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偉大帝王。如果將古代的皇帝做一個排名的話，我認為朱元璋應該名列前三甲。下面將理由做一彙總：

一、起點最低的皇帝

中國曆代大一統的王朝一共出現過兩位平民皇帝，分別是劉邦和朱元璋。嚴格來說，劉邦算是一名小官吏，朱元璋是起點最低的皇帝。朱元璋出身貧寒，自幼給地主家放牛，後來父母大哥被餓死，朱元璋無奈之下到皇覺寺做了和尚。做和尚期間也被迫外出化緣，風餐露宿形同乞丐。在這樣的環境和條件下，朱元璋竟一步一步登上了皇帝寶座，堪稱奇蹟。

二、從士兵到元帥，天生的戰略家

朱元璋投奔郭子興的義軍，開始只是一個普通計程車兵，因為作戰勇敢，富有謀略，逐漸得到了重用，最後竟成為義軍的統帥。隨後在群雄逐鹿天下的過程中，朱元璋多次展現了一位戰略家的風采。比如在對抗陳友諒和張士誠的問題上，大部分人主張先進攻實力較弱的張士誠，而朱元璋則認為先打陳友諒。朱元璋的觀點是：陳友諒素性驕傲，而張士誠器量狹小，兩相比較，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後來的事實證明朱元璋的選擇十分正確，如果當時按大多數人的主張，最後奪得天下的可能不是朱元璋而是陳友諒了。所以，朱元璋能從眾多起義軍領袖中脫穎而出成為皇帝，絕非偶然，他是一名天生的戰略家。

三、驅逐蒙元，恢復中華

元朝時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朝代，它將各民族分為四類，漢人處於最底層，飽受壓迫。朱元璋結束了蒙古在中原98年的統治，明朝取得了在長城以內地區的統治權，中國再次迴歸到漢族建立的王朝的統治之下。只是這一份功勞就能稱得上偉大二字。

當然，朱元璋建國以後有妄殺功臣的爭議，影響了他的形象。

歷史上的明朝是一個很奇特的朝代，從朱老大（朱元璋）開始就沒怕過誰。從張士誠到陳友諒到王保保，他們無一不是被朱元璋踩在腳下。朱老大想跟歷史決鬥，想超越歷史制定了一系列的他認為只要子孫後代嚴格遵守就能直到永遠的規章制度。然而他終究不能超越歷史，相反，他越想怎麼樣歷史越往他希望的反方向發展。從廢除丞相制度到明朝權利最大的內閣；從宦官不能參與朝政到王振，魏忠賢一手遮天。朱元璋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首先他是一個好父親、好爺爺。因為自己童年的生活很悲慘，所以他規定自己的子孫不能出去工作，有朝廷養著。但是到了明朝後期卻因為子孫太多有的因為不能出去工作沒有飯吃而被活活餓死。儘管出現這種情況我們依舊不能否認朱元璋是個好父親。好爺爺體現在在太子朱標英年早逝後不顧大臣們的反對把皇位傳給皇孫朱允炆，雖然最後結果並沒有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思往下發展。

其次他是一個“勞模”，從廢除丞相制度開始他就在“勞模”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每天要批閱大量的奏摺，幸好朱元璋同志從小身體素質就不錯。可是他的子孫後代就不行了，內閣就產生了。

錦衣衛相信大家都熟悉，就是朱元璋時代的產物。雖然在後來他一度廢除了，但是他的子孫後代用起來特別舒服。飛魚服，繡春刀，長得還必須帥，這是錦衣衛的形象。之前有一部電影叫《繡春刀》就是講的錦衣衛的故事。錦衣衛在朱元璋時代是無孔不入，包括大臣們和妻妾們在床頭的悄悄話也難不倒錦衣衛。錦衣衛人員出身比較複雜，有和尚、商人、流氓、官員等等。如果被抓到錦衣衛的“詔獄”中，不死也要扒層皮。明代有名的才子解縉就是死在了錦衣衛手中。

