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農牧區分立和對峙的格局經歷了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國新石器時代農業遺址一般呈現以種植業為主、農牧採獵相結合的經濟面貌，與營農氏族錯雜並存的是以採獵為生的氏族部落，遊牧民族尚未形成。

後世的牧區情形也是如此。如西戎興起的甘肅青海地區和匈奴興起的漠南河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當時屬中原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地方變體，而後來東胡活動中心的遼河上游地區則分佈著發達的定居農業文化——紅山文化和富河溝門文化。晚至黃河中下游地區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同時或稍後，遊牧部落才從西部、北部和東部的某些地區陸續出現。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齊家文化，仍以種粟養豬為主，但巳形成適於放牧的羊群。相當於中原夏代的四壩文化和卡約文化等畜牧業逐漸佔居主導地位，並隨著人口的增加、氏族分化和活動地區的擴充套件形成遊牧民族。這些以氐羌族為主體、被稱為“西戎”的遊牧或半遊牧部落群首先強大起來，逐漸向中原進逼，迫使周王室從鎬遷到洛邑。從西周中期至春秋時代，形成“華（農耕民族）夷（遊牧民族）雜處”的局面。西戎人以養羊為主體，他們和華夏各國打仗都採用歩戰，說明當時他們還不會騎馬。到了戰國，隨著黃河流域大規模開發，進入中原的遊牧人基本上接受了農耕文明，融合為華夏族的一部分。與此同時，除了部分羌人仍在甘青地區活動外，又有以騎馬為特徵、被稱為“胡”的遊牧民族在北方崛起。後來，匈奴把北方草原這些原來互不統屬的遊牧部落統一起來，並與羌人聯合，形成威脅中原農業民族政權的強大力量。這樣，農耕民族統治區和遊牧民族統治區終於在地區上明顯地分隔開來。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黃河以南鄂爾多斯地區，聯接和修築萬里長城，標誌著這種格局被進一步固定下來。

中國農牧區分立格局形成後，農牧區的界線並非固定不變，在不同時期互有進退，總趨勢則是農耕區和農耕文化的擴充套件。而進入農區的遊牧人都毫無例外或遲或早地被農耕文化所同化。

