只是一個商賈，更無政治地位。曾在南宋孝宗、光宗、寧宗三朝當過丞相的留正，就與泉州大海商王元懋結為姻親。

北宋末年，士農工商的界限逐漸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從事工商貿易活動出身的開始成為士大夫。徽宗時期的宰相李邦彥就是銀匠出身。“錯把馮京當馬涼”中的馮京也是以商人出身身份登上相位。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門第的限制，這從制度上有利於工匠地位的提升。

難怪《劍橋中國史》中這樣評述:到了晚宋，已產生一個富裕、自覺並對自己鮮明特徵和特殊文化有強烈意識的城市中產階級。同時，以前富商和士大夫之間不可逾越的社會障礙開始崩潰。

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條件到晚宋時期已經成熟。

宋代城市經濟充分發展，擁有一定閒暇的中下層市民多了起來。風靡於宋代城市的瓦子勾欄是大眾娛樂新潮的主要標誌。《東京夢華錄》行文所及，北宋東京的瓦子至少有9座。南宋臨安，瓦子更多。據《武林舊事》與《南宋市肆記》所載，臨安城內外共有瓦子23座。西湖老人《繁盛錄》則說共有25座。

瓦子，是一種綜合性的商業娛樂中心。某些瓦舍中有酒樓、飲食店，還有賣藥、卜卦、剃剪、紙畫以及賭博等多種經營活動。一般一個瓦子有好幾座甚至十多座勾欄。勾欄是市井中間固定的演出場地，也就是今天所稱的劇場。

宋代的勾欄經理人已經十分重視商業宣傳。裡裡外外有不少宣傳裝飾，勾欄門口貼滿了招子、紙榜、帳額，這些都是宣傳廣告，一般書寫節目名稱、演出時間以及主要演員等。現在劇場外的掛牌宣傳就源於此。宋代的勾欄，是歷史上最早出現於市井中的商業劇場。它與古希臘雅典的露天劇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臘的戲劇，直接服務於奴隸主，有鮮明的政治烙印，每年三四月的戲劇節，為了鼓勵公民看戲，政府甚至發給觀眾津貼。宋代勾欄的商業性演出，卻是完全為了滿足城市居民的消遣娛樂。（參見唐文標《中國古代戲劇史》）

勾欄的出現，是藝術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它標誌著文化藝術演出不再囿禁於宮廷、寺院與豪門府邸。藝術，開始擁抱大眾

皇家與達官有時也要換換口味。仁宗招民間藝人為皇家供奉，每天要聽他們說一樁新鮮事。（見於《七修類稿》）南宋高宗當了太上皇，也經常看通俗文藝演出。被他召進宮的名藝人有：講史的，宋代、強氏；小說，史亞美；說經，陸妙靜、陳妙慧；影戲，王潤卿；隊戲，李瑞娘…

音樂以及舞蹈是先秦以來的傳統藝術，統治者鄭重其事地把它們應用於莊重肅穆的朝會、祭祀以及其他典禮之中，作為神聖的政治裝飾。這樣音樂叫“雅樂”，演奏雅樂的任務由國家專門機構完成。它的專業訓練很正規，藝術素養也比較高，也網羅了許多高水平人才。

但它畢竟是個官辦的藝術機構，總不如市井藝人那樣能夠自由地呼吸大眾社會的新鮮空氣。當宋朝時期大眾文藝蓬勃地發展起來後，承擔國家宮廷演出認為的教坊就漸漸失去了生氣。宋官方的某些活動，也不得不借助瓦子勾欄的藝人表演。到高宗時期，於紹興三十一年正式解散了教坊。有關典禮等臨時攤派一些民間藝人來承擔。國家藝術團的消失，標誌著民間藝術贏得了大半個世界。

因此，宋朝時期文藝已經不再是知識分子的專利。“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宋代舞蹈風行。除了皇家，地方州縣的官方集會，也常常有隊舞助興。宋代舞蹈的最主要特點，它開始表現有個性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之間的關係。有些舞蹈，故事情節更為明晰。這樣的舞蹈已近乎舞劇。配合著音樂、詩歌、賓白、對話、插科打諢，逐漸孕育了中國古代戲劇。

長袖善舞，並不只是少數民族的特徵喔。

伴隨著文藝生活普及，教育也開始在平民中推廣了。

在宋代之前，許多城市沒有正規的學校。知識被上層壟斷。宋代城市中普遍出現學校，是教育史上一個發展的里程碑。教育蓬勃發展是必須有比較豐厚的物質基礎，某種意義上說，是社會發展的晴雨表。