在朱元璋時代的官員命運是悲慘的，這跟朱元璋同志小時候的遭遇是分不開的，從小朱元璋同志就不相信官員，而且特別痛恨貪官。朱元璋規定貪汙六十兩就要殺頭。每天官員上班之前就要把後事向妻子兒女交代一下，因為不知道有去還有沒有回。相傳如果當天朱元璋的腰帶在肚子下面那朱元璋就該大開殺戒了。

總之朱元璋的時代，老百姓生活還是不錯的，一切都是向好的方向發展，朱元璋不愧是歷史上有名的皇帝，也為明朝後期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先說主席的評價：毛澤東：“自古能君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2，要是我說，按個人能力，李世民也要稍遜朱元璋一些：因為李世民是世家，父親李淵是太原統領，李世民的成功很大程度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二朱元璋則是窮苦人家的孩子，家人大多餓死，他給人家放牛，後來饑荒中父母死去，無奈去做和尚，誰知廟裡也沒有吃的了，大家只好散夥，各奔一方逃命，再後來，加入農民起義軍，憑自己的精明和胸懷打出一片天地，直到吞併了陳友諒後，消滅張士誠，殲滅方國珍，顛覆元朝，建立並穩固大明帝國，再後來，洪武之治，火燒慶功樓，等等一系列內政外交，無不顯示其聰明才智。可以說，在所有的開國皇帝中，出身卑微低賤，歷經艱難困苦，九死一生建立帝國基業的，朱元璋應該說是一個另類。別的帝王，或多或少都有些傳承和軍隊支撐，只有朱元璋，真正從底層上來。

3，毛主席對朱元璋就很佩服：“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口號就是脫胎於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4，當然，朱元璋也有他的缺點，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妥善安排孫子朱允文的帝位，以至於後來兒子朱棣和孫子開戰，生靈塗炭。

5，這樣看來，總體評價朱元璋，一代明君，開國皇帝。在所有古代帝王中，應該屬於前幾名。

不世出的皇帝。雖然有缺陷，比如小心眼睚眥必報，誅殺功臣等，但是縱觀在位三十一年，確實是關心民生，以猛治國的開國皇帝。順便說一句，有些功臣確實自己捉死，不怨朱元璋大開殺戒。朱元璋結束亂世，使國家重新歸於一統，以猛治國，使明初政治清明。還是值得肯定。矯枉過正，也殺了一些無辜清廉的官員。

居功至偉，光澤千秋！

洪武皇帝的一生是相當勵志的，因為他是中國曆代大一統王朝中，起點最低的開國皇帝，而且沒有之一。從一個忍飢挨餓，淪落到討飯吃地步的小和尚，成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大明皇帝，開創長達276年之久的大明江山。朱元璋一統天下之艱辛，可想而知。

朱元璋當年擊敗漢族群雄的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又將曾經不可一世的蒙元驅逐出關外。他派徐達北伐，一舉收復丟失四百餘年的燕遼故地。而洪武北伐，更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取得徹底勝利的北伐戰爭。朱元璋一舉掃除了漢民族自兩宋以來的孱弱，建立起一個自立國起便無比強大而剛強的帝國。

治隆唐宋，遠邁漢唐！

此外，洪武皇帝朱元璋開創的大明王朝，“無漢唐之和親，無兩宋之歲幣，天子守國門，君臣死社稷”，他的後世君臣，自始至終都承載著他的骨風！立國後，他廢除了推動近兩千年之久的丞相制度，進一步推動中央集權的發展。

此外，朱元璋更是鐵腕反貪的急先鋒。他在位期間，頒佈《大誥》，首開民告官之先河。為了根治貪腐，朱元璋不惜連自己的女婿歐陽倫都給砍了。經過朱元璋三十年的苦心經營，明王朝吏治清明，國力強盛，百姓得以安居樂業，是為洪武之治。

對於歷史中的朱元璋，我們應該懷有不同的看法，既應該肯定他的功，同時也應該看到他的過。正所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看待一個人，我們應該從全面看待。