戰國秦漢是農區向牧區擴充套件的重要時期，擴充套件的方式主要是移民實邊和戍軍屯墾，擴充套件的主要結果之一是在農區和牧區之間造成了一個頗為廣闊的半農半牧地帶。它是原戎狄的遊牧區，以後遊牧人被排擠或融合，農耕在這裡發展起來，但仍然保留比較發達的畜牧業。司馬遷說“龍門（今陝西韓城）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又說涼州（今甘肅境）“畜牧為天下饒”，就是指西漢疆域內這個半農半牧區。漢武帝在河套地區和河西走廊等地大規模移民實邊和屯田，同時大興水利，推廣耦犂、代田法等先進工具與技術，使該地區成為全國農牧業生產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尤其是河西農區的建立象插進牧區中的一根楔子，把遊牧的匈奴人和羌人隔開，同時把中原農區與南疆分散農區聯結起來。漢代的屯田還深入到西域和羌人活動的青海河湟地區。在東北地區，燕國和秦漢相繼用兵東北，佔領遼河東西等地區，透過置郡屯戍，大批漢人進入東北，鐵器牛耕等隨之傳入，開創了東北農業的新局面。遼東遼西從此成為中原農耕文化向東北擴充套件的橋頭堡。除了屯戍以外，流移或被俘進入牧區的漢族人民對農耕文化在當地的傳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東漢末年以來匈奴、羌、氐、羯、鮮卑等族的內遷和南下，出現了與秦漢相反的牧進農退的變化。這些民族原來都以遊牧為生，有的雖然內遷巳久，逐步適應了農耕生活，但在戰亂頻仍、荒田遍野的情況下，難免部分地恢復舊日的習慣。在原農區東北部，由於烏桓、鮮卑的南遷，尤其是鮮卑慕容氏在薊燕地區多次建立割據政權，燕代一帶實際上成為半農半牧區。在西北部，黃土高原和河套地區多為南下的遊牧人所據，農耕區退至關中北山和山西呂梁山一線以南。河西走廊魏晉和前秦時農業尚較繁榮，十六國後期農業衰落，北朝時回覆到以牧為主；北魏國家牧場正設定在這裡。北魏甚至在洛陽附近黃河南岸廣闊地帶設定牧馬場。中原農耕文化經受了一次嚴峻的歷史考驗。不過，內遷各族在與漢族接觸中都或遲或早接受農耕文明，並逐步與漢族相融合。例如活動在黃土高原的匈奴後裔稽胡人北朝時巳轉以營農為主。即使與漢族接觸較晚的拓抜鮮卑部，在建立北魏前已經在河套平原、銀川平原和河北地區屯田，成績顯著，又把山東人民遷到平城一帶，計口授田。為了抵禦柔然人的侵擾，北魏在赤城（今河北赤城）至五原（今內蒙五原）一線修築長城，儼然以農耕文明的保衛者自居。這也清楚地表明，長城作為農牧分割槽的標誌，實質不在於區別不同的種族，而在於區別不同型別的農業文化。這一時期農耕文化向遊牧區擴充套件沒有停止。西域農業繼續有所發展，吐魯番盆地魏晉時是中原王朝屯田基地，以後建立的高昌國，水利發達，谷麥一歲兩熟，成為西域地區主要農業中心。在東北，慕容鮮卑建立的前燕招募漢族流人，對遼東地區農業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隋唐是農區和農耕文化再度擴充套件時期。這一時期半農半牧區界線與漢代差別不大，但該區內部農業比重卻有明顯增加。河套和河西地區屯田水利有了新的發展。後套黃河兩支間得到深入開發，唐徠渠的建成使銀川平原灌區向北擴充套件，黃河兩岸平原盡成旱澇保收農區。河西經唐初百餘年經營，農桑蕃盛，士民殷富，糧食自給有餘，有時還能調入內地救災。呂梁山西，銀綏兩州之南，農耕比漢代有顯著發展。唐代在隴右、陝北乃至西北遍設牧場，表明這一地區牧業也比較發達。與漢代大量移民實邊不同，唐代廣泛吸收少數民族內附，使之逐步向農耕文化靠攏。如在陝甘蒙交界地區設六胡州，安置內遷遊牧人。鄂爾多斯高原在隋唐時基本上是遊牧人的天地，農耕反遜於漢。隋唐時西域重新歸入中原帝國版圖。唐代在這裡廣開屯田，屯田重心除在吐魯番盆地外，又發展到山北的庭州（今吉木薩爾北），並向西推進到怛羅斯（今江布林）。從漢到唐，新疆，尤其是南疆農業有了長足進展，以致唐末回紇西遷新疆後，不得不接受當地的生產方式，由遊牧過渡到定居農業。唐朝還攻滅高句麗，把勢力伸展到遼東以至北韓半島。突厥族和契丹族在唐朝農耕文化的影響下，種植業有所發展，其遊牧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中唐以後，情況又有所變化。河隴各地被吐蕃佔領，許多地方轉化為牧場。唐收復失地後，農耕地區有所恢復，但遠比不上盛唐時代。由於吐蕃勢力的擴充套件，党項、吐谷渾、沙陀等遊牧民族多被迫內遷，分佈於靈、慶、銀、夏諸州（今寧夏、陝北一帶），並東渡黃河，以至於陘嶺以北。這一地區，宋代出現了西夏王朝。甘肅、青海則多為吐蕃餘部所據。這些民族雖在與漢族接觸中逐步學得農業技術，但在相當長時期內仍從事畜牧業。上述情況使畜牧業比重在一個時期內明顯上升，但並未改變秦漢以來半農半牧區的基本面貌和界線。唐代以後的又一個重要變化，是對中原農區構成威脅的遊牧人，主要巳不是來自西北，而是來自東北了。起源於東北的契丹、女真、蒙古族相繼進入中原，分別建立遼、金、元王朝。它們的統治使黃河流域農業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壞，但農區以種植業為主的格局並未改變。契丹人在宋朝割讓的燕雲十六州等地統治基本上照顧了農耕文化的固有特點。蒙古人雖一度想把漢區農田改為牧場，但很快就認識到不能把遊牧方式照搬到農區。元世祖建立勸農機構，制定勸農條例，組織編寫農書，以恢復和發展中原的農耕文化為巳任。又致力於河套等地區的水利建設和河西屯田等。與此同時，農耕文化也加速向北方草原伸展。契丹人很早就重視農業，他們以“投下軍州”的形式把俘獲的漢人、渤海人、高句麗人集中建立居民點，從事農業生產，使草原上出現插花式農業點。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把中原和遼東本土的大量農業人口遷往其起源地黑龍江，使東北地區農業有了突出發展。蒙古人統治期間，相當重視蒙古地區的經濟開發，在克魯倫河、葉尼塞河上游屯田，尤以益蘭州和稱海兩地最佳，單純遊牧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變。在新疆和西北也開展了屯田。當時新疆社會比較安定，農業生產有所發展。