《宋會要稿》：“天下諸縣皆置學”，形成歷史上第一個遍佈於縣以上城市的官學網路。官學學生全部享受公費補助，由官府供養。但全國沒有統一標準，視各地各校財力大小而定。如北宋末年，餘杭縣學的補助，學生每人每天大米2升，錢24文。當時，太學每月補助超過1240文。凡州學入貢上京城太學的，路上食宿開支，可以報銷。徽宗時期，“於各鄉村城

市教導童稚”，更廣泛地開辦了小學。

不僅官學，私立學校也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在教育史上大方光彩的書院，也在宋興起。

私人辦的小學，一般不過三五十人，甚至有隻教十來個蒙童的，供給常不足。而教學好、聲望高的，可能多達數百人。蘇東坡說他8歲入學，老師是道士張易簡，學生將近100人。（見於《東坡志林》）而兩宋之際的名臣葉夢得，也是一位飽學之士，讀的卻是簡陋的私學，在《石林遣書》、《避暑錄話》裡追述過兒時讀書時的情景，十分生動。雖然簡陋，葉夢得說，先生教他背誦的《六經》，一生受用不淺。在這些茅屋小學中，也確實出過一些人才，有的在政壇、文壇上聲名大振。秦檜早年也做過童子師，仰束脩自給。他感嘆說“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見於《堅瓠集》）

蘇軾《謝範舍人書》：“釋耒耜而執筆硯，十室而九。”《止齋集》：“家家誦詩書”。《吳郡圖經續記》：“自本朝承平，民頗饒澤，垂髫之兒，皆知翰墨”《淳熙三山志》：福州“城裡人家半讀書”。《都城紀勝》記載，臨安城內外，幾乎每個里巷都有一二所鄉校。這些詩詞都是當時教育普及的生動寫照

同時，宋朝女性相當廣泛地參加文化學習，接受知識教育。有宋一代，李清照、朱淑真這些大才女，光彩照人，自不必說。像阮逸之女、蔣興祖之女、徐寶君之妻都留下一些上乘作品，至今仍閃爍著她們智慧的靈光。王安石一家，其妻、其妹、其女、其侄女也都是善於文字的閨秀。這等能文工詩的婦女，不僅在社會上層，社會下層也屢見不鮮。一位驛卒的女兒留：下了“一枕淒涼眠不得，挑燈起作感秋詩”的句子，可見寫詩成了她生活一種重要組成部分。

宋太學明文取消了對中下階層入學的限制，是貴族化向平民化的一次重大變革。北宋末年，太學規模達3800多人。同樣，州縣官學的招生也一概不論出身。《武溪集》：“凡士大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皆許遊鄢”。擔任過南劍州州學和嘉興府府學教授的湯千銳說得更明白“即使是胥吏和市井工商的子弟，只要有培養前途的，都收進學校，並親自為他們講授經史”（見於《真文忠集》）

除了太學，還有醫學、算學、天文等專科學校。數學宋元四大家的研究成果無疑代表了當時世界數學的巔峰。

許多工農之家、商賈之家以及其他下層人戶，也都把學習文化作為子女競爭於社會的一個重要手段。北宋，江東餘干縣有個制帽匠，徙居繞州城後，經常接觸州學那些讀書人，十分仰慕。於是督促兒子吳任鉤發奮讀書，以後可以奔個錦繡前程。近鄰的史老是一個坐賈，同樣敬重讀書人，便將女兒許配給吳家，把希望寄託在女婿身上。吳任鉤經過苦讀，終於登第，最後做到“提舉江西常平”。

宋時絕對不是把知識的價值囿限於對政治權力的追逐。文化知識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實用價值，是促使中下層社會普遍讀書的更大動力。否則，怎麼連臨安城裡一個大叫花頭子的女兒也飽讀詩書、學會寫詩呢？那年月，婦女是無權參加科舉考試的。

其實，宋朝還有許多和以前或以後朝代不同的地方，實在羅列不完。總而言之，當時社會發生變化的影響幾乎不亞於西方文藝復興對歐洲的影響。宋朝也被很多史學家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同時，很多史學家認為宋代是中國近世代的開始。這些觀點，我就不一一羅列了。只可惜，後來被打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