朱元璋是貧苦家庭出身，為地主放過牛，也當過和尚，最後因為生活所迫，加入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起義軍反元，最後經過戰爭建立了大明王朝。開國之初，朱元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政治上，廢丞相，設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嚴查嚴懲貪官汙吏。軍事上，實施衛所制。經濟上，移民屯田，興修水利，獎勵耕織。社會中，減免稅負，清查戶口。文化上，重點抓教育，興科舉等。海外加強文化交流等。朱元璋通過了這一系列改革，使大明王朝呈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社會局面，史稱“洪武之治”。此為朱元璋之功。

大明王朝建立後，朱元璋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大肆屠殺有功之臣，製造了很多的冤案，如：胡惟庸案、李善長案、藍玉案等，成立錦衣衛、東廠、西廠等，而這些機構的肆意妄為和大量冤假錯案，不僅影響了社會穩定發展，也造成了大明王朝的退步，人們在大街上不敢大聲說話，官員不敢大膽進言，致是整個社會人心惶惶，民心所背。在冤案中，被無辜牽連的人數不勝數，往往一人放錯，全家或全族受累，致使幾萬人一起被屠殺。也因如此，最後導致了大明王朝的覆滅。這是朱元璋之過。

所以，對於朱元璋，我們應客觀的評價，既看到他的過失，同時也看到他的功績。

朱元璋被稱為“千古一帝”。他重情重義，懲惡揚善，整治吏治，為明朝的276年基業夯實了基礎。

今天我就來說說這位草根是怎樣對待少年友誼的。

據說，朱元璋的乳名叫“重八”，從小無父無母。 他給財主家放牛時，結識了五六個小夥伴。 他們常在一起捉迷藏、摘山果，日子一長，大家都捨不得離開。

一天，一個小夥伴說：“重八哥，咱們就結拜兄弟吧！”

“好咯，”朱元璋滿口答應。

按年歲，數朱元璋最大，夥伴們都稱他為“重八大哥”。 朱元璋說：“我們現在雖然結成了兄弟，但今後總要各奔東西的。分開年頭長了，若碰到一塊時不認識怎麼辦？得有個證物才好。” 大家連聲說“好”。 他們找來找去，找到一塊木塊，把鋸成七塊長方形，每人一塊，儲存起來，作為今後對證的憑證。

許多年過去了，朱元璋當上了皇帝，小時候結拜弟兄的那塊長方木塊，仍用綢緞一層一層包裹起來，交給皇后娘娘珍藏在箱子裡。

朱元璋那六個結拜弟兄有兩個做了官：一個成了朝裡的將軍，另一個當了七品縣官。還有四個，一個當郎中，一個做和尚，一個染布，還有一個說書。

這六個結拜弟兄經常相互往來，舊情如常，可就是打聽不出重八大哥的下落。那個在朝裡當了將軍的，總覺得皇帝有些面熟，好像重八，但不敢說出來。

有一天，朱元璋的夫人生病，御醫醫不好，就貼出皇榜，推薦民醫進宮為皇后治病。這個將軍把這事和他的猜疑向其他幾個結拜兄弟說了，大家一商量，就叫將軍舉薦當郎中的兄弟去給皇后治病，並向他交代：一定要將那塊長方形木塊帶在身邊。

朱元璋正在後宮為皇后的疾病焦急，掌宮太監前來稟奏，說是有一位郎中為皇后治病來了。朱元璋一聽，高興極了，馬上傳旨進宮。 郎中給皇后看病，有意將那塊長方形木塊壓在處方箋上。朱元璋就坐在對面，看他怎樣寫處方，一見那塊木塊，頓時勾起了他小時候回憶，連忙進入御書房，拿出那塊木塊與壓紙的木塊一比照，果然一模一樣。弟兄倆久別重逢，可高興極了。

當年的兄弟知道重八大哥如今已當上皇帝，都進京向朱元璋討官做。朱元璋說：“不行啊，你們幾個沒有戰功，哪能受祿？”