明淸時代，中國農牧區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關鍵時期。明代統治區域西部不過嘉峪關，新疆、漠北以至河套地區的大部分為遊牧的蒙古人所佔據。但明朝轄內的半農半牧區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基本上轉化為單純的農區，從而結束了該區長期以來農耕和遊牧兩種生產方式拉鋸式進退的局面。明政府鼓勵墾荒，又實行大規模屯田，尤以西北為最。軍民商屯並舉，在黃土高原，“即山之懸崖峭壁，無尺寸不墾”，原來的遊牧地基本消失。明政府只在六盤山東西固原、會寧和陝西西北隅定邊、靖邊諸縣設定一些馬苑。在河西的屯田扭轉了這一地區自中唐以來牧重於農的狀況。作為九邊重鎮之一的銀川平原也獲得進一步的開發。明初曾遷江淮齊魯居民到東北屯墾，當時有“遼東皆沃壤之說”。明築邊牆，從山海關往東北到今遼寧省開原一帶，再折向東南，直到鴨綠江邊，大體把種植業比較發達的地區圈到裡面。滿族入關建立清朝以後，合內地和草原為一家，結束了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長期軍事對峙的局面，內地與北部、西部少數民族之間的民間貿易和文化交流更廣泛地展開。又由於人口激增，耕地吃緊，傳統牧區成為人們開闢新耕地的重要方向。東北、內蒙、新疆、青海等地都由此獲得進一步開發。傳統遊牧民族統治區中不少地方轉化為農區或半農半牧區，單一遊牧經濟的面貌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了恢復明淸之際戰亂中受到破壞的東北農業，清初一度鼓勵農民出關開墾，乾隆初年以後又實行全面的封禁，以確保旗人對東北土地和資源的壟斷，但衝破封禁進入東北的內地流民有增無巳，並逐漸從南向北發展。清政府實行旗人移墾戍邊政策，實際上也引發了漢人的墾荒熱潮。在漢滿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雍正以後遼東巳有糧食外運，吉林、黑龍江的開發也獲得較大進展，為東北建成中國近代重要農業區奠定了初步基礎。經過元末戰爭，退守漠北的蒙古人幾乎完全回到單純的遊牧經濟。後來蒙古人進入漠南，嘉萬之際，俺答汗招徠漢民，大力開發古豐州川，部分蒙古人也從事農業。入清，政府採取扶持蒙古人發展農業的政策，而漢民的大量流入成為推動蒙古地區農業發展的主要力量。清初雖然實行蒙漢分治、蒙地禁墾政策，但不久就發生了鬆動。經過各族人民將近一個世紀的辛勤勞動，以卓索圖盟為主的蒙古東部地區，歸化城土默特地區，察哈爾南部地區，伊克昭盟南部的河套部分地區，被開發成穩定的農區和半農半牧區，使蒙古部眾和邊外漢民的糧食獲得基本解決。如果說淸代東北、內蒙的開發以流民自發移墾為主，新疆的開發則是主要透過政府有計劃的屯田實行的。新疆屯田以巴里坤為門戶，分別向天山北路和南路延西推進，尤以伊犂、烏魯木齊屯田規模最大。參加屯田的有漢族、維吾爾族、錫伯族、滿族等各族人民。隨著農田水利的興修，耕地面積大幅度增加。北疆農業的巨大發展，從而改變了長期以來單一遊牧經濟的局面，正是從淸代新疆屯田開始的。