他轉念一想：“小時候結拜的弟兄！照顧一些也不失結拜情誼嘛！”

於是，要他們第二天到正殿相見。

次日，六個結拜弟兄都來朝見皇上。朱元璋說：“我們各人都有各自的職業，還是各人幹各人的行當好。我就封一下這些木塊吧，大將軍經常打仗，有猛虎下山之勇，就封那塊木塊為“虎威木”；縣官要審理案子，做大堂，不給點厲害，罪犯不會從實招供，就封為“驚堂木”；郎中給人看病號脈，用方木塊壓紙，就封為“壓方枕”；和尚雲遊四方，敲著長方木，四處化緣，就封為“雲板”；說書藝人，怕聽書的睡著，一邊說書，一邊敲打，就封為“醒木”。給人染布要在布頭上紮上牌號就封為“染牌”。”朱元璋自己這塊呢，您經常用來鎮壓奏章、呈子，就自封為“龍鎮木”。

每年中秋佳宴，朱元璋都會派人將六位結拜弟兄接到宮裡把酒言談，他們的兄弟感情被民間傳為佳話。

《朱元璋對於“君臣大義”以及儒士的利用》

朱元璋對於“君臣大義”以及儒士，一貫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他總是不失時機地會加以利用；最終目的，便是為了壯大自身的勢力，總之是要有利於建立與鞏固朱家王朝。

先從他救援安豐這件事說起。

元朝至正廿三年(1363)三月，劉福通率領的紅巾軍主力，在中原被元軍打敗，他保護小明王韓林兒退守安豐(今安徽壽縣南部)；而在平江(今蘇州一帶)稱王的張士誠，卻乘機派遣部將呂珍、進攻安豐。

朱元璋決定親自統帥大軍，去救援安豐；謀士劉基懇切地勸阻，也沒能勸住。

表面上的原因，朱元璋本來就隸屬於紅巾軍，此時在名義上，也只是小明王旗幟下一路軍馬的都元帥；而今小明王面臨危險，如果坐視不救，豈不有負於他與小明王的君臣名份？又怎麼能要求將士們，也做個忠義的人呢？

但朱元璋的深層考慮，其實是不能容忍張士誠的勢力擴大，而後還從北東兩個方向，對自己形成半月形的包圍。

“太祖曰:‘安豐破則士誠益強。’遂親帥師往救，而珍已入城殺福通。太祖擊走珍，以林兒歸，居之滁州。”(《明史·韓林兒傳》)

朱元璋帶領兵將擊潰了呂珍，由於劉福通已被呂珍所殺，便接走了“光桿皇帝”韓林兒，安置在滁州居住，併為之建築宮殿，設了鑾駕儆扇，實則只是供養起來，置於自己的監管之下。

他原先只稱吳國公，至正廿四年(1364)，才改稱為“吳王”；此後一段時間裡，朱元璋釋出文告，開頭也必是“皇帝聖旨，吳王令旨”這句話，因為仍需借用小明王的名頭。

劉基當初勸說朱元璋不救安豐，則是由於這樣的耽心，假如救出了小明王，又將如何安置？不如借用張士誠的那把刀，作一個了結吧；不然的話，到了後來，必定會發生很難堪的事件——有違於儒家的“君臣大義”。

劉基是個儒士，心裡記掛著這個大義；而在朱元璋的思維裡，卻顯得拘泥可笑，因為這件事解決起來，也不會多難。

後來，天下大勢已定，小明王再也沒有利用價值了，也正如劉基所料，成了一個累贅；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派遣廖永忠，去接小明王到應天(南京)。

到了瓜步渡口，坐船翻了，小明王也就淹死了。

當時天氣寒冷，爪步渡口，偏又風急浪高；小明王落水以後，廖永忠隨即翻身下水搶救，兵將們也是紛紛跳到了水裡，奈何韓林兒及其屬官，已經被滔滔長江水卷得無影無蹤。

廖永忠來到應天覆命，朱元璋當然少不得一頓嚴厲斥責，但隨行的官兵都繪聲繪色地描述，廖永忠一路上怎麼樣小心護持，皇帝落水之時，又是怎麼樣奮不顧身；並且強調，這是上天的安排。

想想也是，天意總難違；也只能打發廖永忠回到蘇州前線、戴罪立功去了。

朱元璋救援安豐，就內部來說，是出於“君臣大義”，這樣也就籠絡了軍心，包括小明王的部下，都很願意為其所用；而從外部的形勢而言，假若安豐失陷，自己的大本營應天，也勢必暴露於元軍的主力之下，還要同時面臨著張士誠的威脅。

這一回，朱元璋雖不聽從劉基的勸阻，但他對讀書人的見解，向來總是很尊重的；比如說，他的那個“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的策略，也是一個讀書人朱升、講給他聽的。

至正十七年(1357)七月，朱元璋打下了徽州，聽說有個老儒叫朱升，很有謀略，便“親臨其室”，虛心請教平定天下的辦法；朱升捻著鬍子，說三個字、便頓一頓，一共送給九個字: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高築牆”，是指鞏固防禦；

“廣積糧”，是要加強生產，保障軍需；

至於“緩稱王”，亦即不要獨樹一幟，以免樹大招風；這個建議，充分考量了當時的局勢。

安豐之戰以前，朱元璋所佔地盤的位置，東邊是張士誠、方國珍，西邊是陳友諒，北邊則是小明王；而小明王的隊伍，正在與元軍的主力奮勇作戰呢，朱元璋繼續打著小明王的旗幟，其實是讓小明王替他抵擋著元軍。

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佔領了南康、建昌、饒州、蘄州、黃州、廣濟等地，又下撫州；勢力已經很壯大了，他也僅是接受了小明王“吳國公”的封號，仍是採取“緩稱王”的策略。

緩稱王，也就避免了成為周邊群雄的攻擊物件；這樣，他便可以繼續鞏固根據地，比如興修水利，廣開屯田，從容地儲備糧草，並對軍隊進行擴充和訓練。

也沒過了多時，他已經是廣土眾民；軍隊也有了強大的實力，完全可以與群雄或元軍，打一個硬仗了。

反觀劉福通的最終覆滅，策略上的失誤，是個主要因素。

劉福通是明教中人，他發動紅巾軍起義，還擁立了小明王，用以號召天下、反抗元朝統治，一時間也是聲勢浩大。

但他又是北伐，又是西進，還有一路人馬橫掃遼東，一直打到高麗，然而，這是“四面出擊”，兵力也幾乎消耗殆盡，“數攻下城邑，元兵亦數從其後復之，不能守”，他後來竟連一個根據地也不能保住，自身也死於安豐。

再看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這些人，都曾急忙忙稱王、稱帝，自我感覺雖也很好，只是好日子都沒過多久。

長期的征戰中，朱元璋認識到了讀書人的有用之處；朱升、李善長、劉基、宋濂、馮國用、葉琛、章溢等飽學之士，也都成了他的重要謀士。

這些人也都是儒家學說的傳承者；在與之親近中，朱元璋也逐漸認識到了、儒家學說的利用價值。

起初，朱元璋作為一個宣傳“明王出世”的明教徒，還作為一個紅巾軍將領，卻要請人講解儒家學說，似乎有點滑稽；但到了小明王的主力被元軍消滅了以後，他也就跟著儒士們，開口閉口地把紅巾軍稱作“妖寇”、“妖賊”了，忘記了自己的從前似的。

至正廿六年(1366)，亦即溺死小明王這一年，朱元璋在討伐張士誠的檄文中，第一次公然指斥紅巾軍，把他們說成是使用妖術、殺人放火的匪軍；因為看出他們不能成事，早就劃清了界線。

檄文中這樣寫道:

由於元朝政府“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謁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以治世，以蘇困苦，聚為燒香之黨”；

“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千端萬狀”。

在這篇檄文中，他指斥明教是愚民的組織——打擊了燒香黨，否定了彌勒佛；而對於紅巾軍，更是破口大罵，說他們殺戮士大夫，罪大惡極——這樣也就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全部事業。