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農業中，農區和農耕文化處於核心和主導地位。農區文化對牧區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牧區文化對農區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而這正是以前研究的薄弱環節。事實上，歷史上牧區向農區輸送牲畜和畜產品是經常的、大量的，對農區的農牧業生產是很大的支援。這在半農半牧區表現得最為明顯。漢唐政府在這一地區設定的牧場，私人大牧主在這裡經營的大型畜牧業，很多是靠從牧區取得牲畜源源不斷的供應。原產北方草原的驢、騾、駱駝等，漢初還被視為“奇畜”，漢魏以後巳成為華北農區的重要役畜了。農區畜種的改良，往往得力於牧區牲畜品種的引入。甘青馬、西域馬、蒙古馬、東北馬等，都對中原馬種改良起了巨大作用。中原羊種原屬羌羊系統，隨著中原和北方遊牧民族交往的增多，華北地區成為蒙古羊的重要擴散地，中原羊種因而得到了改良，而與原來羊種迥異。太湖流域著名綿羊地方良種——湖羊，也是在蒙古羊基礎上育成的。唐宋在陝西育成的同羊，則兼有羌羊、蒙古羊和西域大尾羊的血統。等等。牧區的畜牧技術對農區也有影響。騎術是從北方草原民族傳入中原的，“胡服騎射”就是其中的突出事件。這些技術往往是透過內遷、被俘、被掠為奴等途徑進入中原地區的牧區人民傳播的。曾做過漢武帝馬監的金日磾就是被俘的匈奴人。中國古代華北地區農業科技的經典《齊民要術》記述馬、牛、羊等牲畜牧養、保健和畜產品加工技術頗詳，這是與當時大量遊牧民進入中原有關的，這些記載中即應包含了牧區人民的珍貴經驗。如書中稱羊膿病、口頰生瘡為“可妬渾”，顯然是胡語的音譯。中原從遊牧民族統治區引進的作物也為數不少，除人們所熟知的張騫鑿空前後引進的葡萄、苜蓿等外，僅就《齊民要術》看，就有不少來自胡地、冠以“胡”名的作物和品種，如胡谷、胡秫、胡豆、胡麻、胡桃、胡瓜、胡葵、胡蔥、胡蒜、胡荽、胡慄、胡椒等。該書中所載的竅瓠、批契等農具，亦應來自東北民族地區。

準確地講所謂華夏民族是一個多部落融合形成的族群，其中也是有少數純遊牧部落的，只是數量上很小，這是與當時黃河與長江流域的地理環境不適合遊牧而造成的。絕大多數的原往民部落是從捕獵（魚）和採集逐步發展到農耕文明的。農耕與遊牧並無貴賤之分，只是謀生的手段不同。而隨著農耕技術的迅速提高，文明和財富相伴而來，這就讓周圍遊牧民族要麼心嚮往之（如鮮卑）、要麼就是覬覦財富和物品（如匈奴、女真、蒙古）。於是，每當中原政權強大時，他們就要求通商；中原政權衰弱時，那就搶奪來的划算了。為什麼如匈奴等遊牧民族不肯完全歸化為華夏民族的原因，這說起來很複雜也無考，可能是自古以來受盡鄙視而形成的逆反心理的影響。但也有可能有個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原因：華夏民族的低層民眾是無條件長年吃肉的，而燒烤羊腿的香味對遊牧民族的誘惑已經大到無法割捨的程度！

文明是多點起源，全世界幾乎同一時期，人們從採集狩獵進入農耕文明。華夏族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融合的結果，其主要發源地在今天的河南，陝西，山西，河北，山東，江蘇，安徽等一帶，這些地方的先民有條件直接從採集狩獵過度到農業文明。

為了更好的認識這一現象，我們從後往前推。在華夏族的主要發源地，現在已經發現最早的先民遺址有中原的裴李崗文化遺址，華北的磁山文化遺址，以及西北的大地灣文化遺址。他們之間不是相互影響的關係，比如磁山文化遺址被發現的時候，最初是被認定為裴李崗文化遺址的，但細心的考古專家發現有一定得區別，所以就以磁山文化遺址重新命名，這也充分證明文明是多點起源的。