更覺有趣的是，檄文中列舉出張士誠的八條罪狀，竟有七條是罵他不忠誠於元朝、禍害了元朝庭；你搞什麼詐降啊，你不貢錢糧，還害死了元朝大臣。

摘錄原文幾條，於下:

“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

“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右丞，其罪五也。”

“佔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

只有第八條才是說及本意:

“誘我叛將，掠我邊民。”

假如不聯絡上下文來讀，人們容易誤會為，這是一篇元朝庭所寫、聲討張士誠之罪的檄文；因為其觀點，完全站在了元朝庭一邊。

元朝已經腐朽，當然也是必須覆滅的；至正二十八年(1367)十月，朱元璋下達了進軍北方、討伐元朝的命令。

第二年的閏七月，徐達、常遇春兵入通州(今屬北京市)，元都震動，順帝率后妃太子等連夜出了居庸關，逃往上都；從此，結束了蒙古族對中原八十九年的統治。

北伐軍出師之前，宋濂也代擬了《討元檄文》；文中說: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以內，罔不臣服，此豈人為，實乃天授。”

既然“北狄入主中國”是“天授”的；你朱元璋為何又要北伐、推翻這個政府呢？

檄文是這樣說的；元朝初期，“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

“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庭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

“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

從以上的所引裡，處處可以感受到儒家關於“君臣之道”的思想氣息；除了“君權神授”的“天命論”之外，“禮義治國”的儒者論調，也為伐元而代、提供了依據。

元朝庭是衰敗於不講儒家這一套學問；起初入主中國，“君明臣良”，還能夠綱維天下，但是到了後來，“元之臣子”卻“不遵祖訓，廢壞綱常”，不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

朱元璋還表示，他要把被弄壞了的儒家綱常恢復過來；這樣的號召，自然得到了儒生、士大夫的認同。

儒家觀念中，原本就有“夷夏之別”的成份，朱元璋也加以發揮。

檄文中說，由蒙古人統治中國，這是“冠履倒置”，應當恢復漢人的統治地位；漢人怎麼樣生活，應該用自己的方式，要儲存漢人原有的文化系統。

在北方的漢人中，這個號召激起了廣泛的響應，同時也瓦解了元朝治下漢兵的敵對心理。

總之，朱元璋從前參與明教和紅巾軍，是要破壞腐朽的現存秩序；此後，他要恢復原有的儒家文化思想的系統、及其社會秩序，搖身一變，他也就成為儒家學說的大護法了。

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初一，朱元璋即吳王位之時，他的思維與行動，已經很重視儒家的“綱紀禮法”；他於一次退朝後，這樣對相國徐達說:

“你們為百姓著想，既然推舉我做了吳王，可知建國之初首先應當考慮的是什麼？就是正綱紀。”

這句話，意思很明白；從今以後，雖然都是一起幹過來的哥兒們，也應當有君臣尊卑之分，必得講究等級名份了。

他聽說功臣家裡有僮僕、逾禮越法，當即還把徐達、常遇春等人叫去訓示:

“小人無忌憚，必須及早懲治，就象治病去根。若是隱忍姑息，必將受害。”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於應天(南京)登基做了皇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儒家的思想觀念，也被作為鞏固皇權的手段使用；比如新朝的詔書，採用“奉天承運”為題頭，這就是依據了“天命論”觀念。

但他對待儒家學說，卻始終仍是“為我所用”，永遠以此作為行動的出發點；有這樣一個故事:

洪武三年，朱元璋開始讀《孟子》這本書，讀到有多處文字，對待君王很不客氣，便大發脾氣；他這樣對人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

洪武二十七年，出於加強文化專制的需要，朱元璋又想起了這件事來，便命老儒劉三吾，負責編篡《孟子節文》；原書共有85條文字被刪，例如這些句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朱元璋對於先聖的嘰嘰咕咕，本來就有點煩厭，但對於儒士改變了和善態度，並且加以高度的警惕，據說是起始於以下這件事。