既然文明是多點起源，那麼我們從華夏族起源的重要的一支，中原裴李崗文化遺址說一下吧。裴李崗文化遺址已經是農業文明，有成規模的村落，有手工陶器，有自己的喪葬文化，有原始的農業，有畜牧業和以漁獵為輔助的其他產業。到這裡，其實已經可以回答題主的提問了，在我們形成華夏族之前，我們的先民已經發展出農業文明，所以，華夏族根本不用經歷遊牧階段，兩者在地域上也是相去甚遠，順便在這裡駁斥一句，說炎黃二帝是古羌族遊牧民的可以歇著了，比炎黃早2000-3000年的裴李崗先民已經進入農業文明，又過了那麼多年，似乎完全不用古羌族剛下馬的牧民，來教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吧。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去探尋一下人們是如何從採集狩獵發展成農業文明的吧，為了區分開，我們把採集狩獵時期的人類，稱為智人。雖說是採集狩獵，但智人時期，人們的主要能量來源還是採集。這也是人類長期處於母系社會的重要原因，因為女性採集獲得的能量比男性狩獵獲得的能量多，而且更加的穩定，對部落貢獻更大。人們在採集能量的同時，也在獲取知識，哪些東西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有毒，哪些能用來治病。智人想要生存，必須對周圍的環境瞭如指掌，周圍的山川，河流，是否有毒蛇猛獸，如何防範等等，掌握這些資訊需要不斷的實踐和總結。智人為了生存，必須同大自然做鬥爭，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人們開始留意哪些植物可以種植，哪些禽獸可以蓄養。這些知識儲備達到一定量的時候，量變到質變，人們開始熟練掌握一些規律和技能，慢慢的篩選出合適的作物和家畜，逐漸的就定居下來，發展成農業文明。

你要好好學習歷史課，人類歷史上的兩次大分工，第一次是遊牧部落從漁獵部落中分離出來，誕生了遊牧民族，第二次是手工業者從農耕生產中分離出來產生了城市文明 。人類社會在舊石器時代都是靠採集漁獵生活，到了新石器時代，由於農耕生產的進步，馴養了許多家畜，比如牛羊豬，而牛羊多了就要放養，這些放養牛羊的人後來就變成了逐水草的遊牧民族，比如與華夏同根的藏族。而華夏民族是人類最早進入農耕時代的民族之一，由於地處溫帶氣候，黃河流域土地肥沃，適合農耕生產，不時候遊牧。

世界終於糾正了中國史學界所謂專家們的千百年謊言。

十多年前我就發貼否認中華文明在中原的說法，肯定良渚文明才是中華文明發源正統，結果被各大網站封了十幾個號。地域利益把民族文明發源作為一個自己符號，一直在歪曲左右我們對自己民族的認知。

中華黃河，北方文明證據在那呢？歷史是要以考古證據說確定的，那些專家們沒證據整天瞎扯，胡吹抬高中原倭化江南諸省，典型的自卑意淫。也怪不了世界學術界會認為；中國華文明是外來西方人傳入的誤解。 石器時代文化與文明起源並不是同一個概念，非洲黑人，澳洲等地方土著人也有幾千年的自己文化傳承，但從沒有他們文明發源這說法。

就算是中華土著文化最早也不是中原北方，南方浙江，湖南，廣西等地發現的古人種植水稻有一萬二千多年，但這隻能是古人部落文化，能算文明發明嗎？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北方產玉，但只是生活用品，裝飾品，玩具類，這與江南良渚同時代把玉作為精神信仰，及身份，祭祀文化高度，這是同一個概念嗎？國內一些專家們連這常識也不懂嗎，一直刻意混淆只能說明是個人情感目的主導嚴肅的文化研究方向。

談文明發源，首先要尊重考古與文明傳承證據，用事實說話。 世界學術界承認的”中華文明發源地”是”浙江的馬家浜文明”，是”世界二大農耕文明發源地之一”。其後的”良渚文明”有完整的考古證據鏈證明這種文明的傳承！” 中華文明靈魂核心的代表，水稻，絲調，茶葉，文字，磁器，青銅器，榫卯結構，玉文化，龍文化等等，那個發源在黃河流域了？全圍繞在江南杭州周邊地區，這絕對不是什麼巧合。

谷歌，百度等搜尋上找，”大英百科”唯一有記錄的是浙江的馬家浜文明。2013年在浙江平湖發現的”良渚文字”距今5000多年。 7000多年前浙江”馬家浜人”就大規模人工種植水稻了，4500多年前的”炎帝”是如何教比他早3000年的祖先農耕的？先入為主的“北方中原發源說"更多的是主觀先定位，然後再找證據，近代中國找了百年，有的只是否認北方中原這一說法不可信的證據。

我說的這些全是有據可查的，中原文明說的磚家們卻視而不見。中原人炎帝圖騰是牛，黃帝圖騰是熊，蚩尤的圖騰是牛鳥，只有百越的圖騰崇拜的是龍！龍居大海。中原小池塘也是海的概念？連龍的發源也會睜眼說瞎，太可笑了。

有的專家們是為了利益，把一塊普通紅山的玉豬蟲，非要說成是玉豬龍就是有利益關係。紅山人崇拜過龍的證據有嗎？這麼簡單的常識會不知道？用一個孤證歪曲事實就是為了利益，把紅山玉抄成天價才是不良專家們的目的，現在的專家道德缺失太多了！

今天，良渚申遺成功，世界正式公認了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發源史，就在江南的浙江杭州嘉興這一帶。中原的石器時代冒充是中華文明發源地的謊言被徹底揭穿了。那條所謂“紅山玉豬龍"的真相也大白天下，假的永遠真不了！那個玉豬龍的認定者專家應當向全體華人謝罪，民族的祖宗能亂論嗎？你的職業道德與良知何在？

人類的農耕世界和遊牧世界幾乎是同時形成的，所以不存在只有華夏文明未經歷遊牧階段就進入農耕文明的情況。

大約在1萬年前，人類開始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也就在這一時期，人類開始分化成兩條不同的道路：

一 從食物的採集者變成食物的生產者，或者說是馴化了植物，並由此進入農耕社會

二 與畜牧結合，透過對動物的馴化進入了遊牧社會。

剛開始的時候，農耕和遊牧並無優劣之分。不過這個世界上適合農耕的均是雨量充足、河流豐富、土壤肥沃的地區，這樣的地區都在整個亞歐大陸偏南的大河流域。

適合遊牧的大都是雨量少、草原遼闊的地帶，分佈在亞歐大陸偏北地區。

隨著新石器時代的發展，農耕地區和遊牧地區逐漸形成了一條連綿整個亞歐大陸的分界線，這一條線大致從大興安嶺、燕山、陰山、祁連山、崑崙山、興都庫什山、薩格羅斯山、高加索山，直至歐洲境內的喀爾巴阡山。

我們現在知道，適合農耕的地區更為富饒而穩定，於是隨著剩餘勞動力的出現，手工業、金屬冶煉、建築、祭祀、社會管理等等都開始分化出來，至此人類文明便產生了，時間大約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之間。

於是亞歐大陸的兩河地區、古埃及、古印度、華夏、希臘等逐漸進入文明時代。

遊牧地區則不同，由於生產力發展緩慢，社會階層分化有限，所以始終不能進入文明社會，長期處於原始狀態。

最後，亞歐大陸南農耕北遊牧、南富北窮的局面逐漸形成，人類總是嚮往富裕的，遊牧民族亦然，於是遊牧民族不斷的南下和入侵，農耕民族不斷反擊和被征服便組成了人類數千年文明史的主線。

在入侵和反擊過程中，文明區域得以擴大，許多遊牧民族融入了農耕社會，而當近代農耕文明進入了工業時代，遊牧民族便再無優勢，農耕世界並由此產生的工業文明最終席捲全球。

正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樣，華夏族也經歷過漁獵時代，那是在3-1萬年前。當時，中原還沒有發明粟黍耕作，所以只能打獵為生。