朱元璋雖然不是士人出身，卻一直很注意徵儒闢士，並很重視他們的意見，終於引起了武臣們的不滿，覺得便宜了讀書人。

當時勳貴武臣多是淮北人，士大夫則多為江浙人，一北一南，鄉籍觀念促成了宗派集團；於是，便有人在朱元璋面前挑撥說:

“文人善於譏訕，往往使人受了譏訕還不知道。比如，張九四後來改名叫作張士誠，就是受到了愚弄；《孟子》上說，‘士，誠小人也’，被人罵了一輩子，他卻還矇在鼓裡。”

朱元璋一查《孟子》，固真有這樣的句子，從此便多了一具心眼，很反感儒士。

其實，這只是一個傳說而已。

朱元璋對待儒士的態度，前後期也確實大不相同，但這隻與他不同時期的處境、以及儒士在當時的作用，是相關聯的；他做了皇帝以後，權力已經鞏固，便把重點放到了對於儒士的控制使用上。

因為朱元璋知道，跟隨他的這批儒士，都有一定的能量；他們學問好，計謀多，還有號召力，假如與武將們勾搭在一起，玩起什麼花樣來，麻煩也就多了。

即便如劉基、葉琛、章溢這幾個大儒，人品都說是很好，但他們原先是做元朝的官；朱元璋平定了大半個浙東地區以後，請他們出來幫忙，卻總是用好話辭謝，實則是嫌惡紅巾軍的氣味不對。

所以，即便是宋濂這樣天性誠謹的人，有一天請人喝酒，也被朱元璋注意到了，派人偵視；還在第二天當面發問，有哪幾個人，備了什麼菜，宋濂老老實實回答，朱元璋笑說:“全對，沒有騙我。”

吏部尚書吳琳告老回黃岡，朱元璋派人察看，遠遠見到一個農人在插秧；使者走上前問:“此地有吳尚書這人不？”農人叉手回答:“琳便是。”使者覆命，朱元璋也就放心了。

儒士信奉的是孔孟之道，很講究一個“君臣大義”，你朱元璋為何還對他們不信任呢？

這個還真不能就可信任的；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歷朝歷代，多少儒臣謀權作亂，他們不也是熟讀儒家經典？退一步說，即使沒想過謀害皇帝，貪官汙吏仍是那麼的多，難道是聖賢們教過他們貪汙麼？

朱元璋喜歡這樣說，“朕本淮右布衣”、“出身寒微”、“起自田野”；他經歷過的苦難確實很多，“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於是，他就只相信自己的經驗與判斷。

他重視有學問的讀書人，也懂得如何滿足他們的虛榮，卻也總會猜度這些人彎彎曲曲、花花綠綠的心理，有時聯想還很豐富、過於敏感。

羅復仁，是弘文館學士，說一口江西話，質直樸素，朱元璋叫他作“老實羅”；有一天，朱元璋忽然對自己的這個評價也產生了懷疑，到底是個真老實，還是個假老實呢？

於是，他便出其不意去到羅家。

羅家的幾間房子，就在城外邊一個小衚衕裡，東倒西歪，破破爛爛；羅老實正扒在梯子上粉刷牆壁，忽見皇帝到來，著了慌，趕緊叫他老婆抱一個小杌子，恭請皇帝坐下。

朱元璋見他真個如此之窮，也老大過意不去，便說:“好秀才怎能住這等爛房子！”即刻賞給城裡一個好房子。

學問很好的儒士，也是會暗地裡貪汙的，這個必得防範；但朱元璋更懼怕他們起了什麼反叛之心——想來想去，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出來做官，既可博得“禮賢下士”的好名聲，還可以置於自家的直接監管之下。

可當時有些名氣的儒士，卻都怕了皇帝的嚴刑峻法，偏偏躲在山間、鄉下，不肯出來做官；朱元璋便下令地方官，用種種方法逼迫他們出來，竟然出現這樣的景象:

“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

但朱元璋也有另一番自己的道理，他恨恨地說:

“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誹謗，皆說朝庭官難做。”(《大誥·奸貪誹謗第六十四》)

他還立下一條法令: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大誥二編·蘇州人才第十三》)

儒家之教，就是臣為君用啊！你們這是“自外其教”，豈有此理！

大名府名儒秦裕伯避亂寓居上海，兩次徵召而不至，朱元璋就寫了親筆信威脅說:“海濱居民好鬥，裕伯身為智謀之士而堅留其他，將來恐有後悔。”秦伯裕接信後，無奈地即刻應徵赴京。

臨海縣儒士陶凱獲知使者將至，預先隱避；朱元璋便對使者說:“陶凱如果不來，把他九族以內親黨的腦袋割來。”陶凱也只得乖乖上路。

蘇州文人姚潤、王謨，被徵召卻推託不去，結果都被斬首示眾，家產籍沒。

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各自截掉左手拇指，立誓不做官；便被押赴京師面審。

朱元璋問:“昔世亂居何處？”

答曰:“紅寇亂時，避兵於福建江西兩界間。”

“紅寇”指紅巾軍，這個答話觸犯了朱元璋的忌諱，押回原籍處決。

朱元璋不僅砍掉了一大批儒士的頭顱，而對他們施行的精神摧殘，也是史上也很突出的——他有兩個絕招兒，一個叫作“庭杖”，是從胡俗裡引進的；另一個叫作“八股文”，卻是他的獨創。

柏揚在《華人史綱》一書裡，描述了“庭杖”場景，不僅是施加肉體痛苦，更為了羞辱與摧毀人格:

“……左邊站小宦官三十人，右邊站錦衣衛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獄吏百餘人，都穿短衣短褲，手執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讀皇帝的詔書後，‘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獄吏捕上來，摔伏倒地，用麻布把他從肩膀以下綁住，使他不能轉動。再把他雙足用繩索綁住，由壯士四方牽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時，受刑人痛苦難忍，大聲哀號，頭面撞地，塵土塞滿口中，鬍鬚全部磨脫。”

至於“八股文”，則為取士的科舉所用；專以程朱註釋的四書五經命題，根據程朱理學的思想原則，按照題義要求，“代聖人立言”，從思想內容、文章體制、行文氣勢，都得模仿古人，不得自創——這樣也就禁錮了儒士的自由思想。

又做出一個規定，“非由科舉者，不得為官”；於是，普天之下，“父以勤其子，師以嚴其弟。瘁朝夕，歷寒暑，略吉凶，疲老少”，儒士們卻總是年復一年、代復一代，心陷桎梏而不以為非。

“八股文”這個招兒，與“庭杖”在形式上似乎有了懲罰與鼓勵的區別，但其目的，都是為了馴伏儒士，教會他們怎樣做個朱家王朝的合格奴才。

人們看到了朱元璋創始“八股文”的史實，以及《明太祖實錄》中稱讚儒家學說的好言語，也時會於恍惚間，覺得朱元璋是真誠信仰儒學的，還真心愛惜儒士呢；其實，他對於儒家學說以及儒士，從來只存加以利用的企圖。

朱元璋與儒士的真實關係，有這麼一個故事，簡單明白地做了註釋。

茹太素是洪武初年舉人，因上書稱旨授官，後來官至戶部尚書；一日，朱元璋賜宴便殿，親自賜給他一杯酒，還吟了兩句詩:

“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

茹太素叩頭謝恩，也續韻和了兩句:

“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

他表示了自己剛直不阿的性格、遇事一定會直諫；可不久，卻貶為御史，坐罪與同僚十二人、戴著腳鐐辦公，他最終還是不免死於刑法，果然是“白刃不相饒”。

朱元璋還有一首詩《不惹庵示僧》:

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

山僧不識英雄漢，只憑嘵嘵問姓名。

這才是他的真實面目——說好聽點，朱元璋是一個草莽英雄；他豈會被儒家學說及其什麼“君臣大義”所拘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