北京周口店考古發現的山頂洞人，距今3萬年，不就是靠狩獵腫骨鹿為生嘛？順便也在河口打魚。

經過DNA檢測，山頂洞人的母系血統是RB，乃是華胥氏的血統。說明，3萬年前，華夏族的祖宗「華胥部族」就在華北狩獵打魚。

到了1萬年前，華北終於發明了種植粟/小米、黍/黃米。

泰山腳下的伏羲O3血統，不但耕田，而且仰賴泰山打獵，雙管齊下，所以，在華北物產最豐富的，第1個率先步入父系氏族。

母系氏族，不就是因為男人打獵、經常傷亡，才採用母系氏族嘛？兒女不曉得父親是誰，只知道母親是誰。因為父親去打獵了，往往就回不來了，所以，不認也罷。

不過，華夏族確實沒有經歷過遊牧時代，因為華北沒有草原牧場嘛^_^

你何出此言？原始人類都是經過狩獵生存的，經過狩獵獲得動物幼仔，從而開始了訓養。人類最先訓化的是豬、羊、雞等小型動物，所以在中國象形文字中，家字是在寶蓋下一個豕字，寶蓋代表房舍，豕即豬。然後逐漸訓化了牛、馬、驢等大型動物，從而開始了遊牧生活。黃帝部族向北發展，到達今河北涿鹿一帶，正是當時適合遊牧的地方，同時在遊牧中發現了牛、馬有代替人力勞動的價值，從而發明了車，所以黃帝又稱軒轅氏。炎帝部落向黃河以南發展，發現了火的價值並開始應用，同時訓化了植物，開始了刀耕火種，因而稱炎帝，又叫神農氏。隨著炎黃部落合併，文明的發展，遂漸開始用訓化的牛馬代替人類勞動，進入農耕文明。到黃帝十多代後，堯發明了井，並制定了農業曆法，開創了城市文明之光，結束了人類沿河而居常為魚鱉的歷史。所以井字實際是街道佈局的象形字，在堯都遺址（在今山西臨汾市以南十多公里處的陶寺遺址）發掘中，城市規模之宏大、距汾河之遠也證明了這一點。而匈奴從歷史記載也是黃帝部落向北發展的一支，這一點匈奴也自稱是黃帝后裔（當時的《史記》也有記載）。說明匈奴部落由於地理條件影響，一直從事遊牧生涯。題主說中國未經過遊牧階段，有何根據呢？

遊牧業是指靠放牧牲畜為生的一種自給性農業。這種生產方式適用於難以進行定居農業的乾旱氣候地區。直到現在，這種生產方式依然存在，雖然從事遊牧的人並不多，但是遊牧業佔據的面積卻很大，幾乎是農耕種植面積的兩倍。

西方歷史學家通常把刀耕火種稱為原始農業，將放養牲畜視為原始畜牧業，並將種植畜牧與採集漁獵分開，稱之為第一次社會大分工。

從事採集漁獵的是原始蠻野人群，這是人類社會最原始的族群。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適宜經營農業的地區，產生了了一些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活動的部落，在適宜經營畜牧業的地區，出現一些大規模放牧畜群的遊牧部落。

農業和畜牧業分別從採集漁獵中分離出來，這就是西方歷史學家們所說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並且，從事採集漁獵的人群被稱為漁獵民族，從事耕作種植的人群被稱為農耕民族，從事放養畜牧的人群被稱為遊牧民族。進一步分類，則區別出了漁獵文明、農耕文明、遊牧文明三種不同生產方式的文明。

遊牧業、採集漁獵、農耕種植是生產方式不同的農業，他們是一個整體，並不能單獨存在。人類文明社會也不可能只有一種生產方式，一種生產方式也不可能支撐其整個文明社會。就像現在，人類文明是高度發達的資訊時代，農業生產、工業生產依然是社會的基本生產方式，人類文明社會不可能只依靠知識生產而存在。

其實，無論是遊牧業、還是農耕種植、或者是採集漁獵，他們所構成的農業，依然存在於現代社會，也是現代社會的基礎。不同於原始社會的是現代社會，科技發達，改變農業的生產效率，使得糧食產量遠遠超過原始社會。

所以說，漁獵文明、遊牧文明、農耕文明、商業文明、工業文明，這樣的以生產型別劃分人類文明社會形態的方法是錯誤的。

下面具體說一說華夏族的形成，農業生產方式對華夏族形成的作用，以及採集漁獵、放養畜牧、耕作種植三種農業生產方式對華夏文明興起的影響。

每一個華人都知道，是黃帝開創了華夏文明。黃帝時代，中國正處於森林遷徙時代定點遷徙階段，森林性地理環境是人類社會賴以生產和發展的必要條件，遷徙是人類社會獲取地理環境進行勞動生產的主要方式。

森林遷徙時代，又分為三個階段：逐獵遷徙階段、隨季遷徙階段、定點遷徙階段。黃帝時代真處於定點遷徙階段。

所以定點遷徙階段，即人類人類遷徙到某一個地點時，發現這個地點有一種植物生長特別繁盛，能夠帶來大量的食物。人類便試著在這個地點刀耕火種，清除其它植物，只種植這一種植物，從而收穫更多的食物。

於是，人類在採集的同時發展出了刀耕火種的種植業。或者，人類發現這個地點有一種動物生長特別繁盛，便試著馴養這種動物，同時驅逐其它動物，在這個地點放養馴養的動物。於是人類在漁獵的同時發展出了放養的畜牧業。

定點遷徙階段，人類不再跟隨動物圖騰進行隨季遷徙，而是根據不同地點動植物的季節生長進行定點遷徙。某一個地區，因為地形的不同，動植物各有不同的生長季節。由此，人類只在某一個地區的不同地形之間來回遷徙，有草地就放養畜牧，有山林就採集狩獵，有河谷就捕魚種植。

很多地區都是各種地形交織在一起，人類會在這個地區各地形之間的位置設立一個根據地，各地形中設立許多的遷徙點。隨著季節變化，除了少數老弱婦孺留守看家之外，其他人從根據地出發，前往各個遷徙點進行採集漁獵或者種植畜牧。

定點遷徙是這個時代階段生存的根本，因為不管是從這個時代階段的社會生產力來說，還是從食物的儲存技術來說，一個地帶的某一種生產方式無法供應人類部落一整年的食物。

在黃帝時代，中國有四大部落聯盟：華夏部落、東夷部落、苗蠻部落、百越部落。華夏部落根據地在黃土高原，東夷部落的根據地在山東丘陵，苗蠻部落的根據地在雲貴高原，百越部落的根據地在浙閩丘陵。

四個大部落都是剛剛從隨季階段走出，各部落都是在山林採集狩獵，在草地放養畜牧，在河谷平原刀耕火種，在大河小河中捕魚。一般都是根據河流的汛期決定是待在河谷平原還是待在山林草地。

而且，兩大高原都是礦產豐富的地方，雖然在這個時代階段還不能開採，但是透過水流侵蝕，使得河谷盆地的土壤富含各種礦物養分，土地十分肥沃易墾，刀耕火種的農業種植產量非常高。華夏部落和苗蠻部落森林性地理環境差不多。

東夷部落和百越部落都生活在丘陵，丘陵的地形特點是低緩山崗和廣闊谷地相間，四種特色生產都有發展的地帶。

不過，相比黃土高原和雲貴高原這兩個高原，山東丘陵和浙閩丘陵面積都較小，這決定了東夷部落和百越部落各種地形的遷徙點都比較少，遷徙點少那麼可以養活的人口就少，部落就小，爆發戰爭後自然也處於弱勢。

各大部落的組織形式是部落聯盟、大部落、小部落。大部落才是部落，小部落是氏族。大山區聚集的是大部落，小山區聚集的是小部落。各個部落又分山頭，大山頭是大氏族，小山頭是小氏族。

四大部落爭奪的物件是華北大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這兩塊幾乎連在一起的中部大平原，兩大平原都是水網密佈，大小河流將平原分割為大大小小的平原遷徙點。河流泛濫，部落就離開平原回到山區。河水退去，整個部落聯盟都遷徙到平原上，大部落佔據較大的平原遷徙點，小部落則佔據較小的平原遷徙點，大氏族佔據的遷徙點多，小氏族佔據的遷徙點少。

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爆發後，百越部落和東夷部落首先被擊敗成為配角，依附於相對弱勢苗蠻部落。苗蠻部落的蚩尤與華夏部落的黃帝為奪取中部大平原爆發了多次戰爭。三個大部落的聯盟讓本來強勢的華夏部落反而相對弱小，蚩尤率先發動戰爭進攻黃帝。

不過，雲貴高原相比黃土高原，黃土高原距離中部大平原更近，本土作戰對遠征決定了黃帝的勝利。華夏部落勝利後，黃帝把根據地遷徙到有熊，也就是現在的河南新鄭市。如果將黃土高原和中部大平原視為一個整體，這個位置正處於一箇中心點，東部是大平原，西部是高原，北部是海河平原，南部是黃淮平原。

以有熊為根據地，華夏部落對其它三大部落形成了強有力的壓制。東夷部落退守山東丘陵，百越部落退守浙閩丘陵，苗蠻部落退守雲貴高原，華夏部落奪取了整個中部大平原，包括了華北大平原的海河平原和黃淮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的兩湖平原、鄱陽湖平原、長江三角洲，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

這麼一大片一大片的平原地帶被華夏部落奪取，遷徙點的數量增加十幾倍。當遷徙點增加，華夏部落人口增長，其它三大部落再也無法與華夏部落相爭了。而華夏部落各種特色的遷徙點，因為平原大面積增加，平原的遷徙點數量超過了其它特色地帶的遷徙，華夏部落的主要食物來源是平原上刀耕火種的種植業。

在中國神話中，黃帝並不待在有熊，而是四處出巡。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黃帝所謂的出巡其實是帶領部落遷徙，在不同的季節去不同的地形的遷徙點發展生產。

所謂大禹治水，就是大禹在肥沃易墾的大河流域興建了水利設施，建立了城市，然後將各種生產方式搬到城市周邊保證城市食物的供應。黃帝時代創造出文字，大禹時代則創造出了城市，華夏文明由此形成。